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飛: 吳敬璉教授市場化改革的理論錯誤

吳敬璉教授市場化改革的理論錯誤

曾飛

　　吳敬璉教授的改革理論與厲以寧教授的改革理論有一個比較明顯的差異，那就是標榜著馬克思主義，打著為民請命的旗幟，一時間還挺招老百姓喜歡。有網友在痛罵厲以寧的同時，稱吳敬璉教授為“真正的經濟學家”、“有良心的經濟學家”。事實上，自從上世紀80年代吳敬璉以訪問學者的身份，在美國進修了一年之后，就已經成了新自由主義的信徒，整個學術思想完全是市場化、私有化、自由化的那一套，尤其對新自由主義的代表人物弗里德曼崇拜得五體投地。在明里，吳敬璉卻偏偏高喊：“必須警惕假馬克思主義魚目混珠”，似乎他才是正統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而且一家獨大，其他理論非“左”則“右 ”，都必須反掉。

　　回到2006年07月30日，吳敬璉教授推出的論文題目是：“堅定地推進市場化改革，實現增長模式轉型”。無論吳敬璉教授的研究如何煞費苦心，理論如何高超，但從開始點：全面“市場化”的理論定位，就給自己的理論定下了錯誤的基調。理論的基礎繆誤，即使吳敬璉教授有些針砭時弊的言辭符合民眾的意向，但用他的錯誤理論卻只能把中國經濟改革引向絕望的深淵。行政高層采用了他的市場化改革理論，中國的經濟改革也就走入了死胡同：傷害絕大多數人的利益，維護極少數人的利益，失敗也就難以避免。而維護絕大多數人的利益，卻是馬克思主義的根本目的和基本原則。違背了這一點，就談不上是什么正統的馬克思主義。因而，吳敬璉教授的改革理論不但與馬克思、毛澤東叫板，甚至直接與鄧小平叫板。并從這個根本點開始，徹底背叛了馬克思主義和人民群眾。身為共產黨員的吳敬璉竟然成了“資本主義自由市場經濟在中國的傳銷代表”。

什么是吳敬璉教授的市場化？

　　要明白什么是吳敬璉教授的市場化改革，我們不好強加于他，還是看他自己怎么闡釋比較公道。在《中國經濟時報》與吳敬璉對話錄中，吳敬璉教授這樣說明：

　　吳敬璉：市場經濟的目標模式……大致提出了四種體制目標模式：（1）后斯大林時期的計劃經濟模式（改良的蘇聯模式）；（2）“市場社會主義模式（東歐模式）；（3）政府主導的市場經濟模式（東亞模式）；（4）自由市場經濟模式（歐美模式）。在1980年代中期，在模式（1）和模式（2）的影響逐漸消退的同時，模式（3）和模式（4）占了上風。大體說來，在后兩種模式中，東亞模式往往為官員們所鐘愛，而歐美模式則為具有現代經濟學知識的學者所向往。不過，雖然這兩種模式在政府的作用問題上存在原則性的差別，但在當時命令經濟還占有統治地位的條件下，它們之間的分歧并不占有突出的地位。而且即使以自由市場經濟作為改革最終目標的人們，也往往認為在落后經濟高速發展的沖刺中，強有力的政府往往利大于弊。從1984年以后的中國黨政領導機關的文獻可以看到，在對改革目標作理論論述時，大體上采用模式（4）的語言；而在規定具體措施時，則有更多模式（3）的內容。這樣，在具有改革思想的官員和學者的共同努力下，在1984年10月的中共十二屆三中全會上形成一種大多數人都能接受的改革思路，這就是建立‘社會主義有計劃的商品經濟’或‘社會主義商品經濟’。

　　吳敬璉：明確改革的目標是……要建立的新的經濟體制就是在現代國家中普遍流行的市場經濟，問題的關鍵在于用市場取代計劃來進行經濟資源的配置，決定企業生產什么、生產多少、為誰生產、如何分配等微觀經濟問題。

　　吳敬璉：政治改革必須加快。憲政、民主、法治，是現代市場經濟所要求的上層建筑保證。……雖然在中國這樣一個國家建立民主、憲政和法治三位一體的現代政治體制并非易事，但是世界潮流浩浩蕩蕩，容不得我們延宕和等待，必須從建立法治起步，加快我國政治體制的改革。

　　無論如何做“社會主義”的包裝，“市場化”的要旨還是赤裸裸地被宣稱為：“要建立的新的經濟體制就是在現代國家中普遍流行的市場經濟”，“建立民主、憲政和法治三位一體的現代政治體制”。“現代國家中普遍流行的市場經濟”和“民主、憲政和法治三位一體的現代政治體制”是什么呢？連解釋都不需要了，那就是美國大力推行的經濟、政治模式：自由市場經濟加票選民主。

　　最后，所謂的“化”，《說文》曰：“教行于上，則化成于下。”“市場化”也就是精英們教化于上，則化國人而建成美國模式（中國經濟時報概括為：“建立在法制基礎上的現代市場經濟”）。這按照美式的說法叫做“和演”、“顏色革命”，相當時髦；按照傳統的說法就是“復辟資本主義”，有點難聽。

　　雖然是難聽一些，但還是得說。這是堅持社會主義方向的大問題，不是什么技術細節問題。對此鄧小平早就說過：“我們干的是社會主義事業，最終目的是實現共產主義。現在我們采取的所有開放、搞活、改革等方面的政策，目的都是為了發展社會主義經濟。總之，一個公有制占主體，一個共同富裕，這是我們所必須堅持的社會主義的根本原則。計劃多一點還是市場多一點，不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計劃經濟不等于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也有計劃；市場經濟不等于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有市場。計劃和市場都是經濟手段。”鄧小平還說：“社會主義和市場經濟之間不存在根本矛盾。問題是用什么方法才能更有力地發展社會生產力。我們過去一直搞計劃經濟，但多年的實踐證明，在某種意義上說，只搞計劃經濟會束縛生產力的發展。把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結合起來，就更能解放生產力，加速經濟發展。”“我們發揮社會主義固有的特點，也采用資本主義的一些方法（是當作方法來用的），目的就是要加速發展生產力。”(《鄧小平文選》)把鄧小平設計的社會主義也采用資本主義的一些方法——市場經濟的手段，篡改成全面“市場化”，最終變成“現代國家中普遍流行的市場經濟”和“民主、憲政和法治三位一體的現代政治體制”的“目標模式”。連改革的最終目標都改了，從鄧小平的“最終目的是實現共產主義”蛻變成“現代國家中普遍流行的市場經濟”和“民主、憲政和法治三位一體的現代政治體制”——自由資本主義。這不是根本放棄社會主義，走向美國式資本主義的“目標”是什么？難道社會主義經濟的最終目標模式就在美國？美國早就實現了吳敬璉教授心目中的社會主義？一個共產黨的理論家為何鐘情于“以自由市場經濟作為改革最終目標”呢？通過吳氏的改革，所謂的“社會主義有計劃的商品經濟”的空洞洞的招牌背后，“社會主義”的生產資料公有制反而被消滅了，“有計劃”被市場配置全面替代了，剩下的就只有“商品經濟”。這不是弗里德曼的新自由主義還能是什么？

　　下面，我們先不著重討論政治問題，而先來討論學術問題。也就是吳敬璉教授市場化改革理論的錯誤到底在哪里？錯誤的理論會欺騙并誤導人們走入歧途。必須先搞清楚。如果不弄清楚，人們就會繼續被欺騙，以為經過主流媒體大力吹捧和學術性大獎包裝起來的吳敬璉教授市場化改革理論就是科學。依照吳敬璉教授市場化改革理論來發展中國經濟就是貫徹科學發展觀，名正而言順。

吳敬璉教授的市場化改革“理論創新”及其錯誤

　　對于吳敬璉教授的市場化改革理論，網友liyongchun3298給了一個簡單而要的評價：“吳敬璉：資本主義自由市場經濟在中國的傳銷代表”。

　　這樣的評價無不恰當。一是，自由市場經濟理論林林總總，俯拾皆是，無需吳敬璉教授費心獨創，只要能推銷得出去就足夠了。二是，吳敬璉教授的“創新”確實也不在市場經濟理論，而在于要一步步改掉什么東西，向什么目標推進。這種“理論創新 ”才是吳敬璉教授的專利，不過只是一種“實用新型專利”，一種實用設計。主要的“理論創新”有：

　　創新之一：因為有“權貴資本主義”(crony capitalism又譯裙帶資本主義）的危險，所以要實行“好的市場經濟”。

　　早在2004年9月，就爆發了一場關于產權改革的爭論。“香港中文大學教授郎咸平對幾家內地公司的財務分析引發的討論，最終上升到對整個中國產權制度改革的爭論，……郎咸平教授通過幾個個案告訴我們，國退民進已經成為國企和民企合伙瓜分國有資產的一場盛宴，他認為，以民營化為主導的產權改革方向根本就是錯的，應該立即停止。”（經濟觀察報，《產權改革爭論的積極意義》）

　　郎咸平教授指出：“我講一句不客氣的話，我們是‘拍腦袋’式的論證，我們進行數據調研，民營企業的效率比國營企業高，我先問這句話，有誰做過這個調研？能不能把數據拿出來？你怎么測量民營企業的效率？而效率這個字在經濟學上是很難被測定的。事實上，我是少數幾個做過這個調研的人，我做了大概這兩年，在香港上市的國內的國營企業，績效不比民營企業差，甚至好一點點。……現在，對于什么叫做好的產權改革，產權改革目的在哪里，我們沒有搞清楚。產權改革的目的，不是說簡單的盤活資產這么簡單——那只是一個手段——產權改革目的要以國家民族利益為前提，要以全國老百姓利益為前提，絕對不允許說改革就是要盤活國家資產，意思把它交給私人，那樣可以做得好，可是做得好下一步呢？……所以大家現在走出民營企業比國營企業好的這種迷思。國有企業好在哪里？我自己是最前沿的教授，我是比較理念的，我所有的論據、說話后面都是有數據支持的，我心目中好的企業我發現都是國企。……當前改革，似乎出現一種主流性‘共識’，即通過改制，讓國企退出市場。這不對。該退出市場的是政府行為，而不是國企。”（《郎咸平：中國需要立刻停止國企產權改革》）

　　復旦大學經濟學院教授華民對某些“收購”作了通俗的解釋：有些人根本沒錢，但可以通過各種關系將要收購的國有資產作為事先和約抵押給銀行，然后由銀行給出現金流轉給被收購企業的所有者，而收購者本人一分不出。他不承擔任何風險，成功地一夜之間就成為富豪。這種做法的荒唐之處就在于他不僅沒有用個人的資本參與市場和協議收購的競標，而是用銀行的錢來購買國有資產，然后變成自己的。（《商務煙幕中的掠奪 解密中國富豪“暴富流程圖”》2004年8月31日《市場報》）

　　雖然郎咸平教授已經講的夠清楚了，科學數據也已經提供。但是，理論的根基不同，結論自然不同，也就永遠談不到一起。郎咸平教授的根基是“以全國老百姓利益為前提”，吳敬璉教授等“主流學者”的根基卻是以私人的利益為前提。這些私人不會是普通人，必須要有權勢。否則如何在“根本沒錢”的情況下，通過各種關系收購國有資產呢？吳敬璉教授表面上也反對這種依靠各種關系的收購，但目的是借反對依靠權勢暴富的民意，抬出反對“權貴資本主義”的招牌(crony capitalism又譯裙帶資本主義）而乘機倡導“法治的市場經濟”、“好的市場經濟”，也就是自由資本主義。

　　我們來回顧一下吳敬璉教授當時的觀點。

　　記者：郎咸平教授提出應該停止國有企業改制，對此你怎么看？

　　吳敬璉：這個觀點我不同意。但是他說的有一條我覺得是對的，就是在國有企業改制中確實出現了蠶食和侵吞國有資產的情況。郎咸平教授如果說的是我們在國企轉制改革過程中，出現了一些腐敗行為，出現了利用權力來盜竊公共財產的行為，那么我們號召全社會跟這種行為作斗爭。

　　記者：那你認為國企轉制中的腐敗情況有多嚴重？如何看待參與轉制改革的民營企業？

　　吳敬璉：民營企業里面確實有一些是依靠權力等非正常手段的，這種情況的確發生了，而且不是一個兩個，但是也不能一概而論，就說民營企業整體都不好。而且郎咸平教授的一個背景思想是國有企業挺好的，這個我不贊成。（21世紀經濟報道，《吳敬璉回應郎咸平：不發表意見就是良知有缺失嗎？》） 

　　對此韓強評論說：“再看，吳敬璉教授，他早就反對權貴資本主義。他說，現代市場經濟是有別于初期市場經濟(‘傳統市場經濟’)的市場經濟的高級發展階段。它的特征至少有兩個：第一，它有一個完整、規范的市場體系，商品和服務市場、勞動力市場、經理市場、土地和自然資源市場、資本市場等都有了相當程度的發展。第二，市場的游戲規則清晰透明，政府的行為和私人行為同樣受到法律的約束，換句話說，它是實行法治的市場經濟。我們當前的經濟體系在這兩個方面都還達不到現代市場經濟的要求。因此，我們在推動經濟改革和政治改革方面還面臨著繁重的任務。如果不能完成這個任務，根據其他國家的經驗，我國的市場經濟就有落入畸形的市場經濟，弄得不好就會成為所謂“權貴資本主義”(crony capitalism，又譯裙帶資本主義或親朋好友資本主義)泥坑的危險。（吳敬璉為《財經界》撰文指出：要警惕既得利益者的反抗 2001年3月2日《新浪財經》）所以，他把‘裙帶資本主義’或‘親朋好友資本主義’稱為‘壞的市場經濟’。” （《韓強：吳敬璉、郎咸平、張文魁之異同》）

　　吳敬璉自己解釋說：“所謂好的市場經濟是建立在公正、透明的游戲規則之上的，即法治的市場經濟。”（2008年12月03日，人民日報，《從“吳市場”到“吳法治”吳敬璉期待“好的市場經濟”》）

　　吳敬璉：認為我國貧富差別擴大的根源在市場化改革的人們常常引用美國經濟學家奧肯關于效率與平等相互替換(負相關)的原理，指責與市場取向改革相聯系的“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分配原則是自相矛盾，甚至是“掛羊頭，賣狗肉”。其實，這種論調對于效率與平等關系的解釋是不確切的。收入不平等可以由不同的原因造成：它可以是由機會不平等或者起點不平等所造成，也可以是結果不平等的直接表現。奧肯所說的負相關關系存在于后一種情況下。至于機會不平等的程度，一般說來，是與效率的高低正相關的。例如過去高考和就業中存在的“學好數理化，不如有一個好爸爸”的情況，就是發揮專業人員積極性和提高經濟效率的極大障礙。建立法治的市場經濟有助于抑制這種活動和實現機會平等，因此既有利于效率提高，也有利于收入平等的實現。鄧小平提出“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正是要激勵那些勤于勞動、善于經營的人在市場活動中為社會做出更大的貢獻。如果不是這樣，不是去推進我國的法治經濟制度建設，而是讓少數人憑借行政權力進行尋租活動，甚至靠鯨吞國有資產和掠奪大眾而暴富，效率和平等的狀況都會惡化。所以以分配狀況惡化為由來反對我國市場取向改革的大方向，是沒有道理的。　　

　　早在2006年3月，董沛的文章《吳敬璉:國企所有者缺位依舊沒得到解決》就著重指出：“國有企業改革和國有資產流失一直是兩會無法回避的問題，吳敬璉對此的觀點和以往并沒有什么改變，依然強調國有資產流失的問題，在于公司治理結構沒有建立，所有者缺位，造成內部人控制。……吳敬璉的意思非常明確，國有企業所有者缺位的問題，到現在很多企業依舊沒有得到實際的解決”。是以所謂的“國有企業所有者缺位”為理由，武斷地斷定我國市場取向改革的大方向就是把國企改革成民企的老祖宗。郎咸平教授的批評所指就是吳敬璉的“國有企業所有者缺位”等改革理論。郎咸平教授也直接邀請過吳敬璉教授進行辯論，但吳敬璉教授的“理論”確實沒有嚴密的邏輯論證和科學的調查材料作依據，因而顯得心虛，一直回避，不敢正面面對爭論。

　　而終于有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教授朱恒鵬博士站出來幫他進行辯護：“國企改革目標之一就是產權明晰，是民營化，但是讓這種學術界共識成為社會共識并不容易。……郎先生說國有企業的問題不是所有者缺位，而是作為國企老總的職業經理人的道德操守存在問題，這番言論表現出郎先生不了解國有經濟體制。借用郎先生‘國企老總是保姆’這個比喻，他的觀點可以表述為國有企業的問題不是沒有主人，而是保姆的道德操守太差。問題是，如果有主人，而且主人的積極性和行為能力沒有問題，保姆的道德操守會成為一個嚴重問題嗎？三五個保姆盜竊主人財物是保姆的道德問題，但是如果大面積地發生這種事情，而主人又無動于衷或者無可奈何，我們是否應該問問是不是主人存在問題？ ”

　　問題并不復雜，還沿用朱恒鵬博士關于主人與保姆的比喻來通俗說明。國企有主人嗎？郎教授說有，吳教授、朱博士說無。說有是很清晰的“全國人民就是主人”。說無是在繞彎彎，主人由政府官員代理，又總是管不好保姆，于是斷定“主人存在問題”。即使能斷定“主人存在問題”——當主人當得不好，也不可能邏輯地推出國企沒有主人，就是產權不明晰。更不可能邏輯地推出國企必須民營化——也就是私有化，讓保姆來當主人，把主人的財產給剝奪了。如果吳教授、朱博士就是國企的主人，我曾教授是保姆。由于吳教授、朱博士當不好主人，總管不住我這個保姆。那么吳教授、朱博士就要被剝奪主人的權利，由我來當主人，他們的財產也就歸我所有。那吳教授、朱博士肯定會到法院指證我搶掠他們的財產，要求治個當眾打劫之罪的！

　　在通鋼事件中，“保姆”不就是借明晰產權，民營化之機，當眾打劫全民財富，圖謀把通鋼的巨額全民財富給鯨吞了嗎？

　　從理論上講，吳敬璉等主流經濟學家從國企“所有者缺位”，推出國企改革目標是產權明晰，是民營化，根本不符合邏輯。嚴重違反充足理由律。是假理論。

　　從實踐上講，也暴露了所謂的“明晰產權，民營化”的產權改革就是把國企私有化，就是私人鯨吞全民財富的犯罪行為。

　　而吳敬璉教授卻說：“一是要實現尚未完成的產權制度改革。例如，將與中國將近一半人口的農民利益息息相關的土地產權，如農民的土地、宅基地等資產變成可以流動的資本；二是繼續推進國有經濟的布局調整和完成國有企業的股份化改制，進一步對國有大型企業進行攻堅，必須扭轉‘國進民退’、‘新國有化’等開倒車的趨勢。”（北京順義：《吳敬璉論“熟了就好了”》）

　　吳敬璉教授所堅持的產權制度改革，就是把全民所有制改革成資本主義私有制，剝奪農民的土地，變成可以流動的資本，把他們的小農私有制“改革”成資本主義私有制。也就是為資本制造大批的廉價勞動力，為自由資本主義奠定兩大基礎：資本與勞動力。這不是在復辟資本主義難道是在建設社會主義？

　　有網友指出：“集體企業和國營企業改制，以流失20多萬億元國有資產的代價，快速培植了一個龐大的新富翁階層，其中一部分人已經成為世界級的大富豪。所以，這場改革，在民眾的眼里，就是一場荒唐的歷史鬧劇。有幾個人是靠炒瓜子、做小買賣先富起來的？大部分富翁的致富之路大同小異：攀附權勢、官商勾結，炮制假材料、偽造假帳，然后騙取銀行貸款、偷稅漏稅、盜取公有資產、霸占礦產資源、上市圈錢 ……‘合法’地把偷來搶來盜來騙來的巨額財富據為己有。現在，他們又在啃最后的一塊肥肉——農民的土地。然而，這種‘資本原罪’竟然不能追究，還受法律保護。這樣的‘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怎么能讓老百姓服氣？……改革的性質是一場貨真價實的資本革命，其中起主導作用的是官僚資本階層。對于資本利益群體來說，這場不流血的改革是非常成功的，因而得到了國內外權力和資本擁有者的贊賞，尤其是從新中國剛成立時就把希望寄托在中國的第三、第四代進行‘和平演變’的美國，更是為夢想成真倍感歡欣鼓舞。他們由衷地歡迎中國加入資本主義國家的行列，竭力捧殺中國，威脅利誘中國政府購買美國債券，維持美國人的高消費。”（東江時訊，《是誰把中國經濟推向歧路？——吳敬璉、厲以寧、茅于軾》）當然不僅僅如此，吳敬璉充當資本主義自由市場經濟在中國的傳銷代表的巨大成功，鼓舞了美國已經陷入嚴重經濟危機的華爾街資本寡頭茍延殘喘的百倍信心，甚至提出了“中美國”的世界新藍圖，加緊建構以美國為食物鏈頂端的那個統治者，中國為食物鏈底端的那個獵物的新食物鏈。

　　創新之二：“以市場換技術”的發展戰略

　　吳敬璉教授當然不敢把這樣的發展前景開誠布公地告訴國民。于是便創造了“以市場換技術”的發展戰略，來掩蓋以美國式的自由資本主義為最終改革目標的殖民化，也就是中國淪為食物鏈底端的那個獵物的可悲前景。

　　據南方日報《吳敬璉對話付守杰：廣州本田自主創新已上路》的報道，吳敬璉一直堅持“以市場換技術”的戰略。“吳：社會有一種輿論，說市場換技術沒有換到，你怎么看? 付：按照目前的狀態看，確實沒有換到。我們放開了市場，跟國外合資，有了經濟規模的增長和收益，但沒有形成技術和品牌的沉淀。……吳：現在有一種輿論，改革開放多年了，技術沒有換到，政策是錯誤的。我認為這種觀點是有些片面的。……”

　　吳氏“以市場換技術”的發展戰略的效果究竟如何呢？能不能讓中國崛起，從今天鼓吹的“世界第二”（不過是ＧＤＰ統計數字，不是國家實力）一下子變成“世界第一”？而避免了再次淪為半殖民地的厄運？事實表明根本連門也沒有！不但崛起的希望渺茫，還落個害怕美國列強勝過害怕老虎的可悲結局。請看事實：

　　其一，據北京商報《中國企業輸出市場難換技術 部分企業成外企附庸》報道：“由于涉嫌違約，中鋼集團旗下中鋼設備公司的盧森堡合作方，近日已在瑞典斯德哥爾摩商會仲裁院提出申請，要求終止與中鋼設備公司的所有合作合同及協議。下個月，斯德哥爾摩商會仲裁法庭將對該合同糾紛進行仲裁。這家盧方公司即全球著名鋼鐵冶煉設備提供商盧森堡保爾沃夫公司（以下簡稱‘保爾沃夫’）。上世紀80年代，保爾沃夫開始把眼光投向龐大的中國市場，與冶金部旗下的西安冶金機械有限公司簽下合作協議，雙方在高爐無鐘爐頂裝料設備專有技術及專利許可轉讓方面進行合作，首次合同期限為10年，合作方式即當時熱門的‘市場換技術’模式：中方從盧方授權輸入高爐無料鐘爐頂技術進行制造加工，雙方共同在中國市場開展業務。……打過多年涉外官司的楊安進認為，這起案件很具普遍性，代表了中國‘市場換技術’的現狀。……除了中鋼，楊安進代理的客戶還包括很多其他國企。在他看來，在‘市場換技術’的過程中，中國企業過于依賴外方技術，在合同中，沒有對‘不得生產競爭性產品’等‘不平等’條款進行抵制，從而導致現在在很多領域處于‘送出市場，換不回技術’的尷尬局面。很多民族品牌，如紅旗汽車、上海汽車、北京汽車、天府可樂等也在‘市場換技術’的熱潮中成過眼云煙。”

　　其二，姜奇平在《“以市場換技術”戰略徹底失敗？》一文中指出：“中國和平崛起，要靠信息強國作后盾；而實現信息強國，要靠‘以市場換技術’作后盾。從這個意義上說，‘以市場換技術’是中國這一輪現代化的‘勢’之所在。但當中國交出的市場后，美國人卻不給技術。在最近一輪中美貿易談判中，美國人明白地傳遞出一個信號，就是：去你的勢！……洋務運動的失敗，就在于單純技術路線，把現代化僅僅理解為船堅炮利，理解為發展先進生產力。北洋水師在技術上，當時已達到了世界一流水平，但在甲午海戰中，卻不堪一擊。中國海軍總司令丁汝昌一直不服，以為是技術上的原因，日本海軍總司令官伊東看在同窗好友份上，告訴他問題不在技術，而在制度上：‘至清國而有今日之敗……蓋其墨守常經不諳通變之所由致也’；相反，‘我國實以急去舊治，因時制宜，更張新政，以為國可存立之一大要圖’。丁汝昌被一語點醒，遂絕望自殺。”難道吳氏要以“以市場換技術”的發展戰略來重演洋務運動失敗的悲劇？

　　總而言之，錯不在通過開放與合作增加學習外國的經驗與技術的機會，促進技術發展。錯在用“以市場換技術”取代“自力更生自主創新”，使中國的發展戰略走入了歧途，陷入泥潭。

　　創新之三：形成以民營經濟為主的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格局。

　　吳敬璉教授“論證社會主義可以建立在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的基礎上。1997年，他領導的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國有經濟戰略性改組’課題，提出要依托在改革中已經涌現出來和將要陸續建立的優勢企業，在國家產業政策的引導下，發揮資本市場在資金配置和再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實現國有資本從一般競爭性領域退出。……吳敬璉：應該說在20世紀末的時候，我國已經初步建立了市場經濟體制的框架。它的主要表現是：第一，以民營經濟為主的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格局的形成；第二，商品市場初步建立，要素市場開始形成，并在資源的配置中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第三，宏觀經濟管理體系初步建立。……論證發展民營經濟、實現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必要性。他對浙江民營經濟的發展作了全面的考察，并且向國務院領導報告他的考察結論，指出民營中小企業‘所蘊涵的巨大的、有待開發的潛力顯然是我們克服當前困難和走向新的高漲所應當依靠的力量’。” （搜狐財經，《吳敬璉同志學術成果回顧》）”

　　吳敬璉教授的結論是：社會主義可以建立在“以民營經濟為主的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礎上，徹底推翻了中央的“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經濟成分共同發展”的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一個重大方針。該方針這樣表述：“堅持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經濟成分共同發展，是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一個重大方針。要通過深化改革，加快轉換企業經營機制，增強國有企業、集體所有制企業的市場競爭能力，保持公有制經濟在國民經濟中的主體地位，發揮國有經濟在國民經濟中的主導作用。在積極促進公有制經濟發展的同時，鼓勵個體、私營、外資等其他經濟成分的發展，作為公有制經濟的補充，以充分有效地調動各方面的積極性，促進生產力的發展。從總體上看，公有制的主體地位和國有經濟的主導作用，主要體現在國家所有和集體所有的資產在社會總資產中占優勢；體現在國有經濟控制國家的經濟命脈；體現在國有經濟對國民經濟發展的導向作用。”（《堅定信心，明確任務，積極推進國有企業改革》（1995年5月22日、6月26日），《十四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中冊第1370頁）

　　所謂的“以民營經濟為主”就是排除“以公有制為主體”，實現“以私有制為主體”，從根本上廢除了馬克思主義關于公有制的一切基本原理。在資本與勞動相分離的經濟體制下，全體勞動者依靠生產資料公有制為主體的社會主義制度保障勞動權利不被私人資本所控制，勞動成果不被剝奪的希望完全破滅。社會主義給予勞動者的希望也就隨之破滅。如此“改革”自然也就失去絕大多數人的支持。從而民怨沸騰就是必然的現象。

吳敬璉背叛了馬克思、毛澤東和鄧小平，背叛了勞動大眾的利益

　　至此，我們已經看出，身為共產黨員的吳敬璉已經徹底背叛了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和鄧小平理論，背叛了勞動大眾的利益。

　　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則首先是：為無產者和絕大多數人謀利益。其二是，馬克思主義的最終目標：一個以各個人自由發展為一切人自由發展的條件的聯合體。其三是，馬克思主義實現目標的手段是依靠無產階級政權剝奪剝奪者。身為共產黨員的吳敬璉卻全部反其道而行之。首先是：為少數人謀利益。其二是，吳氏改革的最終目標：一個以私人資本自由發展為官僚壟斷資本自由發展的條件的官僚資本主義、半殖民地社會。其三是，吳氏改革實現目標的手段是依靠官僚掌握的權力剝奪勞動者。這已經全面背叛了馬克思主義。

　　毛澤東思想認為：“共產黨人的一切言論行動，必須以合乎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最大利益，為廣大人民群眾所擁護為最高標準。”而吳氏改革的“利益結構的大調整”，調整出的卻是兩極分化，官僚資本集團富上天，勞動大眾，甚至中產階層日益貧窮化。維護了極少數人的利益。從根本上對抗毛澤東思想。甚至全面否定建國后前30年，并公然評價為“給中國人民帶來的，是普遍的貧窮和幾千萬人的生命損失，因而遭到了人民的唾棄。”其仇恨毛澤東思想的心理，不亞于反毛小丑袁騰飛。

　　鄧小平理論明確認定：“我們干的是社會主義事業，最終目的是實現共產主義。現在我們采取的所有開放、搞活、改革等方面的政策，目的都是為了發展社會主義經濟。總之，一個公有制占主體，一個共同富裕，這是我們所必須堅持的社會主義的根本原則。”而吳氏改革卻公開與鄧小平叫板，公開否定社會主義的根本原則，不但公開主張私有制占主體，并且用“合法的收入差距”是“在機會平等前提下由各人的能力不同、貢獻不同所造成的”，來證明兩極分化的合理性，來掩蓋資本剝削的實質。吳敬璉甚至在《人民論壇》發表文章，指責民眾不滿貧富差距過大的“仇富浪潮從本質上利于腐敗分子 ”，公然對抗“共同富裕”的原則。從根本上背叛了鄧小平理論。

　　這里附帶說一下，背叛與變臉對于吳敬璉教授來說早就是的家常便飯了，已經不足為奇。譬如吳敬璉直到1983年中共十二大閉幕之后，他還在反對市場經濟，批判“從計劃經濟改變為市場經濟”的主張是“同20世紀二三十年代社會主義論戰中以米塞斯和哈耶克為代表的反社會主義派的觀點相似”。（吳敬璉《論社會主義的計劃經濟屬性和商品經濟屬性》，見《工業經濟管理叢刊》1983年第9期）而很快吳敬璉就搖身一變，成了“吳市場”了。學者自我否定過去的研究結果，改變自己的觀點本來也無可非議。但吳敬璉卻只有變臉的投機，而沒有改變觀點的依據，更沒有對自己以往的觀點的反思。

　　但今天的問題是吳敬璉教授這次對馬克思主義理論、毛澤東思想和鄧小平理論的背叛，歸根結底是對勞動大眾，對絕大多數人利益的背叛。其嚴重性還在于，按照這樣的反馬克思主義的改革理論來引導改革方向，則肯定要誤國誤民出大問題的，也必定導致失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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