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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慎明:深入研究國際金融危機現狀及趨勢

李慎明 · 2010-07-22 · 來源:烏有之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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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研究國際金融危機現狀及趨勢
進一步堅定信念﹑解放思想﹑與時俱進
 

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研究員  李慎明

2008年9月由美國次貸危機蔓延至全球的國際金融危機已經給世界各國人民造成巨大災難﹐這是沒有疑義的。但是﹐這場危機的直接和根本的原因是什么﹖答案依然呈眾說紛紜之勢。

我個人認為﹐這場危機的直接和根本的原因﹐決不僅僅是金融家的貪婪﹑銀行監管制度的缺失和公眾消費信心不足等﹐更不是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教授保羅‧克魯格曼所說的美國消費方式和中國匯率與外貿政策的聯姻。

這場國際金融危機的直接原因﹐是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東歐劇變﹑蘇聯解體后﹐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為主導的以新自由主義為主要推力的新一輪經濟全球化。江澤民同志在2000年11月就明確指出﹐這一輪經濟全球化是“發達國家的主導”。以發達國家為主導的這新一輪經濟全球化無疑是一柄“雙刃劍”。它的正面效應是有力地推動了發展中國家GDP的高速增長等。但也要看到﹐冷戰結束后﹐美國一家獨大﹐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強國才能夠和敢于利用其在全球的經濟﹑政治﹑文化以及軍事﹑科技等強權﹐特別是其中的金融霸權﹐放手﹑放肆地掠奪他國﹐張著大嘴“巧吃”﹑“白吃”世界。正因如是﹐美國國內生活必需品的價格才長期出奇地低廉﹐加上美國文化霸權的大肆渲染﹐其所謂“民主制度”才能夠在美國國內得到較多數民眾的認可并得到較為穩定地維系﹐在國際上才能得到更多人的追捧。這反過來又進一步助長新自由主義價值觀念和一系列政策在全球范圍內的泛濫和推行。從一定意義上說﹐目前這場正在深化的國際金融危機﹐不僅是對美國這種強權政治和霸權主義特別是其中金融霸權肆意泛濫的絕地“報復”﹐是對新自由主義政策﹑理論的有力清算﹐更是對美國所謂“民主制度”的根本挑戰。

這場國際金融危機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呢﹖馬克思在《資本論》中說﹕“一切真正的危機的最根本的原因﹐總不外乎群眾的貧困和他們的有限消費﹐資本主義生產卻不顧這種情況而力圖發展生產力﹐好像只有社會的絕對消費力才是生產力發展的界限。”也正如列寧所說﹕“不是生產食物更加困難﹐而是工人群眾取得食物更為困難。”這也就是說﹐這場國際金融危機的根本原因是生產社會化甚至生產全球化與生產資料私人占有之間的矛盾﹑生產無限擴張與社會有限需求之間的矛盾在經濟全球化條件下深入發展的必然結果。

如果說20世紀30年代的那場大危機和大蕭條﹐迫使西方國家由自由放任的理論政策轉向凱恩斯主義﹐推動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的興起﹐并由此顯現了以前蘇聯為代表的社會主義制度及體制的優越性﹐促進了社會主義由一國到多國的發展﹔那么﹐這次國際金融危機也必然對西方國家的思想理論產生巨大的沖擊﹐對資本主義社會的生存發展產生深刻的影響。如果我們對新的挑戰應對得當﹐同時也必然會顯現以中國為代表的社會主義制度及體制的優越性﹐給世界社會主義運動提供新的機遇。在國際金融危機仍未見底之時﹐我們運用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從宏觀﹑戰略﹑全局﹑前瞻的高度﹐進一步加強對國際金融危機現狀﹑發展趨勢以及危機對西方思想理論的沖擊與資本主義走向等問題的研究﹐探討正確應對的戰略﹑策略和相關政策﹐無疑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

目前這場國際金融危機﹐已經給西方的經濟社會生活造成巨大的困難﹐并對西方思想理論界以及資本主義走向和世界社會主義及左翼思潮都已經并正在產生著深刻的影響。可以說﹐從這次金融危機爆發開始直到21世紀前二三十年﹐乃至上半個世紀的世界格局﹐都可能處于一種激烈動蕩﹑變動甚至跳躍的狀態。從這種意義上講﹐無論在國際還是在國內﹐我們都有著前所未有的機遇與世所罕見的挑戰。抓住機遇﹑應對挑戰﹐是時代賦予我們黨﹑國家﹑民族的光榮而又艱巨的任務。

目前﹐我們可以著重從以下五個方面進行研究。

一﹑國際金融危機的現狀和發展的趨勢

這是我們研究的重中之重。因為﹐存在決定意識。我們只有首先把國際金融危機的現狀及其發展趨勢研究清楚﹐這才可能對客觀存在的種種派生物 — 各種思潮研究清楚﹐并對可能出現的各種思潮及應對的舉措做出科學正確的預見與規劃。關于國際金融危機的發展趨勢﹐現在國際國內的看法很不一致﹐甚至相左。國內外很多政要與學者認為﹐世界經濟已開始出現復蘇跡象﹔盡管復蘇的步履緩慢﹐但其前景看好﹐不會出現第二次探底。也有人認為﹐目前國際金融危機已大體得到控制﹐受其涉及和拖累的世界經濟也已顯露各種復蘇的跡象﹔但斷言世界經濟全面擺脫衰退﹑進入周期性復蘇還為時過早。我個人認為﹐經濟全球化正在深入發展﹐當前世界性的金融危機仍未見底﹐世界經濟看似走出低谷﹐但新一輪更大的金融乃至經濟危機極有可能就在這看似走出低谷中醞釀與積聚。這主要因為﹐世界各資本主義大國都在急遽降息﹑惡性增發貨幣﹐試圖增加新的產能﹔而世界范圍內的窮國窮人愈來愈窮﹑富國富人愈來愈富的兩極分化局面非但沒有縮小﹐反呈日趨加大之勢﹔窮國窮人的相對需求仍在急劇下降。因此﹐生產社會化與生產數據私人占有之間的矛盾﹑生產無限擴張與社會有限需求之間的矛盾非但沒有緩解﹐反而在加劇。從根本上說﹐這正是在為下一輪更大的金融乃至經濟危機積蓄能量。2008年12月16日﹐美聯儲公開市場委員會(FOMC)將聯邦基金利率降到0~0.25%的區間。至此﹐美聯儲的這一目標利率已降至歷史最低水平。現在世界各大國甚至各個國家仍都不敢輕言低利率退出政策﹐僅憑這一點﹐就足以證明當前世界經濟復蘇的脆弱性。因此﹐從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更廣闊的時空來看﹐從歷史學和政治經濟學的更廣闊的視野來看﹐這場災難還沒有完﹐還在演進中﹐甚至極可能是剛剛開始﹐在世界范圍內的更深刻更全面的經濟社會危機極可能還在后頭。正因為由“發達國家的主導”的經濟全球化的災難還沒有“終結”﹐甚至是剛剛開始﹐所以﹐我們現在才面臨著進一步說明科學社會主義其中包括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有著無比光輝燦爛的希望和前景的絕佳機遇。這就如同有了公元33年猶太歷尼散月十四日耶穌殉難日﹐也才有了其后第三天耶穌的復活節一樣。列寧所說的革命死了﹐革命才能萬歲﹐也是同樣的辯證法。

我們說﹐世界經濟目前的這輪復蘇是脆弱的﹐再看看以下兩組數據與兩則報道有助于加深對此問題的認識。兩組數據﹕一是美國高財政赤字﹑高額債務﹑高外貿逆差愈演愈烈。據清華大學中美關系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周世儉提供的數據﹐2010年美國前三個月的財政赤字達3886億美元﹐全年可達1.55萬億美元﹐將占當年GDP的11%。從2007年9月底以來﹐美國國債以每天40億美元速度增加﹐2010年將達到15.67萬億美元﹐將占GDP的101%。現在美國國民人均財政赤字與國債均分別多達四萬美元左右。而按照20世紀90年代歐共體成員國加入歐洲經濟貨幣聯盟的標準歐共體馬約即《歐洲聯盟條約》規定﹐成員國財政不應有“過度赤字”﹐當年政府財政赤字不應超過當年國內生產總值的3%﹐政府債務總額不應超過國內生產總值的60%。這就是經常被有關人士稱為政府財政赤字和政府債務總額的“國際安全線”或“國際警戒線”。而美國2010年的財政赤字可能超出國際安全線的近四倍﹔政府債務總額可能超出國際安全線的近一倍。美國這兩年的貿易赤字雖有所下降﹐但2009年仍為3807億美元﹔現在的累計貿易赤字總額已達近十萬億美元。這是歷史上任何時期任何國家從來沒有過的。二是現在全球共有黃金儲備約2.4萬噸﹐美﹑德﹑法﹑意﹑英五國的儲備即占72%﹐而其它國家才占20%多。國際大宗商品的資源與價格也被西方大國和強國所控制。

2007年﹐全球貨幣外匯儲備約為6.5萬億美元﹐而日本﹑歐美發達國家的貨幣外匯儲備僅占8.7%﹐發展中國家卻占76.6%。兩則報道﹕一則是2010年1月﹐美國銳聯資產管理公司主席羅伯特‧阿諾德對我國《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說﹕“現在美國政府認為政府減少支出才是應對危機的辦法。我非常擔心的是政府通過過多地借債來應對經濟的狀況。如果我們要還﹐這需要數十年﹔如果我們違約﹐那可能造成巨大的地緣政治動蕩。”他又說﹕“我認為從政治上可行的選擇是通貨再膨脹﹐這意味著那些借給我們錢的人只能得到部分的償還﹐這實際上是一種盜竊的行為﹐而這可能成為事實。”另一則是《文匯報》駐巴黎首席記者鄭若麟在2010年3月6日的報道中稱﹕曾成功預警次貸危機的位于法國南部城市尼斯的“歐洲政治預測實驗室”的智庫提出警告﹐2010年西方發達國家從家庭到企業﹐一直到國家﹐都面臨巨額債務的償還問題。而其中最主要的問題是主權國家債務違約現象的上升﹕目前西方發達國家正面臨歸還2005~2007年債務的高峰期﹐當時世界各國認為存在著“免費的午餐”而大幅舉債﹐到今天因利潤不足(僅2~5%﹑遠非當年估計的10%)﹐要歸還本金的時候卻資不抵債。美國國債已達到天文數字的14.3萬億美元。該報告在分析了美國目前房地產狀況和經濟現狀后認為﹐美國很有可能在未來八個月中出現高達五百家中等規模的銀行倒閉(而2009年危機最嚴重的時候也只有140家倒閉)。當然﹐我們也應看到﹐在微觀經濟運行層面﹐美國經濟也正在傳來今后仍會傳來經濟復蘇的好消息﹔但是﹐美國這些微觀經濟運行層面的好消息根本上無助于宏觀經濟層面窘境的改善。全球經濟在近三兩年內稍有反彈之后有可能步入更大的低谷。此類情況在歷史上并不鮮見。1920年﹐美國經濟負增長達負8.7%﹐出現嚴重衰退﹐1921年7月曾出現復蘇﹐但在1923年的6月即23個月之后﹐又再次步入新的衰退。美國在1980~1982年間又曾經歷復發性衰退﹐日本亦在1990年代有同一情況。

在世界格局中﹐一般來說﹐在兩種情況下最危險﹕一是世界大國力量過分懸殊時﹐“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講的是此時情勢。二是超級大國處境極端困難時﹐“困獸猶斗”的“垂死掙扎”講的是這種情況。我個人認為﹐當前仍未見底的自20世紀30年代以來的最為嚴重的國際金融危機﹐是被以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強國推遲多年和推遲多次不得不爆發的經濟危機。美國這個超級大國正面臨著20世紀30年代以來最為困難的時期。正因如此﹐在今后一些年內﹐各種國際力量特別是世界上一些大國和強國﹐將會圍繞金融﹑能源﹑糧食與主權等根本性問題﹐既有合作與競爭﹐更有博弈和較量。世界的經濟格局﹑政治格局和文化格局正處在波詭云譎的劇烈變動的前夜。實踐已經并將繼續證明﹐黨的十七大報告關于“當今世界正處在大變革大調整之中”的判斷是完全正確的。

對資本主義發展的總趨勢﹐從戰略上看﹐我們要堅定這樣的信心﹕資本主義社會和其它社會形態一樣﹐必然有一個從產生﹑發展到衰亡的歷史過程﹐社會主義必然要取得最終的勝利。對目前這場仍未見底的國際金融危機﹐我們要從戰術上認真審慎研究對策。我們要充分認識到﹕在經濟全球化深入發展的情況下﹐資本主義為了延緩其滅亡的命運﹐總要不斷調整其對內對外政策﹐從而使國際壟斷資本主義的剝削和統治形式發生不同程度的變化﹐進而緩解其周期性的經濟危機和社會沖突。這次金融危機﹐是不是美國式的資本主義模式的總危機呢﹖我還是原來的看法﹐有兩種可能﹕一是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必將利用其在經濟﹑政治﹑文化和科技﹑軍事等方面的優勢﹐設法在其國內生產關系的范疇中進行各種最大的改良與調節﹐在世界經濟﹑政治秩序和各大國之間作文章﹐以謀取最大的經濟﹑政治利益。而廣大發展中國家在各方面還都處于相當的弱勢地位﹐特別是由于這些年來新自由主義在全球的泛濫﹐世界各國特別是廣大發展中國家的人民在理論上的準備還遠遠不足﹐人們認識真理還有相當一個過程。因此﹐決不能排除美國式的資本主義模式經過成功調整﹐獲得新的生機與活力。若如是﹐美國經濟就會有新的強勁反彈﹐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將會在世界范圍內得到進一步鞏固和加強﹐世界社會主義思潮和運動也可能會陷入新的更大的低潮。二是如果世界上其它大國強國應對正確﹐美國的經濟危機就會進一步深化﹐從而使美國式資本主義模式和美國世界霸主地位從根本上得到動搖﹐也必然會引發全球經濟秩序的深刻變化和全球政治格局的深刻變動。若如是﹐21世紀前二三十年乃至上半個世紀﹐政治多極化和國際關系民主化將會得到真正的展示和彰顯。

二﹑國際金融危機對西方國家的新自由主義﹑社會民主主義等思潮的沖擊

對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以來資本主義可能發生的變化及其未來走向﹐我們馬克思主義理論工作者應及時作跟蹤研究和科學分析。這場金融危機首先引起西方國家的政治動蕩和思想震動﹐促使不同階級階層和不同政治派別的人們在認識金融危機的原因﹑性質和后果的過程中﹐對西方的各種社會思潮進行反思和批判。西方國家一些左翼學者批判了新自由主義理論和政策﹐認為新自由主義是導致金融危機的主要原因﹐金融危機給新自由主義特別是其集中體現的“華盛頓共識”以沉重打擊﹐暴露了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和體制模式的局限﹐使其“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合法性”(美學者戴維‧科茨語)。在此情勢下﹐西方思想界和西方政要分別提出用凱恩斯主義或社會民主主義拯救自由資本主義的口號﹐試圖通過一些改良資本主義的理論和政策﹐實現凱恩斯主義或社會民主主義的復興。實踐已經并將繼續證明﹐不論是資產階級右翼奉行的新自由主義或是凱恩斯主義﹐還是資產階級中左翼所奉行的社會民主主義﹐都不能從根本上消除資本主義社會所固有的矛盾和危機﹐都不能改變資本主義衰頹的歷史大趨勢。及時了解國際金融危機對新自由主義﹑社會民主主義等西方思潮的影響和沖擊﹐有助于我們把握西方思想理論的最新動向﹐劃清馬克思主義與西方各種社會思潮的界限﹐更好地堅持以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理論成果武裝頭腦﹑指導實踐。

三﹑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以來馬克思主義在西方“復興”的現狀和前景

馬克思主義是指導人們批判資本主義舊世界﹐實現人類解放和每個人自由全面發展的科學理論。“它給人們提供了決不同任何迷信﹑任何反動勢力﹑任何為資產階級壓迫所作的辯護相妥協的完整的世界觀”﹐“它把偉大的認識工具給了人類﹐特別是給了工人階級”。金融危機爆發后﹐馬克思的《資本論》在西方國家熱銷﹐馬克思主義成為西方學術界研究的熱點﹐越來越多的人希望通過馬克思主義認識金融危機產生的原因﹐尋找克服這場危機乃至消除資本主義罪惡的現實途徑和辦法。例如﹐地處歐洲金融中心法蘭克福的卡爾‧馬克思書店的顧客及銷量大增﹐2009年《資本論》第一冊的銷量比2008年多五倍以上﹐該書店還將《馬克思選集》等錄成CD大量出售。據德國柏林專門出版馬克思著作的卡爾迪次出版社總經理施特隆普夫介紹﹐2004年以前該社每年平均售出馬克思全集一百余套﹐但2009年的一天就銷售馬克思全集89套﹐而且征訂數量直線上升。這位總經理談到﹐馬克思的《資本論》等著作重新熱起來﹐反映了德國社會當前所面臨的狀況﹐“社會遇到的問題越多﹐就會有更多的人試圖從馬克思的著作中尋找答案”。英國的《泰晤士報》還以“馬克思重新回到了歐洲”為標題發表評論說﹐金融危機使西方人突然重視馬克思的《資本論》了。法國前總統密特朗的經濟顧問雅克‧阿塔利對馬克思撰寫《資本論》的情況作了詳細的介紹﹐并指出﹕“馬克思預見到了全球化的到來﹐預見到了世界金融危機的實質。”一些歐洲學者還認為﹐“今天馬克思又成時尚了﹐比30年前的馬克思熱還熱”。更加值得注意的是﹐馬克思不僅在他生活和流亡的歐洲大陸再次“熱”起來﹐而且他在大西洋彼岸的美國也成了不少媒體關注的焦點。2009年4月﹐美國《大西洋月報》發表了一篇題為〈卡爾‧馬克思的復仇〉的文章﹐明確提出現在的危機是由資本主義固有的缺陷造成的。2009年5月﹐美國《外交政策》雜志刊登了印有馬克思生前畫像的封面文章﹐加拿大約克大學政治學教授利奧‧帕尼奇在〈十分時髦的馬克思〉一文中說﹐當美國的房地產泡沫崩潰時﹐對世界的影響是如此深遠和慘烈﹔馬克思會以此作為“資本主義像一個魔法師﹐無力控制自己召喚出來的魔鬼”的生動例證。

僅從技術經濟學或經濟管理學或公眾心理學的角度﹐只能認識金融危機的某些現象﹐但都無法講清它的實質和根源。只有從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角度﹐才能解釋清楚這件大事的本質特征和根本原因。這也是《資本論》和馬克思主義學說在西方重新獲得青睞的主要緣由。我國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工作者應該從中得到啟示和鼓舞﹐增強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分析解決重大理論和現實問題的自覺性和堅定性。

有同志認為﹐現在西方的“馬克思熱”僅僅局限在學術界與學術層面﹐鮮有政治與社會層面。我認為﹐這種看法﹐不無道理。但是﹐我們也應看到﹐事物的發展和人們的認識都有一個必要﹑必須的過程。沒有革命的理論﹐便沒有革命的運動。而正確的理論是正確行動的先導。先進的理論一旦被人們所認識和掌握﹐正確的行動是或早或晚的事。現在﹐一些西方的主要國家﹐工人動輒進行上百萬人的大罷工﹐強烈譴責資本主義特別是新自由主義﹐呼喚公平與公正﹐這也是過去鮮見的現象。從一定意義上講﹐西方國家的社會主義和左翼思想及其運動﹐決定于這次國際金融危機發展的廣度與深度。如果廣大發展中國家能正確應對﹐使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無法大規模地從根本上向國外特別是發展中國家轉嫁其危機﹐那么﹐這必將有助于世界社會主義和左翼思潮的復興。世界社會主義和左翼思潮的復興﹐必將有助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一步發展壯大。

四﹑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在國際金融危機條件下生存發展的舉措

人們常常說﹐迄今為止﹐在我們這個地球上的人類社會中﹐已經發生了兩次世界大戰。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蘇東劇變后﹐也有不少人說﹐實質上﹐第三次世界大戰已經發生過。這次世界大戰﹐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取得勝利﹐以蘇聯為首的蘇東社會主義國家以失敗而告終。現在﹐有人說﹐第四次世界大戰正在進行。主要對手是美國與中東的伊斯蘭世界﹐目的是爭奪對石油的控制權。

2010年3月10日的美國《時代》周刊刊登的一篇文章中說﹕“盡管尋求得到中東石油以及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戰事耗費華盛頓外交政策機構大部分精力﹐但在未來十年里﹐美國關注的重點將更多轉移到‘新中東’— 中國身上。”文章還列舉了美國如此關注中國的原因﹕中國現在已經是世界最大的商品制造國﹑最大的汽車市場﹑最大的水泥生產國和最大的環境污染國。中國的軍事實力和海上作戰能力正在迅速提升。諾貝爾經濟學獲獎者羅伯特‧福格爾甚至預言﹐2040年中國的GDP將占全球的40%。由于生產規模的擴張﹐其自身對自然資源特別是能源與木材的需求會急遽上升。因此﹐《當中國統治世界》的作者馬丁‧雅克認為中國的崛起會動搖西方的價值觀念體系。西方不少政要與學者﹐堅持把正在崛起的中國看作是當年的蘇聯﹐并堅持把美中之間的合作﹑競爭與博弈看成是“新冷戰”。

因此﹐能否可以說﹐蘇東劇變前﹐美國關注的著重點在歐洲即大西洋﹔蘇東劇變后﹐美國關注的著重點將逐漸轉移到亞洲即太平洋地區呢﹖奧巴馬就自稱要作美國的首位太平洋總統。

美國自詡自己是全球各國的有能力的領導者。那么﹐什么是領導能力呢﹖美國總統德懷特‧艾森豪威爾威爾曾說﹕領導能力是指讓人做事﹐“不僅因為你讓他們這樣做﹐你在強制推行你的命令﹐而且還因為他們本能地想要為你做事”。美國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院長約瑟夫‧S. 奈認為﹐一個國家軟實力的主要因素包括文化(如果令人愉悅)﹑價值觀(如果有吸引力和始終如一地遵循)和政策(如果人們認為它是包容和合理的)。他還明確而堅定地批評了“美國的軍費開支大約是廣播和交流項目開支的五百倍”的現象﹐主張“通過向軟實力投入更多資本來補充軍事和經濟力量﹐美國可以重建它應對一些全球嚴峻挑戰所需的框架。這就是真正的巧實力”。

可以說﹐美國現在有點像《紅樓夢》中的賈府﹐表面上繁華似錦﹐但內囊已經空虛起來。在20世紀30年代以來最為嚴重的國際金融危機面前﹐美國當局深知“不戰而屈人之兵”之奧妙﹐它要擺脫自己的危機并生存﹑發展﹐當然首要的是要運用自己的“軟實力”和“巧實力”。這“軟實力”和“巧實力”表現在什么方面呢﹖我們可以試列舉如下﹕

一是運用金融手段企圖使我國大量失業。金融是現代經濟的命脈和血液。美國仍然是當今世界上惟一的金融霸權國家。美國運用金融對發展中國家其中包括我國展開“進攻”的手段很多。它最近逼迫我們進行人民幣匯率升值﹐僅僅是其手法的一種。讓人民幣升值﹐至少可以造成我們出口銳減﹑使我們的外匯儲備大幅縮水﹐從而使我國企業倒閉﹐工人失業﹐進而企圖引發我國的社會動亂。二是利用互聯網企圖改變我們的價值觀念。美國國務卿希拉里2010年1月21日在華盛頓發表的一次演講中多次談論所謂的“網絡自由”﹐對中國依法進行的網絡信息管理說三道四﹐聲稱“限制自由獲取信息或侵犯互聯網用戶基本權利的國家面臨著自己與下一個世紀的進步隔絕的風險”﹐并說這“最終還關系到我們希望有一個什么樣的世界以及我們將會生活于一個什么樣的世界”。但誰都知道﹐互聯網僅僅是各種信息甚至是意識形態的載體。據統計﹐在國際互聯網的信息流量中﹐有超過三分之二來自美國﹐而網民人數達三億多的中國﹐在整個互聯網的信息輸入流量中僅占0.1%﹐輸出流量更只占0.05%。負責控制互聯網流量的世界13臺根域名服務器中有十臺都在美國。美國利用自己的技術和市場優勢﹐實質上充當著全球互聯網信息高速公路的警察﹐企圖只讓符合美國價值觀的東西上路。正因如此﹐時任美國國務卿的奧爾布賴特當年曾說﹕“中國不會拒絕互聯網這種技術﹐因為它要現代化。這是我們的可乘之機。我們要利用互聯網把美國的價值觀送到中國去。”三是組建網絡戰司令部企圖對我展開網絡戰。美國約有8.8萬名IT專家﹐其中包括多達五千名電子戰專家﹐在五角大樓網絡戰司令部下屬機構工作。盡管奧巴馬政府減少了在F~22戰斗機等尖端武器上的開支﹐卻大幅度提高了網絡戰的預算。在必要時﹐他們不僅可以通過網絡直接攻擊我軍的武器裝備﹐而且可以攻擊我們的銀行﹑民航﹑發電等國民經濟的核心部門。四是在我國策劃制造動亂。西藏的“3‧14事件”與新疆的“7‧5事件”的背后﹐不都是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為背景嗎﹖五是運用基因和轉基因武器。六是培植持不同政見者。七是對臺軍售。八是利用我國的東海﹑釣魚群島﹑南沙群島﹑中印邊界等我國主權問題牽制我國并從中謀利。

毫無疑問﹐在國際金融危機的條件下﹐美國求其生存和發展﹐首推的是其“軟實力”和“巧實力”﹐但決不會放棄其“硬實力”。

歷史的經驗值得重視﹐帝國主義不僅依靠戰爭直接掠奪財富﹐在特定條件下﹐它還會企圖通過戰爭擺脫其無法轉嫁的經濟危機。第一次世界大戰與經濟危機有關﹐第二次世界大戰也是由資本主義深刻的經濟危機引起的。從1929年10月下旬開始﹐西方發達國家發生了有史以來最嚴重的一次經濟危機。這次持續五年之久的經濟危機﹐使資本主義世界遭受2600多億美元的損失(第一次世界大戰造成的損失也只有1700多億美元)。這次經濟危機中﹐資本主義世界的工業生產下降了37.2%﹐其中美國下降了46.2%﹐居各帝國主義國家之冠﹔大批企業破產﹐美國有14萬家以上﹐德國為六萬家﹔國際貿易急劇萎縮﹐1933年資本主義世界的貿易額比1929年縮小了三分之二﹐其中德國下降了76%﹐美國為70%﹐成千上萬工人失業﹐處于饑寒交迫之中。美國采用“羅斯福新政”﹐清理﹑整頓銀行﹐防止擠兌風潮﹔停止金幣流通﹐防止黃金大量外流﹐并宣布美元大幅貶值﹔興建“公共工程”﹐調節勞資關系﹔對七種主要農產品生產實行控制﹐“消滅”農產品過剩﹐其中2300多萬頭牛羊被宰殺﹐而成千上萬的普通百姓卻掙扎在死亡在線。除此外﹐還出臺了一系列城市政策和社會政策等等。“羅斯福新政”先后共支出了約350億美元的巨額款項﹐這使聯邦政府的預算赤字每年都新增數十億美元。但是“新政”中得到好處的是大壟斷資本﹐國內貧富差距卻進一步擴大﹐二百家美國的工業大公司﹐在全部資產中所占的比重﹐1930年為47.9%﹐到1939年已提高到55%。美國的公共工程﹐每年臨時吸收就業者不過為200~360萬人﹐但其工資每個月卻僅有70~80美元﹐略高于失業救濟金。余下的一千多萬失業人員只能靠政府的微薄救濟。1934~1937年﹐美國開工率僅為50.5~73.8%。1936年資本主義世界的生產才勉強恢復到1928年的水平。1937年﹐美國﹑英國﹑法國又陷入經濟危機之中。“羅斯福新政”并未能消除美國的經濟危機﹐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給美國提供了絕佳的發展機遇。1941~1945年﹐美國軍工生產平均占工業總產值的60.6%。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美國除兩面大做軍火生意直接賺錢外﹐還憑借“租借法案”﹐擴大軍火銷路﹐為其過剩的農產品打開市場。美國的出口在戰時非但未減少﹐反而增加了近兩倍﹔其工業生產﹐在戰爭高潮的1943~1944年期間﹐比戰前增長了兩倍以上。二戰后﹐資本主義世界的工業生產已有一半以上被掌握在美國一國手中﹐當時的美國還控制了國際貿易的三分之一﹐并把世界黃金儲備的四分之三搜刮到了自己的金庫之中。

美國前總統特迪‧羅斯福曾說﹐美國必須一邊外交“說軟話”﹐一邊揮舞著“大棒”。集理想主義與現實主義﹑多邊主義與單邊主義于一身的奧巴馬﹐早在當選總統之前的2006年發表的《無畏的希望》一書說﹕“即使遭到反對﹐美國必須一再充當世界警長”﹐“美國有權利對那些準備破壞其目標的國家采取單方面行動”。美國傳統基金會負責外交與國防政策研究的副會長金‧R.霍姆斯2009年6月在其發表的文章中明確指出了美國“軟實力”的局限性和維護軍事實力的重要性﹐他說﹕“硬實力萎縮癥的后果將是美國外交影響力的明顯減退”﹐“美國安撫朋友﹑遏制對手﹑壓制好戰國﹑擊敗敵人的能力并不取決于我們政治領導人的外交承諾﹔而是取決于強大的軍事基礎。只有保住‘大棒’﹐美國才能成功實現外交目標。只有建立一支具有綜合能力的軍隊﹐美國才能讓許多朋友和盟友放心﹐才能指望這些朋友和盟友在未來給予美國支持”。因此﹐可以斷言﹐美國在其經濟危機向其它國家轉嫁不順利時﹐軍事霸權主義就可能會明顯抬頭﹐決不能排除其首先策動代理人的戰爭。比如﹐在伊朗﹑在朝鮮以及其它可能的地方。

五﹑我國對國際金融危機的應對之策

1﹑一定要有堅定堅強的信心同時又要有強烈的憂患意識。我們這個國家﹐我們這個民族﹐我們這個黨﹐經歷了多少坎坷﹑曲折與苦難﹐但從中國共產黨誕生后﹐我們黨相信人民﹑依靠人民﹑為著人民﹐領導人民群眾一次又一次度過難關﹐取得了輝煌的勝利。這正應了《荀子‧儒效》中所說的﹕“天不能死﹐地不能埋。”現在﹐我們有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即毛澤東思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為指導﹐有新中國成立特別是改革開放30多年來創造的強大的物質基礎﹐有以胡錦濤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的正確領導﹐我們就一定能夠抓住前所未有的機遇﹑應對世所罕見的挑戰。與此同時﹐我們一定也要有強烈的憂患意識。毛澤東同志說﹕“世界上的事情就是這樣﹐要走彎路﹐就是S形。”胡錦濤同志曾在一次講話中指出﹐寧可把風險﹑困難估計得足一些﹐也千萬不要因為估計不足而在風險發生時手足無措﹐陷于被動。憂患興國﹐多難興邦。我個人認為﹐現在有“四大安全問題”擺在我們面前﹕經濟安全特別是金融安全﹑社會安全特別是就業與分配問題﹑周邊安全和意識形態安全。在未來三至五年乃至十年左右﹐應對這“四個安全問題”十分重要。假若我們及時抓住了機遇﹐正確應對了挑戰﹐我國的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就必然出現一個嶄新的局面。

2﹑高度重視黨的理論工作。理論十分重要。理論正確﹐黨就堅強﹐政策就正確﹐思想就統一﹐經濟就發展﹐社會就穩定。反之﹐黨便渙散﹐政策便失誤﹐思想便混亂﹐經濟便停滯甚至倒退﹐社會便動蕩。沒有革命的理論﹐便沒有革命的運動。從另一角度來說﹐錯誤的理論必然產生錯誤的行動。2011年是蘇共亡黨﹑蘇聯解體20周年。從一定意義上講﹐蘇共亡黨﹑蘇聯解體肇始于蘇共的理論出了問題。以上所講的“四個安全問題”中﹐其中最重要的是意識形態亦即理論安全最重要。堅持和創新了正確的理論﹐經濟﹑社會和周邊安全就有了可靠的前提與保證。我們應充分看到﹐改革開放以來﹐由于各種所有制的共同發展和我國收入分配差距的拉大﹐人們思想之間的認知差距也在急遽拉大。我們應當充分肯定我國宣傳思想戰線這些年所取得的十分重要的巨大成就﹐同時我們也要正視近年來出現的各種雜音﹑噪音。這種雜音﹑噪音也往往不是僅憑宣傳思想戰線所能解決的﹐如同社會穩定不能僅憑宣傳教育與政法戰線所能解決的一樣。實踐已經并將繼續證明﹐各級領導干部僅忙于GDP及社會穩定不行﹐必須同時注重提高自己的理論素養。這就是黨的十七屆四中全會要把我們黨建設成為學習型政黨的深意所在。

3﹑必須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我認為﹐鄧小平同志和鄧小平理論的最大貢獻﹐就是確立當代中國正處于并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并依據對這一國情的準確判定﹐制定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的“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基本路線。我國憲法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基礎是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公有制”﹐“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我國這種經濟基礎的社會主義性質﹐決定了我國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走社會主義道路的根本體現和實質標志﹐就是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否則決不是社會主義道路。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才能堅持和完善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鼓勵一部分地區和一部分人合法致富﹐并逐步縮小收入分配差距﹐逐步消滅貧窮﹐最終達到共同富裕。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才能有效地遏制腐敗﹐始終保持與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不斷提高黨的執政能力﹐使我們黨能夠長期執政。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才能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建設提供堅實的物質基礎﹐為正確處理改革﹑發展和穩定的關系和應對國際國內的風險提供根本的前提和可靠的保證。

4﹑統籌國際國內兩個大局﹐加強對宏觀性﹑戰略性﹑全局性﹑前瞻性重大問題的研究。隨著經濟全球化的深入發展﹐隨著國際金融危機的不斷演進﹐隨著世界上各個大國合作博弈的不斷加強﹐隨著國際問題與國內問題日益緊密地交錯交織﹐新情況與新問題將不斷顯現。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為了自己的生存和發展﹐必然會不斷采取新的形式與新的舉措。因此﹐我們必須把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和當今時代的發展變化與國際國內最新實際相結合﹐拋棄任何形式的教條主義﹐堅持一切從實際出發﹐果斷地與時俱進﹑勇于創新﹐并要準備采取許多與過去不同的國際合作方式與斗爭形式。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始終掌握主動權﹐在任何時候和任何情況下﹐都能立于不敗之地﹐從而真正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越走越寬廣﹐真正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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