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奶業極限戰”背后的“耕地極限戰”

“奶業極限戰”背后的“耕地極限戰”　　

楊國英　　

奶業風波，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蒙牛“誹謗門”， 繼三聚氰胺、性早熟之后再一次肆意沖擊奶業安全的底線，據此，有輿論評之為奶業“突破底線的極限戰”。確乎如此，近年來，食品行業的種種競爭，不僅之于奶業，之于整個食品行業，用此評論均不為過——致癌茶油、蘇丹鴨蛋、避孕黃鱔、地溝油、激素豬、激素雞、一滴香精、人工豬肉、人工雞蛋……　　

層出不窮的食品安全濫觴之聲不絕于耳，憂心憤慨之余，初析之，“轉型期道德缺失、九龍治水式監管體制、嚴制松執的執法實踐”可視之為因。但深析之，在上述種種原因導致的市場悲劇之后，食品安全之于耕地供給的結構性矛盾，躍然而出但難以為解。　　

就一波更比一波高的奶業紛爭而言，隱于市場悲劇其后的奶牛養殖，即存在嚴重的土地供給矛盾。2008年三聚氰胺事件爆發后，為大規模增加原奶供給，及有效避免奶農散養所帶來的監管困難，國家鼓勵奶牛規模化小區養殖，并為此累計補帖資金達100億元之多。但資金扶持難解土地供給之困，如依我國人均奶量增加測算，至2020年我國奶牛存欄量將超1600萬頭，需7000萬噸的牧草和青貯飼料飼養，為此須增加1000萬畝以上耕地以供奶牛增加之需。對此，今年8月陷入性早熟泥潭的圣元CEO張亮曾無奈表示，相對于奶業消費大國而言，我國大規模自建牧場以保食品安全，不符合我國耕地供給約束的現實。　　

而這僅僅相對于奶業發展所需，生活水平提后之后更多畜、禽、蛋的供應，均需要與之相匹配的耕地之供給（與奶牛飼料轉化率相比，畜、禽、蛋飼料轉化所需糧食更多，亦所需耕地供給更多）。照此，我們估且保守預算，至2020年，畜、禽、蛋、奶增加所推生出的耕地供給增加量，需達2000萬畝以上。　　

這2000萬畝耕地，相對于我國命懸一線的18億畝耕地紅線相言，可謂“壓跨駱駝的最后一根稻草”。據《全國土地利用總體規劃綱要（２００６―２０２０年）》所示，“２０１０年和２０２０年，全國新增建設用地分別為１９５萬公頃（２９２５萬畝）和５８５萬公頃（８７７５萬畝），其中，通過引導開發未利用地形成新增建設用地１２５萬公頃（１８７５萬畝）以上，其中“十一五”期間達到３８萬公頃（５７０萬畝）以上。”亦即是說，至2020年，因建設用地所需，將減少近億畝耕地。在此基礎上，如果再算上，至2020年因科學發展、人口增加（14﹒5億）所需的土地綠化和環境保護，保守估計，又需2000萬畝以上土地的退耕還林，此亦不能再行推遲（“十一五”2000萬畝退耕還林計劃，只在2006年執行了400萬畝，剩余1600萬畝退耕還林指標，因糧食安全問題顯現而終止）。　　

由此，我們可推算出，至2020年我國耕地面積將減少近10%，再面對屆時人口將增加近10%至14﹒5億，雙重困境之下，我國需增加20%的糧食畝產才能守住糧食安全的底線。而這又是一個似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務，在通過生產關系重組、生產技術提高而帶來的“1949—1954年”和“1978—1984年”兩次糧食大幅增產之后，生產力之于糧食大幅增產的可能性已經式微——雖然通過2004年的農業稅費減免及其后大規模的農業補帖，迎來所謂的2004—2009年農業發展的又一個“黃金時代”，但與之前相比，糧食增幅已明顯減緩。　　

在面臨耕地減少和人口增多的雙重困境之下，至2020年需增至13000斤糧食的保底任務，則顯得殊為不易——農田基本建設、水利設施投入資金可以改善，但多年農藥、化肥的過量使用，所導致的土壤通透性和肥力大幅下降，卻非一朝一夕可以改變（照常理，需進行合理的休耕和輪耕，以改善土壤性狀）。那么，就大幅提高畝產而言，種子的改良則顯得重中之中，是寄希望于未來10年再現上世紀90年代袁隆平雜交水稻之奇跡，還是落當下轉基因糧食話語之窠臼？此誠不可知，寄望于前者，可能失之于天真，寄望于后者，更可能陷入災難。　　

在土地日趨減少、人口日趨增多之當下，糧食安全系于自給已呈末路，其結構性矛盾根源于人均耕地面積的瓶頸。據此，無論是已漸試行的“海外屯田”，還是大規模糧食的進口，均可視之為對此瓶頸的突破——以進口量占我國需求60%的大豆而言，2009年進口的4255萬噸大豆，即可視之為減少我國3000萬畝耕地供給之壓力。當然，這種隱性增加我國耕地之辦法，代價亦為高昂，除為此付出高昂之金錢，亦某種程度將糧食安全系于他手。　　

奶業風波、食品安全通過導入第三方認證、強化職能部門分工、落實執法責任，其極限戰似有可解之途徑，但隱于其后的耕地供給之極限戰，則更為深層次的結構性矛盾，亦更為難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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