通脹下實體經濟最重要

進入通脹時代，生產可能會受到影響，但是通脹本身對于實物資產并不會因此而減少，通脹是價值轉移而不是價值的消失，對于已有的資產是一個再重新分配的過程，所以在通脹中肯定要有資產和財富再分配的過程，如果是伴隨著經濟危機，也肯定要有人經受損失，但是對于不同的經濟體制，到底是哪一個方面經受損失卻是可以不同的。

對于通脹我們要知道的就是通脹是有多種類型的，首先通脹就分為惡性通脹和一般受控的通脹，對于惡性通脹的歷史中國人是有非常痛苦的經歷的，而受控通脹是一種溫水煮青蛙的通脹，這樣的通脹在二戰以后，尤其是布雷頓森林體系破裂以后就一直處于這樣的通脹的長期趨勢之中。按照通脹的動力來源，通脹類型有供給不足的通脹和需求過剩的通脹，在當今世界產能過剩的時代，再大的需求也會被迅速增加的生產所滿足，這樣的通脹是有限的和難以發生的，在當今的通脹主要就是供給不足，一方面是貨幣等虛擬經濟的迅速發展導致實體經濟與虛擬的貨幣脫節，相對于泛濫的貨幣流動性實體經濟供給不足肯定就要發生通脹。另外要產生通脹的就是我們越來越多的資源、能源消費量與這個世界能夠提供給我們的有差距而產生的通脹，中國經濟發展對于資源的需求和消耗就大大增加，中國的能源消費量已經超過美國，中國需要大量進口石油，在這樣的經濟發展社會發展的物質需求下，地球所能夠提供的資源是有限的，因此必定會產生由于這些大宗商品的漲價所帶來的通脹，我們國家就是飽受緊缺資源漲價所帶來的痛苦。但是對于這樣的資源供給不足的通脹結果全球是一個零和博弈，也就是有的人在資源品的漲價中被輸入了通脹，但是同樣也有資源國家在資源高漲貴賣的過程中取得了大量貨幣可以購買大量物資造成該國供應過剩通縮的因素，而且這樣的通脹由于人們的需求是有彈性的,漲價過高需求就下降,也不會發展到惡性通脹，因此當今世界的惡性通脹的機會大為減少，除非是貨幣的投放出現了問題和正反饋，過多的貨幣投放是一定要強行的從市場中獲取財富的，這樣的原因所造成的通脹與需求通脹的彈性是不同的，這樣的通脹是剛性的，在剛性的貨幣壓力下，如果再在經濟體產生正反饋，通脹就會變成惡性通脹，在貨幣主義經濟理論下世界的目標就是注入適度的受控通脹避免社會的食利而避免惡性通脹。

在我們的過剩經濟背景下除了資源緊缺被輸入通脹意外，內部的原因惟有過度的貨幣與實體脫節才有可能造成惡性通脹，保住實體經濟不垮臺的結果就是避免了虛擬的貨幣與實體經濟的差距，也就遏制了通脹，如果實體經濟在通脹中垮臺，其結果就是原來已經過剩的虛擬的貨幣與實體經濟的差距更大，通脹就將進一步的加劇，與此同時通脹的加劇又促進了實體經濟進一步的萎縮，這樣的通脹正反饋就發生了，在不斷的反饋之下必然會把受控的通脹變成不可控制的惡性通脹。因此在通脹的模式在保護實體經濟是最重要的，保護了實體經濟就避免了通脹的正反饋和通脹演變成不受控制的惡性社會、經濟的災難。而且對于資源輸入性的通脹，如果你的實體經濟能夠生產資源國家不能生產的產品，你也可以通過提高你的優勢產品的利潤來博弈資源漲價的漁利，美國的高科技就是這樣的，美國的醫藥產品的超高利潤出口就換取了大量的資源，而且為了活命資源持有者會高價購買的，因此這樣的實體經濟體系在通脹和危機的過程中就顯得更加重要。

對于08年開始的經濟危機，我們可以看到西方已經做出了明確的選擇，就是可以讓金融機構破產而要保住實體經濟，在危機中美國放任了雷曼兄弟公司的破產，之前還有貝爾斯登，但是卻對于美國的汽車公司采取了國家強力救助措施，保住美國的實體經濟是美國在08年危機時的明確選擇。高端和強大的制造業永遠是一個國家的立國之本。德國正是通過它的精密儀器和高端制造業，而迅速崛起。當別人都在玩金融、玩虛擬經濟的時候，德國卻在老老實實地打造其高端制造業。德國人的嚴謹和務實，是它立于不敗之地的秘密。美國的制造業也是如此，美國的制造在比德國更高端的半導體方面，不僅僅是世界的高端CPU的制造被美國壟斷，更關鍵的是半導體生產的儀器、設備等等也是美國的為主，中國的、日本的、臺灣的芯片工業的背后是都要買美國的設備，最后這些設備的售價盤剝了銷售額中的主要部分。而美國的飛機制造、軍工制造更是世界的執牛耳者。如果我們把制造業再廣義一些，實際上軟件產品也是類似制造業的，而軟件工程屬于服務業，世界的產品軟件基本上也是在美國的，從操作系統到數據庫基本如此，這些都是以制造業為核心的實體經濟，相對于現代貨幣紙幣體系，所有的虛擬的東西要最終落實到實體上才有意義，所以美國等發達國家都非常清楚的一個事實就是制造業為核心的實體經濟更加關鍵，在危機和通脹的過程中首先要保障制造業等實體經濟的安全，而對于金融業等虛擬經濟的部分采取負利率和放任金融業的破產就是對于制造業的保護。而美國的08年金融危機也來自于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的脫節，美國制造業占美國非農產業就業的比例一直在下降，從1960年的28.4%下降到2004年的11%，44年中下降了17個百分點。而在絕對就業人數方面， 2005年比2000年減少了298.4萬人——僅僅有1428萬人，比戰后最低的1946年1470萬人更少。美國實體經濟創造的GDP占其全部GDP的比例已經從1950年的61.78%，下降到2007年的33.99%，美國戰后的3大支柱產業，汽車、鋼鐵和建筑業早已失去去日輝煌，取而代之的是金融服務業和房地產服務業（與美國不同的是中國的房地產更多的是開發建設而不是服務，土地的增值也來自于附屬設施的投資）。上述美國官方提供的統計數字仍舊過高的計算了制造業在其GDP中的比重。以美國福特汽車公司為例，該公司曾經是美國制造業強盛的象征之一，但宣布的財務報表顯示，福特公司出售汽車創造的貨幣利潤遙遙低于其從事金融活動獲得的收益。實體經濟的萎縮造成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的比例失調是發生經濟危機的重要原因。

而中國的情況則恰恰相反，在通脹危機下，金融業要求貨幣不貶值，讓多出來的貨幣還要有原來的價值，讓利率浮動到超過通脹的結果就是所有所有多發行的貨幣所對應的財富要從實體經濟中掠奪，實體經濟就要被擠垮。更進一步的是中國進入通脹，在中國生產型增值稅的模式下，價值沒有增長只不過是貨幣的數字變化，卻要直接導致增值稅的增加，在西方國家一般是消費性的增值稅，是對于消費性的產品征稅，稅收加在社會消費和通脹的投機者身上，而對于生產者的實業投資是免稅的，中國這樣的稅收體制下，在通脹的模式下實體經濟還要再度遭受額外的稅收盤剝，所以在08年的經濟危機中西方國家經過多次經濟危機的洗禮和改革可以有信心的說不會發展到實體危機，而中國卻實體經濟受到巨大壓力，不僅僅是中國的股市領跌世界，目前對于中國經濟發展的前景一出現了放緩的信號。保障了金融利率的收益，實體經濟就要受到壓力，實體經濟受到壓力的結果不是產品的最外漲價就是對內的人力成本的壓縮，在我們大力調控不讓CPI和PPI漲價的背景下就是老百姓的工資收入的降低，我們的工資收入占據GDP的比例是連年下降，我國居民勞動報酬占GDP的比重，在1983年達到56.5%的峰值后，就持續下降，2005年已經下降到36.7%，22年間下降了近20個百分點。如果對于老百姓的收入再進行購買力評價計算，我國的老百姓收入水平降低的還要厲害，社會收入的非正常的降低導致消費不足實體經濟就要非正常的進入過剩，這樣的過剩只有向國外輸出造成過于依賴出口的經濟和出口價格過低資源外流，一系列的問題就此產生。最后是老百姓的收入壓無可壓得時候各種社會問題就要發生了，富士康的十多次連續跳樓已經是這樣的問題最溫和的反映，而放開工資上漲又要承擔報復性上漲和報復性通脹壓力下不要讓經濟無法承受導致惡性通脹的危機或者失業率大幅度提高的就業危機，所以2010年8月6日的人民日報人民網發表文章《國經中心專家稱避免工資上漲幅度過急過高》，這樣的危險和擔憂是如影隨形的存在的。因此我們可以看到西方負利率的政策以時間換取空間把通脹的壓力和風險留在金融系統不傳導到實體經濟的重要。

對于中國與世界的不同，我們還可以從體制上進行分析，中國的貨幣政策來源完全被金融利益集團掌握。根據《中國人民銀行貨幣政策委員會條例》，貨幣政策委員會由下列單位的人員組成：中國人民銀行行長；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二人；國家計劃委員會副主任一人；國家經濟貿易委員會副主任一人；財政部副部長一人；國家外匯管理局局長；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主席；國有獨資商業銀行行長二人；金融專家三人。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國家外匯管理局局長、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主席為貨幣政策委員會的當然委員。貨幣政策委員會其他委員人選，由中國人民銀行提名或者中國人民銀行商有關部門提名，報請國務院任命。貨幣政策委員會設主席一人，副主席一人。主席由中國人民銀行行長擔任；副主席由主席指定。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中的國有獨資商業銀行行長以及金融專家，任期２年。其他人員任職期間因職務變動，已經不能代表有關單位擔任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的由人民銀行報請國務院任免。我們看到的就是中國這個委員會全部是央行提名的，任期也很短，二年的任期不足以維護貨幣政策的連續性，即使是部委的官員也與職務任期一樣不超過5年，而世界又是如何呢？我們再次看一下美國：美聯儲總部美國聯邦儲備系統 (Federal Reserve System，簡稱Fed)負責履行美國的中央銀行的職責，這個系統是根據《聯邦儲備法》(Federal Reserve Act)于1913年成立的。這個系統主要由聯邦儲備委員會，聯邦儲備銀行及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等組成。美聯儲理事會由七名成員組成（其中主席和副主席各一位，委員五名），須由美國總統提名，經美國國會上院之參議院批準方可上任，任期為十四年（主席和副主席任期為四年，可連任）。從這樣的規定我們可以看到美國的貨幣政策是總統提名和議會任命的，這些人員要對于整個國家經濟和總統負責，而且任期長達十四年，超過總統連任的任期，也就是總統換屆換人換黨執政，這樣的委員會成員都有一定的人是不變的，維持了一個國家政策的長期性和穩定性，所以在金融危機的時候美國的美聯儲可以不顧金融業的利益把利率迅速減低趨于零，保障了其他產業的財務負擔的減輕，保障了證券的估值。美聯儲雖然是私有的但是他的管理者卻由政府任命，達成了各行各業與金融業利益的一個平衡和國家政府與金融資本的一個平衡，這樣的平衡使得在通脹模式下社會各方面的利益得到均衡，而中國的貨幣政策一邊倒的由金融人士掌握，而中國金融體制又是降息就降低了銀行貸款與主要存款——活期存款的息差，也就是降低了銀行利潤率，增加準備金又是使得央行得到低成本的資金應付外匯占款的壓力，這樣的體制造成金融街利益的單邊性，使得金融業的利益與實體產業的利益取向不一致，這樣的情況下再由金融業完全掌握貨幣政策沒有實體經濟代表可以制約，膨脹的部門利益一定會對于實體經濟造成傷害，因此我們看到的是金融危機向實體經濟的蔓延，西方的金融危機中國可以一枝獨秀的原因就是我們的金融體制，而西方金融危機在實體經濟領域得到了控制，而中國的實體經濟卻在走向危機。這里西方由私人央行發行貨幣的方式使得政府可以獨立于事外，對于金融體系內的風險政府的責任是低的，政府可以放手干預金融市場的過度行為保護實體經濟，而西方的金融資本要對于自己負責在通脹過程中就要維護市場的穩定避免惡性通脹的發生，而不是沖擊市場進行投機漁利；相反中國以政府直接發行貨幣的方式，在通脹的模式下政府直接承擔巨大的責任，對于金融市場的操作是有顧忌的，為了保障金融業的利益會加重實體經濟的負擔，而中國的民間資本、游資熱錢卻可以不負責任的惡意投機囤積居奇進一步增加惡性通脹的風險。

對于現代經濟，大家都知道金融業是國家的經濟核心，為什么西方卻可以讓金融業的機構進入破產呢？這里我們還要看到西方對于金融機構的倒閉實際上也是做足功課的，首先就是所有權與決策權的分離，不要以為你是大股東就可以決定一切，我們的中國平安投資富通成為富通就巨虧幾百億的背后，還有就是對于大股東和小股東的賠償不同，比利時政府成立了一個特別基金，與居住在歐盟境內的富通集團股東分享股權出售的部分利潤，但最大股東中國平安被排除在外，與此同時排除了股東會由政府和董事會層面對于富通集團的資產進行了剝離轉移，比利時、荷蘭及盧森堡三國政府宣布聯合向富通出資 112億歐元，持有富通集團下屬富通銀行在三地49%的股權。10月初，荷蘭政府宣布斥資168億歐元收購原富通全部在荷業務；緊接著，比利時政府和法國巴黎銀行公布了一項股權互換協議，巴黎銀行獲得了富通銀行比利時業務75%的股權、富通銀行在比利時的全部保險業務和富通銀行在盧森堡66%的股權。至此，“銀保雙頭鷹”的銀行業務完全被剝離，僅剩下國際保險業務和一個總值104億歐元的結構型商品投資組合。因此在西方的體制內股東會是會被董事會盤剝的，就是最近發生的國美電器董事會訴訟控股股東黃光裕一樣。因此對于西方的私有的央行體制，也不是像國內的憤青乃至部分學者認為的那樣可以絕對的為所欲為，在金融機構破產的時候，西方的政府也會有特別的手段，對于外來的大股東歧視待遇，保護本地股東和小股東，維持社會的穩定，這樣的法律體系上的準備是很完善的。

這里我們還要認識到的就是金融機構是一般的商業機構會在這樣的政策下倒閉，但是作為央行的美聯儲是不會受到威脅的，最高端的金融貨幣控制和央行的權威是不能被動搖的，下面的商業銀行倒閉只是貨幣上的數字游戲，財富被再分配但是沒有流出社會也沒有揮發是肉爛在鍋里，而金融貨幣信用所代表的實物還是存在的，同時現代的貨幣體系是一個信用體系，這樣的實體經濟是這信用的最終來源，只要最高的控制體系和最低的實體經濟信用基礎在，中間環節是可以重建的，這樣的重建過程本身還可以成為資本大額漁利剪羊毛的過程，而如果基礎的實體經濟不在，金融也就成為了無源之水，你的金融體系再完備最后也是空中樓閣。所以在通脹的危機下實體經濟最重要，西方在多次經濟危機中所積累的經驗就是保護其實體經濟不受損失，以此作為日后競爭的資本。在經濟危機和通脹下損失是難以完全避免的，但是怎樣損失卻是可以選擇的，比你的競爭對手保護更多的實體經濟作為日后發展的資本才是最關鍵，這就是為什么美國在危機中會不惜代價的保護通用不破產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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