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東南各省1978-2008發展模式無法成為內陸各省2008后的發展模式
龍 斧 王今朝
武漢大學戰略決策研究中心
一、問題的提出
中國地大人多,各地區經濟發展經常是不平衡的。改革開放初,廣東、福建依靠沿海區位優勢發展加工產業、兩頭在外、民營經濟,加上向中央轉移支付少,全國資金、人才東南飛,獲得相對于中西部各省和東部其他各省的高速發展。隨之,江蘇、浙江、山東迅速興起,大致采用廣東、福建模式,減弱了后者的資本流入、人才流入等要素條件。經過改革開放30年,東、南各省的原有優勢耗盡,廉價勞動力流入不再增加,甚至有所減少,世界發展中國家如越南、菲律賓、印度正在興起,搶奪東、南各省的國際市場。在這種情況下,東南各省原有的經濟發展模式不能維持,已經是非常清楚的事實。其中恐怕唯有上海,由于擁有龐大的科研力量,眾多的國有高科技企業,在這個過程中獨善其身,一枝獨秀。于是,東南部的原有的產業出現向內陸各省轉移的趨勢。而內陸各省、市、地區不少提出承接東、南產業轉移作為經濟發展、自我升級的發展戰略。那么,這一戰略是否能夠走通呢?
在我們看來,這種產業承接的發展政策仍然局限于“經濟發展有多快、GDP增長有多大”的簡單思維模式,沒有意識到經濟增長與社會發展的非線性關系(以及在一定條件下可能產生的矛盾關系),沒有根本結合自身地域、文化、經濟和社會優勢貫徹中央科學發展觀,必定無法實現經濟增長。而從今天中國社會出現的矛盾看,它還反而增大矛盾激化的可能性。因此,各省必須重新思考發展模式。
二、東南各省發展模式中西部無法模仿
從東、南部模式本身看,一方面,當依靠國家政策、原有基礎設施、資金、技術、勞動力、交通、通訊等國內“比較優勢”發展起來后(可謂第一次優勢發揮),內地成了它們資源、廉價勞動力、粗加工基地以及“先行者”的價值延伸對象,此為東、南部發展的第二次“比較優勢”發揮。但另一方面,其發展主要搬套西方模式(私營經濟、股票市場、原始工業化等),并未創造出具有自身獨特優勢的中國模式(這一點往往被GDP增長掩蓋)。而從長遠發展看,轟然而起的效益因市場規律等因素也必然降低;東、南部無論是第一次還是第二次“比較優勢”所帶來的增長空間越來越窄,而且還產生了致命的“內需不足”。由于多種原因,技術或市場結構優勢(或類似優勢)的價值創造周期也越來越短,企業效益從上升通道轉向下降通道的速度越來越快,生命周期越來越短,人力資源穩定性下降而成本卻不斷上升。同時,由于沿海-內地自然資源的不對等價值創造率和技術差異性逐步縮小,沿海利用內地廉價勞動力的優勢也在下降。結果,東、南部發展原有模式今天難以保持以往增長速率。因此,新優勢(無論是比較優勢還是獨特優勢)的創造也成為東、南部面臨問題(就這一點而言,大家都在同一起跑線)。
內陸各省既缺乏東、南部勞動力水平、技術,又在效益、效率上與后者存在差距;既沒有“改革先行者”的相對優勢,又無法獲得這些優勢產生的價值延伸效益;雖有豐富自然資源(從人均資源和支持自身工業發展支撐兩個角度看),但無第三產業的領先優勢(如金融、信息等)。再則,過去二、三十年,東、南部在人才戰略、技術發展、市場擴張以及延伸價值利用等方面已在內地普遍實現,內陸各省如果亦步亦趨不僅無此相應“內地”市場與效益延伸空間,而且會致使一些原有區域優勢和特色下降(如原來建立起來的工業體系)。第三,即使今天有些“中部崛起”的相對優惠政策,其程度難超當年深圳或浦東,全國資金和人力也不會像歷史上那樣地流向內陸各省。在這些宏觀因素作用下,內陸各省如搬套東南部“比較優勢”的傳統模式和理念,不可能產生相同效率效益,惟有辯證運用現代前沿發展理念并科學結合各自優劣勢條件,不斷打造出有別于東、南部模式的“獨特競爭優勢”才行。
如果東、南部挾已有優勢(從經濟學看,縱然也沒有什么值得稱道)再次率先創造出新競爭優勢,中、西部將再次成為它們價值創造、實現和延伸的市場對象,內陸各省將失去改革開放中創造自身優勢的機遇。因此,內陸各省的改革發展不應該被東、南部的轟然效應所迷惑(這里不是說不學習東、南部其他優勢),不應走東部南部“比較優勢”的老路,承接東部的產業轉移不僅不會產生出那些產業在東部地區產生的經濟效益,而且附加成本會高出許多倍,同時產生的腐敗、環境惡化、社會矛盾也不可避免。
三、東南各省與中西各省面臨共同問題
東南各省與中西各省的差異性已如上述,這種差異性決定了中西各省無法學習他們的經驗。東南各省與中西各省還有共同性。這種共同性決定了中西部各省無需學習東南各省的經驗。
1、“資源節約”問題。資源節約就是在相同資源輸入量產出最大經濟效益,這是經濟效益、效率的根本體現。如前所述,東南各省由于有資金優勢、人才優勢、沿海優勢,加上所謂“搞活”,經濟自然快速增長,無需資源節約。以東南各省GDP占全中國比重看,中國經濟發展模式的弊病就是東南各省的弊病。所以,無論是可循環利用的礦產資源(一旦出口,就不能循環了),還是不可再生不可循環的煤炭石油能源,東南部各省的浪費都是首當其沖。中國中西部確實有一些能源優勢,但能夠利用這種優勢繼續搞高耗能、高污染的生產嗎?能把寶貴的資源用于為少數人謀福利嗎?勞動力自然豐富,但能否把勞動力轉移為資本主義的雇用勞動力呢?在原始資本主義+勞動密集型技術生產模式下,這些勞動力的精力、生命在短短幾十年就會耗盡,留給家庭無數的災難,真的就成了人的生產是為了資本主義的再生產,哪里體現以人為本呢?它是以廣大勞動人民的人為本還是以資本家的人為本呢?比如,溫州模式不就是紐扣這樣的小商品生產嗎?那只不過是在中國經濟不發達的情況下產生的一個短暫的發展機遇,既不登西方的大雅之堂,也難說為中國樹立了一個好的榜樣。各地能都生產紐扣嗎?而溫州人在實現資本原始積累后,資本是用于發展社會主義實現共同富裕還是用于在全國各地房地產市場上興風作浪,在歐美超級市場上瘋狂掃蕩呢?這是資源節約嗎?這是資源的濫用。
2、重新打造各省重工業和研發機構問題。建國后30年(1950-1980),中央在各省進行工業(如湖北有武鋼、武重、武鍋、武船、二汽等)、大學和科研機構(湖北有華中工學院、師范大學、中科院分院等)等建設。而后30年,新的重工業、新的國家級重點大學沒有建立,大學改革并沒有達到應有目標,重工業發展乏力。清華大學、北京大學與世界一流的距離尚遠,錢學森、錢偉長對中國科技發展憂心忡忡。這表明,中國在改革開放后學習西方的綜合大學模式放棄蘇聯的細致分工模式并沒有達到預期效果。其中的關鍵是,中國缺少統一的產業和科技發展計劃,把產業發展歸結為房地產、汽車這樣的簡單化產品。它們很容易發展,但發展它們對社會無特別利益,對未來發展難以產生支撐,不過是看西方社會表面怎樣中國就怎樣罷了,根本不是建立在一個科學的分析之上。
科學的社會發展分析結果必然是重工業優先發展,大學結構的確立必須圍繞重工業發展這一主題。當然,中國改革開放以后,一方面中國有和平的外部環境,另一方面中國有較高的產出水平,所以即使重工業優先發展,也不至于使普通的消費品工業和農業大受影響,不致于產生大躍進。中國所面臨的發展環境和發展條件已經非常寬松。但很顯然,由于受到國家戰略、區位優勢、外部世界誘惑等影響,東南部并沒有走上這條道路。而中西部也沒有很好延續這一道路。這恐怕就是中國不得不真正重視經濟發展轉型的原因。
3、人才使用問題。21世紀的發展競爭主要是“人才素質、結構、作用”與“優勢不斷創造”和“在其基礎上的體制平臺”以及因此產生的“決策科學性”這“四位一體”所產生的綜合效益競爭。無論是恢復、鞏固各省比較優勢還是創造獨特優勢,無論是研發“資源-效益”規劃還是制訂“低輸入、高輸出”發展戰略,無論是實現“資源節約”條件下的綜合經濟、社會高效益發展還是打造經濟與社會發展有機結合“友好環境”,都離不開高端科學研究力量的使用和發揮。
4、指導思想問題。上述建議與經濟改革、社會發展模式的理論問題緊密相關。改革開放以來,以一些“精英”為代表的中國新自由主義打著改革開放旗號,推崇在西方早已受到批判的“極端私有化、利潤化、市場化和商業化”的里根-撒切爾主義,與毛、鄧一代人信仰、宗旨、價值觀和終身為之奮斗的社會目標相悖,對中國經濟發展、社會公平、民族素質、價值觀和信仰體系、行為和道德準則以及各級相關政策的制定都造成負面影響。他們一方面用GDP增長和改革開放來掩蓋其價值觀,另一方面對任何不同觀點都冠以“否定改革開放”。他們所宣揚的“比較優勢”其實是耗盡中國有限的寶貴資源+窮盡廉價勞動力從而換取剩余價值的原始積累和全面私有化模式(這和我們在這里所建議的“比較優勢建立”有著本質上、性質上和決策科學上的根本差別)。當前在許多黨政部門這種影響依然廣泛存在,并直接影響具體經濟與社會發展的政策。因此,各省改革發展模式轉型以在理論上消除上述影響為根本前提。
四、結論
本文分析表明,在今天中國必須進行的發展模式轉型中,中西部不能通過簡單承接東南部的產業轉移實現發展。這是因為,過去30年的東部優勢是建立在全國資金、人才、政策資源的傾斜之上。不僅這種優勢中西部難以模仿,而且這種優勢所產生的效果已經把中西部作為東部的價值延伸地,就如過去30年中廣東、福建、浙江、江蘇、山東等省成為港臺、日本、美歐的價值延伸地一樣。結果,它們的發展至今都面臨能源效率問題、重工業打造問題、人才使用問題、思想觀念問題。其突出的表現就是,自己最辛苦,卻讓別人賺大錢,根本沒有如計劃經濟時期毛澤東一代人那樣想辦法一舉建立起自己與他國、他地區鼎足而立、平等抗衡的獨特競爭優勢,是一種看似聰明的蒙昧主義,帶有香港、臺灣一些人所帶有的殖民地心理,而不是如毛澤東一代人一樣相信自己的力量、積聚自己的力量、鍛造自己的力量。今天,中西部的發展戰略設計不能簡單地靠承接而沿襲東南各省的老路,必須走獨特競爭優勢道路。而中西部各地為了承接東南部的轉移還彼此競爭,那就不僅是騎驢找驢,還會產生鷸蚌相爭,漁翁得利的結果了。東南各省政府在對自己的發展道路進行反思的同時,也應從源頭防止這種對兄弟省市所產生的不利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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