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次共產黨和工人黨國際會議述評
作者：聶運麟 劉衛衛 楊成果
來源：《當代世界與社會主義》2010年第3期
由印度共產黨（馬克思主義）和印度共產黨聯合主辦的第十一次共產黨和工人黨國際會議于2009年11月20—22日在印度新德里舉行。來自48個國家的57個共產黨和工人黨的89名代表參加了這次會議。代表們圍繞會議的主題“國際資本主義危機，工人和人民的斗爭，替代方案，共產黨和工人階級運動的作用”進行了熱烈的討論，最后通過了《德里宣言》以及“關于紀念博帕爾毒氣泄漏悲劇25周年的決議”和“關于塞浦路斯問題的決議”。
一、經濟危機的性質和源頭
資本主義經濟危機是大會討論的主要問題。早在2008年召開的第十次共產黨和工人黨國際會議就曾對此作出重要結論：全世界正面臨著大范圍的嚴重的經濟和金融危機，它是資本主義制度的固有危機不斷深化的表現，表明了資本主義制度的歷史局限性和革命推翻資本主義制度的必要性。
參加第十一次共產黨和工人黨國際會議的代表認為，上述結論已經被證明是基本正確的，并根據一年多來經濟危機的發展，再次對其性質進行了深入的討論。與上次會議相比，這次討論的特點是，它更加明確而沒有任何異議地認定，此次經濟危機就是馬克思所說的資本主義周期性的生產過剩危機。
曾經在圣保羅會議上對資本主義經濟危機作過精辟分析的英國共產黨總書記羅伯特·格里菲斯在本次會議上再次發言。他指出：“壟斷資本家、政客及其經濟學家想要公眾把這場危機完全視為一場源于‘信用危機’的金融危機：似乎危機完全是不計后果的抵押貸款公司和銀行的過錯；是借款超出自己償還能力的低收入工人的過錯；是本不應該首先把錢借給低收入工人的貪婪銀行家的過錯。”站在資本主義制度的立場上，這樣描繪的確是一幅“合時宜的畫面”。然而，事實并非如此。“這是一場體制性危機，是資本主義制度所固有的危機，是被馬克思稱之為周期性的生產過剩危機。與此同時，我們也應該注意到當前危機的一個重要特征，那就是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三卷中定義的‘虛擬資本’在這場危機中所起的作用。”羅伯特·格里菲斯堅定地指出：“即使在資本主義制度下能夠實現金融部門的國有化，但是只要資本主義制度存在，周期性的生產過剩的經濟危機就會永遠存在。”他還幽默地批評了布朗：“英國首相布朗曾經宣稱他已經使英國經濟擺脫了‘經濟繁榮和經濟蕭條’的交替循環。一位古代英國的國王——卡紐特在位期間也曾經宣稱他能夠坐在海邊阻擋浪潮的到來，但是他卻濕了自己的腳。”
比利時工人黨代表博杜安·德克斯也強調：“此次金融危機根源于生產過剩的結構性危機，生產過剩從20世紀70年代初以來一直很嚴重。作為馬克思主義者，我們知道這是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緊密聯系的。”
為深入論證經濟危機的性質，丹麥共產黨代表亨利克·斯塔默·赫定還對此次危機產生的源頭作了歷史的追尋，借以說明近40年來資本主義周期性經濟危機遲遲沒有惡性爆發的原因。他指出：“與通常的說法相反的是，這次危機并非是突如其來，許多人已預測到這次危機。唯一意外的是，這次危機拖了這么久才發生。”他接著指出：“當前危機始于1987年紐約證券交易所在一天之內所經歷的最大暴跌，這次暴跌比1929年的危機跌得還要多。隨之而來的是一場真正的危機，到1989年冬季，主要資本主義工業國家的生產已經開始萎縮，失業率不斷上升。但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就在這個時刻，歐洲的社會主義結束了，東歐經濟體向西方資本主義開放，從而使西方能夠將危機‘轉嫁’給東歐國家。這在德國是最明顯的，東德的工業企業被關閉，使其西德的同行能夠生存下來。同樣的事情也發生在其他前社會主義國家。正是這些國家感受到了危機的破壞性影響，生產下降了30％—50％，這樣，遭受破壞的就不是西歐資本主義國家。”“在資本主義大國中，只有日本完全經歷了這次危機，因為它無處可以轉嫁危機。日本經濟到今天仍未恢復。”
亨利克進一步指出：“在整個90年代和新千年的初期，危機不斷發生，然而每一次帝國主義都能夠將危機‘轉嫁’給周邊的增長區域——先是亞洲“四小龍”，后來是拉丁美洲。戰爭和大部分消費者的樂觀情緒推動了生產，每次市場恢復了一點點，他們便把它稱作‘歷史性’的繁榮，就這樣持續了20年。現在已沒有邊緣區域可以轉嫁危機了：東歐已被粉碎，拉丁美洲已拒絕新自由主義，東南亞本身受到危機的嚴重沖擊。現在美國、歐洲和日本都充分感受到危機的痛苦。”亨利克最后說：“現在已經很清楚，這不是什么‘特殊’的危機，而是一次經典的、一般性的危機，是資本主義的生產過剩危機。”
其他國家共產黨也發表了類似的看法。美共主席薩姆·韋伯在美共機關刊物《政治事務》雜志2009年8月號發表的《美國共產黨：變動世界一項正在進行中的工作》一文中指出：“雖然目前這場經濟危機是由房地產市場的崩潰而觸發的，但它的存在卻可以追溯到20世紀70年代后期資本主義長期發展的自然歷史進程。30年前，美國資本主義被看似無法解決的各種矛盾——通貨膨脹和失業率攀升、對美元作為一種國際性貨幣的信心不斷下降、歐洲和亞洲新競爭對手的挑戰、經濟增速放緩和下降的收益率——所困擾。所有這些問題都出現在世界商品市場生產過剩逐步增加的背景之下。”
《德里宣言》集中反映了與會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黨的觀點，再次強調了經濟危機是資本主義所固有的制度性危機。宣言指出：“這場危機并非是由于少數人的貪婪或缺乏有效的監管機制而引起的過失。幾十年來在全球化的過程中，利潤最大化這個資本主義存在的理由急劇擴大了國家之間和國家內部的經濟不平等。其必然后果是，世界絕大多數人的購買力下降了。因此，目前的危機是一個制度性危機。這再次證明了馬克思主義的分析：危機是資本主義制度本身所固有的。”“它表明資本主義的主要矛盾正在激化，這個矛盾就是資本主義生產的社會性和資本家私人占有制之間的矛盾。”
二、“復蘇”能否持久，危機是否正在過去
經濟危機爆發一年多后，在某些地區出現了“復蘇”、“景氣”的跡象，資產階級政府及其經濟學家便樂觀地宣布“衰退即將結束”，“危機即將過去”。對此，大會進行了熱烈的討論，大多數國家共產黨的代表認為，危機并沒有過去，復蘇難以持久。
匈牙利共產主義工人黨主席格尤拉·瑟默指出：“危機還遠沒有結束，沒有人能夠預測到它的后果。”比利時工人黨代表博杜安·德克斯認為，危機并沒有過去，“再度惡化有極大的可能，危機會卷土重來”。葡萄牙共產黨政治局委員安格魯·阿歐維斯認為，“這場危機還遠遠沒有結束，其危害和危險是顯而易見的。”荷蘭共產黨代表威廉·凡克拉任伯格認為，“我們還僅僅處于資本主義嚴重危機的第一階段。”美國共產黨代表斯科特·馬歇爾指出：“我們認為全球經濟危機仍將繼續并且不會減弱。”
資本主義國家共產黨作出這樣嚴峻判斷的根據就在于：一方面，資產階級政府將納稅人的錢主要用來援助大金融資本，其次是生產企業；另一方面，資產階級政府用來援助失業者和貧苦家庭的資金卻非常少。與此同時，政府還削減了保健、醫療、教育、養老、公共建設等民生方面的開支。這樣，表面看來，金融業又開始景氣，機器又開始運轉，然而工人和勞動群眾的購買力卻下降了，社會的總體消費水平下降了。在此情況下，“復蘇”將難以持久。換言之，由于資產階級政府采取將危機的后果轉嫁到工人階級和勞動群眾身上的辦法來解決危機，所以經濟的再度惡化是難以避免的。
英國共產黨主席格里菲斯對資產階級政府轉嫁經濟危機的政策作了有根據的分析。他指出：“在英國，政府、財政部和英格蘭銀行迄今已經從公共基金中劃撥出1.35兆英鎊（相當于2.25兆美元）的資金用于挽救銀行、金融機構和金融市場。那些資金相當于英國全年GDP中每年公共開支總和的2倍，國民醫療服務預算的10倍，教育投資的15倍。已經劃撥給英國的制造業和其他生產工業的資金卻還不到200億英鎊。政府資助的不平衡反映了英國壟斷資本的優先權特性和壟斷資本的矛盾。現在英國的統治階級已經對人民群眾和工人階級的工作、工資、退休金、社會福利、公共服務和工會權利發動了猛烈的攻擊。不管2010年5月哪個政府上臺執政，這種攻擊只會加強。”
丹麥的共產黨代表貝蒂·弗瑞德斯伯則格·卡爾松揭示了工人階級和勞動群眾被動地卷入危機后在政府執行拯救計劃過程中再度受到損害的情況。他指出：“在我國，所上交的個人收入所得稅被投資到了股票市場，我們中的很多人卻沒有意識到自己通過工作所節省出來的錢被用于炒股和投機。”“直到90年代中葉，資本主義的北歐模式都是建立在稅收所帶來的集體權利基礎之上的。只有國有部門中的工人通過工資節省了一部分錢來獲得比大多數人更好的養老金，這部分錢以個人所得稅的形式被國有企業——全民掌控或控股的公共企業——儲存起來。在這場危機中，市政當局以及國家和養老保險公司在金融風暴中損失了很多錢財，這使一般人民群眾也在這場危機中損失慘重。現在統治者采取了哪些政治舉措來應對這場經濟危機呢？絕大部分國家所采取的應對措施是大體相同的，即給予銀行、其他的金融機構以及資本主義企業以巨額資金補助。不管在哪個國家，這些資金補助都是來自于那些親眼目睹了公共服務正在走下坡路的納稅人、工人和弱勢群體，如老年人、有孩子的家庭、年輕人、病患者等。”
共產黨和工人黨的代表對各自國家工人階級和勞動群眾在危機時期的生活困境作了具體的論述：在西歐的德國，官方統計的2009至2010年度的冬季失業人數已經超過500萬，但如果加上統計數據中被刻意隱瞞掉的數字，迄今為止真正的失業人數或許已經超過了600萬；在這個富裕的國家，1/3的孩子不得不在貧困的環境中成長；超過1/3的勞動力必須在惡劣的工作條件下工作，而且這種趨勢正在增長。在北歐的丹麥，該國的總人口為500萬，而失業人數已經超過10萬。在東歐的匈牙利，跨國公司的產值幾乎占匈牙利GDP的70%，2009年匈牙利的GDP與前一年同期相比減少了7％—9%，失業率大約是10%，人們失去了資源、儲蓄，越來越多的人生活在貧困之中。在橫跨歐亞兩洲的土耳其，官方公布的失業率是15%左右，而真正的失業率卻是25%左右，政府還試圖大幅度削減社會生活保障金。在南亞的印度，少數億萬富翁的財富相當于印度GDP的25%，而印度77%的人口（8.4億人口）每天的收入卻不足20盧比，價格上揚到了天上，普通民眾幾乎不能滿足基本需求，就更不用說獲得醫療保健和教育了；超過15萬的農民為擺脫負債和破產的悲劇而自殺；大多數的達利人、原住民以及穆斯林少數民族完全被排除在發展進程之外。在北美的加拿大，失業率在繼續上升，預計2009年底將正式超過10％，建筑業、零售業、旅游業和公共部門的業績也在下降。美國是頭號資本主義大國，在其金融資本有所景氣的時刻，每個月仍然有20萬個就業機會在減少，年輕人的失業率尤為驚人，16至24歲之間的年輕人只有約45％的人擁有工作；美國的大多數人是通過他們的雇傭者得到醫療保險的，由于失業，約有4000萬人將得不到醫療保險，而且這個數字每個月還會上升；房地產市場的專家認為，在2010年人們將看到這樣的景象，那就是喪失抵押品贖回權的工人以及他們的家人將無家可歸；在這個世界上最富的國家，每天有成千上萬的孩子餓著肚子去上學；在許多遭受危機嚴重打擊的工人社區，學校、診所和賑災機構被關閉，街道、橋梁、排污和供水系統被損壞而得不到修復，各級政府的公共服務被削減和停止。
《德里宣言》對危機期間資本主義國家工人階級和勞動群眾的狀況作了總的估計：“目前的危機可能是自1929年以來最尖銳、最廣泛的危機，襲擊了所有領域。不計其數的工廠被關閉。農業和農村經濟正處于困境，加重了全球數以百萬計的種植業者和農場工人的貧困和痛苦。數百萬人失業而無家可歸，失業增長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官方估計將突破5000萬大關。不平等現象正在全球加劇——富人越來越富，窮人越來越窮。十多億人在忍饑挨餓，占人類的1/6。青年、婦女和移民是首當其沖的受害者。”
總之，危機的損失被社會化了，而利潤的私有化仍在繼續，失業、饑餓、疾病、無家可歸以及不安全感在不斷增加。因此，美國共產黨主席薩姆·韋伯指出：“有關經濟活動將在今年年底或明年年初恢復的各種預測，在許多經濟學家的頭腦里都是有疑問的。如果經濟的周期性路徑是L型的，即程度嚴重、延續時間長的話，請不要感到驚訝。”
三、危機為什么沒有促進工人運動的高漲
此次危機是1929年以來最嚴重的一次經濟危機，根據歷史的經驗，經濟危機會帶來資本主義國家工人運動的高漲，甚至會造成資本主義的統治危機。然而這種歷史景觀卻沒有再現，原因何在？對此，與會的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展開了嚴肅的討論，發表了一些值得重視的見解。
土耳其共產黨代表默罕默德·克祖魯吉爾對此次危機發生的歷史背景作了深刻的分析。他指出：此前資本主義世界曾爆發過兩次大的經濟危機（19世紀末的經濟危機和1929年的經濟大蕭條），由于在這兩次危機前勞苦大眾具有高昂的戰斗士氣，所以工人運動得到了增強。工人階級事先在階級斗爭中所取得的經驗，為工人以一種更加具有戰斗精神的姿態應對危機提供了便利。與資本主義經濟世界所爆發的前兩次大危機不同，當前的這場危機發生在一個反對革命的時代，這意味著工人階級的戰斗經驗相對薄弱。這一因素對危機期間階級斗爭的發展和階級意識的增強產生了不良影響。這就給資產階級通過思想手段和政治手段控制勞苦大眾留下了更大的發展空間。
盧森堡共產黨代表阿里·呂克爾特則從工人階級的政治意識、蘇東劇變的嚴重影響和社會主義理論的不足等三個方面分析了事情的緣由。他指出：首先，“當今工人階級的政治意識比過去幾十年前差了很多，雖然有些工人正在改變對資本主義的認識并開始了完全不同的思考。然而，在大多數工人眼里，資本主義仍然在為他們提供比較舒適的物質生活，所以他們看不出有任何理由需要尋求其他的經濟秩序”。其次，“具有重大戰略意義并給各國共產黨和全世界的共產主義運動帶來巨大損失的社會主義的失敗，至今仍對歐洲大陸有著非常嚴重的影響。反共產主義的思想清洗無處不在，這不僅僅存在于幾個星期前我們所目睹的所謂紀念‘柏林墻倒塌’的宣傳活動中，而且還存在于資產階級的社會結構、學校和資產階級的大眾媒體中”。最后，“直到今天，共產主義運動仍然對社會主義失敗的原因、社會主義運動的經驗和成就、社會主義運動的缺點和不足、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的社會矛盾等缺乏基本的分析和共識；同時，有關社會主義替代方案的標準和特征、社會主義生產力的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的發展、各種不同的經濟管理方式、行之有效的社會主義計劃、社會主義生產資料所有制的形式、政權機構建設和司法機制建設，以及在經濟和社會中捍衛人民群眾當家作主地位的途徑等方面，也都缺乏應有的共識。對上述問題的分析和共識乃是社會主義運動發展的一個最重要前提”。
以色列共產黨代表凡特恩·加特斯對社會主義理論的不足也有同感。他指出：“特別是在蘇聯解體后，我們也期望澄清什么是社會主義。”
荷蘭共產黨代表威廉·凡克拉任伯格著重分析了社會福利政策與工人階級政治意識的關系，認為歐洲的社會福利政策已經弱化了經濟危機對工人的影響。他指出：“荷蘭許多工人還能夠量入為出，甚至有時沉溺于生活中的許多美好事物，比如去劇院、聽音樂會、去博物館、出國度假等等，逃避現實世界的現象在不斷增長。工人階級的相當大部分傾向于繼續過這種有點質量的生活，而對于這一生活背后的進程卻不感興趣。這些思想在支持保守的民族主義政治運動（這一運動害怕改變對伊斯蘭教徒的移民政策，并積極推動貿易保護主義的措施）中找到了寄托，因此這導致人民大眾不想通過發動工人運動來保護被破壞的社會福利事業。在歐洲各國的政治日程中，工人政治上的無權階段還將繼續。不管是我們的朋友還是敵人都必須承認，相對美國而言，迄今歐洲的社會福利措施已經弱化了經濟危機的影響。”
德國共產黨代表海因茨·施特爾認為，工人運動在經濟危機時期沒有得到增強的主要原因是共產黨還拿不出改變現狀的對策。他指出：在一些受到這場危機影響的工廠、工業行政部門和機構的員工以及受到危機影響的人群中存在著反抗的思想。但是迄今仍缺乏一種全面的、團結的反抗。出現這種現象的原因之一是，在上班族和失業人群中廣泛存在著對失去工作或者遭遇社會倒退的恐懼。另一個原因就是反共產主義宣傳的影響，這種宣傳確保不存在關于資本主義制度替代方案的討論，并使得人們認為他們自身應受到譴責并應對這場危機的爆發負有個人責任。面對這種情況，“反資本主義力量、社會主義以及共產主義力量的影響力還不夠，他們拿不出有效改變這種狀況的策略，至少現在是這樣”。
總之，在資本主義各國共產黨看來，蘇東劇變對世界社會主義運動的沉重打擊及其嚴重影響、資產階級政府的福利政策對經濟危機的弱化、工人階級既不滿意現狀又安于現狀的政治意識、資本主義各國共產黨沒有制定出有效應對的理論與策略等，乃是此次經濟危機時期工人運動沒有得到增強的基本原因。
四、重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熱切期待
第十一次共產黨和工人黨國際會議對當前形勢下的斗爭任務進行了熱烈的討論，概括起來有兩個方面：一方面是要采取反對經濟危機的措施：爭取穩定的全職就業，完全公共的、免費的衛生保健、教育和社會福利，反對兩性不平等和種族主義，保護勞動人民和各階層的權利，包括青年、婦女、移民工人和少數民族等；另一方面是要推動和平、進步、正義和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不斷積累力量，為革命形勢的到來準備主觀條件。
在討論當前任務的過程中，重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熱切期待在與會代表的心中激蕩，這突出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一是要求加強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團結，并建立國際聯合組織。
第十一次共產黨和工人黨國際會議在其會議文件中，沒有先例地列出了 “背景資料”，專門介紹了各國共產黨為重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和使所有共產黨和工人黨聚集在一起所作出的不懈努力：在1993年，印度共產黨（馬克思主義）首次進行了這種嘗試，舉辦了 “當代世界形勢與馬克思主義有效性”的國際研討會，有21個政黨與會，成功地使各與會方在捍衛社會主義事業和爭取實現社會主義的斗爭方面恢復了信心。從1998年開始，希臘共產黨承擔起組織共產黨和工人黨國際會議的責任，連續主辦了七次國際會議，就世界的重大發展變化交換觀點和分享斗爭經驗。參加會議的政黨的數量持續增長，反映了馬克思主義的重要性和有效性不斷增強。為了促進國際會議的順利召開，還成立了共產黨和工人黨的國際工作小組，決定參加會議的政黨以及會議的主題、地點和日期等。鑒于會議不斷取得成功，決定在世界不同地區輪流舉辦這個會議：第八次會議在葡萄牙首都里斯本舉行；第九次會議在白俄羅斯的明斯克和俄羅斯的莫斯科舉行；第十次會議在巴西的圣保羅舉行；第十一次會議在印度的新德里舉行；第十二次會議將在非洲大陸舉行，由南非共產黨主辦，從而使會議涵蓋了世界各大洲。
英共主席格里菲斯在大會發言中，論述了當前加強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團結的重要性。他指出：“當壟斷資本家及其代言人在全球范圍內通過一系列的機構來進行全面磋商和采取行動的時候，各國共產黨為了工人階級及其家庭、全人類、我們生存在其中的星球的利益，也有義務這樣做。需要在全球范圍內增進共產黨和工人黨之間的親密關系，加強組織上的相互合作和相互協調。共產黨和工人階級的國際化是我們最大的潛力之一。”
許多歐美國家的共產黨，如盧森堡、丹麥、德國、西班牙、加拿大等國的共產黨建議：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應該達成一致的行動綱領，用共同綱領來推動和鞏固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國際聯合要忠實于共產主義信仰，尊重不同的政治見解，反對修正主義和改良主義；創立一個常設工作委員會來推進這項工作；建立全球性網站，加強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教育；加強左翼的團結，促進不同政黨在各主要領域的政治工作和工會工作中的合作；促進世界反帝國主義陣線的建立，采取聯合行動；將每年五月一日變成工人階級的國際斗爭日，等等。
第十一次共產黨和工人黨國際會議的有關文件沒有采納建立國際聯合組織的建議，但要求各國共產黨在反對帝國主義的斗爭中采取聯合行動，加強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團結與合作。會議號召：“所有國家都必須采取具體行動，并在全球范圍內進行協調，以解決下列問題：反對北約及其全球擴張，反對帝國主義軍事侵略性的死灰復燃，反對外國軍事基地；根據2009年9月在大馬士革召開的特別會議的決定，將11月29日這一天作為聲援巴勒斯坦人斗爭日；將2010年作為戰勝法西斯65周年紀念日；與工會進行合作，為了捍衛工人權利而加強群眾的動員活動；為了讓美國釋放古巴的五名英雄而加強國際團結；為了加強群眾性運動，與青年團體進行合作；對各國政府施加壓力，強烈要求工作的權利。”
印共（馬）同印共兩黨不計前嫌，彼此尊重，密切合作，成功舉辦第十一次共產黨和工人黨國際會議，受到與會各國共產黨的肯定，認為這將有助于印度共產主義運動的鞏固和壯大，同時也將有利于推動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發展進程。
二是變被動防守的策略為主動進攻的策略。
蘇東劇變以后的20多年，社會主義運動始終處于被動、防守的態勢。不少國家的共產黨認為現在轉變這種被動局面的時機已經來臨，應該變防守為進攻。即不僅是開會、交流經驗、進行宣傳，而且要進行實在的斗爭；不僅是為生存和保護工人階級和勞動人民的基本權益而斗爭，同時也要為實現社會主義作必要的準備。美國共產黨代表斯科特·馬歇爾的講話反映了資本主義各國共產黨聯合起來進行斗爭的愿望。他指出：“馬克思和恩格斯沒有說過‘全世界工人聯合起來分享經驗與信息’，顯而易見，他們的意思是全世界工人聯合起來進行斗爭。在當今世界，我們如何使之成為現實，我們的第一個具體步驟是什么？我希望本次會議以及我們懷有的良好意圖能夠促進我們更加緊密團結以實現這一目標。”西班牙人民共產黨代表喬斯·卡波·布羅沃也指出：“資本主義制度的社會主義化是政治投機者的論調，社會主義是人類的選擇，為社會主義消除疑慮的時刻到來了，要把斗爭推向社會主義的真正選擇。”匈牙利共產主義工人黨主席格尤拉·瑟默認為：“我們的主要任務，是為革命形勢的到來做好準備。歷史經驗證明，如果主觀條件在恰當的時刻不成熟，那么真正的革命形勢就不會發揮作用。我們不僅應該批評資本主義制度，而且也應該向人們證明建立一個新世界的真正可能性。我們應該證明社會主義是代替現存資本主義體系的真正選擇。”
《德里宣言》反映了與會各國共產黨的意志和愿望。宣言強調指出：“帝國主義由于蘇聯解體和這場危機之前的繁榮期而對工人階級和人民的權利發動了前所未有的攻擊。與此相伴隨的是狂熱的反共產主義的宣傳，不僅在個別國家宣傳，而且在全球和國際論壇上進行這種宣傳，包括歐盟、歐安組織和歐洲委員會等。面對這些無情的攻擊，我們的斗爭迄今主要是防御性的，是為了保護我們以前贏得的權利。今天的事態證明，我們需要發動一次進攻，不僅是為了保護我們的權利，而且是為了贏得新的權利。不僅是為了贏得少數幾項權利，而且是為了拆除整個資本主義的大廈——沖擊資本主義的統治，實現社會主義的替代制度。”
《德里宣言》呼吁共產黨和工人黨在各自國家開展工作，發動廣泛的斗爭，爭取廣大人民的權利，反對資本主義制度。同時還強調共產黨的領導在反對資本主義斗爭中的重要性。宣言指出：“雖然危機是資本主義制度本身所固有的，但是資本主義制度不會自動崩潰。若沒有共產黨領導的反擊，反動勢力將會得到加強。在資本主義制度下，任何改革都無法消除剝削。資本主義必須被推翻。這就要求加強工人階級領導的人民斗爭。”
三是對保護生態環境問題表現出前所未有的關注。
對生態問題的漠視，是20世紀后期國際共產主義運動落后于現實并脫離廣大人民群眾的原因之一。第十一次共產黨和工人黨國際會議對保護生態環境問題表現了前所未有的關注，這既反映了人類生存發展的利益，也是對歷史教訓的深刻總結，更是工人階級現實斗爭的需要，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一個重大的進步。
芬蘭、丹麥、西班牙、印度、孟加拉等國共產黨的代表指出：無情的資本主義制度已經不能滿足人民的基本需要，諸如工作權、衛生保健權、居住權、保護環境權與和平居住權，人類正面臨著環境惡化和氣候變化的巨大危險。共產黨應該在反對環境惡化和氣候變化的斗爭中充當急先鋒。西班牙人民共產黨代表喬斯·卡波·布羅沃還提議開展一次反對破壞亞馬遜河流域生態環境的世界行動等。
《德里宣言》反映了各國共產黨對環境和氣候問題的高度關注，用相當的篇幅論述了共產黨人對解決環境和氣候問題的立場。《德里宣言》指出：“資本主義應對環境的破壞負主要責任，卻試圖把防止氣候變化的所有負擔轉嫁到工人階級和勞動人民的身上。資本主義以氣候變化的名義提出的改組建議與保護環境毫不相干。由企業提出的‘綠色發展’和‘綠色經濟’被用來加強新的國家壟斷調節，推動了利潤的最大化，使人民面臨新的困難。因此，資本主義制度下的利潤最大化與環保和人民的權利是不一致的。”
第十一次共產黨和工人黨國際會議專門通過了“關于紀念博帕爾毒氣泄漏悲劇25周年的決議”，揭露以美國為首的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將破壞生態環境的嚴重后果轉嫁到發展中國家的可恥行徑。決議指出：“以美國、歐洲或北方其他國家為基地的掠奪性跨國公司今天在發展中國家日益猖獗，在工業安全、有毒危險材料和環境污染方面公然違反國內法和國際法。危險的行業，低于標準的或過時的技術，被禁止的或有毒的物質，破壞環境的采掘業，都越來越多地被置于南方國家，從而嚴重阻礙了南方國家的發展。”決議呼吁全世界的進步力量在2010年開展紀念博帕爾毒氣泄漏悲劇25周年的活動，抗議帝國主義的掠奪行徑，支持印度和其他發展中國家人民保護生態環境的斗爭。
《德里宣言》指出，無論是解決周期性的經濟危機問題，還是解決地球的生態環境問題，人類都必須“要從這種野蠻的資本主義中解放出來，必須實行真正的替代方案——建立社會主義制度。這就需要加強反帝國主義和反壟斷的斗爭。因此，我們爭取替代制度的斗爭是反對資本主義制度的斗爭。我們爭取替代制度的斗爭，是為了建立一個沒有人剝削人、國家剝削國家的制度。這個斗爭是為了爭取建立另一個世界：一個公正的世界，一個社會主義的世界”。
（作者單位：華中師范大學國外馬克思主義政黨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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