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需抗衡資本的力量，更多傾向勞動和大眾
21世紀經濟報道 汪洋 北京報道 2010-09-11
本報就增長方式轉變、增長的正義性等問題，采訪了清華大學人文學院教授、《讀書》雜志前主編汪暉。
汪暉表示，要講增長的正義性，中國首先必須改變出口導向型、一味追求GDP的發展模式。否則，中國勞動者仍將得不到應有的補償。
汪暉認為，完全的市場化，并不能帶來發展模式的改變。相反地，容易讓國家在市場和社會間喪失中立立場，繼而失去解決問題的能力。因此，改變的關鍵在于調整國家和資本的關系，讓國家真正成為一個中立的調解者；而在資本面前，國家所能依托的只有強大的社會力量。
增長方式的轉變
《21世紀》：本屆達沃斯主題為“推動可持續增長”，請問如何發展，才能體現出經濟發展的社會倫理價值——“增長的正義性”？
汪暉：要講經濟增長的正義，經濟結構調整不可避免。中國出口導向型、一味追求GDP的發展模式必須變化，不能總以世界工廠的角色發展下去。這一發展模式有兩大特點：其一、是雙順差，經常性項目順差高企（主要是貿易順差）、熱錢大量涌入中國；其二、是高能耗，環境破壞嚴重。不僅造成了不少經濟問題，也帶來了道德困境。發展成為了一個不斷自我損耗的過程，中國勞動者付出的勞動得不到應有的補償，也使中國在氣候問題上陷入道義被動。
社會結構調整：
勞資關系和內部開放
《21世紀》：你剛才提到了宏觀層面的經濟結構調整。請問新的發展模式，應該如何調解這一改革帶來的深層次矛盾？
汪暉：經濟發展一要體現出“增長的正義”，二要調整的勞資關系。目前，中國的勞資關系問題已經比較嚴重。勞資關系緊張有幾種表現：其一，中國長期的出口導向型經濟高度依賴廉價勞動力，部分地區已經出現了勞動力短缺的現象；其二，1990年代末開始的國有企業股份制改革中，下崗職工的勞動補償普遍不足。從表面上看，這體現的是勞動和政府的矛盾，但從更深層次上來講，需要調整的是國家和資本的關系。
另一個突出體現，就是消費者和房產開發商的關系。土地是公共資源。在中國，城鎮土地國家所有，鄉村土地集體所有。公共資源如何服務公共社會而不是被資本控制，這是最核心的部分。
《21世紀》：我們應當怎樣逐步調整勞資關系呢？
汪暉：調整勞資關系不是一個簡單的事情。不僅僅是待遇問題，還有勞動者的尊嚴問題。想要解決上述這些問題，除了加強工會集體協商力量，還需要更好的二次分配手段。
大方向上，經濟結構調整是必須的，但同時國家內部也要開放。現在中國存在一個“沿海—中部—內地”和“城市—鄉村”的等級結構，一切人力、資本、資源都是單向流動的。
《21世紀》：這一內部等級結構的問題在哪里？
汪暉：中國城市是一個行政中樞，國家經濟完全以城市為中心，鄉村一直是配角，處于被控制狀態。沿海和內地的關系也是類似等級結構。原有的長三角、珠三角都發展起來了，耕地早被開發，因此最后負責保障的其實還是內地，這對內地的發展是很不公平的。
《21世紀》：你剛才也提到深層次的問題是國家資本關系的調整。你怎么解釋當今的國家資本關系？
講增長的正義，講社會分配的公平化，離開國家的角色是不可能的。社會需要一個中立的調解者。在目前的條件下，這個調解者還是非國家莫屬。國家需要建設一個中立的，甚至更多傾向勞動和大眾的調解機制。國家只有依托強大的社會力量，才能抗衡資本的力量,在不同社會領域之間達成平衡。
附文：
增長的道義
21世紀經濟報道 汪洋 北京報道 2010-09-11
很多事情，看起來不相關，其實是相關的。
當一家名為富士康的代工企業遭遇史無前例的勞工悲情開始北上內遷之時，遠在太平洋的彼岸，奧巴馬簽署了一部名為《2010年華爾街改革和消費者保護法》的金融法案。
富士康傳出大舉內遷消息后，郭臺銘成了許多地方政府的座上賓。消息說，為了讓富士康落戶，武漢政府為東湖高新區投資28億元，并進行了配套建設，甚至將高新區附近的軒盛·灣郡別墅項目以極低的價格出售給富士康。
而那部號稱史上最嚴厲的金融監管法案，既沒有限制“金融創新”，也沒有興趣監管美國金融機構的國際業務。自由隨意、條款含混、杠桿高企、場外交易的各類金融衍生品隨時可能卷土重來，而美國金融機構則可以通過跨國投機再度將風險傳遞給整個世界。
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新興市場國家，在后危機時代，這些不相關的事情不過再次顯示，資本，作為試圖重新主宰世界的力量，已經重新出發，盡情放縱。
這讓增長的道義再次浮出水面：我們仍然要追問，在國家與市場之間，在資本和勞動之間，誰能主持立場，誰能維持道義？
清華大學人文學院教授汪暉對本報表示，國家重建中立立場，調處資本和勞動的矛盾已經正當時。
市場和國家：逐利的限度
在美國政商界，反對政府干預的聲音依舊響亮。
《多德-弗蘭克法案》未獲通過前，眾議院共和黨領袖約翰?博納就公開質疑法案監管力度，聲稱用這項法案防范金融危機就像“動用核武器殺螞蟻”。
法案甫一通過，金融界專業人士就開始杯葛政府監管的效力。1992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加里·貝克爾在自己的博客里寫到：《多德-弗蘭克法案》賦予了一些政府部門相當多的額外決定權；而事實上，當危機醞釀時，美聯儲等監管機構，本可以及時動用手中的權力阻止危機的深化
加里·貝克爾的質疑并不新鮮。2005年5月，美國市場上金融衍生品早已泛濫，時任美聯儲主席的格林斯潘堅持認為，市場自我監管比政府監管更為有效。到了2008年，格林斯潘卻只能痛心疾首地表示，美聯儲沒有及早掌握次貸市場的真實情況。
其實，華爾街本輪金融危機，正是過去十年里，新自由主義逐漸掌控政府經濟政策，過度放縱資本逐利性的結果。美國著名思想家諾姆·喬姆斯基在《新自由主義和全球秩序》一書中解釋到，新自由主義的基本主張就是貿易經濟自由化、市場定價、消除通貨膨脹和私有化，其第一特點就是反對國家對市場的干預。
1999年美國國會通過了《金融服務現代化法案》，推行金融自由化，放松監管，結束了銀行、證券、保險分業經營的格局。
2000年，新自由主義的信徒小布什贏得大選。
從2001年開始，美聯儲連續13次降息，聯邦基金利率由6.5%到降到1%。寬松的信用和流動性過剩推動美國資產價格迅速上漲。資本逐利本性被無限放大。當2004年6月30日，意識到問題不對的美聯儲開始重新升息，但為時已晚。到2006年，美國房地產價格大幅下跌，違約現象大量增加，危機已難于避免。
且不論政府干預是否像新自由主義者說的那樣缺乏效率，新自由主義者單純依靠市場自律的監管方針早已宣告失敗，無條件信任市場的結果是普遍的道德敗壞。
金融危機發生以來，美國普通人對華爾街的怒火也很好地從一個側面說明了新自由主義的破產。在2009年11月的北京論壇上，美國政治學會主席Peter J. Katzenstein告訴記者一個小插曲：當一位與會的華爾街銀行家向身邊的美國人介紹完自己身份后，另一位與會者毫不留情地吼道：“滾出去”。
新自由主義者對資本的放縱，觸及了金融業外絕大多數美國人的底線。《多德-弗蘭克法案》也明白限制了金融界的“自營交易”。有金融界人士不無郁悶地評價說，這是對金融家的“道德”最明顯的質疑。
不過，《多德-弗蘭克法案》已經大打折扣。雖然奧巴馬豪言，這開啟了美國金融監管的新時代，但外界反應普遍審慎。
哈佛大學 William Joseph Maier政治經濟學教授弗里德曼在接受本報采訪時表示，“如果我們把這一法案當作持續的金融改革的開端，那么它是富有成效的第一步。但如果我們把這一法案當作美國金融改革的終結——直到發生下一次金融危機，那么這會很令人失望。”
相比預測監管改革的前景，更容易的或許是肅清新自由主義潮流中“經濟學帝國主義”（即簡單地用經濟學各種原理解釋其他社會領域行為）在社會上的負面影響。
凱恩斯是經濟學帝國主義的鼻祖，他曾經說道：“經濟學家和政治哲學家的思想，不論其對錯，都比一般人想象的要有力得多。實際上這個世界就是被這些思想統治著的。講求實際的人們以為自己能與所有精神世界中的影響絕緣，卻到頭來只是某位已故經濟學家的奴隸而已。”
隨著經濟生活日益主導了中國社會的價值判斷，經濟學的各種原則，尤其是“逐利第一的經紀人假設”逐漸主導了部分人的行為和思考。從2008年到2010年，中國屢禁不絕的“毒奶粉”事件正是這一現象的最好注腳。
弗里德曼援引1987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Robert Solow的觀點表示，當今世界迫切需要立一個“社會的人性制度安排”。
在資本高度控制市場、深刻影響社會的同時，金融界乃至整個社會的道德重建不得不需要外力的介入。在汪暉看來，國家是一個重要的助力，而更重要的是國家站在什么立場上介入。
資本和勞動：自由的天平
6月4日，在歷經十九天罷工、六個小時的艱苦談判后，廣州本田的員工代表、資方和政府達成三方協議，協議承諾，工人最低月薪從1544元上調至1910元，漲幅24%。
本田罷工的結果在很大程度上是工人自發斗爭而來的。“本田罷工事件證明，工人僅有經濟補償是不夠的，勞動的聲音在公共社會必須有一個長期的、體制性的表達渠道。”汪暉在接受本報采訪時評價說。
本田罷工結束兩周后，6月21日，全國總工會在下屬《工人日報》頭版刊登了《關于新生代農民工問題的研究報告》建議，“各級工會要進一步加大組織起來切實維權的力度，增強對新生代農民工的吸引力和凝聚力。”不過，報告研究組同時表示，希望外界不要“過度解讀”該報告。
對于全國總工會的含蓄，汪暉認為，“國家需要建設一個中立的，甚至更多傾向勞動和大眾的調解機制”， 這關乎增長的正義。
一個普遍的現實是，資本在國內市場的流動相當自由。武漢等地方政府對富士康內遷的極大興趣再度證明，只要這些勞動力密集型企業表示出“不優惠就轉去其他地方投資”的態度，資本就足以在和地方政府的博弈中占得上風。
然而，在資本泛濫的當下，除了給地方留下GDP數字和政績外，也不能不重新叩問：在資本和勞動者尊嚴、福利的矛盾間、在資本掠奪性開發資源等時刻，“看得見”的和“看不見”的兩只手是否同樣有作為。
在一系列經常被扭曲的話題上，資本與勞動的關系被置于面目全非的境地。新自由主義把所有問題的根源歸結于“資本-官有”的矛盾，認為只要反對“官有”，繼而反對國家干預，市場就能自己解決一切問題。
但今天的問題，不是一個在“資本”或“官有”中二中擇一的問題，而是要追問，資本對“有形之手”是否滲透的太兇了，甚至讓后者成為資本的代言人。
在危機及后危機時代，新自由主義已經聲名狼藉。汪暉認為，增長的正義，關乎社會分配的公平化，離開國家的角色是不可能的。社會需要一個中立的調解者。在目前的條件下，這個調解者還是非國家莫屬。
一個新的事實是，國家主義的抬頭，正如日本前財相竹中平藏所說的，“有形之手”所直接操刀的財政杠桿工具，將直接培育新的利益集團。資本雖然分化，當仍占據天平最有利的一邊。
這是凱恩斯主義的魔咒，也是新自由主義卷土重來的一個契機，當北歐福利主義模式還遠沒到普世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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