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1月2日下午2點半，烏有之鄉大講堂“中國電影的繁榮與憂思”講座在北京舉行，由知名時評人郭松民先生開講，來自北京部分高校的學生、部分機關廠礦的離退休干部和熱心網友等30余人參加了講座。其間，郭松民先生和烏有之鄉站長范景剛與部分到場者作了交流，郭松民對自己的新書《電影的戰術——郭松民影視評論選》進行了簽售，網名為“紅色娘子軍”的老人張桂芝熱心為現場多位學生付了書款。

　　交流活動進行了三個多小時后，圓滿結束。

　　一、近些年商業大片的特點與危害

　　(一)、特點

　　1、高票房

　　郭松民說，從2002年開始，當時中國的第五代導演的領軍人物張藝謀拍了一個商業武俠大片《英雄》，在市場上獲得了巨大成功，成為首部票房過億的國產電影。從此，張藝謀引領了一個潮流，就是中國的主流電影從此開始根據投資利潤的商業邏輯來拍電影，使得國內的票房急劇增加，2010年跨入票房總收入100億元人民幣。2013年賀歲片《泰囧》最終的票房是12.4億，成為中國電影史上國產片最新的票房冠軍。

　　2013年的幾部商業大片，票房都非常驚人，全部都過億，其中《泰囧》12.4億，《中國合伙人》5.35億，《北京遇上西雅圖》4.74億，《致青春》7.5億，《小時代》兩部合計7億，《全民目擊》1.8億。

　　2、全面的再保守化

　　郭松民說，近些年國產電影在價值觀上出現了一個全面的再保守化，它既喪失了批判現實的能力，也喪失了想象未來的能力。《泰囧》、《中國合伙人》、《北京遇上西雅圖》、《致我們即將逝去的青春》、《小時代》(一、二)、《全民目擊》等電影都相當典型地體現了中國主流電影在價值觀上的再保守化,即它既不批判現實，又不想象未來，而是對現實邏輯的一種全面地認同和臣服。

　　(二)、危害

　　近些年出品的許多電影，由于受錯誤意識形態的影響，把追求票房價值放在第一位，因而全面迎合城市中產階級和主流精英的趣味，大多表現出紙醉金迷、萎靡消沉的主題，給觀眾帶來思想混亂、意志消沉等危害。這些電影，有的低俗搞笑(如《泰囧》)、有的宣揚消費青春(如《致青春》)、有的宣揚發財致富(如《中國合伙人》)、有的崇洋媚外迷信美國(如《北京遇上西雅圖》)、有的粉飾太平誤導青年(如《小時代》)、有的美化吹捧富人(如《全民目擊》)，等等。

　　對這幾部電影，郭松民是這樣評論的：

　　《泰囧》既是城市中產階級愛吃的冰淇淋，又是他們可以放松心情的沙發椅。

　　《致青春》是一個沒有青春的青春，電影當中的每個人物，都是按照赤裸裸的邏輯來作自己的人生選擇。他們只是在消費青春，把愛情當成了青春唯一的內容，誰也沒有想到可以用寶貴的青春去做一些更有意義的事情。它反映的青春生活視野十分狹窄，這是時代的問題。

　　《中國合伙人》中三個主角，發財就是目的本身，從來沒有教育報國這類想法。影片不僅嘲弄了中國的民族主義，而且嘲弄了中國的前三十年，嘲弄了中國整個社會主義時代。

　　《北京遇上西雅圖》表達的是：美國是唯一可以想象的精神家園，是一個人間天堂，是一個愛情圣地的伊甸園。

　　《小時代》清晰地貫穿著郭敬明這樣一種價值觀：金錢和資本的統治是天經地義的，人生最大的悲劇不是被資本統治，而是被資本拒絕。它沒有任何對未來的描述，有的只是一種對現實的復制和美化。它向觀眾展示了一個以金錢為杠桿和唯一度量的狹小世界，而且還暗示這個小世界的秩序，是絕對合理，不容挑戰的。

　　《全民目擊》表現的是對財富的崇拜，對財富擁有者毫無抵抗地臣服。富人不僅占據了財富的高地，而且占據了道德的高地。在這些光環下，富人的不擇手段、富人致富的原因、富人詐騙的嫌疑，都被掩蓋了。

　　沈陽化工大學李教授說：

　　現在的社會是富人社會，它要反映富人的價值觀。張藝謀這種人，他們不能反映工農的思想意識，所以有了剛才郭老師講的這些內容。不同的歷史時代，有不同的價值觀。現在的價值觀跟以前是不一樣的，現在是誰富誰英雄，誰窮誰狗熊，所以大家都追求這個“富”。而這個“富”是在什么基礎上產生的?是在損壞別人利益的基礎上產生的。那些資本，是用人民的血汗換來的。所以這些電影制片者，要反映富人紙醉金迷的生活，所以就有今天這樣的電影。而這樣的電影，對我們青年一代，危害是最大的，在我們學校就體會得到。70年代大學生，有志向，畢業以后，到最艱苦的地方去，哪里需要哪里去，現在是哪里舒服哪里去，哪里撈錢哪里去。

　　鐵路部門退休工程師張桂芝：

　　為什么現在的電影要這么拍?就因為掌握意識形態理論的文藝界精英，他要走這樣的道路，就必然要宣傳把路往這邊引。這是最根本的。你現在都搞私有化，誰發財誰是英雄誰好漢，先讓這部分人富起來，它必然背道而馳。這些文藝作品必然會這樣反映，因為他們追求這個。改革開放，我第一個看的就是《紅高粱》，我恨死那個張藝謀了。聽說張藝謀得了國際大獎。現在知道那個原作就是諾貝爾文學獎的得主莫言。這些人為了得獎，就丑化中國人……。再一個，就是《無極》，陳凱歌整的。什么血饅頭。再一個，是《集結號》，一看就知道，國民黨怎么好，共產黨怎么不好，貪生怕死，都尿褲子。政委就像個土匪似的，哪像個真正的共產黨解放軍?現在這些電影，我認為是真實地反映了他們要徹底西化，根本背離了我們黨的宗旨。

　　二、毛時代和改開初電影藝術的特點和成就

　　毛澤東時代，由于文藝界認真貫徹毛主席的文藝為工農兵服務的思想，所以那時的電影與工農兵群眾貼得很近，反映廣大工農兵生活，生活氣息濃厚，表現的是積極向上的主題，深受人民群眾的喜愛。改開初期，由于剛從毛時代過來，當時還保留著毛時代的基礎，所以那時的電影還有毛時代積極向上的痕跡，對觀眾有積極影響。

　　沈陽化工大學李教授說：

　　我出生在1944年，解放以后，我接觸的歌曲、電影，那時候《白毛女》是東北電影制片廠拍的，1951年就放映。還有《趙一曼》。從那時候開始，我的成長，每一個歷史時期，都有它的電影。而那時候的歌曲，每個電影里都有它的歌曲，都是流行歌曲，而且這些歌曲的內容都融化在人們的血液當中，指導人們前進的方向。當時毛主席要求所有的文藝工作者要深入工農，要反映工農兵的生活，所以那時候的電影全是兵，以工人農民士兵為主。那個時候的電影就反映了鄉村教師，而大批知青到偏僻農村去當老師。原來農村都有教師，鄉村大山溝里都有教師，就是5個學生都有教師。

　　鐵路部門退休工程師張桂芝說：

　　那個《李雙雙》，你偷東西她就跟你堅決斗爭。這樣才能搞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呀。

　　剛才郭老師哪個評得好?他說83年那個《女大學生宿舍》，為什么編得比較好演得好，讓人看了有一種奮發向上的，這是因為那個時候還有毛澤東時代那個基礎。這個就符合思維邏輯……

　　郭松民說：

　　攝于1983年的《女大學生宿舍》，主要劇情是大學中文系205號的女生宿舍住進了5個高校的姑娘。青春由于與報國的主題聯系在一起，所以它不再是一個易碎品，所以一年后，205宿舍的姑娘都更加成熟了，她們一起身著校服走在灑滿陽光的大路上，給觀眾留下了十分美好的想象空間。

　　1983年為什么能拍出《女大學生宿舍》這部電影?我覺得有它內在的現實的邏輯。為什么這部電影最后給人一種充滿希望的感覺?就是八十年代的時候，中國的改革開放還只剛開始起步，發令槍剛響。在此之前，毛澤東時代給我們留下一個怎樣的社會?那是一個非常平等的社會，經歷了文化大革命這樣一種暴風驟雨，原來的社會利益集團統統被打下去了，新的社會利益集團沒有發育起來，實際上給我們留下了一個非常空曠的場地，所以在八十年代初，很多工人農民家庭的孩子，通過上大學，然后通過創業，改變了自己的命運。但是到了九十年代，到了新世紀后，這種可能性越來越小，甚至到了一種可以說對大多數人是不存在的地步。

　　三、只有毛澤東思想才能改變中國電影令人窒息的狀況

　　郭松民說，中國電影出現這樣一種保守化，就是對現實的邏輯、現實的資本的金錢的邏輯全面地臣服。電影作為一種特殊的商品，它從來都不是置身于政治與經濟之外的，相反，由于電影的投資巨大，它比任何藝術都更為直接地成為一種政治和經濟的自我顯現的方式。中國的主流電影把現實當中的一切不合理都加以美化，并且暗示這種秩序是永恒的。在電影建構的世界里，普通人除了發財和適應現實的市場邏輯以及去美國以外，再也不能有別的選擇，更不要說去試圖創立新的生活方式和新的社會關系。在這個意義上說，中國的主流電影已經蛻變成了資本和市場統治的工具。

　　郭松民認為，中國電影有責任為改變這種令人窒息的狀況作出自己的努力。中國電影應該具備起碼的批判現實的能力和瞻望未來的能力，能夠給觀眾帶來希望。當然要做到這一點，就必須要超越全球資本主義的思維框架和新自由主義的狹隘邏輯，重建屬于中國的同時也是具有普世性的核心價值觀。我認為這樣一種價值觀，只能是毛澤東思想。

　　四、拋棄不切實際的夢想，改變不合理的社會

　　圍繞電影《小時代》，許多青年產生虛幻的夢想。實際上，《小時代》構筑的夢想，只屬于有權有錢的家庭的后代，對普通百姓則沒有可能。目前這個社會本來就不合理，而《小時代》卻把它說成絕對合理。年輕一代的夢想，應該是去創造一個更加美好、更加理想的社會。

　　郭松民說：

　　現在的社會，是一個資本和權力統治的社會，它剝奪了大部分人發展的可能性。我們現在的主流電影，排除了出現新社會的可能性，而認為我們現有的秩序就是最好的，你最大的努力就是得到老板的賞識。它這里邊貫穿的邏輯，很顯然是老板需要的。……而有利于老板的秩序，未必就是有利于員工的秩序。

　　范景剛說：

　　年輕人是天然的理想主義者，有對美好的個人、未來的向往和追求。電影《小時代》就是給年輕人提供了一個個人奮斗往上爬的通道，寄托了一個美好的個人夢，但這是跟今天我們實際的社會現實很不一致的。你帶著這種夢想，進入這種現實的話，你會發現你奮斗來奮斗去，最后能爬上去的，只有那些有權勢背景的少數的富二代官二代，普通的、底層的、沒有權勢背景的老百姓家庭的窮苦人家的孩子是沒有機會能夠實現這種個人往上爬的夢想的。中國社會現在已經嚴重地兩極分化，社會結構決定了這樣一個格局。

　　五、青年人的出路與時代和思想緊密相聯

　　當今很多青年人感到沒有出路。其實，青年人的出路問題，在中外，在我國不同時期，都經常會面臨到。李浩結合電影《摩登時代》、《青春之歌》、《年輕的一代》、《青春萬歲》、《致青春》、《小時代》、《中國合伙人》等，談了一些看法。可以看出，青年人的出路，與時代和思想緊密相聯，在毛澤東時代，用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青年人就能找到好出路;而在改開年代，青年人找不到好出路。

　　李浩說：

　　電影《摩登時代》拍攝的年代是上世紀三十年代，卓別林演了個工人，實際上工人是那個時代的主體。那個時候，工人相對來說還算不錯的一個收入群體，卻仍然沒有出路。

　　《青春之歌》講了林道靜尋找出路的過程。她從一開始要自殺，然后被救了，然后跟一個資產階級的知識分子結合在一起，然后又沒有出路。最后因為受先進思想影響參與了一些活動，她實際上不是共產黨員，但是入了牢。最后她在牢里面通過斗爭，接受了共產黨，走上了光明的道路。

　　1976年的《年輕的一代》，講的是地質學院兩個畢業生的故事。《年輕的一代》表現的，也有斗爭：兩個大學畢業生，因傷病回城治療，是去是留，通過斗爭，最后又都回去從事地質工作。你就發現那個年代給我們宣傳的是什么樣的思想。

　　八十年代王蒙的《青春萬歲》，還是不錯的，里面確實跟《年輕的一代》有類似性，講年輕人到底為了什么而活著。

　　現在的《致青春》、《小時代》，還有《中國合伙人》，表現的實際上是一個權力或者財富比較固定的一個社會，錢可以買權，權可以生錢。郭敬明等人成功的背后，一將功成萬骨枯，有很多人在這條路上實際是失敗的。這可能就是今天我們年輕人面臨的現實。

　　六、怎樣改變電影界的現狀

　　當前，中國電影界確實存在著諸多問題，如何解決這些問題，以改變中國電影界的現狀?郭松民說，需要最先的左翼文化界的最先自覺，然后通過自己掌握的文化資源，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圍內逐漸去改變這樣一個現實。范景剛說，只要大家各盡所能，盡自己點滴的力量，這個局面還是能夠轉變的。

　　郭松民說：

　　實際上要根本解決，當然需要社會有一個根本性的政治和經濟的變革。在這個條件出現之前，我覺得首先 這樣一些文化人，他們開始嘗試做一些這樣的改變：比方說像以前經常來烏有之鄉，也是烏有之鄉發起人之一的黃紀蘇老師，他搞的一些作品，比如他原來有《切格瓦拉》話劇，后來他又搞過《我們走在大路上》。他創作這樣一些作品，我覺得實際上就是在為改變這些狀況而作的一些努力。從目前來說，可行的辦法，就需要最先的左翼文化界的最先自覺，大家首先認識到這樣一個事實，然后通過自己掌握的文化資源，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圍內逐漸去改變這樣一個現實。

　　范景剛說：

　　如果就影視作品這個新領域的現象來說的話，大家去努力。今天大家評論了影視作品，其實這個影視作品的意識形態功能，是一種客觀存在。過去在毛澤東時代，是旗幟鮮明地去講文藝是為人民服務的，為工農兵服務的，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的，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的。那是比較清醒自覺地意識到文藝作品具有意識形態功能。在八十年代以來，宣揚了一種新的東西，否定文藝作品有它的意識形態功能，模糊掉它為誰服務的問題。

　　到現在中國的社會分化已經很分明，現實的階級秩序、階級結構已經形成。大家能夠感受到，在今天的分析評論中，看到這些影視作品作為意識形態產品，對上層建筑，它是有服務它的經濟基礎的，它是要鞏固現在的已經形成的統治秩序的。資本的統治秩序體現的價值觀，就是反映了資本的力量和價值觀，這是比較明顯的了。

　　在咱們文化界，這么多年來，在全面向西方投降的這樣一個過程中，也出現了分化。知識界、文化界還有一些有良知的人士，他們看到了中國全面融入資本全球化之后，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文化對中國的入侵所帶來的種種惡果。這樣分化出來的一批有識之士在堅守著中國的文化陣地。黃紀蘇老師在2000年創作的《切格瓦拉》就是當年重大的文化事件。這些年來，我們烏有之鄉也接觸到了以劉毅然為代表的一些紅色經典影視劇的創作團隊等等。在目前市場經濟條件下，文化界、經濟界、企業界的一些有識之士、愛國人士，大家能夠去通力合作，現在形成了有清醒自覺的一些黨的干部，有清醒自覺的一些文化工作者，還有清醒自覺的一些愛國的企業界的人士，這些力量合作起來，能夠創造出為人民大眾服務的具有我們民族主體性、有我們民族自信的一些新的產品。

　　我相信在現在這樣的局面之下，只要大家各盡所能，能做影視創作的你在創作領域，做評論的你在評論領域，作為一個普通的社會公民，也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圍內來進行宣傳、啟蒙，讓我們周圍的人有清醒的認識，盡自己點滴的力量，我相信這個局面還是能夠轉變的。

　　附：講座實錄

　　范景剛作了開場白

　　范景剛說：今天下午我們很高興請郭松民先生給大家作一場講座。郭松民是前空軍航空兵部隊的飛行員，法學碩士，是當代知名的時事評論員，經常關注一些文藝問題，在文藝方面有一些很精彩的評論，可以說是文藝戰線獨樹一幟的左翼戰士。說其左翼，是有鮮明的人民立場，在文藝界的一些種種亂象中，有清醒的認識，有尖銳辛辣的批評。今天就讓他來作一個主題講座，就是“中國電影的繁榮與憂思”。前不久，郭松民先生出版了最新的專著，就是《電影的戰術——郭松民影視評論選》，這是結集了他十年來的一些重要的影視評論。今天就是安排這樣一個交流。

　　郭松民開講

　　今天的題目叫《中國電影的繁榮與憂思》。中國電影有個潮流，這是從2002年開始的，當時中國的第五代導演的領軍人物張藝謀拍了一個商業武俠大片，叫《英雄》，這個電影在市場上獲得了巨大成功，成為首部票房過億的國產電影。后來事實發展證明張藝謀這樣一個選擇引領了一個潮流，就是中國的主流電影從此不再按照各個國際電影節的思想和藝術的標準來拍電影，而是根據投資利潤的商業邏輯，按市場的邏輯來拍電影。這個潮流的轉變造成了兩個方面的后果：一方面就是中國的電影在各大電影節上風光不再，和九十年代相比，獲獎的頻率明顯下降;另一方面，國內的票房急劇增加，2010年跨入票房總收入100億元人民幣。2013年賀歲片《泰囧》最終的票房是12.4億，成為中國電影史上國產片最新的票房冠軍。但是我們分析這些主流的商業電影，可以得出一個結論，就是中國主流電影從國際電影節上出走，沒有帶來思想上的獨立，也沒有太多意識上的創新，而是導致電影人向現實邏輯的一個全面的成熟，所以這次出走，我把它稱為“出走的回歸”。國產電影在價值觀上出現了一個全面的再保守化，它既喪失了批判現實的能力，也喪失了想象未來的能力。

　　我在這里談的國產主流電影，主要是指國產的商業大片。從上個世紀九十年代開始，一個是主旋律大片，一個是商業大片，還一個是小制作的獨立電影。只有商業大片才能以傾盆大雨的方式來向觀眾灌輸自己的價值觀。

　　2013年幾部國產的商業大片《泰囧》、《中國合伙人》、《北京遇上西雅圖》、《致我們即將逝去的青春》、《小時代》(一、二)、《全民目擊》等，引起了全民的關注。共同特點：一個是取得了不菲的票房，其中《泰囧》是12.4億，《中國合伙人》5.35億，《北京遇上西雅圖》4.74億，《致青春》7.5億，《小時代》兩部合計7億，《全民目擊》1.8億，全部都過億，票房都非常驚人;另外一個，都成了公眾的話題，這幾部都相當典型地體現了中國主流電影在價值觀上的再保守化。我說的“再保守化”，是指它既不批判現實，又不想象未來，而是對現實邏輯的一種全面地認同和臣服。

　　《泰囧》。北大的電影名家戴錦華教授曾經說過，有的電影是眼睛吃的冰淇淋，有的電影是心靈坐的沙發椅。泰囧之所以能取得票房冠軍，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它全面迎合了城市中產階級和主流觀眾的趣味。既是他們愛吃的冰淇淋，又是他們可以放松心情的沙發椅，或者更準確地說，是一種心靈按摩椅。

　　《致青春》，我認為是一個沒有青春的青春，因為電影當中的每個人物，都是按照赤裸裸的邏輯來作自己的人生選擇。他們只是在消費青春，把愛情當成了青春唯一的內容，誰也沒有想到可以用寶貴的青春去做一些更有意義的事情。對他們來說，青春如同醇酒，他們狂飲不已，沉醉其中，只知享受而不知其他，所以一旦警醒得到的就是欲裂的頭疼和滿地的狼藉。

　　《致青春》，反映了九十年代大學生的生活。九十年代，是中國急劇轉型的年代。在城市里邊，伴隨著國企改制，一方面是工人大規模下崗，另一方面也冒出了一批巨富。在農村，三農問題日趨嚴重。李昌平上書總理，指出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在國際上，中美關系發生巨大變化。1999年5月8日，美國用三枚精確制導導彈摧毀了中國駐南聯盟大使館，但是所有這一切在電影中沒有得到任何的反映。沒有一個大學生能夠超越男女的情愛，看一眼圍墻外面的世界;沒有一個引領人們把目光投向遠方的人。

　　攝于1983年的《女大學生宿舍》，主要劇情是大學中文系205號的女生宿舍住進了5個高校的姑娘。青春由于與報國的主題聯系在一起，所以它不再是一個易碎品，所以一年后，205宿舍的姑娘都更加成熟了，她們一起身著校服走在灑滿陽光的大路上，給觀眾留下了十分美好的想象空間。但《致青春》沒有給我們帶來這點。它反映的青春生活視野十分狹窄，這是時代的問題。九十年代是知識界犬儒主義盛行的時代，是民間把發財的夢想、個人的成功看得高于一切的時代，也是大學大規模地生產精致的利己主義的時代，所以《致青春》不過是真實地再現了這一切。

　　《中國合伙人》。電影制片方、發行方把發財當著一個主要的賣點，公映的日期特意選在5月18日，諧音就是“我要發”。在《中國合伙人》里，對三個主角來說，發財就是目的本身，從來沒有教育報國這類想法。通過一個橋段，無情地嘲弄了1990年代正在興起的民族主義。影片借陳東青之口，不僅嘲弄了中國的民族主義，而且嘲弄了中國的前三十年，嘲弄了中國整個社會主義時代。

　　有人經常將美國的《喬布斯》與《中國合伙人》進行比較。

　　《喬布斯》里有個理念，就是我們要改變世界，雖然太夸張了，但它畢竟有這個理念;而《中國合伙人》里面的男女主角，最大的理念就是我們不想改變世界，我們只想改變自己。這個主題在電影中連續出現了四次。為什么會這樣?深層次的原因，涉及到文化自信的問題。到1980年代，伴隨著文化大革命的失敗，剛一打開國門，面對西方眼花繚亂的消費社會，中國的知識和文化精英，在精神上陷入了一種嚴重的失敗主義情緒，并直接導致了對中華文明本身的懷疑。建國以后激勵了整整一代人的胸懷祖國放眼世界解放全人類這樣的口號，在主流的話語當中受到了無情的嘲弄。不少中國人尤其是知識精英自然而然地認為改變世界與自己無關，甚至改變世界的的想法本身就是一種愚妄，中國需要的僅僅是改變自己。

　　《北京遇上西雅圖》表達的是：美國是唯一可以想象的精神家園，中國改革開放的路程實際上伴隨著對美國人的想象。該片告訴我們一個怎樣的美國呢?就是我們透過這部電影，看到怎樣一個美國呢?美國真的是一個人間天堂，是一個愛情圣地的伊甸園。這就是北京遇上西雅圖給我們留下的印象。

　　靠著對美國的想象來回應當下中國人面臨的困局，是中國主流電影的一個普遍現象。

　　《小時代》表達的是：如果沒有機會做人，那么就做一條開心的狗吧。《小時代》是根據郭敬明的小說改編的，分一和二兩部。影片一上映就獲得了一個兩極化的評論：反對者說它是拜金，支持者說反映了現實。在《小時代》當中，清晰地貫穿著郭敬明這樣一種價值觀：金錢和資本的統治是天經地義的，人生最大的悲劇不是被資本統治，而是被資本拒絕。資本及其形象代言人在《小時代》當中，不是一種異化、迫害性的力量，而是一種拯救性的保護性的力量，是信心和安全感的來源。

　　郭敬明在接受采訪時曾說過這樣一段話：你如果真的想要拍一部年輕的電影、青春的電影，一定是來自對未來的描述，對未來的架構。年輕人永遠不會回憶自己的過去，年輕人永遠都在憧憬自己的未來。但是在我看來，《小時代》沒有任何對未來的描述，有的只是一種對現實的復制和美化。《小時代》向觀眾展示了一個以金錢為杠桿和唯一度量的狹小世界，而且還暗示這個小世界的秩序，是絕對合理，不容挑戰的。因此，除了對資本的無限崇拜和無限臣服以外，《小時代》排除了人與人之間建立新的社會關系的任何可能性。說到底這是一種后冷戰的文化現象，就是人們不能想象一個不受資本統治的世界，為了不讓自己變得過于絕望，便只能對這樣的世界不斷加以美化。

　　《全民目擊》。媒體是這樣報道的：《全民目擊》以獨特的風格氣質、真誠的態度以及上佳的品質獲得了影評人、明星、名導以及媒體記者的交口稱贊，被譽為今年國產片的又一力作。《全民目擊》的票房逆襲與觀眾的參與密不可分。大批觀眾觀影后主動在微博、微信上搖旗吶喊，一些明星大V免費宣傳，使《全民目擊》的口碑零差評，也使它有了在國慶的繼續競爭的資本。觀眾看后不禁贊嘆：這是一部撞擊情感震撼心靈的優秀影片。

　　為了對抗整個社會的仇富心理，電影講述了這個“純潔”的有錢人的故事。“全民目擊”隱含的意思，就是揭示真正的真相：你們都是一群不明真相的群眾。電影中，有錢人用自己強大的力量，完成的是愛與責任的救贖，對家庭倫理的忠貞，這些被認為是這個時代最偉大的情感。在此前提下，他的不擇手段，他致富的原因，詐騙的嫌疑，都可忽略不計。電影表現的是對財富的崇拜，對財富擁有者毫無抵抗地臣服。我們看到，通過這樣一部電影的講述，富人不僅占據了財富的高地，而且占據了道德的高地。作為一個階層或階級，中國新出現的財富階級，他們被假定為是有道德的，他們的財富和地位都不再受到質疑。毫無疑問，這種假定排除了一個新的更為平等的社會出現的任何可能性，也排除了重新分配財富或共同富裕這樣一種道德合理性。

　　總結

　　中國電影出現這樣一種保守化，就是對現實的邏輯、現實的資本的金錢的邏輯全面地臣服，它是有一個原因和過程的。從上世紀八十年代到新世紀，中國的電影經過焦慮和反抗，最終走向了向全球化、市場化邏輯的妥協和迎合。這里邊一個深層次的原因就是，從八十年代里根撒切爾革命以來，以市場化私有化為主要價值取向的新自由主義浪潮席卷全球，資本在全盛國家的廢墟上以先進生產力和先進文明的面目重返，不再是血腥，不再是罪惡，而是先進生產力先進文明，并且正式宣布歷史終結，任何對歷史走向新的可能性的想象也因此而成為非法。新自由主義的浪潮把電影裹挾其中，同時也成為電影的內部邏輯。

　　另一個原因是中國社會結構的變化。20世紀以來，中產階級的出現使西方進入整體消費社會。90年代以來，中國社會內部也出現了一批新的中產階級，或者說被稱為中產階級的那些人，雖然他們占人口的比例很低，但是在一線城市內的數量卻很可觀。很多人雖然在經濟地位上遠遠稱不上中產階級，但卻是一種自我想象的中產階級。他的消費，他的趣味，他的價值觀，是向中產階級靠攏。由于他們是票房的主要來源，所以他們也是電影投資人主要的預期觀眾。因此電影必須在他們那里贏得口碑才能贏得市場。而中產階級還有一個特點就是，他們是資本市場統治的一個受益者，所以他們是認同資本的統治秩序的。他們也沒有力量來提出取代資本秩序的新設想，所以盡管上書的渠道日益逼仄，但是中產階級仍然渴望能夠成為財富一族的一員。

　　我們看到，電影作為一種特殊的商品，它從來都不是置身于政治與經濟之外的，相反，由于電影的投資巨大，它比任何藝術都更為直接地成為一種政治和經濟的自我顯現的方式。中國的主流電影把現實當中的一切不合理都加以美化，并且暗示這種秩序是永恒的。在電影建構的世界里，普通人除了發財和適應現實的市場邏輯以及去美國以外，再也不能有別的選擇。更不要說去試圖創立新的生活方式和新的社會關系。在這個意義上說，中國的主流電影已經蛻變成了資本和市場統治的工具。最根本的問題在于，雖然近三十年來，中國心悅誠服地接受了市場化、私有化的新自由主義邏輯，但這并不等于新自由主義的邏輯能夠解決中國的問題。

　　不久前在接受采訪時，郭敬明曾經直接說，他自己就是中國夢的典型代表。但是，他的夢幾乎是那些永遠沒有可能買得起房的90后所不敢做的。《小時代》與其說是為富二代和90后描繪了未來，不如說是用一種無比坦率的語氣說：你們別做夢了!

　　我認為，中國電影有責任為改變這種令人窒息的狀況作出自己的努力。中國電影應該具備起碼的批判現實的能力和瞻望未來的能力，能夠給觀眾帶來希望。當然要做到這一點，就必須要超越全球資本主義的思維框架和新自由主義的狹隘邏輯，重建屬于中國的同時也是具有普世性的核心價值觀。我認為這樣一種價值觀，只能是毛澤東思想。當然這不是電影人自己的事，而是整個知識界的一個共同的任務。

　　與到場者交流

　　北航學生莫倩：

　　我和室友沒錢去電影院，就在宿舍看了電影《小時代》。一、二、三流城市很多沒有錢的人去看了這部電影，其中很多是做著發財夢的學生，而郭老師說這部電影實際上是告訴大家不要做這種夢，你們是根本沒有可能上來的。如果說這部電影完全不提供這種夢，那為什么這些人還爭相去電影院看這部電影?

　　郭松民：

　　這就是意識形態的一種統攝的力量。市場經濟的消費社會，它不僅創造出商品，它還通過這種文化的灌輸，創造出商品的消費者。

　　莫倩：

　　你說它不好，但總會給青年人一些夢想吧，如果你直接告訴他，你永遠都不可能上來，那會……

　　郭松民：

　　我們的夢想是這樣，就是作為一個文藝作品，或者作為一部電影作品，它最主要的是說想象一個更加美好的未來，而不是像《小時代》那樣，把現實的秩序說成絕對合理的秩序。就說我們不是沒有夢想，我們的夢想是去創造一個更加美好、更加合理的社會，而現在這樣一個社會，是不合理的。我覺得年輕一代的夢想，是我們去創造一個更加美好、更加理想的社會。因為現在的社會，是一個資本和權力統治的社會，它剝奪了大部分人發展的可能性。我們現在的主流電影，排除了出現新社會的可能性，而認為我們現有的秩序就是最好的，你最大的努力就是得到老板的賞識。它這里邊貫穿的邏輯，很顯然是老板需要的。……而有利于老板的秩序，未必就是有利于員工的秩序。

　　范景剛：

　　年輕人是天然的理想主義者，有對美好的個人、未來的向往和追求。這個電影《小時代》按剛才你們講的，就是給這些年輕人提供了一個個人奮斗往上爬的這樣一個通道、一種想象，這是寄托了一個美好的個人夢，但是跟今天我們實際的社會現實是很不一致的。你帶著這種夢想，進入這種現實的話，你會發現你奮斗來奮斗去，最后能爬上去的，只有那些有權勢背景的少數的富二代官二代，普通的、底層的、沒有權勢背景的老百姓家庭的窮苦人家的孩子是沒有機會能夠實現這種個人往上爬的夢想的。中國社會現在已經嚴重地兩極分化，社會結構決定了這樣一個格局。

　　郭松民：

　　現在出現了一種什么情況?就是如果你的家庭非常有錢，或者有地位，那么可以把孩子送到名校，送最好的幼兒園，然后上最好的小學，最好的中學，保證了其上最好的大學，從而獲得最好的機會，或者說去做官，或者說去掌管一個公司。整個在這一個過程中，其實來自貧困家庭這樣一些孩子，實際上已經被排除在外了，被安排在二、三流學校，其實已經沒有更多的機會和可能來參與競爭了。很可能會出現：一個是財富的再繼承，一個是貧困的再繼承。這樣一種社會結構，我們當然認為是不合理的。我們希望文藝作品能夠引領我們去思考這些問題，去尋求一種更加合理更加公平的這樣一種社會的可能性。但是我認為中國的電影、電視劇都封閉了這種可能性，尤其是主流的電影，完全封閉了這種可能性。反過來，他們說現在這種秩序是最好的一種秩序。這是我對他們不滿意的地方。

　　范景剛：

　　小人物的個人奮斗夢，對于大部分貧民家庭的孩子都是不容易實現的，這是社會現實。而在電影中，他給你描繪了一個夢。實際上是對現實中大部分的貧民家庭的孩子，他們個人未來的出路，在于改變現在的兩極分化的不合理的這樣一個社會結構和社會機制。而這樣一個夢想需要整體的宏觀的社會想象，而電影沒有引導我們從這方面進行思考，而是天然地暗示現在的社會秩序、社會結構、社會運行機制是合理的，你的個人命運就是在這種機制下想盡一切辦法削尖腦袋往上爬，千軍萬馬都朝這條路上走。郭老師通過電影評論揭示了電影評論背后的這些東西，讓我們把電影所描述的個人夢，和我們今天的社會現實進行對照，來發現電影宣揚的這個東西是個虛假的夢。而且我感覺很可悲：他們不但是欺騙了年輕人的心靈，還從我們身上騙走了錢財。

　　郭松民：

　　1983年為什么能拍出《女大學生宿舍》這部電影?我覺得有它內在的現實的邏輯。為什么這部電影最后給人一種充滿希望的感覺?就是八十年代的時候，中國的改革開放還只剛開始起步，發令槍剛響。在此之前，毛澤東時代給我們留下一個怎樣的社會?那是一個非常平等的社會，經歷了文化大革命這樣一種暴風驟雨，原來的社會利益集團統統被打下去了，新的社會利益集團沒有發育起來，實際上給我們留下了一個非常空曠的場地，所以在八十年代初，很多工人農民家庭的孩子，通過上大學，然后通過創業，改變了自己的命運。但是到了九十年代，到了新世紀后，這種可能性越來越小，甚至到了一種可以說對大多數人是不存在的地步。

　　北航研究生李丹：

　　您剛才講了《致青春》、《小時代》、《北京遇上西雅圖》，大概在這些電影中反映了這樣一些現實：這三部電影的女性，在社會中的地位，您剛才說從毛澤東時代開始，其實女性的地位是有一個飛躍性提升的階段的，現在雖然說有些降低，但還是比毛澤東時代之前有所增長。通過這三部電影反映給我們的一種現狀，我覺得女性這樣一種角色越來越處于一種附庸的地位，所以我在看這部電影的時候，其實心里是很不愉快的，從這個角度來講，我們看完這部電影后，肯定會反思現在的現狀。際上現在這個社會并沒有真正提供這樣一種男女平等的地位和現實。我的第一個問題是：如果您能給些建議的話，那在這樣的一個時代成長，應該是怎樣的一種成長階段?第二個問題是：我們現在的社會和八十年代相比，越來越受到一種局限，可不可以理解成：其實我們現在也處于一種平靜的階段?中國經歷了五千年的封建制度，所以說封建思想沿襲下來是根深蒂固的，現在要完全從封建走向一個自由、民主的，或者說，真正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這種跌宕起伏是不是還會有很多次?

　　郭松民：

　　中國社會婦女地位的提高，實際上是與中國革命緊緊聯系在一起的。我國第一部法律就是《婚姻法》，明確規定男女完全平等。后來新中國又有一系列，比如男女同工同酬，很多文藝作品里邊，也是女性作為主角的。毛時代的男女平等，有一個特點，就是女性扮成男性，實際上是一種花木蘭式的。實際上女性政治、經濟、軍事，甚至方方面面的平等地位，是以承擔和男性一樣的責任和工作這樣一種形式來出現的。我覺得這首先是把中國婦女提高到非常高的一個地位，同時也存在這樣一個問題，就是忽視了女性性別的差異。改革開放三十年，經歷了一方面，女性的性別意識開始覺醒了;另一方面，就是女性社會地位、政治地位、經濟地位的下降，就是各種明顯的歧視開始出現了。應該怎么辦?最主要的，還是要繼續爭取平等的權利。從微觀上說，要拒絕做附庸，拒絕做二奶，要自尊自愛自立自強。

　　張桂芝：

　　我網名叫紅色娘子軍，真名叫張桂芝。我當時上了南街村，特別佩服王宏斌。我認為南街村搞的既有社會主義，又有共產主義。

　　我崇敬毛主席，現在更深刻認識到毛主席晚年沒犯錯誤。太了不起了，破私立公，斗私批修。人一把私心放在第一位，這個國家還有凝聚力嗎?為什么現在的電影要這么拍?就因為掌握意識形態理論的文藝界精英，他要走這樣的道路，就必然要宣傳把路往這邊引。這是最根本的。那個《李雙雙》，你偷東西她就跟你堅決斗爭。這樣才能搞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呀。你現在都搞私有化，誰發財誰是英雄誰好漢，先讓這部分人富起來，它必然背道而馳。這些文藝作品必然會這樣反映，因為他們追求這個。改革開放，我第一個看的就是《紅高粱》，我恨死那個張藝謀了。聽說張藝謀得了國際大獎。現在知道那個原作就是諾貝爾文學獎的得主莫言。這些人為了得獎，就丑化中國人……。再一個，就是《無極》，陳凱歌整的。什么血饅頭。再一個，是《集結號》，一看就知道，國民黨怎么好，共產黨怎么不好，貪生怕死，都尿褲子。政委就像個土匪似的，哪像個真正的共產黨解放軍?現在這些電影，我認為是真實地反映了他們要徹底西化，根本背離了我們黨的宗旨。剛才郭老師哪個評得好?他說83年那個《女大學生宿舍》，為什么編得比較好演得好，讓人看了有一種奮發向上的，這是因為那個時候還有毛澤東時代那個基礎。這個就符合思維邏輯……

　　郭松民：

　　婦女地位，剛才張老師提到電影《李雙雙》。李雙雙和丈夫喜旺鬧過許多矛盾，但是李雙雙為什么能夠敢于那樣對待喜旺，就不怕喜旺去包二奶?這是因為李雙雙當時作為一個婦女，受到整個社會系統的支持。如果喜旺膽敢包二奶，他會受到來自整個社會方方面面的壓力。而現在的婦女，除非是家庭暴力不得了啦，然后打電話叫警察，否則男的在家里怎么胡作非為，婦女一般都得不到整個社會系統的支持。這是改革開放前后社會發生的變化對婦女地位產生的不同影響。

　　張桂芝：

　　那個《紅高粱》，是不是鞏俐主演的?她在那個高粱地里這么一躺，那不是性解放嗎?他就這樣編。所以這個輿論地位，我們叫軟實力，非常非常重要，這個陣地應該說，我們基本喪失了，所以必須把它奪回來。

　　郭松民：

　　《紅高粱》為什么在國際上獲獎?其實不是它反映了中國的實際，而是符合西方對中國的想象。他把西方對中國的想象內化成自己的東西，然后根據這個西方對中國的想象去拍電影。張藝謀老在西方獲獎，原因就在這。這是他狡猾的地方。

　　范景剛：

　　當代電影反映出來的這些問題，反映出我們的文化精英沒有我們的民族自信、文化自信。他們搞的這種文藝作品，所表達出來的，正如剛才提到的軟實力，他們講的不是中國的軟實力，是傳遞美國的軟實力，是在配合美國，實際上是用中國的電影賺中國老百姓的錢，但是傳遞的是美國的價值觀，增強的是美國的文化自信，而實際上是削弱、打擊了我們自己的文化自信。這是現在我們知識界、文化界的一個基本現狀。那么通過咱們的影視評論，像郭松民先生這樣的一些學者，在評論過程當中，來樹立中國的民族自信、文化自信，揭露這些主流影視劇所表達的這些西方的文化墮落。像《色戒》這樣的電影弄出來的這些東西，是中國普通人感情上都難以接受的，但是它確實迎合了西方統治主流對中國的需要。這是我們中國人從文化自覺上要走的第一步。

　　沈陽化工大學李教授：

　　我們那時候的文藝，從我會唱歌那天起。我出生在1944年，解放以后，我接觸的歌曲、電影，那時候《白毛女》是東北電影制片廠拍的，1951年就放映。還有《趙一曼》。從那時候開始，我的成長，每一個歷史時期，都有它的電影。而那時候的歌曲，每個電影里都有它的歌曲，而這樣的歌曲，都是流行歌曲。而且這些歌曲的內容都融化在人們的血液當中，指導人們前進的方向。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而政府官員，根據社會的存在，他有他的價值取向。這樣電影呢，當時毛澤東要求所有的文藝工作者要深入工農，要反映工農兵的生活，所以那時候的電影全是兵，以工人農民士兵為主，而現在就不是了。因為社會變了，現在的社會是富人社會，它要反映富人的價值觀。而張藝謀這種人，現在的電影制作人，都不是工農，所以他們不能反映工農的思想意識，所以有了剛才郭老師講的這些內容。所以不同的歷史時代，有不同的價值觀。現在的價值觀跟以前是不一樣的，現在是誰富誰英雄，誰窮誰狗熊，所以大家都追求這個“富”。而這個富是在什么基礎上產生的?是在損壞別人利益的基礎上產生的。那些資本，是用人民的血汗換來的。所以這些電影制片者，要反映富人紙醉金迷的生活，所以就有今天這樣的電影。而這樣的電影，對我們青年一代，危害是最大的，在我們學校就體會得到。70年代大學生，有志向，畢業以后，到最艱苦的地方去，哪里需要哪里去，現在是哪里舒服哪里去，哪里撈錢哪里去。原來農村都有教師，鄉村大山溝里都有教師，就是5個學生都有教師，在毛澤東時代。現在的大學畢業生，哪個愿意到農村去呀?

　　那個時候的電影就反映了鄉村教師，對幾個孩子，怎么教。而大批知青到偏僻農村去當老師。現在呢，誰去呢?用公益的辦法。那時候文藝是為工農兵服務，現在呢，是為特殊階層服務。誰掌權就為誰服務，誰掌握國家經濟命脈就為誰服務，而不為工農兵。現在都產業化了：教育產業化念不起書，房地產產業化住不起房，醫療產業化看不起病。都是資本在統治這些。我們學生的腦袋也受到影響。70年代的學生到80年代就變化了，到90年代我就發現我的學生一代不如一代，而且原來的學生在高中的時候非常好，一到大學四年后，變成了一個壞孩子，自私自利。原來工農子弟樸素的感情都有，大學畢業就沒了。這就是大學文化受社會影響，影響最主要的是影視。……毛澤東思想不僅影響著全中國，而且影響著全世界，但現在在我的學生當中，真正相信馬列和毛澤東的占的比例太小。不過，從去年918，全國幾十萬人大游行，我又寄予了希望，把希望寄托在我們80、90甚至00后的學生身上。

　　質監總局退休職工：

　　我是退休職工，來自質監總局。剛才你提到了一些電影的問題，我也是50年代初期出生的，經過下鄉，后來1977年上大學。現在的問題是，你和剛才幾位提到了一些現象，那么解決這些問題的思路如何，就是怎樣去解決這些問題?

　　郭松民：

　　這個，解決這些問題的辦法，實際上要根本解決，當然需要社會有一個根本性的政治和經濟的變革。在這個條件出現之前，我覺得首先 這樣一些文化人，他們開始嘗試做一些這樣的改變：比方說像以前經常來烏有之鄉，也是烏有之鄉發起人之一的黃紀蘇老師，他搞的一些作品，比如他原來有《切格瓦拉》話劇，后來他又搞過《我們走在大路上》。他創作這樣一些作品，我覺得實際上就是在為改變這些狀況而做的一些努力。從目前來說，可行的辦法，就需要最先的左翼文化界的最先自覺，大家首先認識到這樣一個事實，然后通過自己掌握的文化資源，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圍內逐漸去改變這樣一個現實。

　　范景剛：

　　如果就影視作品這個新領域的現象來說的話，大家去努力。今天大家評論了影視作品，其實這個影視作品的意識形態功能，是一種客觀存在，不知我們是否自覺地承認它，認識到沒有。過去在毛澤東時代，是旗幟鮮明地去講文藝是為人民服務的，為工農兵服務的，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的，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的，為大多數人的。那是比較清醒自覺地意識到文藝作品具有意識形態功能。在八十年代以來，宣揚了一種新的東西，否定這樣一種文藝作品有它的意識形態功能，模糊掉它為誰服務的問題。在這樣的一種理念下，逐漸深入。

　　到現在中國的社會分化已經很分明，現實的階級秩序、階級結構已經形成，大家能夠感受到，在今天的分析評論中，看到這些影視作品作為意識形態產品，對上層建筑，它是有服務它的經濟基礎的，它是要鞏固現在的已經形成的統治秩序的。資本的統治秩序體現的價值觀，就是反映了資本的力量和價值觀，這是比較明顯的了。

　　在咱們文化界，這么多年來，在全面向西方投降的這樣一個過程當中，也出現了分化，知識界、文化界也還有有良知的一些人士，有愛國的一些人士，他們看到了中國全面融入資本全球化之后，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文化對中國的入侵所帶來的種種惡果。這樣分化出來的一批有識之士在堅守著中國的文化陣地，在進行這方面的探索。剛才提到的黃紀蘇老師，他在2000年創作的《切格瓦拉》就是當年重大的文化事件。在這些年來，我們烏有之鄉也接觸到了以劉毅然為代表的一些紅色經典影視劇的創作團隊，還有《紅色搖籃》的導演金濤老師，我們還討論過《恰同學少年》這樣一些經典劇。其實還有很多。在目前市場經濟條件下，文化界、經濟界、企業界的一些有識之士、愛國人士，大家能夠去通力合作。再加上我們這些年，特別18大以后，習近平總書記上來以后，意識形態領域的積極調整，我們黨政部門、相關的意識形態部門、宣傳部門的一些比較好的干部、官員，也能有自覺認識，也能發揮作用，像劉云山同志在擔任中宣部部長的時候，就發過一篇重要文章，講到文化自信、文化自覺、文化自強。其實這也是代表共產黨自身對這些問題的一種反思，一種新的認識。所以現在就綜合形成了有清醒自覺的一些黨的干部，有清醒自覺的一些文化工作者，還有清醒自覺的一些愛國的企業界的人士，這些力量合作起來，能夠創造出為人民大眾服務的具有我們民族主體性、有我們民族自信的一些新的產品。當然現在這樣一個過程還是一個博弈的過程，一方面已經形成了以美國為強力代表的這樣一種在我國的買辦文化、洋奴文化比較盛行的既定格局，另一方面現在新生氣象、新生力量也正在發展。

　　我相信在現在這樣的局面之下，只要大家各盡所能，能做影視創作的你在創作領域，做評論的你在評論領域，作為一個普通的社會公民，也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圍內來進行宣傳、啟蒙，讓我們周圍的人有清醒的認識，盡自己點滴的力量，我相信這個局面還是能夠轉變的，而且現在就正在發生著積極的轉變，今后會有更多的能夠反映我們民族的自主性、主體性、文化自信、文化自覺的好的作品出現。這種情況慢慢會有所改變的。

　　李浩：

　　剛才那同學講的，實際上是青年人沒有出路的問題。不知大伙是否看過卓別林那部電影《摩登時代》，實際上那個時代也是像卓別林演的那個工人，實際上工人是那個時代的主體。在今天這個社會，實際上大學畢業生和有一定知識的這些小資產階級也算是這個社會的一個主體之一。電影名“摩登時代”，實際上就是現代化的意思，按我們正常人的感覺，現代化是個好詞，但實際上卓別林拍那部電影的時候，是三十年代，大概是世界經濟危機的時候，那個時候，工人相對來說還算不錯的一個收入群體，沒有出路。今天我們有一定知識的可以說實際上也沒有出路。這是為什么?

　　我們往回倒一倒，看中國跟青春有關的電影。《青春之歌》，里面林道靜，就講了林道靜尋找出路的過程。她從一開始要自殺，然后被救了，然后跟一個資產階級的知識分子結合在一起，然后又沒有出路。最后因為受先進思想影響參與了一些活動，她實際上不是共產黨員，但是入了牢。最后她在牢里面通過斗爭，接受了共產黨，走上了光明的道路。再往回，1976年，當時中國有部電影叫《年輕的一代》，講的是地質學院的兩個畢業生的故事。我們知道，中國政界上有一位也是地質學院畢業的，他還說了一段話：“如果沒有改革開放我可能今天還在山溝里拿著錘子跑地質”，這個背后的潛臺詞就是“跑地質”是低人一等。《年輕的一代》表現的，也有斗爭：一個是一個大學畢業生，在從事地質工作時因公受傷，就回城治療;另一個也是想辦法開病條要回到上海，回上海后，讓醫院給他出假證明，說我不能回去了，然后在大學里面當老師。后來真正想干地質工作的那個發現了這種事，通過斗爭，最后又都回去從事地質工作。你就發現那個年代給我們宣傳的是什么樣的思想。

　　再往后推，八十年代，郭老師講的《女大學生宿舍》，這部電影我沒看過，但我看過《青春萬歲》，是王蒙寫的。雖然王蒙現在跟張藝謀也差不多，但《青春萬歲》相對在八十年代來說還是不錯的，里面確實跟《年輕的一代》有類似性，講年輕人到底為了什么而活著。我看了《青春萬歲》以后，又查了百度百科，里面主要演員的背景，后來的人生軌跡，到哪去了?大部分都到美國去了。或者是在大的跨國金融公司里做高管。八十年代初的時候還有一個討論，就是當時《中國青年》雜志的一個討論，就是潘曉來信《人生的路為什么越走越窄?》這實際上是兩個年輕人在改革開放之初就感覺為什么年輕人沒有出路了。

　　再往后倒，就是《致青春》、《小時代》，還有《中國合伙人》，現在的年輕人就是這樣一種狀況。咱們可以說郭敬明，可以說《中國合伙人》里面的主角。改革開放時代他們好象發展了。剛才我們實際上已經講了，今天這樣一個社會，它實際上已經是一個權力或者財富比較固定的一個社會，錢可以買權，權可以生錢，最好是錢和權都有。還有知識分子幫你鼓吹這一套東西，然后告訴你，這才是社會真正的秩序。郭敬明等人成功的背后，一將功成萬骨枯，有多少人在這條路上實際是失敗的。現在有好多年輕人特別是剛畢業的大學生，實際上好多想法就是通過我的努力，我可以成為郭敬明，可以成為韓寒，可以成為俞敏洪……，但是有幾個人能成功?這可能就是今天我們年輕人面臨的現實……我建議大家把剛才我提到的幾部電影都看一下……

　　實際上，《摩登時代》和《致青春》，包括《小時代》，實際上都反映了一種沒有出路，中國革命，或者中國時代發展，從20世紀初一直發展到21世紀初，又一個輪回。我們好多人又變成了林道靜的那個狀態，沒有出路，不知道往哪邊走。大家可看看我剛才講的中外對比、前后對比，從《青春之歌》到《年輕一代》，到《青春萬歲》，一直到《致青春》，背后表達的時代的主題，在這個時代的主題里面，我們年輕人應該選擇怎樣的道路，應該怎么去認識這個時代。實際上每個時代都有它的意識形態，這種意識形態背后就是，你是為公的還是為私的，而為公為私實際上就是年輕人的出路的問題。如果純粹為自己尋找出路的，……，郭敬明就很幸福嗎?他就穿那名牌服裝，等等，最后他心里不空虛嗎?

　　2013年11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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