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一些改革開放經濟思想”實踐的反思

對“一些改革開放經濟思想”實踐的反思　　

思想，應是文字、行為、結果三者的構成及其在時代中的展開，所以，對思想的描述尤須顯現這些聯系生成的事態，從理論-實踐的模型理解思想的“是”。具體到對“一些改革開放經濟思想”的敘述，現在幾乎僅限于文字文本，解構了實踐尺度，背離了真理-實踐的檢驗關系，終于成了某些學者“真理的游戲”。這種情境沒有真實再現“一些改革開放經濟思想”中，明顯存在的理論矛盾及理論與實踐的矛盾。本文的目的在于遵循思想描述的實踐路線，對“一些改革開放經濟思想”實踐進行反思。　　

“一些改革開放經濟思想”有五個要點。　　

　   一、“可以搞市場經濟”　　

這個思想，是想實現社會主義制度與市場經濟的結合，即“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它還含有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都是手段，但以市場經濟為主，并確認這不會改變社會主義的性質。可是，這個思想，把“市場”與“市場經濟”等同使用，這就混淆了“市場”與“市場經濟”的概念。根據西方經典定義，這兩個概念不能同一。“市場”作為商品經過價格買賣的時空場所，在不同的社會階段普遍存在著。“市場經濟”，按斯密的敘述是以資本私有制產權為基礎，以私人利潤最大化為唯一目標，以價格機制的調節為工具的資本主義特有的自由經濟制度。按哈耶克的定義則為建立在個人主義基礎上資本主義的自由制度。顯然，“市場經濟”是經斯密至今的200多年西方資產階級定義內涵的概念和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運行機制，其結構模型是：私有企業、資本家階級、價格調節機制、利潤最大化。正因如此，格隆瓦爾德（美國時代公司總編輯）才用 “一個潛在的、很難解決的矛盾，即市場經濟和社會主義制度之間的矛盾”的提問方式，暗示市場經濟的本質是私有化，社會主義的本質是公有化，這兩者的對立如何才能統一呢？　　

事實上，“可以搞市場經濟”的選擇是對所有制的又一次革命。以市場經濟為主后，不可避免地會出現它固有的邏輯發展，引起生產關系的變化和財富分配原則的重建，這些又反過來與社會主義制度相沖突，成為“很難解決的矛盾”，雖然說了許多“不可能”，又講10個“如果”。但30年改革，描述了不可避免的“市場經濟”的邏輯演繹。　　

據原國家統計局局長李成瑞同志計算，“2006年公私經濟 GDP的比重為37%，63%”，“全國工商聯一位負責人在2006年3月預測：到十一•五結束時民營經濟的比重將由65%上升到70%以上”（李成瑞：《大變化》，中國展望出版社，2007，第16頁，19頁）　　

　  央視《今日關注》2006年12月20日播出的《從1%到65% 民營經濟27年》，與李成瑞統計是一致的：1979年，中國的民營經濟才占到GDP總量的不到1%，2000年，中國內資民營經濟在國內生產總值(GDP) 中所占比重約為42．8%，外商和港澳臺投資經濟的比重約為12．6 %，二者之和約占GDP的55%。到2005年，內資民營經濟在GDP中的比重約為5O%，外商和港澳臺經濟比重約為15%，兩者相加占65%左右。 　　

據天健網2003-10-29登載的《中華工商時報 》消息，到2002年，外資企業已經達到33．4％。也就是說，中國1／3的工業產值是外資企業創造的。外資、國有、私營形成中國的三大支柱企業。　　

2004年私營企業法人單位198．2萬個， 占全國企業法人單位數的61%，加上個人資本占第一大比例的其它企業，如股份合作制、聯營企業、其它有限責任公司、其它內資企業，比重達72 %；加上外商投資企業，則超過了80 %。另外，還有個體經營戶多達3 921．6萬戶。2006年，全社會總資產中，公有制資產所占比重下降到44.3％（其中國有經濟為32.0%、集體經濟為12.3%）；非公有制資產所占比重則上升到55.4％（其中私營經濟為33.0％、外資經濟為19.1％、個體經濟為3.3％），而且當年非公有制資產超過公有制資產的25％，其中私營經濟總資產不僅超過集體經濟總資產的1.7倍，還超過國有經濟總資產的3 ％。　　

上述資料表明，1、在GDP的比重中，內資民營、外商和港澳臺經濟占65%左右，國有僅占35%；2、全國企業總數中內資民營、外商和港澳臺占80%多，國有不足20%。3、全社會總資產中，公有制資產所占比重低于非公有制資產所占比重。這是否意味著在經濟生活中，國家已經失去話語權？資本家已經不是“個別”，作為階級又重新產生？由此引發的矛盾與社會主義制度是否根本沖突？這些現實，使“可以搞市場經濟”的思想陷入極大困境。據現在披露的資料看，陳云等是反對“市場經濟”的，始終堅持“以計劃經濟為主，市場為輔”的經濟制度。　　

    二、 “讓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　　　

辭海對“富”的釋義是財產多，財產則指擁有的金錢、物資、房屋、土地等物資財富。所以，從資源稀缺規律上說，富，不屬于勞動，屬于占有。由于資本主義的私人占有制，財產總是向資本集中，而廣大的人民始終會處在絕對貧困或相對貧困。社會主義實現了公有制，國家可以按照國強民富的意志，兼顧國家、集體、個人三者利益分配財富，使人民逐步富裕。然而，先富政策實施于所謂“轉型”時期，勞動者自然失去機會。在市場經濟的私有化、市場化進程中，再加上全民（黨政軍民學）經商的政策，哪些可以富的一部分人結成各類聯盟，基本上通過掠奪、瓜分，先富了起來。　　

眾所周知，中國致富歸類起來主要有：1、雙軌制；2、股市圈錢；3、土地買賣；4、國企產權改革；5、占有煤礦等資源；6、房地產等。這些富人致富的速度和容易也許是世界少有。據權威部門透露，國企每次改革都造成巨額資產流失。80年代每年流失500億元，90年代每年流失1000億元，21世紀每年至少流失1500億元以上，2004年僅中央181家企業借改制就要核銷資產4000億元。按此推算，27年來國有資產流失達數十萬億元，人均達1萬元以上。大量國有資產被企業經營者、中外資本家和貪官污吏侵吞。國資委消息，到2003年已有90%的國有小企業和70%的中型企業已改制成私營經濟。全國絕大多數地市縣一級已沒有國有企業了。路透社上海2007年10月10日電，“中國億萬富翁人數現在僅次于美國，居世界第二位”。在2007年的胡潤百富榜上，“資產達到或超過10億美元的中國人從2006年的15人猛增至108人，比西方國家快得多。”“上富潤百富榜的中國人達800人，人均資產5．62億美元。”其中“26歲的楊惠妍從其父楊國強（碧桂園董事長）得到175億美元”的資產，成為中國首富。　　

在暴富們“朱門”一則，卻是大量的弱勢和貧困。據世界銀行《2005年世界發展報告》，按貧困線每人每天生活費不足1美元計算（對世界各國包括非洲貧窮國家均按此標準），估算中國2003年有貧困人口21400萬人，占總人口的比重16.6%。另據聯合國數據，也按上述貧困線標準，2005年中國大陸有貧困人口23500萬人，占總人口的比重18%。世界銀行2006年底發布的《貧困評估報告》指出，中國現在經濟高速發展的同時，中國的窮人卻更加貧窮了。“從2001-2003年，中國10%的貧困人口實際收入下降了2.4%。”　　

2006年2月26日《紐約時報》的文章指出：“中國大陸的貧富不均狀況已經超越美國（2003年美國的基尼系數為0.408。美國在西方國家貧富懸殊首屈一指）、日本（同年的基尼系數為0.249）、韓國（為0.318）、及印度（為0.325）。事實上，它已接近1949年國民黨統治時期的水平。也就是說，就貧富差距而言，中國大陸已經接近‘回到解放前’了。” 文章說：“中國至今雖仍自稱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但中國作為一個社會主義國家所需要的社會架構已蕩然無存。”世界銀行報告顯示，美國是5%的人口掌握了60%的財富，而中國則是1%的家庭掌握了全國41.4%的財富。中國的財富集中度甚至遠遠超過了美國，成為全球兩極分化最嚴重的國家，基尼系數接近0.5。　　

問題在于，中國何以成為全球兩極分化最嚴重的國家？顯然，市場經濟的資本私人占有制本身就存在著兩極分化的固有趨勢，“先富” 又似乎提供了不對稱的政策內涵，二者在“初級階段”的框架下嫁接。一方面說先富，另一方面也說貧難以避免。這樣，可以先富的人和制定政策的人同時有了依據。推行中不僅沒有預設政策限制，反而，還出臺各類政策機會和政策幫助，使“固有趨勢”變本加厲。與此相反，對“勞動人民”長期推行低工資政策。事實上，在市場化的過程中，中國的分配制度也必然發生根本變化：a、制造富裕；b、廉價勞力。這樣，終于導致基尼系數接近0.5。中國富人多出在可以暴富的行業就足以證明此點。更嚴重的是，由于兩極分化的暴富一極與政策、知識等資源密不可分，在公益行業正常工資性收入不高的境遇下，很難避免所謂權力、知識尋租，從而引發腐敗。至于共同致富的構想，在國家僅存三分之一的話語權及私人資本占有制的情形下，很可能成為烏托邦。鄧小平說過：“如果導致兩極分化，改革就失敗了。”（《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139頁）　　

三、用“小康”取代“四個現代化”　　

    用 “小康社會”替代四個現代化，小康的標準就是國民生產總值年人均達到八百美元。　　

這是中國改革開放的新目標。發展、速度、中心，都是為實現這個小康、翻兩番，八百美元、一千六百美元等等。開始用錢的多少衡量國家實力，只要有錢其它矛盾都會好解決，只要人均小康，勞動者就會幸福、快樂。按公布，中國2000年實現了小康，但2005年仍有2.35億人生活在貧困線下。人均值不是每個人的實際收入。即使2000年收入達到八百美元，折算人民幣6400元，每月533元，其生活又如何呢？廣大勞動者是小康，先富人的財產卻千億增長。人均資產5.2億美元、10億美元、175億美元與年收入800美元、1000美元、1600美元積累起來的家產的差距又是多少？　　

這樣，“以經濟為中心”已成為以GDP為中心。這是美國人于1990年提出的測量一國經濟增長的概念。只看速度、只講美元，不講經濟內涵與國家自主創新（核心技術）能力。在GDP掩蓋下，小康替代四化，使中國資本唯利潤、金錢是圖，強力的去現代化，正如一些學者指出，中國面臨拉美式殖民化道路危機。據現在披露資料，為了經濟中心，中國國防現代化被擱置10多年，許多尖端技術被取消；為了市場換技術，科技現代化誤入歧途（大飛機下馬為典型案例），成了沒有“心臟”的技術；為了農村承包制，農業現代化被小農經濟消解；為了利用外資，工業現代化在衰敗機械、裝備工業的同時，失去“話語權”，一些國家關鍵行業被外資控制。　　

“小康”，指“可以維持中等水平生活的家庭經濟狀況”，是一個家庭生活概念，與“現代化”的指標、意義幾乎完全不同。現代化的意思為，使具有現代科學技術水準，核心是科學技術，更為中國需要。a、中國一直是世界大國、強國、富國。1840年被西方打敗，受凌辱百年；b、新中國結束了百年恥辱，但仍面臨最危險時刻；c、還有臺灣問題、海疆問題、邊界未確定問題；d、1840年來，中國人民都強烈希望國家復興。因此，現代化的強國富民之路，是中國人心底的吶喊。但這被認為是“開了大口”，于是“標準放低一點”，搞個家庭生活小康。按人均800美元，老百姓得不到實惠。如楊惠妍有175億美元，另一人美元為零，兩人按人均則有87.5億美元，但美元還是姓楊，另一人一美元也用不到。還有，中國生產工人每小時平均工資(包括福利) 與其它國家對比如下表：　　

　　單位:美元/小時 　　

　　國家        2003 　　

　　中國        0.80 　　

　　泰國        1.96 　　

　　馬來西亞    2.09 　　

　　巴西        2.75 　　

　　韓國        9.99 　　

　　法國       17.77 　　

　　英國       17.87 　　

　　加拿大     18.44 　　

　　日本       20.68 　　

　　美國       21.86 　　

　　德國       30.60 　　

　　(資料來源:美國波士頓咨詢公司)　　　　　　

中國工人工資甚至遠遠低于泰國、馬來西亞、巴西。全國總工會2010年4月發布的一個調研顯示，我國的國民收入分配格局中勞動者報酬占GDP的比重不斷下降，而資本所有者和政府占比卻大幅提高。從1997年到2007年，勞動者報酬占GDP的比重從53.4%下降到39.74%；企業盈余占GDP比重從21.23%上升到31.29%，而在發達國家，勞動者報酬占GDP的比重大多在50%以上。長期低工資政策（中國工人平均工資至今仍只是美國工人平均工資的6%）也使“小康”只能成為一種“說法”。換句話說，低工資與小康意味著不可調和的矛盾，小康只是期許，換取更大的“剩余價值”先富才是事實。　　

現在，“中國式的現代化”成了小康（800美元）。用美元衡量國家實力非常不科學。據資料反映，一九七七年，美國的國民生產總值按人口平均為八千七百多美元，占世界第五位。第一位是科威特，一萬一千多美元。第二位是瑞士，一萬美元。第三位是瑞典，九千四百多美元。第四位是挪威，八千八百多美元。　　

可這個人均美元世界第一的科威特，1990年8月2日凌晨1時至下午4時，就被伊軍占領了全境。現在，中國是美國最大債權國，也有很多美元，可仍被美國套住。　　

四、向亞洲四小龍學習　　

（一）“搞外向型經濟”　　

從市場經濟范疇描述，外向型經濟主要有兩種。一種是西方模式。輸出金融、跨國公司、技術、轉嫁產業結構調整成本，以此控制輸入國并獲取高額利潤。一種是第三世界模式。承接西方的輸出，然后再把制成品從價值鏈的低端出口。新加坡等可算此類。這兩種模式的現代化屬性又如何呢？　　

現代化進程已歷經幾百年，世界各國（地區）所選擇的發展道路從國家關系考察，可以區分成三種屬性：　　

a、自主型經濟。主要依靠和創造本國的自然和人力資源優勢，同時能取得對外交流主導權，并在一種巨大意志力的戰略構想中自主發展，形成了超強的國家綜合實力的屬于自主型經濟。如美國、英國、德國、法國、日本、前蘇聯、中國前30年等。其特點是：領先（前列）的科技、強大的國防、核心的產業、獨立自主的現代化體系、主體的政治-經濟-文化不受控制、并具有政治優勢。他們是世界的領袖，主流話語權。　　

b、半自主型經濟。如印度、韓國、俄羅斯、中國后30年、中國臺灣。　　

 c、依附型經濟。新加坡、香港及亞洲、拉丁美洲、非洲等許多國家屬于此類。外國公司占主導，基本受控于西方。或輕工業為主體，為他國生產廉價的日用生活品；或出口資源，成為廉價原料的出口基地；或為跨國公司提供土地（港口）。新加坡、香港雖人均CDP非常高，特別是新加坡人均GDP達到2萬多美元，但經濟本質是依附型的：廠是外國人的，新加坡得了財政收入和勞務收入（李光耀也說，新加坡吸收了大批跨國公司）。新加坡面積647.5平方公里，人口當時200多萬（現在400多萬），基本沒有資源，稱為“城市國家”。所謂許多“世界中心之一”，全是跨國公司的，本土基本沒有實體經濟，更沒有核心的產業和真正核心的技術。新加坡選擇這種發展道路也許沒有錯，但換成中國就錯了。　　

造成不同類型發展模式的原因是國際分工，其趨勢可敘述為強者愈強，弱者愈弱。顯然，中國應該是自主型經濟。可是，從后30年外向型經濟的結果看，中國已降級為半自主型經濟。　　

第一、中國1／3的工業產值是外資企業創造的　　

2003年10月29日天健網轉載《中華工商時報》文章《外資國有私營三大支柱都是中國的企業，跨國公司在中國做了什么？》報導商務部研究院跨國公司研究中心主任王志樂教授答記者問較詳細描述了外資情境：　　

　  據統計，上半年（2003-10-29）已達300多億美元，全年可能超過600億美元（去年是527億美元），……中國正在成為最具有競爭力的“世界工廠”，同時也正在成為最具有吸引力的“世界市場”。　　

　   跨國公司外資企業在中國的比重， 1992年外資企業的工業產值占全國7．1％。到了2002年，已經達到33．4％。也就是說，中國1／3的工業產值是外資企業創造的，國有控股企業占38％；而民營企業（也就是所謂的私營企業），已經占全國的工業產值的29％。三家基本上共同成為中國工業經濟的三大支柱。　　

   第二、制造業的外商投資在中國利用外商投資總額中所占的比重總體超過60%　　

   國務院國資委研究中心安豐明研究表明，截至2007年底，全國已累計批準設立外商投資企業63萬家（07年37871家），實際使用外資金額達7477億美元（07年783億美元）。全球500強已有近490家在華設立了企業或機構，跨國公司在華設立研發中心超過1160家。73%的美資企業認為其在華贏利，37%的在華企業利潤率高于其全球利潤率。制造業一直是跨國公司對中國產業轉移的重點領域。1979-2006年間，在外商投資行業分布中，第二產業始終居于首位。其中，制造業的外商投資在中國利用外商投資總額中所占的比重總體超過60%，而制造業中的電子電氣、汽車、化工、紡織服裝、機器設備、通信設備則成為世界500強跨國公司對華產業轉移較集中的行業。　　

第三、在中國28個主要產業中，外資在21個產業中擁有多數資產控制權。　　

據《中國產業地圖》（中國并購研究中心）一書指出，中國每個已開放產業的前5名都由外資公司控制，在中國28個主要產業中，外資在21個產業中擁有多數資產控制權。啤酒行業60多家大中型企業只剩下青島和燕京兩個民族品牌，其余全部合資；玻璃行業最大的5家已全部合資；電梯行業最大的5家均為外商控股，占全國產量的80%以上；家電行業18家國家定點企業中11家合資；化妝品：被150家外資企業控制；醫藥行業：20%為外商控制；在流通領域，占有主導份額的大型超市領域，外資控制的比例已高達80%以上，中國零售企業只能在中低端市場經營。　　

另據2004年5月，國家工商總局公平交易局反壟斷處完成了一份名為《在華跨國公司限制競爭行為表現及對策》的報告顯示，企業并購是跨國公司擴大企業規模在東道國市場取得市場優勢地位最便捷的途徑。當前我國的軟件行業、感光材料行業、計算機行業、手機行業、照相機行業、輪胎和軟包裝行業已經呈現壟斷的趨勢。如在感光材料行業，1998年以來，柯達出資3.75億美元，實行全行業并購，迅速獲取了中國市場的較大份額，2003年10月柯達又斥鉅資收購了樂凱20%的國有股，全面控制國內數碼沖印市場。在軟飲料行業，可口可樂基本控制了國內大中城市的飲料市場。　　

自1993年后，國家定點的年產100萬套以上的重點輪胎企業，陸續被國外一些大型跨國公司控股。到90年代末，被外商控股的企業已達2/3，這些被外商控股的企業都是我國輪胎企業的骨干，其中包括為我國國防工業、飛機、裝甲車提供配套輪胎的生產企業。我國具有戰略意義的輪胎工業，多半失去了自主性，被控制在外國人手里。　　

第四、跨國公司占據中國市場份額30%-90%　　

據商務部《2004跨國公司在中國報告》顯示，在輕工、化工、醫藥、機械、電子等行業中，跨國公司子公司所生產的產品己占據國內1/3以上的市場份額；汽車工業，外國品牌占銷售額90%；美國微軟占有中國計算機操作系統市場的95%；瑞典利樂公司占有中國軟包裝產品市場的95%；法國米其林占有中國子午線輪胎市場的70%； 在感光材料行業，美國柯達于1998年僅出資 3.75億美元就實行在華全行業并購，2003年又收購了樂凱20%國有股，已占有中國感光材料市場至少50%的份額，富士公司對中國市場的占有率超過25%。；在手機行業、計算機行業、IA服務器、網絡設備行業、計算機處理器等行業，跨國公司均在中國市場占有絕對壟斷地位；在流通領域，占有主導份額的大型超市領域，外資控制的比例已高達80%以上，中國零售企業只能在中低端市場經營。電子信息產業外資企業對中國市場的控制度2004年以后均在80%以上，外資在該領域發明專利控制度平均達到36%。另外，作為經濟發展新的決定性因素，高技術產業總體外資控制度近幾年已經達到近70%的水平。　　

    第五、科技創新能力低，尖端科技水平與西方再次拉大距離　　

在“以市場換技術”的思維下，中國尖端科技發展被耽誤。八億件襯衫換一架空客，典型敘述了中國尖端科技與西方差距再次拉大。運十大飛機下馬，給中國航空事業造成無法估量的損失。稍早于運十的空客在虧損200多億美元后，終于與波音同占世界市場，而本應參與市場份額分配的中國，卻戲劇般的上演八億件襯衫換一架空客的悲劇。同時，國防建設也因要為經濟建設讓路，許多高精項目被撤銷，耽誤近20年。　　

（二）“從資金周轉快的行業做起”　 　　

資金周轉快的顯然是輕工業。為此，推崇三來一補。三來一補，確實來得快，但去得也快。　　

2009-12，深圳市寶安區國家稅務局 深圳市稅務學會《深圳市寶安區“三來一補”優化發展策略研究》一文介紹，　　

寶安興辦三來一補1979年，實際利用外資349萬美元。工繳費收入42萬美元。到1984年，實際利用外資4578萬美元，工繳費收入1934萬美元，分別比1979年增長12.1倍和45倍，到1989年利用外資達23965萬美元，工繳費收入達13700萬美元，2000年至2009年，逐步衰落。　　

2010年07月10日經濟觀察報《一場企業身份的變革正在珠三角拉開》：1978年落戶東莞虎門鎮的太平手袋廠,竟然拉開了此后30年波峰競逐的中國制造大潮。隨后,這種“三來一補”模式在中華大地上轟轟烈烈地開展了,1994年2月廣東“三來一補”企業出口額達150.8億美元,占當年全省出口貿易額的30%,占全國該類出口總值的83%。到了2002年,“三來一補”企業在東莞、深圳、廣州等珠三角地區盛極一時,僅東莞在冊的“三來一補”企業就達1.2萬家。2006年開始，加工貿易受到質疑，純粹掙勞務加工費肯定是有問題的，一系列的調控政策頻繁出臺以促進加工貿易的轉型升級。　　

為何去得快呢？弊大于利。　　

1）較多“三來一補”企業對中國政府“出口退稅補貼”依賴較大而不注重外銷利潤的獲取，如耐克鞋、阿迪達斯鞋的出口價格只有幾十元人民幣，而外商賣到國外市場后銷售價達到90～120美元，巨額利潤悉數由外商獲得；　　

2）不少“三來一補”企業中的中方股東逐步將經營管理權放手交到外方股東手中，缺乏創建自主品牌和“本地化”“國產化”的動力；　　

3）企業在雇用員工方面違背中國勞動政策低價雇用員工，較多企業甚至不能提供基本的勞動保護，使得大量內陸到珠江三角洲打工的年輕人身體得上“職業病”甚至遭受終身的損傷；　　

4）對環境的破壞嚴重；　　

5）“三來一補”企業將產品超低價銷售給外商引發外國政府征收巨額懲罰性關稅。　　

6）中國出口企業的平均利潤僅為1.77%；（中國商務部部長陳德銘語）　　

7）“世界工廠”、“血汗工廠”，低端產業。　　

這個思想的要害，是忽視了對已建立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的技術升級和產業結構調整，減緩了對新的重大項目的興建。就在“三來一補”迅猛發展時，中國的老工業基地卻紛紛告急，許多大中型國企困境重重，或被跨國公司并購、或倒閉、或轉制、或軍轉民、或苦撐。　　

（三） “利用外資”　　

    利用外資思想的要點是：1、吃點虧也干；2、不要怕動搖中國經濟基礎；3、用稀有金屬，各種礦藏償還（賣出廉價原料）；4、提高與他國爭奪外資的競爭力，即利潤空間要大于其它國家，使中國勞動力廉價。　　

截至2007年底，全國實際使用外資金額達7477億美元。這些外資主要干了那些事呢？　　

第一、嫁接改造國有企業　　

跨國公司“嫁接改造”國有企業，并非單獨賺錢，更深的戰略目的:1、改變國企的“國有性質”和“中國身份”，成為其子公司；2、把中國產業接軌進全球產業鏈，實現核心技術封殺與控制，使中國企業在技術上無趕超的可能；3、壟斷中國重要行業甚至戰略行業，掌握產品價格定價權，形成壟斷價格，既損害國內相關企業的利益。又影響國家的國際競爭性。    　　

世界裝備制造業巨頭美國卡特彼勒公司典型地表露了這些戰略意圖。它提交給國內某企業的“投資合作意向書”中有如下要求：合資要在它全球戰略下進行，并服從它的全球戰略；它要求擁有品牌，強調全球一體化，限制使用原中國企業品牌；將把該企業建成具有能生產卡特彼勒產品技術的企業，成為其在我國的生產基地。另外，“必須控股”、“對方必須是行業龍頭企業”、“未來收益必須超過15％”，已經成為跨國公司在中國并購企業的基本原則。　　

第二、顛覆中國產業安全　　

關于這個問題在上文中已有敘述，現在進一步補充一些材料。　　

北京交通大學產業安全研究中心發布的《2009中國產業外資控制報告》稱，近10年來，跨國公司對工業的市場控制程度穩步上升，平均控制率已接近三分之一，超過一般行業市場控制度的警戒線。目前，中國的外資企業達60多萬家，他們主要通過市場控制、股權控制、品牌控制、技術控制等途徑對中國的產業安全產生影響。　　

有數據顯示，盡管被稱為“世界工廠”，但中國工業品出口的55%以上、高技術產品出口的87%以上由跨國公司完成，其核心技術、品牌和銷售管道基本上掌握在他們手中。　　

跨國公司憑借壟斷主導產業和戰略產業的核心技術，獲得了中國巨大的競爭優勢和利益空間。例如在中國汽車業，由于大量的所謂“合資”，現在國內很難看到國內自主品牌的汽車，絕大部分都是“合資”的國外品牌，這些“合資”汽車公司的生產經營管理基本上是由外方說了算，這些車無論是品牌，還是核心零部件都掌握在跨國公司手中，而與外方合作的中資企業卻沒有什么話語權。　　

2008年07月17日，中國新聞網消息稱：據中國產業安全中心發布的“2006/2007中國產業外資控制報告”指出，最近幾年，外資并購中國企業呈現出“井噴式”的發展態勢。外資不但在某些行業形成壟斷態勢，并且進入我國鋼鐵、金融、水泥等支柱企業進行并購，重點轉向并購大中型企業或整體并購同一行業的骨干企業。我國產業控制力已被外資顛覆。　　

據專家分析，如此利用外資，不僅沒有達到許多“有利于”預期，相反，危險極大。首先，外資可利用其優勢產品和壟斷地位操縱市場，左右價格，獲取高額利潤，從而將大量財富轉移至國外。其次，壓縮了民族經濟生存空間。特別是在能源、基本原材料、交通等基礎產業和金融、流通等關鍵行業，外資市場控制率過高，將對我國的經濟安全構成不可忽視的威脅。第三，妨礙民族產業的技術進步和結構優化，使之在重要產品和關鍵技術上有可能長期受制于人。如果我國的一些關鍵裝備部門如軸承、齒輪的骨干企業被外資并購，甚至還有可能對我們的國防安全產生不利影響。第四，外資對技術有強烈控制意識，并會采取一切手段防止技術特別是核心技術的外溢。現實情況說明，外國跨國公司投入或轉讓給我們的大多是所謂“適用技術”，而這些技術在國際上往往是屬于二三流甚至是已經過時的技術，真正的高新技術、上游環節技術、產品開發技術是很少在我國轉讓或投入的。　　

中國電子商務研究中心2010年01月27日發表評論，美輸出在線軟實力占有中國互聯網企業多數利潤。中國電子商務研究中心不久前發布的《中國互聯網外資控制調查報告》稱互聯網關系國民經濟命脈，但目前國內互聯網企業多數被外資控制。從計算機的英特爾芯片到微軟的操作系統，從思科的路由器到ICANN(互聯網名稱與數字地址分配機構)的域名管理系統，互聯網產業鏈上每個關鍵環節，基本上都由美國一個國家的公司主宰。從門戶、搜索引擎、電子商務到博客、論壇，境外資本，特別是美國互聯網資本幾乎已控制整個中國互聯網產業。僅美國創投IDG參與投資的中國企業就有10家，許多項目是中國互聯網各個領域的領頭羊，包括當當網、金蝶軟件、攜程網等。負責控制互聯網流量的世界13臺根服務器中有10臺都在美國，美國政府多次拒絕國際社會要求監督由美國商務部控制的ICANN。日本《選擇》月刊稱，互聯網“秉承著基于個人同意的自治理想，卻掛靠并受制于美國政府。”俄羅斯infox通訊社評論員諾維克夫對《環球時報》說，“互聯網這條信息高速公路給全球參與者都帶來了好處，而美國利用自己的技術和市場優勢當起了公路警察，企圖只讓符合美國價值的東西上路，還成立網絡司令部來‘武裝保護’，不禁讓人聯想起19世紀西方殖民帝國在世界爭奪擴展鐵路權時的場景。”目前，美國憑借在信息業中的主導地位和英語“網絡第一語言”身份，成為名副其實的“信息宗主國”。據統計，在國際互聯網的信息流量中，有超過2/3來自美國，遠遠落在后面排在第二位的日本只有7%，排在第三的德國有5%。而網民人數達3億多的中國，在整個互聯網的信息輸入流量中僅占0.1%，輸出流量更只占0.05%。　　

第三、獲取高額利潤　　

過分復制新加坡模式，甚至作為國策，使中國招商引資失去理性，在提高競爭力的標簽下，不顧代價地提供優惠。除放手讓跨國公司并購國有資源，占據主要行業外，同樣難以置信的是那些更多的優惠條件。如稅負。據稅務總局調研，外資平均稅負（占銷售額比重）為11-12%，低于私營企業，而國有企業則高達20%多。換句話說，國有企業不僅要遭受不善經營，效率低下的指責，讓外資并購或控制，還要替外資繳納一部分稅，暗中補貼跨國公司。又如工資。中國工人的工資最低，僅能維持生存，簡直就是17、18世紀西方原始積累時期工人生活狀況的翻版。這種赫然存在于20世紀、21世紀中國的“血汗工廠”，竟然成為吸引外資的競爭力。再如土地。低價或象征性收點錢為外資提供土地，在中國沿海、內地比比皆是。國企、稅負、工資、土地均為國家經濟命脈，居然皆不顧犧牲。這些政策導演了優化外資投資環境，惡化內資投資環境的極不公平的競爭。給予外資“超國民待遇”的發展模式，使跨國公司比較順利地完成了使命：控制關鍵行業，掌握定價權，擠壓和弱化本土經濟，迫使其接受西方一體化價值鏈的低端分工，以保持外資的高額利潤。　　

——2001-07-11 據悉，近年來，在工程機械行業，外商投資企業占有越來越大的份額，外商投資企業，工業總產值占了全行業的33.6％，企業利潤占到了67.9％。(中國工程機械外資企業利潤額已達67.9％) 。《中國橡膠工業年鑒2004》披露， 2003年輪胎行業，外資8家企業銷售收入占25.94%，實現利潤占65.08%；39家內資企業銷售收入占74.06%，實現利潤占34.92%。　　

——據英國《金融時報》(2004年12月6日上海)報導， CEQ統計發現，美國在華公司從中國市場所獲得的利潤從1999年的19億美元增長到了2003年的44億美元。在此期間美國公司通過版稅、授權許可、教育、咨詢服務等獲得的利潤增長到82億美元。2003年，通用汽車公司在中國獲得的利潤為43700萬美元。據世界銀行對中國120個城市的12400家企業的調查，2006年外資企業在中國投資回報率高達22%，比私營企業高3個百分點。　　

——《上海證券報資本周刊》 記者 童穎：中國酒店業外資賺了九成利潤 。　　

——中國電子商務研究中心2010年01月27日發布的《中國互聯網外資控制調查報告》稱，美輸出在線軟實力占有中國互聯網企業多數利潤。這意味著，我國最優秀的互聯網企業所創造的利潤，有相當部分被美國投資者占有，極少與國民分享。　　

——香港商報報導，美國市場上流行的芭比娃娃是中國蘇州企業貼牌生產的。這個娃娃在美國市場上的價格是十美元，但在中國的離岸價格卻只有兩美元。這兩美元還不是最終利潤，其中一美元是管理費和運輸費；剩下的一美元中，零點六五美元用于支付來料費用，最后剩下的零點三五美元，才是中國企業所得利潤。有人概括在中國的外國投資商：他們拿出百分之三十的資本，擁有百分之五十的股份，拿走了百分之七十的利潤，中國的資本只能拿百分之三十的利潤。而對于OEM這種“貼牌生產”，有專家估計，外國人拿走了百分之九十二的利潤，中國最多拿到百分之八。報導說，正是由于中國企業在全球產業價值鏈中的地位，已經有輿論將中國企業比作“國際民工”。如果說中國企業僅僅拿到了最小的一部分，倒也罷了；現在的問題是，當中國漸漸成為世界工廠的時候，工業垃圾帶來的污染，開始威脅著中國民眾的生活質量，甚至威脅他們的健康和生命。對此，中國國家環保總局副局長潘岳指出，中國大陸“世界工廠”就是用自己的資源替發達國家生產低級工業品，用自己的身體去承受污染，所賺取的不過是微薄的加工利潤。他說，一方面，是在國際化的產業價值鏈條中處于被動的地位，拿了最小的一份；另一方面，是在成為“世界工廠”的同時，付出慘重的環境代價。　　

——外貿主導型的發展和外資在華勢力的同步擴張，使我國在國際產業鏈中愈益處于單純的“打工者”地位。2003年中國出口53億雙鞋（等于為全球每人生產一雙鞋），而中國企業獲得的利潤僅僅是總利潤的20％，其余80％的利潤被擁有品牌和銷售管道的發達國家廠商所獲得。所有代工、貼牌、“三來一補”的工廠實際上都處于這一境地。在各國爭相搞“出口導向”的競爭中，中國的出口產品的實際價格不斷降低，進口產品價格不斷上升，這被認為是貿易條件惡化的典型癥狀。2002年日本對華出口產品價格比1990年上升了3％，而對華進口產品價格則下降18.4％。僅此一項,日本每年節省近200億美元。 　　

   這一分工格局也深刻影響了我國資本和勞動收入的比重。據有關分析，1990-2003年，我國制造業增加值中勞動報酬份額，從24%降到11%。中國保持了20多年的經濟增長，但實際工資增長的速度十分有限，至今平均工資水平只有美國的4％，和1978年相同。顯然，這仲社會收入分配格局的形成，是由發展模式所決定的。　　

    現在，已十分清楚，利用外資的實踐表明，跨國公司在中國的利潤獲得了“持續健康” 的超額增長，導致這一結果的更重要的原因是中國比其它國家提供了對外資更加優越的投資環境。這種“優越的投資環境”大大提升了外資的競爭力，削弱了內資的競爭力。后果是，在外資高額利潤的同時，內資企業的利潤卻非常低，中國工人的收入也非常低，從而遏制了國內需求，使中國經濟更加依賴外向型，處于附屬角色。陷入這種循環的內資企業不僅學不到跨國公司的先進技術，還存在著喪失自我技術革新和技術革命能力的危險。　　

但是，據專家研究，所有發達國家的開放都不是自由開放，而是選擇性地開放，其訣竅就是要別國無條件“自由化”以打開市場，而對自己的核心利益寸步不讓。美國對外國資本進入本國“敏感行業”實行最嚴格的控制機制，直至提交參眾兩院審查。俄羅斯規定數千家戰略性企業及國家戰略資源，決不允許外資染指。西方國家不拒絕國外公司到本國投資辦廠，但都嚴守一個底線，就是不允許外方獨資、合資企業占據自己產業的主導地位。　　

（四）“要按人家的先進方法去辦”　　

這里的“經濟方法”，不僅批判“行政方法”，也批判“政治掛帥”，其核心就是肯定 “利潤掛帥”、“物質刺激”、“精英治理”這些西方經濟管理的目標、手段和原則。“一些改革開放思想”，完全沒意識到“鞍鋼憲法”、“大慶精神”，這種被東方文化創新出的東方管理模式已處在世界管理思想的前列，甚至已超過當時西方管理思想和實踐，所以，要求中國新建和原有的企業“要按人家的先進方法去辦”，并認為人性是自私的。以這個觀念為前提，其管理思想基本屬于西方科學管理范疇：a、“經濟人假設”，金錢是刺激人的最大動力；b、只重視“正式組織”；c、生產率的高低主要取決于規范管理和工資制度。這種管理思想只重視“物質”和“制度”，根本忽視人的精神和另一個生產主體——勞動者（見物不見人），逐漸被后來興起的行為科學等替代。另從《工業十七條》看，對蘇聯的《馬鋼憲法》也十分贊同。當然，70年代后學習西方管理，客觀上也會包含行為科學等的一些內容。但問題的關鍵在于，它是在否定“鞍鋼憲法”、“大慶精神”中國式的管理思想的前提下“要按人家的先進方法去辦”，這樣的學習根本喪失了中國文化的話語流，實踐中很容易誘發全盤西化。　　

其實，“鞍鋼憲法”、“工業學大慶”，是毛主席為中國和世界創立的管理精髓。“鞍鋼憲法”的基本內容，是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毛主席在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時寫下的批語：“對企業的管理，采取集中領導和群眾運動相結合，干部參加勞動，工人參加管理，不斷改革不合理的規章制度，工人群眾、領導干部和技術人員三結合”，即“兩參一改三結合”。 1960年3月22日，毛主席在中共中央批轉《鞍山市委關于工業戰線上的技術革新和技術革命運動開展情況的報告》的批示中，把“兩參一改三結合”的管理制度稱之為“鞍鋼憲法”。同樣“工業學大慶”的一個重要內容， 即“三老四嚴”：“當老實人、說老實話、辦老實事；嚴格的要求、嚴密的組織、嚴肅的態度、嚴明的紀律”， 也已發展為現在的“精細管理工程”。　　

事隔30年后，引出下面的資料，再看世界對鞍鋼憲法的學習與中國學者的感悟是非常有意思的。　　

許多學者認為，“鞍鋼憲法”的精神實質是“后福特主義(post-Fordism)”，即對福特式的僵化的、以垂直命令為核心的企業內分工理論的挑戰。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管理學教授羅伯特·托馬斯(1994)明確指出，“毛主義”（指“鞍鋼憲法”）是“全面質量管理”和“團隊合作”理論的精髓，即充分發揚“經濟民主”，提高組織效率。崔之元（1996）指出，以前蘇聯為代表的傳統計劃經濟是福特主義的最徹底的邏輯展開，而“鞍鋼憲法”則是對這一邏輯的挑戰，強調的是靈活生產方式，是對僵化的技術分工體系的改進。　　

“全面質量管理”于20世紀60年代產生于美國，后來在西歐與日本逐漸得到推廣與發展。全面質量管理的“三全”即內容與方法的全面性，全程控，全員性。到了80年代中期，日本的“全面質量管理”引入中國，后來管理學者們發現，這是中國的“鞍鋼憲法”經歷了“墻里開花墻外香”的過程后又回到了中國。日本人強調的“團隊精神”以及全面質量管理的“全員性”是汲取了“鞍鋼憲法”中的“工程技術人員、管理者和工人在生產實踐和技術革新中相結合”后產生的。在全面質量管理中并沒有提出“干部參加勞動”，但是它卻著重體現了“工人參加管理”。重視工人在企業管理中的地位和作用，這也就是“豐田生產方式”。隨后，在歐洲和美國，許多工業管理學家認識到，“后福特主義”的精神實質也是汲取了“鞍鋼憲法”的精髓。福特公司在改變的管理模式中，把“僵化的、以垂直命令為核心的企業內分工理論”也注入了“團隊精神”。此后瑞典的voivo汽車公司，為了發揮“團隊合作”的效率優勢，于1988年開始，將“裝配線”改造為“裝配島”，使工人不再像從前那樣在裝配在線重復單一的任務，而是8至10人一組，靈活協作，組裝整車。美國也不甘落后，1995年2月1日，美國國會開始辯論“團隊合作法案”。這些都是緣于“鞍鋼憲法”的啟迪。如果說西方在泰勒時代把勞工稱之為“經濟人”，資本家是為了獲取最大利益而開設工廠，而工人則是為了獲得經濟報酬來工作。那么提出“團隊精神”之后的西方管理中則注入了“社會人”的概念，由此“社會人”的觀點比“經濟人”的觀點有了很大進步。“鞍鋼憲法”產生于中國，卻在西方的現代管理中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這些資料告訴，經過實踐，全世界都承認“鞍鋼憲法”是超越了“福特主義”先進的企業管理思想。可在中國卻遭遇否定，白白耽誤30年，導致改革開放中的企業管理幾乎就是“福特主義”的翻版，本來已走在前面，卻再次落后，拉大了與西方管理的距離。　　

（五）搞承包制　　　

承包制，即“包死基數、確保上交、超收多留、欠收自補”，是把農村以單干為特點的包產到戶直接嫁接到企業，它直接消解了現代企業所要求的系統管理、組織管理和企業文化，對大中型企業沖擊是致命的。　　

天津市工會管理干部學院的陳寒鳴、歐陽萬鈞《關于國有企業改革的歷程與問題》（原題：《“鞍鋼憲法”與工人階級當家作主》）對承包制的敘述如下：　　

國家決定從1987年下半年起全面推行承包責任制。到當年年底，全國實行各種承包經營責任制的國營大中型工業企業已達到82%，國營大中型商業企業也達到60%以上。　　

   企業承包經營責任制，……一般是由企業主要負責人或領導班子同企業上級行政機關簽訂承包合同。許多承包合同“暗箱操作”，不經職工民主決定。承包人一經確定，為了達到“優勝劣汰、減員增效”的目的，整個企業由承包人“重新組閣”、“競爭上崗”，企業原有干部、職工由承包人重新選聘、雇傭，許多干部、職工因此下崗失業。承包人成了“老板”，干部職工的去留全由“老板”決定。誰上誰下，許多企業實際是由同承包人的關系疏密好惡決定的。一些企業實行全員抵押承包，或要求職工入股，職工只有繳納了抵押金或股金才有上崗的權利，不然就不能上崗。職工們憾嘆：“辛辛苦苦幾十年，一夜回到了解放前！”一些企業承包以后并沒有搞好，職工們的抵押金、股金也泡了湯。這是改革開放以來，工人階級的主人地位第一次受到全面性的沖擊。　　

承包制從1987年到1990年的三年間雖也取得了一些成果，但顯露了許多弊端，主要是承包是有期限、有指標的，承包者個人只有在承包期內獲利才可以多得，這就自然地使承包者只顧承包期的短期利益，普遍地出現擴大虛假利潤，以達到增加承包者自身收入的目的。此外，拚設備、拚材料、拚能耗、拚人員以求利潤最大化，也是眾多承包企業的常見行為，這對國有企業造或了毀壞性的重大打擊。由于承包制存在無法克服的制度性缺陷，使承包制始終無法完善。急功近利的短期行為使企業越來越缺乏后勁。盡管改革獻策者提出種種完善承包制的主張，卻一無可取，完善承包制也因徒勞而告終。　　

五、結束語　　

思想包含著多少真理性，不是在理論中證明的。思想不是自然學科，靠套公式求出答案。思想屬社會矛盾范疇，須用社會實踐驗收。為此，本文主要從后30年社會實踐事實材料出發，檢驗“一些改革開放思想”的真理性。當然，30年改革開放按GDP衡量確實取得了巨大成績。2009年中國GDP總量335353億人民幣（49090億美元），為美國GDP總量（139230億美元）的35.25%，排名世界第三。但GDP總量并不說明國家的強大與領先，關鍵還要看GDP的“成分”和“質”。可以認為，這種發展方式的GDP“成分”和“質”，是“小國道路”，與中國身份不適。　　

另外，這些成果又是誰享受呢？a、掌握了全國41.4%財富的1%的家庭；b、美國等。2009年中國產品為美國人節省了約1000億美元的開支。中國加工企業接單生產后出口，只獲得少數加工費，而產品設計、運儲和營銷等環節的大量利潤被包括美國企業在內的外國企業獲得。2009年，中國對美有1400多億美元的順差，其中約有76%是外資企業造成的，而這些外資企業，主要又是美國在華投資的企業。同時，美國也從對華投資和服務貿易中獲取了巨大收益。在服務貿易領域，美國長期保持對華順差，近5年年均增長35%。（中國商務部部長陳德銘）　　

所以，中央提出了“科學發展觀”和“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人民日報任仲平《論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指出：  　　

　　長期以來，我國經濟增長高度依賴國際市場，外貿依存度從改革開放之初的9.7%上升到目前的60%，遠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如此之高的外貿依存度，帶來與國際市場“同此涼熱”的高風險度。一旦危機席卷全球、外部需求急劇下滑，拉動中國經濟的三駕馬車就必然因為出口的自由落體式滑落而失去平衡。 　　

　　長期以來，我國企業自主創新能力不足，缺乏核心技術、缺乏自主知識產權，更多依靠廉價勞動力的比較優勢、依靠資源能源的大量投入來賺取國際產業鏈低端的微薄利潤。“世界工廠”的光環，掩不住90%的出口商品是貼牌產品的尷尬。在巨浪滔天的金融海嘯里，這些沒有自己“頭腦”和“心臟”的貼牌企業更容易“沉沒”。 　　

　　重國際市場、輕國內需求，重低成本優勢、輕自主創新能力，重物質投入、輕資源環境，重財富增長、輕社會福利水平提高，這就是我們長期形成的傳統發展方式。這樣的發展方式不夠注重結構的優化、效益的增加、過程的可持續和成果的共享，難以實現質與量的統一、快與好的統一、物與人的統一、人與自然的統一。這樣的發展方式與國際金融危機“雙碰頭”，自然會產生強烈的共振效應。 　　

二〇一〇年八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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