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是末日，也是希望（一）
一、災難時代即將來臨
2011年年底附近，全球經濟可能陡然失速，陷入一場崩潰式的災難，而中國將是重災區。如果用地震做比喻，這場經濟災難就是汶川512在全球經濟領域重現，而中國是震中。不同于汶川地震的是，這場經濟災難將不是一次的、孤立的，而會開啟一個災難不斷的新時代，經濟危機在未來將成“新常態”。
二戰結束以來，資本主義世界的經濟發展進入一個歷史空前的超級繁榮期，至今已持續了近70年。2011年的經濟災難，則將標志著這個超級繁榮期的徹底終結。在這個超級繁榮期內，資本主義不僅在內部保持了社會和平與經濟增長，而且資本主義自身也成功實現了全球擴張，目前資本主義文明已經主宰全世界。
此前存在著一種幻想認為，資本主義的全球擴張也將會把這個超級繁榮帶給全世界。然而事實是，資本主義全球化僅僅剛具雛形，便引得各類危機頻發，使這個超級繁榮期的可持續性遭遇挑戰。更為嚴重的是，可持續性遭遇挑戰的還有資本主義文明本身。
2011年的經濟災難不是別的，只是08年全球金融危機的延續與深化，更準確地說，是07年美國次債危機的延續和深化，標志著這場肇始于2007的經濟危機進入一個新的階段。問題之所以會在2011年出現惡化，其原因在于全球的政府們都不認為07年起步的這場危機不是真正的實體經濟危機，認為只是金融層面的問題，實體經濟保持增長的基礎還在，只要采取合適“救助”和“刺激”政策，經濟就會“復蘇”。
全球將經濟復蘇主要寄望于三個方面，一是貨幣刺激，二是新興市場，三是以新能源為代表的戰略新興產業。然而，在本文章系列的以下的部分中，我們將陸續證明：貨幣刺激不但無效，反而使實體經濟層面本就很嚴重的問題出現惡化；新興市場是鏡中之花；而以新能源為代表的新興產業更是靠不住。08年以來各國經濟救助、刺激的是總體實效是，在壓縮了本就不足的有效消費需求的同時，還拉升了生產成本，使全球需求不足的局面更加惡化。
已經比08年更嚴重的問題，總要在某一天以比08年更嚴厲的方式爆發出來，這個可能時點就在2011年年底附近。當然，也許不是2011，也許會推后，但該來的就一定會來。
事實上，當前擺在我們面前的不僅有經濟危機、經濟災難，還有資源、環境危機，包括目前全球矚目的氣候危機。深入研究可以發現，這一系列危機在深層都共同指向一個共同的根源，就是當前主宰全球的資本主義文明、資本主義的生活方式。隨著資本主義全球化擴張的實現，它好的一面已經展示殆盡，從現在開始呈現在人們面前的將是它不好的一面，壞的一面。
面對即將來臨的經濟災難，面對即將開啟的危機、動蕩不斷的時代，我們該何去何從，老百姓們該咋做，政府們該咋做，我們也給出了一些建議。
這個文章系列共包括九個部分，第一部分就是你已經閱讀的內容，其余八個部分分別是：二、肆意貨幣擴張的惡果；三、新興市場是鏡中之花；四、新能源產業近乎“煉丹”產業；五、中國房價是災難的扳機；六、資本主義總危機；七、全球大趨勢；八、老百姓該咋做；九、政府該咋做。
2011，是末日，也是希望（二）
二、肆意貨幣擴張的惡果
2011年可能發生的經濟災難，只是08年危機的延遲和放大，放大的原因就是那些所謂的經濟救助、刺激政策，尤其是全球范圍內規模空前的貨幣擴張。美國不僅實施了零利率，還搞起了“量化寬松”，而中國的銀行則在2009年制造出近十萬億的“天量信貸”。
然而這些貨幣刺激在發達國家，尤其是美國幾乎是失效的，因為這里的資金大部分流向了新興市場，尤其是中國。但這些資金并沒有進入新興市場的實體經濟領域，沒有進入中國的實體經濟領域，沒有增加那里真實的有效需求，而只是對一些關鍵資產和商品進行大肆炒作，惡化了實體經濟層面本來就已經存在的問題。
2008年以來，共道發表一系列研究文章指出，2008年的危機，不僅僅是金融層面的危機，而是實體經濟出了問題，經濟分配出現了問題，就是收入分配差距太大，造成了有效需求不足。這種收入分配的差距不僅存在于國家內部，也存在于國家之間。
實際上，全球范圍的收入分配差距擴大過程已經持續了將近40年，它肇始于上世紀80年代初里根以及撒切爾夫人的自由化改革，“生產”、“效率”逐漸主宰世界。“巧合”的是，中國也與這個世界潮流高度同步——我們的以市場化為導向的“改革開放”幾乎與歐美的“自由化”同時起步，“生產”和“效率”也逐漸成為中國社會運行的指針。
但是，全世界的政府偏偏不承認問題出在實體經濟層面，更不愿意承認收入分配出了問題。他們拒絕任何結構性的調整和改革，只愿意去進行財政刺激和貨幣刺激，尤愛貨幣刺激。
值得指出的是，貨幣擴張在08年后橫行全球，還與被一種叫“貨幣主義”的經濟學說誤導有很大關系。可以說，這個“貨幣主義學派”的興起，也是全球自由化浪潮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與全球收入分配差距持續擴大的過程也是同步的。這個學派的“創始人”弗里德曼就是自由主義的精神領袖，全球對貨幣主義，對弗里德曼有著宗教狂熱式的信奉。不過，弗里德曼本人恰恰在美國次債危機爆發的前一年（2006）去世了。不管是否巧合，弗里德曼的故去正在引領一個時代的終結。
貨幣主義，主要是弗里德曼本人在研究美國大蕭條時得出一個重要判斷，美國大蕭條是由當時“錯誤”的、緊縮式的貨幣政策造成的。其推論有兩點：一是，如果美國當時不采取那些“錯誤”的貨幣緊縮措施，大蕭條完全可以避免；二是，一旦出現經濟危機的苗頭，就應該進行貨幣擴張。伯南克是一個杰出的貨幣主義者的追隨著，他自己也發表了一系列針對大蕭條的研究論文，這給他帶來很高的“學術聲譽”。就是這個人也是在美國次債危機爆發前一年當選為美聯儲主席，請大家記住頗為這個頗為詭異的2006年。
事實上，貨幣主義是一種似是而非的理論，很難分清楚大蕭條時期美國出現的貨幣緊縮是經濟危機爆發的原因，還是經濟危機的結果。貨幣主義風靡全球，并非因為它的確是科學嚴密的，而是因為當今時代存在一種盲目的信仰，一種迷信。
我們早就指出，這些不涉及結構調整的所謂的經濟刺激、經濟救助，不但不能解決問題，反而會使問題惡化，被惡化的問題將會在未來以一種更劇烈的方式爆發出來。現在看來，這個“未來”更可能在2011年年底附近。
自美國開始實施零利率算起，全球進行貨幣刺激已經一年零10個月了，效果如何？美國的CPI一直在1%附近徘徊，失業率至今還是維持接近10％的高位。顯然，在美國是失效的。
也許很多人會納悶，美國是號稱用直升機撒的錢都跑哪去了？看看中國或許便會豁然開朗。在老百姓收入增長困難的情況下，中國的房價在2009年出現離奇暴漲。盡管中國也有巨量貸款，但沒有可觀外資的參與，這也是很難想象的。畢竟08年年底我們的房價已經出現實質性跌勢。同時，中國也很快由通縮轉向通脹，目前CPI已經超過3％。同是超級貨幣刺激，在效果上中美卻冷熱懸殊，唯一的解釋是，美國的擴張效果流向了中國，而中國的過熱則更可能是中美兩國貨幣擴張共振的結果。（美國國內因素對其貨幣擴張效果的抵消，這里不做討論）原因也很簡單，目前全球經濟看新興市場，而新興市場則看中國。中國已經成為全球流動性的匯聚地、大本營。美歐復蘇無望，唯有“中國概念”有能力為大規模的投機資金提供容身之所。
然而，不對經濟結構做調整，貨幣刺激并不能刺激出真實的消費需求，而只能刺激出大量的投機需求。推動中國的過熱的并非真實的消費需求增長，而是投機需求的泛濫。來自全球的大量投機資本，并沒有進入中國實體經濟領域，沒有增加任何真實的生產投資需求和消費需求，而只是進行大量的投機炒作，其炒作對象集中在中國房地產和一些有炒作題材的重要大宗商品上。其結果是，在真實的需求沒有增加的情況下，房價和大宗商品價格的反而出現飆升。房價不用說了。在大宗商品方面，以農產品為例，白糖、強麥、棉花的期貨價格目前均創歷史新高，豆粕的價格也創08年金融危機以來的新高。
無論是房價的上漲，由房價帶動的房租的上漲，還是大宗商品的上漲，都將大大拉動中國生產成本的上漲，以及老百姓生活成本的上漲。在收入沒有增長，甚至下滑的情況下，生活成本的上升會壓縮本來就萎靡不振的消費需求。而生產成本的上升將有兩種可能結果，要么向下傳導，要么自己消化。向下傳導將推高終端消費品價格，進步一步推高通脹，進一步壓縮消費需求；而自己消化將降低企業的盈利水平，抑制其投資需求。
總體來看，全球貨幣刺激只是在新興市場，尤其是中國收到明顯效果，然而，這個效果卻是負面的，因為它壓縮了中國的有效需求，尤其是消費需求，使得中國本來就很嚴重的需求不足的局面進一步惡化，比08年更惡化。中國的效果，也是全球的效果。
從財富分配的層面看，貨幣刺激也是進一步擴大了本就很嚴重的分配差距。一方面，貨幣刺激使新興市場，尤其是中國出現通脹，引發“劫貧濟富”的財富再分配效應；另一方面，從新增資金的流向看，增發的貨幣最終主要流向“權勢利益集團”，流向了大企業，政府背景的企業，而沒有流向老百姓，沒有流向那些作為創造就業主題的中小企業。也導致是貧者愈貧，富者愈富。目前的全球的分配不均程度也是比08年更高。有效需求不足的惡化，也是收入分配差距擴大的應有之意。
總之，無論中國的，還是全球的經濟問題，都沒有因全球政府所實施的救助和刺激而得到任何實質性改善，反而因大規模的貨幣刺激而比08年更嚴重。這些更嚴重的問題，終究有一天會爆發出來，即便不在2011年年底，也會是在12年、13年的某個時刻。
2011，是末日，也是希望（三）
三、新興市場是鏡中之花
08年危機以來，支撐全球信心，支持全球經濟復蘇論的一個重要概念是“新興市場”。美國的消費增長因次債危機的爆發而消失了，沒關系，我們有新興市場，那里消費者會取代美國人，承擔消費增長的重任，拉動全球經濟繼續增長。正是在這樣的概念下，那些被超級貨幣擴張刺激起來的全球投機資本，便把目光鎖定在新興市場，而中國則被認為是新興市場的龍頭。所以中國也就成為全球熱錢的首要炒作對象，這也是美國的貨幣刺激在本國失效的主要原因之一。
這些“欠發達”的、新興市場里的老百姓，目前故然存在很多消費空白，是待“發展”的，他們很多人的確沒有房子，車子，沒有洗衣機、冰箱等大件，甚至有很多地區連電都沒有，所有的家用電器都是一片空白。這里確實存在潛力巨大的消費需求，從這個方面來說，新興市場的確是“新”的。
但是，從深層的經濟結構來看，新興市場一點也不新，甚至還很“舊”，因為新興市場中的收入分配問題也很嚴重，甚至比發達國家更嚴重。由于巨大的收入分配差距存在，盡管新興市場國家的經濟總量增長很快，但是，這些增長分配到普通老百姓手里的很少，他們的收入增長落后于經濟總量，他們的消費需求增長也當然落后于經濟總量。再加上金融和社會保障體系不健全，這使得新興市場國家實際有效消費是普遍不足的。
中國是新興市場的龍頭，中國的消費不足問題也尤為嚴重。據統計，中國居民消費率（居民消費與GDP之比）從1985年的53%降至2008年的35.3%，而目前美國的這一數據為70％左右，日本也有65％。
中國出現如此嚴重的消費不足，根源就是收入分配差距太大了。關于中國的分配差距究竟有多大，爭議也比較大，目前沒有準確的數據。值得關注是 王小魯 博士的一個研究，他在《灰色收入與國民收入分配》一文中指出，導致中國收入分配差距的主要原因是隱形收入，2008年隱形收入高達9.3萬億。算上其影響，以城鎮居民最高收入和最低收入各10%的家庭來衡量，人均收入差距應從統計數據顯示的9倍調整到26倍。以全國居民最高收入和最低收入各10%的家庭來衡量，人均收入差距應從統計數據顯示的23倍，調整到65倍。王小魯認為，這些隱形收入的主要部分是由于制度不健全或缺陷導致的灰色收入。而灰色收入主要是圍繞權力產生的，是與腐敗密切相關的，往往是來自憑借權力實現的聚斂財富、來自公共資金的流失、來自缺乏健全制度和管理的公共資源，或者來自對市場、對資源的壟斷所產生的收益。
王小魯的研究符合中國實際。共道在今年年初的一篇研究文章也指出，當今中國收入分配嚴重不均是由權力分配不均造成的，造成權力分配嚴重不均的最主要因素是行政權力參與市場經濟，也即所謂的官商勾結。當前哪部分人的收入最高？一定是官商勾結利益集團。要真正壓縮中國收入分配差距，就必需粉碎官商之間的勾結；要粉碎官商之間的勾結，必需堵死官員權力流入市場的渠道；要堵死官員權力流入市場的渠道，必需建立有效的監督機制；要建立有效的監督機制，必需實施官員財產公示。
總之，由于收入分配差距的存在，所謂的“新興市場”中巨大的潛在消費需求并不能轉化為有效消費需求，在收入分配不改善的情況下，讓新興市場的消費增長去替代美國的想法，類似于把鏡中之花當成真實的花朵了。
“城鎮化”概念是“新興市場”概念在中國的翻版。每每談及中國經濟的未來，很多人都想當然地把城鎮化當成一個重要增長點，好像城鎮化自動就會實現似的。我們的城鎮化率固然目前還很低，我們的農民們又何嘗不希望搬到城市居住，但是，他們搬的起嗎？他們的收入不見增長，但房價、房租翻著番的往上漲，你讓他怎么搬？
中國目前固然存在巨大的城鎮化的潛在需求，但是，由于存在巨大收入分配差距，這些潛在城鎮化需求無法轉化成真實的城鎮化需求。如果不改善收入分配，中國的城鎮化將停滯不前，甚至會出現去“城鎮化”。
所以，企圖讓新興市場來拉動全球經濟增長，無疑是一種幻想。當然，對當下中國而言，說城鎮化將繼續對經濟增長構成支撐，也是一廂情愿。
2011，是末日，也是希望（四）
四、新能源產業近乎“煉丹”產業
為擺脫08年的危機，拉動經濟“復蘇”，全球制造的另外一個重要概念是“新能源”。奧巴馬搞了一個“能源新政”，主要就是針對新能源的，中國也將新能源列為“戰略新興產業”。形形色色的企業，形形色色的人都在大談新能源，都往新能源上靠，都聲稱自己能夠提供這樣或那樣的新能源。
新能源如此火熱，因為目前存在巨大、緊迫的潛在需求，這些需求來自兩個方面，一方面是應對能源危機，另一方面是應對經濟危機。能源危機也是來自兩個方面，一是短缺，二是污染和排放，尤其是碳排放。
從歷史的經驗看，只要社會上存在一種巨大的潛在需求，并且其間蘊含的利益巨大，那么一定會有很多人跳出來，說自己能夠提供這種手段，事實上他根本沒有。
一個典型例子發生在2200多年前的秦始皇時代。秦始皇強烈渴望長生不老，由于他是天下之主，不僅是天下所有財富的主人，而且掌管天下蒼生的生殺，那么他的這種潛在需求就是巨大的。誰能夠滿足這種需求，那他也一定會獲利非常，得到高官厚祿、榮華富貴。后來也真的涌現出這么一大批人，說自己能夠冶煉出，或尋找到這樣藥、那樣的仙丹。其中最出名的一個叫徐福，他創造了一種很完善的“長生不老”理論體系，聲稱自己掌握了煉丹技術，知道原材料如何尋找，獲得了秦始皇的極大信任，人生由此大富大貴。事情的最終結果大家都知道了，徐福借口要去東海尋找仙藥，揣著豐厚的銀子消逝了。顯然，徐福就是一個騙子，一個“術士”。
以我們的觀察，目前的新能源產業，與秦始皇時代的煉丹產業非常類似。這種類似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從需求方面看，從根本上來說，目前全球對新能源的需求類似于秦始皇對長生不老的需求。盡管潛在需求很強烈，但是卻無法滿足，提供滿足這種需求的手段遠遠超越人類的智慧；另一方面，從供給方面來看，目前形形色色的新能源企業所聲稱的已經開發出的新能源技術，實際上是，要么這些技術根本就不存在，要么他的那個技術根本達不到新能源的要求。也就是說，那些聲稱擁有新能源技術的人或多或少都是徐福再現。
為什么這樣說，因為要找到可以經濟地、大規模地替代化石能源的新能源，目前面臨巨大的技術挑戰。這個挑戰究竟有多大，大到要徹底顛覆自人類誕生以來的所有的文明的存在方式。
從能源利用的角度看，任何的人類文明都是依賴消耗地球上的已經存在的資源而誕生和發展的。最初是柴薪，從利用小規模的草木，到大片大片的森林；接著就是化石能源了，從主要依賴煤開始，然后過渡到石油，目前對天然氣的依賴程度在逐漸加大。如果要真正回避短缺和污染排放問題，那么這個未來的替代能源就一定不能是一種地球上已經存在的資源，只要依賴地球上任何現有的資源，一定就存在短缺問題和這樣那樣的污染問題、環境破壞問題。
目前業界主流的觀點是新能源最有希望的實現途徑是開發太陽能。固然太陽能來自地球系統以外，滿足無限持續的要求，但是初始的太陽能的能量密度太小，遠遠低于燃燒化石能源甚至柴薪能源所釋放出來的能量密度。要提高太陽能的能量密度，需要興建大規模的設備，而且這些設備的使用壽命都是有限的，需要定期更換。盡管太陽能本身來自地球系統之外，但是提高太陽能能量密度的設備所需要的原料卻來自地球系統內。譬如當前主流的太陽能電池技術，需要硅這種材料。盡管硅的儲量很大，但是它還是有限的。而且，提煉硅的過程，也會帶來污染和環境的破壞。所以，這并沒有從根本上解決傳統能源所帶來的問題。
事實上，“新能源思維”存在一個致命悖論：一方面，人類需要和希望在這個地球上繼續生存；另一方面，卻又希望不從地球內部獲取能量。希臘神話中安泰俄斯的遭遇可以深刻說明當前人類的困境。安泰俄斯是大地女神蓋亞的兒子，只要他保持與大地的接觸，他就是不可戰勝的，因為這樣他就可以從他的母親那里持續獲取無限的力量。希臘神話中最偉大的英雄赫拉克勒斯發現了安泰俄斯的秘密：安泰俄斯的無窮力量來自于與大地的接觸。在兩人的戰斗中，赫拉克勒斯將安泰俄斯舉到空中，最后把他扼死了。是地球創造了人類，人類在能量獲取上，可能像安泰俄斯一樣難以擺脫對大地的依賴。脫離大地之日，可能就是人類滅亡之時。
能源危機產生的最根本原因不在化石能源本身，而是在人類對自身物欲的放縱。能源危機本質上是，這個曾經孕育人類生命的地球再也無法支撐人類物欲的膨脹。控制物欲是痛苦的，尋找新能源，就是企圖從地球之外找到一種不竭能量，從而支撐自身繼續縱欲無度。這和秦始皇尋找長生不老的仙丹何其相似。像仙丹永遠無法找到一樣，這種來自地球之外用之不竭的新能源也最終無法找到。
人類已經放棄對可以維持長生不老的仙丹的追求，人類也應該放棄寄望從地球外部追尋一種用之不竭能量的新能源思維。我們應該像克制長生不老的欲望一樣，克制肆意膨脹的物欲。
也就是說，從終極意義上看，解決能源危機的途徑不可能依靠從地球外部尋找新能源，宇宙中不存在這樣的能源，而只能依靠在人類內部克制物欲。
我們亟需的不是新能源，不是替代能源，而是“新文明”，“替代文明”，一種新的、替代的生活方式。
然而，目前人們普遍沒有意識到這種“新能源悖論”，而天真地認為，人類的技術能力是無限的，新能源會變成現實的。他們說，歷史上人類也曾經面對很多資源瓶頸，但最終不通過技術問題解決了嗎？這是事實，無論是馬爾薩斯的糧食制約論，還是英國工業革命前的木材短缺危機，人類都克服了。但是，需要清楚的是，人類克服這些危機的方式都是以地球上一種資源去替代另一種資源，都沒有擺脫對地球現有資源的依賴，只是資源的獲取由地上轉移到地下而已。但是，這次不同，這次是要徹底擺脫對地球現有資源的依賴。人們目前普遍對技術進步存在一種盲目的迷信，似乎人類需要什么，通過技術進步就一定能夠實現。
對所謂的技術進步的迷信，實質上也對人類自身智慧的迷信，相信技術萬能，就是相信人類自身的智慧是萬能的。事實上，人類智慧是有限的，2200多年前秦始皇夢寐以求的長生不老技術，到目前為止也沒有出現，而且永遠也不可能出現。
所以，對新能源技術的追求，將會像人類對長生不老技術的追求一樣，最終帶給我們的將是一次又一次的失望，最終不得不完全放棄，只是這個過程可能會很長。當然，在這個過程之中，不排除一些“優秀的新能源企業家、科學家”獲取豐厚財富，就像優秀的煉丹術士徐福一樣，但最終都將會被證實，他的新能源術要么是妄想，要么是欺騙。希望從新能源產業中為經濟復蘇提供動力，也終將是竹籃打水。
2011，是末日，也是希望（五）
五、中國房價是災難的扳機
次債危機后，以美國為火車頭的全球經濟增長模式已經崩潰。對全球經濟的未來，目前形成的預期格局是：全球經濟增長看新興市場，新興市場經濟增長看中國，中國經濟增長看房地產。最近IMF對2010年世界各地的經濟增長預測為：全球4.8%，發達國家2.7%，新興市場7.1%，中國則是10.5%。這樣以來，中國的房地產就在全球經濟格局中就占據至關重要的戰略位置。而房價又是房地產市場的焦點，所以中國房價也就成當前全球經濟中焦點中的焦點，是萬綠層中一點紅。中國房價有點風吹草動，必然會在全球引發巨大的“蝴蝶效應”。中國的房價的如果崩潰，也必然成為最終引發全球經濟導火索。
不幸的是，它真的會崩潰。
在本文章系列“二、肆意貨幣擴張的惡果”部分中已指出，本已泡沫巨大的中國房價在2009年出現進一步暴漲，是中美兩國超級貨幣擴張共振的結果。這些貨幣擴張，催生出大量投機資本，瘋狂炒作中國樓市。中國的房價已經嚴重超越老百姓的收入承載力。一般說來，價房是居民家庭年收入的3~5倍，是可承受的。而有研究報告稱京、滬、深、杭四地純商品住宅的房價收入比均超過14，甚至有人認為北京的房價收入比已經高達27。以租售比看，1：200~1:300是合適水平，而北京普遍超過1：500。
當投機資本開始大規模撤出中國房市時，房價將會出現崩潰，這個時間段很可能就在2011年年底附近。以下兩種情況的任何一種出現，都將成為崩潰的導火索：一是中國經濟出現明顯的衰退跡象，二是中、美都發出收縮貨幣的明顯信號。
前文已經證明，中美兩國的非常貨幣刺激導致中國經濟的內部矛盾更加惡化，在壓縮有效消費需求的同時，又提高了生產成本。中國經濟出現嚴重衰退只是一個時間問題。在2011底之前，衰退的跡象可能會變得明顯。一方面，市場屆時對經濟刺激的認識將更加理性；另一方面，“四萬億”的拉動效果將會平息。在地方政府債務風險已經明顯上升的情況下，推出新的財政刺激措施的難度已經加大。
事實上，一些衰退跡象目前已經出現，只是不那么明顯而已。中國的汽車銷量在8月份出現同比下降。同時，10月上半月，北京的房租相比9月同期下跌了5.38%。
中國之所以一定會收縮貨幣，其動因將主要是對通脹惡化的擔憂。目前CPI已經超過3％，如果不給投機資本一些顏色，通脹將會進一步惡化。事實上，人民銀行已經上調了部分銀行的存款準備率，并且意外地在 10月19日 加息。
而美國收縮貨幣將主要是為了遏制美元持續貶值的勢頭。有一種觀點認為，美元貶值可以刺激制造業，從而刺激美國經濟。這種觀點忽略了兩個重要方面。一方面，美國的經濟是以消費為核心的，美元貶值會提高美國消費品的進口價格，從而抑制美國的消費增長，這對美國經濟的打擊更大；另一方面，美元貶值將促進資本外流，沒有人愿意在美國投資，沒有投資哪來的就業增加，這會使其本來就嚴峻的就業局勢更加惡化。更重要的，美元的持續貶值將會動搖全球對美元的信任，將危及美元的國際貨幣地位。
中國出現經濟衰退的明顯跡象，中美同時緊縮貨幣，這兩種情況在未來的某個時刻必然會出現其中之一，甚至同時出現。不管是出現其中之一，還是同時出現，都將扣動中國房價崩潰的扳機。中國房價的崩潰將引發全球經濟的崩潰。
2011，是末日，也是希望（六）
六、資本主義總危機
經濟增長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正常運行和存在的必要條件。回顧資本主義的發展史可以發現，過去的經濟增長卻是依賴兩種方式的“掠奪”實現的：要么是對非資本主義世界進行掠奪，要么是對自然進行掠奪，莫能例外。資本主義實質上是一種極端殘暴的“損人利己，損天利己”的文明。
但是，資本主義發展到今天，昔日的非資本主義世界已經逐漸強大起來，也成為資本主義重要組成部分，已經沒有“非資本主義部分”再供資本主義掠奪。而歷經人類的肆無忌憚的“開發”，我們的大自然已經遭到空前的改變和破壞，一方面，有限的資源正在被消耗殆盡，民眾對地球資源有限性的認識也越來越清晰；另一方面，被大規模改變的自然愈發不再適宜人類生存。環境惡化，甚至全球氣候也可能因溫室氣體而出現系統性的變化，這些都可能引發生態系統崩潰。對大自然的掠奪也無法繼續了。
也就是說，對“損人利己，損天利己”的資本主義來說，目前已經“無人可損”，而對“天”又不能再損。當兩種掠奪都無法繼續時，經濟增長便失去保障，那么在全球洶涌發展了300年的資本主義文明，也就步入絕境了，比馬克思意義上的資本主義總危還要嚴重的資本主義總危機即將來臨。馬克思在觀察資本主義危機時，僅僅關注資本主義文明中人與人之間的矛盾——資本家對無產者的剝削，而資本主義即將面臨的總危機將不僅包括馬克思意義上的人與人間的矛盾，而且包括人與自然的矛盾——資源枯竭，環境惡化，生態系統的崩潰。所以，這次資本主義的總危機是“超馬克思主義”的。
所以，2011年的經濟災難，將開啟的不僅僅是一個經濟危機的時代，更是一個文明危機的時代，資本主義文明的危機時代。
對非資本主義世界的掠奪主要發生在資本主義早期，率先搞資本主義的西歐國家對世界其余的文明社會進行了瘋狂的、慘無人道的侵略和殖民，掠奪他們的財富，屠殺這里的居民，并在這些地區殖民和傾銷產品，非洲、美洲、澳洲、亞洲無一幸免。資本主義誕生以來，制造了人類歷史上規模最大的戰爭，一戰和二戰；實施了人類歷史最大規模的奴役，非洲奴隸貿易；發生了人類歷史上最大規模的種族屠殺和文明滅絕，美洲的印第安人和印第安文明、澳洲的當地的居民和文明均為受害者。
如果說對非資本世界的侵略是掠奪，大家很好理解，因為它的對象是人，而說對自然的“利用”、“開發”也是掠奪，大家可能就很難完全贊同了，因為我們所接受的教育，當前全球社會的主流價值觀念，都告訴我們開發自然是一種“社會進步”，是天經地義的，甚至是“神圣”的。事實上我們已經被嚴重誤導了，被教育誤導，被主流價值觀誤導。“開發”自然，通過“技術進步”越來越大規模地開發自然，不僅是一種掠奪，而且是一種比對人的掠奪后果更惡劣的掠奪。對人的掠奪，受害范圍還僅僅只是那些不幸落入資本主義魔爪的人們，而對自然的掠奪，受害范圍將大的多，甚至遍布全球。如果全球的生態系統出現系統性惡化，地球將可能變得不再適宜所有的人生存，那么等待我們的將不僅是資本主義文明的滅亡，還有整個人類的滅亡。
對自然的掠奪是經由“技術進步”而實現的。正是這個所謂的“技術進步”給資本主義披上了“和平”和“文明”的外衣。二戰以來，大規模的戰爭再也沒有發生過，資本主義似乎變得和平而文明了。事實上，資本主義的掠奪的本性沒有改變，只是將掠奪的對象轉移了——由對人的掠奪，轉向對自然的掠奪，或者說，是對自然的掠奪替代了人類之間相互的掠奪。這個人類社會的和平和繁榮是以犧牲自然為巨大代價的。“技術”從本質上來說，就是資本主義用來屠殺和掠奪的工具，要么屠殺和掠奪人類，要么屠殺和掠奪自然。
用來屠殺和掠奪人類的被稱為“軍事技術”，而用來屠殺和掠奪自然的，被稱為“民用技術”。事實上所有的技術都是軍事技術，都是用來發動戰爭的，都是用來屠殺的，只是戰爭的對象不同而已，屠殺的對象不同而已。
資本主義對自然大規模的持續掠奪，目前已經將我們推到這樣一個境遇，要么消滅資本主義文明，要么人類坐等滅亡。人類未來的唯一出路是通過消滅資本主義的生活方式而換取人類自我的生命的延續。
既然，資本主義賴以維系的兩種掠奪無法繼續實施，既然經濟繼續增長失去保障，既然資本主義的總危機已經到來，那么，從今往后，將是一個危機不斷、動蕩不斷的新時代，不僅有經濟危機，更有資源、環境危機。這個危機何時才能結束，答案是，人類什么時間放棄資本主義文明，放棄資本主義生活方式，找到一種能夠激勵人類理性克制自身物欲，促進人與人和諧，人與自然和諧的全球新文明，一種新的生活方式時，這個危機時代才能最終結束。
2011，是末日，也是希望（七）
七、全球大趨勢
2006年，美國房價開始下跌，沒有主流的觀點告訴你，這會引發美國次債危機。
2007年，美國次債危機開始出現，沒有主流觀點告訴你，這會引發全球金融危機。
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沒有主流的觀點告訴你，這場金融危機的根源出資實體經濟層面，需求進行實體經濟層面的大規模改革，否則更大規模的全球經濟危機將會爆發。
2011年，全球經濟的災難將真正來臨。
一次次，主流的精英們，無論中國的，還是美國的，一直都在試圖掩蓋問題，而一次次我們所真正面對的卻是規模越來越大的危機。
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以來，幾乎全球的政府都堅持這僅僅是一種金融層面的問題，只要這些問題解決了，經濟將會很快“復蘇”。實體經濟在結構上沒有大問題，無需對其進行調整和改革。
目前，相信全球經濟一定會“復蘇”的理由主要來自三個方面：第一方面，貨幣刺激會促進經濟增長；第二方面，以新能源為代表的戰略新興產業會成為未來拉動經濟的增長點；第三方面：新興市場會為經濟增長提供巨大動力。但是，我們在前面的“二、肆意貨幣擴張的結果”，“三、新興市場是鏡中之花”、“四、新能源近乎煉丹產業”部分中分別證明，貨幣刺激將使問題變得更糟，有效需求不足新興市場給全球經濟提供不了多少動力，以新能源為代表的所謂的戰略新興產業根本靠不住。
總體來看，08年以來，全球政府應對危機的措施，正在惡化實體經濟層面的矛盾，尤其是貨幣刺激政策，導致新興國家，尤其是中國流動性泛濫。在投機資本的炒作下，世界的一些重要大宗商品，中國的房價都出現不同程度的暴漲。一方面，使中國本來就不足的有效消費受到進一步擠壓；另一方面，生產成本又被迫提高。雙重壓力下，中國經濟出現崩潰，將只是一個時間問題。全球經濟當然會隨著中國的崩潰而崩潰。
在“六、資本主義總危機”部分中我們又證明了，由于資本主義已經充分全球化，而資源和環境危機目前又已經非常突出，支撐經濟增長的兩個掠奪已經無法繼續，資本主義已經進入總危機階段。在這個階段，經濟危機，乃至資源、環境危機將成為常態。二戰結束以來，資本主義已經歷經了長達70年的和平、繁榮和擴張階段。現在看來，這個和平、繁榮的階段已經終結，全球經濟已經步入一個動蕩不安、危機重重的嶄新階段。
進一步看，經濟危機的深層根源是文明危機。資本主義這種生活方式，自從在英倫小島誕生以來，經過三個世紀的發展，已經幾乎為全球所接納，而成為當今世界的主流生活方式。它使人類的整體“財富”得到極大增長，使一大部分人擺脫物質貧乏，體會到極大的經濟自由。也使得人與人之間的在世界范圍內溝通相同村一樣方便。然而，這一切卻都是建立在對自然的巨大改變和破壞的基礎之上。
事實上，人類的一切“財富”都是來自自然，都是對自然的改變和破壞。人類財富的增長速度與自然的被破壞速度是等速的。這意味著，我們獲取多少，就會同樣失去多少。獲取的是財富，失去的是生態。財富固然可以使個體得到自由，而自然的生態也是人類之生存所必需。維護自然的絕對不變去禁止追求財富，對個體固然是一種痛苦；而放縱個體的物欲，肆意地去獲取財富，最終的結果將是生態的崩潰，等待我們的將是集體毀滅。
現在是該對資本主義這種生活方式，這種文明進行深刻、徹底反思的時候了，因為我們已經走的太遠。在資本主義出現之前，在全球經濟增長緩慢的時代，固然也存在對自然的改變和破壞，然而由于“技術”落后，“生產能力”極低，那些改變和破壞效應是很小的，可以忽略不計的。然而，在經濟、技術已經充分“發達”的今天，對自然的改變和破壞與昔日遠遠不在一個級別上。這個孕育人類生命的地球已經被反過來被人類改變地太多，破壞地太多。
事實上，目前人們已經充分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上世紀70年代就有人提出“增長的極限”的問題，而80年代聯合國就已經提出“可持續發展”的概念。但是，我們的思維還是局限在資本主義生活方式的框架之下，還是企圖繼續延續這種生活方式，這種文明。而“不可持續”恰恰是資本主義這種生活方式，這種文明所造成的。現在我們的化石能源快消耗完了，而且造成了對自然的巨大破壞。當前的主流思路不是去反思自身當前的生活方式、生活態度，而是企圖通過“技術進步”去化解這些能源問題。事實上，這些問題正是技術本身造成了，而現在又企圖用技術去解決它，豈不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這是一種貪婪，孩童般的貪婪；這是一種賴皮，孩童般的賴皮。
解決當前種種危機之道應該是，調整人類當前的生活方式，改變、甚至放棄資本主義的生活方式，放棄資本主義的文明，去構建一種嶄新的、可持續的生活方式，可持續的文明。
全球亟需一種新文明去替代資本主義文明。
所以，2011年的末日，不僅是全球經濟增長的末日，也是資本主義文明的末日。2011開啟的不僅是經濟、資源危機頻發的新時代，也是文明危機的時代。文明危機是人類社會中最高級別的危機，如果不對文明進行革新和調整，其結果將是人類這個物種整體的滅亡，甚至地球整個生態系統的滅亡。在這樣的情況下，必然激發人們，全球的人們去探尋一種替代性的全球新文明。
所以，即將走來的危機時代，也將是一個孕育全球新文明，全球替代文明的時代。
2011是末日，也是希望。
是全球經濟增長的末日，也是資本主義文明的末日。
卻是全球新文明的希望。
全球新文明的成型之日也是這個動蕩時代的結束之時。反過來，這個全球新文明一天不出現，這個動蕩時代也就會延續一天。
當前全球局勢非常類似于春秋戰國時代的中國。其相似點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都在實施瘋狂的掠奪，這些掠奪給所有人的生活帶來極大的威脅和痛苦；二是，都亟需一種統一的新文明，來消除這些威脅和痛苦。只是稍微不同的是，春秋戰國時期中國的掠奪主要展開在人于人之間，表現為無休止的諸侯混戰，人與人在開戰，人與人之間的戰爭；而當今全球的掠奪主要展開在人與自然之間，表現為人類為追求財富和經濟增長，而肆無忌憚地開發自然，破壞自然，是所有的人在與自然在開戰，是人與自然之間的戰爭。
無論當今的世界，還是戰國時的中國，又都處于英國哲學家霍布森在17世紀時所指出的沒有任何約束的“自然狀態”。霍布森在《利維坦》一書中出色地論證，如果沒有任何的外在約束，而處于自由自在的自然狀態，自私而貪婪的人們將會相互攻擊，相互掠奪，整個社會將會處于一切人對一切人戰爭的狀態。但是霍布斯僅僅將戰爭局限在人與人之間，而忽略了人與自然之間的戰爭，如果加上這一條，他的理論就完美了。戰國時代的中國的戰爭是體現在人與人之間，而當今世界的戰爭則體現在人與自然之間，是所有的人對自然的戰爭。霍布斯的結論是，要結束無休止的戰爭，必需給人人類施加一個外在的約束，唯有在一個強大的“利維坦”（怪獸，比喻政府）的控制下，人類社會才會和平有序。
中外的歷史證明，霍布森是對的。遺憾的是，當時以及后來的歐洲人卻認為霍布斯是錯的。后來以及現在統治歐洲人的主流思維是亞當斯密的道德哲學。在《道德情操論》中，亞當斯密堅稱人類是有能力自我約束，自我控制的，因為人人都有“同情”的心理和道德。所以，亞當斯密主張應該對人類“自由放任”，這是《國富論》的核心觀點。最終西歐走向自由放任的道路，亞當斯密的理論構成資本主義文明的理論核心。然而后來的事實是，資本主義不僅引燃了人類歷史上人與人之間最慘烈的戰爭，而且引發了最慘烈的人與自然之間的戰爭。相信如果亞當斯密復活，他會滿面羞愧地將自己寫的那兩本小書付之一炬。
為規避戰爭的痛苦，建立一種和諧有序的社會，春秋戰國時期的中國先人進行了卓越而偉大的理論探索。這些探索理性、智慧而又全面，形成中華文明史上一道最璀璨的風景。所以，這個戰亂痛苦的時代又被后人稱為“諸子百家”的時代，“百家爭鳴”的時代。盡管“諸子”的側重各有不同，但是他們的目的卻是一致的，就是構建一種文明，探尋一種生活方式，在這種文明中，在這種生活方式下，天下蒼生能夠永恒過上安定的生活。幸運的是，他們找到了，就是以儒家為主體的文明體系，簡稱儒家文明。需要強調的是，這個儒家文明體系并非“諸子百家”中單純“儒家”一家的理論，而是以儒家為核心的諸子百家的集大成。之所以選擇儒家為中心，并以儒家命名，因為儒家的包容性最強，而且在諸子百家中儒家最“中”。“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中，獨尊的是已經匯集百家之精華的儒術，罷黜的是純粹的各個流派，也包括純粹的儒家。到目前還有一些人沉浸于所謂的流派之爭，所謂的“儒法”之爭，顯然對儒家文明的形成過程沒能準確了解。
儒家文明有三個核心要點，一是尊重自然，師法自然；二是理性對待人類的物欲，既承認人有欲望，又引導個體進行自動克制、調節。引導人們克制、調節欲望的手段是“禮教”；三是強調社會秩序，通過建立完備的以血緣和行政為基礎的尊卑觀念和制度來實現，也是“禮教”的重要內容。
中國的歷史事實證明，這套文明體系的設計是非常成功的，因為她持續2000年。如果沒有西方的干擾，很可能中國依然那樣生活著。目前全球不是在苦苦追求“可持續”發展嗎，無疑未來的全球文明必需從中華文明中汲取營養。如果研究文明的可持續性，儒家文明是這個地球上所有存在過的文明中最好的案例。儒家文明之所以如此成功，因為于她不僅合理地處理了人與自然的關系，而且也合理地處理人與人之間的關系，而且成功實現了教育人們去理性地克制自身的物欲。
當然儒家文明也存在一些缺陷，最突出的是對國家元首——天子的選拔沿襲了傳統的血緣繼承制，而且是嫡出長子繼承制。這導致當一批“太子”沒有能力，或者沒有興趣當這個皇帝時，出現巨大的權力真空。同時，對“公共”權力的監督和制約上也存在一些問題：皇帝的權力無法有效制約，對官僚權力的監督和制約也是自上而下的，民眾的力量被完全忽略了。
儒家文明的成功與她的形成過程也密不可分。不僅儒家文明自身是偉大的，她的形成過程也是偉大的。而最能展示這一過程偉大的莫過于“稷下學宮”了。稷下學宮為齊桓公與公元前370年左右興建，隨著秦滅齊而消亡，存在了150年左右。“稷下學宮”的初始定位是齊國政府的智囊，但由于待遇豐厚，以及政府的態度非常寬容，并且實行的是“不治而議論”，就是只給政治建議，而不實際參與政治，比較超脫，所以，這里形成著名的思想、學術交流、研討圣地。儒、道、名、法、墨、陰陽、小說、縱橫、兵家、農家等各家學派林立，學者們聚集一堂，圍繞著天人之際、古今之變、禮法、王霸、義利等話題，展開辯論，相互吸收，共同發展。對此，司馬光在《稷下賦》中說：“致千里之奇士，總百家之偉說。”事實上，可以說“百家爭鳴”就是在稷下學宮展開的。
當今世界，也亟需一個“百家爭鳴”，來研討和探索全球新文明。只是這次的關注范圍更大，是真正地理意義上的“天下”的。在春秋戰國時期，“百家爭鳴”的天下，是心理意義上天下，而非地理意義上的天下。但是，不能以不是地理意義上的天下，而否認諸子百家的胸懷，和百家爭鳴的意義。事實上，心理上的天下比地理上的天下更重要。心理上天下才是真正的天下。正是這種心理的“天下觀”，給予“百家爭鳴”胸懷天下的宏偉氣魄，她不僅在空間上關注所有人類的命運，而且在時間上關注人類的永恒命運，而在研討過程博采天下的眾家之長。所以，無論是關注內容上，還是研討方式上，當今世界的“百家爭鳴”，都應該從中國先秦的“百家爭鳴”汲取營養，去復興她。
總之，在未來全球新文明的設計中，不僅文明本身需要從儒家文明中汲取營養，在文明的形成過程上也亟需向中國的戰國時代學習。
我們成立“共道學宮”的目的就是，秉承“稷下學宮”之精神，在即將來臨的全球“百家爭鳴”時代，為未來全球新文明的研討和設計提供一個堪與“稷下學宮”媲美的交流場所，在全球范圍內實現“致千里之奇士，總百家之偉說”，早日找到那個夢想中的全球新文明，早日終結這個所有的人對自然開戰的時代。
2011，是末日，也是希望（八）
八、老百姓該咋做
面對即將來臨的空前經濟變局，即將置身于一個充滿動蕩與危機的時代，普通老百姓該如何自處。
在這里給出短期和長期兩方面的建議。
短期建議就是如何應對即將到來的2011年經濟災難。首要的問題是如何保障自己的財富不受損失。我們的看法是即不要輕信官方主流的觀點，也不要輕信那些投機家的觀點。拋出一切風險資產，持有現金，或一些諸如國債之類的相對安全的資產。
官方的、主流的觀點一般是在說經濟前景如何如何好，經濟已經開始復蘇，也會繼續復蘇下去；投機家會告訴你，趕快買黃金，買房地產，不然在通脹會侵吞你的財富。主流的觀點前面已經批駁過了。投機家的看法也是似是而非。
堅決看多房價的人，其最重要的理由是政府不希望房價大幅下降。但另一方面，他們又在嘲笑中央對房地產調控政策的屢屢失效。從2004年以來，中央政府一直在抑制房價上漲，而房價卻一直在漲，甚至暴漲。事實上，中央調控的失效，恰恰說明政府對市場的控制力是很弱的，是控制不了市場的。既然中央政府沒有能力阻止房價上漲，憑什么說他就有能力阻止房價的下跌。如果連中央政府都沒有能力阻止房價下跌，憑什么相信地方政府就具備這樣的能力。
堅決看多黃金的理由也有很大問題。其主要立論是全球的政府尤其是美國在大搞貨幣擴張，大家在對美元失信，甚至有人提出要回到金本位。美聯儲固然有不負責任的地方，但是現在的美元已經不是美國的美元，而是世界的美元。在沒有替代品出現的情況下，現在押注黃金暴漲，美元崩潰，你不是在和美聯儲的利益對賭，你是在和全世界的持有美元資產的人，全世界希望用美元做生意的人在對賭。也就是說，你是多方。而全世界持有美元資產以及利用美元結算的人是空方。誰的實力更強一目了然，你簡直就是蚍蜉撼大樹。
我們認為，在流動性已經充分泛濫的情況下，目前沒有任何具備投資價值的資產，最好的資產是現金。在全球有效需求不足，產能過剩的局面下，通脹壓力的傳導主要是投機資本造成的，而非來自實體經濟層面。這注定通脹沒有任何可持續性，一有風吹草動，投資資本就會望風而逃，通脹也會旋即轉為通縮。
持有現金，不僅能夠使你回避2011年經濟災難到來時將帶來的資產大幅縮水，還會給你那時的“抄底”提供彈藥。這樣你可以兩頭賺。
從長期看，大家面對的問題是，如何在這個即將到來的危機、動蕩時代駕馭自己的人生小舟，去獲取一份生命的安全和心理的寧靜。
同樣，我們的建議是你要提高自己的辨識能力，對身邊的，對社會當前風行的一些做法，一些價值觀念要進行必要的思考，做出必要的取舍，不能一味地強迫自己去適應它們，因為我們所處的社會已經存在太多的荒唐，太多的作繭自縛的枷鎖。
首要的問題是如何面對財富。
當今世界財富至上，唯利是圖，中國尤甚。“錢”、“利潤”、“好處”成為判斷一切事物的好壞標準。衡量一個人是否成功，主要僅僅依據賺錢多少，“財富”占有多少，至于錢是怎么來的則無關緊要，真真是“笑貧不笑娼”。這就在整個社會形成一種畸形的價值導向，鼓勵大家不擇手段去多賺錢，掙快錢，激勵欺詐，最終導致一個“相互欺騙”的局面出現。中國有多少商品不存在假貨，又有多少商品不存在質量問題。食品有毒，樓房倒塌，醫院宰客，藥品造假，教育墮落，論文抄襲……
有一個古老的典故，說幾個人約定分別從家帶酒，然后兌到一起喝，搞個聚會。結果一個人就想，既然另外的幾個人帶的都是酒，我帶一罐水過去，兌到一起，大家也喝不出來，于是他就真帶一罐水去了，想占別人一個大便宜。但當所有的人坐下來品酒時，發現自己喝的是水。這是一個相互欺騙的結果。事實上，目前中國比這個典故的后果要嚴重地多，典故中無非喝一些水而已，是其出發點是“利己不損人”，當然也不“損天”，但在中國的現實中，為了“利己”是既“損人”，又“損天”，大家最終喝喝不是水，而是毒藥。
如果考慮到這種相互欺騙，中國的GDP要打一個大大折扣。
錢是什么？財富是什么？無非是一種對別人勞動的購買力。你賺了很多錢，你占有大量財富，最終體現在你對很多人勞動的占有上。但是，如果所有的人都對自己的勞動漠不關心，弄虛作假，故意欺騙。那么你的財富所對應的也就是虛假和欺騙。在一個相互欺騙的時代，你花錢能夠買到的唯有虛假和欺騙。
所以說，在一個唯利是圖，相互欺騙的時代，如果你賺了很多錢，占有了巨量財富，將說明兩個問題：一是你供給和生產了大量的虛假和欺騙，二是你將有能力購買到大量的虛假和欺騙。你的財富越多，你造的假越多，騙的人越多；你的財富越多，你得到的虛假也越多，騙你的人也越多。
大家都在辛辛苦苦地造假和欺騙，然后辛辛苦苦地等待被造假，被欺騙。我們就生活在一個如此荒唐的時代。
更嚴重的是，目前的“財富觀”不僅給人帶來傷害，我們生存其間的自然是更嚴重的受害者。
在本文章系列“七、全球大趨勢”部分中已經指出，所有的財富都是來源于自然，都是對自然的一種改變和破壞。財富增長量與自熱的被破壞和改變的程度是呈正比的。所以，你的占有的財富越多，你掙的錢越多，也就意味著你對自然的破壞越多。從這個意義上看，財富的的確確是一種罪惡，破壞和屠殺自然的罪惡。財富越多，罪惡也就越大。
比爾蓋茨和巴菲特是世界聞名的大富豪，他們也是間接屠殺自然的大劊子手。希特勒屠殺了很多人，大家說他是劊子手，是惡魔。比爾蓋茨和巴菲特的工作導致我們的自然被大規模地改變和屠殺，大家卻稱其為英雄，崇拜他們。事實上比爾蓋茨和巴菲特與希特勒一樣，都是雙手沾滿鮮血的劊子手，希特勒手上的血來自人類，而比爾蓋茨和巴菲特手上的血則來自自然。比爾蓋茨和巴菲特說要把他們的財富捐獻出去，大家管這叫“慈善”，這不是慈善，這是對其“罪惡”的救贖。
所以，請你放棄“損人利己，損天利己”的財富觀吧，損人必害己，損天更害己。
2011，是末日，也是希望（九）
九、政府該咋做
最后，我們給全球的政府提供一條一般性的建議，給中國政府提供一條特殊性建議。
對于全球所有的政府來說，面對即將到來的經濟災難，面對即將到來的危機時代，你們在制定政策時，務必牢牢把握住兩點，要以這兩點為執政核心。第一點是促進分配的公平，第二點是善待自然，促進與自然的和諧。
150年前，馬克思說經濟危機的根源是收入分配不均，這是至今無人超越的經濟洞察，而對分配問題更深邃的理解則來自2500年前的孔子。
“不患寡而患不均”是孔夫子的“政治經濟學”至理名言，歷經了后來中國2500年歷史的檢驗。這短短的七個字也是儒家文明處理政經問題的核心理念。儒家文明能夠歷經2000年而不衰，與這一理念也密不可分。事實上，這2000多年期間，中國社會也歷經數次重大危機，但這些危機沖擊的只是一個朝代，或者一個皇帝，而非儒家文明。這導致中華文化中出現一個獨特的“朝代更迭現象”，所謂的“歷史周期律”，所謂“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而一個朝代之所以出現危機，有多方面的因素，但是無論哪種因素最終都一定出現財富分配的嚴重不均，出現“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的悲慘場景，背離“不患寡而患不均”。而下一個朝代的興起，下一個開明皇帝的中興，也一定是從壓縮財富分配差距起步，都是重拾“不患寡而患不均”。所以，“抑制豪強”，“平均地權”歷來是朝代中興的核心政治舉措，也是所有成規模的農民起義的主要訴求。
但是，現在主導全球的政經思維卻是相反的，是“不患不均而患寡”。一方面，大家都在追求經濟的增長，經濟不增長了，或增長慢了，便被認為是災難；另一方面，大家又都對收入分配不均幾乎是聽之任之。
2500年以前的中國尚且“不患寡”，不擔心短缺，認為經濟總量本身不是一個問題，而在物質財富已經極大豐富的今天，大家怎么反而越來越“患寡”了呢？越來越擔心短缺了呢？擔心自己經濟總量還不夠呢？如果非洲、朝鮮患寡，或許可以還可以理解，他們的確很窮啊？你美國、你日本、你西歐怎么統統地談寡色變呢？你們可是已經富得流油了。當然還有你中國，你的2500年以前的老祖宗都不嫌寡，而2500年后的今天，已經成為世界制造中心的你怎么突然也嚴重患寡了。
經濟不增長，我看天塌不下來，中國2000年的歷史已經證明了這一點。全球的政府亟需拋棄對經濟停滯的恐懼，也要拋棄對經濟增長的沾沾自喜。總之要拋棄錯誤的經濟增長觀。應該把你的精力放在“患不均”上。
其實，大家之所以擔心經濟增長下降，有兩方面原因，一方面別國增長了，我國不增長，或增長慢了，豈不是我這個總統窩囊，擔心被人小瞧；另一方面，擔心經濟失速會導致失業率上升，企業破產，并最終形成社會動亂，不僅自己的元首寶座可能不保，甚至還可能被認為是人民的罪人，而留下千古罵名。
現在我告訴你們，在未來這些擔心都是不必要的。前面的分析已經指出，在未來全球經濟危機將會成為常態，經濟不增長，或增長過慢將成為一個常態。也就是說以后大家的日子都會不好過，誰也不會比誰好哪去，所以第一個擔心就成多余。經濟失速固然肯定會導致失業增加，企業破產。但問題不在這里，社會不會因為失業本身，破產本身而增加不滿。社會的不滿如果會增加，也是因為這些失業、這些破產導致社會總體財富分配不均的程度加大了。你的聲譽和寶座最終也不取決于是否發生失業和破產上，而是取決于社會的不均程度是否因為失業和破產加大了。如果沒有加大，那你的聲譽將不但不會因為失業和破產而受損，而且還會有所增益；你的寶座不但不會失去，反而會更加穩固，當然超過法定任期的不算。
一個突出的例子是發生在美國大蕭條時期。大家對當時的總統胡佛之所以陡增不滿，最終導致其連任失敗，并不在于在他任期內發生了經濟崩潰，出現了嚴重的失業和破產，而是他對經濟崩潰所導致的財富分配不均的急劇增加而不作為，事實上，危機之前的不均程度已經很高了。而羅斯福之所以大獲贊譽，成功替代胡佛，并且史無前例地連任三屆，并不在于他的新政“迅速”拉動了多少經濟增長，馬上降低了多少失業率，而是在于，他的政策增加了收入分配平均的程度，使窮人得到真正的救助和尊嚴，并且對富人進行了“殘酷”的征稅，達到“劫富濟貧”的目的。羅斯福所做的事實際上和中國開明皇帝的“仁政”是一致的，都是在“抑制豪強”，“平均財產權”。但同時，羅斯福任期內，美國的經濟也是出現過大幅反復的。羅斯福新政的價值并不體現在對經濟的直接刺激上，而是體現在對收入分配不均的降低上，是“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完美體現。當然，對收入不均的壓縮，也為美國、乃至整個資本主義世界的未來經濟增長奠定了一個堅實的長期基礎。資本主義二戰之后的超級繁榮期與羅斯福新政密不可分。
全球的政經理念亟需向“不患寡而患不均”回歸。危機不可怕，經濟不增長以及增長得慢也不可怕，可怕的是收入分配不均的擴大。
關于善待自然的問題，目前大家對資源危機，尤其是能源危機，對污染排放問題已經有充分的認識。去年的哥本哈根氣候會議上，大家都同意需要進行碳減排，但是大家的思維還是沉浸在舊有的經濟增長觀里，還是以經濟增長為中心，生怕控制碳減排會危及本國的經濟增長。所以不放棄舊有的經濟增長觀，不消除對經濟失速的恐懼，恐怕大家很難制定和實施真正有效的善待自然、促進與自然和諧的政策方針來。
事實上，碳排放問題也是一個“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問題，也是一個分配問題。真正阻礙在碳減排責任談判進展的，是全球的財富在國家間分配不均的問題。如果，能夠促進國家間財富分配的平均程度，爭論和分歧也小的多。但是，目前提高一個國家內部的收入均等程度相對要容易一些，畢竟它有一個主權政府。但是，如果提高全球財富在國家之間的分配均等程度，現在看來幾乎不可能。因為那涉及所謂的“政治主權”，目前的主流觀念是，國家的主權神圣不可侵犯。
所以，在全球化程度已經很高的今天，在全球面臨嚴重共同威脅的今天，我們需要放棄傳統的“主權觀”了，至少需要調整這種主權觀，我們的確需要一個全球政府，全球的所謂的主權國要在一定程度上服從這個全球政府的領導。當然，具體什么權利上，已經在多大程度上接受這個全球政府的領導，這還有待研究和探討。建立這個全球政府似乎是全球未來的一個大趨勢。
各國應該在這個問題上認真思考，都提出一些想法來，聯合國也應該把這個問題列為一個重要的工作。
對中國政府，我們給出的特殊建議是，你們應該這一輪的全球新文明的塑造中承擔更多責任，現在就應該將對未來全球新文明的研究和設計列為一項重要工作。而不是像現在做的，僅僅將眼光盯在經濟刺激上，盯在所謂的新興戰略產業上，對氣候談判也是僅僅跟在歐洲人屁股后邊討價還價上。
為什么說中國政府將在全球新文明的塑造中承擔更多責任，原因很簡單，歷史唯一一個大規模的、成功實現“可持續發展”的文明就出現在中國，她就是我們的儒家文明。目前能夠真正理解儒家文明的人，只可能出現在中國。當今世界所有的重大危機，經濟危機也好，資源危機、氣候危機也罷，其根源都是當前主宰全球的資本主義文明，這個文明是“損人利己，損天利己”的。損“人”利已必然招致“人”的反抗和報復，損“天”利己也必然招致“天”的反抗和報復，更嚴重的反抗和報復，這注定資本主義不可持續。這個資本主義文明更多地來自西歐的傳統。要消除目前形形色色的危機，要實現人類的可持續發展，我們就必需要拋棄這個資本主義文明，理性克制自身物欲，實現人與人，人與天的和諧共生。而東方的傳統在這方面做的更好，印度如此，中國更是如此。而相比印度來說，中國傳統更中庸，更理性，更可行一些。基本可以肯定的是，未來的全球新文明要么不出現，如果出現，她一定是以儒家文明為精神內核。而如果不出現，人類作為一個物種將永久從這個地球上消失。
目前你們不喊出了實現中化民族的偉大復興的口號了嗎，這很好。現在我就告訴你們，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絕佳時機已經到來了。但是，我還要告訴你們的是，要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絕不能靠經濟發展和科技創新，而是靠我們的傳統文明，我們的儒家文明。中化民族的強項，儒家文明的優勢，絕不在經濟上，也不在科技上，而是在可持續發展上，在實現人與人、人與天的和諧共生上，在理性克制人類的物欲上。儒家文明不能帶給人類快感和刺激，但她能拯救人類整體的生命。
說中華民族的優勢不在經濟和技術上，不是說她在這些方面做不好，事實上，在19世紀之前，中國在這兩個方面均領先于全球。而是說，我們的傳統文明在形成之初就明確地、理性地對技術和經濟做出過評估，認為技術進步和經濟增長不僅不是最重要的，還可能是有害的。所以，儒家文明不但不以經濟增長和技術進步為目標，而且還在這兩個方面都有目的地進行了理性的抑制。也就是說，儒家文明不但不以經濟增長、科技進步為榮，而且以經濟增長、科技進步為恥，尤其以科技進步為恥。在21世界的今天來看，我們的先人用心何其良苦。
從這個意義上說，未來全球新文明的形成過程，很大程度上也是儒家文明復興并全球化的過程。所以，中國政府應該充當全球文明重建的領導者，也必需充當這個領導者！但哪屆方能實現，就難說了，這取決于中國政治家的努力。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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