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寡頭綁架美國--別指望民主黨人的金融改革

別指望民主黨人的金融改革

    

    5月20日，美國參議院通過一項美國金融市場改革議案。該議案禁止吸收存款的銀行進行自營交易，設立消費者保護機構并授權政府接管重要的行將倒閉的公司，美國金融監管體系改革邁出了自上世紀30 年代以來最大的一步。盡管法案得以通過，但它對華爾街金融寡頭的監管效果究竟怎樣，美國國內卻有不同聲音。
    美國《旗幟周刊》5月刊發表了該刊高級主編克里斯托夫•考德威爾的文章《美國的寡頭政治——不要期待民主黨人對華爾街實施真正的改革》，指出美國寡頭政治是金融危機的罪魁禍首，而在這種體制下進行的改革必然先天不足。

                          華爾街是民主黨的“衣食父母”

    4月中旬，當奧巴馬總統在加利福尼亞州為民主黨參議員芭芭拉•鮑可瑟的競選吶喊助威時，他開了這樣一個玩笑，“共和黨參議院領袖米奇•麥康奈爾前段時間拜訪了華爾街，他在那兒會見了一些有權勢的人物，雖然我并不清楚他們究竟談了些什么，但我能告訴你的是，當麥康奈爾回到國會的時候，他一定會宣布反對金融監管的改革”。
    事實上，很少有人知道，相比于共和黨人，奧巴馬總統更加依賴這些有權勢的人物。盡管聯邦選舉委員會對政治捐款有著嚴格的規定，但是在金融界，奧巴馬總統比前任更加依賴這些金融寡頭的資助。上周接受參議院質詢的高盛集團最近給予民主黨的贊助金額達到450萬美元，幾乎是對共和黨贊助的3倍。花旗公司對民主黨的捐獻也達到310萬美元，而他們給予共和黨人的贊助卻只有180萬美元。
    付出總要回報。金融危機后，美國更多地是以政府接管的方式處理破產銀行，而并未對寡頭采取相應的懲罰手段。2008年 10月，財長保爾森回饋給了華爾街巨額的政府補貼。注入資金或許是遏制銀行破產浪潮的必要手段，但期待中的監管體系的改革卻沒有出現。而美國政府動用公共財政對銀行業進行救助，其實是一種劫貧濟富的行為不僅無助于金融危機的徹底解決，還會使問題惡化。即政府允許最大的銀行變得更大，又因其“過大”呈現出尾大不掉的癥狀，而政府本應采取措施使其變小的。政府接管的行為實際上是樹立了一個不好的開端，在道德上應該受到譴責。
    因此，每當奧巴馬總統控訴共和黨人試圖阻止金融改革的進程時，其實只是在混淆公眾視聽，是將民主黨引向了一條不歸之路。民主黨贏得大選時依靠的最重要一張牌，是對銀行法進行改革的堅定態度。但在籌備競選資金的贊助時，民主黨人卻表現出了另一張嘴臉，即承諾不會嘗試對金融寡頭主導的華爾街大動干戈，與此同時，卻把妨礙改革的責任推到了共和黨身上。民主黨憑兩頭討好的競選戰略最終贏得了大選，但這種把戲也充分暴露出美國政黨政治的虛偽與欺騙性。

                           金融業寡頭綁架了整個美國

    當然，金融寡頭的出現并非一朝一夕，實際上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伴隨金融衍生品的出現，泡沫就開始不斷生成。1994年，奧蘭治縣財政因為金融衍生物的操作不當導致了20億美元的虧空；1998年，由于濫用“布萊克-肖爾斯期權定價模型”導致全球金融市場一片混亂；2002年，會計弄虛作假使安然公司轟然倒地。
    克林頓時期，美國政府為了擴大民眾福利，將那些不具備信用額度的窮人也納入房貸對象。1999年通過的格雷姆—里奇─比利雷法，即金融現代化法案，正式規定了工薪階層獲得房貸的權利不可侵犯。與此同時，銀行業為了一己私利，不斷推出金融衍生品，而國會卻未采取相應的監管措施。到了小布什政府時期，經濟政策變得愈發令人害怕，美國一方面同時在打兩場戰爭，另一方面卻在不斷減稅。此外，布什政府時期的聯邦教育預算增加了兩倍，對醫保的投入也不斷增加，這種經濟政策顯然是很糟糕的。
    今天，美國金融業寡頭不僅綁架了整個美國，還對世界經濟的繁榮與穩定構成危害，如果不能對其深化改革、加強監管，美國的金融體系將陷入萬劫不復之深淵，就像上世紀70年代中期所呈現的那樣。銀行業變得愈加多元化、復雜化，缺乏公開透明，而這一切，都與政府的無所作為、管理不當分不開。華爾街正是憑借對監管體制的撤除來達到權力集中的目的。
    過去10多年，美國的經濟繁榮實際上是建立在金融行業的泡沫之上的，在更多的錢流向不斷出現的金融衍生品的同時，流入新興產業的資金越來越少。這也是過去10年來，美國經濟增長成為上世紀30年代以來最為緩慢的階段的原因。投機性的泡沫正在讓美國變得一無所有。

                           金融寡頭與政界的“聯姻”

    就在人們對布什時期的經濟政策大聲討伐的時候，約翰遜和夸克卻說不應該把所有的責任都推到小布什身上。。美國的政治早已被華爾街巨頭牢牢綁住，早在克林頓時期，金融業的寡頭們就已將觸角伸入到內閣之中。
    20世紀90年代的一個有趣現象是，金融監管機構的權力不斷被下放到那些與被監管對象有著密切私人關系的人手中。并不是所有的官員都像美國前副財長羅吉•阿爾特曼那樣出身貧寒，理查德•格普哈特（譯注：美國前眾議院民主黨領袖、卸任后前往高盛公司任職）這樣的人比比皆是。這樣一種政治與金融的捆綁現象使華爾街的金融寡頭們日漸強大，對其監管的難度可想而知。
    事實上，寡頭政治不僅僅發生在投資銀行領域，還上升到了權力層面。金融界與政界的“聯姻”往往都出現在民主黨人當政時期。無論是美國前財長羅伯特．魯賓、拉里•薩默斯、前新澤西州州長喬恩•科賽因，還是現任財長蒂莫西•蓋特納，無不是這種聯姻的體現。寡頭政治的現實使人們認識到，在華爾街巨頭面前，驢象兩黨中的任何一方都難以撼動他們堅固的根基，這也就不難理解小布什時期對富人的減稅政策了。寡頭政治已經超越了傳統的黨派斗爭的界限，政客對寡頭政治不遺余力的效忠使監管變成了一紙空文。

                              金融監管改革舉步維艱

    充分理解寡頭政治，有助于我們認識眼下正在進行的金融監管的改革進程。參議院金融委員會主席、民主黨人克里斯•多德在與共和黨人談判時，并非只是在金融監管的一些具體條款上與共和黨人討價還價，更多地是想在表明推動改革立場的同時，將失敗的責任推給共和黨。
    奧巴馬總統的經濟班子，包括薩默斯和財政部長蓋特納，并未做好準備同大銀行進行斗爭。畢竟這些人的成長經歷與經驗告訴他們，金融機構總是好的，沒有監管的金融機構更好，大型而沒有監管的金融機構最好。
    在經濟全球化時代的今天，以美國為代表的發達國家在國際分工中，選擇的是國際財富金字塔的頂端——金融產業。這種產業選擇的結果是以金融為手段控制全球資源，實際上就是壟斷全球的財富收益。然而，當這種獲取壟斷利潤的工具——華爾街金融寡頭“長期將自身利益置于客戶之上”的本質與美國民眾利益相沖突時，當放任金融寡頭的結果危及到自身利益、自由經濟的保護傘已經控制不了貪婪的寡頭時，監管或控制寡頭就成為無法回避的選擇了。民主黨人在金融監管領域的改革何去何從，還有待觀察，但從全球經濟可持續發展的角度看，美國加強金融監管的舉措，將有利于全球未來經濟和金融市場的良性發展。
    （《環球視野》2010年6月12日第296期，摘自2010年5月27日《社會科學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