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恩富：推進學習型黨組織建設，劃清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同私有化和單一公有制的界限
2010年08月24日 來源：人民網-理論頻道
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馬克思主義研究院院長程恩富教授在訪談室記者趙健攝
人民網北京8月24日電（記者秦華）今天上午，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馬克思主義研究院院長程恩富教授做客人民網·中國共產黨新聞網，以“推進學習型黨組織建設，劃清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同私有化和單一公有制的界限”為題與廣大網友進行在線交流。
中國的經濟發展要警惕兩種思潮
程恩富在訪談中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在改革中一方面要借鑒一些西方好的理論、做法，同時又是要堅決的擯棄以民主社會主義和新自由主義為代表的西方的主流的經濟意識形態、經濟政策。
程恩富說到，對中國經濟發展模式目前還沒有得到人們一致的認識，認識還是多樣化的。
有一種認為，中國經濟體制模式就是要走民主社會主義模式。民主社會主義換一個詞，或者是西方用的最多的“社會主義民主模式”，這個是由各國的社民黨、英國的工黨為代表，這種思潮就是民主社會主義思潮，或者是社會主義民主主義思潮，他們曲解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個模式的。把它理解為是朝資本主義方向趨同的，民主社會主義這個思潮，它是資產階級左翼思潮，或者是中左翼思潮。這個指導思想是一個大雜燴，其中在經濟學方面，主要是凱恩斯主義，同時也吸收了一些新自由主義。這種思潮目前影響比較大，這是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一個經濟模式的沖擊。
另一種是新自由主義的一種思潮，這種思潮是由資產階級右翼政黨代表，比如說英國的保守黨等等。這種思潮認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后也要達到新自由主義經濟模式。新自由主義的經濟模式，第一強調經濟的非調控化，主張市場萬能。第二是主張私有化，反對一切公有制。第三是主張經濟完全的自由化，而這個自由化又維護美國等發達國家主導下的一種不公正的一種經濟，包括政治秩序。反對發展中國家，要求改變現有的很多不合理的國際經濟規則和秩序。第四是主張福利個人化，反對福利國家、福利政策等等，就是這個新自由主義，它的經濟理論和經濟模式是這樣一種主張，顯然這種主張是國際大資產階級，大壟斷資產階級的一種經濟意識形態，經濟理論和經濟政策。
程恩富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在改革中一方面要借鑒一些西方好的理論，一些好的做法，同時又是要堅決的擯棄以民主社會主義和新自由主義為代表的西方的主流的經濟意識形態、經濟政策，這對我們中國的強大和民生問題的解決是不利的。現在中國出現的某些問題，和這兩種思潮是密切相關的。
“中國經濟模式”有兩種基本含義
程恩富在訪談中提出，改革開放30多年來，中國形成了獨特的“中國經濟模式”，其內涵包括中國經濟發展模式和經濟體制模式兩個方面。
程恩富說到，中國改革開放30多年，經濟上取得了重大的成就。但是30年來有沒有形成一個中國經濟發展的模式和中國經濟制度的模式，在輿論界、知識界還有一些不同的意見。有一些輿論認為，中國沒有發展模式，中國沒有制度模式。簡單來說，認為不提中國模式為好。他指出，就其研究來說，還是有“中國模式”的。
程恩富認為，中國的經濟模式具體又可以分為兩種基本含義：
（1）中國經濟發展模式。比如，有中國特色的工業化道路、新農村的建設、中國特色的城鎮化道路、現代化道路、產業之間的一個關系的演變的發展模式，簡稱經濟發展模式。
（2）經濟體制模式或者叫經濟制度模式。這個“模式”程恩富把它概括為“四組型經濟體制模式”。第一個組是公有制為主體的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的一種基本經濟制度；第二組是按勞分配為主的多種分配模式并存的分配制度；第三組是國家調節為主導、市場調節為基礎的一個國家主導型的多市場結構的一種制度；第四組就是自力更生為主導，同時又是多方位、全方位開放的這樣一個自立型的多方位開放的機制。所以說中國經濟發展模式和中國體制模式都是有它的特定內涵的。
計劃經濟功成身退總體上是成功的
怎樣認識計劃經濟的地位和作用？程恩富表示，計劃經濟是功成身退，總體上是成功的。
程恩富表示，從理論上來說，從西方20世紀初一直到20世紀40年代，就是長達將近半個世紀的時間里，當時學術界爆發了一次“社會主義大論戰”。這個“社會主義大論戰”是標準的學術討論，有的文章也概括成“社會主義經濟計算問題”。實際上就是討論計劃經濟可行不可行，效率高不高。當時以帕雷特和他的學生巴羅勒寫的論文引起了當時的論戰，贊成他們這種觀點還有著名的蘭德，還有美國的泰勒等人，他們都是贊成計劃經濟的。認為計劃經濟的難處是兩個，第一要進行信息的收集工作。能收集到那么多供求關系的信息嗎？第二是解答。能通過計算把這個供求關系平衡嗎？一個是信息的收集，一個是供求關系的梳理。但是理論上只要完成這兩點，計劃經濟的效率就高于市場經濟。
這樣西方經濟學家進行爭論，到最后是贊成計劃經濟這一派，在理論上、邏輯上是占上風的，奧地利裔英國經濟學家哈耶克、英國的米塞斯當時都處于下風，因為邏輯有問題。當時的背景是蘇聯的計劃經濟蒸蒸日上，他是沒有經濟危機的。而且在二戰前，工業已經成為歐洲數一數二了，所以為反法西斯奠定了工業和經濟基礎。
30年代西方發生了大危機，這是當時的一個爭論的背景，是理論上、邏輯上和實踐上西方標準的一個學術討論，這個學術討論是和實踐密切相關的。怎么評價計劃經濟？我們有一批馬克思主義學者注重時政資料，注重數據，認為計劃經濟是功成身退，總的來說是成功的。但是，一方面要承認計劃經濟總體的績效是高于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另一方面又看到計劃經濟體制上的弊端，以及它在執行上的一些失誤。特別是蘭格作為經濟學家他說過一句話，比較客觀的總結了計劃經濟，他說：“不是計劃經濟不能實現高效率、促進生產發展，而是計劃經濟要避免官僚主義”。而這種“官僚主義”，計劃經濟的某些弊端在中國就比較明顯。
去年新中國成立60周年，當時就是有關部門也提出，就是要處理好前30年和后30年的關系。后來有一些主流的媒體和電影作品都肯定了前30年重大的成就。盡管我們是艱辛探索社會主義，在探索中間有一些失誤，有的失誤還比較嚴重，但是總體上還取得了很大的績效，國家越來越富強，初步改變了一窮二白的面貌，初步建立了一個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人民的生活水平和解放前相比也有了很大的改善。這個說法是有統計資料為依據的，這是問題的一個方面。
如果肯定計劃經濟超過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話，為什么還要搞市場經濟？我們客觀的肯定市場經濟的績效，不會否定市場經濟改革的必要性，因為我們取得了共識，如果我們搞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它的績效趕不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如果我們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那么我們在經濟績效上就有可能超過傳統的社會主義計劃經濟。
“所以說，計劃經濟以中國、蘇聯為代表是功成身退，總體是成功的；我們現在把社會主義計劃經濟改造成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就是新事物，是繼往開來，開辟歷史新紀元，就是史無前例的”，程恩富說。
以人為本、自主發展是中國經濟發展的本質特點
程恩富表示，以人為本、自主發展是中國經濟發展的本質特點，以此可以區分于凱恩斯主義、新自由主義兩大經濟學派，從而堅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改革方向。
在社會主義改革問題上，國內外都存在不同的主張，有一種主張就是“新自由主義”改革的主張。在現階段怎樣堅持改革開放的社會主義方向？怎樣和“新自由主義”的立場相區別，摒棄這種主張，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方向、道路？
第一，從我們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看，改革30多年來我們國家調節的力度、水平和有效性都是超過西方，這就是在國家調節這個層面上和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有一定的區別，和新自由主義更有區別。因為世界有三大經濟學流派，一個是中外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第二是中外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第三是中外凱恩斯主義經濟學。這三大流派和三個政黨相聯系，中外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是和各國的共產黨性質的政黨相聯系。而新老凱恩斯主義是跟各國的資產階級的左翼、中左翼和中右翼政黨相聯系。新自由主義經濟學與各個學派，是和資產階級有些政黨相聯系，所以說推出的理論和政策主張相聯系。所以說我們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以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為基礎的話，它在國家調節這個基礎上是有區別的。
第二，關于所有制制度。凱恩斯主義主張要保留相當程度的國有企業，是以私有制為主體的經濟發展模式。現在認為私有化程度越高越好，和凱恩斯主義也有區別，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更有區別。
第三，在經濟自由化或者是經濟全球化這個問題上，過去的諾貝爾獎的獲得者、世界銀行的第一副行長斯迪科里斯，他作為凱恩斯主義的現代代表之一，堅決反對世界銀行、國際貨幣組織、世貿組織主要是由發達國家控制的。他認為這三大國際機構在一定程度上都實行了新自由主義政策，要求發展中國家進行所謂的經濟結構改革，結果導致拉美等國家發生金融經濟危機，東亞也發生金融危機。所以他作為凱恩斯主義代表，反對自由主義、神話主義，他和索羅斯堅決反對市場萬能主義。
我們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主張自力更生基礎上的一種自主發展，同時又是對外開放，我們既參與經濟全球化，同時又在經濟全球化中維護中國、維護發展中國家以及維護全世界人民合法、合理的權益。這與美國為代表的某些發達國家，他們主導現階段的經濟全球化，制定一些不合理的經濟制度，非法地掠奪各國人民這個做法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第四，關于福利，新自由主義是反對的，高的福利除非做出讓步，否則原則上都是反對的。中國有一些經濟學家就堅決反對勞動合同法、最低工資法等等。而且把這次金融危機算在凱恩斯主義頭上，很多網民也都知道。所以我們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就是以人為本，強調民生、強調發展經濟的最終目的，是為了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質量。
公有制在生產力和價值雙重標準上都全面超越私有制
在談到如何判斷一種所有制優劣標準問題的時，程恩富指出，公有制從生產力角度來說，它的效率是高的，是比私有制更有發展；從價值觀角度來說，公平程度公有制比私有制要高。
程恩富說到，一方面，從生產力角度來看，對公有制和私有制這兩個制度進行比較，首先要按照馬克思主義經典的原意，“公有制的提出它本身就是要克服私有制的弊端。所以，它是符合生產力發展的要求的。”也就是私有制在發展過程當中，影響了生產力的發展，比如說他們每過幾年出現一次經濟危機，這種經濟危機導致了社會財富的損失，發展的緩慢以及民生問題的倒退。危機的總根源，實際上仍然是馬克思、恩格斯他們的著作中所揭示的，是因為生產的越來越社會化，這個社會化客觀上要求公有制，但是由于生產資料是由私人來占有的，簡單來說是私有制。這個生產的社會化和私有制它就互相沖突，這個沖突就要求公有制越來越高度發達的社會化的生產、現代化的生產。所以從理論上來說，公有制它肯定是優于私有制，所以我個人提出的一個學術觀點，就是“公有制高級效能”。公有制從生產力角度來說，它的效率是高的，是比私有制更有發展。這個是問題的一個方面。
程恩富談到，另外一個方面，如果從價值標準來看，也是辯證的。一方面公有制它體現的經濟平等肯定是要高于私有制，我想這個大家都容易理解。因為在財產占有上，個人不占有生產資料，大家都是作為一分子在整體上占有生產資料。如果是國有資產，等于是全國人民總體上占有，這個實際上是全民所有制，不是某一個人局部的占有。如果是集體所有制，那么在集體所有的范圍內，在生產資料的占有和所有上是平等的，同時所有制的平等又會影響到分配。在分配上，簡單來說利潤不是個人得，利潤是集體的或者是國家的。集體拿了這個錢可以擴大再生產，可以搞集體福利。國家拿了這個錢如果是合法使用的話，也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從這個價值觀角度來說，公平肯定比私有制要高。
程恩富強調指出，雖然公有制從價值方面來看、從平等方面來看優于私有制，但也絕不能搞純粹的公有制、搞單一的公有制。從現階段發展來看，保持一定程度的有限度的不公平，反而是有利于整個經濟社會的一個更快的發展。所以這個問題都應當辯證的來看待，不能用一方面完全否認另外一個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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