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危機：一種馬克思主義的解讀

經濟危機：一種馬克思主義的解讀

作者 斯蒂芬•雷斯尼克(Stephen Resnick)和理查德•沃爾夫(Richard Wolff)

孫來斌 申海龍 譯

《國外理論動態》第十期
 

　　美刊《重思馬克思主義》(RethinkingMarxism)2010年4月號發表了斯蒂芬•雷斯尼克(Stephen Resnick)和理查德•沃爾夫(Richard Wolff)題為《經濟危機：一種馬克思主義的解讀》的文章。文章運用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分析方法，從實際工資、勞動生產率和個人債務發展趨勢的視角，證明當前美國經濟危機與資本主義階級結構之間有內在的關聯性：20世紀70年代以來工人曾經享受過的實際工資增長現在長期停滯，取而代之的是工人背負的債務不斷增長，并認為當前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復活，但它和新古典主義經濟學一樣，都局限于資本主義制度內設計解決方案，并不能有效克服經濟危機。一段時期以后，當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對資本主義危機黔驢技窮之后，新古典主義經濟學將再次復活。作者因此強調只有改變資本主義的階級結構，才有希望真正克服經濟危機。文章內容如下。
　　
　　前言
　　
　　兩種不同的、相互競爭的主流經濟理論對20世紀資本主義經常發生的危機都作過解釋。對于當今的危機，它們也毫不例外地提出了相應的解決方案。其中一種理論以其創立者的名字而得名，被稱為“凱恩斯主義經濟學”。該理論聲稱，無管制的私人市場必然產生價格波動，而這種波動又會反饋到企業、工人和消費者的決定中，使價格呈現螺旋狀失控，從而將經濟推向周期性的通脹、蕭條甚至衰退。如果沒有外界的干預，資本主義私有經濟可能停留在持續低迷或長期通脹狀態，以至于最終對資本主義制度本身構成威脅。凱恩斯主義或者當前更普遍稱作的“宏觀經濟學”，將私有經濟及其運行機制視為周期性危機發作的根源。經紀人不平等和(或)不對稱的信息獲得渠道，會產生過多但并無實用價值的信息。這些來自市場的不完善因素通常被歸結為“動物精神”。對行政力量的敬畏，加之國家干預和宏觀調控的法律規范，有利于消除資本主義固有的極端不穩定性。“管制，加強管制”，是所謂凱恩斯主義“先知們”的口號。
　　另外一種主流經濟理論是與亞當•斯密相聯系的。作為“現代經濟學的奠基者”，斯密第一個提出了私人資本主義經濟(自由市場加私人財產)是唯一能夠使社會財富最大化的經濟形式的觀點。這種觀點在以后的演進形式中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并被通稱為“新古典主義經濟學”，或者當前更普遍地稱作的“微觀經濟學”。新古典主義經濟學繼續不停地證明，為什么私有資本主義經濟意味著自由與發展，為什么市場競爭能夠產生以及如何產生最優經濟效益。當然，非最佳效益偶爾也會出現，但這很有可能是由于“市場的不完善”所致。換用新古典主義的話來講，這可能是本意甚好但根本上失誤的國家干預使然。因此，最佳的解決方案是讓私人市場和私有企業通過內部機制進行自我醫治。新古典主義經濟學家們通常譴責凱恩斯主義倡導的國家干預。矛頭直指由于多重市場規則不可避免地產生的監管失誤、政治力量對市場的操縱以及由此產生的低效率，包括通脹、停滯和滯脹等。他們認為，政府不能代替市場機制，而只能讓其自尋出路；市場機制本身可以適應無限不同的需求和供給，在信息溝通方面要勝過任何政府。市場機制在這一過程中會刺激、引導買方與賣方，并糾正出現的任何過激行為。因此，“放松管制，解除管制”，便成為新古典主義經濟學家的口號。
　　正如當前全球資本主義危機所顯示，在經歷30余載的邊緣化狀態之后，凱恩斯主義的國家干預主張在世界范圍內正在走紅。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新古典主義經濟學家已經在所謂“新自由主義”的全球運動中有效地遏制并逆轉了國家經濟干預。對于在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余波中走向主流地位的凱恩斯主義及其宏觀經濟學，他們一直予以極力反對。新古典主義經濟學家總是攻擊凱恩斯主義的國家干預主張和羅斯福新政，因為在他們看來，二者嚴重限制并阻礙了經濟的增長，并由此加劇了社會沖突(有時也被稱為“階級斗爭”)。在此境遇下，他們希冀在斯密的資本主義繁榮增長的愿景中去尋求出路，即依靠私人市場和競爭市場來提升勞方與資方的實際收益，由此避免與經濟增長不足相隨而生的“階級矛盾”。
　　在20世紀70年代，新古典主義經濟學逐漸取代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并風靡全球。放松市場管制和推行私有化，似乎成為企業界、政界、新聞界和學術界普遍認可的原則。正如大蕭條之前那樣，新古典主義經濟學再次成為主流現代經濟學。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因為此前對社會經濟何以“真正”運行的錯誤解讀，而被作為歷史文物束之高閣。事實上，新古典主義微觀經濟學的主導地位逐漸催生出“新”一代凱恩斯主義者，這些人將自己的理論范式重新解釋為對新古典主義的拓展與運用。但頑固的凱恩斯主義者拒絕成為“新”的一代，這樣做的結果是他們的專業發展受阻、職業生涯結束。值得注意的是，新古典主義經濟學和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在理論領域、學術原則和職業生涯方面的極端分歧和互不相讓，并沒有妨礙它們自20世紀40年代后期以來對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聯合打壓。
　　從20世紀70年代起，市場管制逐漸被放寬，并在最初出現了新古典主義者所承諾的激勵機制、市場價格和經濟增長等景象。然而。隨著時間的流逝，開始出現另一種情形，即市場波動、收入和財富分配的不均衡，以及股市和房地產市場的經濟泡沫。而這些都曾經被凱恩斯主義批評家所預言。隨后，新千年伊始就遭遇了股市崩盤，幾年之后又是房地產崩潰和資金流動性危機，而現在則是經濟的嚴重衰退以及由此而來的大范圍的危機。在此背景下，新古典主義全線撤退，而凱恩斯主義逐漸擺脫困境，得以重振雄風。令人感到奇怪的是，后者在前者即市場體系的堅定維護者中找到了一些盟友(即那些意外地依靠政府慷慨援助而得以生存的商界精英)。
　　凱恩斯主義的要旨始終在于：國家要拯救資本主義就必須從其自身著手。在當今，這句話再次成為名言。面對目前的危機，少數新古典主義經濟學家仍在鼓吹昔日的論調：無需國家干預，市場本身可以帶來繁榮和增長，也可以解決其他任何問題。
　　然而，我們有理由相信，新古典經濟學終有一天將再次復出，并重彈其解除市場管制的老調。我們的這種信心在于，資本主義自我恢復的力量是建立在其持續不斷的發展上的，而這又會導致未來的經濟問題和經濟危機。這句話對于目前正在實施的凱恩斯主義同樣也是適用的，它無疑也會產生很多經濟問題。眾所周知，凱恩斯主義的國家干預旨在克服20世紀30年代的大蕭條及其隨后的經濟低迷；在20世紀70年代前期，新古典主義經濟學又以克服凱恩斯主義國家干預局限的面貌而出現。一旦凱恩斯主義對當前經濟危機無計可施，新古典主義就會再次復活。
　　事實上，從最基本的角度來看，這兩種理論之間的搖擺及其相關政策處方，顯示出兩者的許多共性。它們大多認同，市場機制是公認的、最好的有效配置資源的機制。有時它們還會補充強調，市場也會公平地配置資源。它們都認為，充分競爭的市場有助于財富的創造，并且獲得財富的多少是與為創造財富所做貢獻的大小成正比的。它們的分歧在于，究竟應該如何對待那些針對市場機制的批判運動。這些批判運動一般源于那些飽受經濟周期性衰退和通貨膨脹之苦的市民。針對這些批判運動，新古典主義認為，“應該讓市場自己去尋求一種嶄新的、高效的和公正的解決方案”；凱恩斯主義則說，“不，不能這樣，我們需要國家干預來引導市場找到這種嶄新的、高效的和公正的解決方案”。對于雙方來說，就財富創造和社會福利而論，以私有企業和自由市場為鮮明特色的資本主義，仍然是最優制度。
　　因此，盡管兩者在國家干預的必要性問題上抱持截然不同的看法，但是在對于資本主義的態度上兩者都顯示出深厚的保守主義傳統。兩者之間的某些理論搖擺，是服務于這種共同的保守主義傳統的。即當這個制度本身受到質疑的時候，它可以防止資本主義內部的危機演變為整個資本主義的危機，法寶就在于通過雙方的辯論來控制由危機所引起的社會不滿輿論。當嚴重的危機危及放任自流的資本主義時，雙方辯論的焦點就在于是加強管制還是讓市場機制自我調整；當嚴重的危機危及加強管制的資本主義時，雙方又開始辯論是否應該解除管制或者變換管制的方式。這種方法，可以有效地把公共輿論控制在兩種相互替代的資本主義經濟危機解決方案之內，即這種改變僅限于資本主義經濟制度之內，而不會超出它的范圍。
　　
　　一種馬克思主義的分析
　　
　　除了新古典主義和凱恩斯主義，馬克思主義對資本主義經濟危機也有自己的解釋和解決方案，并與前兩者存在明顯區別。凱恩斯主義強調，經濟的不穩定性是由于追逐私利的個體消費者、生產者、商人、銀行家及其面臨的內在的經濟不確定性或者由于對市場信息獲取的不對稱性造成的。新古典主義則認為，市場的不確定性是由于私人力量的參與和國家力量的介入而引起的。然而，馬克思主義理論卻致力于探尋資本主義的危機與其獨特的階級結構(特別是資本家占有和分配工人創造的剩余價值的特殊結構)的內在關聯。我們將在下文揭示這種關聯。在此基礎上，馬克思主義得出了有別于新古典主義和凱恩斯主義的結論。簡言之，在馬克思主義看來。由一個階級結構過渡到另外一個截然不同的階級結構，是有效解決資本主義危機的必然要求。這是因為，無論是加強管制還是放松管制，只要資本主義根本制度不改變，它的階級結構都會系統地、周期性地加劇資本主義的危機。這就是馬克思主義不贊成新古典主義和凱恩斯主義對待資本主義的保守主義傳統的原因所在。
　　
　　剝削與美國歷史
　　
　　毫不奇怪，我們馬克思主義對當前美國的資本主義危機的解讀，是將之同資本家與工人之間剝削與被剝削的結構相關聯的。美國資本主義在2008年9月所遭受的失敗有著長達120年的深厚階級根源。從19世紀90年代初期到20世紀70年代后期，在工業領域出現了兩種主要趨勢。一方面，制造業工人的實際工資每年增長了約1.8％，另一方面，制造業工人的勞動生產率在不斷提高，每年達到約2.3％。如果按照馬克思的價值理論對這兩種趨勢進行分析，依據每個產業工人實際工資增長率和實際產出增長率的變化，我們不難得出結論：美國剩余價值率已經穩步上升了近90年。用馬克思主義的語言來描述，這個世紀見證了美國資本家所獲剩余價值的增長速度超過美國工人實際工資增長速度的歷史。盡管工人們受到了比過去更嚴重的剝削(勞動力創造的新價值遠遠超過了出賣勞動力所得到的價值)，但是他們也得到比過去高一些的報酬。我們不禁要對這種資本主義制度提出質疑，為何這種剝削會持續如此之久?為何它能吸引數以千萬計的移民飄洋過海，并由此鑄就其全球超級大國的地位?
　　這個世紀是美國資本主義獲得持續成功的世紀。資本家穩步增加的剩余價值為其進一步有效擴大和加強階級剝削創造了條件。這種利益格局有利于資本家利用不斷增長的剩余價值實現美國的全球霸權。資本家對于剩余價值分配的多樣性，顯示了美國資本主義發展的歷史變遷。數量龐大的剩余價值促進了資本積累，并被用于購置機器、興建工廠和基礎設施等，這樣就直接增加了工人勞動的產出量，也就生產了更多的剩余價值。生產規模的擴張和新技術的運用，意味著勞動生產率的提高以及消費品單位價值的降低，因此也就提高了剝削程度。一部分剩余價值被用來支付研發費用，這樣就會促成新的產業浪潮，而新的產品又會帶來更多的剩余價值。一部分剩余價值被用來尋求官商勾結和政府庇護(這是在管理上“無形資產”的投資)，以便資本家能夠從工人身上榨取更多的剩余價值。產業資本家還將一部分剩余價值以商品銷售折扣的形式分配給銷售商，這與他自己組織銷售從而不得不支付給本企業銷售人員報酬相比，更有利于降低開銷、節省資金。因此，為了有效降低銷售環節的成本，需要構建一個批發和零售的交易網絡，以便資本家獲得更多的剩余價值。產業資本家還會以利息的形式給銀行分配部分剩余價值，以便從銀行獲得用于增加生產投資、研發費用以及擴大和改善與官僚機構的關系所需要的資金。同樣，產業資本家還會以股息的形式將一部分剩余價值分配給股東，以便其公司通過向公眾出讓部分股權從而拓寬融資渠道。最后，產業資本家還會以稅賦的形式向各級政府分配一部分剩余價值，并促使政府提供公共服務和基礎設施(法律、道路、教育、衛生服務、軍隊、科研及其新產品新技術研發等)，從而降低資本家的運營成本，促進剩余價值生產。
　　在20世紀70年代以前，美國資本主義的天才們認為，實際工資的上漲、剩余價值的更快增加與剩余價值的分配是統一的，三者相輔相成，彼此促進。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曾經從三者的矛盾關系角度論述過這種資本主義發展的可能性。在《資本論》第l卷中，馬克思界定并分析了工人所創造的剩余價值被他們的雇主即資本家所占有的事實。在第2卷和第3卷中，馬克思詳細闡述資本家對剩余價值的瓜分，以及資本家如何以這種方式來維護他們在不斷發展的資本主義體系中的統治地位。雖然多次受到經濟危機的干擾，但是美國資本主義在20世紀70年代末期之前近一個世紀的發展歷史證明：在占有足夠的剩余價值(正如《資本論》第1卷所論)、進行有效的剩余價值分配(正如《資本論》第2、3卷所論)的前提下，資本主義仍然具有自我擴張的能力。
　　雖然馬克思主義理論會強調各種社會制度中的矛盾，但是它更重視資本主義制度中的矛盾。這種矛盾，無疑也可以從美國歷史中得到證明，正如它的成功與失敗總是如影相隨一樣。工人實際工資上漲的另一層含義，就是遭受剝削的進一步加深。一些民族主義者在為他們所謂的民主與公平歡欣鼓舞，而這種形式上的民主與公平的背后則掩藏著日益加深的社會分裂，即一方是遭受剝削的工人隊伍的不斷擴大，另一方是跨國資本寡頭及其周圍形形色色“食客”的不斷聚集。
　　
　　剝削程度的加劇與實際工資的增長
　　
　　從19世紀90年代到20世紀70年代，工人實際工資的增長促進了他們消費水平的提高。在此期間，工人能夠消費更多的商品和服務這件事情，被強烈地賦予了新的意蘊。在工人自己和絕大多數人看來，個人消費水平已經成為衡量他們生活是否成功的標準。更高質量、更多數量的消費，意味著更多的快樂。職業的選擇和家庭的建立，往往承載著提高未來消費能力的希望。人們是否有資格做父母，往往需要根據他們能否讓子女擁有足夠的消費能力并因此過上更好的生活來評價。良好的教育程度意味著較高的收入和較高的消費水平。一個人的消費水平和消費方式反映了他的社會地位。
　　有些人巧妙地通過購買和使用仿冒奢侈品來迷惑別人，借以抬高個人身價。面對社會普遍接受的以消費水平作為個人成功與否的主要評判標準的做法，持反對意見的宗教領袖、政治家、作家和其他人士紛紛予以譴責，并將其稱為“物質主義”。這種消費潮流，就是后來人們所稱的消費主義。
　　消費主義存在于特殊的社會關系之中，它的流行表明了美國工人缺乏對階級剝削的清醒認識。消費主義把工資和消費水平的上漲視為對工人薪酬勞動的充分和恰當的補償。消費主義強調，資本主義已經意識到并采取行動給予了工人恰當的甚至是慷慨的補償。通過這種強調，消費主義有效地置換了馬克思主義的“剝削”概念。事實上，“受剝削”這個概念被其做了重新界定，意指少數工人暫時地、或許是不公平地沒有得到由資本主義向所有工人正常提供的工資和消費水準(在它看來，工人如果得到了正常的、公平的工資，就沒有受剝削)。消費主義斷言，不斷增長的消費水平證明了以下兩點：(1)資本主義不但可以而且能夠提供更多的產品；(2)日益增長的個人消費水平反映了資本主義相對于社會主義的優越性。當然，單靠消費主義本身還不能壓制馬克思主義對剝削的相關解釋，政府、被資本雇用的資產階級意識形態專家、宗教界還有其他團體也陸續加入到打壓隊伍之中。他們聲稱私有企業、自由市場能夠保證絕對的個人自由，而社會主義因為實行公有制、計劃經濟而妨礙個人自由。然而，這種消費主義在美國卻發揮了杠桿作用，幫助美國資本主義實現了從1890年到1970年間的顯著增長。社會大眾盡管極不情愿但卻無法回避階級剝削、它的社會代價或者它在資本主義階級結構中的根源。對此，馬克思主義者也有相關的探討。
　　
　　剝削程度的加劇與實際工資的停滯
　　
　　自20世紀70年代后期開始，美國產業工人的實際工資停止了增長。從此前90年的記錄來看，這是一場深刻的變化。盡管制造業的生產率在不斷地提高(從1978年至2007年，年遞增率為3.26％)，然而實際支付的制造業工人的工資幾乎沒有多大變化，有時甚至還有所下降(從1978年至2007年，每年下降的速度大約是0.37％)。基于一些數據，我們可用圖表1對這兩種趨勢進行分析。從表中可以看出。資本家從每個工人那里不斷獲得越來越多的產出，但工人得到的實際工資卻并未相應增加。換言之，工人并沒有分享到由生產率提高而帶來的成果，生產率的提高給資本家帶來了比以前增加更快的剩余價值。在馬克思主義看來。此間的剝削率(即剩余價值與勞動力價值的比率)呈現穩步增長的態勢，并可能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生產者和產品占有者之間的社會分化的鴻溝也在不斷加深。最為重要的是，實際工資上升的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了。當然，應該客觀分析而不能過于夸大這種狀況對美國的影響，但是，這種曾經通過提高工人工資來增進消費并借以表白、歌頌、維護自己的資本主義，現在再也不能那么做了。最為值得指出的是，公共輿論對于這種已經變化的意義和可能的影響，還未給予必要的關注；工人親身經歷了這種變化，但還只是把它作為個人問題而非廣泛的社會問題去對待。
　　20世紀70年代以來，剩余價值生產的激增態勢改變了美國資本主義。隨著剩余價值的增加和工人實際工資的萎縮，財富源源不斷地涌入資本家的腰包。由于大部分的美國資本主義企業是公司制企業，結果造成公司的財富、權力和影響統治著整個社會。公司董事會的頭頭們將大部分剩余價值裝入自己的口袋(以劇增的高層管理薪酬、股票期權和獎金等形式)，將一部分剩余價值分給下級管理人員(以報酬和管理經費的形式)、銀行(以利息及手續費的形式)、經銷商(以批發和零售差價折扣的形式)、股東(以股息的形式)、土地和技術所有者(以租金、轉讓金的形式)等。正如我們下面所要揭示的，這些受益群體彈冠相慶、皆大歡喜，而廣大工人群眾的生活卻步履維艱、每況愈下。

 
　　
　　為什么實際工資會停止增長?
　　
　　自20世紀70年代后期開始，美國資本家不得不面臨一個嚴重的問題：一方面，他們獲得了比以前更大份額的剩余價值，另一方面，對于分割剩余價值的新要求也層出不窮。一些公司的經理要求獲得更大份額的剩余價值，用以進行資本積累和技術升級，從而能夠更有效地與國外企業競爭。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的一段特殊時期，美國資本家沒有遇到強勁的競爭對手，但這一時期很快就結束了。西歐和日本的資本主義工業得以重建，并且對于美國人的世界經濟主導地位虎視眈眈。與此同時，政府官員也要求以增加稅收的形式獲得更多的剩余價值份額，因為要維持美國在戰后的統治地位，實施旨在安撫日漸動蕩的部分窮人的一攬子社會工程，都需要大筆的資金。工會繼續使用他們的合法權力，為工人爭取分配到更多的剩余價值，用以提高工人的工資、醫療待遇和養老金等。資本主義企業率先制定了相應的策略，用來處理剩余價值的分配與各方的要求相脫節的問題。
　　20世紀70年代結束，美國新當選的總統(里根)認為工會是一個特殊利益集團，該集團一定程度上會威脅到這個國家和所有的美國人。通過政府立法、掌控公眾輿論、降低公司稅和針對富人的個稅、放松國家的經濟管制等舉措，總統發起了對工會的攻擊。里根的新政策與新古典主義的戰略具有一定的一致性，這就是避免社會權力過度集中，并借此消除有礙市場機制平穩運行的因素。但是，隨著國家稅收的減少，政府在促進就業等方面日益無能為力，并且越來越依靠于政府債券和證券的購買者(主要是公司和富人)；工會喪失了國家一度賦予它的法律和道德支持。工會同資方討價還價的能力日趨削弱，實際上也降低了為工人贏得增加工資和改善福利待遇的機率。實際工資增長的停滯、企業稅的降低和市場管制的放松等因素的結合，為資本家解決剩余價值問題上的緊迫壓力提供了“方案”。新古典主義理論將這些政策視為靈丹妙藥。

　　在馬克思主義看來，里根的政策使資本家能夠做到以下兩點：(1)在無需增加工人工資的情況下，雇用更多的勞動力并提高生產率；(2)支付較低的公司稅就確保得到國家提供的服務。這實際上意味著，生產的剩余價值越多，得到的免稅優惠就越多(通過降低公司稅負)。這些剩余價值又轉而用于滿足擴大資本積累、研發預算以及美國境外生產設施換代升級(那里的工資和其他成本遠低于美國境內)的需要。大量婦女源源不斷地進入勞動力市場，既是婦女長期斗爭的結果，她們希望自己能夠主宰自己的生活，也是出于貼補家用的需要。這樣就更加大了實際工資下降的壓力。始于20世紀70年代并風行全美的辦公自動化，實際上改變了勞動力市場的供求狀況，也進一步損害了工人的實際工資。此外，大規模的移民涌向美國，尋求工作機會和他們的“美國夢”。這又助長了大量雇主非法用工現象，并因此破壞了實際工資增加的可能。在這些因素綜合作用下，美國資本家在日趨激烈的世界經濟競爭中獲得了更大的成功。但是，這種受到資本家青睞的方案，卻給美國工人和政府帶來了新的問題。資本家為自己的收益歡欣鼓舞，工人和政府為自己的損失悶悶不樂。所有這一切最終交匯到一起，引發了20世紀30年代以來美國資本主義最嚴重的危機。
　　
　　工人對實際工資停止增長的反應
　　
　　實際工資的停止增長使工人家庭面臨深刻的危機。難道讓他們由于實際工資停止增長而放棄消費的增長嗎?由于增長消費的觀念和消費主義在美國歷史上具有深刻影響，工人們對這個問題的回答是異口同聲的“不”。對于美國人而言，消費的增長是實現個人夢想和社會成功的標志，是對教育的回報，也是父母要兌現的對孩子的承諾。自20世紀60年代以來，對于實際工資停止增長的現象(由于工會和社會運動受到嚴重削弱，缺少有組織的社會反應)。工人和他們的家人的反應是個體的、分散的。
　　首先，他們應對實際小時工資停滯的做法，就是派出更多的家庭成員，去做更長時間的工作。丈夫除了花費更長的時間去做好第一份工作以外，還要兼做第二份甚至第三份工作；青少年在課余也要參加工作；已經退休的也要爭取返聘做些兼職或全職工作；最為重要的是，數百萬家庭主婦也進入勞動力市場。毫無疑問，這些做法有助于提高家庭收入，但勞動力供應的增加進一步削弱了實際工資增長的可能性，同時也造成了家庭勞動力的外流。
　　用更多的家庭成員去掙更多的工資，這給個人和社會都帶來了巨大的代價。越來越多的婦女同時要做兩份全職工作，一份是家庭之內的，一份是家庭之外的。從事家務勞動和照顧孩子仍然是婦女的基本義務，即便她們還要外出做全職工作。婦女所面對的這種雙重壓力，改變和扭曲了家庭關系。離婚率的不斷攀升，就是家庭關系異化(藥物成癮和家庭暴力)的標記。婦女的勞動成本也在增加(主要表現在兒童保育、工作服裝、交通費、飲食費、清潔費、藥費和咨詢服務費等方面)，并使婦女勞動的凈收益大大縮水，從而也抑制了消費增長的勢頭。因此，為了消費增長這一目的而產生的另一個資金方面的問題，又擺到工人面前。
　　這個問題就是家庭債務。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在1975年統計的家庭債務總額為7340億美元。到2006年，這一數字已經飆升至128170億美元。這30年間家庭債務的激增，多半源于抵押貸款(而工人們能拿什么作抵押呢?如果有的話，也就是住宅)。大部分的工人基本沒有什么儲蓄，數以百萬計的工人所承擔的債務已經遠遠超過了他們合理的承受預期。無論是美國本土出生的人還是外來的移民，似乎都下定決心要為實現他們的“美國夢”放手一搏，而將風險和代價置之度外。而美國歷史也似乎為此做好了準備。到了新千年來臨之際，美國工人已經被長期的超負荷勞動搞得筋疲力盡，被家庭的解體搞得煩躁不安，被前所未有的債務危機搞得焦頭爛額。
　　在馬克思主義者看來，實際工資的長期停滯和勞動生產率的不斷上升，意味著工人勞動力價值的下降。由工人創造的產品總價值在不斷增加，卻被資本家以剩余價值的形式據為己有。廣大的工人得到的越來越少，而少數的資本家得到的越來越多；資本家所得到的，正是工人們所失去的。
　　
　　資本家的反應
　　
　　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與美國工人一再被壓榨現象形成鮮明對照的是，美國資本主義處于持續擴張狀態。在過去的30年中，剝削率的增長是空前的。正如前文圖表所示，工人的實際工資與生產率之間的鴻溝越來越大。事實上，美國近幾十年的收入分配格局一直是有利于最高收入者的，這一點可以從剝削率的不斷攀升中得到反映。資本家們開始將財富存放在銀行及其他金融機構中，差不多要被快速增長的收益所淹沒。通過這些機構，公司董事會頭頭們以驚人的漲幅分配凈收益(即補充了投入耗費和支付了“非管理層”雇員工資之后的收益)。
　　他們通過增加公司高層管理人員的預算、薪酬和獎金，為自己創造了一個新的“鍍金”時代。他們對個人財富的炫耀，使其成為媒體阿諛吹捧的目標，并引來大眾的羨慕。其實，約翰•洛克菲勒等人早在19世紀末就干過這種事情。現在這些人又如法炮制，故伎重演。兩個時代的一個區別就是，在那時，洛克菲勒等人被有些人稱為“實業寡頭”，但也被許多人叫作“強盜大王”；在今天，這些人的稱呼好聽多了，“新生公司超級富豪”一詞似乎頗為流行。我們現在畢竟生活在一個所謂的后意識形態時代。
　　特別是20世紀70年代以來，公司董事會的頭頭們還不惜斥巨資用于計算機化、產品研發以及生產設施海外化，所有這一切的目的都是為了提高其在世界經濟競爭中的地位。0他們在一些政客身上大把地花錢去疏通關系，以便為收入激增創造更多的條件。同樣地，這些手段也會用到其他人身上，諸如增加股東的股息、地主和技術所有者的租金、銷售商的費用、銀行的利息，以及支付給專家和顧問(如律師、廣告策劃師、公關公司等)的高額花銷等。實際上，這些做法已經成為一種常態。
　　激增的財富日益集中在相當少的人手中，促進了管理型企業的飛速發展，用以專業化管理投資銀行、對沖基金等。對財富的管理也悄悄地變成一種投機行為，正如以前資本主義經濟危機悄悄地臨近時一樣。因此，金融企業對于爭取存款的競爭日益激烈，都期望從資本家那里獲得更多份額的剩余價值。這樣競爭的結果就是，金融企業“發現”并經常開辟更多的業務項目(如“特殊投資工具”、“擔保債券憑證”、“信貸違約調期”等)，以期獲得更多的回報。他們并不滿足于此，甚至走得更遠——超越地理限制，在全球范圍內吸收存款，在全球范圍內投資；超越法律限制，繞過金融條例并擴大無管制的金融活動；超越謹慎原則，使投資行為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具有更高風險。只要剩余價值源源不斷地涌進金融部門，該部門就會比美國任何其他經濟部門獲得更迅速的增長。金融業因為負責這些洪水般的資金流動的管理和運行而抽取了巨額的手續費和傭金，并快速膨脹。大批高校畢業生為了快速致富而舍棄其他職業，紛紛投身于華爾街或其他地方的金融業。
　　
　　矛盾與危機
　　
　　馬克思主義理論一直關注矛盾問題，因此，它理所當然地要將目光聚焦于當前資本主義的矛盾關系。一方面，工人由于實際工資增長的停滯而備受壓榨，另一方面，資本家卻以激增的剩余價值不斷提升社會地位。使兩者發生聯系的就是債務。美國金融業發明和增生出一些必要的機制。這些機制使資本家有時也可能將剩余價值的相當一部分借給工人。而工人之所以借錢，主要是因為在實際工資停止增長的情況下，他們沒有其他辦法來實現他們的“美國夢”；其次是因為其中有無數的再保險可以擔保這種借貸是安全的、適度的，并且借貸也是非常美國化的行為。在過去的30年中，工人對信貸需求的日益擴大無形中也加深了他們所受的剝削，而銀行家則從中獲利匪淺。當然，隨著銀行間競爭的加劇，他們也在尋求更新的、更有利可圖的放款渠道。早在幾個世紀之前，銀行家放貸給有需要的封建領主和國王，而現在則放貸給實際工資停止上漲的工人以及稅收減少的政府。去指責借貸的工人是多么的愚蠢或不負責任，去指責銀行或者其他出借人是多么的狡詐和貪婪，這是用道德譴責取代社會分析。我們馬克思主義者的目標不在于道德譴責，而在于去闡明：資本主義的經濟、政治和文化(包括各種道德敗壞)條件，何以造成20世紀70年代以后的矛盾發展，而這一發展為什么會最終導致資本主義經濟在75年內出現第二次全球性崩潰。
　　解決工人和資本家之間債務關系的答案就在于債務的證券化。因為工人能夠提供的抵押品只有他們的住宅，因此，抵押貸款數額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大幅上升，隨之而來的就是抵押支持證券份額的上升。全國各地銀行、銀行代理(“抵押經紀人”)迅速將抵押打包轉售給證券商，然后再經證券商轉售給“投資者”(包括那些得到巨額剩余價值的人)。最初的經紀人確實賺取了一些酬金，并且還能立刻將抵押賣出，因此，他們大受鼓舞，而對借貸家庭是否有能力償還債務并不關心。由于金融業的激烈競爭，腐敗行為不可避免地與日俱增。當負債率或違約率超過一定比例時，抵押支持證券的價值就會大大縮水，最終引發更大規模的金融危機。當然，一旦次級抵押貸款市場崩潰，危機就會很快蔓延到為其提供抵押支持的證券市場和信貸市場，從那里擴展到所有其他相互關聯的市場。由于資本主義市場之間是緊密聯系、環環相扣的，局部的變化會引起其他部分乃至整個系統的變動，這樣就產生了目前的危機。
　　20世紀70年代以來，資本家們為這個制度所帶來的前所未有的財富而歡呼雀躍。資本主義的幻想差不多就要變成現實了。但是他們卻忽略了這樣的事實：此前工人曾經享受過的實際工資增長已成為歷史，取而代之的是工人背負債務的不斷增長。資本家們一直深信，私有制和自由市場是促進經濟增長的有效機制，正是這種機制造就了他們的巨額財富和美好前景，并且“人人受益”。由此可見，私有化和不受管制的資本主義市場具有無可比擬的優越性。然而，屬于資本家的美好時光終究會流逝，這讓政界、新聞界、學術界對資本主義信仰的肯定顯得過于急切。實際工資停滯的殘酷現實，讓人人發財的魔術穿幫。資本家的受益即是工人的受損，這些觀點資本家難以接受也不愿理會。只有當工人群眾這一邊債務纏身、精疲力竭、不堪重負并最終導致資本主義制度崩潰之時，處于歡欣鼓舞“那一邊”的資本家們才會手忙腳亂。對于這種矛盾及其發展過程，馬克思主義很早就進行了揭示，并且進行了詳盡的說明。
　　
　　一種馬克思主義的解決方案
　　
　　如果像我們所討論的那樣，剝削率的不斷攀升使工人首先陷入債務危機，接著導致違約，那么，一種合乎邏輯的解決方案(或者部分解決方案)顯示如下：消除階級剝削。遵循這種解決方案，馬克思主義的政策主張就既有別于今日的凱恩斯主義也有別于昔日的新古典主義。我們提出的馬克思主義方案，目標不在于通過增加或者減少國家的經濟干預、放松或加強信貸和其他市場的管制等措施去改良資本主義。進而言之，我們的目標是消滅資本主義，首先是徹底改變資本主義生產的階級結構。這才是我們所需要的重要改變，也只有在這個目標實現后，才能輔之以人民愿意接受的或多或少的國家干預或管制。
　　我們倡導的這一改變，將會讓創造剩余價值的工人在企業里處于首先獲得剩余價值的地位。毫無疑問，這種地位也賦予工人首先分配剩余價值的權利。創造剩余價值的工人將會成立自己的企業董事會并當家作主，取代傳統由大股東選舉并對其負責的董事會。這就是我們所說的消滅資本主義階級結構的涵義，這就是我們在社會經濟和每個富有生產效率的企業中邁向新型階級民主的第一步。除這一舉措之外，各企業所有的員工在決定生產什么、在哪里生產、如何生產以及如何分配剩余價值等問題上，將被賦予平等的地位。隨后的步驟就是把與企業相互依存的社區也包含進來，以進一步擴大經濟民主的范圍。在剩余價值的生產和分配等問題上，工人和社區居民將共享民主權力。
　　階級結構的這種變化，并不能徹底消除一種社會經濟中的各種矛盾乃至經濟危機。但是，后資本主義時代的危機是一種不同的危機，將會得到不同的理解，也將會受到不同的應對。當然，這些都是另外的話題。首先，像當前這樣由于剩余價值率不斷上升而導致的危機，在后資本主義時代發生的可能性極小。這是因為，工人自己掌握了企業董事會，他們不可能允許出現這樣不斷上升的剩余價值率。即使發生危機，人們采取的應對措施也將是富于人道主義和公平之心的，因為在消除資本主義階級結構的過程中已經誕生了一種新型的階級民主，這種民主所倡導的公平與共享原則，已經深深植入后資本主義時代的階級結構之中。但是，面對今天的危機，我們看到的是資本主義社會特有的荒唐現象——喪失抵押贖回權和失業的數百萬工人痛苦不堪，而其他人卻安然無恙；某些遭受損失的資本主義企業得到巨額的政府援助，而其他企業卻被拋向破產的境地；一些市、州能夠繼續提供基本的公共服務，而其他市、州卻無能為力。這些荒唐現象基本不可能出現在以后資本主義階級結構為基礎的社會。
　　還有另外一個重要問題需要考慮在內。羅斯福新政對資本主義實施了大量經濟管制措施，其明確的目的在于結束大蕭條，并防止類似的蕭條在未來再度發生。新政通過征稅和其他措施，約束了資本家追求自己目標的某些手段和方法。然而，它一直沒能改變資本主義的階級結構。這些管制措施仍然留有很大的余地，美國資本主義經濟還是處在公司董事會頭頭們的掌控之中。這些頭頭們只對股東和他們自己的利益負責，而對于新政的管制措施則力圖躲避、削弱或敷衍。此外，資本家在企業內部處于首先獲得剩余價值的地位，這樣也為他們躲避、削弱或敷衍新政提供了便利。正如我們從美國歷史中所知，美國企業總是受利益驅動，而會利用各種資源去敷衍新政。特別是在20世紀70年代以后里根、老布什、克林頓和小布什執政時期，情況更是如此。在我們前面大致描述的后資本主義時代的階級結構中，這些情況不可能發生。對于工人董事會而言，他們既不需要也不可能實施有損于未來反危機改革的類似手段。
　　
　　一個結論性寓言
　　
　　也許我們可以用一個相似的寓言結束本文。在很長一段時期內，當美國南部奴隸制內部發生危機并給奴隸們帶來巨大苦難時，許多人要求政府干預以減輕這種苦難。政府采取的應對措施就是或大或小地調整一下奴隸制。但是經歷多次危機之后，越來越多的人逐漸認識到，這種局限于奴隸制內部所做的或大或小的調整，并不能有效防止危機的發生。于是乎，他們開始站到另外的立場上，即基于道德、倫理和其他理由去反對奴隸制。換言之，他們開始把廢除奴隸制本身作為解決奴隸制反復發生危機的最佳方案。今天，在經歷了政府的強化管制、放松管制、再次強化管制的循環之后，資本主義危機仍然反復發生。對于資本主義危機的受害者而言，基于道德、倫理和其他理由而去反對資本主義制度的時刻也許已經來臨，探討廢除資本主義制度本身是不是消除資本主義危機最佳方案的時刻已經來臨。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