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中國國家金融總戰略設計與實施

論中國國家金融總戰略設計與實施

譚偉東

中國經濟從一支獨秀到引領群雄（印度等其它亞太國家與地區），其高速經濟增長至少還會持續少在二十年多則半個世紀。但金融戰線卻有喜有悲：一方面金融供給意義中國強勁的積累和已有的物質經濟綜合實力而頗為可觀；另一方面金融回報過低，不良資產積沉，金融企業規模同國際同業水準比較并不樂觀，應對國際金融挑戰與有意識的金融沖擊或金融戰卻大為不足。經濟學家，金融專家不但拿不出象諸如對人民幣值升降的其＝全套戰略，而且甚至連起碼的意識與心理準備都不足。中國已有了科技興國戰略，人口發展戰略，開發西北戰略和新近的振興東北戰略，有著不但完備的有關經濟改革，市場經濟規范和社會經濟體系方面的戰略構思與實施藍圖，有實行了若干年的穩健的貨幣政策，但金融不但滯后，而且缺乏清晰可辨的國家戰略構架與運作目標體系。弗里德曼等貨幣主義學派經濟學家抱定貨幣最重要信條。其實絕大多數經濟學家都沒有深刻的金融背景和不解其中的核心運作機理。它們更多的是在簡單的虛擬經濟與實物關系上把握金融。從對經濟活動的最直接推動與最終調控角度看，與其說貨幣最重要，不如說金融和信用最重要。因為貨幣是源金融，而信用才是最終金融。這在當代早已高度復雜深入的金融資本市場互動體系下更是如此。

一，當代金融戰略平臺的世界金融背景

美國到底是靠實物經濟，高科技經濟或所謂的知識經濟，網絡經濟，還是靠資本與金融操作，靠美元經營或運作而享受了克林頓時代的戰后最長的經濟繁榮和抵御了如此大的經濟泡沫后的經濟大蕭條，大衰退？答案應該是顯而易見的。但其卻不為大多世人所解所識。美國在計算機、網絡開發與信息高速公路建設方面的確有敖人的戰績。但硅谷神話，全國性的投資牛市，簡言之，被不斷告知的非理性繁榮根本就不是所謂的高科技所能制造出來的。連續數年的年均幾千億美元的所謂風險資本的精心打扮包裝，全國乃至全球性的資本，基金與外匯市場的互動與推波助瀾，周期經濟不再，持續繁榮的鬼話成了公眾樂于接受并信以為真的新理念。美國有一次上演了凱恩斯筆下的股市即為傻瓜的游戲：即每一個股東都明白其中的原委，但游戲之所以能不斷地繼續下去，就在于每個人都寄望于而且確信會找到另一個更沙的人接替自己。凱恩斯先生固然有些過于刻薄，但不幸的是在金融泡沫催生時期事實就是如此。中國投資大軍或儲蓄大軍一方面遠較美國投資者高度理性，另一方面其中的一些又遠為狂熱。我們當然不希望在中國制造類似美國的一次又一次的前所未有的經濟泡沫。毋寧說，我們需要一方面以高度的智慧與社會理智在科學合理地借鑒當今國外，尤其是美國的高度發達，靈活，完善的金融資本系統，又能有效地避開其不利的一面，并能在全部主要可能的層面上防范可能的國際金融戰對我的突然襲擊。

當代世界金融體系已大大發展和強化了金融先導，金融杠桿，金融調控的空間與力量。金融最重要可以在下述意義上加以把握。由此透視人們可以對世界金融背景有一個最高層次的了解。

首先，消費群體的消費能力與現實水準已不單單是可支配收入，經濟景氣波動，現行財富存量的函數。毋寧說，消費者在很大程度上由信用導向與信用擴張力度決定。美國此次衰退程度極度和緩，并從衰退中慢慢走出，起先是得益于兩次大的零息汽車信貸擴張，而后則基本上倚賴于十次降息所直接引導出的住房信貸的大規模重新借貸。此外，或許更為重要的是，若非信用消費的支撐，美國經濟既無法實現戰后以來經濟擴張，也無法形成如此超級規模的經濟的持續運作。消費者信用和金融已發展成了包括房地產抵押，汽車抵押，信用卡，教育，個人貸款，住家資產改進，家居資產貸款及其相應的證倦化等等同連鎖商，廠家連成生意未來的財富，消費品與服務諸多產業相關的一個龐大的金融產業群。而以花旗集團，大通摩根，美洲銀行，摩根。斯坦利，美林，高盛等為代表的金融財團，又以其垮業混業經營，正在邁向一步購買的配套金融服務的金融超市新模式經營理念與經營實踐。而其經營業績更是令人驚異。以花旗集團為例，2002年其年贏利為152。7億美元。其中的超過53。4％的81。60億美元來自于花旗集團的全球消費者金融集團。這一業績從另一個橫向比較角度看更加顯著。其竟然超過巨型連鎖商號Wal—mart和高科技巨子微軟，在2003年全球150強中排名第八。

第二，金融操作成了高科技創新，尤其是高端產品－企業－產業化的催生器。風險資本，杠桿回購，股權認證，互換或互提等一系列金融風險基金，對沖基金，金融衍生品系列，通過不斷交換的金融創新和高度深入的金融分工與金融產品市場開發拓展而直接影響甚至決定著技術乃至科技創新發展走向，成為人力資源，創新資源配置的強有力杠桿與協調器，并本身就構成了經濟增長與發展的增長級，無論從產值，就業，資本投資與形成上都是如此。

第三，金融信用甚至甚至成了收入再分配，保證社會公正，穩定的重要手段。信用方面的平等可以認為是機會均等的補充，業可以理解為機會均等在金融領域中的應用。它一方面至少可以保證弱勢群體基本生存或生活就業轉型時期的資金周轉需要，另一方面可以造成他們在教育等更長期投資方面的相對應得進入機會。

第四，金融業本身已經成了一個吸納高科技，其組織，經營的產品，服務創新層出不窮，以至于出現所謂大爆炸為稱謂的金融革命。金融集群同時成了經濟利潤中心，高，中，低端就業中心。其吸納的就業從高級管理，銀行家，金融分析師，風險與資產管理經理到人間工程師，系統開發專家以至于電話網絡推銷員，拖欠款追繳員等等。金融產業集群本身成了國民經濟增長與發展的重要產業集群。

二，金融牽動，支撐，推進的經濟主發動機

盡管金融，信用無疑是現代發達經濟的“虛擬能源與血液”，意即金融肩負著輸送養料，推動經濟運行，支撐經濟行為體成長等重大作用，但它一則脫離不開實物經濟發展基礎，二則必須與之保持適度比例。否則不但不能推動經濟，反倒會造成貨幣金融現象下的種種弊端，不利乃至罪惡。因之，考察中國國家金融戰略必須把目光牢牢地盯在中國經濟重要增長級上，即中國經濟的核心主發動機。這種經濟主發動機可以從區域，產業和企業三個角度進行分析。

從國家區域經濟宏觀格局看，胡溫新政業已在已有的西北戰略基礎上提出并開始實施新的戰略布局與新區域經濟增長級構架，新戰略或新增長級即為東北經濟發展戰略；新戰略布局為東西拉動，東部持續，西部提速，東西拉動中部，東北再造或振興的中國區域經濟基本構架格局。

東南沿海從南到北是這樣展開的。首先，以珠江三角洲，華南經濟區，粵港一體化的區域經濟活動與整合將進入一個準國際性的區域一體化的區域經濟一體化進程，期間的金融需求不但在量與質上有新的要求，而且將在貨幣流轉使用與統一，在結算，交割，儲蓄等等方面提出新質要求。區域金融中心的建立，資本項目的選擇性開放，人民幣匯率管制與經營的試點性運作，人民幣與港幣的互動，內地資本市場與香港金融與資本市場的聯動，華南城信體系的構筑等等，有著諸多大文章可作。而這一切都將是立足于粵港一體化經濟整合大構架上。香港的未來潛勢，深圳的重換生機，廣東的再上臺階軍取決與這種整合的宏觀進程。大華南或大香港經濟帶的開發與聯動，同一次創業不同。一次創業主要靠中央政府宏觀大經濟啟動與把握；二次創業應當是以中央宏觀經濟規劃為背景，主要靠區域自身的優勢與優勢互補與組合中的各區域主體的積極能動性。香港在坐失良機。香港需要大思路，大手筆，走出港島圈，為未來十年，二十年乃至五十年的大香港經濟聯動帶鋪路架橋，從而贏得主動，再創優勢。廣東及其特區不能再寄望于中央政府。經濟一旦升至一定的速度與水平，其內在的自卡與自動力要強行為自己開路，發揮人力，地域（空間），資源，資金積累優勢，在小規模大經濟基礎上，發展特色與主體經濟，上規模，出水平，建名牌，呈特色，從而同香港形成高，中，低級全面互補。高水平外向經濟將是這一區域的新考驗。由此，珠江三角洲大區域金融支持與發展將是中國金融界不曾熟悉的具有前瞻性的外向聯合金融嘗試。

其次，以上海浦東及其近環帶形成的長江三角洲大經濟區域，整個地在區域宏觀上牽動了東部沿海和長江流域的經濟整合。小平說其一個最大的失誤就是浦東的晚十年開發與開放。而在事實上，依照中國的國力，金融支持力和區域剃度轉移力以及經驗整合與示范傳遞，浦東的放開與開發，在時段上基本是適宜的。其中的歪打正著主要在于中國金融支撐的極限開發與集中優勢兵力的戰略選擇上。同時啟動與放開珠江三角洲，形成兩個戰略決戰的結果決不會比現在的要好。分散的結果只能是在低水平上重復的平鋪直敘與缺乏亮點。長江三角洲大經濟區域未來發展的核心問題涉及：其一，如何盡快形成空間分布更進一步的具體的經濟與產業帶；其二，如何協調環渤海經濟圈或至少是山東半島經濟帶；其三進一步強化與突顯長江三角洲小區域內的產業集群專業分工與特色分工；其四如何牽導全國性區域互動；其五，如何同東北經濟區形成合理定位與分工。這是一個涉及全國經濟布局的區域經濟增長級。浦東開發與上海劇變的歷史回顧告訴我們這樣兩點：成績顯著，示范與未來水平不高。這主要是說開發的結果一沒有創造出中國國家級的世界品牌二未能構造出可資借鑒的中國國家級金融中心。中國國家級金融中心未來可能會形成兩個：北京中心和上海中心。其中兩者的分工與聯合更是前所未有的大文章。這個經濟區域全國性的金融注入時代已經結束。接下來的是要靠金融與經濟自身的創新與整合而形成動力。真正的金融創新與攻關時代已擺在這個經濟區域面前。

東北三省資源上曾經富可抵國。林羅出關時，不但有百萬雄兵，更有當時全國最好的重輕工業與發達農業的鼎力支持。陳毅元帥有句名言叫做，淮海戰役是解放區老鄉的小車推出來的；是大連的炮彈打出來的。一五的156個項目，東北起碼占了五分之一強。在整個計劃經濟期間，東北的鋼鐵，煤炭，重化工，造船，機器制造，設備制造，在全國舉足輕重；東北工，農，林，牧，魚等各業興旺發達；遼老大更是東北乃至全國的驕傲。論及大型國家主干企業，大連紅旗造船廠和上海江南造船廠至少是騎虎相當；長春一汽在很長時期絕對是中國汽車行當中的主力中的主力；鞍山鋼鐵廠又是中國鋼鐵中的頭號；大慶油田改寫了中國的石油歷史，支援了全國。這是一個有著驕人的戰績，輝煌的歷史，資源齊備，疆域遼闊，人文薈萃，景色優美，山川河海環抱縱橫交錯，令當年的小日本垂涎三尺的風水寶地；北大荒現如今已成了聞名遐爾的北大倉；東北的木材支援遠不只是半壁江山。改革開放后，國企最初衷的包袱在東北呈現，傳統重工業區的核心資源趨于枯竭，技術設備改造，更不必說更新換代大大滯后，許多企業處在“關，停，并，轉”境地。東北失落了，無助了，衰敗了；東北人彷徨了，迷失了，落伍了，成了“失勢的鳳凰，落入平陽上的東北虎。

東北人忘記了所謂十年河東十年河西，風水輪流轉的道理。東北的戰略機遇來到了。二十余年的經濟區域整合，造成了東北現如今的巨大剃度：沈陽這個中國幾乎是獨一無二的機械加工中心只是全國工資水平的三分之一。而整個東北的科技開發，工程技術員工工人素質在全國絕對是名列前茅。成本優勢，技術設備，資源配置，基礎設施，人文地理，廣柔土地，這一切為大東北跨越式發展提供了前提。更為有利的條件是珠江，長江三角洲開發的經驗，東北地區傳統的東北亞國際區域中的聯系與互動及已往二十余年的大規模的物質技術積累。東北經濟區的核心問題是，其一，傳統名牌的再造與國家級世界名牌企業產業的創立；其二，同其它諸區的合理定位；其三，東北亞經濟圈的拓展與全方位的對外開放。東亞是個小世界，東北亞更是個間接世界。引進韓資，日資，與俄經濟往來應是東北對外經濟的一部分而非全部。面向歐洲，面向北美，面向全國，面向全球，才是東北在新一輪經濟大潮中應該著眼的。很顯然，無論是從宏觀經濟收益，還是微觀經濟核算角度看，現在無疑已經成了形成全國性的金融注入到東北經濟區的時候了。這種注入不但包括中央財政金融，中央銀行聯動及其相應的全國性的金融拉動，亦應包括沿海地區那些已經富裕起來的急欲上規模，上檔次的地區金融注入。如果東北戰略能夠在形成全國性重大世界級重型集團企業基地上走出困境，那么東北戰略無疑將是第四增長級的最重大的貢獻。此外，相關的衛星產業群系的建立與擴大也同等重要。最后是可持續發展思路下的生態城市，有機代謝，綠色農業與綠色海產業及其相應的大旅游業：大連花園城市，黑龍江的天然冰雪世界與哈爾濱之夏與俄羅斯風光，沈陽的故都，東北的小黃山纖山等等人文與自然景觀構成了一個龐大的消夏休閑賞冬領雪的北國風光。金融必須同其特色產業與經濟緊密互動，突出特征，強化優勢，創造名牌，引導未來。

西北戰略將是個漫長的區域發展戰略。三峽水利工程雖偉雖好，但只有時機成熟是才能“高峽出平湖”。再造一個中國是當代國人與今后幾代甚至十幾代人的使命。現階段只能是戰略布局，生態逆轉，資源開發。其中水，沙，油，汽，林，草，牧是關鍵。經濟原理強調均衡。均衡就是經濟學中的靜態物理學。從投入產出回報與乘數效應擴張角度，東北戰略無疑會大規模啟動，迅速升級。西北戰略在未來十年完成戰略布局后，將會在其它三大經濟區域的合力推動下，在未來五十年形成中國的向西部進軍的狂潮。其力度與效益將不是當年美國西進所能比擬的。因為西北地廣人稀的基本態勢，其戰略意義有三：生態，資源與未來空間。這就決定了其在現階段的基本戰略走勢。金融必須主動配合與放大這些戰略意義，為未來五十年的大中華創造條件。

從產業角度看，泱泱十三億人口大國，各種各類產業必備當是不言而喻的。但現階段的主攻方向必須明確：汽車，機電設備，機器設備，造船，航空與航天，電子與通訊，房地產，鋼鐵，能源。其中，汽車又是極具標志性的。何日中國造的汽車向中國造的中低產品一樣行銷世界，何日中國就將是世界強國。但萬不可以忘記環保技術超前。汽車業的高度發展將會拉動上下左右并同房地產業一道為金融創造出巨大的需求。財富積累與信用使用將集中在這兩大領域。大房地產是任何一個現代發達經濟的核心支柱產業和國民財富的主蓄水池。中國房地產業才剛剛起步。所謂房地產泡沫完全是局部區域的。當然房地產住宅產品品種開發卻有脫離中國國情。但更重要的是收入人為壓抑造成的需求不足和信用需求不足。總體上來，中國房地產的真正黃金時代還尚未到來。金融深化與開發仍有巨大潛力可挖。

從企業組合來看，金融的主戰略不能撒胡椒面，全力支持所有的企業。包括美英法日意等所有所謂發達國家，從其起飛到進入較發達的階段，沒有一個國家不曾實行保護與傾斜政策。這些政策當然包括銀行和金融政策。因為任何情況下資源與資金都是有限的。好鋼必須用在刀刃上。自由放任，自由競爭，自由貿易從來都是已經占有有利地勢的一方為進一步障顯自己的優勢而制造的理論鼓動。中國的工業資本與技術資本固然仍有一定的差距，微觀層次上的有形資產與名牌戰略遠未形成同國家經濟總量相匹配的地位。但中國的金融資本在其中究竟扮演的是什么角色呢？發現，發育，培養，壯大中國一流世界企業，造就中國的以金融資本為核心的中國跨國托拉斯是對今后幾十年中國金融業的巨大挑戰和前所未有的機遇。南韓和日本都有寶貴的經驗。成功與失敗兩方面均值得借鑒。混合所有與經營的中國巨型托拉斯是中國未來二十年金融業在企業層次上首要戰略決戰。此外，中國如此龐大的人口群體，無論是就業還是經濟之消費吸納與長期穩定發展均需要大量的圍繞著巨型公司的一大批中小企業群的存在。強化高效中小企業群的發展也是金融支持的重要戰場。最后便是原創式，后續力強高價位產品的企業群的催生與培養。

三，金融戰略資源與戰略儲備

首先要區分現行金融戰略資源與未來金融戰略資源。中國目前首要金融戰略資源無疑是：第一，龐大無比而又不斷加速積累起來的居民與單位儲蓄存款。現在總規模為80萬億，為年GDP的兩倍多。而美國的同類儲蓄僅為GDP的8％ 至10％；第二，全國性的銀行儲蓄系統與網絡，包括軟硬件設備與基礎設施；第三，相當規模并仍在增加的外匯儲備。今年第三季度將高達超過25000億美元；第四，過去三十年來發展起來的金融，尤其是資本市場運作網絡系統。其中，硬件系統尤其是電子交易平臺已經和發達國家并駕齊驅甚至超過了它們（當然，軟件系統與經營管理仍有很大的距離）；第五，已有的金融保險推銷隊伍。盡管客觀地評估，金融人才高度奇缺，但這是指中高級經營業務骨干與專家，一般基層業務未來隊伍業已存在。

未來金融戰略資源主要指如下三個大的尺度方面對比潛在資源。其一是對比國際發達國家的金融資產開發潛力；其二是對應中國中長期經濟增長發展空間；其三是在此基礎上綜合考慮我國國情，文化，歷史沿革，民情習俗習慣及其理想的動態演進將會形成的未來金融開發主線，主產業而考慮的金融資源。

首先，當代國際金融比較可能會給我們在金融結構（財富與產業），金融開發空間。金融深化理論早已被人們所普遍接受。金融深化的結果與直接標志性指標，就是金融資產同國民總產值，同整個國民財富的比重的上升。整個經濟行為。尤其是食品貨幣經濟行為事實上是一個高度復雜的未來預期游戲。由此游戲的構成與高潮迭起就在于預期在金融與貨幣世界手段體系中的演進所造成的虛擬經濟與實物經濟間的互動與作用。盡管我們看到的是發達國家靜態的金融資產高比例現象。但其實質卻是反映了金融在促成國民財富的高度動態形成與積累過程中的重大作用。當然，這也同時意味著信用關系網絡的日益細密交織，連結的程度加深加密，從而意味著更大的潛在的不確定性及其不確定性下的崩潰可能帶來的巨大風險與危機。

一國首要的金融戰略資源是其資本金融。這是一個國家資本形成與積累的基礎與能力顯現。其中不但有量的顯現，也有結構與質的要求。中國過去十余年的發展，可概括為成績顯著，問題很大，前景誘人，難度甚高。電子交易硬件系統上得很快；一般從業人員與股民隊伍也相當可觀。但股市非理性波動過大，受政策與名人影響太大。而且極為奇怪與荒唐的是，在國外，大牌經濟學家從來不對股市行情作具體微觀展望和景氣分析，更不作直接的預測。但國內經常是有一些經濟學家而非職業投資專家來做宏觀展望與市情分析。這同國內的財經專業報道和一般新聞從業報道專業水平與偏好有關。無論是同日德，還是美國相比，我國資本市場無論就規模，穩定性，規范性，還是就開發潛力而言，均有極大的空間。

事實上，并非全部金融財產都轉化為資本形成。資金與資本的流動性，獲利性與風險性當然在迫使一切閑散的金融資產能集中與資本運作市場。但總有相當一部分會留在金融體系內。當不考慮無論是取哪種流動形式，短期金融還是長期資本形式，房地產金融資產是消費信貸中的重中之重。其規模通常是其余全部耐用消費品信貸的總和還要多出一倍甚至數倍。金融房地產不但連結影響著資本市場，而且可以構成一個商業周期波動的巨大調節網絡。美國此次經濟不曾大規模跌入谷地，靠的就是這個金融領域在降息升息之間的巨大經濟與財富轉化能力。

外匯儲備盡管同國民經濟總量和總金融資本規模相比并非一個大數目。但其戰略資源地位卻十分特殊。作為一種戰略儲備，在人民幣尚無法成為國際間的硬通貨的情況下兼有諸多作用：（1）國際債務警戒線要求儲備；（2）應付可能的國際金融敵意操作；（3）國際戰略急需進口等等。但要關注與解決的問題是，第一，美元資產與其它貨幣資產的比重；第二，外匯儲備適宜規模；第三外匯儲備投資與有效使用。外匯儲備主要以美元為主體的現狀面臨著極大的未來風險。盡管美國政府聲稱保持美元強勁是美國的基本國策。但政府的操縱能力在長遠趨勢上依舊是有限的。美國產業領域，整個經濟的國際競爭力遠沒有美元中所展示的那樣強勁。美國經濟在醫療衛生，法律訴訟與破產，制造業，廣告業，甚至大眾傳媒業以至于科研創新與教育產業均完全或喪失了價格與成本上的優勢。其目前和今后一段時間里仰仗的是規模與網絡優勢。同中國相比，美元實際購買力僅僅在汽車行當略有優勢。而且將很快消失。當然，美元在房地產業及其它行當，同日本和歐洲國家相較或許因美國的地大物博依舊有一定的優勢。這種比較優勢的不斷失去在未來會逐步浮出水面。我們與之對應的基本戰略布局應由下述三方面構成：（1）隨時調整外匯儲備結構；（2）制造人民幣匯率機制調整與靈活變通戰略；（3）走強勢人民幣之路，加速人民幣國際化。

金融戰略儲備在中國目前經濟機制下應主要以黃金為代表的貴金屬儲備和國家外匯儲備。此外，金融儲備又同國家戰略物資與資源儲備密切相聯。總之靜態儲備，即單純的留存不是良好的機制與選擇。應當涉及與設施一套動態風險控制性的包括投資運作在內的金融戰略儲備機制。國際、國內風險，現在與未來風險均應機制化于穩定風范體制運作之中。

四，國家金融總戰略目標體系

國家金融總戰略必須絕對地服從、支持、促進國家經濟總戰略的實施。但更為根本的是要支持國家長遠穩定持續的目標。這就要通過推進，參與和創造合宜合理與公正的國家金融秩序與規范來進行。具體說來，國家金融總戰略應包括：（1）輔助和強化貨幣政策；（2）創造，連結，推動信用生成，信用擴張與收縮；（3）積極有效調控資本市場；（4）支持與推進國家總體經濟戰略；（5）充當金融與宏觀經濟強有力的杠桿；（6）成為建立和保障合宜秩序與公正的信用手段體系。

上述這六大方面的戰略目標并非處在同一層次之上。就其層次而言，其可大致分為這樣三個梯級：第一，金融公正與合理目標體系為根本核心和長期起作用的基石；第二，完成主導性國家金融功能目標追求是基本與智能性作業；第三，直接服務國家現行經濟戰略是在上述基本合理情況下國家金融的即時戰略目標與指向。大體說來，前兩項屬于秩序性政策，后一項屬于過程性政策。而在規范倫理上秩序性政策應當高于過程性政策。但在實際執行與權力運作上，卻是時常出現兩者的顛倒。在中國這種現象尤其突出（見譚偉東的《中國經濟改革的理論誤區》）。

貨幣銀行，金融中介一方面是完全輔助，支持，監督與控制性的，另一方面又是獨立的超前的啟動的和積極的。這不單通過每每的放松銀根，寬松的貨幣信用政策與金融環境通常是宏觀經濟活絡與啟動復蘇的開始而得以實現。更重要的是金融秩序與規范的合理與適度，經常是重大經濟革命的主要組成部分或先行步驟。更進一步看，高度發達的商品經濟，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種信用關系網絡。而這種網絡不但直接影響，決定人們的預期與行動，而且代表著一個社會的資源與財富乃至機會分配配置中的信任關系及其公正性。因之，金融和財政（主要是稅收）就成了全部經濟活動中的最為基本，直接與強有力的經濟杠桿。它甚至在非商品經濟下的其它社會經濟形態下也是如此。社會經濟最基本的責、權、利的分解與連結，主要就是通過稅收與信用政策與戰略實施的。從計劃金融到市場，金融特權與金融公正是金融戰略中必須解決的核心。金融公正在中國一涉及信用支持投資公正，二涉及信用支持消費公正。這兩個方面都是重大挑戰，又都同時蘊育著無限的金融開發商機。

中國內需不足將同就業壓力，資源壓力一起，伴隨著中國長期經濟增長與發展。而內需，就業與資源壓力的根本解決出路有三：1）從傳統的內部挖潛思路中解放出來，向著高價位實現改革思路轉變。這已經比從粗放到集約經濟更上了一個臺階；2）加速中國消費信用大產業的建設，把信用產業鏈擴展到民眾消費的全部領域，創造出靠強大的信用需求支持的中國居民生命周期平滑消費。而這兩個方面都要求中國金融國家戰略出臺一系列政策措施加以引導與配套解決。歐美日或西方經濟能稱霸全球，從資本原始積累，到商業革命，到工業革命與產業擴張，出了大眾化低端產品曾經靠楷模經濟支撐下的廉價貿易而外，從來和主要不是所謂的低價競爭所致。即是日本早期海外起步的貶值推進出口時，也僅僅是封閉國內市場而以略低于國內市場價的國家競爭而打進歐美，橫掃世界的。日本以其有計劃的，人為的通貨膨脹，在占領市場份額后，通過通脹匯率傳導，產品質量與品牌，售后服務等而在國際與國內實現了高價位。中國已經基本上解決了改革開放前十年的產品低質，雜牌，而在質量，設計，裝璜等均已達到同類國際水準。而因匯率和銷售戰略與網絡劣勢，至今仍在半低價位，甚至完全低價為上徘徊。再進一步靠改革，靠挖潛，靠降低生產成本和管理成本也無助于改變最后的價值輸出與實現。而且恰恰是由于這樣的“自賤自殘”的改革思路才使中國百姓的內需未能發生革命性變革。完成這樣的改革思路的戰略轉變當然要靠工資政策，企業聯合與兼并。但信用鼓勵與支持在創造產業與消費，產業與資本連結上也有重大作用。而出了工資政策而外，金融顯然要扮演十分重要的角色。

尤其說中國現階段有著人力資源優勢，毋寧說是更直接的工資優勢。而國際競爭又不容許我們立即將這種優勢統統消耗掉。這樣一來，在一方面不可能較快，較大的提高工資升幅的情況下，仍需大幅度刺激與增大內需，消費信貸就成了一個至關重要的戰略環節。

五，國家金融總戰略下的重大戰略決戰

軍事戰略理論家將戰略決戰概括為影響全局性，決定軍隊、地區乃至國家命運的帶有全局性的重大的系列戰役動態整合。毛澤東在運籌三大戰役時，曾頗為感慨地說，就是賭國家之命運，賭未來之命運，盡管賭這個字并不那么好聽，但又沒有一個更恰當的字能更貼切的表達這層意思。事實上，這可視為主帥與核心決策層在制定戰略決戰時所承受的巨大的心理精神壓力，戰略決戰內含的巨大的不確定性與風險，及其戰略決戰之生死攸關的決定性。中國國家金融戰略決戰雖則并沒有諸如上述軍事與實際經濟戰略決戰的那種即刻先見的生死存亡之影響，但從中國經濟的長期未來走向而言，其戰略地位與作用依舊影響重大，深遠而不可以掉以輕心。

中國近期國家金融主要戰略決戰可概括為：

首先，金融整合與經濟整合分行與互動。這包括三大層次的分立與互動。第一層次對經濟整合的認同，把握、推進與支持；第二層次大金融產業自身的整合；第三層次整合與專業化基礎上的金融經濟體的發展與培養。如前所述，經濟整合包括三大整合：首先是剃度推進主導的國家區域經濟整合。這主要表現在國家四大經濟增長級和國家區域開發宏觀戰略組合上；其次是產業與行業經濟整合，配套。大規模上層極的產業集群同金融的聯動是主攻方向；在次是國際化、超規模、品牌效應為主的企業整合。其中的要害之一為充分利用領域經濟和規模經濟兩大杠桿而非僅僅著眼于規模經濟效應。論及金融業整合，由于已經加入了WTO所即將面臨的國際銀團的壓力異常增大，兩大保護性機制可作為防范性護衛：（1）利用國家主權永遠合理地保護本國金融利益（如規劃放開領域、時機、范圍等）；（2）充分發揮人民幣實際購買力的效應，在匯率變化上作文章，迅速增強國內銀行資本，資金國際競爭力（資產規模、實力）。但如何發揮民間私營金融優勢始終是個重大挑戰。放開并有規劃地加速這方面的金融能量集聚與釋放具有重大的戰略意義。就金融經濟微觀集團的創新與推進而言，國際大趨勢早就是金融巨頭工業巨頭商業巨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列寧時代就講金融資本的壟斷與控制。盡管29 至33年大危機把資本主義經濟推進可怕的深淵后，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對銀行，保險，證卷等等金融業主行的嚴格的分業與管理，但面對后來日本銀行的國際競爭與社會經濟發展的需要，通過改變規制和過去幾十年的所謂金融革命，金融資本與其它資本形式在微觀企業運作層面上，出現了組合結構性整合與混業經營。企業資本紛紛創辦自己的財務公司，一方面管理自己的融資，另一方面早已發展成了信用信用擴張與金融經營。GE，三大制造汽車公司等無不如此。中國企業集團要同國際企業一爭高下，這種多資本混合模式不能不采取。

其次，為信用體系與信用擴張。所謂信用體系指對生產經營主體或具有法人資格的經濟實體，包括政府在內的經營組織和私人消費體的信用評估，審核，統計，記錄，評級等的信用信息收集，存儲，利用的整個系統建制。我國在此方面起步晚，進步慢，遠遠不適應大規模消費信用擴張的需要。所謂信用擴張，就是貨幣發行與流通基礎上的信用制造與擴大的整個融資，憎資，擴資，信貸生成周轉的加大與加快。信用擴張的鏈條之短長決定了就講周轉，增長的速度。城信體系遠比單存的技術，信用信息體系要廣泛復雜得多。商業道德，社會信賴，公民信譽，企業信用涉及許多經濟行為倫理規范（參見譚偉東，《從經濟改革走向經濟革命》，載《美中經濟評論》，《中外論壇》，《東方》等）。信用擴張，一靠完備多鏈條的信用系統與產業行業分化與演進，靠金融產業新品種創新與服務。二靠金融推銷。在所有這些方面，同國際通行作法相較，中國的開發空間與潛力甚大。中央政府在有計劃地放開民間金融沖動，合理調控下加快國家金融資源與產業步法是啟動的關鍵。國有金融系統組織創新，體制創新與業務創新是重頭戲（參見譚偉東《超級金融大爆炸與金融中心建立》，載《世紀中國》，《中外論壇》等）。

再次，信用國家護衛與金融危機國家防范體制構建。中國傳統與人文加之計劃經濟甚或轉型時期遺留下來的高度的中央權威，有利于建立國家高度可控的防范體系。但由于改革中的千頭萬緒及其社會商業經濟與金融演化的歷史落位，從防非典事件可看出，我們應付重大突發事變尚未制度化，風險機制規范化。金融方面的情況恐怕更為嚴重。最明顯不過的例證為面對以美國的選舉文化的匯率壓力，日本美國的責任外推式的人民幣升值壓力，我們沒有機制，機構和智哭生成的系統，靈活，多變的多種應變戰略。發生象亞洲金融風暴那樣的突變，就更需有常備專業應對，以供最高決策當局最后定奪。此外，思想庫，高校，科研機構的深入，系統研究，又能形成巨大的對話，緩和，談判的民間輿論與國際效應（我們有貨幣政策，但理論貨幣政策選擇空間太小；基本上沒有金融政策，這無論在理論上和實踐上都是急待解決的）。

最后合宜合理公正有效的金融秩序規范構建。由于種種歷史原因與現實驅動，這方面恐怕是我們最大的欠缺方面。這方面又同我們在經濟文化企業文化方面的建設有極大關系。如筆者在《中國經濟改革的理論誤區》（一），（二），（三）中指出的那樣，在很大程度上，秩序規范缺失與滯后是同我們在改革宏觀設計上的理論創新不足有極大關系。從羅爾斯的《政治自由主義》這部力作中，人們已經可以看出，即令是當代資本主義也早已不能是簡單的“效率優先兼顧公平”，而是將機會均等照顧弱勢放在例外優先上加以處理。金融秩序在形成自己的規范上比政府運作經濟就更難了。因為，所謂的銀行傳統就是“欺貧愛富”。但為了能夠在長期動態持久地激發與驅動社會資源合理配置，金融秩序規范必須把社會公正，經營正義，競爭公平放在首位。再者在金融創新與風險風范的平衡上必須形成必要的規范建制與作業規程。再次關于金融欺詐方面，從從業人員職業道德倫理到職業與社會專業監督也須有相應的秩序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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