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要理直氣壯地清算高盛的罪行

中國要理直氣壯地清算高盛的罪行

美國投資銀行高盛集團在世界經濟一體化進程中興風作浪，貽害世界，為美國賺取了巨額利益。但首先清算高盛的卻是美國政府。2010年4月16日晚，美國證券行業的最高機構、直屬美國聯邦政府的獨立準司法機構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SEC）起訴高盛，罪名是欺詐。

在4月16日向聯邦法院提起的民事訴訟中，SEC指控高盛集團在金融產品問題上涉嫌欺詐，隱瞞與第三方的關系，放出錯誤信息，造成投資者損失超過10億美元。《華爾街日報》指出，這些交易可能導致了金融危機的爆發。SEC在隨后發布的一項聲明中指出，高盛設計并銷售了一種基于住宅次貸證券(RMBS)表現的抵押債務債券(CDO)，高盛沒有向投資者透露該CDO的重要信息，特別是一家大型對沖基金公司——保爾森對沖基金Paulson&C在資產選擇中所扮演的角色沒有被透露，也沒有透露該基金已對這一CDO做空。保爾森公司參與并幫助高盛集團選擇了投資組合，并通過對抵押債務債券的賣空交易在房地產市場大幅下跌時期獲得了大量的利潤。但高盛沒有向投資者透露該對沖基金公司參與了該交易，以及其在該交易中扮演的角色。為了這項交易，保爾森對沖基金公司2007年4月向高盛支付了約1500萬美元的設計和營銷費用，而以ACA資產管理公司和德國IKB銀行為代表的投資者，因此蒙受的損失可能會超過10億美元。隨后，希臘、德國、澳大利亞等國也對高盛的欺詐行為提起訴訟。

當涉嫌欺詐遭遇歐美國家政府的圍剿時，高盛在中國的丑聞也遮掩不住了。以高盛為代表的這一國際金融市場的幽靈不僅在美國次貸危機、希臘債務危機等金融風暴中時隱時現，而且越來越多出沒于新興市場。高盛在中國市場翻云覆雨，不僅賺取巨額壟斷利潤、控制主導中國的相關產業，而且誤導中國政府與企業的經濟決策，涉嫌危害中國經濟安全。高盛在中國市場所從事的各種交易勾當給中國企業和投資者造成的損失，對中國經濟社會造成的危害要比高盛在美國、歐洲的欺詐行為更加嚴重。

一、高盛是何方“神圣”

高盛集團成立于1869年，是世界歷史最悠久及規模最大的投資銀行之一，總部設在紐約，并在東京、倫敦和香港設有分部，在23個國家擁有41個辦事處。高盛集團是在J.Aron公司和住友銀行（現三井住友銀行）加盟之后，得以快速發展的，成為美國華爾街最著名的投資銀行。

給中航油放債進行豪賭的三井住友銀行與高盛和三井物產的關系如同手足兄弟，這在三井住友銀行追討中航油欠款的起訴書中的一段敘述就已經不打自招了。起訴書中寫道：“2004年8月和9月間，中航油向三井住友（銀行）貸款1480萬美元，用于支付欠（三井物產旗下的）三井能源風險管理公司和（高盛旗下的）J.Aron公司的債款，并在2004年9月將與上海浦東國際機場進出口公司進行的一筆1326萬美元燃油交易所得轉入公司在三井住友（銀行）的戶頭，以此為抵押取得三井住友（銀行）2004年11月發出的1350萬美元信托收據。”
高盛本身是一家從事投資銀行業務的服務性公司，很多收購行動的背后都是由三井住友銀行提供資金支持。2004年夏天，在外國投資者對日本武富士消費信貸公司（簡稱：武富士）股份的爭奪戰中，高盛公司從幕后走到臺前，一度獲得排他性的交涉權并宣稱要收購武井家族的58%的全部股份。高盛此次收購項目的負責人是高盛證券（日本）公司總裁持田昌典，他與三井住友銀行行長西川善文關系密切，而三井住友銀行是高盛收購武富士強有力的后盾。

在過去的25年里，華爾街制造了一系列的丑聞，垃圾債券、IPO、次級房貸以及其他曾經盛極一時的金融產品，在公眾心目中都成了詐騙的陷阱。信貸市場正陷入危機當中，房地產泡沫經濟破滅，逼得華爾街不得不去找一個新的圈套誘人上鉤——全球化模式。
為什么全世界都要統一成“全球化模式”呢？1984年即在高盛任職的日本人神谷秀樹在他所著《貪婪的資本主義》一書中這樣寫道：“推進全球化模式的中心人物無疑都是美國巨大投資銀行的頂層人物。簡單地說，證券世界的銷售體系是由不到十家高盛這種巨大投資銀行（包括儲蓄金融機構的投資銀行部門）掌握的。他們為了讓自己更方便，要把所有的證券都做成“定性化的商品”。也就是說，他們使交易條件規格化以便于自己更好買賣。不僅僅限于證券，原油、玉米、大豆、咖啡豆等等，他們建立起的商品交易系統中，交易的種類越多，他們的利益和市場支配能力就越強。
高盛等投資銀行致力于用微薄的手續費來操作具有統一性（專家稱商品化）的大規模商品，只要數量龐大，那么即使很小的價格差也能夠帶來巨額收益。以高盛為首的投資銀行就是“貪婪資本主義”的產物，所以他們無論如何都需要“全球化模式”，推行全球化，就掌握了世界。高盛在保爾森主政期間達到鼎盛。這位布什政府的財政部長在執掌高盛的8年時間里，保爾森把中國市場列為高盛全球戰略的重點地區。1999年5月8日，北約轟炸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的時候，保爾森在獲得了高盛老掌柜、財政部長魯賓的支持下，毅然派員飛抵中國，拿下中國最大的石油石化工業改革項目。
保爾森執政期間，讓高盛取得了中國金融市場龍頭老大的地位。高盛不僅僅成為政府發行海外債權的主承銷商，還私有化大批中國大型國有企業，在高盛的名單上有中國石油、中國平安、中國銀行、國家開發銀行等等。高盛也是第一家獲得上海證交所B股交易許可權的外資投資銀行，以及首批獲得QFII資格的外資機構之一。2004年12月2日，高盛高華證券公司成立，使高盛成為第一家通過“買門票”方式直接在中國開辦證券公司的外國投行。

二、高盛在中國的斑斑劣跡

高盛1994年分別在北京和上海開設代表處，正式進入中國內地市場。高盛將大量的時間、精力、資金用于在華公關，像在本土一樣嫻熟玩弄起金錢與權力的“旋轉門”，主攻目標就是政府高官與國企高管。2007年，高盛稅前收入第一次有超過一半來自美國以外地區，中國是高盛收入增長最快的市場。高盛通過本土化戰略，借中國市場的不透明，撈取了更多的“保護色”與“拓展空間”。逐步在中國建立起了強大的國際投資銀行業務分支機構，并通過入股中資大型企業、擔當承銷商等途徑向中國市場全面滲透。參股到國內許多大型企業之中是高盛進入中國取得的戰略性成果，如出資3500萬美元購買了中國平安保險公司6．8％的股份；出資6000萬美元收購了中國網通2．4％的股份；出資5000萬美元收購了中芯國際4．0％的股份；斥資37.8億美元認購164.76億股工行股份等。高盛還是唯一一家作為主承銷商全程參與中國政府每次主權美元債務海外發售項目的國際投行。在過去的十年中，由高盛主導的中資公司海外股票發售有中國移動通信、中國石油、中國銀行（香港）、平安保險、中興通訊等。

高盛進入中國瞄準的目標是盡可能地獲得中國企業的控制權。為達到破解中國許多行業和企業的股權最高的轉讓權限，高盛集團與北京高華證券有限公司合資組建高盛高華證券公司，高盛擁有33％的股份，而高華證券則擁有其余的67％。實際上，高華證券6個自然人出資8．04億元形成的3／4的公司股份均來源于高盛公司的商業貸款。通過如此巧妙的財務安排，高盛繞過“在中外合資金融機構中，外方持股比例上限為33％”的相關規定，成為首家絕對控股中國內地合資證券公司的海外投行，從而拿到了在中國證券市場承銷A股股票和從事B股交易的門票。高盛利用中國企業缺乏金融專業知識的弱點，通過信息披露、制造概念、誘人上當等擅長手法，如唱空中國銀行業并趁機殺入。在2004年中國國有銀行改制的時候，高盛相繼發表報告，詆毀中國的國有銀行，稱中國銀行業的不良貸款比率接近40％。但結果是高盛以極其便宜的價格收購了中國銀行上市的股權，僅在工商銀行上市，高盛就通過入股該行四年獲利近120億美元。在資源期貨市場精心設局與中國企業對賭，在中國遠洋、深南電、南方航空、東方航空、中國國航等海外期貨交易所發生的損失中，均離不開高盛這只“黑手”。通過各種灰暗的渠道入股中國企業或者利用上市增發的時機低成本獲得投資標的，然后在二級市場尋求最佳時機大量套現。2006年7月，高盛以每股3元的價格從西部礦業前股東東風實業公司受讓3205萬股，經過了次年的轉增和送紅股后，高盛持有西部礦業的股權猛增至1．923億股。2009年3月5日，高盛通過上海證券交易所集中交易系統出售所持西部礦業公司5％的股份，取得了投資回報高達974.3％的驚人暴利。“巧合”的是，高盛大規模減持之時，恰逢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和A股市場雪崩的緊要關頭。

2003年以來，國際炒作人民幣幣值低估，施壓人民幣升值一浪高過一浪，大量熱錢由此紛紛涌向中國，房地產是熱錢棲身的重要領域。擅長投機的高盛當然不會坐失良機。2005年底，向21世紀中國不動產公司注資2200萬美元，成為該公司的第二大股東。2005年在上海以1.076億美元的價格買下凱德置地有限公司的百騰大廈（商業寫字樓）用于出租，成為當時上海成交價格最高的地產買賣，直接拉抬上海房地產價格。2006年10月，高盛以7000萬美元買下了上海虹僑花苑酒店式公寓。同時，通過并購農產品加工企業進入中國農產品市場。高盛擁有雙匯和雨潤兩家巨型肉類加工企業以及成熟的銷售渠道和品牌，并向上游養殖進軍。高盛斥資數億美元，在中國生豬養殖的重點地區一口氣全資收購了十余家專業養豬廠。以高盛為代表的國際資本滲透的不僅是中國養殖業的整條產業鏈，更涉及中國農業上下游各個領域。另外，德意志集團已經注資天津寶迪集團，這樣中國三大肉類加工企業均被外資染指，業內人士擔心，繼中國大豆與豆油淪陷后，生豬養殖與豬肉正在成為外資的盤中餐，由此引發的食品與糧食（集中于玉米）安全隱患不容忽視。

在高盛等境外機構的游說下，中國大型骨干企業紛紛于海外上市、引進戰略投資或海外并購。而企業海外融資必須請外資中介服務機構（包括投資咨詢、審計、評級等）進行全面、徹底的家底盤查。凡是經過外資中介機構“周密服務”的，近乎都無秘密可言。高盛因為在全球金融市場的突出地位，在中國大型骨干企業走出去過程中一直扮演關鍵角色。石油、電信、金融、汽車、大眾傳媒、醫藥等行業高盛都有染指，而且無一例外都是龍頭骨干企業。更值礙關注的是．高盛還擔任一些省政府的經濟顧問，多次在中國政府的大型全球債務發售交易中擔任顧問及主承銷商。近年來，高盛對中國經濟的預測與國家統計局等相關部門事后發表的報告數據，經常出現驚人的一致，有時連小數點后數字都分毫不差。

銀行、鐵礦石、稀土、石油石化是遭受高盛欺詐重災區。這主要是通過低價賤買準市場化國家的國有資本來進行，然后通過改名改制重組，喬裝打扮，高價回售。就這樣，中國石油、建設銀行、中國銀行以垃圾的價格拋售給了美國銀行、花旗銀行、巴菲特，然后再以高于5倍的價格賣給中國百姓。

高盛“杰作”之一：聯想失陷IBM。2004年12月9日，通過高盛的穿針引線，聯想集團以12.5億美元收購了其時已經陷入虧損的IBM旗下個人計算機項目，作為顧問的投資銀行高盛因此獲得了900萬美元的顧問費。
如果聯想未能成功收購，高盛是拿不到一分顧問費的。為了促成此事，面對聯想資金短缺，高盛先是協助聯想獲得了6億美元國際銀行的貸款，隨后高盛又給予聯想5億美元的過橋貸款，并趁機引入了三家美國PE——德克薩斯太平洋集團、GeneralAtlantic及美國新橋投資集團3.5億美元注入聯想。由于信息不對稱，聯想所有涉及海外業務的重大決策無不依賴于這三家美國公司的安排，三家PE僅僅花了區區3.5億美元，就控制了30億市值的公司。

聯想創業元老、聯想集團原總工程師倪光南的一番話，或許已為我們提供了一個答案。他說：“聯想并購IBM，17.5億的代價，沒有買到什么高技術，更不用說核心技術。IBM原來和長城合資生產PC，在合資之前，卻把技術含量比較高的服務器拿出來，和長城專門成立一個服務器的工廠，賣給聯想的工廠只剩下PC，只剩下一半的技術。而實際上IBM的狡猾不僅僅在于將服務器拿出來賣給了長城，在將PC部門交給聯想之前他把很多相關高技術含量的產業分拆賣出。”2009年4月，一位網友在聯想集團網站上的“問吧”里，寫下了題為“‘強盜’走了，聯想還剩下什么？”的帖子，文章細數聯想收購IBM個人業務中的贏輸家，贏家包括甩掉虧損包袱的IBM、三家賺得盆盈缽滿的PE，自然也包括拿到并購傭金、提供過橋貸款的高盛。

高盛“杰作”之二：TCL折戟湯姆遜。2003年11月4日，TCL集團在廣州召開新聞發布會，宣布與法國湯姆遜集團有限公司簽署戰略合作協議，雙方成立一家名為TCL-湯姆遜的合資公司，共同開發、生產及銷售彩電及其相關產品和服務。在合資公司里，TCL國際和湯姆遜分別擁有67％和33％的股權。新公司的收入將并入TCL國際股份有限公司的報表。湯姆遜在合資公司成立后的18個月內，可以用合資公司股權置換TCL國際的股權。
合資以前，TCL的彩電銷售量為1000多萬臺，湯姆遜約為800萬臺。這也意味著，一夜之間，TCL變成了跨國企業、而且是全球最大的彩電生產企業的控股股東。李東生的動作一向很快。盡管湯姆遜在今年（2003年，編者注）上半年就開始了在中國尋找彩電業合作伙伴的旅程，但正式與TCL接觸卻是7月份之后的事。湯姆遜公司的一位投資顧問介紹說，湯姆遜幾乎談遍了國內主要的彩電生產企業。包括康佳、創維乃至長虹。“開始的時候高盛向湯姆遜推薦的第一個合作對象就是TCL。”
從當年7月開始，雙方投入了很多精力進入了實質性談判，并經過4個月左右的時間達成了合資的意向。就如此規模的合作而言，談判所用時間之短，表明了雙方達成合作的迫切，而雙方的財務顧問在其中扮演的角色舉足輕重——為湯姆遜服務的是高盛，站在TCL身后的則是摩根士丹利。資料顯示，號稱全球第四大的彩電生產廠商湯姆遜公司在2001年消費電子(家電)領域的銷售額為65.41億歐元，2002年下降為54.44億歐元，2003年上半年則跌破盈利線，虧損達8000萬歐元。也就是說，湯姆遜置入合資公司的是一個當年上半年就虧損8000萬歐元的業務，是湯姆遜急于擺脫的一個財務包袱。
在專利技術的使用方面，新舊公司有別。合資公司產生的新電視技術，將由新公司擁有；而湯姆遜原來的專利，TCL將按市場規則支付相關費用。也就是說，如果有一項專利技術要用到合資公司所生產的產品上去，仍需像兩個企業一樣結算。但同時，湯姆遜卻把它從事彩電、DVD業務的8500名員工放到了合資公司，這相當于湯姆遜把龐大的員工成本，轉移到了TCL頭上。據2006年三季報顯示，TCL集團虧損7.06億元。

三、對中國國有企業瘋狂的欺詐與掠奪

中國行業龍頭企業接連淪陷于外國投行之手，在高盛、大摩、美林，在華爾街曾流行這樣一句話：你設計出一個復雜的金融產品，在歐美賣不出去，一定能賣給中國。華爾街還流行過這樣一句話：他們賣給我們有毒的牛奶，我們賣給他們有毒的金融產品。
2009年底，國務院國資委副主任李偉在黨報上發表措辭尖銳的長文，直點高盛、摩根士丹利等投行。他指出：“中國國有企業所遭受的巨額虧損與國際投行惡意兜售帶有欺詐性的、設計復雜的高杠桿產品有很大的關系。”
據統計，截至2008年10月底，共有68家央企涉足金融衍生產品業務，浮虧114億元。其中有26家央企是自行在境外從事場外金融衍生產品業務(OTC)，且大都與交易對手私下簽訂的是“一對一”的非標準化合約。而這種所謂的一對一的選擇交易，一方虧損才有一方賺錢，交易風險大，透明度不夠。在國際金融市場上缺乏實戰經驗的中國央企“內戰外行，外戰內行”，哪里算計得過“久經考驗”、具有豐富實戰經驗的資深外國投行。在這樣的背景下，如果一味對資深投行抱著“莫名其妙的好感”，“站著出去，躺著回來”的概率必然大大增加。除此之外，中國央企通過大型商業銀行，還大批購買了摩根士丹利、美林等國外投行設計的相關金融衍生產品。

中國遠洋（601919，SH）在2008年年報中披露，截至2008年12月31日，中國遠洋所持有的FFA(遠期運費協議)產生浮虧41.21億元。從2007年初，中國遠洋開始陸續簽訂FFA協議。隨著中遠在FFA上持倉的擴大，公司作為中國最大的FFA市場參與者，也開始引起西方投行的注意。據中國遠洋內部人士透露，起初中國遠洋的交易對手主要是船東和貨主，但是到了2008年，高盛等金融機構也參與進來，高盛等投行取代傳統的船東和貨主成為中遠的主要交易對手，是導致中遠現在巨額虧損的原因。中遠的主要交易對手變成金融機構后，后者貪婪追求暴利的本性，驅使他們利用自身技術優勢、資金優勢和銷售優勢，借助復雜的產品，將中遠的正常套期保值活動淪為他們欺詐、魚肉的獵物，他們與中遠簽訂了大量名為套期保值、實為高風險的欺詐性合約。

2008年3月12日，深南電（000037，SZ）某高管與高盛的全資子公司杰潤公司簽署了兩份未經授權的對沖合約。專業人士分析稱，對高盛來說，這兩筆合約交易最多虧300萬美元，最多可以賺幾億美元，對風險有完全的控制；對深南電來說，最多盈利300萬美元，最大虧損幾億美元，對風險沒有任何的控制。因此，深南電與高盛的協議不是一個對賭協議。如果非要說成賭博，也是一個深南電失敗的概率是100%的賭博協議。

中國國航（601111，SH）公告顯示，國航持有的套期保值合約訂立于2008年7月間，當時，國際油價正站在140美元/桶以上的歷史最高位。2008年10月中國國航首發公告稱，由于近期國際原油價格急劇下跌，其持有燃油套期保值合約的公允價值出現負值。11月22日公告顯示，截至10月31日，公司在燃油套期保值的合約公允價值損失約為人民幣31億元。

以上為2008年時中國企業海外衍生品投資上出現巨額虧損或潛在虧損的部分事件。中國期貨業協會一名李姓負責人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說到，2008年ST東航、中國國航、中國遠洋等企業，在投資金融衍生品時，有上百億元的黑洞，其中，僅東航一家，衍生品虧損就高達62億元，而包括上述3家企業在內的23家央企，虧損高達數百億元，如果將央企和地方國企加起來算，衍生品總虧損額不下1000億元。

2003年，《求是》雜志曾發表調查報告，盛贊中航油是“中國企業走出去戰略棋盤上的過河尖兵”。同時，國資委也表示，中航油是“國有企業走出國門、實施跨國經營的一個成功典范”。孰料，僅僅一年多過后，2004年11月30日，中國航油(新加坡)股份有限公司（簡稱：中航油）發布了一個令世界震驚的消息：這家新加坡上市公司因石油衍生產品交易（做空石油期貨），總計虧損5.5億美元。
從2003年12月31日到2004年1月31日，中航油已虧損1100萬美元，主要就來源于在石油期權交易中輸給了交易對手高盛的J.Aron公司。由于不希望讓“賬面虧損變成實際虧損”，中航油總裁陳久霖決定將盤位“后挪”。據普華永道2005年3月30日公布的“中航油事件”調查報告顯示，中航油在2003年四季度對國際油價作出下跌的預期，因此改變交易戰略，從“做多”轉入“做空”，開始賣出買權并買入賣權。高盛的“挪盤”暗藏殺機。2004年1月26日，中航油與交易對手高盛的J.Aron公司簽署了第一份重組協議，雙方同意結束前面的期權交易而重簽一份更大的合約。根據協議，中航油在平倉后，買進了更大的賣出期權。但自2004年1月簽署重組協議至當年6月，油價并未如中航油預期的下跌，反而一漲再漲。到二季度，因期貨產生的虧損已高達3000萬美元。中航油再次選擇“后挪”，在6月28日同交易對手J.Aron公司簽訂第二份重組協議，風險成倍擴大。
當2004年6月陳久霖再次同意把所購期權的到期時間全部后挪至2005年和2006年的時候，這一做法已遠遠超過了國有企業境外期貨套期保值業務管理辦法中只允許超過12個月的上限。有業內人士認為，J.Aron公司應該向交易對家分析市場、陳述交易風險，還要判斷交易對方內部操作的程序以及是否具有相應的財務能力。這些義務，J.Aron公司均未履行，甚至明知中航油貿易一部的交易員GerardRigby越權做投機交易，也沒有阻止。
在2005年2月期的《中國企業家》封面文章《誰搞垮了中國航油》中，當事人陳久霖回答記者提問時談到：“近年來，國際資本長期覬覦我國企業，尤其是能源企業和海外中資企業；國際競爭對手一直有意擠壓中資企業。一個明顯的例證就是，日本三井、美國高盛公司等先是給中航油‘放賬’操作期權，即在一定金額范圍內不用收取保證金；后又允許挪移盤位，對挪移盤位的風險也沒有說明。后來等到油價沖到歷史高點時，突然取消放賬、提高保證金比例，逼迫中航油斬倉。”

四、培植買辦代理人，威脅中國經濟安全和政權穩定

據《中國經濟周刊》報道，2005年8月－2009年底，全國查處商業賄賂涉案金額165.9億元，其中涉及國家公務員13914人，縣處級官員4442人，廳局級官員345人，官員瘋狂“賣國求榮”已嚴重威脅了“改革開放”的大好形勢，危及國家安全。

跨國公司施行商業賄賂愈來愈甚：今年3月，上海市第一中院對力拓胡士泰案等人以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罪、侵犯商業秘密罪，判處有期徒刑十四年到七年不等。2003年－2007年，西門子向5家中國醫院行賄2340萬美元，其賄賂中國部分官員，獲得了價值10億美元地鐵工程和華南地區兩個總價值約為8.38億美元電力高壓傳輸線項目。2005年6、7月，天津德普公司在中國行賄國有醫院醫生在美國受罰。在過去幾年中，包括高盛、沃爾瑪、朗訊、百事可樂、西門子、德普等知名跨國企業均在中國染指商業賄賂。目前，幾十萬家外國公司在中國經營企業，越來越多的中國企業也到國外經商。跨國企業在華商業賄賂屢屢得手，嚴重影響國家利益安全，國家還得為官員腐敗埋單。

目前，我國各領域“逆淘汰”與“潛規則”盛行，致使社會風氣浮躁、思想道德滑坡、以權謀私不以為恥反以為榮，前“腐”后繼越來越“觸目驚心”。在中紀委監察部查處包括省部級、廳局級高官中，有相當一部分跨國性質商業賄賂腐敗案件，往往是美國、歐洲當地政府發現端倪調查，然后我國才被動引起重視。跨國商業賄賂成為了貪腐的重災區。中國經濟面臨“八國聯軍”新的入侵。

世界“500強”幾乎每家都設“情報”部門；美女、美男間諜正迎合高官、高管“低級趣味”。錢、色公關所向披靡；境外集團常聘請一些部門官員、管理層、科研人員做咨詢師，有的以安排出國觀光、子女境外就讀、協助轉移資產等為誘餌，許多學者主動笑納“糖衣炮彈”，這徹頭徹尾的“賣國”行徑大行其道，不能不說是我們的國家安全部門失職失責。冷戰后，西方龐大情報機構觸角地轉向經濟領域，跨國公司將商業賄賂主戰場也隨即轉移中國，進而控制新興的經濟體。跨國公司的興風作浪在中國官員偏愛“賄賂”面前如魚得水。有些案件“牽一發而動全身”影響很大，許多地方為維護虛假政治形象，選擇的習慣性“沉默”，客觀上縱容了在華跨國公司的猖狂賄賂的行為。

當下，“賣國求榮”成為部分官員、精英追求“個人利潤最大化”最便捷的交易，只要能象蒼蠅追逐利，哪怕將給國家造成多大的災難，這些“敗家子”也不會心痛？吏治不嚴，“先進性教育”走過場，反腐敗制度“好看不管用”形同虛設。這一切已讓中國的鐵礦石、稀土、銀行、石油石化等相關產業付出慘痛代價。在未來的國際商戰中，我國在國際上能否復興“大國和平崛起”，勝敗就取決于國內反腐戰場上的較量。對那些收受跨國企業商業賄賂，出賣國家民族利益的高官、高管、精英們，依靠所謂的專門整治和法律重典奏效希望渺茫，如今貪腐利益鏈已結成了“統一戰線”，并在黨和政府中培植了代理人。

五、中國要堅決徹底地清算高盛的罪行

在2008年金融危機后，高盛一度作為“金融黑手”推向輿論的前臺，但也有相當多的人士認為，這只是“陰謀論”的一家之言。
一年多后，SEC的起訴，為當初輿論對高盛的鞭撻落下了堅實的注腳。正在國會推進的金融監管改革計劃將終結對金融機構的救助，轉而向華爾街問責，以保護消費者和納稅人的利益，避免各種不負責任的行為再次引發危機、危害經濟。

當4月16日高盛被SEC起訴的消息傳出后，有外國媒體稱，這是奧巴馬對高盛的秋后算賬。中國原國資委副主任李偉指出，在中國“惡意兜售”、帶有“欺詐”性質金融產品的高盛、大摩等美國投行，中國人民也該對他們進行清算。
2005年12月15日，時任高盛亞洲董事總經理的胡祖六在上海中國國際金融論壇上做了“外資對中國金融安全和國家安全的影響”的演講，核心觀點是只有中資銀行全部賣給外資銀行，或者讓外資控股70%以上，那樣中國金融體系抗風險的能力才最強。針對胡祖六的觀點，人大國際貿易和經濟學博士劉崇獻于次日發表了《胡六祖的全盤西化論可行否》評論文章，文章指出：在金融危機中接受IMF救濟的國家一般都要接受以“華盛頓共識”為基礎的一攬子開放國內金融體系的改革措施，否則IMF不會輕易施救。而“華盛頓共識”為基礎的金融改革方案對于一個主權國家來說幾乎是新的“二十一條”，當年韓國面對IMF開出的條件，也是猶豫斗爭了很久，甚至到了號召全國婦女捐獻首飾來幫助國家度過難關的地步，但最終還是沒有頂住外部壓力，接受了IMF的救助，同時也意味著接受了開放國內金融市場的要求。所以韓國現在前七大銀行幾乎都被外資持股了70%以上，是韓國在那次金融危機中被強奸的直接后果，而不是什么驚醒！
入股中資銀行的戰略投資者所負擔的權利和義務是不對稱的，運用相對很少的投資支配調用銀行全部存款資產投資高風險高回報的誘惑是巨大的，成功了獲益巨大，失敗了損失有限。而中國政府在這個過程中，提供了幾乎無限的國家信用，否則以這些銀行的經營水平，遇到風吹草動，如果國家不管，肯定是全行業性的破產。
與此同時，美國企業文化中的“個人主義”、“短期利益最大化”強烈地沖擊了中國。以高盛、摩根士丹利為首的美國投行也將“貪婪”的“鴉片”帶到了中國，嚴重地沖擊了中國固有的企業文化，促使中國企業、中國人放棄了責任、執著與勤勤懇懇，作為國家經濟命脈的國有企業本應該立足長遠做好主業，為職工為國家服務。但當下的現實是，國有企業投機性變強，國家主人翁意識喪失甚至不務正業。國企在金融危機中不僅涉足與主業不相關的金融衍生品市場，損失百億美元；還涉嫌抬高房價，涉足房地產。人民網文章指出128家央企有七成涉足地產；其次是百余家央企旗下竟存在2000多家酒店。央企尚且如此，省級國企、市級國企將作如是觀？連央企都一心發展暴利的、來錢快的金融衍生品、房地產、酒店業，那中國的企業何以強？何以維護國家經濟安全？中國裝備制造業如何走出去？何來技術積累？何來科學研發？員工何以安心工作？華爾街的貪婪、拜金文化已經深深地侵蝕了中國。
美國制造業從巔峰開始走下坡路是在上世紀80年代，那個時期短期利益主義開始腐蝕美國，當大型企業涉足金融業、房地產時，美國制造業便開始走下坡路。美國底特律三大汽車公司之所以最終走向沒落、破產，就是因為汽車已經不是他們的主業，在追逐“金融鴉片”的大潮中迷失了責任和本質，金融部門成為了整個公司效益的惟一部門，汽車成了他們造概念的工具。反觀許多中國企業，走的正是許多美國制造企業曾經走過的路。當圈錢上市一夜暴富抵得過十年辛苦勞作時，當大把圈來的資金投向完全不符合招股說明書的募資投向時，當炒股、炒房甚至假借套期保值的名義、涉足風險巨大的金融衍生品投資成為他們的主業時，中國企業的產業轉型、技術升級前景何在？

在美國，高盛32000名員工被看作商業惡魔軍團，制造住宅泡沫的貪婪操縱者，以及致使其商業伙伴美國國際集團（AIG）高額負債近乎崩潰的機會主義者。在2010年4月5日由國際知名調研機構HarrisInteractive發布的2010美國最受尊重企業排行榜，高盛集團被評為信譽最差的5家美國公司之一。4月9日以高盛為首的美18家銀行被曝虛報債務數據。4月12日出版的美國《商業周刊》雜志指出，現在的高盛在華盛頓幾乎沒有朋友。敗絮其外——在美國公眾眼里，高盛就是華爾街罪惡的淵藪。

高盛還涉嫌助希臘瞞赤字，并試圖嫁禍中國。希臘為了能夠加入歐洲貨幣聯盟，尋求高盛等投行幫助降低財政赤字。因此，高盛幫希臘政府悄悄貸進了數十億美元。因為被視為貨幣交易而非貸款，而沒有對外發布。這筆交易幫助希臘在入不敷出的情況下，不僅達到歐洲赤字的規定獲得加入歐元集團資格，還得以繼續揮霍，但也埋下了隱患。2009年，希臘國家負債高達3000億歐元，創下歷史新高。2009年12月，國際評級機構連續下調希臘主權信貸評級，引爆希臘政府債務危機。
多項記錄顯示，在華爾街的協助下，希臘過去10年來一直努力躲避歐洲負債的限制。由高盛制造的一筆交易，讓希臘數十億美元的債務，得以躲過布魯塞爾預算監督人員的審查。希臘為此支付了高盛大約3億美元的費用。

掌握了高盛及一些華爾街交易文件的雅典經濟學家Gikas Hardouvelis表示：“這類交易因為沒有以貸款的方式記錄，常會誤導投資者以及金融監管人員對一國負債深度的了解。”此外，這些“秘密”交易，除了通過欺騙投資者，更誘導政府采取錯誤的政策，以避免采取嚴格措施，來控制他們的財政赤字和債務。比如，高盛曾一度要向中國推銷250億歐元希臘債券，想假借中國之助，進一步幫希臘來掩飾現在的債務。高盛此舉有轉移危機，嫁禍中國之嫌。法國分析家認為，透露出中國拒購希臘國債是令人吃驚的。這種消息按慣例是絕對處于保密狀態的。對投資者或推銷者來說，這種消息的泄露對兩者都是不利的。然而《金融時報》卻發現，消息透露者居然是高盛投行的第二把手凱利·科恩。他于去年11月和今年1月兩次前往雅典，試圖游說希臘當局讓高盛將高達250億歐元的國債推銷給中國，但遭到希臘的拒絕。

高盛以“金磚四國”、“北京共識”等炒作中國概念，目的就是讓中國舉國上下處于一種趕超美國的狂躁心態。“高盛很早就認為中國將成為全球經濟的引擎，過去幾年中國業務已成為高盛的核心業務。”高盛現任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勞埃德·布蘭克芬日前直言中國市場已成為高盛支柱。高盛進入中國幾年之后，中國國有資產大量流失，通貨膨脹，貨幣貶值，人們開始質疑利潤高漲的高盛“偽善”。高盛被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指控涉嫌欺詐投資者之后，中國媒體加入到歐洲、澳大利亞等地的媒體行列，集體討伐高盛這個“金融教父”。

徹底清算高盛在中國所犯下的罪行，時機已經成熟。現在中國政府可以理直氣壯地高調清算高盛在中國的欺詐和巧取豪奪行為。從國際上講，在清算高盛的問題上，中美兩國可謂高度一致：高盛利用人們的信任，大肆宣揚的價值觀，貪婪和拜金文化，使越來越多的中國、美國的企業和人民放棄了責任、執著與勤勤懇懇，利益主義開始腐蝕中國和美國，大型企業瘋狂涉足金融業、房地產，使經濟泡沫越吹越大。人們不顧一切地炒股、炒房，甚至以假借套期保值的名義、涉足風險巨大的金融衍生品投資，根本無心做實業，再也不相信靠勤勞致富。中國政府此時徹底清算高盛正是配合與幫助戰略合作伙伴切除掉高盛這個在世界金融危機中興風作浪，吸附在世界經濟體上的“毒瘤”。從國內情況上說，反腐肅奸的民眾呼聲越來越高漲，中國政府必須從高盛開始徹底清算跨國企業在中國的商業賄賂行為，對那些危害中國經濟安全，危害中國政權穩定的企業和人員追究法律責任；對那些不顧民族大義，損害國家利益，坑害自己的父母兄弟的民族敗類、“漢奸”，不論其“精英頭銜”有多高，學術成就有多大，都要繩之以法。還中國一個朗朗青天和充分體現公平正義的經濟社會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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