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應警惕在全球通脹中被掠奪！

中國應警惕在全球通脹中被掠奪！

以中國的ＧＤＰ只有美國的1/3左右，但廣義貨幣Ｍ２卻與美國相當，這也意味著在通脹過程中，有著更多貨幣在流通的中國更容易被“掠奪”

■  環球財經特約撰稿 張捷

通脹下中外的社會差別
全球通脹的過程就是全世界資產、資源、財富再分配的過程，是一個國家崛起和衰落的關鍵節點——對于這一結果，西方發達國家早在進行巨額負債的時候就已有明確認識。相對于這些先行者的早有準備，中國這個后來者還有太多太多的功課要做。
在通脹中，最簡單的一個常識就是，誰拿著現金誰就要被掠奪。而當今世界上的貨幣發行情況是如何的呢？據中國人民銀行公布的金融統計數據，2010年6月末， M2余額67.39萬億元。我們可以參考的美國相應數據是，至2009年11月30日M2貨幣供應量為8.414萬億美元。以中國的ＧＤＰ只有美國的1/3左右，但廣義貨幣M2卻與美國相當，這也意味著在通脹過程中，有著更多貨幣在流通的中國更容易被“掠奪”。
中國的M2與ＧＤＰ相比高昂的原因是中國的高儲蓄率，2009年中國的儲蓄率高達46%，居民儲蓄存款14萬億元，企業存款10萬億元。這些數字引起了金融界的普遍關注。
美國在2005年至2007年期間，受經濟持續發展和房市火爆帶動，美國人傾向于消費，個人儲蓄率即儲蓄與個人實際可支配收入之比不到１％。隨著金融危機的降臨，美國人開始傾向于儲蓄，個人儲蓄率逐漸回升。2009年５月份個人儲蓄率達到6.9％，為１５年來最高水平。
兩相對比我們就能發現，在通脹下，中國的老百姓因存款太高成為了被掠奪的對象。
美國則與中國完全不同，而且其貨幣還大量被世界各國所儲備。包含了各國儲備美元和美元海外現金的M3（=M2+其他短期流動資產，如國庫券、銀行承兌匯票、商業票據、海外的貨幣儲備等）很能夠說明問題。不過2006年3月23日，美聯儲在網站上公布，以“鑒于M3沒有提供比M2更多的經濟活動的信息”等理由，宣布停止公布M3貨幣供應數據。
M3真的是可有可無嗎？美國的M2只有８萬多億美元，而M3比M2到底多出了多少，目前只能參照外匯儲備數據。美國財政部日前公布，截至2009年年底，全球外匯儲備規模已增至8.1萬億美元，其中中國的外儲增幅最高。這樣規模的外匯儲備還不是M3比M2多出來的貨幣的全部。由此可見，在通脹中美國不僅掠奪了全世界的資產，而且還不希望大家具體了解它掠奪了多少。
再看美國的資產分布情況，美國的金融資產集中度遠遠超過中國。據統計，美國富有的5%家庭擁有的金融資產占美國家庭金融資產總額的72%，接下來15%的家庭該項比例為21%，余下80%的家庭該項比例為7%。
在受通脹影響較大的商業資產和有價證券方面，美國的富裕家庭占有絕對優勢。在商業資產上，1%最富有家庭擁有的資產額占全部商業資產額的62.4%，接下來9%富有家庭的該項比例為30.9%，而余下90%家庭的該項比例為6.7%。在有價證券上，1%最富有家庭擁有的資產額占全部有價證券額的60.6%，接下來9%富有家庭的該項比例為37.9%，而余下90%家庭的該項比例為1.5%。
由此可知，在通脹中美國遭受損失的主要是富人群體，窮人大都是“月光族”或“月透族”，是借銀行的款項來消費的人，在通脹中他們反而成為減輕了還款負擔的得利者。中國則正好相反，富人大多是通過大量借貸發展起來的，窮人卻手持著現金作為保命錢，一旦發生通脹，老百姓的生存直接受到重大威脅。這就是中國與美國在通脹下的重大不同，故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胡曉煉2010年7月撰文說：“從中國的現實來看，受通貨膨脹損害最大的是低收入群體，尤其是我國4000多萬的城鎮低收入群體和近億人的農民工，處理不當容易對社會公平和穩定造成影響?！?BR>西方發達國家實行貨幣主義進行受控通脹幾十年，對于通脹環境已經做好了各種社會準備，而我們當前經濟政策的重心是防通脹，卻疏于考慮在通脹必然來臨時，應怎樣應對通脹。

中國比西方發達國家更易發生惡性通脹
此外，中國資產證券化比例很低。美國經濟發達，M2卻不高，美國經濟所需要的資金并不少于中國，但是其企業融資更多是以股票發行和債券等金融工具來實現的，如“兩房”債券，開發住宅主要是依靠債券而不是貸款。而中國融資渠道單一，就不得不主要依靠貸款。
在資產證券化的情況下，銀行的風險是被分散的。更關鍵的是，沒有這些金融工具，老百姓理財手段單一，財富大量囤積在存款上，一有風吹草動就去擠兌銀行，搶購緊缺物資。西方銀行則不同，其存款多是備付資金，即使是貶值壓力巨大，企業為了現金周轉也不會把這些錢提取出來撲向緊缺物資。而且對于債券和股票來說，最大的好處就是沒有擠兌銀行的壓力，即使是你賣出證券來投機緊缺商品，相應的買方也要從市場上拿出等量的現金，對于市場而言，投機的現金是沒有增加的。
中國狹義貨幣M1和廣義貨幣M2的差值巨大，達到40萬億元，此差額多為可以迅速提取的居民儲蓄存款和定期存款，這些錢在通脹下，就成為隨時可以動用進行投機的“熱錢”。這40萬億元存款已超過國家的GDP，即使是再過剩的經濟也難以承受。因此，中國的社會和金融體系遠遠比西方發達國家更容易發生惡性通貨膨脹。

“福利通脹”與“基建通脹”的根本不同
同時，西方發達國家通脹的動力來自工資和社會福利的上漲，西方政府的負債也主要用于社會福利和醫療支出。而中國的通脹則是在政府積極財政政策下各地的地方融資平臺的基礎建設投資注入的，雖然從經濟的一個方面注入泡沫，通過經濟的運行也可以將泡沫傳導到社會經濟的方方面面，但最先被注入泡沫的地方總是最先受益的。西方的“福利通脹”就讓公眾享受了幸福，如希臘的雇員一年有14個月的收入，憲法保障公共部門雇員的鐵飯碗，58歲就可以退休，退休以后還是一年14個月的養老金，等等。這樣一來，我們就不難理解為什么歐盟要希臘削減開支減輕債務時，希臘民眾要大規模示威反對了。因為在通脹的過程民眾是得到好處的，受損的是銀行家！
中國的情況卻是融資投資基建的投資人最有好處，在通脹的帶動下，一方面他們的融資成本在貶值，另一方面所投資建設的項目取得保有性增值。而普通居民存款卻在通脹中被洗劫，這怎能不讓老百姓談通脹色變呢？
增加工資和福利帶來的通脹與搞基建所帶來的通脹是不同的，一個是老百姓得利，一個是投資資本得利，而且加薪帶來的通脹要輸出，造成世界消費品漲價，是世界各國的壓力。而投資拉動的通脹造成世界大宗商品漲價，是世界各國資本漁利。

通脹下中外金融體系的差別
我們是一個金融管制的國家，其特點是利率由國家規定，所有銀行均應當按照國家的規定的利率貸款和吸儲。央行調整利率，所調整的就是國家規定的、所有銀行必須嚴格執行的利率。
在西方，央行是銀行的銀行，銀行利息是其他銀行到央行取得貨幣的利息，而商業銀行的存貸利息由各家銀行根據市場情況自行決定。由于其銀行有破產機制，出現銀行惡性競爭的情況并不多見。同時西方的老百姓面對銀行的高息有很強的安全風險意識，因此存款利益就得到了遏制。在這樣的市場下出現通脹，對于存款的競爭，西方銀行比中國要趨于理性。在通脹下，中國的銀行違規高息攬儲是常態，中國老百姓沒有銀行破產的概念，導致銀行的高息攬儲可以不受市場的有力制約，可能造成不斷地拉高利率，高漲的財務成本使得物價更漲，形成一個惡性循環，把通脹發展成為無法控制的惡性通脹。
中國的銀行貸款基本上是浮動利率，央行利率一調整，實體經濟的財務負擔立刻就顯現。而國外大多數的貸款是固定利率，固定利率有一個很大的好處，就是易于進行資產證券化，把大量貸款打包變成一個可以發行的債券。央行調整利率，實體經濟的財務負擔變化不大，受影響的是炒作證券化資產的投機者。如在美國次貸危機受損失最大的是“兩房”債券的持有者，被收走住房的老百姓倒不多見。
在固定利率下，西方銀行把通脹的損失風險留在了金融系統內，如遇到金融機構破產，對于破產債權的賠付，也有相關規定，對于大儲戶和小儲戶的標準是不一樣的，比如美國就是優先賠付10萬美元以內的儲戶，這樣小儲戶可以放心存款，而大企業就要選擇安全的銀行，這樣就使得很多小銀行也有發展的空間，因為它可以給出高利息，從事一些高風險貸款，吸引一些小客戶；而大銀行就給低利息，吸引大客戶，從事安全的貸款，這樣銀行的業務就可以有變化來適應各種細分的市場。
通常認為，在通脹中欠錢的最賺便宜，但這樣的認識是有前提的，就是如果收入不能同步上漲，就容易產生現金流問題，無法及時支付利息和還貸，債權人就可以取得你抵押的在通脹中已經大為增值的財產。所以在投資拉動型通脹中，如果普通人的收入不能及時跟上通脹的步伐，就很容易被貸款人所掠奪，而以漲工資福利為拉動的注入泡沫，普通人的收入漲在前面，不但避免了被漁利而且還有額外的收益。
中國用加息應對通脹的最大受益者是銀行
因此，在浮動利率下與在固定利率下的通脹，對于銀行盈利的估值是完全不同的。因為通脹時原來的固定利率貸款要貶值，而浮動利率的貸款則不會。此外中國的存貸息差是基本固定的，消除了銀行之間的競爭成本，但這個成本實際上由社會其他經濟方面來承擔了。
更進一步的是，中國的銀行存款中有大約60%左右為活期存款，（利率基本可以忽略不計），如果我們把定期存款與貸款的息差看作是銀行應當的經營所得，活期存款與定期的息差是銀行的額外利益，那么這樣的利益是極其巨大的。在中國目前共40萬億元的居民儲蓄存款和企業儲蓄存款中，約有24萬億元為活期存款，而活期存款與定期存款的息差約為4%，也就是說一年可以為銀行業注入1萬億元的“額外利益”。
這樣的背景下，央行的利率政策自然就會傾向于加息和調高準備金，因為加息后通常會增加活期存款與定期存款的息差，進一步提高銀行盈利。同時，由于準備金的利息遠遠低于央票利率，調高準備金有助于央行低成本回籠貨幣，滿足外匯占款和外匯儲備低收益的需要。
因此在通脹下，浮動利率保障下的加息有助于銀行提升盈利，使其成為通脹中最漁利的機構，并且使得中國的金融股估值體系與世界其他國家更為不同。據新華社報道：目前全球前1000家大銀行中，我國已有84家，雖然銀行資本額只占1000家銀行的9%，但獲利卻占25%。在中國的銀行業改制上市過程中，華爾街給中國開出的藥方就是引進海外戰略投資者。而在中國的金融體制保障下，銀行股的暴漲使得這些所謂的戰略投資者在中國金融股上賺取了數萬億元的利潤。
中國金融制度造成的系統性存貸利差所形成的利潤，實際上就是一種變相的貨幣稅收。如果我們把這個世界經濟總量第二的國家的廣義貨幣M2設定征稅權，考慮活期存款的政策性息差達到了M2的3%以上，以這個收取M2的3%的征稅權利進行出讓和上市，資本市場上的市值又應當是多少？西方這樣的金融股投資利潤的背景實際上就是中國政策改變所帶來的，不是什么他們作為戰略投資者帶來的。而我們的M2大于GDP，3%也高于多數情況下的CPI，這樣的金融機構的M2的3%的政策性收入，又給中國的經濟社會注入了多少政策性通脹呢？

過剩經濟下
資源的食利與反食利

世界資源格局猶如股市，資源欠發達國家相當于散戶，執世界金融牛耳的資本大鱷是莊家，通脹就是金融強國控制資源和資源國家食利的做莊操盤手段

■  環球財經特約撰稿 張捷

解決全球政府的負債超標問題，惟有通過一次長期的通脹來完成，但很多人對此懷有疑慮，質疑的理由是：我們進入了過剩經濟，而通脹是供給不足產生的，似乎通脹的壓力可以完全被過剩經濟所消耗。
在過剩經濟下如何會產生通脹呢？通脹的長期動力在哪里？

過剩經濟下世界通脹的長期動力來源
筆者認為，現在的過剩經濟是產能的過剩而不是資源的過剩。由于產能過剩，對于人們提高生活質量的期望限制，就從以前生產不了，變成了沒有那么多的資源可供生產；因此制約經濟發展的要素從此前人的創造力限制，逐步變成了資源的供給限制，從而造成資源長期緊缺的趨勢。
資源緊缺就是通脹中最大的供給不足，就是通脹的巨大動力。我們過剩的產能下實際上不僅僅是消費的不足，更是要滿足這些產能的原材料和能源的供給的不足。
但是對于當今世界資源會長期緊缺這一觀點，很多人持有不同意見。主要理由就是資源緊缺在上世紀70年代就已是世界的熱門話題，當時預言石油即將用盡，結果過了40年也沒有發生，而且隨著科技的進步可以完全解決這樣的問題。這其中有個小故事被屢屢提及。
1980年，美國經濟學家朱利安·西蒙(Julian L. Simon)與斯坦福大學生態學家保羅·埃利希(Paul R. Ehrlich)打賭，各自以假想的方式買入總計1000美元的5種等量金屬，以1980年9月29日的各種金屬價格為準，假如到1990年9月29日，這五種金屬的價格在剔除通貨膨脹的因素后上升了，認為科技進步能夠解決資源有限問題的西蒙就要付給埃利希這些金屬的總差價。反之，認為資源日趨短缺、價格必將上漲的埃利希則把總差價支付給西蒙。
結果10年后，埃利希輸了。
為什么上世紀70年代以后沒有發生預想中的大規模資源緊缺？為什么埃利希會輸？這與當時的國際政治格局變化有關。隨著80年代后前蘇聯的逐步沒落直至解體，這個曾經的超級大國以及資源富國變成了不得不以出售資源為生的乞丐國家，給世界市場注入了大量資源。
與此同時，中國開始了改革開放，在初期也不得不以廉價出售資源來換取經濟發展的第一桶金。而南非亦是在這一時期逐步解除被制裁回到國際社會，這些資源大國的“傾巢而出”，極大地減緩了世界資源供給的緊缺局勢。但今非昔比，當今中國和俄羅斯等已經走上崛起之路，這樣的世界格局變化造成了2008年金融危機前的大宗商品大牛市，雖然這牛市被2008年金融危機所遏制，但隨著危機的過去，大宗商品牛市定會卷土重來。因為目前發達國家人口總計約10億人，而正在崛起的新興國家人口遠遠多于發達人口，如果這些人要享受發達國家同等資源消耗下的生活，后果將會如何？前些時日，美國總統奧巴馬說中國人要享受美國人那樣的生活是世界的災難，撇開其立場問題，此言也確實反映了在中國崛起的過程中世界資源供給格局必然改變的客觀事實。
資源緊缺的變化趨勢，可以用美元與黃金的走勢來觀察。在上世紀70年代的“資源危機”以后，隨著布雷頓森林體系解體，黃金價格從35美元/盎司漲到800多美元/盎司，但是隨著蘇聯的解體和中國的開放，黃金價格一路下滑到不足300美元/盎司，現在又一路上漲至1200美元以上，在黃金的貨幣屬性淡出市場的時候，其資源等價物的屬性反而越發凸顯。
科學技術能解決資源緊缺的問題嗎？在熱力學第二定律建立起來后，世界認識了熵和熵增加原理，大家因此知道，能量守恒和質量守恒的轉化是要付出熵增加的代價的，熵是不可轉化為做功的能量和世界無序度的度量，這個世界的有序和可以利用的能量是不斷減少的，也就是資源的總量是守恒的，而可以利用的資源卻在減少。以熵為尺度，我們就可以把各種可以替代和混淆的因素都給屏蔽，熵增加原理確立了資源財富在轉化中的代價，也確立了資源的有限性。比如，我們目前提倡的環保、綠色產品，由于原來粗放生產的低成本被環保綠色資產的高成本所替代，其價格也提高了很多。從貨幣購買力的角度來看，同樣的貨幣能夠買到的東西變少了，本身就是通脹。
如果科學技術的進步不能打破熱力學第二定律，不能改變熵增加的方向，資源隨著熵增加逐步緊缺的趨勢就無法改變。
在資源有限性前提下，世界經濟的大發展，“金磚四國”經濟崛起，必然要伴隨著世界資源的緊缺與再分配的過程，排除武力掠奪的極端方式，資源的再分配首先就是資源先占者的一個資源漁利、食利的過程，這樣的得利沒有付出勞動，在勞動價值主導的信用貨幣體系中的反映，就是通脹！

資源緊缺型通脹的結果是滯脹
資源先占者的漁利體現在多個方面，如石油國家、主權石油公司的崛起和歐佩克對石油市場的影響把油價推高，與中國經濟密切相關的鐵礦石礦山卡特爾不斷推高鐵礦石價格等等，都是原來的資源占有者對于新來者的漁利。這樣的交易不再是等價交易，而是不等價交易，也就是要資源占有者覺得占了便宜才會出售，而在這不等價交易中“便宜”出來的貨幣，就是對于整個經濟的流動性輸入，成為通脹動力的來源。
通脹泡沫輸入的多少，也與資源占有者態勢的強弱有關。以石油為例，美國與中國取得石油的成本絕對不相同，中國只能按照國家價格購買石油，但是當前美國國內汽油價格（含30%左右的燃油稅）只有每加侖不到3美元，不含稅的約為2美元，而目前國際原油價格約為80美金/桶（一桶為42加侖），原油的FOB成本就接近2美元，加上運費、煉油成本與損耗、批發零售的差價和合理利潤，在沒有補貼的情況下，美國人能享受如此優惠的油價，只能說明一個問題，那就是美國得到了遠比國際油價便宜的石油！這樣的食利背后，就是經濟實力、軍事實力、國際政治實力、金融實力等綜合國力的全方位博弈。
在過剩經濟下出現的資源緊缺通脹，其結果就是滯脹成為全球各國一致需要對付的難題。因為資源先占者的食利必然導致資源價格暴漲，而過剩經濟又使得工業制造的價格因過剩而下滑。這樣的滯脹結果，掩蓋了世界通脹的真相，尤其是科技制品價格的迅速下跌，更是對沖了資源產品價格的上漲。就如摩爾定律，電子產品性能在18個月內提高一倍，價格降低一半，使得同樣一個產品中的電子化部分的成本大大降低，對沖了產品生產所需要的能源和原材料價格上漲，從而保持了產品價格在一定時期內的相對穩定。
當今世界是一個把各種傳統產品電子化的時代，產品電子化的結果就是加速了產品更新周期，掩蓋了產品中資源漲價的真相，這樣的結果必然導致滯脹。而在滯脹的過程中，社會財富和國家財富完成新一輪再分配。

通脹是對付資源食利的手段和結果
為了避免滯脹這一最糟糕的結果出現，在資源緊缺時代，發達國家是不能容忍資源國家的食利完全主導世界經濟話語權的。因此對于資源緊缺的壓力，利用自己的市場地位和經濟、金融優勢遏制資源食利是必然的。
這樣的遏制手段就是要進一步產生通脹，而通脹本身也是遏制食利的重要手段。因為資源出售者只能獲得一次性現金流，如不將其投入實體經濟投資，則只能面臨在通脹中貶值的風險。當他把出售資源的所得投入到實體經濟中后，就不再是食利者了，所以要依靠資源所得持續食利是不可能的。
遏制資源先占者食利，首先就是利用金融資本所控制的交易渠道來控制其漁利水平，賺取渠道利潤對沖資源上漲的壓力，這是金融大國的漁利，背后也是他們金融資源的漁利。當前，幾乎所有的資源產品都建立了各種交易所進行現貨和期貨交易，同時還產生了大量衍生產品，這些交易的虛擬產品和期貨吸引了大量金融資本進入，給金融經濟注入了大量流動性。2008年的金融危機就是一場衍生品泛濫的危機，這些衍生品的博弈本來是零和博弈，卻導致金融資本得利、產業資本買單的后果，金融資本所得成為了對于使用資源的實體經濟的通脹輸入。無論產業多么過剩，資源的成本上漲造成產業成本大增，最后成為漲價的巨大支撐。
就如中國的外貿工業產能過剩和收入降低，但是產品價格反而面臨漲價壓力，壓力來源就是原材料的漲價，而原材料的漲價既有資源占有者的漲價，也有金融資本渠道博弈利益的轉嫁?！凹舻恫睢本褪前l達國家在國際貿易中的一種重要交換手段之一，發達國家利用其金融壟斷地位控制發展中國家的對外貿易，一方面壓低發展中國家生產的初級產品世界市場價格，另一方面又提高發達國家生產的工業制成品的世界市場價格。占據金融和市場主導地位的發達國家通過這種交換手段可以贏得高額利潤對付資源占有者的食利行為，而這人為提高的工業品價格，也就成為了通脹的來源。
這樣的手段就是以金融泡沫來對抗資源價格的上漲，對于有世界金融控制權的國家是無本得利的手段。當然，如果把社會資源也算作一種資源的話，發達國家控制的金融資源就是人類社會核心資源之一。對于金融控制權的爭奪決定國家的根本。因此在上世紀美國的很多經濟學家斷言價格機制可以解決資源的緊缺，原因就在于他們通過注入金融泡沫，導致世界通脹下抵消了資源的漲價，使得資源價格在以金融霸權國家貨幣計算扣除通脹因素以后的價格得到限制，也就是讓貨幣更快貶值來對付資源的上漲，這就是美元長期貶值背后的資源層面的博弈。
這樣的金融泡沫本身，也是世界通脹的動力來源，終究要有人為這樣的通脹買單，因而對于沒有金融控制權的國家，要購買資源就大大不同。中國與美國就存在這樣的不同。當美國利用其金融衍生品操縱世界資源價格的時候，中國只能為自己高成本的資源買單，君不見，在2008年金融危機中，中國有相當多的大型企業在資源套期保值的博弈中損失慘重——而你的損失必然就是他人的盈利，對沖了他人的資源成本！
其二，科技、標準、知識產權等也是遏制資源漁利的主要手段。資源深加工的技術多被發達國家壟斷，導致很多發展中國家只能低價出售資源，而技術所有者則攫取資源深加工后的壟斷高利潤。如當今歐盟大打“環保牌”，就是設立了技術的更高門檻，人為設置碳稅、碳排放交易等，從而從資源食利者那里分了一杯羹。
其三，就是利用自有優勢資源進行漁利，尤其是發達國家可以借助社會資源的優勢而漁利。比如品牌價值的挖掘，發達國家占有世界幾乎全部的奢侈品品牌，2010年奢侈品在歐元貶值中逆市漲價，歐洲奢侈品牌集體漲價。最高調的當數Chanel，部分產品調價幅度高達30%。
奢侈品價格跟隨匯率而動早有先例。2009年人民幣兌英鎊一度跌破10：1，使得英國成為全球購買LV最便宜的國家。但不到一個月，LV和Chanel就宣布將英國零售價上調10%左右。
美國也善于利用科技優勢換取資源，尤其是在醫藥、基因和半導體等資源低消耗的產業上，在信息資源上其優勢體現得更為突出，美國的互聯網和互聯網上的信息搜索、域名解釋、數據庫、相關知識產權等等，已經成為當今世界的生活必需品。
其四，資源積累和先發建設也是對抗資源漁利的重要手段，只要擁有足夠的儲備資源，就能應對過度漁利。如中國的稀土在世界上占有絕對的資源優勢，但由于世界儲備太大，價格難以上漲。中國現在需要的是大量的戰略資源儲備，尤其在通脹中，供給不足的東西的價格漲幅必將遠遠領先于平均通脹水平，從而取得相對于通脹的正收益。在資源緊缺的通脹下，國與國之間取得博弈勝利的關鍵，來自于資源的儲備而不是貨幣的儲備。而單純的儲備資源又趕不上資源儲備性的投資，也就是適度的超前建設是非常需要的，可以用來規避未來的資源食利行為。如中國進行的巨額超前基建本身就是一種資源儲備，相對于基建落后的印度，我們的超前建設就是一種帶有資源儲備性質的投資。
世界資源格局猶如股市，資源欠發達國家相當于散戶，執世界金融牛耳的資本大鱷是莊家，通脹就是金融強國控制資源和資源國家食利的做莊操盤手段。

中國應對通脹之策

在面對通脹的風險下，筆者呼吁，我們需要的不是加息而是降息，同時更快地發展資本市場，促成更多企業IPO進入資本市場吸收流動性，減緩通脹壓力，以時間換空間的方式消化過剩的流動性。而在這其中，如何使普通老百姓收入得到提高，而不是置他們于通脹下首先被掠奪的困境，是問題的焦點。如何保護本國資源與實體經濟企業，是問題的核心

■  環球財經特約撰稿 張捷

一分為二認識負利率
一通脹，就加息，這是過去數年，我們所看到的中國央行在治理通脹上的應對之策。如前所述，首先我們應認識到通脹是全球大勢所趨，不應也不能把“通脹”與“惡性通脹”相混淆，從而“談通脹色變”；其次，在中國浮動利率體制下，加息的最大受益者是銀行，所以，筆者認為，一有通脹苗頭就以“負利率”的恐慌來要求加息，并非是解決通脹的良策。
中國能不能有負利率？今年4月，德意志銀行大中華區首席經濟學家馬駿撰文表示，“中國負利率問題嚴重，加息不宜再拖”。如今，在7月CPI超過3%的背景下，加息的預期再度加強。
筆者認為，對于負利率的認識應一分為二。
事實上在中國現行的浮動利率下，大部分的存款活期存款利率本來就很低，不要說在通脹下，就是在正常的CPI增長下，也是徹底的負利率。如前所述，加息最大的受益者是以政策的強制手段增加利潤的銀行業，而不是老百姓。
2007年次貸危機爆發后，美國在短短一年內9次降息，把利率一下子降低到幾乎為零，來了個徹底的負利率。在經濟好轉后，2010年3月17日凌晨美聯儲宣布：維持0～0.25%的基準利率區間不變，并重申將在較長時間內保持利率在超低水平。同樣，歐元區16國也是實行再融資利率1.0%、邊際貸款利率1.75%、存款利率0.25%的超低利率。如果剔除通脹率，這些超低利率就是實際上的負利率。
美聯儲、日本和歐盟ECB搞負利率也是出于他們的利益需要，美聯儲的低利率直接結果是造成已經發行的債券得到升值，使得新債券容易發行，與此同時對于股票的估值也會因為利率的下降而提高，在通脹的背景下使得股市可以更快膨脹，以此吸收大量流動性。由于負利率的結果使得債券、股票和貨幣比實體經濟更加保值，因此我們看到，2008年金融危機下石油價格的下跌速度和幅度，要快于道瓊斯指數的下跌速度和幅度，美元匯率大漲，石油、有色金屬等能源、資源、原材料的下跌，使得實體經濟成本相應下跌，從而使實體經濟得到喘息。
前面已經分析了在通脹時并非借款人都是賺便宜的，因為在浮動利率下的加息有可能讓貸款利率浮動成為高利貸，反而更可以盤剝借款人的財富。因為這樣的浮動利率使得放貸是包賺不賠，而“高利貸”的結果就是把風險和泡沫轉嫁給實體經濟，實體經濟只有進一步漲價這一條路可以走，結果進一步加劇通脹，導致通脹失控，發展成為惡性通貨膨脹。
負利率實際上是在通脹經濟模式下一個分配資源的方式，在通脹的博弈下，出現經濟金融危機造成社會都有損失的時候，把各方的損失進行合理分配是至關重要的，如果采取正利率，結果就是損失完全由實體經濟承擔，金融體系是不承擔損失的，因為實體經濟需要融資收益高于通脹才能盈利，但同時它必須持有備付現金，要忍受通脹的盤剝。結果就是通脹下財富從實體經濟流向金融體系，誘發金融領域的投機使得通脹更加強烈。相反地，如果實行負利率政策使得金融業也在通脹中承受損失，那么金融資本本身就有抑制通脹的強大需求，而且負利率使得已發行債券和股票增值，也保護了金融資本的利益。

貨幣貶值：以時間換空間
“二戰”以后，西方經濟體一直處于長期的可控通脹中，即便是金融危機時也沒有發生惡性通脹，筆者認為原因之一就是負利率政策。
在西方的負利率下，由于社會上的貨幣持有者多是富人，窮人多是借錢，這樣窮人在危機中收入減少的情況下，貸款消費所承擔的利息也減少了，促進了窮人的借款消費。而對于富人看似在貨幣購買力上遭受了重大損失，但是他們也可以失之東隅收之桑榆，他們還持有大量股票和基金，這些都是負利率受益品種。如果富人還投資有產業，負利率對于他們所投資的產業也是降低財務負擔的好時機。美國社會在股票和共同基金上，1%最富有家庭擁有的資產額占全部股票和共同基金額的38.3%，接下來9%富有家庭該項數據為42.9%，而余下90%該項數據僅為18.8%。在投資資產上，1%最富有家庭擁有的資產額占全部投資資產額的49.7%，接下來9%富有家庭該項數據為38.1%，余下90%家庭該項數據僅為12.2%。這樣的財富結構，使得美國社會在負利率面前，各方得利（或受損）相對平衡。
即使是對于金融業，在負利率時收益下降，但也避免了貨幣的立即貶值，成為了一個時間換取空間的游戲，把本應貶值的空間置換成為了負利率下的時間，通過時間的磨合把本來激烈的矛盾沖突變成緩和的漸變過程，使社會、經濟各方面有時間來調整、緩沖和適應。
貨幣的價值體現在兩個方面，一個是貨幣的購買力，另外一個是貨幣的時間收益價值利率，貨幣的購買力下降是貨幣的直接貶值，而貨幣的負利率使得貨幣的時間收益價值為負值。在通脹模式下，是直接的購買力貶值還是使得貨幣的時間收益價值下降，本身就是一個時間上貶值還是空間上貶值的取舍。
進一步思考，通脹發生的根本原因就是貨幣過剩，面對過剩，根據供需關系，就意味著降價，利率實際上就是貨幣資金的市場價格，負利率實際上就是降價！在正利率的情況下，供應貨幣永遠是有利可圖的事情，這樣貨幣供給只能是越來越多，最后發展成為惡性通脹，只有通過負利率讓貨幣的供給降低下來，通脹才可以受到控制。
在世界成為一體的時候，如果某個國家實行負利率而另外的國家實行正利率，將造成兩國的匯率呈現一個長期趨勢，就是負利率的國家貨幣貶值，正利率的國家貨幣增值，而這必將造成“劣幣驅逐良幣“的效應，各種投機分子都會把負利率的資金投放到正利率的地方套利。在國與國之間不僅僅是利息差還有匯率差，加之多倍的金融杠桿，因此結合中國的匯率、人民幣升值壓力、國際熱錢套利對沖，我們就完全可以理解西方為什么對于我們極力鼓吹不能負利率而自己卻實行了徹底的負利率，這樣的言行不一，更揭示西方對于我們政策輿論導向背后“利益高于一切”的實質與真相。

不能為了擠泡沫而增加泡沫
在通脹的模式下，中國與世界還有一個重要的差別，就是資產證券化的問題，中國企業是以貸款為主要的融資手段的，企業取得貸款后，錢還是要存在銀行的，這樣增加的存款M2是可以再貸款繼續衍生出新的M2的，也就是貸款存在銀行變成新存款再放貸。其倍增效應非常巨大。
西方企業主要通過股票融資、債券融資為資金來源，銀行發放貸款以后也多通過抵押資產的資產包發行次級債券，來取得放貸的資金來源。采取股票、債券等方式融資，賣出股票、債券得到多少錢對于M2是不產生變化的，因此就沒有M2增加的壓力。因此對于貨幣流動性就沒有輸入也不產生通脹的壓力，不同的融資方式對于通脹的結果是不同的。
對于貨幣衍生的限制，在金本位時代是實際貴金屬貨幣與紙幣的使用比例。在現代貨幣體制下，則是央行的存款準備金制度，即每一次衍生所帶來的存款要繳存一部分到央行作為準備金，使得衍生處于遞減的狀態。
如果存款準備金比率是5%，則是衍生20倍；存款準備金比率上升到10%，衍生就是10倍；如提高至20%，衍生就是5倍。所以央行通過提高存款準備金率，控制市場中的流通貨幣。但是應該看到，隨著準備金率的提高，其調控的邊際效用也是在遞減的。如準備金率從4%提高到5%，這提高的一個點對于衍生是25倍變成了20倍，資金減少了20%。但是如果從19%到20%的時候，則是從衍生5.26倍變成5倍，只減少了資金量的5%。5月，央行在今年第三次宣布提高存款準備金率后，如今我國商業銀行的存款準備金率達到17%，離歷史最高點17.5%僅一步之遙。接下去即便再度提高，對于市場貨幣供應的調整作用也是在弱化的。而且這樣高的準備金提交到央行，央行是不付利息給商業銀行的，但是商業銀行的存款卻是要付息的，因此這樣的利差，就相當于給社會注入流動性，準備金的比例越高所注入的就要越多，以6%左右的利率、20%的準備金率來計算，注入的資金額就是M2的1.2%。
對于市場上流動性泛濫，還有一種回收流動性的方式，就是央行所發行的央票。央票是中央銀行為調節商業銀行超額準備金而向商業銀行發行的短期債務憑證，其實質是中央銀行債券。一般而言，中央銀行會根據市場狀況，采用利率招標或價格招標的方式，交錯發行3月期、6月期、1年期和3年期票據，其中以1年期以內的短期品種為主。央行對于市場貨幣量的調節可以發行新的央票也可以回購央票，實現貨幣市場的回籠和投放。
央票與金融市場各發債主體發行的債券有根本區別：各發債主體發行的債券是一種籌集資金的手段，其目的是為了籌集資金，即增加可用資金；而央票是中央銀行調節基礎貨幣的一項貨幣政策工具，目的是減少商業銀行可貸資金量。
央票是成本性的工具，央行必須對發行的央行票據還本付息。這樣的利息是在沒有生產和創造的情況下發放的利息，說白了就是央行的印鈔工作，也就是說，用央票調節貨幣供給也是要注入流動性的。
同時我們外匯儲備持續增長，外匯占款比例節節攀升，外匯占款于2010年一季度已經達到20萬億元以上，而且還在持續增加中，央行被迫大量發行央票，在這一因素沒有得到明顯緩解的同時，央票大量到期兌付，又成為新壓力因素。此外，由于我們的大量流動性泡沫是由于匯率套利等問題由外部輸入的，這樣的泡沫來源是單方面難以阻止的，但是，為了對抗流動性泡沫，央行因回收央票回收而付息，反而成全了泡沫注入者的利益，它們的漁利成為了我們通脹的動力。
貨幣市場上多出來的泡沫，就如把鹽溶到水里容易，而把鹽從水里提取出來困難一樣，向市場兌入泡沫容易，擠出泡沫困難，而擠出泡沫付出代價的本身還形成新的泡沫。因此資產證券化是在西方設計的金融游戲規則中一個較為適合的做法，而中國的金融體系還是傳統的錢莊模式——存款、放款、開銀票、衍生銀子……如前文《中國應警惕在全球通脹中被掠奪》中所述，在以貸款為主的融資模式和以證券為主的融資模式之間，發生惡性通脹的風險顯著不對等，這些體制上的差距需要時間來加以彌補。
2008年3月14日，中國人民銀行通過了《銀行間債券市場非金融企業債務融資工具管理辦法》自2008年4月15日起施行，中國的資產證券化有了一個開端，在應對西方金融游戲規則上，中國金融體制也將逐步完善。
 
通脹下保護本國實體經濟是重中之重
在通脹中，肯定要有資產和財富再分配的過程。如果是伴隨著經濟危機，也肯定要有人經受損失，但是對于不同的經濟體制，到底是哪一個方面經受損失卻是可以不同的。
在我們的過剩經濟背景下，除了資源緊缺被輸入通脹以外，內部的原因惟有過度的貨幣與實體脫節，才有可能造成惡性通脹，保住實體經濟不垮臺的結果，就是避免虛擬的貨幣與實體經濟的差距，也就遏制了通脹。如果實體經濟在通脹中垮臺，其結果就是將原來已經過剩的虛擬的貨幣與實體經濟的差距拉得更大，通脹將加劇。而通脹加劇又促使實體經濟進一步地萎縮，這樣的通脹正反饋就發生了，在不斷地反饋之下必然會把受控的通脹變成不可控制的惡性通脹。因此在通脹的模式下保護實體經濟是最重要的，保護了實體經濟，就避免了通脹正反饋和演變成惡性通脹的經濟災難。
對于資源輸入性的通脹，如果實體經濟能夠生產資源國家不能生產的產品，也可以通過提高優勢產品的利潤來博弈資源漲價的漁利，如美國就以生物醫藥產品的超高利潤出口換取了大量資源，這樣的有高科技優勢的實體經濟體尤為重要。
通常我們認為美國采取的是“金融治國”政策，這不假。但在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后，我們看到，在危機中美國政府放任了貝爾斯登、雷曼兄弟等金融企業的倒掉，對汽車產業卻采取了強力救助措施。
現代的貨幣體系是一個信用體系，實體經濟是這信用的最終來源，只要最高的控制體系和最低的實體經濟信用基礎在，中間環節是可以重建的，而且重建過程本身還可以成為資本大鱷漁利“剪羊毛”的過程。但如果基礎的實體經濟不存在，金融也就成為了無源之水。金融體系再完備，最后也是空中樓閣。所以在通脹危機下實體經濟最重要，西方在多次經濟危機中所積累的經驗就是保護其實體經濟不受損失，以此作為日后競爭的資本。
高端和強大的制造業永遠是一個國家的立國之本。德國正是通過它的精密儀器和高端制造業而迅速崛起。當別人都在玩金融、玩虛擬經濟的時候，德國卻在老老實實地打造其高端制造業。德國人的嚴謹和務實，是它立于不敗之地的秘密。
值得警惕的是，目前在中國證券市場上，金融股占據了絕對的權重地位。進入2010年以來，銀行股IPO和再融資就是貫穿始終的市場熱點，農業銀行、光大銀行上市不久，中行、工行、建行的再融資便迅速提上日程。我們應該注意到這樣龐大的融資需求，除了與對金融企業資本充足率的相關要求有關外，也與貨幣的增加量有關。而中國的貨幣增加量與我們膨脹的外匯儲備和積極的財政政策有關。銀行這樣的融資需求正是由于我們的外匯輸入性和投資拉動性通脹而產生的。如果是正常的經濟增長，銀行利潤同步增加，新增利潤就完全可以滿足資本充足率的要求。銀行股產生異常龐大的融資需求，擠占了實體經濟的資本來源和融資空間，在另外的層面上給實體經濟造成傷害。
此外，在通脹的情況下，如果金融業要求貨幣不貶值，讓多出來的貨幣還要保持原來的價值，讓利率浮動到超過通脹的結果，就是所有多發行的貨幣所對應的財富要從實體經濟中掠奪，實體經濟就要面臨被擠垮的困境。尤其在中國生產型增值稅的模式下，價值沒有增長只不過是貨幣的數字變化，卻要直接導致增值稅的增加，更增加了企業的負擔。在西方國家一般是消費性增值稅，對消費性產品征稅，稅賦攤在社會消費和通脹的投機者身上，而對于生產者的實業投資則輕稅甚至免稅，這都有利地保障了通脹下本國的實體經濟。
如果依靠加息來對抗通脹，如前所述，金融企業的政策性盈利，來源于對實體經濟的掠奪。實體經濟受到壓力的結果，不是產品的漲價就是對內的人力成本壓縮。在我們大力調控不讓CPI和PPI上漲的背景下，實體經濟要存活，要盈利，只能是降低職工工資收入。我國居民勞動報酬占GDP的比重，在1983年達到56.5%的峰值后就持續下降，2005年已經下降到36.7%，22年間下降了近20個百分點。如果對于老百姓的收入再進行購買平價計算，我國的老百姓收入水平降得還要厲害，社會收入的非正常降低導致消費不足，實體經濟自然就非正常地進入過剩，這樣的過剩只有向國外輸出，造成過于依賴出口的經濟和出口價格過低資源外流，一系列問題就此產生。從前期鬧得沸沸揚揚的富士康“十三連跳”中，已可見問題的端倪。而若放開工資上漲，又要承擔報復性通脹壓力下的惡性通脹風險或失業率大幅提高的就業危機。2010年8月6日人民網發表文章《國經中心專家稱避免工資上漲幅度過急過高》，這種擔憂如影隨形。因此我們可以看到西方負利率政策以時間換取空間，把通脹壓力和風險留在金融系統而不傳導到實體經濟的重要性。
由于當今的單極世界較為穩定，已經形成了進化穩定環境和進化穩定策略，世界的通脹趨勢、政府的高額負債、負利率和貨幣的競爭性貶值，即是世界經濟的進化穩定策略之一。要打破這樣的環境，出現突變奇跡，需要特別的歷史機遇。中國的崛起需要等待世界的環境機遇長期準備，非一蹴而就能夠實現。在世界經濟強國之林，作為后來者的中國，對策當是“先為不可勝再待敵之可勝”，在尚不足以制定規則、建立以中國方式為主導的進化穩定策略前，遵循、跟隨現有規則，是最重要的生存之道。
面對全球必然通脹的大趨勢，筆者認為，我們需要防止的是“惡性通脹”而不是“通脹”本身，對策不是加息而是降息，同時更快地發展資本市場，促成更多企業IPO進入資本市場吸收流動性，紓緩通脹壓力，以時間換空間的方式消化過剩的流動性。而在這樣一個歷史過程中，如何使普通老百姓提高收入，而不是置他們于通脹下首先被掠奪的困境，是問題的焦點。如何保護本國資源與實體經濟企業，是問題的核心。惟此，中國才能在全球通脹趨勢下，取得博弈的勝利，向世界強國之路挺進。
                     （本文為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本刊立場）

通脹，全球逃不脫的宿命

環球財經特約撰稿 張捷

對于世界為什么會“必然通脹”這個結論，得從世界各國的負債說起。
自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各國都采取了積極的財政政策，負債迅速增加，與此同時，美國的金融衍生品泡沫尚未完全擠出。在經濟危機初期，由于人們對于市場的謹慎，更傾向于持有現金，以前各種被炒熱的資源在需求不足下回落，過剩的產能完全可以彌補短期保障的需求，因此危機開始不久后所表現出來的就是通縮和美元走強。但是隨著危機的發展，各國政府的“大撒把”，終將有人要對各國的救市和債務買單。要走出危機，世界進入通脹不可避免。
因為，這些負債大量被國際流通的金融資本和國家外匯儲備所持有，如果讓貨幣升值通縮，豈不是讓債權人得利？掌握世界各國經濟的操盤者怎么可能會這樣舍己為人甘當“活雷鋒”呢！
當前世界主要國家的負債對其GDP的占比，已經遠遠超過國際公認的警戒線。

美國的債務巨坑與虛擬經濟黑洞
首當其沖的就是美國。在成為統治世界的單極后，美國權力的膨脹加速了國家以及國民的過度消費，所有權力機構的利益都在膨脹，致使政府赤字不斷增加。因為權力機構是通過各種形式的選舉產生的，而選民所需要的就是不斷地得到利益實惠，但是哪里有無限增加的利益實惠呢？結果壓力就轉嫁在社保體系上。為了維護社保體系的穩定，赤字壓力于是轉嫁給金融體系，再通過美元的貨幣政策轉嫁給全世界。但是全世界的承受能力也是有限的。
2010年6月2日美國財政部公布數據顯示， 6月1日美國國債突破13萬億美元，創歷史新高，相當于其國內生產總值的近90%。資料顯示，10年前美國國債是5 .7萬億美元；5年前，即2005年增加至7.7萬億美元；而在最近5年，欠債已近翻倍。
有分析稱，目前美國約有3.09億人口，13萬億美元國債代表平均每人負債超4.2萬美元。更驚人的是，國債正以一年增加一萬億美元的速度增長，而美國一年的GDP才14萬億而已。國際上公認的債務占GDP比例安全線是60%，美國卻奔著100%去了。
這還僅僅是公開的數據。據估計，加上醫療保障、養老保險等隱形債務，美國現在已經陷入了一個高達約73萬億美元的債務巨坑。73萬億美元是什么概念？全世界一年的生產總值也不過50萬億美元左右。也就是說，美國3億人，把全世界都花破產了一次半。
1998年，當美國國債達到2.7萬億美元時，紐約時報廣場設置了一座“國債鐘”，提醒國人注意。沒想到，10年過后，2008年美國國債跳升到10萬億美元，國債鐘因數字不夠用而停擺，經重新翻修增加數字才再度啟用。
美國的虛擬經濟更是一個黑洞。據美國財政部統計，截至2007年底，美國居民、政府、金融機構等末到期債務的資產總額為50萬億美元；美國居民住房抵押貸款總額約為12萬億美元；美國債券市場總值為27.4萬億美元；美國股票市場總值約為16.5萬億美元。此外，美國的期貨、期權以及保險領域等金融衍生品涉及的金額更是巨大，僅“信用違約掉期”一項所涉及擔保的金額就從2000年的1萬億美元，暴漲到2008年3月的62萬億美元，這一數字還只包括了商業銀行向美聯儲報告的數據，并未涵蓋投資銀行和對沖基金的數據。其他衍生品，如利率違約互換等的總額，初步估計大約為340萬億美元左右。
美國的貨幣構成已經從廣義貨幣M2擴張到M5，根據美聯儲發布的統計數據，早在1979年1月，M5的總量已經是M2的183.8%，這些五花八門的貨幣都需要投資機會以追逐利潤。長此以往勢必導致另一個失衡：貨幣發行量與真實財富間的失衡，這是衡量美國經濟虛擬化程度的另一個指標。以1959年一季度值為1，到2008年二季度，美國以不變價計算的GDP增加到4.90，而廣義貨幣M2增加到26.57倍，美國平均每年超額發行貨幣的速度為3.51%。這種失衡在上世紀70年代就將美國拖入了滯脹。

歐洲債務危機
歐洲從今年開始也進入了歐元和主權債務危機，危機首先從歐盟中經濟相對落后的國家開始。當前希臘已深陷債務危機，葡萄牙、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南歐國家，在財政赤字問題上與希臘同病相憐。2010年4月標準普爾宣布將希臘的評級下調至垃圾級別。
令人不安的是，希臘問題只是歐美“福利國家病”的冰山一角。雖然希臘在債務問題上“走在了時代的前列”，但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甚至英國也緊跟其后。有統計顯示，發達國家的債務占GDP比例接近100%左右，而人口老齡化和福利的泛化則可能使這一債務進一步加劇。
即便是歐盟的領頭羊——德國，其經濟金融情況也難稱樂觀，2010年6月28日法蘭克福普華永道會計師事務所發布報告稱，德國銀行業的賬面壞賬規模居歐洲各國之首。數據顯示，截至2009年年底，德國銀行業資產負債表上的壞賬賬面價值同比增長了50%，達到2130億歐元。該報告同時披露，2009年，英國銀行業的不良貸款由前一年的1070億歐元增加至1550億歐元；西班牙銀行業的不良貸款由754億歐元增加至968億歐元；意大利銀行業的不良貸款也從420億歐元增加至590億歐元。
在市場對希臘、西班牙等“五豬”國家的銀行業壞消息逐漸麻木之時，來自法國、德國、英國等老牌強國的銀行業壞消息，再次攪動了市場的不安情緒。8月初，惠譽國際評級機構將法國巴黎銀行的評級從AA級下調至AA-級。國際清算銀行也進一步披露了法、德銀行分別在歐元區高達4930億和4650億歐元的巨額風險敞口。
為了挽救歐元和歐洲的債務危機，再次救市的貨幣超量投放已經不可避免。5月10日經過10多個小時的漫長談判，歐盟成員國財政部長10日凌晨達成一項總額7500億歐元的救助機制，以幫助可能陷入債務危機的歐元區成員國，防止希臘債務危機蔓延。這樣大的貨幣投放只不過再一次增加了遠期的債務和市場的流動性，為將來的通脹再一次注入了動力。
而前世界金融中心英國，也在債務上深陷泥潭。2010年7月13日公布的英國國債狀況顯示，實際數字比此前承認的高出3倍，達到4萬億英鎊。這是英國國家統計局第一次公布多年來積累的“國家資產負債表”。按照英國總人口6140萬(截至2008年底)來計算，每個英國人需要分攤約6.5萬英鎊的國債。這樣高負債，使得獨立于歐元之外的英鎊也面臨巨大壓力，歐洲對抗通脹最后的“堡壘”也不復存在。
亞洲豈能獨善其身
那么亞洲的情況又如何呢？我們可以看一下亞洲經濟龍頭日本的情況。據日本財務省2010年5月10日公布的數據顯示，截至2009財年末（2010年3月）日本包括國債以及借款在內的“國家債務”總額為882.9235萬億日元，相比2008財年末，增加了32.4265萬億日元，創下歷史最高紀錄。
財務省預計截至2010財年末（2011年3月），日本的“國家債務”總額將高達973萬億日元。2010年5月11日，時任日本財務大臣兼副總理的菅直人表示，在2011財年財政預算中，新發行國債將不超過2010財年的44.3萬億日元，日本政府將為此“竭盡全力”。
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統計，到2009年末，包括國家債務以及地方政府債務在內的日本公債余額占國內GDP的比例或達218.6%，大大高于美國的84.8%和英國的68.7%。
在“全球皆債”中，中國是否可以一枝獨秀？2009年，中國國債余額約為6.2萬億元，外債余額為3868億美元，合計相當于2009年GDP的26%，按照國際標準，在安全范圍之內。但是如果考慮到地方政府的債務，問題就不那么簡單了。
央行調研結果顯示，截至2009年5月末，地方政府的3800多家投融資平臺總資產近9萬億元，負債升至5.26萬億元，平均資產負債率約為60%。5.26萬億元的負債相當于去年全國GDP的15.7%，全國財政收入的76.8%，地方本級財政收入的161.35%。
據媒體報道，2010年5月，中國銀監會主席劉明康透露，截至2009年末，地方政府融資平臺貸款余額為7.38萬億元，同比增長70.4%，去年新增貸款40%流向了地方融資平臺公司。為了維系已啟動項目的資金鏈，未來地方融資平臺需要繼續借債，有專家預測，到2011年末，地方融資平臺負債或將高達12萬億元，而地方政府債務總額將至15萬億元。這里面還沒考慮可能存在的層層瞞報情況。而這15萬億的規模本身就已經接近中國GDP的50%了。加上國債占GDP的比例，中國的實際負債比例或已達到GDP的75%。
不僅僅是地方政府，中國的各個部委也是有負債的。以鐵道部和中國高速建設的鐵路為例，根據民生銀行在京發布的《2010年中國交通運輸業發展報告》，由于債務融資比例越來越大，去年鐵道部門支付的利息已經達到400億元以上，預計未來有可能超過1000億元；預計2012年鐵道部的資產負債率有可能超過70%。
此外，中國由于社會福利、教育保障等問題的歷史欠賬巨大，造成這方面政府支出有增無減，如根據世界銀行數據，中國的醫療支出只占GDP的1.2%；而在OECD國家，相關支出幾乎占到政府收入的70%以上。與此同時，2009年中國財政預算赤字達到創紀錄的9500億元，9倍于2008年的財政赤字，而財政部估計2010年全國財政收支差額將占GDP的2.8%，“與上年基本持平”。

超額負債的結果只能依靠貨幣貶值來解決
綜上所述，可以清楚看到世界主要國家政府負債比例早已超過了60％的警戒線，并呈遞增趨勢。這里還沒有考慮政府以發新債還舊債維持政府運轉的現金流所產生的利息不斷增加的因素。若試圖以增加政府收入的方式改變負債，其結果將是稅收暴增，導致經濟體不堪重負，到那時報復性通脹必將到來。
全球主要國家政府負債的后果，只能依靠貨幣的貶值來解決。誰單方面縮減政府開支或者增大稅收來還賬，不但本國經濟難以承受，還可能造成財富外流，因為現在世界是一體化的，大家都貶值的時候你不貶值，全球的貶值劣幣將不斷涌入境內，購買你的優良資產和資源，直到你國內的資源價格漲到與世界接軌，也就是你的貨幣相對于資源的購買力貶值到與世界接軌的水平。這樣的資源外流，換回的是大量不斷貶值的外國貨幣，最后金融系統得到一大堆以“劣幣”計量的“外匯儲備”，然后不得不接受外國的“貶值政策”。
可以說，目前全世界負債所造成的通脹趨勢，非一國之力可以抗衡，欲想阻止只能是螳臂擋車。因此當今世界各國經濟面臨的根本問題不是會否通脹的問題，也不是防止通脹的問題，而是怎樣通脹的問題。
目前國內輿論有一種趨勢，就是“談通脹色變”，8月11日，國家統計局公布數據，全國7月CPI同比增3.3%，創下年內新高，又是一片通脹驚呼聲。其實，通脹本身不可怕，尤其是可控性通脹。我們要做的是，既要防止發生惡性通脹，也要處理好通脹中的財富分配問題、避免社會矛盾激化，而核心則是要保護本國的財富和資源不被掠奪及外流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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