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的國有企業是全民所有制企業，在國民經濟中發揮著主導作用，按道理應該得到更多的社會關注和支持。但在現實中，社會輿論似乎對國有企業的批評多于贊揚，這是一個很值得研究的問題。目前事關國有企業的種種不利輿情，是國有企業自身問題的反映，也是國有企業與跨國公司、非公有制企業競爭過程中必然出現的輿論表現。可以說，國有企業輿論劣勢的背后，存在深刻的經濟利益之爭、意識形態之爭和輿論傳播之爭。當然，這種不利輿情，也暴露出國有企業的輿論引導能力、公關管理能力，已落后于實踐的要求。國有企業的健康發展離不開輿論的支持，有必要深入研究國有企業不利輿情的成因，以采取相應措施，形成有利于國有企業發展的輿論環境。
一、制造不利于國有企業的輿論是一些跨國公司和私營企業采取的競爭策略
我國國有企業綜合實力近年有了顯著增強，而源自美國的金融危機又嚴重削弱了美、歐、日一些跨國公司的實力，由此使我國國有企業在世界經濟中的地位不斷上升，其中有的已名列世界500強之林。與以往對我國國有企業不屑一顧形成對照的是，很多外國跨國公司已視國有企業為強勁對手。國有企業的崛起打亂了跨國公司一貫以來的如意算盤。
以美、歐、日三地為母國的跨國公司，利用業已形成的垂直分工體系，一直力圖使發展中國家服從并服務于發達國家特別是其跨國公司的需要，成為其商品市場、原料來源和勞動力“蓄水池”。為此，跨國公司及其母國政府通過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一系列干涉措施，在世界很多地區達到了目的。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金融危機頻發，拉美、蘇聯、東歐、東亞等地民族經濟（或者國有經濟）的崩潰或受襲，都給跨國公司提供了擴張機會。摧毀上述各地的民族企業或國有企業，而后瓜分之，正是所謂“冷戰的和平紅利”的實質。
跨國公司通過交叉持股、廣告投放等方式，早已與跨國媒介巨頭、廣告公司結成了緊密的利益共同體。例如，全球最大的不到七八家媒介巨頭提供了國際間信息總量的80%以上；而單單通用電氣公司（GE）就有17名董事在9家巨型媒體公司中擔任董事；《福布斯》公布的最富有的400名美國人中，有17%的富豪財富主要來源于媒體業。一些具有世界影響的媒介巨頭，本身就是跨國公司或其子公司，或是跨國公司的合作伙伴。這樣，為跨國公司的全球擴張提供合理性解釋、合法性辯護，就成為媒介巨頭的當然選擇。同時，借各種負面事件渲染發展中國家國有企業、民族企業的弊端，破壞其形象，也成為媒介巨頭慣常的伎倆。
此外，跨國公司還花巨資通過基金會資助、公關公司游說等方式，有意操控東道國的專家學者、新聞媒體。時至今日，發展中國家受跨國公司影響甚深的學術機構、媒體機構的一些人士，往往以本國公眾代言人的姿態，出現在攻擊本國民族企業、國有企業（也包括我國的國有企業）的第一線。這類言論往往訓練有素、時機恰當且事出有因，因而極易左右群眾對國有企業的看法。
近30年來，我國非公有制經濟崛起，其與國有企業固然有合作互利的一面，但也存在著競爭。少數私營企業甚至把國有企業看作自己發展的障礙，認為國有企業的萎縮能夠擴大私營企業的發展空間，因而刻意營造不利于國有企業發展的社會輿論。例如，如果國有企業獲得金融資源的綜合條件優于私營企業，或者國有企業試圖進入土地市場甚至充當所謂“地王”，它們就借重媒體施加輿論壓力。此外，國有企業相對規范地執行勞動力就業制度、安全生產制度、社會保障制度、稅收制度，雖說增加了自身的成本壓力，但也給私營企業施加了相應的道義壓力。為了轉移視線，少數私營企業也往往有意另辟輿論戰場。
在實踐中，很多國有企業與私營企業已經結成了互利的伙伴關系。但上述各種矛盾，又會促使一些私營企業為了自身利益，尋求操縱大眾媒體、爭取輿論支持。作為日漸自覺的社會階層，私營企業主近年來不僅參政意識不斷增強，而且還投入資金，有意識地影響新聞媒體的報道、學術機構的研究，尋找相應的輿論代言人。
雖然私營企業在不斷壯大，但強大的國有企業依然是其發展的重要競爭者。這種內在矛盾，隨著時間的變化或明或暗、或現或隱，但將長期存在，并在輿論領域暴露出來。值得一提的是，蘇聯解體后迅速崛起的俄羅斯寡頭富豪，無一不是利用社會劇變之機攫取了蘇聯眾多國有企業的巨額資產、資源而迅速自肥的暴發戶。殷鑒未遠，國有企業確實需要防患于未然。
二、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否認國有企業的積極作用
跨國公司實施赤裸裸的劫掠，往往會激起民眾的公憤和反抗；而通過計劃周密的輿論操縱（主要是理論操縱和新聞操縱），則會取得意想不到的成果，使公眾被旨在肢解、摧毀國有企業的輿論俘虜而不自知。當前最值得警惕的，是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的廣泛輸入。
美國和西歐國家在上世紀70年代中期陷入經濟滯脹之中，隨之出現了所謂“后凱恩斯革命”的新思潮。這一以哈耶克、弗里德曼等人為代表的新思潮，認為市場能夠自發調節經濟的均衡，反對政府的經濟干預，更反對國有企業、計劃經濟等制度。新自由主義思潮，對美國里根政府、英國撒切爾政府產生了重大影響，是其政綱的理論基礎。
幾乎與上述“后凱恩斯革命”同時，中國開始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社會主義改革開放事業。國門初開后，作為當時西方主流的“新自由主義”理論，開始進入中國人的視野，并為一些學者所推崇。
但歷史表明，絕對的自由放任經濟，從來缺乏經驗證據的支持，是一種理論上的空想和抽象。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美、歐、日諸國是私人部門和政府部門均發揮作用的混合經濟。“公共部門”出于國防、教育、社保等目的，掌握了大量資源，早已不可能完全通過市場來配置資源。當代西方經濟的成功，恰恰是依靠規模巨大的跨國公司，壟斷企業成為了美、歐、日的經濟柱石。
然而發人深省的是，盡管西方資本主義經濟制度本身就存在所謂“英美模式”（以美、英為代表）與“萊茵模式”（以德、日為代表）的區別；盡管美、歐、日幾乎都采用“混合經濟”體制，不僅允許政府干預經濟政策和資源配置，而且允許國有企業存在發展；但是，面對社會主義國家的經濟改革，西方卻不遺余力地灌輸新自由主義經濟意識形態，向后者推薦了一些不是增強、而是瓦解國有經濟的政策和措施——以高額稅收政策擠壓國有企業的贏利空間；以“反壟斷”、要求國有企業退出競爭性領域和其他新的不公正競爭規則，壓縮國有企業的市場空間；以清除政府干預為旗號試圖推行全面自由放任的經濟體制改革等。
新自由主義是特別有利于資本主義跨國公司（尤其是金融資本）的意識形態。其科學性非常可疑，實踐上屢屢碰壁，倘若依其制定并推行相應的政策，勢必明顯削弱民族經濟在國家發展中的作用，摧毀國有經濟特別是大型國有企業。而大型國有企業往往是發展中國家（無論是社會主義還是資本主義）國民經濟的重要支柱和基礎，一旦被瓦解，往往淪為跨國公司的“戰利品”。
我國的決策者對這類思潮和政策建議始終保持警惕，我國的改革開放并沒有按照新自由主義的思路進行，而是根據我國的國情，在實踐中改革和調整政策，尤其是強調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從而避免了某些國家照單全收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的惡果。但即使如此，自上世紀80年代初至今，不僅一些經濟學、管理學專業人員受新自由主義影響極深，而且一些媒體從業人員也往往用新自由主義的庸俗范式觀察和分析經濟問題。隨著媒體日復一日地傳播，這種意識形態必然影響廣大民眾，成為圍繞國有企業的不良輿情滋長蔓延的重要思想原因。
三、國有企業發展中出現的問題，使得社會公眾對某些行業的國有企業有所不滿
國有企業是關系國家安全、國計民生的經濟支柱，也是我國在經濟全球化條件下增強國際競爭力的物質基礎。但是，國有企業從數量上說只是少數；從就業人數來看也只占較小部分。這使公眾對國有企業的地位、作用及其與大眾的利益關系，難以一目了然，極端者則指國有企業已成為“特殊利益集團”。如何正確看待和處理這類矛盾，并作出合理解釋和說明，應是國有企業的一項重要工作。
國有企業高管的高薪酬（包括福利）已成為當前群眾不滿的一個問題。如何看這一問題？一方面，高管高薪是市場競爭的需要，競爭的壓力使國有企業必須逐步提高薪酬水平，才能留住人才、吸引人才。另一方面，客觀地看，一些國有企業高管確實薪酬過高。在國有企業改制上市的過程中，薪資差距過大，既不利于企業內部的團結，也不利于得到群眾的理解。
把國有企業的效益改善歸結為市場壟斷，是另一類不斷出現的不良輿情。但令人奇怪的是，類似微軟的軟件操作系統、英特爾的微處理器（芯片）在中國的市場壟斷度，遠遠高于任何一家國有企業，卻極少受到媒體和學者的批評（在歐、美，均招致了反壟斷訴訟或巨額罰款）。更有學者構造出“行政性壟斷”和“市場性壟斷”的說辭，以便在攻擊國有企業的同時，回避跨國公司的壟斷問題。選擇性的攻擊本身，恰恰反映出輿論背后有更深遠的算計。當然，在一些國有企業壟斷的行業，確實也存在價格高但服務質量不高的問題，這需要國有企業下大力氣解決，以獲得公眾的支持。
國有企業存在的腐敗問題，也是不利輿情的重要成因。首先，要增加國有企業的透明度。國有企業歸根到底是屬于人民的公有財產，人民群眾有理由享有相應的知情權、監督權和成果分享權。但是，目前落實上述權利還存在不少法律、政策和技術上的困難。近年來，國有企業開始公布社會責任報告，這是在增強透明度方面邁出的重要一步。從長遠看，如同上市公司應披露經營情況一樣，國有企業理應向公眾充分、清晰地披露企業經營情況，這樣既有利于主動宣傳成績，又有利于落實群眾的知情權和監督權。國有企業主動增加透明度，溝通消除誤解，勢必可以清除一些不利輿情滋生的土壤。第二，要加強反腐倡廉工作，遏制國有企業少數管理人員的腐敗行為。腐敗為廣大群眾深惡痛絕，也嚴重損害國有企業的形象，還傷害國有企業員工的進取心、信任感。諸如陳同海案、康日新案涉案金額之大、腐敗行為之烈，讓人觸目驚心。此外，一些發生在中層、基層的腐敗案件，同樣給國有企業帶來了不良影響。完善反腐倡廉制度，從源頭上預防腐敗，加大對違法犯罪活動的懲處力度，需要長期的努力。
不良的勞動關系也會產生不利于國有企業的輿情。國有企業近年來加強現代企業治理，推行勞動合同制、績效考核制，成果來之不易。但因政策不善、執行偏差等原因，也形成了一些新的矛盾，如勞動關系緊張，勞動用工規范性不夠，對勞動者的安全保護、社會保障欠缺等，加上內部分配不公現象（如高中級管理人員的薪資水平與基層員工差距過大），一定程度的裙帶關系，都使國有企業內部不盡和諧，員工積極性受到壓抑。有些長期得不到解決的問題還存在激化的可能性。諸如此類的問題影響了國有企業的形象。
隨著經濟全球化加劇，競爭日益激烈，國有企業的管理能力、生產效率、競爭實力、創新能力將是長期受到關注和評論的問題。發展壯大國有企業，并讓公眾更多地分享國有企業發展的成果，已成為國有企業在政治上贏得主動、在經濟上持續發展的重大挑戰。這也迫切要求國有企業創新觀念，改善公共關系，爭取廣大群眾的理解支持。否則，國有企業辛苦經營數十年的成果，很可能付之東流。蘇聯、東歐國家的巨型國有企業朝夕之間易手，淪為西方跨國公司或本國寡頭的“獵物”，可謂前車之鑒。
四、國有企業輿論傳播管理相對落后
輿論傳播有兩個重點領域，一是理論傳播，二是新聞傳播。理論傳播強有力地影響人們思維的立場和方法，即人們一旦接受并信服了某一理論，就會利用這一理論作為觀察世界、分析問題、指導實踐的工具。新聞傳播則提供人們頭腦中關于現實世界的大部分信息內容，決定人們思維所依據的原材料。有效的理論傳播和及時的新聞傳播相結合，幾乎能夠塑造并定型人們觀察和思維的立場、方法和內容，進而左右社會輿情。
國有企業如何適應市場經濟環境，特別是在與跨國公司和私營企業競爭日益激烈、媒介產業化與市場化不斷加劇的環境下，如何有效引導輿論傳播，使得理論傳播和新聞傳播朝著有利于國有企業的方面發展，是一項亟待加強的工作。
改革初期，國有企業普遍設立政治部、宣傳部等機構，宣傳力量相對較強，大多數媒體也主要對國有企業進行正面宣傳。從總體上講，國有企業基本能夠適應當時的輿論環境，不利輿情還比較少見。目前，無論是國有企業自身還是外部環境，都發生了巨大變化。作為獨立的市場主體，不僅國有企業之間存在相互競爭，還遇到跨國公司、私營企業的強大壓力。同時，媒體環境也在急劇變化，網絡媒體、財經媒體、都市媒體異軍突起，媒體投資上的多元化、運營上的市場化、財政上的獨立化以及跨國媒體巨頭在華影響力不斷增強。一些跨國公司積極向國內大學、研究機構捐贈資金，支持其學術研究交流活動。通過一些海外基金會，跨國公司廣邀國內學術機構和媒體從業人員到美歐等地進修交流。一些跨國公司積極雇請國際和國內公關公司在華開展媒體活動，利用廣告資源調控輿論，其力度之大也超出大多數國有企業的所思所為。與跨國公司相比，國有企業輿論傳播能力明顯不足。
國有企業的輿論傳播已成為明顯的管理短板。一是理論傳播能力弱。后發國家實施趕超戰略，幾乎無一例外地需要利用國家的力量。諸如特許公司、幼稚產業保護、知識產權保護、市場準入控制、國有企業、政府采購、質量標準控制、環境標準控制等制度，是歷史上英、美、法、德、日等運用主權力量保護本國經濟的司空見慣的做法。我國發展壯大國有企業，是后發國家實現經濟獨立和繁榮的必然選擇。但是，按照新自由主義的經濟教條，國有企業沒有存在的正當理由，僅僅是一個特殊利益集團而已。這種觀念流毒甚廣，國有企業深受其害。因此，如何協調組織好理論研究和傳播，正確說明國有企業存在和發展的歷史必然性和現實合理性，已成為國有企業不容回避的問題。二是新聞傳播不適應實踐要求。新聞傳播的力量在于能夠讓政策在短時間內同群眾見面、能夠以群眾易懂的方式傳播事實。國有企業在當代社會的影響力不斷增大，群眾關注度越來越高，因此，需要持續、及時地通過新聞媒體向公眾通報企業情況，傳播自身正面信息。但實踐中，國有企業因為認識不足、溝通不暢、管理缺位、職責不落實、專業能力不強等原因，不時發生關鍵時刻失語、不語、亂語的現象，結果陷入輿論困境。
總之，國有企業的輿論劣勢，實質是國有企業面臨的現實矛盾在輿論領域的反映，其原因則與實際利益、意識形態、傳播管理之爭密切相關。為此，國有企業亟待創新觀念，充分認識輿論傳播工作的重要性，在此基礎上，加快提高專業能力，合理投入人力財力，盡早全方位加強管理。
（作者單位：中國聯通集團有限公司綜合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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