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分配體制改革綜述

一、改革開放以來關于收入分配體制的官方立場

在我國國民收入中，勞動報酬所占的比例從90年代中期起，隨著國有企業股份制改革、建立現代企業制度、抓大放小等等進程，開始持續減少。另一方面，居民收入的差距又在不斷拉大，中國的基尼系數在全球范圍內都屬于比較高的。這些問題表明，我國的收入分配體制有了深刻而重大的改變，并由此產生了諸多的問題。
這些現象和問題早就引起了黨和國家的注意。改革開放伊始，鄧小平同志指出，貧窮不是社會主義，提出著名的要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但是鄧小平同志也從來沒有忽視過共同富裕的問題。鄧小平同志早在1980年5月就指出，“社會主義經濟政策對不對，歸根到底要看生產力是否發展，人民收入是否增加。這是壓倒一切的標準。”（《社會主義首先要發展生產力》）在1987年4月，鄧小平同志又強調，“如果搞資本主義，可能有少數人富裕起來，但大量的人會長期處于貧困狀態，中國就會發生鬧革命的問題。”（《吸取歷史經驗，防止錯誤傾向》）在1992年12月，鄧小平同志再次強調，“中國發展到一定的程度后，一定要考慮分配問題。……如果僅僅是少數人富有，那就會落到資本主義去了。要研究提出分配這個問題和它的意義。到本世紀末就應該考慮這個問題了。”（《鄧小平〈參考消息〉兩篇文章后的意見》）
1991年，江澤民同志指出，“對過高收入，要通過稅收等形式加以調節。”（《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七十周年大會上的講話》）1995年9月，江澤民同志再次重申，“實現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根本原則和本質特征，絕不能動搖。”“要把調節個人收入分配、防止兩極分化，作為全局性的大事來抓。”（《正確處理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的若干重大關系》）1997年9月，江澤民同志要求，“調節過高收入，完善個人所得稅制，開征遺產稅等新稅種。規范收入分配，使收入差距趨向合理，防止兩極分化。”（《高舉鄧小平理論偉大旗幟，把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紀》）2001年11月，江澤民同志說得更加明確，“收入分配關系國計民生，關系改革發展穩定的大局。妥善處理各個階層、各種利益群體的分配關系，防止出現兩極分化，有利于避免和化解社會矛盾，為改革開放和經濟發展創造良好的環境。……收入差距逐漸擴大，特別是農民和城鎮部分居民收入增長緩慢，一部分群眾的生活還存在實際困難，必須引起高度重視。”（《積極擴大就業，努力改善人民生活》）對于良好分配體制的目標，江澤民同志指出，“正確處理一次分配和二次分配的關系，在經濟發展的基礎上普遍提高居民收入水平，逐步形成一個高收入人群和低收入人民占少數、中等收入人群占大多數的‘兩頭小、中間大’的分配格局，使人民共享經濟繁榮成果，促進國民經濟持續快速健康發展和社會長治久安。”（《積極擴大就業，努力改善人民生活》）
2006年12月，胡錦濤同志在《不斷深化對科學發展觀的認識，努力開創科學發展的新局面》中寫道，“加快社會發展、促進社會和諧，必須更加注意社會公平，妥善處理經濟增長和收入分配的關系，不斷完善社會保障、收入分配、公共教育和財政轉移支付制度，堅持積極的就業政策，注重為農村和城鎮低收入者提供更好的基本公共服務，努力讓廣大人民群眾共享改革發展結果。”2007年10月，在《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為奪取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新勝利而奮斗》中，胡錦濤同志說，“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是社會公平的重要體現。要堅持和完善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健全勞動、資本、技術、管理等生產要素按貢獻參與分配的制度，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處理好效率和公平的關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著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逐步提高扶貧標準和最低工資標準，建立企業職工工資正常增長機制和支付保障機制。創造條件讓更多群眾擁有財產性收入。保護合法收入，調節過高收入，取締非法收入。擴大轉移支付，強化稅收調節，打破經營壟斷，創造機會公平，整頓分配秩序，逐步扭轉收入分配差距擴大趨勢。”
從這些論述中，可以清晰地看出，官方對待收入分配體制的關鍵認識和總體目標。此外，我們還應當牢記鄧小平同志在1984年所警告的那些話，“社會主義的目的就是要全國人民共同富裕，不是兩極分化。如果我們的政策導致兩極分化，我們就失敗了；如果產生了什么新的資產階級，那我們就真是走了邪路了。……一個公有制占主體，一個共同富裕，這是我們所必須堅持的社會主義的根本原則。我們就是要堅決執行和實現這些社會主義的原則。從長遠說，最終是過渡到共產主義。現在有人擔心中國會不會變成資本主義。這個擔心不能說沒有一點道理。我們不能拿空話而是要拿事實來解除他們的這個憂慮，并且回答那些希望我們變成資本主義的人。”
那么，為什么有了黨和國家最高領導人的一貫而明確的認識和要求，收入差距還是擴大了，收入分配體制也遲遲沒有得到改革呢？為什么到了2010年，收入分配體制改革突然成為了輿論熱點，各色人等紛紛就此發表各種觀點，引起了廣泛爭議呢？
對這一疑問的回答，必須建立在對圍繞著收入分配體制改革的種種觀點的具體分析上。我們要看，是什么人、為了什么而關注起收入分配體制改革，并對此給出了什么樣的解決方案。只有這樣，我們才能真正理解紛雜現象背后的本質性的東西，并對收入分配體制改革的未來做出準確的預測。

二、收入分配體制改革成為熱點的原因
分配方式是生產方式的另一種表現形式，有什么樣的生產方式就有什么樣的分配方式，這是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自從20世紀90年代我國開始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以來，生產方式發生了深刻的改變。在所有制領域，堅持的是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非公有制經濟是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不同的所有制形式對應著不同的生產方式，因此就有了不同的分配方式。因為仍然以公有制為主體，所以分配方式上，仍然強調按勞分配的主體地位，多種分配方式并存。
考察一下這二十年來各種經濟成分力量的對比，也就知道了分配方式變化的趨勢。單單以2008年第二次全國經濟普查與2004年第一次全國經濟普查的數字相比，企業法人數字增長52.6%，但是國有企業下降20%，集體企業下降44%。2008年末全國第二三產業企業法人單位資產總額比2004年增長114.8%，其中國有企業增長58.5%低于平均水平，集體企業更是下降15.1%。這是在短短4年間發生的巨大變化。
另據國家統計局的數字，從2005年到2008年，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在企業單位數中的比重由10.11%下降到5.00%，工業總產值（當年價格）從33.28%下降到28.34%，資產總計從48.05%下降到43.78%，利潤總額從44.04%下降到29.66%，稅金總額從48.5%下降到38.1%，從業人數從27.19%下降到20.30%。
與此同時，私營企業的比重，在企業單位數中由45.55%上升到了57.70%，工業總產值（當年價格）中從18.99%上升到26.88%，資產總計由12.39%上升到17.59%，利潤總額由14.33%上升到27.16%，稅金總額由15.44%上升到24.65%，從業人數由24.54%上升到32.50%。
在這些數字中，缺少一項關鍵數字，就是員工報酬。但是上邊這些數字也足夠說明很多問題了：公有制（主要是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仍然是主體，但是在各個主要指標上都處于下降趨勢之中，利潤總額下降得最多，比工業總產值、稅金總額和從業人數下降得多。私營企業在企業單位數中已經是主體，在其他主要指標中也處于上升過程之中，利潤總額上升最快，超過了工業總產值、稅金總額和從業人數的上升速度。這說明了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經濟結構變化的主要趨勢：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總的發展方向上是有利于私人資本的。
分配方式必然隨之發生變化。隨著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和壯大，按要素分配在社會總產品分配中的作用越來越大。而即使在公有制經濟成分中，由于現代企業制度的確立，也已經在很大程度上不再是按勞分配了。這是我國國民收入中，居民收入比重不斷下降，勞動報酬比重不斷下降的根本原因。不過，在進一步的分析前，我們必須指出一點：居民收入是種不確切的說法，因為這個概念從字面上涵蓋了各種形式的收入，抹殺了不同形式收入的不同狀況，同時又抹殺了不同人群在收入上的區別。所以我們必須批判地對待居民收入這個概念，以及關于這個概念的各種數字。
在2009年發生了非常重大的事件。這個事件雖然沒有也不會改變勞動報酬下降的事實，但是卻影響了政府與企業、國有經濟與非公有制經濟之間的利益關系。這就是2009年的大規模投資。2009年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達到22.5萬億元，同比增長30.1%；其中城鎮固定資產投資為19.4萬億元，同比增長30.5%，其中國有及國有控股占了44.6%，同比增長35.2%。在經濟危機的大背景下，政府大規模的刺激經濟計劃導致了大規模的投資，這些投資使國有企業從中獲得巨大利益，而相對來說非公有制經濟則沒有獲得那么多的好處。此外，在刺激經濟的過程中，地方政府債務的問題也顯現出來，中金公司研究報告預計，2009年末，地方政府融資平臺貸款余額（不含票據）約為7．2萬億元，其中2009年凈新增約3萬億元。預計2010年和2011年后續貸款約為2萬億~3萬億元，2011年底達到約10萬億元。10萬億元的地方政府負債約占中國2009年GDP的三分之一。據報道，截至2009年年底，在有統計數字的31個省、市、自治區中，只有黑龍江、內蒙古、新疆、西藏、山西、河南、貴州、寧夏的平臺貸款債務率（平臺債務合計/本省GDP）低于60%，有10個省市甚至超過了100%。政府負債大幅度增加，預示著增加稅收等各種增加企業負擔的事情即將發生，這也造成了非公有制經濟的廣泛不安。
相對于多年的快速發展，2009年非公有制經濟在經濟危機中遭遇損失，在政府大規模經濟刺激計劃中獲得的利益又不夠多，甚至可能將來還要為政府負債埋單。這一切引起了非公有制經濟的嚴重關切，造成了普遍不滿。這是2010年收入分配體制改革討論突然爆發的主要原因。非公有制經濟向政府發動進攻，妄圖政治上爭奪更多的話語權，經濟上獲得更多的好處。這個斗爭披上了收入分配體制改革的外衣，以爭取普通群眾的關注和支持。也正因為這個爭論是圍繞著民營企業與國有企業和政府之間的利益分配展開的，所以城鄉差別擴大的事實反而很少有人涉及了。

三、爭論熱點之一：財政收入在國民收入中的比重
1993年江澤民同志曾經非常精辟地指出過，“發展經濟不能只靠增加投資、擴大規模、鋪攤子、上項目等外延式發展新的生產能力。……靠發鈔票搞發展，勢必會帶來通貨膨脹，到頭來，就要急剎車、治理整頓。建國以來已經出現過這樣的情況。更要注意和警惕的是不能把資金用來搞泡沫經濟，這在國外是有教訓、吃過苦頭的。”（《國家宏觀調控體系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重要組成部分》）但是每當發生經濟危機的時候，除了政府引導、甚至政府直接進行的投資，似乎沒有更好的辦法。泡沫經濟也越搞越大。政府財政支出的大幅度增加，必然需要政府增加財政收入。在2009年這樣的大規模投資作用下，增加政府財政收入必然成為了重要議題。
但是政府財政收入持續增加并非完全是應對經濟危機的需要。和任何其他國家一樣，中國越來越富裕的社會需要政府提供越來越多的公共服務，需要政府提供越來越多的醫療、養老和就業等方面的社會保障，也迫切需要國家提高國防能力和軍事設施。總之，一個越來越富裕的社會，要求越來越多的政府開銷，反過來，政府就會要求越來越多的財政收入。中國財政收入相當于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從1995年的10.3%上升到2008年的20.4%，同時中國的財政支出相當于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從11.2%上升到20.8%。（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數字）
稅收是政府的財政收入中重要的一塊。那么，誰是所謂的“納稅人”？如何“公平稅收負擔”？我們看到，非公有制經濟成分在社會經濟生活中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隨著非公經濟的壯大，他們在納稅方面也應當做出更多的貢獻。但是我們也看到了，非公經濟納稅的增長速度與其產值和利潤的增長速度是不匹配的。也就是說，他們理應納更多的稅。但是，他們并不這么想。
資本家通過其豢養的各種媒體、組織、專家和渠道表達出他們的意圖。他們聲稱，政府財政收入過高，使國民收入過分集中在政府手中，減少了居民收入。《經濟參考報》2010年3月的一篇文章《國民收入分配改革迫在眉睫 財富“三集中”》中，這樣寫道，“當前我國國民收入分配格局存在明顯的‘三個集中’傾向：從社會和政府角度看，財富不斷向政府集中。近幾年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不斷上升，從1994年的10.39%提高到2008年的19.99%；從勞方和資方角度看，勞動報酬占比持續下降。1996～2007年，我國勞動報酬總額占GDP的比重從53.4%下降到39.7%。”后來有人發明了一個詞，叫作“國富民窮”。
但是《經濟觀察報》沒有告訴我們，除了文中的財政收入和勞動報酬之外，GDP還有大約40%的剩余。按照某種理論，GDP應該全部轉化為各種收入。那么，這40%又變成了誰的收入呢？
對此，新華社2010年6月的一篇報道《正確理性看待中國的“國富民窮” 》予以反擊。文章指出，“2007年到2009年，中國財政收入占GDP比重分別為19．9％、19．5％和20．4％。按全口徑財政收入計算，也就是公共財政加上政府性基金收入、國有資本經營預算收入和社會保險基金收入，三年來中國政府收入占GDP比重分別為27．6％、27．9％和30．0％。據統計，財政收入占GDP比重的世界平均水平為40％，即使是發展中國家，這一比重的平均水平也達35％。”也就是說，中國政府的財政收入并不算多。
民營資本之所以花大篇幅大力氣來強渲染財富向政府集中，無非是把另一個重要問題，為什么勞動報酬在國民收入中的比重不斷下降的原因歸結到政府收入太多上邊去；而如果政府真的在輿論面前被迫做出讓步減輕稅負，那么獲得好處的并不是勞動者而是資本家。后邊我們還會看到更具體的表演。

四、爭論熱點之二：國有企業職工收入過高
在這個問題上，民營資本豢養的媒體們玩弄了卑鄙的手法。還是《經濟參考報》的這篇文章寫道，“從普通行業和壟斷行業角度看，財富不斷向壟斷行業集中。某些壟斷行業職工的平均收入高達全國職工平均工資水平的數十倍。…………也有專家指出，當前社會財富向房地產、煤礦行業集中的現象，表明了我國國有資本配置以及相關的土地制度、礦產資源制度等是不健全的。國有資本要從競爭性領域退出來，更多地投入到公共領域。如果國有資本不從競爭性領域退出，造成‘國進民退’，收入分配問題很難得到解決。” 國泰君安證券總經濟師、首席經濟學家李迅雷在2010年5月接受采訪時也說，“某些壟斷性質的國有行業如電力、石油、煙草等職工的平均收入，2008年為全國平均水平的5~10倍。”
李迅雷其實應該告訴我們，證券行業的“平均收入”為全國平均水平的多少倍。《經濟觀察報》2007年曾經報道過這樣一個事例，北京某區的某金融投資機構，在年初某月發完工資之后，繳納的個人所得稅有2000萬。（報紙壓到一堆廢紙里，以后我會翻出來告訴大家具體的日期和其他細節。）
《經濟觀察報》在這里故意混淆了兩個概念。如果壟斷行業的職工工資過高，那么應該針對壟斷行業的工資水平進行論證和立法。但是并非所有國有資本都集中在壟斷行業中，壟斷行業只是國有經濟的一部分。他們卻說：因為壟斷行業的工資過高，所以國有資本應從競爭性領域退出來。為什么競爭性領域的國有企業要為壟斷性行業的國有企業的事情負責呢？難道不應該是另外一個結論：因為壟斷性行業中的職工工資過高，所以國有資本應該留在競爭性領域中嗎？《經濟觀察報》的說法就好比說，因為父親犯了罪，所以母親應該槍斃。
空洞地說某些壟斷行業職工的平均收入有多高，這實際上是個假問題。把老總和門衛的工資平均在一起，當然是沒有什么意義的。而且，既然勞動報酬總額占GDP比重太少，那么真正的問題當然應當是：為什么其他行業職工的收入那么低；更進一步，為什么非公有制經濟就業職工工資水平比國有企業職工工資水平低。普遍來說，國有企業的職工收入、待遇和福利比私營企業乃至外資企業要好很多，這是國有企業的優點。國有資本如果從競爭性領域退出，那么勞動報酬必然會在GDP中所占的比重更小。事實上，勞動報酬在GDP中比重的逐年下降，就是和90年代的國企改制聯系在一起的。如果要提高勞動報酬在GDP中的比重，合乎邏輯的結果顯然就應該是加強國有企業在經濟中的地位才對。
2007年，城鎮就業人員的年平均勞動報酬，國有經濟為26100元，集體經濟為15444元，其他單位為24271元。2007年不在崗職工平均年生活費，國有經濟為7177元，城鎮集體單位為1272元，其他單位為6787元。在2007年的總職工工資（和就業人員勞動報酬有區別）中，國有單位職工工資占57.7%，集體單位為3.8%，其他單位為38.5%。就業人口的分布和收入和所在單位的所有制有著直接關系，國有經濟的就業人員收入相對較好。
國企職工的收入到底有多高呢？2010年03月《北京晚報》刊發了一篇文章《全總：國企高管與職工收入差18倍 2成職工5年未加薪》。文章說，來自全國總工會的張世平委員發布了一項總工會關于職工收入的專項調查，據上市公司年報分析，208家國企高管與一線職工的收入差距，從2006年6.72倍擴至2008年17.95倍。也就是說，籠統地講“平均收入”根本沒有意義。大多數國有企業職工的收入并不算高，雖然比起私營企業職工來收入和保障還是要好很多的。所以，大談國有企業應該“退出”的，實際上并非是為了增加勞動者收入，而是為了讓民營資本有更多的利潤空間。

五、爭論熱點之三：勞動報酬在GDP中的比重不斷下降
從1996年至2007年，中國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從69．3％下降到57．5％，累計下降11．8個百分點。這是什么原因呢？新華社在《正確理性看待中國的“國富民窮” 》一文中指出，“企業可支配收入占國民可支配收入的比例從1997年的13％升至2007年的22．5％，而同期政府可支配收入的占比僅上升2個百分點。……1996年至2007年，在勞動者報酬比重大幅下滑同期，企業利潤所占比重卻從21．2％升至31．3％。目前，作為中國居民收入主要渠道的工資收入，在生產要素中的分配比例偏低，僅占企業運營成本的不到10％，遠低于發達國家的50％。”原因一目了然了，就是企業獲得的利潤太多了，侵占了工資的部分。
新華社的文章中有一個致命缺陷，就是它沒有說明，在企業利潤中，公有制經濟與非公有制經濟之間的比例情況又是如何。民營資本豢養的媒體和專家們，完全可以說是國有企業利潤太多了。事實上也是如此。民盟中央在廣東調研時發現，當地一些民營行業的企業利潤只有3%-5%，企業根本沒意愿提高職工工資。因此民盟人士建議，在此情況下，政府應該讓利于企業，減少營業稅等稅費的征收，給企業留下更多的利潤。也就是說，民盟認為，只要企業盈利多了，自然就會多發工資了。
今年7月，《投資者報》發表文章《只靠企業讓利 國民收入難倍增》，文中寫道，“令人擔心的是，當前諸多增加國民收入辦法，似乎都聚焦在‘企業讓利’上。……國民收入實現5年翻倍，意味著每年人均收入要實現15%的增長，而過去10年間，全國城鄉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年均增幅只有11%。不要小看這4%，如果未來5年每年的全國居民收入增速多4%，意味著國民總收入將多增加14萬億元，年均多增加2.8萬億元；這也意味著居民收入占GDP比重，將由45%增加到62%（如果未來5年GDP保持8%增長的話）。如果城鄉居民在財富蛋糕中的分配比例要提高17個百分點，勢必有人要少拿17%，這個部分全由企業來承擔顯然不現實。原因很簡單，我國規模以上企業利潤占GDP的比重僅為8%左右，就算企業把全部利潤拿出來加工資，也無法實現‘國民收入倍增’。政府在財富分配中的優勢地位無需爭辯。據統計，從1998年到2008年，中國政府財政收入增長了6.2倍，同期城鎮居民的人均收入增加了2.9倍，農村居民人均收入只增長了2.6倍。而企業與居民間的財富分配，主要由市場的供求關系決定。當企業的用工需求超過勞動力供給時，企業就要提高工資以獲得足夠的勞動力；當情況相反時，則會出現勞動力薪酬水平低、失業率上升的局面。長期以來，我國的名義失業率為4%，這個水平已經不低，更何況大量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就業數據不在統計之列。所以，我國長期以來勞動力供大于求的客觀現實，是制約工資上漲的主要因素。”
這篇文章在介紹各種收入增長倍數時，卻忘記了告訴大家，同期，規模以上工業企業的利潤總量增加了16.5倍（根據國家統計局數字）。但是，這里邊公有制與非公有制經濟成分的比例又是如何呢？
我在前邊已經向大家介紹了一組數字：2008年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的利潤總量在全部利潤總量中的比重為29.66%，同年私營企業的利潤總量的比重為27.16%。兩者已經相差無幾。民營業主及其喉舌的鼓噪，被數字完全證實為謊言。
此外，說提高工資會減少就業，這又是徹頭徹尾的資產階級經濟學謊言。從統計數字上我們已經看到，10多年來勞動報酬沒有實質提高，企業數量不斷增加，利潤量也不斷增加，但是就業數字卻沒有相應的增加。低工資并不能保障充分就業，高工資也不會增加失業。更何況民工荒和“群體事件”的頻發已經預示著所謂中國勞動力絕對過剩的時代馬上就要結束了。馬克思指出過，“提高工資的斗爭只不過是在先前的各種變化之后發生的，是生產的規模、勞動的生產力、勞動的價值、貨幣的價值、被榨取的勞動長度或強度、市場價格的波動這些先前的變化的必然結果，總而言之，是勞動對資本的先前行動的反行動。你們討論爭取提高工資的斗爭，如果不顧這些情況，如果只看到工資的變動而忽視引起這些變動的其他一切變動，你們就是從錯誤的前提出發，想要得出一個錯誤的結論了。”

六、爭論熱點之四：培育中產階級
2010年6月7日，《人民日報》刊發《壯大中等收入者隊伍》一文，引用周天勇教授的話說，提高中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是構建“橄欖型”分配格局的關鍵。而中低收入者絕大多數是主要依靠勞動獲得收入，因此“提低”最重要就是擴大就業。與直接“給錢”、讓利相比，讓低收入者安居樂業，收入快速增長，才是更加可持續的方式。周天勇說，“擴中”則需要大力鼓勵創業，發展能增加中等收入人口和能增加就業的小企業，以改善創造和分配財富的結構，讓更多“小老板”成為中等收入者的有生力量。
該教授似乎不知道，小老板是低收入者最窮兇極惡的雇主。小老板收入少，利潤薄，所以從來在給付勞動報酬上面都是錙銖計較的。把這兩類人排在一起，看上就不太協調。關于提高個人所得稅起征點的爭論也很熱鬧，這方面的爭論實際上就是圍繞著“中產階級”的利益展開的。中國所謂的中等收入階層，其實只是相對于高收入階層而言的；對于普通群眾來說，他們仍然是高收入者。上海市勞動部門公布的2009年全市職工月平均工資為3566元，中等收入者的月收入當然是遠遠超過這個數字的。給這個階層減稅，實際上就是給低收入階層增稅。
其實他們是想說讓那些中等收入者的隊伍壯大起來，這些人大多并非小老板，而是企業、公司和什么什么機構中的中層管理者，以及高技能者。這些人和小老板沒什么關系，而且這些人和小老板關系也一般都不咋地。他們想說的是讓這些人減輕負擔，現行的稅收方法沒有考慮納稅人的家庭人口、贍養系數、家庭總收入、物價上升等因素對個人開支的影響。在計征辦法上，實行分項課征，造成所得來源渠道多和隱蔽性強、綜合收入高的納稅人不納稅或少納稅，而所得來源渠道少、收入相對集中的納稅人多納稅。
這些所謂的中等收入者花錢如流水，喜歡擺譜、炫耀、吹噓和比闊，因此日漸感到生活窘迫，日子難熬，對所得稅心生不滿，覺得雖然作一個納稅人是無上的光榮，稅收也還是應該先考慮考慮自己的開銷。有些人是多么貼心啊！如果他們把這樣的貼心稍微用在一點那些一無所有的人身上，那又會是什么樣一翻景象呢？
民盟調研人士建議應該盡快提高個稅起征點，以此增加勞動者報酬收入。該人士認為，中國目前已經是世界上稅負最重的國家之一。根據調研，目前中國中產階級的稅收比例已經占到了其正常收入的30%。看到這樣的結論，我就會想起玖龍紙業有限公司董事長張茵女士在2008年全國政協會議上的提案：給月入10萬的富人降個稅，建議國家做到30%。看來形勢快速轉變，如今連30%都不能讓他們滿意了。
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個人所得稅法》，在個人稅收方面，大量的財產性收入是不納稅的，比如資產增值、國債和國家發行的金融債券利息、股票交易等等。工資、薪金所得，適用超額累進稅率，稅率為百分之五至百分之四十五，應繳所得額中扣除了2000元和基本養老保險費、基本醫療保險費、失業保險費、住房公積金。如果目前中國中產階級的個稅比例已經占到了其正常收入的30%，按照中國目前的累進所得稅率計算，那就意味著這里的中產階級的概念為月收入在10萬元。于是我們可以很自然的得出一個結論：民盟的調研人士完全是在胡言亂語。
目前差不多所有關于提高個人所得稅起征點和減輕稅率的議論都是類似的胡說八道。甚至連人保部都湊熱鬧，研究起提高個人所得稅起征點的問題，拿財政部的錢做順水人情。結果財政部予以反擊，重提社會保障稅，要把社保基金納入到財政管理中去了。
只有對財產和收入的稅收才是真正合理的，其余的一切稅種都或多或少是不合理的。個人所得稅起征點應當依據收入水平、物價水平按照合適的程序，適當的、有固定期限的進行調整，可這絕對不能成為給所謂的中等收入群體甚至是資本家和其他高收入群體減稅的理由和借口。相反，應當大大加強對這些群體的稅收力度，這才是從江澤民同志到胡錦濤同志都多次強調的“強化稅收調節”的原則的體現。

七、收入倍增計劃
最早公開提出這一計劃的，是今年6月，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勞動工資研究所所長、中國勞動學會薪酬專業委員會會長蘇海南透露，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年內應該會出來。應該會參照日本經驗搞“國民收入倍增”計劃。“如果年均工資增長15％以上，五年左右就可以翻一番。”這里的“年均”當然應該是“年人均”了。貨幣工資年人均增長100%也是可以和可能的，問題會帶來什么樣的后果？如果年均工資增長15%，年均利潤、稅收、股息、獎金等等增長在15%以上，分配差距還是會繼續擴大。
真正的收入倍增，應當是實際工資的收入倍增。也就是說，按照剩余價值理論，生產過程中生成的全部新價值，一部分形成勞動力價值，歸勞動者所有，其余部分為剩余價值。收入倍增，應當是在全部新創造的價值中，勞動獲得的部分增加，剩余價值相對減少。有一種說法，說工資上漲會促進物價上漲，從而抵消掉工資的上漲。這里的工資指的是貨幣工資。如果是實際工資的上漲，后果會比較復雜，有些商品價格會下降，有些會上漲。但是總的說來，實際工資的上漲就意味著在總產品中勞動獲得的那部分增加了，有利于改善工薪階層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質量。
如何實現實際工資的上漲？實際工資的上漲就會降低企業的利潤率。因為中國工資水平眾所周知的低，所以即使資本家豢養的那些人中也沒有人敢于否定工資需要增加，就狡辯稱這是“政府請客、企業買單”，如同我們前邊已經看到的那樣，要求政府在稅收等方面做出讓步。
如果認為企業的利潤增加了，就會增加工人的工資，那就太天真了。這是不可能的事情。在以利潤最大化為目標的生產方式中，利潤是永不嫌多的。沒有任何理由認為企業在利潤增加之后就會增加工人工資，歷史上也從來沒有發生過這樣的事情。雖然不斷有人聲稱民營企業利潤微薄，但是實際上，根據今年3月花旗私人銀行公布《2010財富報告》，2009年中國的百萬富翁數量，名列全球第四；根據6月美國波士頓顧問集團的研究報告，去年中國百萬富翁數目增加31%排名世界各國第四位。同時民盟在廣東發現，一些民營企業的企業利潤水平只有3%-5%。真像那個笑話里說的那樣：究竟是誰瘋了，是你還是我？
利潤水平在3%-5%的企業是一定會有的，不論民營或者國有，虧損的企業也不少。問題是這樣的企業有多大代表性？同時，這些企業利潤率低的原因何在？是全行業性的，還是個別的？如果是行業性的，是周期性的還是長期性的？是自身經營不善的原因還是惡性競爭？是稅負太高還是資本家把企業當成了個人私欲的提款機，支撐起了中國這個全球第二大奢侈品消費市場？民盟在廣東發現了答案沒有呢？民盟有沒有發現私營企業為了偷稅漏稅逃稅而故意少報實際利潤率水平的情況呢？
關于中國富人在奢侈品市場上引人注目的表現，三月份的《瞭望》雜志刊登了一篇文章，《中國奢侈品市場逆勢上揚 富人寧買奢華別墅養草》。文中說，
“還是要從國際金融危機說起。這場危機，使過度依賴外需的中國‘世界工廠’遭遇前所未有的挫折。中國的工業化正進入中后期，產業結構正面臨深刻調整。這一系列偶然與必然，讓本已過剩的流動性一時找不到方向，奢侈品及房地產便成為資本的寵物。
伴隨中國改革開放成長起來的富人階層，縱是揮金如土也難掩此刻的內心焦慮。在一個分化的世界里，對資本的‘原罪’與他們如影隨形。在過去那么多年里，他們是推動中國改革戰車的先鋒，是市場經濟的弄潮兒，是年輕人學習的榜樣。可如今，來自社會底層的仇富情緒，一次次將他們推入道德批判的聚光燈下。
他們手中掌握著的社會財富，應該成為不斷推動中國經濟社會轉型的健康力量，但“國進民退”的現實，中小企業成長空間的不足，邁向高端服務業所必須具備的法治與開放環境的滯后，因公共產品短缺而日益增高的社會成本，正在消磨他們的意志。”
也就是說，毛病出在：第一，金融危機；第二，產業結構調整；第三，流動性過剩；第四，仇富情緒和道德批判；第五，國進民退；第六，法治與開放環境滯后；第七，公共產品短缺而日益增高的社會成本。《瞭望》到底是重量級刊物，短短三個自然段，就給出了這么多原因；而看來看去，都不是有錢人自己的問題。
金融危機使其他國家的資本家節衣縮食，惟獨使中國的資本家玩命消費奢侈品；產業結構調整自然有新的產業出現，中國的流動性卻找不到方向了；社會底層給他們道德批判，他們就以大肆消費奢侈品作為回應；國家統計局說不存在國進民退，《瞭望》顯然不認同；法治與開放環境滯后，用普通人能聽明白的話說，就是不要盤剝資本家，不要限制資本家到處投資；至于說“因公共產品短缺而日益增高的社會成本”，其實就是資本家豢養的仆從說了很多年的政府與資本家之間圍繞著辦事與拖沓之間的斗爭。
《瞭望》的文章中還說，“溫州多位企業家告訴本刊記者，許多富人不去做慈善的原因包括：一是不想露富，怕生命安全受到威脅。二是有些富人缺乏社會責任感和社會公德意識。三是有些富人想回饋社會，卻感覺做慈善的渠道有限。”
他們消費起全球第二大奢侈品市場不怕露富生命安全受到威脅，搞慈善卻害怕了。這是什么樣的心理狀態呢？
在所有民營資本和其仆從的大合唱中，卻忽視了一個隱藏在深處的問題：央企上繳的利潤越多，國家就會越依賴它們，給它們的保護性政策就越多越持久，它們的壟斷地位就越鞏固。而且從目前的形勢來看，國家也只能越來越指望它們了。雖然民營企業壯大了，但是民營企業卻完全靠不住了，整天嚷嚷的是減少稅負了。這就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以利潤最大化為唯一目標的赤裸裸的表現。但是民營企業納稅越少，國家就會越保護國有企業，民營企業發財牟利的渠道就會越少。資本家及其仆從的缺乏遠見和鼠目寸光可見一斑。

八、爭論熱點之五：地方政府與中央政府
隨著我國向“全面小康”的邁進和逐步走向中等發達國家水平，財政收入如何管理的問題越來越有緊迫性了。隨著經濟實力的增強，提高居民的社會福利以及改善公共服務就顯得越來越重要了。在居民的社會福利方面，解決好養老和醫療是重中之重。根據發達國家的先例，社會福利和公共服務需要政府投入大量的金錢，大多數發達國家都有著嚴重的財政赤字。也就是說，將來我國政府需要花錢的地方會越來越多。所以，將來我國財政也就需要越來越多的收入。以目前發達國家的狀況來衡量，我國財政收入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仍然將會有大幅度的提高，將來社會福利發達，國家需要的財政收入也就越多。因此，從何處獲得財政收入、財政收入該如何在各級政府間分配、財政支出又該花在何處、該花多少，怎么征、怎么花更有效率，這些都成為了急需規范的問題。
但是目前我們看到的稅收體制改革方向卻正好相反。稅收制度改革的原則是“簡稅制、寬稅基、低稅率、嚴征管”。目標是優化稅制結構，公平稅收負擔，規范收入分配秩序，促進經濟健康發展。也就是說，政府要減輕社會的稅收負擔。那么，將來政府又如何承擔得起不可避免的巨額財政支出呢？
在2010年1月8日政治局集體學習會議上，胡錦濤總書記講話說，要按照調動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的原則，健全中央和地方財力與事權相匹配的財政體制，完善財政轉移支付制度，加大一般性轉移支付力度，規范專項轉移支付，提高地方政府提供基本公共服務能力，加快建立縣級基本財力保障機制，增強基層政府提供基本公共服務能力。要健全預算制度體系，逐步形成由公共財政預算、國有資本經營預算、政府性基金預算、社會保障預算組成的有機銜接、完整的政府預算制度體系，提高預算編制的科學性和準確性。
從這個講話精神上來看，最高決策層強調的是財政支出體制的規范。首先，要平衡中央與地方之間的財力與事權。眾所周知，與地方政府的財政收入相比較，地方政府負責的事情顯得太多了。朱容基的分稅制改革，使大量財政收入集中到中央，而給地方留下的并不多。根據《中國統計年鑒-2009》，在2008年的財政收入中，中央政府占了53.3%，地方政府占了46.7%。而在當年的財政支出中，中央占了21.3%，地方占了78.7%。2008年地方政府赤字為20598.7億元，相當于當年地方財政收入的72%。
地方財政支出的主要方向為：教育（8518.58億元，占該類總財政支出的95%，下同）、一般公共服務（7451.37億元，76%）、社會保障和就業（6460.01億元，95%）、農林水事務（4235.63億元，93%）、城鄉社區事務（4191.81億元，99.7%），這幾項占了地方財政總支出的63%。此外地方政府用在醫療衛生上的支出為2710.26億元，占了該類總支出的98%。也就是說，和民生直接相關的項目基本上都是由地方政府包辦的。這也是地方政府財政壓力巨大的重要原因。為了解決如此巨大的財政壓力，在中央轉移支付不夠的情況下，地方政府的“積極性”被充分調動起來了。錢不夠用，解決辦法只有兩個：一個是想辦法多收錢，錢收得多了會上癮，會成為習慣，各種橫征暴斂、官商勾結、天價地王之類的也就層出不窮；另一個辦法是該花錢的地方少花錢，這是中國人民缺少公共服務的重要原因。缺少科學有效的預算和監察體系，使地方政府“增收節支”的努力如魚得水。所以當務之急，是1月8日政治局集體學習會議上胡錦濤總書記所講的那些東西。
可是，還是前邊提到過的民盟中央的調研發現，目前中國地方財政收入60%-70%均被歸入中央，盡管中央也在加大對落后地區的轉移支付，但用于財政支付轉移的資金仍只是很小的比例，地方政府用于提高居民保障和收入的動力明顯不足。所以全國人大財經委和民盟中央人士均建議，中央首先應該讓利于地方，推動分稅制改革，完善中央和地方財權與事權格局。中央應該將不動產稅、增值稅、消費稅等稅種更多地分配給地方。
這是個貽害無窮的建議。地方財政占總財政的比例不高，但是地方也有許多不入財政的收入。此外，在目前的局面下，地方分得越多的財政收入，恐怕不是用來“提高居民保障和收入”，而是越想用來生出更多的錢。稅制改革的討論已經有些時日了，分稅制差不多也該壽終正寢了。這個時候民盟中央卻建議在中共中央提出的問題沒有解決之前“分”出更多的稅種來給地方，這是一種不負責任的建議，似乎地方政府有了更多的錢就一定會辦更多的事，如同他們愚蠢地認為企業有了更多的利潤就會給職工發更多的工資一樣。

九、官方的收入分配體制改革基調
今年2月，國家發展改革委會同有關部門就十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次會議《對轉變發展方式、調整經濟結構情況報告的意見和建議》進行了認真研究，提出了改進工作的四項措施。
1、努力增加農民收入。所說的增加農民收入，就是提高主要農產品價格，加大農業補貼力度，加強對農民創業的財稅和金融支持，積極發展農民專業合作組織，鼓勵農民參與農業產業化經營，分享產業鏈各環節增值收益。促進農民工就業：加快城鎮化步伐，拓展農民外出就業空間；壯大縣域經濟，積極促進農民就近就地就業；加強農民工就業技能培訓，提高農民工就業創業能力。
提高農產品價格，始終是雷聲大雨點小，且不說農業生產資料價格上漲的抵消作用。國家不可能大幅度提高農產品價格。這一點不久前溫總理在承德與當地村民對話時已經說得很明白了。溫家寶總理在2月初去河北省灤平縣農村考察，針對農民說的農產品價格太低的問題，他的回答是，“糧價偏低確實存在。現在糧價是放開的，靠市場調節。政府的作用是在糧價低時啟動最低收購價來托市。這幾年我們不斷提高最低收購價，但價格提高應該是逐步的，需要統籌兼顧，從總體上考慮物價問題，考慮城市低收入群體生活問題。你們這里只種玉米，米面都得從外面買。糧價高了，也會把其他產品的價格帶起來。”再者，我也不認為提高糧食價格是增加農民收入的關鍵，在這里不展開討論。至于財稅和金融支持，合作組織，農業產業化經營，我在《通往破產之路》里也分析得很透徹了，這不過是對農民的盤剝或者加速農民階級的分化與農業資本主義的發展。這事實上并不能提高大多數農民的收入。不過，我們需要記住溫家寶總理在灤平農村考察時說的非常重要的一句話：“財政收入新增部分要大部分用于農村、農業和農民，這是一條重要原則。”
2、低收入群體獲扶持。重點幫助因企業經營困難或倒閉而產生的失業人員和“零就業”家庭實現就業、增加收入。逐步形成企業退休人員基本養老金正常調整機制。根據經濟形勢和物價變化，及時調整提高城鄉低保補助標準、社會救助水平和農村五保供養標準。繼續完善社會救助制度，啟動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條例修訂工作，力爭公布實施農村五保供養服務機構管理辦法。加強社會保障建設，努力減輕低收入群體在教育、住房、醫療等方面的支出負擔。
這方面有所成效的可能性最大，因為國家的財政能力強了，而且社會保障制度的完善是大勢所趨。
3、提高職工工資收入。推動建立企業職工工資正常增長機制。以工資集體協商為重點內容，以非公有制企業為重點對象，大力推動區域性、行業性工資集體協商制度建設。完善最低工資標準。加強對企業職工最低工資情況的監督檢查。落實義務教育學校、公共衛生與基層醫療衛生事業單位績效工資政策。
4、加強個人收入調節。按照“簡稅制、寬稅基、低稅率、嚴征管”的原則，進一步改革完善個人所得稅制度，更好地體現合理調節收入分配的要求。強化稅源監控，以調節高收入為重點，做到依法治稅，應收盡收，充分發揮個人所得稅調節收入分配的作用。同時，加強對企業職工福利費財務管理。嚴格控制職工福利費在職工總收入中的比重，嚴格控制以本企業產品和服務作為職工福利。國家出資的電信、電力、交通、熱力、供水、燃氣等企業，將本企業產品和服務作為職工福利的，應當按商業化原則實行公平交易，不得直接供職工及其親屬免費或者低價使用。
所得稅能否調節收入分配，我個人是非常懷疑的。收入高的人確實繳稅多了一些，但是這些稅是否貼補給了低收入人群了呢？如果有，財政部也沒有一個報表。如果沒有，那就談不上調節收入分配，或者說只是在高收入人群與國家之間調節收入分配。
從這四項措施來看，民營資本拼命鼓噪的政府財政收入太多、減稅（對企業和對個人的）完全不在中央政府的考慮范疇之內。這大概也是他們在今年2月之后愈發拼命鼓噪這些要求的主要原因。

十、符合勞動人民利益的收入分配體制改革方案
在關于收入分配體制改革的熱烈爭論之中，恰恰缺少了農民、職工和低收入人群的聲音。不論是把分配結構調整重點放在他們身上的政府一方，還是不斷強調政府獲取利益太多的一方，把這些人抬出來，都是拿他們做個招牌而已。他們的重點并不在這里。民間資本和官僚資本在風云變幻的2009年利益產生了重大分歧，這個分歧使他們在某重程度上提前分裂了。他們都需要得到群眾的支持，所以他們才不斷的訴諸群眾，強調勞動者的利益。事實上，他們都是為了自己的利益。
但是，相對來說，政府的方案，對勞動者更有利一些。政府也會更多的考慮到國民，因為政府是個管理共同事務的委員會，公共職能是其重要內容。孔夫子曰：“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不患寡，道理上說不通。這不去管它了。現在的中國，寡是不能算寡了，2008年人均GDP都達到22698元了，GDP總值更是高得嚇人，30年來每年增長率平均達到兩位數。這樣的一個國家，就該患不均了。
這個國家，在“六五”期間，經濟每增長1個百分點，貧困率下降2個百分點以上。而十五期間，則只下降約1個百分點。現在呢？沒看到相關統計數據，不過應當是更低了。經濟增長越來越不能使低收入群體受益了。
根據世界銀行的報告，基尼系數從1981年的30.9%上升到2003年的45.3%。報告還指出，2003年，按照人口分組，最下邊的60%的人口收入總和，才相當于最上邊的10%人口的收入。收入最高的10%人口，比收入第二高的10%人口，總收入也高出將近76%。
政府試圖去解決這樣的問題，并提出了很多方案。但是整個說來，這些方案過于保守，也存在不少缺陷。站在人民群眾的立場上，考慮到現實中的可執行性，對收入分配體制改革，切實符合勞動人民利益的方案應該如下：
第一、由各地省級人保局和統計局，根據各地不同生活標準、物價水平和平均工資水平制定并在現有基礎上大幅度提高各地最低工資水平，在未來五年中應保證各地最低工資水平達到當地平均工資水平的50%左右。
第二，在國有企業特別是壟斷性行業中切實落實“按勞分配”原則，堅決取消職工工資與企業利潤之間的任何聯系，并把職工福利、獎金與企業利潤之間的關系限制在合理范疇之內。比如，職工的福利折合貨幣價值后與獎金的總和不能超過兩個月稅前工資的水平。
第三，通過立法手段，嚴格限制國有企業管理者特別是高管的薪資水平，把他們的薪資水平落實在與管理工作付出的勞動相適應的程度上。
第四，在所有企業中落實“同工同酬”原則；由各地勞動監察部門監督非公有制企業職工工資水平與相同崗位國有企業職工工資水平之間的差距，并通過立法把這個差距控制在一定范圍之內。
第五，通過立法，根據物價水平、企業經營狀況和其他相關因素，建立各地工資年度調整方案。
第六，通過立法，以各地職工上年月平均工資為基準，加權（比如0.7）后計算當年各地個人所得稅起征點，并每年調整。
第七，在規定期限內建立完整完善的收入監管體系，把各種合法收入形式都納入監管體系中來，并對各種合法收入無區別的征收個人所得稅。主要從事農業經營的個體農民除外。
第八，通過立法，以各地職工上年月平均工資為基準，加權（比如4）后計算出各地高收入標準，對超過這一標準的部分收入征收稅率在50%以上的高額所得稅，最高累進稅率可達90%。
第九，根據各地物價水平、生活標準，大幅度提高個體從業者的個人所得稅起征點。
第十，非義務教育階段的學費以及有政府認證的勞動培訓的培訓費用，政府應當在當事人繳納的個人所得稅中辦理退稅。
第十一，立即通過立法制定并征收高額遺產稅。
第十二，通過立法，大幅度提高奢侈品消費稅，房產稅，不動產保有稅，物業稅。
第十三，個人所得稅收入全部專項用于改善低收入階層生活，為失業者創造就業機會以及提供培訓，為人民群眾提供優質的公共服務。由財政部每年公布上年度個人所得稅征收和使用情況。
第十四，適當提高城鄉低收入人群補貼，盡快把所有公民都納入到適當的社會保障體系中。
第十五，加強監管，嚴格控制中國居民向境外轉移財產，嚴厲查辦以投資為名實則向境外轉移財產的行為。
第十六，通過立法，制定適當的利潤率標準，對各種所有制企業，對其超過該指標的利潤部分征收高額企業所得稅。對新興產業可以通過立法給予適當照顧。
第十七，通過立法，對投機、炒作關系到人民生活和國家安全的各種農產品、礦產、物資和商品的行為予以堅決、嚴厲地打擊和懲處。
第十八，責成有關部門切實加強監管，嚴格遏制境外投機資本進入境內。
第十九，鼓勵、支持和引導城鄉合作社的建立和發展，政府在政策上和資金上給予照顧和幫助。
以上這些要求在技術上都可以實現，也符合黨和國家領導人的講話以及國家各項政策的精神，符合勞動人民的利益，并切實保護低收入群體，調節高收入，對建設和諧社會是非常必要的，在當前的社會條件下也是能實現的。但是，在多種所有制并存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不要企望任何修修補補的改革方案能夠真正解決兩級分化的問題，要時刻記得鄧小平同志的話：“從長遠說，最終是過渡到共產主義。”只有到了那個時候，才能真正、徹底解決這些問題。但是我們決不能因此而放棄任何為勞動人民爭取利益的可能。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