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預分配與擴大內需--后金融危機的政治經濟學分析

干預分配與擴大內需　　

——后金融危機的政治經濟學分析　　

                                  張 開　　

內容提要：資本主義發展到今天，它的基礎仍然是資本雇傭勞動制度。資本主義自身所固有的基本矛盾并沒有改變。商品經濟發展到今天的資本主義經濟，一個重要的伴隨現象就是信用制度的擴大與發展。在危機中，信用主義會突然轉變成貨幣主義。資本主義的社會消費力不是取決于絕對的生產力，而是取決于以對抗性的分配關系為基礎的消費力。社會主義國家調節的具體形式——干預分配，是促成等價交換向等量勞動互換轉化的必要中介，也是擴大內需的重要手段。　　

關鍵詞：貨幣主義 信用主義 社會消費力 干預分配　　

從2007年下半年開始涌現，直到今天仍未完全消退的源于美國的世界金融危機引發世人關注。各個學派的經濟學家紛紛加以解讀，主要分為兩大陣營：一是根據西方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各種原理來解釋，既包括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學家，也包括篤信市場原教旨主義的國內學者；二是立足于馬克思主義的基礎上來分析經濟危機的成因及趨勢，也分為國內外兩個部分。

2008年是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周年，反思與推進改革，離不開批判的精神。誕生于美國的金融危機，我們多少是應該感謝的。這樣有利于更加全面地總結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歷史進程，鞏固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在中國的主導地位。　　

一、危機時，信用主義會突然轉變成貨幣主義　　

總體來講，近三年的資本主義經濟學家有些被動，甚至不乏有人來求助于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試圖尋找對策。從馬克思那個時代開始，逐漸明顯展示出來的經濟周期——或曰經濟危機——已經成為理論界關注的對象。[①]當然，經濟周期的發展趨勢并沒有呈現十年一個顯著波動的現象，而是跨度逐漸變大，這不應排除資本主義自身調控以及干預能力的完善，這當然是一種進步。

問題的關鍵在于：資本主義發展到今天，它的基礎仍然是資本雇傭勞動制度，一切紛繁復雜的現象并沒有超越這個藩籬。所以，對今天金融危機的研究與分析如果拋開這個基礎，那就如同隔靴搔癢、不得要領。資本主義自身所固有的基本矛盾并沒有改變。

有人也許會認為，馬克思當年分析的基礎是——金本位（硬通貨），而今天的金融危機已經不能用馬克思主義來解釋了。恰恰相反，即便是今天的美元乃至歐元不能夠與黃金自由兌換，這也不妨礙這些法定紙幣的信用基礎——國家或集團的信用與權威。商品經濟發展到今天的資本主義經濟，一個重要的伴隨現象就是信用制度的擴大與發展。所以在《資本論》第3卷中，馬克思關于信用制度以及股份制度的研究非常重要，這其實與第1卷第1篇是一脈相承的，同時豐富了第1卷的相關內容。

商品流通——貨幣流通——信用貨幣，這三個環節的演化過程，其實就是商品二因素的內在矛盾的展現與自我調整的過程。[②]后兩個環節是以商品流通作為現實基礎的。使用價值與價值的內在對立，轉變成商品與貨幣的外部對立。交換過程的普遍發展，使貨幣形式從商品中獨立出來。貨幣流通可以偏離商品流通，滲入虛假因素；信用貨幣的出現，就在更大的可能性上摻入虛假因素。信用制度的貢獻有多么偉大，它自身的破壞力與脆弱也就有多大。

筆者認為，在取消與黃金自由兌換之后，現代完整意義上的信用貨幣才真正出現了。信用貨幣與貴金屬貨幣的本質區別在于，它自身不受勞動生產率的直接控制；而貴金屬貨幣的升值與貶值，在長期來看，是該部門勞動生產率變動的必然結果。在此意義上，法定紙幣本身也是一種信用貨幣，但它是一種初級的、以國家信用支撐為基礎的信用貨幣。而資本主義市場中的有價證券等，大部分是以企業的市場信用為基礎的、虛擬化程度更高的信用貨幣。

當我們2008年下半年看到美國政府，乃至中國政府降低利率，目的是向貨幣市場注入資金時，這正好預言了馬克思在《資本論》第3卷的一句非常經典的話：“因此，在危機中，信用主義會突然轉變成貨幣主義。”[③] 2010年國際黃金價格已達到歷史最高點，1盎司黃金已突破1300美元大關。當然，美國的銀行是私有的，它們不會堅決執行政府的決策安排，因為它們追求自身的所謂“效用函數”；而中國的銀行是國有的，所以在2009年能夠迅速做出反應，連續注入流動性。

信用貨幣自從誕生之日起，就逐漸排擠貴金屬貨幣。“同樣作為財富的社會形式的信用，排擠貨幣，并篡奪它的位置。正是由于對生產社會性質的信任，產品的貨幣形式才表現為某種轉瞬即逝的、觀念的東西，表現為單純想象的東西。但是一當信用發生動搖，——而這個階段總是必然地在現代產業周期中出現，——一切現實的財富就都會要求現實地、突然地轉化為貨幣，轉化為金和銀。這是一種荒謬的要求，但是它必然會由這個制度本身產生出來。”[④]

當然，今天早已不可能轉化為金和銀，但轉化為任何一種比“金融毒品”更好的存在形式總可以吧？但同樣是難以轉化的。當前國際貨幣市場的匯率戰爭一觸即發，各個國家在美元貶值的情況下也爭相貶值。

“在信用收縮或完全停止的緊迫時期，貨幣將會突然作為唯一的支付手段和真正的價值存在，絕對地和商品相對立。因此，商品會全面跌價，并且難于甚至不可能轉化為貨幣……信用貨幣本身只有在它的名義價值額上絕對代表現實貨幣時，才是貨幣。在金流出時，它兌換成貨幣的可能性，即它和現實的金的同一性，就成問題了。……但是信用貨幣的這個基礎是和生產方式本身的基礎一起形成的。信用貨幣的貶值會動搖一切現有的關系。……在以前的生產方式中沒有這種現象，因為在它們借以運動的那種險隘的基礎上，信用和信用貨幣都還沒有得到發展。一旦勞動的社會性質表現為商品的貨幣存在，從而表現為一個處于現實生產之外的東西，獨立的貨幣危機或作為現實危機尖銳化的貨幣危機，就是不可避免的。”[⑤]

與黃金自由兌換早已成為歷史。如果背后作為基礎的是一個講信用的國家權威也可以，今天的世界貨幣體系卻以世界上最不講信用的美國霸權作為支撐。

“因此，信用制度加速了生產力的物質上的發展和世界市場的形成；使這二者作為新生產形式的物質基礎發展到一定的高度，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歷史使命。同時，信用加速了這種矛盾的暴力的爆發，即危機，因而加強了舊生產方式解體的各種要素。信用制度固有的二重性質是：一方面，把資本主義生產的動力——用剝削別人勞動的辦法來發財致富——發展成為最純粹最巨大的賭博欺詐制度，并且使剝削社會財富的少數人的人數越來越減少；另一方面，又是轉到一種新生產方式的過渡形式。”[⑥]

貨幣流通量已經可以偏離商品流通量，以匯票為基礎的信用貨幣就更加可以偏離其真實的物質基礎了。信用制度既能夠促進資本主義勞動生產力的空前發展，同時也非常脆弱。為了達到增殖利潤的目的，可以不擇手段。“但是，決不要忘記，第一，貨幣——貴金屬形式的貨幣——仍然是基礎，信用制度按其本性來說永遠不能脫離這個基礎。第二，信用制度以社會生產資料（以資本和土地所有權的形式）在私人手里的壟斷為前提，所以，一方面，它本身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固有的形式，另一方面，它又是促使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發展到它所能達到的最高和最后形式的動力。”[⑦]

信用是資本主義生產的紐帶，也可以看作資本主義生產擴大的酵母。“在再生產過程的全部聯系都是以信用為基礎的生產制度中，只要信用突然停止，只有現金支付才有效，危機顯然就會發生，對支付手段的激烈追求必然會出現。所以乍看起來，好象整個危機只表現為信用危機和貨幣危機。而且，事實上問題只是在于匯票能否兌換為貨幣。但是這種匯票多數是代表現實買賣的，而這種現實買賣的擴大遠遠超過社會需要的限度這一事實，歸根到底是整個危機的基礎。不過，除此以外，這種匯票中也有驚人巨大的數額，代表那種現在已經敗露和跨臺的純粹欺詐營業；其次，代表利用別人的資本進行的以告失敗的投機；最后，還代表已經跌價或根本賣不出去的商品資本，或者永遠不會實現的資本回流。這全部人為的使再生產過程猛烈擴大的體系……一切都以顛倒的形式表現出來，因為在這個紙券的世界里，現實價格和它的現實要素不會在任何地方表現出來。”[⑧]

馬克思談到：“貨幣主義本質上是天主教的；信用主義本質上是基督教的。‘蘇格蘭人討厭金子’。作為紙幣，商品的貨幣存在只是一種社會存在。信仰使人得救。這是對作為商品內在精神的貨幣價值的信仰，對生產方式及其預定秩序的信仰，對只是作為自行增殖的資本的人格化的生產當事人個人的信仰。但是，正如基督教沒有從天主教的基礎上解放出來一樣，信用主義也沒有從貨幣主義的基礎上解放出來。”[⑨]

這就是說，基督教（這里是指新教）沒有徹底擺脫天主教的束縛；信用主義也相類似地沒有徹底脫離貨幣主義而獲得解放。妄想脫離價值規律這個基礎，偏離得有多高，摔下的危險與痛苦就有多大。這次金融危機，就是以美國資本主義的信用破產為直接導火索的，但本質上顯示了價值規律對整個資本主義商品經濟以及信用貨幣的控制。　　

二、豎立在對抗性分配關系基礎之上的社會消費力　　

今天在全球金融危機背景下提出擴大內需，不得不讓我們反思中國的經濟發展戰略。有人認為中國的發展只能是依靠比較優勢發展戰略為指導，那么我們的優勢就僅僅在于低廉的勞動力成本。勞動報酬在分配中占比是逐漸下降的，勞動者的收入不提高，就會直接影響到內需擴大能否實現。工資增速的緩慢與外匯儲備的快速增加形成了鮮明的對照，無法否認中國外匯儲備中有相當一部分是依靠廉價工資制度所積累而形成的勞動剩余轉換而來的。這種戰略就必然會表現為出口導向型經濟，對外經濟依存度過高，目前已經超過60﹪。然而，這種經濟發展戰略模式有一個致命的缺陷，就是回避了經濟安全——或曰經濟的主體性。這種思路是嚴格按照自由資本主義的邏輯來設置的，為了符合資本的邏輯，我們可以拋棄主權。然而，中央提出的自主創新發展戰略已經對這種思路進行了清算。

蘇聯的經濟模式不曾帶給我們長久而健康的發展，難道美國的經濟模式就能夠帶給我們永遠的“GDP”高增長嗎？一個偌大的國家如果僅用經濟總量——GDP——來衡量一切，必然會掩蓋內部的結構性矛盾。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分析，在總體與內部結構的辯證分析中，給我們樹立了光輝的典范。

在總體上，馬克思指出：“一切真正的危機的最根本的原因，總不外乎群眾的貧困和他們的有限的消費，資本主義生產卻不顧這種情況而力圖發展生產力，好象只有社會的絕對的消費能力才是生產力發展的界限。”[⑩]

對于社會消費力的內部結構，馬克思指出：“社會消費力既不是取決于絕對的生產力，也不是取決于絕對的消費力，而是取決于以對抗性的分配關系為基礎的消費力；這種分配關系，使社會上大多數人的消費縮小到只能在相當狹小的界限以內變動的最低限度。……這個內部矛盾力圖用擴大生產的外部范圍的辦法求得解決。但是生產力越發展，它就越和消費關系的狹隘基礎發生沖突。”[11]當然，對于以公有制和按勞分配為主體的社會主義國家，是不同于資本主義的對抗性分配關系的，但是社會消費力的內部結構卻同樣值得關注。

“資本主義生產的真正限制是資本自身，這就是說：資本及其自行增殖，表現為生產的起點和終點，表現為生產的動機和目的；生產只是為資本而生產，而不是相反：生產資料只是不斷擴大生產者社會的生活過程的手段。以廣大生產者群眾的被剝奪和貧困化為基礎的資本價值的保存和增殖，只能在一定的限制以內運動，這些限制不斷與資本為它自身的目的而必須使用的并旨在無限制地增加生產，為生產而生產，無條件地發展勞動社會生產力的生產方法相矛盾。手段——社會生產力的無條件的發展——不斷地和現有資本的增殖這個有限的目的發生沖突。因此，如果說資本主義是發展物質生產力并且創造同這種生產力相適應的世界市場的歷史手段，那末，它同時也是它的這個歷史任務和同它相適應的社會生產關系之間的經常的矛盾。”[12]

很明顯，有限的目的——不擇手段增殖資本獲取利潤，同無限的手段——無限制地發展勞動社會生產力，兩者之間發生強烈而持久的永恒沖突。手段本身就足以最終揚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從而創造新的生產方式。“資本主義總是竭力克服它所固有的這些限制，但是它用來克服這些限制的手段，只是使這些限制以更大規模重新出現在它面前。”[13]有限的外殼容納不了勞動社會生產力的巨大發展，目的的有限性限制了手段的無限性。“因此，一方面，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暴露出自己無能繼續駕馭這種生產力。另一方面，這種生產力本身以日益增長的威力要求消除這種矛盾，要求擺脫它作為資本的那種屬性，要求在事實上承認它作為社會生產力的那種性質。猛烈增長著的生產力對它的資本屬性的這種反作用力，要求承認生產力的社會本性的這種日益增長的壓力，迫使資本家階級本身在資本關系內部可能的限度內，越來越把生產力當作社會生產力來看待。”[14]金融危機的爆發也從這個角度證明了，資本家追逐利潤所反映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固有屬性對生產力的社會性質的嚴重扭曲。

“所以，在立足于資本主義基礎的有限的消費范圍和不斷地力圖突破自己固有的這種限制的生產之間，必然會不斷發生沖突。而且，資本是由商品構成的，因而資本的生產過剩包含商品的生產過剩。”[15]“不是財富生產得太多了。而是資本主義的、對抗性的形式上的財富，周期的生產得太多了。”[16]

以對抗性分配關系為基礎的社會消費力，就注定了大量的商品無法被消費掉，無法真正實現蘊含的價值以及剩余價值。商品表現為過剩，中國的產能過剩也是這樣。這里不是說社會民眾無法消費，而是他們沒有權力來消費——沒有貨幣，也就沒有消費的權力。所以，不僅要關注社會消費力的總體規模，更要重視社會消費力的內在結構。

“由于信用，流通或商品形態變化的各個階段，進而資本形態變化的各個階段加快了，整個再生產過程因而也加快了。（另一方面，信用又使買和賣的行為可以互相分離較長的時間，因而成為投機的基礎。）”[17]

買和賣可以在時間上分離，這就意味著剩余價值的生產和剩余價值的實現可以剝離，商品最終是否被消費掉，對于生產者來說是無關緊要的，因為信用制度已經對他們給予了償付。例如，美國的房地產市場，在大量的商品房沒有被真正消費掉的時候，銀行以及其它各種金融機構可以幫助“虛擬的消費者”償付給生產者。大量無法實現的商品房過剩與堆積就成為不可避免。可是在真正的危機來臨之前，生產者與金融機構卻在為自己手中分割的巨額利潤而沾沾自喜。

然而，最終的真實消費如果不存在，實際的使用價值——商品的有用性——無法實現，資本回流就會斷裂，那么豎立在這整個過程之上的利潤鏈條——風險鏈條，就會最終爆裂。然而，代價卻不需要利潤分割者來承擔，而是美國民眾乃至世界民眾來承擔。

兩次戰爭，美國歷史上智商最低的兩位布什總統——軍火資本的人格化身，兩次軍火資本主義在阿拉伯世界的屠戮，并沒有帶給美國人民繁榮，而是虛擬的泡沫經濟和高失業率。　　

三、干預分配——促成等價交換向等量勞動互換轉化的必要中介　　

當我們曾討論4萬億資金擴大內需時，不得不考慮目前中國的分配體制和分配結構是否能夠促進和改善民生。如果產生的經濟刺激效果所帶來的利益果實，流向了已經高枕無憂的群體，那么這種擴大內需能否達到預期效果是值得反思的。就是說，利益成果可能順著舊有的分配鏈條運動到決策和設置規則的人手中。如果這種社會消費力的刺激計劃依然是只憑借經濟總量，沒有合理健康的內在結構，也就必然表現為畸形的總量數據。那么民生問題，還是無法加以有效改善的。

效率與公平的大討論，最初的結果是“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由此導致中國改革出現了嚴重的兩極分化，[18]基尼系數一度超過了0.4。這是非常危險的。第二階段，中央的精神是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分配注重公平。隨后，十七大提出了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處理好效率與公平的關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然后近年提倡的關注民生問題，以及當前剛剛結束的十七屆五中全會，吹響了收入分配體制改革的號角，確定其為十二五規劃的重要內容。從這條發展變化的軌跡，我們可以透視到，這是一個巨大的進步。

社會公平與社會正義已悄然融入到決策者的政策制定智慧當中，“科學發展觀”以及“以人為本”的提出就是最好的體現。只見物不見人的商品拜物教早已被馬克思所批判，所謂“純粹的經濟學”在中國遲早會終結，沒有社會正義、人文關懷的經濟學是動物世界的，不是人類社會的。

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所有制結構，并沒有達到馬克思所設想的共產主義社會第一階段的發展水平，不是完全的公有制。非公有制經濟依然存在，而且充分被利用為公有制經濟的有益補充，那么按勞分配以及其他分配方式也就會并存。在此條件下，對按勞分配以及等價交換關系進行研究實為必要。

但是，對于這兩者的區別與聯系的認識是不夠徹底的，這也反映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25卷中的編輯《前言》里面。具有導讀性的編輯者《前言》，這樣寫道：“馬克思第一次區分了共產主義社會發展的兩個階段，并闡明了兩個階段的基本特征和分配原則。他指出，共產主義社會的第一階段，是剛剛從資本主義社會中產生出來的，因此在經濟、道德和精神方面都還資本主義社會的痕跡，對消費品的分配只能實行等價交換的原則，即按勞分配的原則……”[19]這里很明顯混淆了“等價交換”與“按勞分配”，是具有一定的誤導性的，是需要澄清的。

讓我們來看馬克思的原文：“在一個集體的、以生產資料公有為基礎的社會中，生產者不交換自己的產品；用在產品上的勞動，在這里也不表現為這些產品的價值，不表現為這些產品所具有的某種物的屬性，因為這時，同資本主義社會相反，個人的勞動不再經過迂回曲折的道路，而是直接作為總勞動的組成部分存在著。”[20]非常明顯可以看出來：生產者之間不交換自己的產品，產品上的勞動也就不會表現為價值、也不具有物的屬性，個人勞動直接作為社會總勞動的組成部分。“顯然，這里通行的是調節商品交換（就它是等價的交換而言）的同一原則。內容和形式都改變了，因為在改變了的情況下，除了自己的勞動，誰都不能提供其他任何東西，另一方面，除了個人的消費資料，沒有任何東西可以轉為個人的財產。至于消費資料在各個生產者中間的分配，那么這里通行的是商品等價物的交換中通行的同一原則，即一種形式的一定量勞動同另一種形式的同量勞動相交換。”[21]我們首先要注意這里的“同一原則”是什么，其次需要明確“內容和形式都改變了”又具體是指什么。“所以，在這里平等的權利按照原則仍然是資產階級權利，雖然原則和實踐在這里已不再互相矛盾，而在商品交換中，等價物的交換只是平均來說才存在，不是存在于每個個別場合。”[22]

由于后兩段是上下連續的論述，而且第19頁的“在商品交換中，等價物的交換只是平均來說才存在，不是存在于每個個別場合。”表明在資本主義商品社會中，不同生產者的同種商品的個別價值首先要平均化為社會價值；然后以貨幣為中介，按照等價交換的原則，再與其他種類的商品相交換。很明顯，不同種類商品的等價交換是按照各自所包含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所形成的社會價值為根據的，而不是依據各自獨立的個別勞動時間所形成的個別價值。這里的等量勞動相交換所反映的，是兩種商品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的量是相等的。所以這里的“同量勞動”是指一定量的社會必要勞動，而不是各個獨立生產者的個別勞動。[23]這就意味著，有的個別生產者勞動生產率低于社會平均正常水平，那么他的個別勞動時間就有一部分不為社會所承認。同樣道理，個別生產者勞動生產率高于社會平均水平，那么他的個別勞動時間就會被社會多承認一些。

而在公有制條件下，等量勞動互換關系中的“同量勞動”直接是各個生產者的個別勞動，因為個人的勞動是直接作為總勞動的組成部分，可以稱之為“直接社會一般勞動”。[24]“社會一旦占有生產資料并且以直接社會化的形式把它們應用于生產，每一個人的勞動，無論其特殊的有用性質是如何的不同，從一開始就直接成為社會勞動。”[25]以“勞動憑證”為中介，實現了消費資料在各個生產者中間的分配。

“就價值不過是凝結在商品中的社會勞動來說，等價交換也是一種等量勞動互換。根據這一點，許多人把等價交換與社會主義的等量勞動互換直接等同起來，認為等價交換能夠直接反映和實現社會主義的本質利益關系，聲稱貫徹等價交換就是貫徹按勞分配原則，也只有貫徹等價交換原則，才能真正貫徹按勞分配原則。這樣就把商品經濟直接與社會主義經濟等同了起來，這種關于二者的認識是膚淺的，或者說是不正確的。”[26]這已經完全說明了問題的實質。所以，相等的、一定量的不同形式的勞動之間的互換關系就是這里的“同一原則”。但絕不能夠以此來混同“等價交換”與“按勞分配”。等量勞動的互換關系在公有制條件下表現為按勞分配，是直接社會性的；而在商品社會條件下則表現為等價交換，以商品交換作為中介。“按勞分配”與“等價交換”在內容和形式上是根本不同的。

理論界習慣于用“等量勞動互換”來說明按勞分配的實質，這兩者是在同等意義上替換使用的。但是，更為完整的提法應該是——直接社會性的等量勞動互換，這才是能夠與按勞分配相等同的概念（筆者在行文中也使用“等量勞動互換”來特指“直接社會性的等量勞動互換”）。

世界性的金融危機，對占中國經濟增長結構很大比重的對外貿易產生了嚴重挑戰，在此背景下重新審視增長結構實屬必要。內需不足問題在危機期間顯示得更為明顯，如何邁開中國內需擴大的歷史步伐，收入分配體制改革備受矚目。以分配領域的政府干預為切入點，是符合時代發展的現實選擇。

當然，有的學者會提出質疑。在馬克思恩格斯經典著作里面是反對單純圍繞“分配”做文章的，是運用辯證邏輯來分析問題，也就主張在以生產為主導的辯證統一中看待分配問題。常引用馬克思的幾處論證為：“所以，分配關系和分配方式只是表現為生產要素的背面。個人以雇傭勞動的形式參與生產，就以工資形式參與產品、生產成果的分配。分配的結構完全決定于生產的結構。分配本身是生產的產物，不僅就對象說是如此，而且就形式說也是如此。就對象說，能分配的只是生產的成果，就形式說，參與生產的一定方式決定分配的特殊形式，決定參與分配的形式。”[27]

“在所謂分配問題上大做文章并把重點放在它上面，那也是根本錯誤的。消費資料的任何一種分配，都不過是生產條件本身分配的結果；而生產條件的分配，則表現生產方式本身的性質。例如，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基礎是：生產的物質條件以資本和地產的形式掌握在非勞動者手中，而人民大眾所有的只是生產的人身條件，即勞動力。既然生產的要素是這樣分配的，那么自然就產生現在這樣的消費資料的分配。如果生產的物質條件是勞動者自己的集體財產，那么同樣要產生一種和現在不同的消費資料的分配。”[28]然而，馬克思在這里反對的是那種不談生產方式，不談所有制基礎（生產條件的重要方面），僅僅空談“公平的分配”的拉薩爾主義。

從分配的反向作用來看，“可是，分配并不僅僅是生產和交換的消極的產物；它反過來也影響生產和交換。”[29]“因此，一定的生產決定一定的消費、分配、交換和這些不同要素相互間的一定關系。當然，生產就其單方面形式來說也決定于其他要素。例如，當市場擴大，即交換范圍擴大時，生產的規模也就增大，生產也就分得更細。隨著分配的變動，例如，隨著資本的積聚，隨著城鄉人口的不同的分配等等，生產也就發生變動。最后，消費的需要決定著生產。不同要素之間存在著相互作用。每一個有機整體都是這樣。”[30]所以，對分配的調整與干預，并非一無是處，而是能夠產生對生產的積極反向作用；改善生產中的生產條件，從而提高勞動者的工作積極性，提高生產效率等等。

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所有制結構，并沒有達到馬克思所設想的共產主義社會的第一階段的發展水平，不是完全的公有制。非公有制經濟依然存在，而且充分被利用為公有制經濟的有益補充，那么按勞分配以及其他分配方式也就會并存。現實的兩極分化已經顯現，利用無產階級國家作為主體從分配領域的干預入手，促成等價交換關系向著等量勞動互換關系的轉化，這就會成為實現按勞分配的重要途徑，同樣會充實馬克思的“無產階級的革命專政”理論。充分利用分配對生產的反向影響作用，改善生產的條件，壯大公有制經濟的主體地位。

把國家調節的中介作用，明確置于等價交換與等量勞動互換兩者之間，促成等價交換關系向著等量勞動互換關系的轉化，這是胡鈞教授的重要學術貢獻。“商品等價交換關系與社會主義本質利益關系的對立性和它在社會主義經濟中存在的必然性這一矛盾現象，經過國家調節這一中介得到了解決，從而社會主義生產關系與商品關系是否兼容的問題也就得到了科學的解決。”[31]“國家在這里是作為生產過程的一個內在因素起著調節作用的。等價交換的結果，借助于國家調節這個中間環節，在實際上實現著等量勞動的交換。……在社會主義階段還存在獨立企業的條件下，等價交換是等量勞動交換關系實現自己必然要經過的步驟，必然要采取的形式。”[32]

“等量勞動互換（在分配領域就表現為按勞分配）是社會主義的本質利益關系，是公有制的實現形式。因為在這里任何人都不能利用對公有制生產資料的占有和使用而獲取特殊利益；人們能向社會提供的只是個人的勞動，每個勞動者都是以等量勞動獲得等量報酬這樣的前提與生產資料結合的，因此，等量勞動交換關系，構成了社會主義條件下人們之間的本質利益關系。”[33]“國家的收入分配政策這一中介開始發揮功能。因為生產資料社會主義公有制和按勞分配決定了企業勞動者除了個人勞動收入之外不能再享有其他的利益，企業不能把利潤直接作為自己的經濟利益。因為這里有屬于全民的生產資料的作用包含在內，社會（國家）必須通過某種方式把企業由于生產資料優良而獲得的超額價值即級差收益提取出來，在全社會范圍內加以分配和使用，滿足全社會成員的需要。通過這一調節過程，就實現了商品等價交換關系向等量勞動互換關系的轉化，在全社會范圍內貫徹按勞分配原則。”[34]

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在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前提下，除了按勞分配為主體之外必然存在其他的分配方式，例如按價值分配。目前，不僅在公有制經濟內部由于非勞動者本身的其他因素產生了收入分配差距，需要國家調節來全面貫徹按勞分配；而且私有制經濟的存在就必然會導致兩極分化，就更加需要國家調節來促使等價交換關系向等量勞動互換關系（即按勞分配）的轉化。至于調節的深度、廣度，應根據具體的發展階段來靈活對待。

在筆者看來，干預分配完全可以作為國家調節的具體實現形式和切入點。目前的收入格局的兩極分化趨勢已經非常明顯，在分配上進行以政府為主導的干預成為現實的必然選擇。以公有制為基礎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所有制結構，為我們進行干預分配提供了制度上的保障。所以，社會主義國家調節的具體形式——干預分配，是促成等價交換向等量勞動互換轉化的必要中介，也是改善社會消費力的內部結構，擴大內需的重要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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