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哲學視角下的市場經濟

市場經濟是以市場機制為紐帶來構建整個社會經濟活動的一種經濟體系，也是一種運行機制。在完全競爭條件下，市場可以通過供求形成的均衡價格機制，使資源配置達到“帕累托最優”。市場經濟的概念，是資本主義制度背景下，商品經濟自發的產物，是一個從商品交換到市場交換規則形成，再到市場經濟的自發過程。

有市場經濟必有市場存在，但市場并不等于市場經濟。與"市場"有幾千年的歷史相比，"市場經濟"只有一百多年的歷史。

在經濟理論的發展中，馬克思、恩格斯并沒有使用"市場經濟"的概念來表述，馬克思在《資本論》手稿中認為人類社會的發展必須經歷從自然經濟到商品經濟再到產品經濟的三階段歷程。更沒有回答"市場經濟"的概念和涵義。

吳承明在《傳統經濟市場經濟現代化》(《中國經濟史研究》1997年第2期)一文中說：“馬克思從未用過市場經濟一詞，只講商品經濟。古典和新古典經濟學，開卷就講市場，但也無市場經濟一詞。”

列寧在1906年指出："只要存在市場經濟，……世界上任何法律也無力消滅不平等的剝削。只有實行巨大的社會計劃經濟制度-------才能消滅剝削。"（《列寧全集》第10卷）1922年第二次明確指出引入市場經濟和計劃經濟并不矛盾，"新經濟政策不是要改變統一的國家計劃，不是要超過這個計劃的范圍，而是要改變實現這個計劃的方法"（《列寧全集》第32卷）。

在中國歷史文獻上，1928年7月《中共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關于土地問題決議案》中使用了“市場經濟”一詞，它是作為自然經濟的對立物、“貨幣經濟”的同義語而使用的：“貨幣經濟關系的發展，到處都已經是用金錢交易，而不是‘自做自吃、自做自用’的經濟(自然經濟——以前中國的農村經濟大半是如此)，市場經濟的制度也已經成為統治的制度，已經籠罩一切，農民的出產品必須賣出一部分，得了錢以后，才能買其他消費品(洋油，火柴，布匹，鹽等等)，于是農民一天天地格外需要金錢。

1939年3月何干之在《中國社會經濟結構》一書中，也使用了“市場經濟”一詞，它是作為“商品經濟”的同義語而使用的：“商品經濟發展的結果，已經到用金錢交易，市場經濟的制度已經籠罩著一切，農民必須賣出一部分生產品，得了錢再來買其他日用品。然而由于工業品與農業品跌價的剪刀形狀，被犧牲的和被轉嫁的也自然是農民。”

1992年10月18日，中共十四大明確“將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確定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

一切發達的商品經濟都是通過市場機制配置資源的，因此就將“貨幣經濟”、“商品經濟”的經濟形態按其資源配置的市場方式稱為“市場經濟”。

“市場經濟”概念的流行是從19世紀末，以A-馬歇爾、M-瓦爾拉、V-帕累托為代表的古典經濟學，開辟了把經濟學研究重點放在稀缺資源的有效配置上，對市場配置資源的內在機制做出詳盡的高度數理化的研究，得出在完全競爭條件下，市場可以通過供求形成的均衡價格，使資源配置達到"帕累托最優"，揭示出市場在配置資源上的內在機制，使市場被看成經濟運行的中樞，從而將商品經濟或貨幣經濟引向了“市場經濟”（趙放《對市場經濟制度及其相關概念的再認識》1999年），市場經濟一經產生，便成為最具效率和活力的經濟運行載體。迄今為止，全世界絕大多數國家都紛紛走上了市場經濟的道路。

1991年，世界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在《轉換到市場經濟》的研究報告中提出了成功的市場經濟的三種主要模式：美國的自由主義市場經濟模式；德國和北歐一些國家的社會市場經濟模式；法國、日本的行政管理導向型市場經濟模式。

美國模式，即“企業自主型”市場經濟模式，又稱“自由主義的市場經濟”。它十分強調保障企業作為微觀經濟活動主體的權利，政府“這只看得見的手”一般較少直接觸碰企業，而是指向市場。

德國模式，即所謂社會市場經濟模式。德國認為它實行的是宏觀控制的社會市場經濟，既反對經濟上的自由放任，也反對把經濟統緊管死，而是將個人自由創造和社會進步的原則結合起來，通過國家的有限干預實現“社會公正”。

日本模式，即所謂政府指導型，又稱“社團市場經濟”。日本非常強調政府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政府既調控市場，也直接引導企業，并且將重點放在后者之上。

美國、德國、日本模式是資本主義框架下的市場經濟，是各國國情和文化歷史傳統差異的折射，是市場經濟模式的多樣性和豐富性的反映。

中國模式，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模式。此模式自1992年10月確立至今已近20年時間。此模式是社會主義框架下的市場經濟。主要特征是實行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追求共同富裕的發展目標。

傳統的主流觀點認為，市場經濟是一個社會制度性的概念。1990年10月5日，《人民日報》發表《關于計劃經濟與市場調節相結合的兩個問題》。文章認為“社會主義的經濟是公有制的經濟，因而必然要求實行計劃經濟。”同年12月17日，發表《社會主義必然代替資本主義》。文章說，“市場經濟，就是取消公有制，這就是說，要否定共產黨的領導，否定社會主義制度，搞資本主義。”

諾貝爾獎得主哈耶克一直認為，資本主義經濟的特點是實行市場經濟。“實行中央經濟規劃和經濟控制，這些東西都是社會主義的核心的東西”（哈耶克 《不幸的觀念——社會主義的謬誤》，東方出版社 1991 第71頁）。在哈耶克看來，社會主義就是計劃經濟，資本主義就是市場經濟。

鄧小平把社會主義和市場經濟嫁接：“說市場經濟只存在于資本主義是不正確的，社會主義為什么不可以搞市場經濟？這個不能說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不能說只是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在封建社會時期就有了萌芽。社會主義也可以搞市場經濟。”（《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236頁）1979年11月26日，鄧小平會見美國不列顛百科全書出版公司編委會副主席吉布尼的上述談話是對世界經濟思想史的重大突破，也是對傳統馬克思主義的重大突破。正如戈爾巴喬夫所說：“鄧小平在世界共產主義實踐中創造性的把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同市場經濟結合起來，他在這方面的成就把他列入約翰·凱恩斯或米爾頓·弗里德曼的行列中，”

由于受蘇聯模式和傳統社會主義理論的影響，我國在所有制結構問題上盛行“對立論”，認為非公有制經濟是社會主義經濟的對立物，與公有制經濟水火不相容，超越階段地將單一的全民所有制作為經濟模式目標。改革開放中，新自由主義產權學派則認為，所有制的完全私有是市場經濟的基礎，改革的目標是公有制的私有化。“市場經濟是不可能建立在國有制基礎之上的，惟有在私人產權制度的基礎上市場經濟才能有效率地運作！因此，市場經濟體系要成功建立，民營化不可避免。”“基于中國改革的經驗以及作者過去的研究，本文認為，國有制與市場經濟是不相容的，企業的競爭行為不可能獨立于所有權結構。”（張維迎 《市場的邏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10月 第52頁，第53頁）在新奧地利學派的哈耶克看來，社會主義就是計劃經濟，資本主義就是市場經濟。那么，中國的新奧地利學派的追隨者認為市場經濟與國有制互不相容，市場經濟就是建全盤私有制化的觀點也就不足為怪了。既然市場是自由競爭的市場，難道只有私有制參與市場競爭的權利和自由，沒有公有制參與市場競爭的權利和自由嗎？難道只有私有制的市場自由，而不能有公有制的市場自由嗎？作為一個新自由主義的經濟學者恰恰違背了自由主義的經濟學說，從市場的邏輯走向反市場的邏輯。

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的對接自然地重新構建原有市場和社會的秩序，市場的自由度得到了提升。新自由主義經濟學認為自由是自由市場的本質。然而，反經濟學理論中一直有這樣一種觀點：“市場的本質不是自由，而是所有權。所有權是一套支配與排他的體系，是人與人之間一組權利保護或權利界定體系。對所有權的保護可以將人們劃分等級，使一些人高于其他人。因而，所有權就是社會秩序。對于秩序的排斥往往體現在對所有權的排斥之中。”（威廉·奧利弗·科爾曼 《反經濟學理論200年》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9月 第91頁）由此可見，對于公有制的排斥往往體現在對于社會主義秩序的排斥。如果按照這樣的改革路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可能異化，市場與社會秩序之間的同一性將以一種徹底的非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模式在發展。

公有制經濟與非公有制經濟，在市場經濟中被認為是水火難容、你死我活的矛盾，存在著無法逾越的鴻溝，公有制與市場經濟相結合被認為是難以破解的世界性難題。1992年鄧小平同志破解這一世界性難題，他在南方談話指出：“一切符合‘三個有利于’的所有制形式都可以而且應該用來為社會主義服務。”

截至2011年9月,全國登記注冊的私營企業已超900萬家,個體工商戶3600余萬戶,私營企業提供新增就業崗位800多萬個。1978年至2011年,我國的國內生產總值由3645億元增長到471564億元。2011年，非公經濟在全國國內生產總值中約占60％，在非公經濟領域的從業人員近2億人。非公企業在國際市場的激烈競爭中脫穎而出，有的已經躋身世界500強之列。分布在食品制造、紡織、木材加工等一般生產加工行業的國有企業資產比重下降至 11.9%，但分布在基礎性行業和支柱產業的國有企業資產比重則上升到 50.6%，在軍工、電信、民航、石油及天然氣開采和電力供應領域，國有經濟占 90%以上。在2011年中國企業500強當中，國有和國有控股企業的戶數占到了63%。可見，國有經濟的戰略性結構調整，不僅沒有削弱公有制的主體地位，而是加強了國有經濟在國民經濟命脈、國家安全和國計民生的重要行業與關鍵領域的主體地位和主導作用。公有制和非公有制企業相互參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經濟在我國已經大量出現。通過引進戰略投資者、推行規范改制和境內外資本市場上市，大多數國有企業實現了產權多元化，成為國有控股（參股）公司。目前全國國有企業改制面超過90%，中央企業及其下屬企業改制面由2002年的30.4%提高到72.1%。通過體制機制創新，極大地激發了國有企業活力，國有經濟的發展質量和運行效率大幅提升，與此同時民營企業也得到了廣闊的發展空間。（梁朋《堅持和完善基本經濟制度》學習時報 2012年6月4日 第639期）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實踐，顯然證明社會主義可以搞市場經濟，市場經濟也可以搞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混合經濟。我們既不能因為堅持以公有制為主體，就排斥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脫離我國國情和發展階段搞“單一公有制”；也不能因為實行市場經濟，就否定公有制經濟的主體地位，搞“私有化”。無論是“私有化”還是“單一公有制”，都不符合我國的基本經濟制度。

把社會主義和市場經濟對接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必然要求市場經濟能夠而且應該融合公有制，如果市場經濟全盤取消公有制實行私有化，那么，社會主義和市場經濟的對接或者破裂，或者異化。鄧小平同志指出：“一個公有制占主體，一個共同富裕，這是我們所必須堅持的社會主義的根本原則。”

市場經濟通過供求形成的均衡價格機制最優配置資源——“帕累托最優”。價格機制在奧地利學派的“邊際理論”中，成了一只“看不見的手”

“帕累托最優”能實現嗎？能——在前提假設條件成立時！“比如假設沒有規模經濟（也就是大量生產不會降低生產成本），沒有溢出效應（如污染），掌握未來價格和技術的完全信息，消費者和生產者今天就做好了未來所有的選擇，達到市場均衡所需的市場容量，甚至這個供求均衡是在不確定的遙遠未來。”（郎咸平 楊瑞輝《資本主義精神和社會主義改革》2012年1月 第18頁）

“帕累托最優”能實現嗎？不能——在現實社會中上述前提假設條件根本不成立！以價格機制為主導的市場經濟往往信息不對稱、競爭不充分、供求扭曲、價格扭曲，市場經常會失靈。

總之，在烏托邦式的完全市場中“能”，在現實社會的不完全市場中“不能”。我們能做的僅僅是在“能”與“不能”中尋求同一。在未來一定距離的一個范圍的長期過程中尋求離實際均衡點總是很遙遠的“均衡”。約瑟夫·斯蒂格利茨的建議是：在自由的，不受管制的市場中，并不存在個人追求各自的利益會使整個社會的福利最大化。因為市場參與者不能得到充分的信息，充分的競爭，充分的公平，市場的功能是不完善的，常常對人們的利益造成損害。所以政府和其他機構必須巧妙地對市場進行干預，以使市場正常運作，市場經濟體系健康運行。“我采用的邏輯和使人們相信市場有效的那種邏輯一樣，”他說，“我只改變了信息完全的假設，找出一種把不完全信息模型化的方式。當你運用這個新模型的時候，你會發現市場總是無效的。”

市場的失靈有種種原因，但是，往往可以追朔到經濟人的假定和“看不見的手”。“利己”和“利他”的矛盾被視為經濟學史上的斯密之迷：“每個人都在不斷努力為自己所能支配的資本找到最有利的用途。當然，他所考慮的是自身的利益，而不是社會的利益。但是，他對自身利益的關注自然會，或者說，必然會使他青睞最有利于社會的用途。” （亞當·斯密 《國富論》 華夏出版社 第四篇 第二章 第212頁）“看不見的手”又叫“無形的手”：“他管理產業的目的在于使其產品的價值能達到最大程度，所想到的只是他自己的利益在此種情況之下，與在其他此種情況之下一樣，有一只無形的手在引導著他去盡力達到一個他并不想要達到的目的。而并非出于本意的目的也不一定就對社會有害。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況下更有效地促進社會的利益。” （亞當·斯密 《國富論》 華夏出版社 第四篇 第二章 第213頁）其實，亞當·斯密早就通過“看不見的手”解答了后人所謂的斯密之迷，這就是《道德情操論》。斯密所謂的“看不見的手”就是道德。道德牽引“利己”走向“利他”，牽引“經濟人”走向“道德人”。他告戒我們：人在追求物質利益的同時，要受道德感念的約束，不要去傷害別人，而是要幫助別人，同情別人，要有“利他”的道德情操。瓊·羅賓遜認為，斯密的經濟分析“是以自然規律為依據的道德哲學，他不贊成人們之間的關系缺少人情味”，相反，“斯密在《道德情操論》中表明他非常重視道德，并且當然希望任何一個社會都有一個倫理基礎”但是，正統經濟學認為對自己利益的追求必將導致社會的共同利益，因此道德問題被一筆勾銷。（瓊·羅賓遜 《經濟哲學》商務印書館 2011年11月 第163頁）經濟人“利己”的假設是基于大多數的普遍的原則，正是由于大多數的“利己”，才必須由道德約束和引導，當道德問題被一筆勾銷，這個“看不見的手”失靈的時候，“利己”也就無限膨脹，破壞了“利他”的平衡和約束，導致市場的經常失靈。

經濟學從未為自私“申辯”，猜測政治經濟學假定“自私是善的”完全是對政治經濟學無知的以訛傳訛。“政治經濟學家們推薦、稱贊和感謝的只是經濟自由，不是自私。” “經濟學既不為自私辯解，也沒有暗示自私。” （威廉·奧利弗·科爾曼 《反經濟學理論200年》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9月 第225頁 第227頁）威廉·奧利弗·科爾曼的上述“申辯”也許對于古典主義經濟學是正確的，然而，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特別是中國某些主張實行全盤私有化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學者總是喜歡“自私人的假設”，來宣稱“改革要利用腐敗”、“官員索取剩余可能是一個帕累托改進：因為它有利于降低監督成本，調動官員的積極性”，以證明私有制的有效和公有制的無效。當私有制出了問題，就說是“道德風險”、“監管不力”、“華爾街的貪婪”。當國企出了問題，就說是制度問題，要進一步深化制度改革，全盤私化。為什么不能用同樣的標準來評價呢？2004年有關國企產權改革的大爭論就反映了某些新自由主義者從“經濟自由”走向“經濟自私”的心理軌跡。

“市場規章不應該為自私的目的服務，即便有時它確實允許自利。我們能夠設想出為經濟自由加以某種約束，使市場成為一套更為利他的體制嗎？事實上經濟學家們不反對這樣的約束。” 當問卷“美國國內收入再分配是政府的正當職責”，美國經濟學家中只有17%不同意該提議。（威廉·奧利弗·科爾曼 《反經濟學理論200年》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9月 第226頁）

從主要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GDP增長率和勞動生產率增長率的事實來看，1950—1973年國家干預的資本主義模式優越于1973—1999年自由放任的新自由主義占統治地位的模式：

西方主要國家GDP增長率（年均增長百分比）

單位：%

資料來源：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2000年）；美國經濟分析局（2000年）；麥迪遜（1995年，1983年）

美國GDP、勞動生產率的增長率（年均增長百分比）

單位：%

資料來源：美國經濟分析局（2000年）；美國勞工統計局（2000年）

（表格來自：李其慶《新自由主義在西方》載《環球視野》2004年9月7日）

薩伊定律認為“供給自己創造自己的需求”，否認市場失靈，并會自動修復。1929年美國經濟的大蕭條帶來全球經濟的衰退，使人們重新思考古典經濟學的自由放任的市場經濟。凱恩斯主義應運而生，凱恩斯定律認為“需求自己創造自己的供給”，承認市場失靈。并產生了國家干預這個“看得見的手”。從此，有關兩只手的爭論喋喋不休。在經濟哲學視角下的市場經濟中，“看得見的手”和“看不見的手”應該是相互依存，相容相合的非“零和”關系。凱恩斯主義使美國經濟走出低谷，直到20世紀60年代末長期沒有發生衰退，凱恩斯主義為戰后二十多年的繁榮昌盛作出了貢獻。但是，赤字財政和擴大信貸的長期推行引發了通貨膨脹和經濟停滯，負面效應暴露無遺。同樣，新自由主義既不能在實踐中證明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確實可以防止過度貧富分化，達到公平和合理，也不能在理論上說明在西方發達國家的操控下，不平等的國際市場中，可以有公平的貿易制度和利益分配。拿起“看得見的手”否定“看不見的手”，或者拿起“看不見的手”否定“看得見的手”，都不是經濟哲學視角下的市場經濟。當市場失靈的時候，等到市場自動修復之時是一個長期的過程，“正如凱恩斯指出的，長期而言，我們都將死去。”（ 保羅·克魯格曼 《經濟蕭條學的回歸和2008年經濟危機》 中信出版社2009年3月 第173頁）當市場失靈的時候，國家干預之時，我們需要的是果斷、正確、適度、有力。（反向的干預也會失靈）

社會主義可以搞市場經濟，市場經濟可以是資本主義框架下的市場經濟，也可以是社會主義框架下的市場經濟。可以以自由放任為框架，也可以以計劃規范為框架。可以以道德為框架，也可以以法制為框架。如果把市場喻為“鳥”，那么框架就是“籠”。“籠”不是有無的問題，而是邊際界限大小與力度的問題。“籠”的目的是要有一個會飛的“好鳥”——“好的市場經濟”。（即針對于壞的無道德無法制無誠信的壞的市場經濟）市場經濟可以有公有制，公有制可以與私有制共同競爭，法制下的公正的市場經濟可以讓“看得見的手”和“看不見的手”共同起調節作用。后發國家可以根據比較優勢、資源稟賦、政府主導、不同產權共存、共同競爭的方式，發展與本國實際相符的市場經濟并實現經濟趕超。這就是經濟哲學視角下的市場經濟，

經濟哲學是對那些無法用數學公式和統計圖表來解決的經濟事務和經濟制度的性質所作的智性思考。當前，經濟哲學視角下的市場經濟，需要更多的綜合性的、辨證性的智性思考。

2012-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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