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國家金融和經濟危機與中國對策

西方國家金融和經濟危機與中國對策

王偉光 程恩富 胡樂明等　

   【內容提要】當前西方國家金融和經濟危機是資本主義基本矛盾及其當代發展的必然結果，是資本主義微觀基礎、經濟結構以及經濟調節等方面的具體矛盾的現實表現。盡管西方國家反危機措施對于促使經濟穩定確實起到了一定作用，但并沒有克服資本主義基本矛盾以及其他導致危機發生的各種具體矛盾，其缺陷及負面影響將在未來逐漸顯現，西方國家的金融市場和經濟形勢依然復雜多變。我國規避與防范金融和經濟危機必須更加堅定地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道路。

     2007年2月，美國次貸危機浮出水面。2007年8月，次貸危機開始向全球蔓延。進入2008年，危機從局部發展到全球，從發達經濟體傳導到發展中經濟體，從虛擬經濟擴散到實體經濟，西方主要經濟體日益滑向金融危機與經濟衰退相互拖累的惡性循環。此次危機波及范圍之廣、影響程度之深、沖擊力度之強，世所罕見。
    運用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和方法，深刻透析這場危機的本質、成因和影響，客觀評析西方國家反危機措施的利弊，科學闡釋資本主義經濟運行規律和發展趨勢，正確把握這場危機對于中國的影響，提出規避和防范類似危機的中國策略，對于保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健康穩定發展，無疑具有重要而深遠的意義。
    一、西方國家金融和經濟危機是資本主義基本矛盾發展的必然產物
    馬克思認為，資本主義經濟危機是資本于義基本矛盾發展的結果，是資本主義各種矛盾展開的表現，是資本主義一切矛盾的現實綜合和強制平衡。因此，分析此次西方國家金融和經濟危機的發生與發展必須采用矛盾分析的方法，深入分析資本主義基本矛盾及其當代發展，具體分析資本主義各種矛盾的現實表現。
    1．商品內在二重性矛盾蘊含危機發生的可能
    商品是市場經濟最基本的細胞和最普遍的存在，商品和商品交換的內在矛盾體現并蘊含了市場經濟和市場經濟占主導地位的社會形態的基本矛盾。因此，從商品及商品交換的內在矛盾和本質關系分析入手，可以發現此次西方國家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的一般要素與抽象形式。
    馬克思認為，商品是使用價值和價值的矛盾統一體，使用價值與價值二者既相互依賴、互為條件，又相互排斥、互相背離。使用價值與價值的矛盾以及決定這一矛盾的生產商品的勞動二重性，即具體勞動和抽象勞動的矛盾的發展導致了貨幣的產生，商品的使用價值與價值愈益分離，商品與貨幣愈益對立。
    貨幣的產生使得商品交換由直接物物交換發展成為以貨幣為媒介的交換過程，使得一個完整交換過程的買和賣在時間和空間上發生分離，從而導致危機第一種形式的可能性。也就是，“如果貨幣執行流通手段的職能，危機的可能性就包含在買和賣的分離中”。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貨幣不僅作為流通手段，而且具有支付手段功能。貨幣支付手段功能使得商品交換的當事人演變為債權人和債務人，使得商品生產者之間形成錯綜復雜的支付鏈條和債務鏈條。在這一鏈條上，如果一個債務人不能按時履行支付義務，整個鏈條上的一系列債務人也就隨之不能償債，從而形成危機第二種形式的可能性。也就是，“如果貨幣執行支付手段的職能，貨幣在兩個不同的時刻分別起價值尺度和價值實現的作用，危機的可能性就包含在這兩個時刻的分離中”。
    由商品和商品交換內在矛盾發展起來的危機兩種形式的可能性，只是經濟危機的“最一般的表現”，是現實危機的抽象形式，潛伏于一切商品生產之中。隨著商品生產轉變為資本主義商品生產，經濟危機的一般可能性得到進一步發展并轉變為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可能性。資本主義商品生產一開始就是發達的商品生產，發達的商品生產使得商品內在矛盾的各種形式得到更加充分的發展。在資本主義商品生產條件下，產業資本必須按照一定比例分成相應部分，同時并存于貨幣資本、生產資本和商品資本三種形態，并相繼地經過循環的三個階段。否則，資本的生產過程和流通過程就會發生交替的中斷。同時，隨著信用制度和金融市場的發展，貨幣資本逐漸獨立發展，形成借貸資本。銀行資本以及虛擬資本，不僅增加了資本運動的環節和層次，也日益與產業資本相背離，商品內在二重性矛盾進一步發展為產業資本與金融資本、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的對立。尤其是，隨著資本主義世界市場體系的形成，買賣的分離、生產與流通的分離日趨嚴重，處于商品資本階段、處于流通時間內的社會資本也會絕對地和相對地增加，從而導致信用規模膨脹和信用期限延長。因此，資本主義商品生產作為資本的流通過程或再生產過程，包含著不斷得到進一步發展的危機的可能性，包含著不斷得到進一步發展的危機的抽象形式。
    2．資本主義基本矛盾決定危機發生的必然
    危機的可能性轉變為必然現實，需要整整一系列的關系。這就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及其基本矛盾。因此，從資本主義基本矛盾及其當代發展分析入手，可以發現，此次西方國家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的現實要素與表現形式。
    馬克思認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基本矛盾是生產的社會化與生產資料的私人占有之間的矛盾，其具體表現為個別企業生產的有組織性與整個社會生產無政府狀態之間的矛盾，以及生產無限擴大的趨勢與勞動人民購買力相對縮小之間的矛盾。資本主義基本矛盾的存在和累積，必然會使得價值與使用價值、具體勞動與抽象勞動、商品與貨幣的分離和對立具有不可調和的對抗性質，使得資本主義商品生產正常運行所需要的一系列連續性、并存性和均衡性關系難以得到滿足，使得社會資本再生產所需要的各種比例關系經常遭到破壞，從而使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可能性轉變為現實必然性。也就是，資本主義經濟危機是資本主義基本矛盾周期性激化的必然結果。
    毫無疑問，馬克思的分析依然正確。只要存在資本主義制度，周期性的經濟危機便不可避免。此次西方國家的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依然是資本主義基本矛盾不斷深化的必然結果，是資本主義基本矛盾在當代發展的必然表現。20世紀80年代以來，隨著經濟全球化的持續推進，資本主義基本矛盾在全球范圍不斷擴展并日趨激化。一方面，隨著信息技術和網絡技術的發明與廣泛應用，各類企業和資本不斷突破部門和領士的邊界向各個產業和世界各地擴張并相互合作，生產要素以空前的速度和規模在世界范圍內流動以尋求相應的位置進行最佳的資源配置，生產與經濟的社會化、全球化程度不斷提高；另一方面，資本走向進一步的積聚和集中，不同國家、不同領域的資本相互滲透與融合，形成了規模巨大的全球壟斷寡頭，即產量超過中等國家國民生產總值的巨大型跨國公司，生產資料和金融財富更大規模地向少數人和少數國家集中。這樣，當代世界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逐步擴展為經濟的社會化和全球化與生產資料和生產要素的私人所有的矛盾?？梢哉f，此次西方國家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便是這一矛盾日趨尖銳的必然產物。
    更為重要的是，當代世界資本主義基本矛盾不斷擴展的一個突出方面是金融壟斷資本的全球擴張和全球掠奪。20世紀80年代以來，信息技術和網絡技術的發明與廣泛應用為金融資本的全球擴張和病態膨脹提供了有效的技術支撐，國際金融貨幣體系為金融壟斷資本的全球擴張和全球掠奪提供了重要的杠桿與平臺，新自由主義則成為金融壟斷資本全球擴張及其制度安排的理論依據。正是在這“三駕馬車”的拉動之下，全球金融資本急劇增長并成為經濟乃至政治的主宰。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統計，全球金融資產價值1980年只有12萬億美元，與當年全球GDP規模基本相當；1993年達到53萬億美元，為當年全球GD P的2倍：2003年增長到124萬億美元，超過當年全球GDP的3倍；2007年，全球金融體系內的商業銀行資產余額、未償債券余額和股票市值合計達到了230萬億美元，為當年全球GDP的4.21倍?，F代金融資本具有高度的逐利性，極易導致資本主義各國生產與經濟的盲目擴張；現代金融資本具有高度的變動性，極易引起資本主義各國生產與經濟的不穩定；現代金融資本具有高度的虛擬性，極易促成資本主義各國生產與經濟的泡沫膨脹。因此，金融資本由服務于產業資本向主宰產業資本的異化必然導致當代世界資本主義基本矛盾擴展到一個新的尖銳高度，加劇資本主義市場體系的紊亂，引發資本主義更加頻繁的首先以金融危機的形式表現出來的周期性經濟危機。
    3．當代資本主義各種矛盾促成危機發生的現實
    “歷史上沒有發生過兩次絕對一樣的經濟危機”。每一次資本主義經濟危機都是資本主義基本矛盾發展的必然結果，也都是資本主義所處時代各種具體矛盾和具體問題的綜合反映。此次西方國家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是在當代資本主義基本矛盾激化的同時，由微觀基礎、經濟結構以及經濟調節等方面的具體矛盾和問題共同導致的結果。
    從微觀基礎分析，此次危機是美國式公司治理模式的缺陷的具體反映。首先，高度分散的股權結構造成公司經營的短期行為。美國式公司治理模式的一個重要特點是，公司股權集中度低，股權結構較為分散，股票流動性較強。資料顯示，高盛、摩根士丹利、美林、雷曼、貝爾斯登等美國五大投資銀行平均股權集中度僅為15.6％，第一大股東持股比例超過5％的只有摩根士丹利一家，高盛集團第一大股東持股比例僅為1.74％。在過度分散型股權結構下，股東的“理智的冷漠”和“搭便車傾向”導致的結果必然是無人愿意行使監督權，從而導致股權分散下的“內部人控制”格局。同時，由于股東判斷上市公司經營績效的主要標準是盈利率和股票價格的高低，并以短期投資收益最大化為目標，這就使公司經營在股東追求短期回報和高收益率的巨大壓力下，不得不把注意力集中于目前或近期利潤。尤其是，高度分散的股權結構極易導致上市公司受到極不穩定的所謂機構投資者，即養老基金、保險公司、對沖基金等金融資本的沖擊和控制，順從股票價格最大化的短期主義邏輯。其次，失當的薪酬體系“激勵”管理層的冒險行為。隨著20世紀80年代以未，股票期權計劃的廣泛實施，行使股票期權的收入逐漸成為美國公司管理層薪酬的主要來源，并導致其收入達到令人驚嘆的水平。資料顯示，全美前100名高級企業主管的平均年收入30年前為130萬美元，今天則為3750萬美元。失當的薪酬激勵使美國公司高管根本無暇注重公司長期發展，而是更多追逐短期效益，過分地關注公司股票價格，甚至不惜突破道德底線，進行各種放大效應的套利行為。實證研究發現，美國許多公司在推行股票期權計劃的同時，存在著明顯的市場操縱行為，股票期權計劃正在誘發企業管理者新的道德風險，在這些新的道德風險的沖擊下，一個個龐然大物在瞬間轟然倒下。
    從經濟結構分析，此次危機是虛擬經濟日益膨脹、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日益對立的直接結果。20世紀80年代以來，隨著金融資本的全球擴張，金融資本由服務于產業資本異化為主宰產業資本，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日益脫節和對立。2007年，全球實體經濟10萬多億美元，GDP近54萬億美元，全球衍生金融產品市值為681萬億美元，與全球GDP之比為13：1；美國的金融衍生品市值約為340萬億美元，GDP近 14萬億美元，二者之比高達 25：l。虛擬經濟的病態發展在滿足金融資本逐利本性的同時，由此導致的巨大的虛假需求也會誘導實體經濟的盲目擴張，推動一切國家出口和進口膨脹、生產過剩。一旦虛擬經濟的泡沫破滅，必然首先引發金融危機或信用危機，進而引起全面的經濟危機。此次西力國家的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與1991年的日本經濟危機、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一樣，直接誘因都是房地產業及相關金融產業過度膨脹之后的虛擬經濟泡沫破滅。
    從分配和消費角度分析，金融壟斷資本的全球擴張還導致收入分配兩極分化、貧富差距不斷加大。20世紀70年代之后的30年，美國普通勞動者家庭的收入沒有明顯增加，而占人口 0.1％的富上者的收入增長了 4倍，占人口 0.01％的最富有者家庭財富增加了 7倍；從2000年到2006年，美國1．5萬個高收入家庭的年收入從1500萬美元增加至3000萬美元，而占美國勞動力70％的普通員工家庭的年收入僅從25800美元增加到26350美元；目前最富有階層所占據的國民收入比重高于1929年美國經濟衰退以來的任何時期。為緩解生產無限擴張趨勢與廣大勞動者有支付能力需求相對縮小的矛盾，滿足金融壟斷資本的逐利欲望，美國逐步形成了一種“債務經濟模式”：普通民眾依靠借貸維持正常消費，支撐資本積累和經濟增長。然而，由債務推動的透支性經濟增長終究是不可持續的；由借貸消費所掩蓋的資本主義深層次結構矛盾必然轉化為危機現象。
    從經濟調節分析，此次危機是政府監管不力、市場和國家調節雙失靈的必然表現。適應金融資本自由流動和貪婪逐利的需要，美國1980年通過的《存款機構放松管制與貨幣控制法》、1982年通過的《加恩•圣杰曼存款機構法》、1995年通過的《1995年金融服務競爭法》、1999年通過的《金融服務現代化法案》、2002年通過的《金融服務管制放松法案》等，一步步放松了對金融體系和金融市場的監管與規制。這樣，諸如次級貸款和由按揭所支撐的證券以及其他所謂金融創新產品不斷增加，越來越多的金融資本和金融機構涌入投機性業務領域，經濟運行的風險不斷加大，市場調節的失靈必然發生。尤其是，由于金融衍生產品的巨大規模和場外交易方式已經使得基礎產品的風險以極低的成本和極快的速度傳遞給全球金融市場的所有參與者，全球系統性金融風險不斷加大和復雜化，而以功能為基礎的分業監管以及以主權為基礎的分割監管卻難以應對全球性的市場失靈和系統性風險。因此，市場調節和國家調節雙失靈的結果，必然使得美國的次貸危機發生并演變為世界性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
    二、西方國家反危機措施并未改變資本主義的本質
    此次金融和經濟危機發生以來，西方國家紛紛采取了包括金融穩定政策、擴張性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以及各種產業促進政策在內的一系列應對措施。盡管西方國家反危機措施對于恢復市場信心和促使經濟穩定確實起到了一定作用，但是并沒有克服資本主義基本矛盾及其他導致危機發生的各種具體矛盾，其缺陷及負面影響將在未來逐漸凸顯。
    1、西方國家反危機措施宣告了新自由主義的破產
    2007年4月，伴隨著美國第二大次級抵押貸款機構新世紀金融公司向法院申請破產，次貸危機開始在美國逐步顯現。2007年9月18日，美聯儲降息0.5個百分點，從此美國進入“降息周期”。隨著次貸危機的蔓延，2008年2月7日，美國國會參眾兩院通過了1680億美元的經濟刺激法案，正式拉開了西方主要經濟體應對金融危機的序幕。2008年3月11日，美聯儲、歐洲央行等5家西方主要央行聯合宣布，將同時向金融系統注入資金。2008年7月13日，美聯儲等機構決定分別救助房利美和房地美，并承諾在必要情況下購入兩公司股份。2008年7月26日，美國參議院批準總額達3000億美元的住房援助議案，同時授權財政部無限度提高“兩房”貸款信用額度，同年9月7日，美國聯邦政府決定直接接管房利美和房地美。2008年9月16日，美聯儲、歐洲央行和日本央行等西方主要央行再次同時向金融系統注入資金，美國政府同時接管全球保險業巨頭美國國際集團。2008年9月19日，日本銀行再次向短期金融市場注資3萬億日元，歐洲央行以及英國和瑞士的中央銀行共向金融系統注資900億美元。2008年10月3日，布什政府提出的7000億金融救援計劃正式在兩院通過。2008年10月8日，美聯儲、歐洲央行、英國央行等幾大西方主要國家的中央銀行聯合降息0．5個百分點。
    隨著金融危機逐步蔓延到實體經濟領域，西方主要經濟體反危機措施的覆蓋面也從金融領域逐漸向實體經濟領域擴展。2008年10月30日，日本政府公布約2730億美元的一攬子經濟刺激方案。美聯儲于2008年11月25日宣布投入  8000億美元，用于解凍消費信貸市場、住房抵押信貸以及小企業信貸市場。2008年11月26日，歐盟出臺了總額為2000億歐元的經濟刺激方案。2008年12月4日，歐洲央行、英國央行、瑞典央行進一步降低利率，分別降低0．75、1和1.75個百分點。2008年12月16日，美聯儲將聯邦基金利率降至0.-0.25％的歷史低點。2009年2月17日，美國新任總統奧巴馬簽署了總額為7870億美元的經濟刺激方案，3月3日，美國財政部和美聯儲共同公布了總額為2000億美元的刺激消費信貸計劃。2009年3月5日，英國央行將基準利率從1％降至0．5％的歷史低點。2009年4月10日，日本政府頒布了總額為56.8萬億日元的日本歷史上規模最大的經濟刺激新方案。2009年5月7日，繼美國、英國政府將利率降至歷史最低水平之后，歐洲央行宣布將歐元區主導利率下調0.25個百分點至1％。2009年7月2日歐洲央行宣布，將啟動總額為600億歐元資產擔保債券購買計劃，開始實施“量化寬松”的貨幣政策。
    上述分析表明，西方主要經濟體反危機措施的實施經歷了從金融領域逐步向非金融領域擴散的過程，反危機措施的著力點也經歷了從挽救金融機構、防止金融形勢繼續惡化到阻止經濟繼續下滑、刺激經濟復蘇的演變。面對不斷蔓延和深化的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美英等西方主要國家被迫逐步放棄了奉行了30年之久的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轉而采取了加大政府開支、擴大基礎建設投入等政府干預政策。因此，此次危機絕不是“復活奧地利學派經濟學、徹底埋葬凱恩斯主義經濟學的機會”，而是正式宣告了新自由主義經濟理論和政策主張的徹底破產。
    2．西方國家反危機措施預示著凱恩斯主義的回潮
    西方國家采取的反危機措施包括金融救助和穩定政策、貨幣擴張政策、財政刺激政策以及產業促進和保護政策等一系列凱恩斯主義式的干預政策，預示著凱恩斯主義經濟理論和政策實踐的回潮。
    金融救助和穩定政策。危機發生以后，金融機構損失慘重，不得不低價拋售金融資產，緊縮信貸。為挽救金融機構日益惡化的資產負債表，恢復市場信心，西方國家采取了救助金融機構、穩定金融市場的一系列政策措施。（1）政府出資購買金融機構的不良資產，阻止金融資產價格進一步下跌。2008年10月，布什政府提出的總額高達7000億美元的金融救援計劃，主要是用于購買金融機構的問題資產。（2）各國央行通過各種形式向金融機構提供貸款，緩解信貸緊縮的壓力。（3）政府直接向問題金融機構注入資本金，實施“暫時國有化”。為挽救陷入破產邊緣的金融機構，美國、英國和德國等國家直接動用財政資金向問題金融機構進行注資或提供債務擔保，以此換取被救助金融機構的優先股或普通股甚至控股權，并對被救助金融機構高管薪酬和信貸投放等經營活動進行干預。通過上述措施，美國對房利美和房地美、花旗集團，英國對諾森羅克銀行、萊斯TSB銀行、蘇格蘭皇家銀行，德國對德國住房抵押貸款銀行等金融機構實施了“暫時國有化”。（4）改革金融體系，加強金融監管。2008年3月，美國出臺了金融監管體系改革計劃。該計劃提出，擴大美聯儲權限，除監管商業銀行外，還將有權監管投資銀行、對沖基金等其他可能造成風險的商業機構；整合銀行監管權，新建監管機構如“金融審慎管理局”、“商業行為監管局”、“抵押貸款創設委員會”和“全國保險管理局”等，以完善金融監管體系。危機期間，西方主要國家普遍加強了對各類金融機構資產負債表的監管，高度關注被監管對象的資本充足率、資產質量，以及市場風險的敏感性等結構性指標，并調整會計準則以更準確地反映金融機構的風險水平。此外，為應對危機的全球蔓延，世界主要國家還就國際金融組織和金融體系的改革，以及具有全球性、系統性影響的金融機構、金融產品和金融市場的監管機制，達成了多項共識。
    擴張性的貨幣政策。為了降低企業融資成本以促進信貸，緩解流動性緊縮的壓力，西方主要國家普遍采取了降低利率、增加貨幣供給等擴張性的貨幣政策措施。（1）大幅密集降息。自2007年9月18日-2008年12月16日，15個月的時間里美聯儲10次打出了降息牌，將基準利率大幅下調累計達500個基點，由5.25％降至0．25％，并宣布將聯邦基準利率長期保持在0—0．25％之間；英國中央銀行英格蘭銀行自2008年10月之后連續6次大幅降息，將基準利率從5％降至0．5％，歐洲央行將歐元區主導利率累計下調325個基點至2009年5月的1％；日本央行于2008年10月31日將基準利率降低到0.3％，之后進一步將其降低至0.1％的水平。同時，西方主要經濟體的中央銀行注重聯合采取降息行動。例如，2008年10月8日，美聯儲、歐洲央行、英格蘭銀行以及加拿大、瑞士和瑞典等國的央行均宣布將基準利率降低0．5個百分點。（2）通過金融工具創新和購買金融資產等方式向市場注入流動性。危機爆發之后，美聯儲等西方國家央行除通過定期拍賣貸款（TAF）、重要交易商信用貸款（PDCF）、限期資產支持證券貸款（TSLF）、資產支持商業票據貨幣市場共同基金融資工具（AMLF）等創新性的金融工具持續不斷地向市場注入流動性，同時通過購買國債和機構債等金融資產向市場注入流動性，實施“量化寬松”的貨幣政策。2009年1月，日本銀行宣布考慮購買2萬億日元的商業票據；2009年3月，美聯儲宣布逐漸購買3000億美元的長期國債，進一步購入7500億美元的抵押貸款相關證券，追加購買1000億美元的房貸公司債券；英格蘭銀行于2009年3月11日決定購買20億英鎊的國債，3月23日，又決定購買750億英鎊的公司債券：2009年5月，歐洲央行宣布將購買總額達600億歐元的資產擔保債券。
    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危機發生以后，為了穩定就業，阻止經濟嚴重下滑，刺激其復蘇，西方主要國家實施了包括減稅、增加政府投資、財政補貼消費等內容的一系列財政刺激政策措施。（1）大規模減稅以刺激消費和投資。美國繼布什政府出臺1680億美元減稅方案之后，2009年2月，奧巴馬政府提出的總額達到7870億美元的一攬子經濟刺激計劃中，又有35％的金額用于減稅；2008年11月24日，英國宣布的200億英鎊經濟刺激方案將增值稅率由17．5％下調至15％；日本在住宅稅、土地稅、汽車稅等方面減稅總額達1.7萬億日元，其中，國稅減征6900億日元，地方稅減征3800億日元；歐盟的減稅范圍主要包括降低增值稅、消費稅、中低收入者的稅務負擔、減少企業主為其職工支付的社會保險金費用等。（2）增加政府投資以拉動市場需求。美國奧巴馬政府的7870億美元經濟刺激計劃的大約65％用于政府投資，主要用于基礎設施、教育、醫療和新能源技術方面投資；德國計劃投入500億歐無，主要用于公共基礎設施投資；法國出臺了265億歐元的振興計劃，111億歐元用于公共投資。（3）財政補貼消費以擴大內需。危機期間，歐洲有10多個國家實行補貼汽車“以舊換新”，意大利政府對購買電動汽車、混合燃料汽車和小排量汽車給予環境獎金和汽車報廢退稅，合計可高達5000歐元；德國對回收9年以上車齡的舊車并購買新型節能汽車給予2500歐元的“以舊換新”補貼，總額達50億歐元；法國、西班牙、荷蘭、奧地利等國也對“以舊換新”購買新車給予1000—1750歐元不等的補貼；美國計劃斥資40億－60億美元，推廣汽車“以舊換新”。
    產業促進和保護政策。為了占領未來經濟發展的制高點，維持經濟霸權，保護本國企業和就業，制約其他國家發展，西方主要國家采取了一系列產業促進和產業保護政策。（1）加大研發投入力度。美國7870億美元的經濟刺激計劃中，“寬帶計劃”獲得政府投資72億美元，醫療信息技術研發獲得政府投資190億美元；歐盟反危機措施也注重提高產業研發、創新的標準與要求，以增強歐盟全球競爭力與長期發展潛力；2009年3月，日本政府制定了一項為期3年的信息技術緊急計劃，在未來3年內官民共同增加投資3萬億日元，著重加強醫療IT環境、培養IT人才、推動電于行政等IT技術應用。（2）加大新能源和環保投資。美國政府的經濟刺激計劃約有500億美元投入綠色能源產業；歐盟2009年3月決定，在2013年之前投資1050億歐無用于“綠色經濟”的發展；日本為配合第四次經濟刺激計劃于2009年4月推出了新增長策略，發展方向為環保型汽車、電力汽車、低碳排放、醫療與護理、太陽能發電等。（3）加強基礎設施和公共領域投資。西方主要國家根據木身基礎設施的特點，普遍相應加大了基礎設施投資。例如，美國在7870億美元的經濟刺激計劃中，拿出110億美元用于提升美國電網。同時，西方主要國家的反危機措施也十分注重增加教育、醫療、公共住房等公共領域的投資。美國在7870億美元的經濟刺激計劃中，有1059億美元用于教育投資，比重高達13．5％。（4）扶持中小企業，保護國內市場。日本反危機措施特別強調促進中小企業發展和為中小企業減輕負擔；歐盟反危機措施更是強調經濟刺激方案向中小企業傾斜。同時，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主要發達國家雖然承諾反對貿易保護主義，實際上卻加強了對國內市場的保護，貿易保護主義在西方主要發達國家抬頭。世貿組織（WTO）秘書處統計數據顯示，截至2009年10月28日，WTO成員共發起171起反傾銷調查，其中第三季度發起的反傾銷調查數量較去年同期相比增長23％以上；WTO預計2009年全球反傾銷調查數量將達230—250起，超出2008年全年的212起。
    3．西方國家反危機措施未能消除危機的根源
    實踐已經證明，凱恩斯主義式國家干預政策確實有助于經濟運行中各種矛盾的緩解，但是它自身同樣存在嚴重的缺陷，而且無法消除導致資本主義經濟危機周期爆發的根源和矛盾。
    首先，西方主要國家采取的反危機措施確實取得了一定的積極效果。（1）反危機措施在一定程度上維護了金融市場穩定。比如西方主要國家通過政府注資金融機構、購買金融機構不良資產、向金融機構提供貸款以及加強金融監管和國際金融合作等一系列政策措施，在短期內緩解了金融機構在資金方面的困難，避免了更多金融機構破產倒閉，避免了市場信心的徹底崩潰，在穩定各國金融市場和全球金融體系方面起到了一定作用。（2）實體經濟下滑趨勢有望得到遏制。2009年第二季度之后，西方主要經濟體的經濟運行相繼止跌，并在下半年出現了經濟觸底或反彈跡象。美國商務部公布的數據顯示，2009年第三季度美國國內生產總值按年率計算增長了3．5％，為連續四個季度下滑后首次正增長；歐盟統計局公布的數據顯示，2009年第三季度歐元區經濟環比增長0．4％，結束了連續五個季度的經濟萎縮勢頭。（3）經濟結構有望得到一定程度的良性調整。西方國家反危機措施試圖加強金融監管和金融體系改革，有望使得虛擬經濟的畸形膨脹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注重增加基礎設施和公共領域的投資以及扶持中小企業發展，可以使得實體經濟的發展環境和發展基礎得到一定程度的完善；重視增加新技術、新興戰略性產業投資，有利于孕育出新的支柱產業，占領未來經濟發展的制高點。此外，兩方國家采取的提供再就業培訓、提供社會領域的臨時工作崗位以及向貧困家庭發放困難補助等政策措施在一定程度上緩和了社會矛盾，有助于避免更加嚴重的社會危機的發生。
    但是，西方國家反危機措施的缺陷及其負面影響同樣不容忽視。（1）金融救助和穩定政策難以有效提高金融機構和金融體系防范風險的能力。從目前的相關措施來看，西方國家尚未有效處置巨額有毒的金融衍生產品及其他有毒的金融資產，金融機構杠桿化程度依然較高，金融機構和金融體系的質量并未得到真正改善。同時，西方主要國家也沒有拿出有效解決金融監管問題的實質性方案。尤其是，從國際金融監管合作方面來看，雖然各個國家對此有著較為一致的認識，但是卻很難拿出一個可操作的方案來協調不同國家的利益關系進而實現國際合作。（2）擴張性貨幣政策難以拉動經濟復蘇卻可能導致通貨膨脹抬頭。目前，西方主要國家的利率政策已經遭遇到了“流動性陷阱”：利率幾乎降至零，經濟卻依然萎靡不振?！傲炕瘜捤伞闭叩膶嵤┍M管向金融體系注入了巨量基礎貨幣，經濟體系的貨幣供給卻沒有明顯增加，金融機構的信貸緊縮問題依然嚴重。同時，過度寬松的貨幣政策已經導致西方主要經濟體潛伏著通貨膨脹的風險。如果未來通貨膨脹的發生早于經濟復蘇，這些國家的政府將面對“滯脹”的兩難困境，無論優先處理哪個問題，都會對經濟運行不利：即使通貨膨脹的發生晚于經濟復蘇，但是一旦通貨膨脹發生，那么治理通貨膨脹也會嚴重影響經濟持續增長，從而可能會使經濟重新陷入低迷。（3）擴張性財政政策作用有限且導致巨額財政赤字。政府減稅政策在經濟低迷、預期悲觀的情況下難以有效刺激消費和投資；政府投資的增加由于“擠出效應”的存在不利于私人投資的增加。同時，大規模財政刺激計劃已經導致了巨額的政府財政赤字。根據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2008年12月公布的數據，日本政府債務總額高達591萬億日元，超過了日本2008年的GDP，如果將地方政府的債務包括在內，日本政府系統的負債總額與GDP的比例高達180％。根據美國國會預算辦公室的報告，美國2009年財政赤字高達l.417萬億美元，2010年將達到1.5萬億美元。財政赤字長期維持在高水平，有可能會引發國家信用危機，對經濟發展造成嚴重危害。如果政府在未來通過財政盈余的方式逐步消除財政赤字，則可能會由于緊縮性財政政策而導致經濟增長率的下降。（4）各種產業發展政策的效果仍然存在不確定性。新能源、環境保護等新興行業的發展均依賴技術標準、消費者偏好、法律體系、國際合作等方面出現實質性的變革，短期內商業前景并不樂觀。另一方面，各種貿易保護政策已經導致嚴重的貿易摩擦，國際貿易環境因此而急劇惡化。
    更為重要的是，西方國家的反危機措施并沒有改變資本主義基本經濟制度，也不能克服資本主義基本矛盾及其各種具體矛盾。新自由主義經濟理論和政策主張的破產與凱恩斯主義經濟理論和政策實踐的回潮，改變的只是資本主義的具體形式或治理體制，并沒有絲毫改變資本主義的本質。馬克思指出，危機是資本主義基本矛盾周期性激化的結果，資本主義在其自身范圍內無法克服危機，它克服危機的辦法不過是“準備更全面更猛烈的危機的辦法，不過是使防止危機的手段越來越少的辦法”。與歷次重大危機時期一樣，西方國家在本次危機期間也對那些面臨破產的重要企業實施了“國有化”，并大規模地干預經濟生活，但這并不意味著西方國家政府將“無限期地直接管理經濟”，更不意味著西方國家將改變以私有制為基礎的基本經濟制度。一旦渡過危機，它們又會重新將更大規模的“國有企業”私有化，并放松某些應急的政府干預措施。因而，盡管西方國家的反危機措施能夠在一段時間內緩解資本主義基本矛盾，卻不能根除資本主義基本矛盾及其具體表現。相反，鼓勵企業之間的兼并以及“再私有化”等措施，將在一定程度上加重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強化金融壟斷資本所主導的掠奪性經濟體制，加大社會財富占有和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程度，從而醞釀未來更大規模、更為猛烈的危機。
    三、科學把握西方國家金融和經濟危機的走勢與影響
    盡管世界范圍的反危機措施使得西方國家的金融體系和經濟運行似乎趨向穩定，但是危機的根源并未消除，不確定因素依然很多，危機的走勢和影響還有待觀測。可以確定的是，此次危機既是一場嚴重的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又是一場資本主義意識形態危機和發展方式的危機，是資本主義的全面危機，它必將導致世界格局和發展進程發生重大變化和轉折。
    1．西方國家的金融市場和經濟形勢依然復雜多變
    正如不能僅僅從現象層面、操作層面分析此次危機的起因一樣，分析預測此次危機的走勢也不能僅僅停留于現象指標和技術層面?？茖W把握西方國家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的走勢，既要關注短期、技術指標的變化，更要關注長期、深層因素的影響；既要把握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一般規律，更要把握此次危機的特殊表現。
    經過巨額注資和多方聯合干預，國際金融市場系統性風險雖有所降低，但是西方國家的金融體系目前依然混亂而脆弱。首先，銀行等金融機構的貸款違約率、撇賬率還在上升，資產質量繼續惡化，問題銀行數量仍在增加。2009年第四季度，美國銀行貸款違約率為7．17％，連續十二個季度呈現上升趨勢：撇賬率為2．93%，連續十四個季度呈現上升趨勢；問題銀行數量躍增27％，數目達到了702家，創下1993年以來的最高紀錄；截至2010年4月10日，美國破產銀行總數在2009年140家的基礎上又增42家。其次，貨幣金融機構對其他金融機構和非金融企業融資增長率不斷下降，信貸繼續停滯甚至萎縮。2010年2月24日，美國的銀行信貸余額為8．89萬億美元，比1月平均值下降1．3％；2010年1月末，日本的銀行信貸余額為419萬億日元，同比下降2.0％。再次，西方主要國家房地產市場再度下挫，金融機構房貸風險加大。2010年1月份，美國現房價格環比下降3．4％，新房價格環比下降 5.6％，現房銷量環比下降 7.2％，均為連續兩個月下降；新房銷量環比下降11.2％，連續三個月下降；2月份，英國房價環比下降 1％，為十個月以來首次下降。據統計，2010年美國將有超過5000億美元的商業地產貸款到期，若美國商業地產價格持續下滑，勢必導致更多美國銀行等金融機構出現嚴重虧損甚至倒閉。更為嚴重的是，主權債務危機加劇，金融市場動蕩重現。為應對金融危機，西方主要國家積累了巨額財政赤字，公共債務水平急劇攀升。據聯合國2010年1月統計，金融危機爆發以來，各國投入的財政救援資金已達26330億美元。研究顯示，目前美國國債占GDP的比例為87.4％，2010年將升至97.5％；英國國債總額占GDP的比重將由2009年的75．3％升至2010年的89.3％；法國公債占GDP比重將由73.9％升至2010年的77.5％；希臘公債占GDP比重將從2009年的門3％升至2010年的130％：日本政府債務占GDP的比例將從2009年的218％升至2010年的227％。迪拜債務危機和希臘債務危機引發股市、匯市、債市、期市等國際金融市場大幅波動表明，不斷擴大的公共債務規模極易導致主權債務危機并引發新一輪的金融動蕩，使得西方國家陷入金融危機和主權債務危機相互拖累的惡性循環。
    因此，西方國家金融市場和金融體系依然存在惡化的風險，徹底擺脫金融危機、實現全球范圍金融市場正常化更是路途遙遠。首先，金融機構的治理結構及其監管機制的改革進展緩慢。此次金融危機充分暴露了美式公司治理結構的缺陷，重新構建相對完善的金融機構的治理結構已成為實現金融體系正常化的重要微觀基礎。然而，旨在強化投資者權益保護和董事會責任從而堵塞公司治理漏洞的各項公司治理改革法案，卻遭到了美國商會以及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中代表華爾街高管和金融精英利益人士的普遍抵制。同時，完善全球金融體系的監管機制，一方面，需要各國完善自身的監管體系，另一方面，需要各國共同建立一個更為有效的全球協調監管體系，以強化金融機構的規模監管、跨國操作監管以及金融衍生品創新的動態評估和監管。然而，各國完善內部金融市場監管體系尚存在許多困難，能否盡快制定出能夠為各國普遍接受的規章制度，并按照G20匹茲堡峰會所確定的在2012年將其全部付諸實施，無疑更是充滿了巨大的挑戰。其次，金融資本主導的畸形經濟結構的調整困難重重。實現全球范圍金融市場的正?；?，必須終結金融資本的畸形膨脹和全球擴張，扭轉金融資本主宰產業資本的異化傾向，“再平衡”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之間的結構關系。然而，忙于金融“救火”的西方各國政府目前基本無暇顧及金融機構的“瘦身”和資產負債表的調整，它們是否愿意與能夠剔除和擠掉巨額金融有毒資產和泡沫資產，尚存許多疑問。更為困難的是，經過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經濟金融化、金融泡沫化運動，西方資本主義已經步入了金融壟斷資本主義階段，美歐等國已經步入了嚴重依賴經濟增長和金融泡沫的“良性循環”的發展軌道，逆轉這一趨勢，無疑需要一場巨大的社會變革。數據顯示，華爾街金融機構2009年較為“漂亮”的業績表現仍然主要依賴于龐大的金融衍生品交易。再次，以美元為中心的現行國際貨幣金融體系的改革步履維艱。如果不對當前貨幣金融體系進行根本性改革，造成金融危機的制度性缺陷就不會消除，也不可能實現全球范圍內金融市場的正?；?。然而，盡管美元作為衡量財富的世界儲備貨幣與美國主權貨幣之間的矛盾日益突出，世界各國也提出了許多創建新的世界儲備貨幣的方案，但是，美國出于自身利益的考慮必將極力捍衛美元的霸主地位，試圖挑戰美元地位的歐元由于歐元區的債務危機和經濟危機而盡顯頹勢，目前世界沒有任何一種儲備工具可以切實地評估、度量、交換和承載商品與服務的真正價值。同樣，改革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等國際金融機構也將是一個世界各國實力角逐的漫長過程。西方主要國家自利的改革主張和議程設定仍然占據壓倒性優勢，發展中國家的利益與國際金融體系合理化、正?；囊竺黠@缺乏足夠重視，IMF份額改革的象征意義遠遠大于實際意義，并未改變美歐等成員國的主導地位，世界貨幣金融體系的合理化改革任重道遠。
    金融是西方國家社會經濟的核心。沒有一個正常運轉的金融市場，西方國家就不可能真正徹底擺脫金融危機，也不可能實現經濟的持續增長。因此，目前西方國家刺激經濟復蘇與增長的各項政策就根本而言大都是低效甚至無效的，也是難以持久的。盡管西方主要經濟體從2009年下半年先后轉入正增長，但這只是依賴短期的、特殊的政策作用取得的“臨時性增長”。數據顯示，西方國家的失業率仍處歷史高位且呈繼續攀升態勢。2010年2月，歐元區16國的失業率為10％，比1月份上升了0.l個百分點，創下了1998年8月以來的最高紀錄；歐盟27國的失業率為9.6％，同樣比1月份上升了0.1個百分點，創下了2000年1月以來的新高；美國2010年3月的失業率則繼續維持在9．7％的高位。另外，根據總部位于巴黎的信貸保險公司 Euler Hermes的調查顯示，2010年德國企業破產數量將增長11％，達到創紀錄的3.89萬家；2010年西歐國家企業破產數將平均增長8.7％。這表明，斷言經濟危機已經過去顯然為時尚早。西方國家經濟目前的“弱勢反彈”猶如“依賴特殊藥物的重癥病人”，沒有了刺激政策的“生命保障”，隨時便可能重回衰退。問題恰恰在于，西方主要經濟體如今正處于進退兩難的政策境地：退出經濟刺激政策，必然導致經濟反彈勢頭逆轉：繼續實施刺激政策，必然加劇日趨嚴重的主權債務危機風險和通貨膨脹風險。欲擺脫兩難境地，或許只能寄希望于新的一輪金融泡沫與經濟增長的“良性循環”，實體經濟早日實現“自主性增長”。
    實現經濟自主性增長，需要消費需求、投資需求和國際貿易以及主導產業等方面的振興與持續增長。在消費需求方面，盡管改變居民負債消費模式不符合西方國家金融資本的利益，但是，修補家庭資產負債表、提高私人儲蓄率卻己成為美歐等國消費者的普遍選擇。數據顯示，美國2010年3月份正式登記的個人破產申請多達15．8萬件，平均每天6900件，同比增加了19％，環比增加了35％，創下了2005年10月以來的單月最高紀錄。顯然，近期內期望美歐等國居民消費重回負債模式、實現強勁回升是不現實的。麥肯錫公司的研究顯示，美國家庭負債與個人可支配收入比率每下調一個百分點，將導致總需求減少1000億美元左右；美國家庭儲蓄率每上升一個百分點，也將導致總需求減少1000億美元左右。鑒于消費支出對于美國經濟增長的貢獻高達70％、美國經濟占全球經濟的份額超過20％，可以肯定，美國消費者行為的變化必然嚴重抑制西方國家實體經濟的復蘇。在投資需求方面，盡管去庫存化步伐有所減慢，但是美歐等國產能利用率仍然處于較低水平，難以期望投資支出在近期大規模增長。2010年2月，美國工業產能利用率和制造業產能利用率分別為 72．7％和 69％，分別低于長期趨勢（1972年 1月—2009年 9月）8．0個和 10．3個百分點。歐盟國家和日本的產能利用率也不樂觀，同樣遠低于長期趨勢水平。固定資產投資是歷次經濟復蘇的基礎。西方國家目前產能過剩嚴重，加之信貸市場疲軟，固定資產投資的大幅增長難以想象。在國際貿易方面，盡管世界各國普遍呼吁貿易自由以共同應對危機，但是貿易保護主義卻不可阻遏地泛濫開來。迫于居高不下的失業率壓力，歐美等西方于要經濟體出于自身利益的考慮，以解決“全球經濟失衡”為借口，不斷采取各種形式的貿易保護主義措施保護本國企業和本國市場，保護的主體范圍不斷擴大，保護的對象不斷增加，保護的手段日趨多樣，導致全球貿易摩擦和貿易爭端急劇升溫，嚴重干擾了正常的國際貿易秩序和貿易增長。20 10年3月26日，世界貿易組織預測，2010年全球貿易量有望增長9．5％，但恢復到全球經濟危機爆發之前的水平尚需兩到三年。在主導產業方面，盡管目前人們對于新能源、低碳經濟等產業的期望甚高，但它們能否成為帶動西力國家經濟增長的新的主導產業尚存許多疑問。一方面，促進新能源產業降低成本、提升競爭能力的技術創新進展緩慢，同時發展新能源經濟必然遭受傳統能源產業利益集團的抵制和阻撓。另一方面，制定更加嚴格的減排規則，提高化石能源的消費成本，改變化石能源與清潔能源的成本比價，無疑更是一個充滿風險的國際政治博弈和經濟博弈過程。上述分析表明，西方國家實體經濟真正實現自主性增長需要一個艱難而漫長的過程。“可以預期，此次經濟衰退的持續時間將會超過以往半個世紀之中的任何一次衰退”。
    當然，此次危機終將過去。然而，盡管當代資本主義通過自身調整已經具備了較強的社會矛盾調適能力，盡管西方國家經過歷次危機已經積累了較為豐富的應對危機經驗，盡管全球化背景下反危機行動可以實現空前的國際合作，但是各種危機干預和調節措施在降低危機破壞程度和縮短危機時間的同時，也降低了危機對于各種矛盾的強制平衡作用，即使能夠暫時實現金融市場和經濟運行的穩定與復蘇，也必將導致資本主義經濟危機更加頻繁、更加猛烈地爆發。
    2．西方國家金融和經濟危機是資本主義的全面危機
    此次危機的爆發，并集中于金融經濟領域，但又不限于金融經濟領域，涉及能源環境、發展模式乃至價值理念等各個領域的矛盾和問題，既是一場深度的金融經濟危機，也是一場嚴重的思想體系危機、發展方式危機。
    此次危機是資本主義意識形態的危機。危機不僅宣告了新自由主義作為一種經濟理論和政策實踐的失敗，也同時宣告了新自由主義作為一種西方主流意識形態的破產。秉承自由主義的一貫理念，新自由主義更加信奉和推崇私有產權、市場秩序和個人自由，竭力鼓吹“個人是自身福利最好的判斷者”、“一切財產應該屬于私人和個人”、“市場力量可以自動實現社會繁榮”。此次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爆發以來，作為風行了近30年的西方主流意識形態，新自由主義受到了愈益廣泛的質疑和批判。人們越來越深刻地認識到，新自由主義實際上是代表壟斷資產階級利益的一種意識形態，完全服務于金融壟斷資本主義操縱金融市場剝奪世界各國人民的需要，必須從價值、所有權和民主自由等方面揭示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的虛偽性和反科學性，甚至新自由主義的急先鋒們也在“懺悔”自己的錯誤。更進一步地說，此次危機更加促使人們重新深刻審視資本主義的核心價值觀、普世價值觀、人權觀、民主觀，質疑資本主義的合理性與正當性。長期以來，西方資產階級學者大都宣稱：資本主義生產關系是“不受時間影響的自然規律”，資本主義制度是不可戰勝的“千年王國”；資本主義之前存在歷史，資本主義之后再無歷史。20世紀90年代以來，所謂“歷史的終結”的論調甚囂塵上，資本主義崇拜成為全球范圍的“意識形態霸權”。然而，據英國廣播公司2009年6月19日—10月13日的一項調查顯示，在27個國家的2．9萬名受訪者中，只有11％的人認為資本主義運轉良好，89％的人對資本主義表示不滿。其中，平均23％的人認為資本主義有著致命缺陷，需要一個個新的體系來代替它，法國、墨西哥、巴西、意大利持有此種觀點的比例分別高達43％、38％、35％、29％。這表明，危機發生之后，人們不僅在討論告別亞當•斯密，也在討論告別資本主義，資本主義迷夢正在破滅。與此同時，馬克思主義卻在世界范圍內再度復興，“人們不僅重新找到馬克思，而且重新發現社會主義優越傳統”。此次危機爆發以來，馬克思及其學說頻繁地出現于西方主流媒體，《資本論》、《共產黨宣言》等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在德國、美國和英國等地持續熱銷，不僅凸顯了資本主義意識形態的嚴重危機，也彰顯了馬克思主義的強大生命活力。越來越多的人開始承認，馬克思所揭示的資本主義矛盾和經濟社會發展規律依然正確，早在100多年前就被馬克思所揭示的資本主義引發的種種災難已經全部顯現，“馬克思極有可能成為21世紀最有影響力的思想家”，甚至兩年之前還在極力攻擊馬克思主義是現代災禍之一的羅馬教皇，也不得不承認馬克思對于資本主義的正確批判。
    此次危機是資本主義“榜樣模式”的危機。1989年之后，西方主流學者普遍認為，世界只剩下兩大超級力量：美國和歐洲；競爭只存在于兩種資本主義模式之間：美英模式和萊茵模式。然而，此次危機的爆發卻同時宣告了資本主義兩大“榜樣模式”的失敗。一般認為，美英模式比較強調充分發揮以財產私有制和自由競爭原則為基礎的市場經濟的自發作用，盡量縮小政府的活動范圍，能夠比較有效地實現資源合理配置；萊茵模式則是一種以自由競爭為基礎，國家進行適當調節，輔以較為完善的社會保障體系的市場經濟，能夠比較有效地實現社會公平。長期以來，美英模式和萊茵模式不僅是資本主義體系內相互競爭的兩種典型模式，也是許多國家競相效法的兩種資本主義“榜樣模式”。20世紀50年代－70年代初，是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發展的“黃金時期”，美英模式和萊茵模式更是受到了普遍關注。1950年－1973年，美國實際GDP增長率為3．6％，人均實際GDP從9573美元增加到16607美元，增長超過72％；德國實際GDP增長了6．3％，人均實際GDP從4281美元增加到13152美元，增長超過200％。然而，1974年－1975年爆發了資本主義世界性經濟危機，美國經濟更是進入了衰退時期，美英模式受到了廣泛的質疑和挑戰。與美國相比，德國經濟則處于相對穩定增長之中，萊茵模式受到了更多的關注與膜拜。從1973年－1983年，美國GDP年均增長率為1.1％，而德國則為2．1％；1980年，德國人均實際GDP為13217美元，高于美國的11787美元。面對滯脹困境和各種挑戰，美英等國放棄了長期奉行的凱恩斯上義，轉而奉行新自由主義經濟理論和政策主張，開始了美英模式的新的一輪“鍍金歲月”，并于20世紀90年代“戰勝”了萊茵模式。美國經濟從1992年開始10年間年均經濟增長率達到了3．5％，1995年一2001年間更是占據世界GDP增長的96％，實現了世界經濟史上最極端的不平衡的發展。與此同時，萊茵模式各國經濟卻不同程度地遇到了嚴重問題。1995年－2000年間德國平均GDP增長率僅為1．4％，平均失業率則高達10．4％。然而，正當世界各國對自由放任式的美英模式大加追捧之時，美國經濟增長速度卻從  2000年下半年開始急劇下降，步入了以  9•11事件開場、以金融和經濟危機結束的“地獄十年”。與美國一樣，德國等萊茵模式國家也步履蹣跚地迎來了嚴重的金融和經濟危機。危機之下，美英等國被迫采取了凱恩斯主義式的干預政策，只能步入新的一輪政府干預式與自由放任式的美英模式的交替往復和金融經濟危機的周期循環；由于歐洲各國社民黨的潰敗和“緩慢瓦解”，萊茵模式更是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嚴峻挑戰?；蛟S，西方資本主義“必須在古典、凱恩斯、撒切爾-里根模式的基礎之上創建第四種模式，以適應21世紀的需要”。否則，西方資本主義必將遭遇更加徹底的失敗。
    此次危機是資本主義發展方式的危機。“資本來到世間，從頭到腳，每個毛孔都滴著血和骯臟的東西。”資本主義的發展歷史，是用血和火的文字載入人類編年史的。資本主義愈是發展，其發展方式的危機便愈加嚴重。在自由競爭時代，西方資本主義依靠剝削勞動、殖民戰爭和殖民貿易進行資本積累和擴張。進入壟斷階段之后，資本主義世界體系逐步形成，西方資本主義通過資本輸出、技術壟斷以及各類戰爭，更加巧妙而殘酷地剝削和掠奪發展中國家的資源和財富。隨著資本主義全球化進程的深化，西方資本主義國家通過它們所控制的國際經濟組織和游戲規則，繼續主導國際政治經濟秩序，持續地剝削和掠奪廣大發展中國家，以試圖緩解日趨嚴重的資本主義基本矛盾和資本積累危機。然而，當代西方資本主義的全球擴張，必然導致廣大發展中國家陷入經濟停滯甚至衰退并造成世界市場的萎縮。世界銀行經濟學家布蘭科•米拉諾維奇的研究顯示，在過去的兩個世紀里，西方富裕資本主義國家已經完全甩開了其他國家，西方資本主義作為“富人俱樂部”的地位得到了不斷強化，不發達國家發展的可能性則日益被侵蝕。1820年，最富和最窮國家的人均GDP之比為3：1，1992年則上升到72：l。這樣，西方資本主義依賴“外在于它自身”的東西解決資本過度積累危機的可能空間日益狹窄”，大量過剩資本不斷轉向投機性金融領域，西方資本主義經濟的金融化和虛擬化程度不斷提高，日益步入不可持續的嚴重依賴金融泡沫和經濟增長的“良性循環”的發展軌道。同時，當代西方資本主義的全球擴張還導致了全球范圍日益嚴重的環境惡化和生態危機。資本的血腥和骯臟不僅在于壓榨勞動，也在于掠奪自然。浪費資源、污染環境和破壞生忐是資本主義與生俱來的破壞性基因，也是資本主義的發展動能。然而，世界能源和糧食價格的持續上漲以及“自由物品”的日漸稀少表明，資本主義依靠“勞德代爾悖論”式的發展，也就是依靠摧毀社會財富（使用價值）擴大私人財富（交換價值），把昔日豐富的東西變得日漸稀缺以滿足資本的貪婪逐利，已經失去了進一步擴張的空間。因此，西方資本主義的全球擴張必然導致緩解資本主義基本矛盾的余地達到極限，使當代資本主義發展方式的擴展達到極限。此次危機是資本主義發展方式危機的必然結果，也必將導致資本主義發展方式乃至生存方式的更加嚴重的危機。
    3．西方國家金融和經濟危機將導致世界格局發生重大變化
    歷史經驗表明，資本主義世界性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必然導致世界政治經濟格局發生重大變化。此次危機也必然給世界經濟社會發展帶來重大而持續的影響，導致世界經濟進入一個大調整、大動蕩時期，世界格局和發展進程也將會發生重大變化和轉折。
    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霸權統治開始動搖。長期以來，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全球霸權統治主要依賴于意識形態霸權、以美元為主導的國際貨幣金融體系以及龐大的軍事機器等。作為一種最重要的“軟性”制度安排，意識形態的影響彌漫在幾乎所有的其他制度安排之中。因此，盡管意識形態的演變往往是漸進而緩慢的，美國等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也必將極力捍衛其全球“意識形態霸權”，但是，此次西方國家金融和經濟危機導致的資本主義意識形態霸權的危機與瓦解卻是不可逆轉的歷史趨勢，它必將嚴重動搖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全球霸權統治的制度基礎。同時，以美元為中心的不合理的國際貨幣金融體系更是受到了愈益嚴重的挑戰。2007年，拉美共同市場協議國家和美洲玻利瓦爾替代發展計劃（ALBA）國家創建了南方銀行，構成了對美國主宰的、新自由主義的美洲開發銀行的有力挑戰，一些成員國還退出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在南美地區創立一種共同貨幣以替代美元的進程也在不斷推進之中?？梢灶A期，隨著世界范圍內區域性金融合作組織和貨幣體系愈益增多，作為西方金融壟斷資本全球擴張和掠奪的重要工具，以美元為中心的國際貨幣金融體系的危機將不斷加重，從而嚴重動搖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全球霸權統治。此外，盡管美國等西方發達國家依然擁有較為強大的軍事機器，但是，阿富汗戰爭和伊拉克戰爭表明，美國“同時打贏兩場戰爭”或者“一場半戰爭”的理論與計劃已經破產，美國及其盟友的綜合實力和全球控制能力已經顯著下降?？傊?，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全球霸權統治已經處于前所未有的衰落之中。其未來的發展，或許正如“中美國”論創始人弗格森所言：像美國這樣的帝國與所有復雜體系一樣，在一段長度未知的時段里看似運行平穩，然后卻在剎那間毀滅。
    新興經濟體的國際影響日漸提升。20世紀90年代以來，新興經濟體群體性崛起的趨勢逐步顯現。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數據顯示，1991年－1998年，發達經濟體的平均增長率為2．5％，發展中經濟體為3．3％；1999年－2006年，發達經濟體的平均增長率為2.7％，發展中經濟體為5．8％。盡管此次危機也嚴重沖擊了新興國家，但是，中國、俄羅斯、印度、巴西、南非等新興國家崛起的勢頭并未減弱，日益成為世界經濟增長和國際格局演變的重要推動力量；南方國家作為一個整體以高于北方國家經濟增速向前發展的態勢也沒有改變，其發展前景依然樂觀可期。2006年，山普華永道所進行的一項研究顯示，到2050年中國經濟將與美國并駕齊驅，而印度將成為第三大經濟體。一年之后，高盛公司研究者預言，中國將在2027年之前超過美國，而印度將在2050年之前超過美國，巴西、中國、印度、墨西哥和俄羅斯的經濟產出之和在2040年將超過目前的7國集團。經濟實力的變化必然帶來政治格局的調整。20國集團替代8國集團作為全球治理機制的出現和功能的不斷提升，標志著發展中國家作為一個整體己經步入世界事務的中心舞臺，西方發達國家獨自為世界“定調”的時代必將過去?？梢灶A期，新興經濟體的崛起“將與19世紀末德國、俄國和日本的興起一樣意義非凡”，本世紀中期將會出現一個非常不同的世界”。
    世界歷史步入動蕩多變時期。隨著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全球霸權統治的衰落和新興經濟體的群體性崛起，全球多極化的趨勢難以逆轉，不同利益主體之間的競爭將更加激烈，民族國家以及利益集團之間的博弈將更加復雜，世界歷史由此將步入更加動蕩多變的復雜時期。全球“意識形態霸權”的真空必然導致各種意識形態的激烈競爭。伴隨著義化、宗教和價值觀的沖突加劇，地區主義和恐怖主義等各種影響全球穩定的思潮將會不斷擴散、升溫。隨著以美元為中心的世界貨幣金融體系的危機和各國在全球金融貨幣領域主導權的競爭加劇，必然導致國際金融市場不穩定因素的增多；同時，盡管此次危機對西方金融壟斷資本的全球擴張有所遏制，但金融資本與產業資本的分離已經呈現出難以逆轉的態勢，金融壟斷資本的再度擴張和虛擬經濟的畸形膨脹也將重新加大全球經濟運行的風險，直接威脅到世界經濟運行的穩定。隨著WTO利益主體多元化趨勢的增強和貿易保護主義的盛行，未來多邊貿易體系將形成更加錯綜復雜的利害關系，不同的談判議題會催生各種形式的利益聯盟，超經濟的談判手段將不斷向貿易談判滲透，多邊貿易體制的運行面臨嚴重沖擊；知識產權保護、勞工標準、環境標準的廣泛濫用，也勢必進一步加劇世界范圍內的貿易摩擦。此外，隨著全球經濟戰略制高點競爭的加劇，全球貿易規則的博弈也將會更加復雜，市場和資源的爭奪將會史加激烈。更為嚴重的是，面對全球新興力量的興起和國際競爭的加劇，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絕對不會將其霸權地位拱手相讓。盡管此次危機是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全面危機，但并不是資本主義的總危機。目前，高估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實力和調整能力固然錯誤，低估他們的實力和調整能力同樣錯誤。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依然擁有最為強大的軍事實力、經濟實力以及金融領域的主導地位。為了維持其霸權地位，除了試圖通過征收碳關稅等手段以逼迫新興經濟體在高油價、高匯率、高關稅等多重壓力之下永遠處于國際分工的不利地位，發動霸權戰爭以消除導致問題的根源，對于美歐等國無疑具有更大的吸引力?；蛟S，在更加合理的全球治理體系構建完成之前，人類不得不經歷一個痛苦的動蕩多變的復雜時期。
    1962年1月，毛澤東《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指出：從現在起，五十年內外到一百年內外，是世界上社會制度徹底變化的偉大時代，是一個翻天覆地的時代，是過去任何一個歷史時代都不能比擬的時代。從目前來看，世界歷史的發展進程正在印證這一偉大預言。
    四、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可以規避金融和經濟危機
    在經濟全球化時代，任何國家都難以置身于世界性危機之外。此次西方國家的金融和經濟危機亦使中國經濟遭受巨大沖擊。應該看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存在著發生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的可能，我們必須正確認識中國沒有陷入金融和經濟危機的原因。
    1．西方國家金融和經濟危機使中國經濟遭受巨大沖擊
    此次危機對于我國的沖擊是多方面的，既有經濟貿易方面，也有思想文化方面；既有短期影響，也有長期影響。就經濟方面而言，此次西方國家的金融和經濟危機，導致了我國出口大幅下降、失業人數有較大攀升、經濟增長速度持續下滑，更加凸顯了我國經濟發展方式的弊端，加大了我國調整經濟結構、轉換經濟發展方式的壓力，我國未來經濟發展面臨更加嚴峻復雜的挑戰。
    此次危機延緩了我國經濟持續快速發展的勢頭。2000年以來，中國經濟連續8年以超過8％的速度且不斷加快的態勢持續快速發展。2008年以來，來自內外兩方面的不利影響尤其是西方國家金融和經濟危機的沖擊，使得我國經濟的持續快速發展經受了前所未有的困難和挑戰。隨著危機的蔓延和外需的急劇萎縮，我國對外貿易首當其沖地遭受了愈益嚴重的沖擊，經歷了自1998年以來的最大波動，與入世后連續6年保持20％以上的高速增長相比，外貿進出口增速出現明顯回落。2008年，我國外貿進出口總值為25616.3億美元，比2007年增長17．8％，增速同比減緩5.7個百分點。其中，出口14285.5億美元，增長17.2％，增速同比減緩85個百分點。進口11331億美元，增長18.5％，增速同比回落2.3個百分點。尤其是，2008年11月我國進口同比增長－17.9％，出口同比增長－2.2％，進出口總值同比增長－9.l％，對外貿易正式步入了長達一年之久的較大幅度的負增長階段。同時，此次危機還導致我國居民人均收入增速放緩、外商投資持續減少、金融機構蒙受較大損失等問題的出現?？傂枨蟮牟粩辔s導致我國許多重要宏觀經濟指標日趨惡化。統計數據顯示，2008年末，雖然全國就業人員比上年末增加 490萬人，但是從業人數增長率卻迅速下降為 0．64％，與 2006年相比下降幅度為0．12個百分點，與2004年相比下降幅度高達0．39個百分點：勞動力市場求人倍率從2007年的0．98下降到2008年第四季度的0．85，達到2002年以來的最低點；城鎮登記失業率也從2007年的4％升高到2008年的4.2％。同時，2008年全年國內生產總值300670億元，比上年增長9．0％，增速回落了4個百分點，結束了連續5年保持兩位數高速增長的態勢，而且，經濟增長速度在2007年第二季度之后連續七個季度出現逐季回落，經濟下行趨勢非常明顯，2009年第一季度更是下降到6.1％，為17年以來的最低。
    此次西方國家金融和經濟危機凸顯了我國原有經濟增長方式的弊處。長期以來，我國的需求結構極不合理，消費與投資、內需與外需的比例嚴重失衡，經濟增長過度依賴投資和出口的拉動作用，居民消費貢獻率明顯偏低，外貿依存度顯著偏高。從1978年至2007年，我國居民消費率從48．8％下降到35．3％，不僅大大低于世界55％的平均水平，更遠低于美國、日本等發達國家，也遠低于巴西、俄羅斯和印度等新興經濟體國家；外貿依存度則從改革開放之初的9．7％上升到超過60％的水平，遠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也顯著高于美、日等發達國家和俄羅斯、巴西、印度等新興經濟體國家。同時，我國企業長期缺乏自產創新能力，缺乏核心技術、缺乏自主知識產權，更多依靠廉價勞動力的“比較優勢”、依靠資源和能源的大量投入來賺取國際產業鏈低端的微薄利潤。2008年，我國研發投入占GDP比重僅為1．52％，不僅低于發達國家2％以上的水平，也低于世界1.6％的平均水平；我國技術進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低于40％，發達國家則超過70％；我國設備投資的對外技術依存度高達60％，美、日等國則僅為5％。總之，重國際市場、輕國內需求，重低成本優勢、輕自主創新能力，重物質投入、輕資源環境，重財富增長、輕社會福利水平提高，這就是我們長期依賴的經濟發展方式。顯然，這樣的經濟發展方式是一條發展動力難以持續的“風險之路”，是一條資源環境難以支撐的“負重之路”，是一條競爭能力難以提升的“低端之路”，是一條人民福利難以增長的“物本之路”。此次危機帶來的巨大沖擊表明，轉變我國經濟發展方式已經刻不容緩。
    后危機時代中國經濟發展面臨更加嚴峻復雜的國際經濟環境?！拔ｋU往往在危機結束之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通過對全球過去88次金融危機的經驗研究表明，危機結束后的中期內，經濟增長速度比趨勢平均線會低10％，而且這種持久性損害一般要持續7年以上的時間才可能消失“?？梢灶A見，為了搶食后危機時代相對縮小的全球經濟蛋糕，搶占未來經濟發展的制高點，各國之間的競爭和博弈必將更加激烈，中國經濟發展將面臨更加嚴峻復雜的國際金融和貿易環境。為維持以美元為中心的不合理的國際貨幣金融體系，西方發達國家不僅將竭力打壓中國在國際貨幣金融組織的話語權和人民幣的國際影響力，還將通過把全球經濟失衡和危機的責任歸咎于中國等手段不斷指責中國政府操縱匯率，施壓人民幣升值和金融自由化改革，將中國經濟徹底納入金融壟斷資本的“國際大循環”，降低中國的金融穩定和經濟安全。為保護本國企業和緩解社會矛盾，西方發達國家將繼續通過各種貿易保護主義手段，遏制中國的出口競爭和經濟增長。2008年，中國遭遇反傾銷調查73起、反補貼調查10起，分別占全球案件總數的35％和71％，涉案金額為62億美元；2009年前三季度，共有19個國家和地區對中國產品發起88起貿易救濟調查，包括57起反傾銷、9起反補貼，涉案金額約102億美元。隨著西方發達國家經濟實力的相對下降，后危機時代中國無疑將遭遇更多貿易摩擦，且貿易摩擦將呈現日趨多樣化、綜合化、隱蔽化和道義化等特點，對我國政府和企業構成新的嚴峻挑戰。為維護產業壟斷資本的利益和遏制全球經濟地位的下滑，西方發達國家不僅將通過“再工業化”牢牢掌控汽車、機械、成套設備等行業的優勢地位，還將利用資金和技術優勢，以低碳經濟為利器．有戰略、有步驟地拉抬自己的競爭能力，全面主導新的一輪全球經濟轉型，使中國經濟面臨被西方發達國家拉大差距、加大對外依存度的風險。
    2．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生金融和經濟危機的可能性與現實性
    馬克思關于商品和商品交換內在矛盾，關于市場經濟內在矛盾和經濟危機一般可能性的科學分析，適用于任何形式的市場經濟。無論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還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概莫能外。然而，同樣的市場經濟與不同的生產資料占有方式相結合，會具有不同的根本性質和運行特點。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私有制本質決定了經濟危機的不可避免性、周期性，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公有制和國家有效調節的本質決定了經濟危機的可規避性、可防范性。我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與生產資料公有制相聯系的市場經濟，可以克服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內在矛盾導致經濟危機爆發的不可改變性，卻不能改變一般市場經濟內在矛盾引發金融和經濟危機的一般可能性。如果不能建立相對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強化規避風險的社會主義制度的強大作用，經濟危機的抽象形式便會轉化為現實可能。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的市場經濟。如果不能不斷地鞏固、發展和壯大公有制經濟，始終保持公有制經濟的基礎和主體地位與國有經濟的主導和控制地位，我國同樣會發生嚴重的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私人資本的本性是逐利而貪婪的?！耙坏┯羞m當的利潤，資本就膽大起來。如果有10％的利潤，它就保證到處被使用；有20％的利潤，它就活躍起來；有50％利潤，它就鋌而走險；為了100％的利潤，它就敢踐踏一切人間法律；有300％的利潤，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絞首的危險。”因此，私人資本的擴張和私有制經濟的發展，極易導致社會收入分配的兩極分化和人民大眾有效需求的不足；放大“市場失靈”的危害，導致政府調控與資本博弈失敗的結果：導致生態環境惡化，陷入“勞德代爾悖論”式的經濟發展，從而導致生產的無政府狀態和經濟社會發展的失衡，引發嚴重的金融和經濟危機。20世紀90年代以來，在新自由主義的私有化思潮影響下，在頻繁的危機和動蕩之中，原蘇聯和東歐是倒退的十年，拉美是失去的十年，被聯合國認定的49個最不發達的國家，也沒有通過私有化等新自由主義途徑富強起來，有的反而更加貧窮。我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既有公有制經濟及其決定的社會主義經濟規律在發揮作用，也有私有制經濟及其決定的資本主義經濟規律在發揮作用。理論和實踐已經充分證明，若不能確保公有制經濟及其決定的社會主義經濟規律處于主導地位，放任私有制經濟及其決定的資本主義經濟規律發揮作用，我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就會“夫去免疫力”，難以有效規避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的發生。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在國家宏觀調控上市場對資源配置發揮基礎性作用的市場經濟。如果不能不斷地加強和改善國家宏觀調控，放任市場機制的自發作用，我國同樣會發生嚴重的金融和經濟危機。市場原教旨主義者認為，市場機制可以自動地導致和諧的經濟增長和社會公平的自發實現，應該盡可能地讓政府退出經濟生活，尋求所有經濟問題的基于私有產權的市場化解。然而，完美競爭的市場并不存在，現實的市場并非是一個真空的機械裝置而是權力的角斗場。脫離了政府科學有效的宏觀調控，市場機制的自發作用固然有利于較為充分地調動各個方面的積極作用，較為有效地實現資源的合理配置，但同時也必然導致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不可避免地擴大，社會生產的各種比例關系經常性地處于失衡狀態，引發各種危機發生的可能。尤其是，西方發達國家主導的經濟全球化挾其自由主義與個人主義意識形態，欲使廣大發展中國家的政府職能不斷泡沫化、空洞化，政府的組織功能不斷地萎縮甚至消逝，這就要求我們必須對政府的作用進行科學審視與合理定位。由于政府作用定位失當，許多發展中國家出現了嚴重的政府治理危機，甚至陷入激烈的政權危機和社會動蕩之中。世界各國的發展表明，隨著生產社會化、全球化程度的不斷提高，政府對經濟各個領域甚至個人生活的影響程度與范圍都將不可避免地擴大，政府的宏觀調控已經成為現代市場經濟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我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在國家宏觀調控下市場對資源配置發揮基礎性作用的市場經濟。“讓市場起作用”是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基本追求，但這并不意味著否定政府在市場經濟中的必要作用，取消國家宏觀調控的職能。沒有政府作用的恰當而有效地發揮，市場的基礎性作用也就無從談起。只有不斷完善和加強國家的宏觀調控，充分而有效地發揮政府的主導作用，我們才能有效規避一般市場經濟內在矛盾引發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的可能。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自主發展與開放發展有機結合的市場經濟。如果不能始終堅持科學發展，盲目融入西方壟斷資本主導的國際經濟循環、陷入高度的對外經濟依賴，我國同樣會發生嚴重的金融和經濟危機。開放發展，是科學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在當今全球化時代，自主發展基礎之上的開放發展，也是社會主義國家充分利用資本主義因素發展社會主義的必然要求。然而，如果簡單地接受西方發達國家主導的“國際規則”和“國際慣例”，盲目融入西方壟斷資本主導的國際經濟循環，不僅不能利用資本主義因素，反而會被資本主義所利用，難以獲得參與經濟全球化的應得利益，難以有效應對資本主義全球性的市場失靈。如果對外開放程度過高過快，不能合理把握經濟開放進程，不能采取有效的公共政策以提高國內產業適應外部沖擊的能力，就會成為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附庸，難以有效確保國家的經濟安全和社會穩定。如果不能合理利用國際國內的資源、市場和技術，陷入高度的對外經濟依賴，就會出現依附于資本主義世界的現象，與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各種危機發生“共振”，難以避免輸入型的金融和經濟危機。我國是人口眾多的發展中的社會主義大國，我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自主發展與開放發展有機結合的市場經濟。只有高度珍惜并堅定不移地維護中國人民經過長期奮斗得來的獨立自主的發展權利，同時堅持科學合理的對外開放，實現自主發展與開放發展的有機結合，我們才能確保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健康發展，有效規避各種類型的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的發生。
    3．正確認識中國沒有陷入金融和經濟危機的原因
    盡管此次西方國家的金融和經濟危機給我國經濟帶來了巨大沖擊，但是我國并沒有陷入此輪危機，我國經濟發展的長期向好趨勢也沒有改變。正確認識中國沒合陷入此輪危機的原因，無疑有助于我們有效防范和科學應對各類金融和經濟危機。
    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是使中國避免陷入危機的根本原因。首先，社會主義生產關系極大地促進了生產力的發展，為我國抵御此輪危機的沖擊奠定了雄厚的物質基礎。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從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會形態基礎上建立起來的，帝國主義的掠奪和長期戰爭使中國經濟積貧積弱。新中國成立以后，先進的社會主義生產關系極大地解放和發展了生產力，使中國經濟和社會事業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改革開放以來，社會生產力更是得到了極大發展，經濟總量發生了飛躍性的變化，GDP躍居世界第三，外匯儲備穩居世界第一。這為我國抵御各種經濟風險和應對此次危機沖擊提供了雄厚的物質保障。其次，以公有制經濟為主體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可以大大降低生產的盲目性和無政府狀態，有效抵御各類外來危機的沖擊。以公有制經濟為主體，是經濟全球化條件下實現經濟社會穩定健康發展、維護國家經濟安全的重要保障。為抵御本次西方發達國家金融和經濟危機的沖擊，公有制經濟發揮了巨大的積極作用。以國有金融機構為主的中國金融體系較為有效地避免了信用危機的發生，同時較為有效地實現了信貸總額的迅速擴張，對于擴大企業投資、扶持產業發展和擴大內需起到了積極有效的作用；在重點行業和關鍵領域里發揮主導作用的國有經濟較為有效地維護了宏觀經濟的穩定運行，同時較好地履行了保障就業、穩定價格等社會責任；在擴大內需、調整結構、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等方面，國有經濟也同樣發揮了積極的主導作用，為我國經濟的長期穩定健康發展做出了巨大貢獻。再次，包括人民民主專政、人民代表大會制、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民族區域自治制以及基層群眾自治制度在內的社會主義政治制度，擁有靈活高效的決策執行體系，可以高效調配資源、合力解決重大問題。“社會主義國家有個最大的優越性，就是干一件事情，一下決心，一做出決議，就立即執行，不受牽扯?！泵鎸Υ舜挝C的巨大沖擊，我們黨和政府迅速反應、科學決策、果斷部署，從推出一攬子計劃到實施產業調整振興規劃，從拉動經濟增長到不斷改善民生，從促進改革發展到維護社會和諧穩定，在全國范圍、各個領域形成了保增長、保民生、保穩定的強大合力，充分發揮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應對重大危機和外來沖擊的強大政治優勢?？梢哉f，沒有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的根本保證，我國難以避免陷入此次西方國家金融和經濟危機的泥潭。
    應對危機措施的有效性是使中國避免陷入危機的重要保障。面對西方國家金融和經濟危機的巨大沖擊，我們黨和政府確定了“出手要快、出拳要重、措施要準、工作要實”的總體思路，堅持把保持經濟平穩較快發展作為經濟方作的首要任務，及時調整宏觀經濟政策，果斷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出臺并不斷完善應對國際金融和經濟危機沖擊的各項政策。這是避免中國陷入此次危機的重要政策保障。首先，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大規模增加政府支出，較為迅速有效地擴大了消費需求和國內需求。包括中央政府直接投資1.18萬億的總額高達4萬億的兩年投資計劃，直接增加了投資需求并帶動了社會資金和民間資本的投資支出。注重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實施“家電下鄉”、“汽車下鄉” 等刺激消費的積極政策，較好地穩定和增加了居民的消費需求。其次，進一步提高對外開放水平，較快地穩定了外部需求和對外貿易。在西方國家金融和經濟危機的背景下，我國積極加強科技興貿創新基地和服務外包基地建設，支持自主品牌和自主知識產權產品出口，充分發揮自身在國際經濟舞臺的作用，妥善應對國際貿易摩擦，使得外經外貿較快地得到了穩定。再次，大范圍實施產業調整振興規劃，著力進行結構調整，解決經濟運行中的深層次矛盾。著眼增強國民經濟的整體素質和未來競爭能力，制定并實施了汽車、鋼鐵、裝備制造等十大產業調整振興規劃，出臺了一系列促進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的政策措施，高強度地推進了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的改革，不僅有效應對了此次危機的沖擊，也提升了應對未來國際經濟危機沖擊的能力。最后，實施更加積極的就業政策，大幅度提高社會保障水平，擴大公共財政對社會保障體系建設的投入，擴大基本養老和基本醫療保險的覆蓋面，以及實施其他以改善民生為目的的政策，較好地穩定了人民群眾的未來收入和消費預期，增強了人們戰勝危機的信心。顯然，上述政策措施帶有鮮明的社會主義特色，兼顧短期與長期，統籌國際和國內，為應對西方國家金融和經濟危機的沖擊、保持經濟平穩較快發展提供了重要保障。
    五、防范與應對金融和經濟危機必須堅持“中國道路”
    世界各國發展的歷史已經證明：沒有任何一個發展中國家能夠照搬西方模式而成為現代強國，也沒有任何一種發展模式適合所有的民族國家。此次西方國家金融和經濟危機爆發之后，發展中國家在質疑和批判西方模式的同時，也在積極探尋適合本國的發展道路。對于中國而言，有效規避與防范金融和經濟危機的發生，科學應對西方國家金融和經濟危機的沖擊，實現經濟社會的科學發展，必須更加堅定地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道路。
    1.防范與應對金融和經濟危機，必須鞏固和完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
    改革開放30多年來的實踐證明，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符合現階段我國經濟社會發展要求，有利于經濟社會穩定健康發展。有效規避與應對各類金融和經濟危機的發生與沖擊，實現經濟社會的科學發展，必須不斷鞏固和完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
    不斷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的主體地位。生產資料公有制是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基礎，是社會主義區別于資本主義的本質特征，是勞動人民當家作主的經濟基礎，是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的根本要求，是實現共同富裕的根本前提。以生產資料公有制為基礎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可以消除生產資料私有制與社會化生產的根本矛盾以及生產與消費之間的對抗性矛盾，有利于克服市場機制的自發性和生產的無政府狀態，從而消除周期性經濟危機。為了有效防范與應對各類金融和經濟危機的發生與沖擊，必須始終不斷地鞏固和加強公有制經濟的主體地位。首先，必須始終確保公有資產的優勢地位。既要不斷鞏固和發展公有資產的量的優勢，更要注重公有資產的質的提高。必須合理調整公有資產的布局與結構，完善公有資產的監管與經營，不斷提高公有資產的整體素質和配置效率，從而更好地發揮公有資產在穩定宏觀經濟、實現科學發展方面的積極作用。其次，必須鞏固和壯大國有經濟的主導地位。必須始終保持國有經濟在包括金融產業在內的關系國家安全和國民經濟命脈等重要行業以及關鍵領域的控制地位，必須建立符合市場經濟規律和我國國情的企業領導體制和管理制度，增強國有經濟的活力，充分發揮國有經濟在經濟社會各個領域的帶動力和影響力。再次，必須不斷鞏固和發展集體經濟尤其是農村集體經濟。必須堅持以家庭承包經營為基礎、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鞏固和發展農村集體經濟，絕不允許以土地私有化代替我們黨提出的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政策，瓦解農村集體經濟的基礎；必須積極培育農民新型合作組織和農業社會化服務組織，提高農村經濟和農業生產的組織化程度，為農業改革和發展的“第二個飛躍”創造條件。此外，必須積極探索公有制的各種有效實現形式。只有積極探索和大膽利用包括股份制和股份合作制在內的一切反映社會化生產規律的公有制各種有效實現形式，才能真正解放和提高公有制經濟的活力和效率，不斷加強公有制經濟的主體地位。
    積極鼓勵和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各種非公有制經濟的存在和發展是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生產力水平多層次性和不平衡性特點的客觀要求。個體、私營、外資等各種非公有制經濟的存在和發展有利于充分調動社會各個方面的資源與積極因素，有利于增加就業、滿足需要，促進經濟發展的活力，為抵御各種外來危機的沖擊提供物質保障。我國仍處于并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為了解放和發展生產力，有效應對各類金融和經濟危機的沖擊，必須長期積極鼓勵和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首先，加強制度創新，完善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政策體系。應將放寬市場準入、實現公平競爭真正落到實處，進一步加大對非公有制經濟的財稅金融支持，完善對非公有制經濟的社會服務。其次，鼓勵混合所有制經濟發展，充分發揮公有制經濟的影響作用。引導公有制與非公有制企業相互參股、相互融合，通過公有制經濟帶動非公有制經濟發展，并將其發展納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正確軌道。再次，扶持非公有制經濟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強化非公有制企業的自主創新能力，提升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質量和整體素質，推動非公有制企業提升國際競爭能力和抗御各類風險的能力、此外，必須引導非公有制經濟增強危機意識和社會責任感，切實按照市場規則進行生產和經營，努力克服生產的盲目性和無序性。
    辯證把握公有制經濟為主體與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關系。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經濟制度既堅持了科學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又根據我國實際和時代特征賦予其鮮明的中國特色。鞏固和完善這一基本經濟制度，必須辯證把握公有制經濟為主體與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有機統一。首先，必須正確處理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關系。絕不能簡單地將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絕對對立，追求“純粹”的社會主義經濟。必須承認各種非公有制經濟的歷史作用，并以“三個有利于”標準評判各種所有制形式的優劣。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公有制經濟和各種非公有制經濟，都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不能簡單地把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和促進非公有制經濟發展兩者對立起來。其次，毫不動搖地鼓勵、支持和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不等于全面推行資本主義私有制。生產資料公有制是社會主義的一個根本原則。沒有公有制經濟的主體地位，就沒有共產黨執政和整個社會主義上層建筑的堅實經濟基礎和強大物質手段，就不能防止兩極分化、實現共同富裕，就難以有效地防范與應對各類金融和經濟危機的發生與沖擊。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促進非公有制經濟發展必須服務于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而不能用資本主義私有制經濟取代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毫不動搖地鼓勵、支持和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必須以毫不動搖地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的主體地位為前提。再次，毫不動搖地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也不等于實行單一的公有制。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同時發展而不是排斥非公有制經濟，既能夠充分調動各種社會潛在經濟資源，也是公有制經濟鞏固和發展自身的需要。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鼓勵、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是生產力水平相對落后國家堅持社會主義道路，正確對待資本主義、利用資本主義建設社會主義，辯證否定私有制的必然要求。
    2．防范與應對金融和經濟危機，必須加強和改善國家宏觀調控
    我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在國家宏觀調控下市場對資源配置發揮基礎性作用的市場經濟。公有制經濟主體地位基礎之上的有調控的市場經濟，是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優勢所在。只有不斷加強和改善國家宏觀調控，有效調節私人資本的逐利性和擴張性，克服私人資本和金融資本的無序化、極端化，努力維護宏觀經濟的穩定性、平衡性和持續性，我們才能有效規避與防范金融和經濟危機的發生，科學應對西方國家金融和經濟危機的沖擊，實現經濟社會的科學發展。    完善市場與政府的調節功能，強化長期規劃和計劃調節。必須合理借鑒西方發達市場經濟國家調節經濟的成功經驗，多結構、多層次地發展市場體系，充分發揮市場基礎性配置資源的作用，同時更加注重發揮政府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宏觀調節作用，健全宏觀經濟預測體系，增強宏觀調控政策的科學性與準確性，提高宏觀經濟政策的針對性和靈活性。更為重要的是，必須強化政府的長期規劃和計劃調節。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之所以頻繁地爆發金融和經濟危機，除了無法克服資本主義基本矛盾周期性激化這一根本原因，也與市場自發調節的短期性、盲目性和政黨輪替導致政府宏觀經濟政策的周期性、局限性有關。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經濟調節，必須充分發揮社會主義政治制度的強大優勢，強化政府的長期規劃和計劃調節功能，科學制定經濟社會的長遠發展規劃，努力保持各項政策的穩定性和連續性。這樣，既發揮市場調節的優良功能去抑制“政府調節失靈”，更有效地發揮政府調節的優良功能去糾正“市場調節失靈”，建立一種“基礎一主導”雙重調節機制，形成“強市場”和“強政府”的“雙強”調節格局，從而確保社會經濟的長期穩定健康發展。
    提升政府微觀規制和宏觀駕馭能力，有效“節制資本”。必須通過《公司法》等法律政策的調整與完善，構建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現代企業制度，完善以職工代表大會為基本形式的企業單位民主管理制度，賦予人民群眾擁有管理生產過程和決定剩余產品分配的權利，節制資本的逐利傾向和剝削行為，提升工人階級的主人翁意識，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階級。必須通過制訂發展規劃、實施經濟政策、制定經濟規則等手段，限制資本主義因素在社會主義中國的發展規模和活動范圍，使資本主義因素的發展嚴格控制在社會主義國家允許的必要范圍之內，防止社會生活領域的“全面資本主義化”。同時，必須提高無產階級國家政府對各種非公有制經濟的駕馭能力。確保非公有制經濟受制并服務于社會主義，關鍵在于正確發揮無產階級國家的作用。為此，必須協調國家政權的社會主義性質與經濟基礎多元性之間的矛盾，實現無產階級專政對社會經濟關系的統領，從而保障國家社會主義建設的制度方向；必須保證共產黨的領導和代表人民的利益，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反對任何形式的資產階級自由化，防止資本膨脹，警惕“權錢腐敗聯盟”；必須加強人民民主權利，擴大人民群眾參與國家各項公共事務管理和決策的范圍和程度，真正實現發展依靠人民、發展為了人民、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發揮社會調節和倫理調節的積極作用，彌補“市場失靈”和“政府失靈”。隨著現代信息技術和網絡技術的發展，社會調節和倫理調節的重要作用日益凸顯，并日益成為彌補“市場失靈”和“政府失靈”的重要手段。為有效調節私人資本的逐利性和盲目性，維護社會經濟的穩定性與平衡性，我們必須充分發揮社會調節和倫理調節的積極作用，矯正市場調節和政府調節的偏差，彌補市場調節和政府調節的“空場”。必須有效增加教育、科學、信息、安全秩序和社會輿論等領域的政府投入和公共物品供給，為社會調節和倫理調節作用的發揮提供基本的平臺保障。必須努力通過法制建設和社會保障體系的完善，保障社會成員的自由、公正權利，保障社會成員的基本食品、醫療及教育，實現“特定的平均主義”，盡力化解不同利益群體和階層間的結構性利益矛盾以及社會心理情緒和社會心理訴求失衡的現象。必須依靠法律、行政和經濟等手段為民間組織參與國家的政治生活提供較多的渠道，提高社會公眾政治參與和社會參與的能力，積極培育與政府合作的民間組織。必須對文化領域和意識形態領域傾注更多的政府關注。離開成功的意識形態，任何制度的維持或創新都是不可能的。面對全球化所帶來的外來文化和意識形態的沖擊，為實現社會利益的最大化，政府必須投入一定的公共資源，整合社會成員的意識形態與價值追求，打破個人利益至上的市場價值追求，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引領人們的經濟行為，構建良好的“利益追求－道德文化”互動架構。
    統籌國際和國內，提升政府應對國際形勢變幻的能力。在全球化時代，面對外部世界的種種不確定性與危機的沖擊，我們應進一步認真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更加緊密地統籌國際國內兩個大局，有效提升政府應對各種危機、維護本國經濟安全和社會穩定的能力。必須加強國際國內金融體系和國際資本流動的監管。對貨幣穩定、匯率、利率、金融和信貸體制的穩定等領域投入更多的公共資源，努力使虛擬經濟服務于實體經濟的需要，加強金融規制以防范全球化所帶來的金融風險和經濟危機以及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金融殖民”。必須堅持“自力更生為主，爭取外援為輔”，堅持走中國特色自主創新道路。對于具有戰略意義和高風險的新技術產業（生物技術、網絡經濟、空間技術、低碳技術、數字化經濟），政府不僅應增加投資并帶動民間投資，更應增加規制其發展的規則和管理的供給，遏制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技術殖民”。必須積極參與“國際規則”的博弈，防范西方發達國家的“規則殖民”。在全球化時代，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強國憑借其在國際事務上的壟斷和霸權，一直力圖將自身的生產方式和“憲法條款”以國際慣例之名逐漸擴展到所有的國家。我們必須始終堅持科學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合理承擔國際義務和接受國際規則，避免陷入西方資本主義規則體系以及由此引發的各種危機的沖擊。
     3．防范與應對金融和經濟危機，必須轉變和提升經濟發展方式
    近300年的世界現代化史表明，一個國家要保持充滿活力、持續向上的發展態勢，關鍵是讓經濟發展方式始終與時俱進，找到符合潮流、契合自身發展階段的現代化路徑。此次西方國家的金融和經濟危機的巨大沖擊使我國傳統經濟發展方式“軟肋”盡顯。適應全球經濟結構重大變化，提高我國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水平，增強我國經濟防范和抵御各類危機發生與沖擊的能力，迫切需要全面轉變和提升我國傳統經濟發展方式。
    適當降低外貿依存度，提升消費拉動增長的作用。適應全球需求結構的重大變化，必須適當降低外貿依存度，提升消費拉動增長的作用，努力做到消費、投資和出口相協調。必須加快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調整國民收入分配結構，盡快提高勞動收入占GDP的比重，切實提高普通居民的收入水平，扭轉收入和財富分配差距不斷擴大的趨勢；必須堅持把解決好“三農”問題作為全黨工作的重中之重，加大農業和農村的基礎設施投資，構建促進農民持續增收的長效機制，持續擴大農村消費；必須著力改善民生，加快交通、通信、電力、生態環境等基礎設施建設，盡快完善社會醫療和社會保障體系，加大基礎教育和健康衛生方面的公共投資，逐步縮小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務的分配差距，有效改善人們的消費預期，提高消費傾向。
    適當控制外資依存度，提升協調利用中外資的效益。改革開放以來，利用外資對我國的經濟增長和社會進步曾經起到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但是，隨著外資向我國轉移污染企業和壟斷我國的食用油、種子等戰略性行業，外資不僅使我們付出了巨大的環境成本和經濟代價，而且對內資產生了“擠出效應”，影響了國家宏觀調控的效果。同時，外資的大量涌入導致外匯儲備和對外貿易順差異常增加，直接影響到中國的經濟安全，加大了國際經濟摩擦。為此，應逐步取消外資企業在稅收等方面的優惠政策，保證國內企業得到公平的競爭環境；應提高環保標準等投資門檻，調整引資政策，引導外資投資方向，使外商的投資逐漸向現代服務業和高新技術產業轉移；應運用經濟的、法律的手段制上跨國公司控制和壟斷我國產業的行為，保證我國經濟安全；應加快金融體系和金融市場建設，充分利用國內閑置資金，為中國的民族企業的發展擴展空間。
    努力降低外技依存度，提升自主創新能力。世界各國發展的歷史表明，一個國家只有擁有強大的白主創新能力，才能從容應對各種重大挑戰，把握先機、贏得主動。過度依賴發達國家的先進技術，只能喪失技術進步的動力，導致貿易結構畸形、貿易條件惡化、社會整體福利水平下降。必須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加大創新人才的培養力度，建設一支適應時代和社會發展需要的創新人才隊伍；加大自主創新的研發經費投入，為自主創新提供必要的物質基礎；充分發揮政府的主導作用，利用社會主義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優勢，組織好若干重大科研項目的攻關，努力在若干重要領域、重要產業掌握一批核心技術，擁有一批自主知識產權，造就一批控股、控技、控牌的“三控型”民族企業集團，突出培育和發揮知識產權優勢，盡快完成從貿易大國向貿易強國、經濟大國向經濟強國的轉型。
    適當降低“外源”依存度，提升配置資源的效率。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的能源和資源進口急劇增加。石油從1993年成為凈進口國以來，對外依存度逐年上升，目前達到46．6％，己接近50％的警戒線。外源依存度過高不僅容易引發國際爭端，也容易威脅到國家的政治安全和經濟安全，引發各類危機。因此，必須科學制訂國內能源和資源的可持續開發、利用和保護計劃，提高國內礦產資源開發的門檻限制和企業標準，提升國內礦產資源的開發效率；必須適當提高資源消費價格，引導資源消費行為，提高資源的利用效率；必須大力鼓勵和支持新能源的開發和利用，大力支持低碳技術、節能減排技術的創新和應用，限制“三高一低”項目的發展，減輕資源環境的壓力；必須加強石油、黃金、有色金屬、煤炭等各種稀缺資源的戰略性管理，提升資源類商品的國際市場定價權和市場控制力。
    適當控制外匯儲備規模，提升使用外匯的收益。充足的外匯儲備有利于增強我國的對外支付和清償能力，防范國際收支和金融風險，而且有利于提高海內外對中國經濟的信心。但是，如果長時間和大幅度地超過合理規模，則必然給經濟發展帶來諸多負面影響。解決外匯儲備過度的問題，不僅要控制低收益的加工貿易的發展規模，從根源上減少貿易順差，降低外匯儲備激增的速度。同時也要合理配置已有的外匯資源。應考慮主動運用不斷貶值的美元外匯儲備，贖回被美國企業收購的中國重要國有企業資產，收購控制著中國戰略性行業的跨國公司股份，引進國外的關鍵技術和科研人才實現“引智創新”，幫助中國企業收購海外資源和有價值的實體企業，減少美元貶值帶給中國持有美元資產損失的風險，降低貨幣資本儲存的機會成本，提高資本配置的經濟效率。
    適當降低“外產”依賴度，提升參與國際分工的層次。歷史經驗表明，危機時期往往是一個國家推進產業優化升級，提升參與國際分工層次的重要機遇。適當降低對外國產業的依賴度，打破西方發達國家對我國的“產業鏈陰謀”（郎咸平語），提升參與國際分工的層次，也是增強國際競爭力、抵御未來國際經濟風險的基本依托。必須加快推動傳統產業技術裝備更新換代和產業升級，用先進技術改造傳統產業，力爭使傳統產業在全球產業鏈獲取更高的附加值，避免陷入“比較優勢陷阱”，防止我國淪為西方發達國家的“生產基地”；必須大力發展信息產業和新能源產業，以及研發、物流等現代生產性服務業，制定中長期的國家產業創新戰略，切實推進產業創新，搶占未來全球經濟競爭的制高點；必須穩健開放金融業等涉及國家經濟安全的核心產業，確保國內金融體系的安全穩定，穩步推進人民幣的國際化進程，積極參與國際貨幣金融體系改革；必須把握外匯儲備急劇增長以及人民幣升值等因素為海外投資和跨國并購帶來的重要機遇，提升全球要素配置能力，建立自主的全球生產體系，創造出參與國際分工的新優勢。
    （《環球視野》第319期，摘自2010年第7期《馬克思主義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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