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鹿為馬”為哪般？--有感于利益集團圍剿大型國企
郭傳志
作為一個陰謀家，趙高是失敗的。趙高以為殺死了扶蘇、蒙恬、李斯等，控制了愚蠢的胡亥，就掃清了他的權力障礙，可以在大庭廣眾玩起指鹿為馬的游戲，殊不知，這只是一種局限于戰術層面的蹩腳的陰謀把戲，隨著一個個陰謀的成功，他也一步步走向墳墓。
時間已經過去了幾千年，歷史并沒有簡單重復。當指鹿為馬，從局限于個人的權力之爭進化成為整個統治集團的利益服務時，階級壓迫的殘酷性就浮出水面。于是，在河北，郭光允被程維高指鹿為馬；在河南，呂凈一被李長河指鹿為馬；在陜西，趙東民被“和諧”的地方當局指鹿為馬。而此時，竊國者逍遙法外，他們在阿里斯加出手闊綽地購置豪宅，在華爾街橫掃金銀珠寶，在瑞士銀行存入巨額資產。竊賊們的得意和正直無私之士的遭遇兩者之間的巨大反差，其中折射出深刻的悲劇意義遠非古代統治階級的內訌可比。
指鹿為馬，就是把白的，強說成黑的；把美的，強誣成丑的；把正義的，強指斥成邪惡的；把維護社會正義的壯舉，強污蔑為犯有“聚眾擾亂社會秩序罪”；一系列的顛倒黑白，混淆是非，不問曲直，不容分說，不許申辯，一棍打死，投入監獄，這是權力和暴力的極度囂張，是一個階級對另一個階級赤裸裸的強暴。
正是在這種強暴下，農民徐林東，明明是見義勇為替村民打官司，卻以莫須有的“偏執性精神障礙”被強制關進精神病院長達六年半之久；他不肯吃藥，竟遭捆綁電擊；而關押大權完全掌握在鄉政府個別官員手里！
正是在這種強暴下，女教師張共來冤情重大、死里逃生去京上訪，明明是被人跟蹤后構陷遭打，卻反以“故意傷害罪”關進監獄，居然還荒唐地判了她八個月的徒刑；而迫害她的一伙人全部官升一級！
正是在這種強暴下，東北女杰，一稅務干部為保護國家財產，不顧打擊報復毅然長途跋涉去京舉報利益集團的重大犯罪事實，明明罪證確鑿，卻以誣告罪被關進監獄一年，出獄后又遭受一連串的打擊。
指鹿為馬不可怕，而指鹿為馬的人身陷害是可怕的；一旦不幸被“指”，你就成了這種惡劣政治的犧牲品。而問題的嚴重性在于：這些事件中表現出來的極度的令人發指的惡毒及它的普遍性。唯其惡毒，它使每一個不幸遭受的人都受到嚴重的身心傷害；唯其普遍，它使得我們每一個無權無勢的普通公民都失去了正常的人權環境，當你受到傷害一旦奮起反擊時，非常容易受到類似“指鹿為馬”式的人身迫害，這才是真正的可怕啊！
那么，我們可不可以做順民，甚至做奴隸？我們不想反抗，因為我們害怕某一天也不幸被“指”掉。然而，事實告訴我們，只要“指鹿為馬”成為一種社會病態，它就會無限制地復制和擴展。于是，我們終于見識了眾多的被“跳樓死”、被“自縊死”、被“捽倒死”、被“喝水死”被“躲貓貓死”……一個活生生的公民，一旦遭遇人身限制，就有上述“意外”的潛在可能性，果真如此，他們的政治權利乃至人身安全就無從談起。
指鹿為馬，是強勢一方的故意顛倒黑白、混淆是非；實是官僚權勢和政治暴力異常張揚的表現；也是人性的退化，政治道德的異常墮落。它之于個人，是其滅亡前的瘋狂；之于強大的政治集團，是它走向沒落的標志。而要使這種政治狀態比較長久地保持，這個集團就必須建立起屬于他們的強有力的經濟基礎，并努力摧毀與之不相容的意識形態——至少現在他們已經這樣去做了。而為了最終達成這一目標，今天，具有戰略謀略的知識精英們，時刻沒有忘記對公有制企業的圍剿。為了攻克公有制企業的最后堡壘，我們終于又一次見識到了當代最高謀略層次的“指鹿為馬”。
據6月12報道：“全國人大財經委、民盟中央、國家發改委提供。三套人馬，三套方案，盡管提法和表述有所不同，但切入點均直指要害--解決收入分配不公平問題，重點是減少政府和企業手中聚集的社會財富。”
這就是說：在官僚精英們看來，中國社會當前嚴重的貧富懸殊，不是由于私有化，不是由于中外資本、各利益集團對國內勞動階級的剝削與掠奪，而是由于還存在數量相當可觀的國有企業的結果。在筆者看來，這無異于顛倒黑白，是現代版的“指鹿為馬”。
眾所周知，公有制企業，是社會主義的基石，是保證社會公正、公平和按勞分配的經濟基礎。而瓦解社會主義公有制，實質上就是瓦解社會公平、公正的分配制度。市場化的過程，就是私有化的過程，就是官、商、黑惡勢力私分、劫掠全民公有資產的過程，也是造成今天社會財富極度不公平的過程。
據 2010-6-11 日央視《新聞1+1》：山西蒲縣原煤炭局長身家逾7億 在京有35套房產。
這個新聞的典型意義在于：在“有水快流”的私有化政策的引導下，全民所有的礦產資源遭到官商黑惡勢力（包括外資）非常嚴重的濫采掠奪，于是，暴富，源于掠奪！
據 2010-6-15 日東方網訊：廣東省中山市女市長李啟紅，這個2009年度的“中國十大品牌市長”，其家族的財富保守估計達20個億。
究其財富的來源，一是通過“中山公用”的上市在資本市場上掠奪股民；二是通過土地——房地產掠奪房奴；三是通過私分式的“改制”瓜分掠奪公有制企業。
這個新聞的典型意義依然是：暴富，源于掠奪！
上述剛剛暴光的二例，僅僅是中國目前千千萬萬個官商暴富的最普通不過的典型，在他們身上揭露出來的問題連冰山一角都不是。
而“平安保險”馬明哲團隊聳入太空的高年薪，其意義不僅在于“保民”們的“奉獻”和資本市場的丑惡，更是境外顛覆勢力的一種公開的放肆的收買信號，說直白點，就是帝國主義瓦解我國民族經濟體系和實現其經濟侵略的需要。而這個管理團隊的暴富，依然符合這樣的定理：暴富，源于掠奪！
只不其掠奪的形式略有不同而已。
一方面，社會主義公有制企業被逐步蠶食乃至毀滅，社會公共資產和人民財富遭受史無前例非法竊奪，使大多數工農一貧如洗，卻造就了數以千萬計的超級富豪；另一方面，當工農階級重新淪落為資本的奴隸，追求起碼的生存權利時——譬如罷工，卻受到嚴厲遏制，甚至遭到工會成員的毒打！政府965元的工資低線，難以維持職工的基本生活，不能實現工人階級勞動力的再生產。這種讓國外資產階級都難以理喻的工資底線，卻被我們的精英們視為政績！表面上看這是政府在保護工人階級利益，其實就是明白無誤地告訴國內外資產階級：你們盡情地剝削中國工農吧！正是有了這樣的政策信號，以至于郭臺銘及本田的大亨們一想起這一底線，就再也不愿意給工人們加薪了。顯然，這種工資底線，是對工農生命的漠視；富士康在中國大陸的迅速擴張，及本田公司占世界六分之五（18億）的利潤來自中國的事實，同樣證實官僚買辦階級的無情與漠視。
毋庸置疑，中國工農階級極低的工薪，完全是官僚買辦精英集團推行私有化政策的結果，是毀滅社會主義公有制的結果，是放任內外官僚資產階級剝奪壓迫工農階級的結果；而今天，精英集團明知中國社會貧富懸殊的社會根源，卻劍指大型國企，污蔑公有制企業造成社會分配不公，這分明是為了配合《非公三十六條》、《外資二十條》的實施需要，為了中外資產階級進一步瓜分事關國運民生的公有制企業的需要。
趙高導演的指鹿為馬僅僅指向了胡亥；官僚買辦精英的指鹿為馬卻指向一個整體。指鹿為馬不可怕，指鹿為馬的人身迫害才可怕。針對個人的迫害或許偶然，而針對整個階級的壓迫卻是私有化路線的必然。如果這樣一種指鹿為馬達成了精英們的目的，成為歷史的事實，那么，工農的命運將進一步惡化，富士康事件將不斷上演，本田式的罷工將繼續，社會動蕩將加劇，指鹿為馬的現象不但會成為常態，并且為不同尋常的資產階級同盟所固定下來。不打破這個同盟，工農根本沒有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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