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更需國企發揮積極作用

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更需國企發揮積極作用
 
時間:2010年09月07日   來源:紅旗文稿   作者:夏小林 

　　轉變經濟發展方式，需要正確地在產業結構和企業層面推進結構調整和企業兼并重組。而推進結構調整和企業兼并重組，客觀上將以競爭性領域為重點展開。有的學者把這理解為：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時，對于競爭性領域或“一般競爭性領域”，國企要“退出”。其理由是，政府投資主要用于關系國家安全、市場不能有效配置資源的經濟和社會領域。如果按照這樣的理解，國有企業將需要實行大規模的退出。2006年底，國資委官員牽頭完成的《國有企業發展研究報告》顯示，2004年末全國國有企業資產有53%（約12.5萬億元）分布在競爭性行業，企業有3／4（約10.3萬個）分布在競爭性行業，從業人員將近2／3（約2651萬人）分布在競爭性行業；這之外的其他部分，分布在壟斷行業、公益性及其他行業。可見，要求國有企業從競爭性行業退出，其實質就是要進行大規模的私有化。對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作這樣的理解，其核心問題，是以“市場能否調節”為標準來裁決國企的生存、活動范圍。顯然，這不符合我們黨一貫堅持的國有企業改革方針。中央重要文件一直強調，競爭性領域的國企要 發揮“資產重組和結構調整” 的作用，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國有經濟必須占支配地位。當前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更需要國企發揮積極作用。

　　一、不能按照市場原教旨主義的思路進行改革

　　1. 西方經濟學不能清晰地劃分市場作用的范圍

　　哪些領域市場能夠有效配置資源，而哪些領域市場又不能夠有效配置資源？對于這一界限的劃分，西方不同的經濟學流派存在嚴重的分歧，這本身顯示了西方經濟學并不是一門精確的科學。例如，在歐洲和美國，以及在眾多的發展中國家，對于實行“大政府”還是“小政府”存在著的不同意見，這其實也是關于市場作用范圍（包括國企生存范圍問題）的爭論，這在政、商、學界從來沒有停止過。

　　2. 推行私有化和自由化不能實現“機會均等”

　　有英國經濟學家指出，保守黨的撒切爾夫人推銷“私有化＋自由化＋機會均等”的組合政策，結果加劇了國內兩極分化，貧困人口增加。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馬蒂亞·森和斯蒂格利茨早就批評了資本主義制度中所謂“機會均等”的欺騙性。但是，國內一些學者非常看好市場原教旨主義，并進行廣泛宣傳，其負面作用不可低估。

　　例如，在一些經濟學家向往的“美國模式”中，保羅·薩繆爾森在《經濟學》（第17版）中指出，美國國有經濟在GDP中僅占3%，財富和收入兩極分化嚴重，并在新自由主義的“改革”中繼續“深化”。另外，在美國，即使在發揮了社會福利機制和稅收機制的調節作用之后，基尼系數仍達0.47。這種結構反映了市場配置資源范圍可以很大，但兩極分化嚴重的局面依然難以避免。既然美國比中國“機會均等”、“教育發達”等等，那么，為什么美國著名經濟學家還說“市場經濟加劇不公平”、“收入和財富的不平等代代相傳。富人越來越富，窮人越來越窮。……我們沒有理由認為在自由主義的資本主義經濟下，收入會得到公平的分配”？但美國的市場原教旨主義者對現狀依然不滿意，認為美國還是“大政府”。例如，米爾頓·弗里德曼的政策建議是：在實施產權法、契約法和提供國防之外，取消所有其他形式的政府活動！還有人提出，政府和軍隊也可以私有化，安排自由競爭制度。

　　3. 關系國民經濟命脈的很多行業都是由市場調節的，但國有企業不能退出

　　在歐美，許多涉及國家安全（包括其他關系國民經濟命脈的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的企業都是私人性質的企業，也是由市場調節的。這似乎可以推導出一個結論﹕既然市場能夠在國家安全領域有效配置資源，政府投資就可以從這個領域退出；既然如此，何不要求國企徹底退出市場可以調節的全部領域呢？要知道，在今天全球化的競爭格局中，所謂的國有、私營壟斷企業（包括大型兵器企業、航天航空企業、糧食企業等）也受到來自國際競爭的壓力，市場在這些傳統的壟斷領域也發揮著資源配置作用。30多年來，發達國家眾多大型壟斷企業（包括軍工企業等）之間就經常發生兼并重組。依此而論，既然市場在這些領域能夠“有效配置資源”，發揮調節作用，那么，黨的十五大以來，中央關于“對關系國民經濟命脈的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國有經濟必須占支配地位”的重要決策，是否也要取消？

　　4. 強調國企退出競爭性領域，必然極大削弱國有經濟實力

　　理論和邏輯上的各種混亂說法，在實踐上會妨礙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因為，在以競爭性領域（包括所謂“一般競爭性領域”）為重點展開的結構調整和企業兼并重組中，按歷來中央文件的規定，應切實發揮有實力的國企的作用，發揮國企“資產重組和結構調整”的作用，現在有的學者反而一再強調國企退出、再退出，如果真的這樣做，就可能出現一種嚴重的后果：會進一步大大增強外資和一些外國政府對于中國經濟、社會、政治的影響力或操控力，而國企獨立發展的能力和空間也將進一步削弱、縮小。

　　二、國企應在競爭性領域（包括“一般競爭性領域”）發揮作用

　　1. 我們黨一貫強調國有企業要發揮對國民經濟的主導作用

　　競爭性領域的國企，在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中發揮什么作用，依據的是黨中央確定的方針政策。簡單地回答是，中央一直明確要求﹕競爭性領域國企“有所為有所不為”。其主要內容包括，一定要發揮“資產重組和結構調整”的重要作用，“優勝劣汰”。

　　黨的十五大報告提出，“對關系國民經濟命脈的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國有經濟必須占支配地位。在其他領域，可以通過資產重組和結構調整，以加強重點，提高國有資產的整體質量。”十五屆四中全會關于國企改革的決定中，更為具體地提出，“國有經濟需要控制的行業和領域主要包括﹕涉及國家安全的行業，自然壟斷的行業，提供重要公共產品和服務的行業，以及支柱產業和高新技術產業中的重要骨干企業。其他行業和領域，可以通過資產重組和結構調整，集中力量，加強重點，提高國有經濟的整體素質”。“競爭性領域中具有一定實力的企業，要吸引多方投資加快發展”。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重申了這些政策，要求“進一步推動國有資本更多地投向關系國家安全和國民經濟命脈的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增強國有經濟的控制力。其他行業和領域的國有企業，通過資產重組和結構調整，在市場公平競爭中優勝劣汰。發展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大公司大企業集團”。

　　黨的十五大以來這些重要政策至今沒有改變。競爭性領域國企發展的成績也證明了中央決策的正確性和預見性。在金融危機爆發之前的2006年，據財政部的報告，壟斷行業國企利潤快速增長，競爭性行業國企利潤高速增長；國有機械和紡織行業實現利潤同比分別增長45%和56.2%；國有冶金、建材和汽車行業實現利潤由降轉升，同比分別增長31.6%、150.5%和37.5%。冶金行業中，有色金屬行業實現利潤同比增長81.7%；鋼鐵行業實現利潤呈止跌回升態勢，同比增長6.2%。在金融危機發生后我國經濟最困難的2009年，中央企業和地方國企都受到嚴重影響，但保持了發展態勢。壟斷行業國企繼續發展；競爭性行業國企的抗風險能力增強。

　　2. 在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中，需要國有企業發揮積極作用

　　中央文件中使用的“競爭性領域”、“其他行業和領域”是指競爭性行業和領域無疑。進一步從語義學、邏輯學和經濟學的角度看，也理所當然地包含了近幾年時興的一個政策性詞匯“一般競爭性領域”所表達的意思。什么是“一般競爭性領域”？在產業組織理論的視野中，這可能不是一個規范性概念，它缺乏集中度的量化標準。在中國的經濟學和政策性文獻中，目前它應該是指相對于“特殊競爭性領域”而言的那些競爭性領域。當然，“特殊競爭性領域”這個詞也很別扭，其本意，應該是指那些既身處在競爭性領域，也涉及國家安全、提供重要公共產品和服務的企業，以及支柱產業和高新技術產業中的一些重要骨干企業，等等。

　　如果我們僅僅按照集中度標準去衡量中國30多個工業行業，除了石油和天然氣開采、石油加工及煉焦等行業外，其余的行業（包括煤、氣、水、電）統統是競爭性行業。如果國企從這里統統退出，結構調整、企業兼并重組中就沒有國企的作用了，就剩下以跨國公司為代表的外資“先進生產力”與中小企業為主體的“私營經濟”展開一場“大魚吃小魚”的無懸念之戰了，結局如何是顯而易見的。顯然，這種局面不是加快轉變對外經濟發展方式所要求的結果。

　　調整經濟結構，提高技術水平，顯然不可能靠外資企業。外資企業不會把其先進的核心技術轉讓給中國企業。更何況還有經濟結構“再平衡”、貿易保護主義和意識形態因素在興風作浪。中國的結構調整、技術進步、企業重組的重心應該放在國內。其中，有實力和發展前途的國企要充分發揮作用。依靠外資促進競爭，有利于國內企業進步，但風險必須是可控的。所以，結構調整、企業兼并重組要立足依靠國內力量，對外資要引導有方，揚長避短，趨利避害。

　　在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過程中，要求國企進而有為，發展壯大，積極參與結構調整、企業兼并重組是符合中央精神和國情的。而以“市場能否調節”為標準來要求國企“退出”，則不合理，不僅會瓦解我國的基本經濟制度，而且會有利于跨國公司進一步操控競爭性領域，客觀上有損于我國的戰略利益。而且，如前所述，最終還會殃及壟斷領域和涉及國家安全的領域。

　　3. 國有企業從競爭性領域退出，不利于解決初次分配的公平性問題

　　中央已在強調，要加快解決初次分配領域的公平性問題。無論從馬克思主義經濟學，還是從新古典經濟學的角度看，這也理應包括在初次分配領域要防止生產性財富高度集中在少數人手中。所謂防止兩極分化，不僅是要防止收入分配兩極分化，還有防止財富分配兩極分化。因為，這兩個因素是互為因果、互相促進的關系。其中，財富分配還更具有影響力，能夠決定收入分配的水平。此類問題解決不好，收入分配公平和擴大消費問題也難解決，經濟結構失衡和社會矛盾會進一步發展。在這種情況下，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將難以為繼。而且，恰恰是新古典經濟學也直截了當地承認﹕“市場經濟加劇不公平”。在公平方面，市場難以“有效配置資源”！所以鄧小平強調，改革要堅持公有制為主體，防止兩極分化。在他看來，馬克思關于所有制決定收入分配的觀點沒有過時。而僅僅以“市場能否調節”為惟一標準，來決定國企從競爭性領域和其他領域退出，無疑會加劇中國的財富集中度，加劇財富分配兩極分化和收入分配兩極分化，與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南轅北轍。

　　綜上所述，要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在競爭性領域（包括“一般競爭性領域”）的結構調整、企業兼并重組中，充分發揮有實力的國企的作用，是順理成章、合情合理的事情。

　　三、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更需國企發揮積極作用

　　2010年乃至即將到來的“十二五”規劃時期，在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加快對外經濟發展方式轉變時，更需要國企發揮積極作用。要按照中央有關決策，完善政策設計，進一步明確政策行動在微觀層面的抓手在哪里、有哪些。要推進公有制企業轉變發展方式，提高企業素質，著力適應發展內需經濟的要求。在鼓勵外資進入，促進競爭的同時，加快、加強維護產業安全機制的建設。

　　要按照中央有關決策，正確處理經濟結構調整、企業兼并重組中各類企業的互動關系。專項文件需要進一步明確國企在競爭性領域“資產重組和結構調整”、“優勝劣汰”的功能，引導、支持和鼓勵國企這個現成的、技術先進的大“抓手”發揮積極作用。據《2009中國統計年鑒》的數據計算，在大中型工業企業中，國有及控股企業的技術實力遠遠超過私營企業。例如，在專利申請數、發明專利數和擁有發明專利數的構成中，國有及控股企業分別占30.8%、35.6%、32.9%，私營企業占18.4%、9.5%、13.8%；在新產品項目數、開發經費、新產品產值、新產品銷售收入及出口銷售收入構成中，國有及控股企業分別占44.4%、41.2%、42.8%、43.4%、21.2%，私營企業占10.9%、10.3%、8.6%、8.4%、7.1%。在2009年度國家科學技術獎勵大會上，中央企業總共獲獎104項，其中國家科技進步特等獎全部由中央企業獲得；國家科技進步一等獎獲獎比例達到62.5%。

　　近年在一些地方和行業，國企已經在這方面發揮積極作用了。當然，國企也因此被一些迷信新古典經濟學的“專家”、“學者”和媒體人罵得一塌糊涂。美國經濟學家E.K.亨特在《經濟思想史 —— 一種批判性的視角》（第二版）中曾指出，“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的20年里，新古典主義的兩個分支（指內部的保守主義和自由主義流派 — 引者注）在鼓吹某種政策方面表現出了同樣的熱情。這種政策致力于摧毀任何地方存在的共產主義，阻止第三世界的經濟體進行任何形式的社會主義試驗。因此，即使是擁護自由放任政策的最保守的人，都支持采取大規模的軍事行動和推行侵略性的外交政策”。此后﹐一些經濟學家參與政治和經濟動亂的現象并沒有消停。在蘇東劇變中，在拉美、非洲和中東國家的“結構改革”中，在亞洲金融危機問題上，在那些分裂和肢解國家的各式各樣的顏色革命中，又活躍著多少學以致用的經濟學家或經濟專家？

　　（作者：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經濟體制與管理研究所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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