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昌平講座簡訊：80年代，民進國退；90年代國進民退
“三農”問題已經越來越成為社會各界關注的熱點問題，這與李昌平先生的仗義執言有很大關系。2000年他向朱總理寫了一封反映“三農”問題真實情況的信，贏得了廣泛的贊譽。也是因為這個原因，他后來被迫離開了原來的工作地方，展轉來到北京，一度在《中國改革（農村版）》擔任主編，從事關于“三農”問題的研究工作和該雜志的編輯工作，繼續為農民群眾的利益鼓與呼。2003年10月31日下午，在他即將踏上赴云南從事扶貧工作的列車之前3個小時，李先生應邀來到烏有之鄉書吧發表演講，指出了存在于中華大地的兩個非法生存，廓清了籠罩在人們心頭的關于農村改革的許多迷霧。
李昌平先生首先按照原定題目《警惕兩個非法生存——農村基層政權和農村基層群眾的現狀與未來》講述了兩個非法生存問題。
第一個非法生存的是農村基層政權，特別是鄉級政權。現實的生存情況是，鄉級政權自身的基本生存無法得到保證，上級部門只是給他們發帽子，要他們履行政府職能，卻沒有給予財政上的支持，使得他們不能夠按照人民的意愿辦事，只能靠加強執法力度，增加罰款獲得生存收入。這樣，就造成了農村基層政權的非法生存問題。這是當前急需解決的一個重大問題，如果沒有足夠的認識，它的趨勢更加可怕，農民負擔根本無法減輕。
第二個非法生存的是進城打工的農民工。農民工進城要辦理很多的證卡，手續煩瑣，成本高昂，收益很低，逼得他們只好陷入非法生存的境地。
李先生說，我們應當警惕這兩個非法生存的普遍化趨勢，應該將解決這兩個問題作為農村工作的中心任務和指導思想，否則，容易使我們建設法制化國家的努力成為泡影。
李先生認為，“三步走的農村改革剛剛走了大半步”。農村改革是要改掉高度集權的弊端，目標是建成市社會主義場經濟的民主政治和法治國家，把農民變成公民。這樣，農村改革就有了三步曲：第一步，放活農民；第二步，放活農村組織；第三步，放活農村基層政府。他總結20多年的改革歷程，認為農村改革剛剛走完了大半步。
80年代的農村改革基本邏輯是：民進國退。經濟上，民營向前進，國營向后退；政治上，民權向前進，官權向后退。其表現為：80年代初解散人民公社和生產大隊，建立鄉鎮政府和村民自治委員會（一定程度上具有農會的職能），分田單干，把農民從土地上解放出來，給農民以一定的經營自主權，這是放活農民的第一步，其結果是農業大豐收，基本解決中國人的吃飯問題。80年代中，發展鄉鎮企業，農民離土不離鄉，這是放活農民的第二步，其結果是基本解決中國的商品短缺問題。80年代末，允許農民進城務工經商，把農民從鄉村解放出來，這是放活農民的第三步。整體上，80年代的農村改革是蒸蒸日上的繁榮景象，整體思路是符合改革的邏輯的。
90年代的農村改革卻是相反的邏輯：國進民退。其表現：在加強農村管理的名義下，各種權力大舉下鄉，造成與民爭利的局面，這是農民負擔90年代突顯為社會問題的根本原因。比如，生豬定點屠宰、糧食封閉專營、種子農藥化肥專營等，都是“官權向前進，民權向后退；國營向前進，民營向后退”的做法。其結果，鄉鎮權力部門成為了村民自治的阻力和障礙，政府和財政從人民的變成了干部的，農民的兩個簡單再生產無法完成，出現兩個非法生存的問題。
李昌平先生認為，今后農村改革需要調整思路，按照改革的正確邏輯進行，走完剩下的兩步半。
關于放活農民，他認為需要給予農民同等的國民待遇，就是要使農民取得同等的民主政治權利（現在的人大代表中農民代表與其比例和地位極不相稱）、同等的賦稅權利（現在的農民種地無論收入多少都要按照平均收入交稅，而不像城市居民按照收入高低征收個人所得稅）、同等的國民財富的占用權利（現在的農民用電、電話費用都比城市高，農民需要自己修路，自己出錢辦學校，而城市卻是國家財政出錢辦學校）、同等的自由遷徙權利（現在農民進城要辦贊住證，而城市居民下鄉到農村卻從不辦理任何手續）、同等的人身和財產的安全保障權利（現在農民無論在農村還是在城市都經常受到人身財產的威脅，安全無法得到保障）、同等的發展權利和同等的市場主體權利（現在農民沒有不種地的權利，按照市場經濟主體的經濟人行為，農民種地賠錢可以退出種地，可是當前農民沒有這個權利）。只有給了農民同等的國民待遇，放活農民的步子才算走完。
關于放活農村組織，他認為這是我國今后5年農村改革的關鍵，其核心在于部門權力退出鄉村社會，發展民間自治組織。要實現這一步，一方面要求政府放活農村基層社區組織，如共青團、婦女聯合會等，使其民間化，同時鼓勵發展新的民間組織，讓民間各個階層的利益主體組織化；另一方面要求政府向民間組織開放生存空間，這就是國家的權力部門從鄉村經濟政治生活中退出。只有這樣，小農戶才能聯合起來應對大資本的壟斷，才能支付得起使用法律的成本，我國農村的民主政治才有了可行的基礎。
關于放活農村基層自治政府，他認為就是要從根本上改變農村基層政府只對官負責，不對民負責的現狀。為此，一方面必須建立民選、民管的自治鄉鎮政府；另一方面，要求上級政府放活下級政府，也就是說，縣市政府與鄉鎮政府的關系不再是“老子和兒子”的關系，而是法定的權利和義務關系。鄉鎮政府由民選直接產生，其運行費用由國家財政負擔。這些都由憲法和法律保證。
總之，改革沒有回頭路，也沒有捷徑可走，唯一的出路就是回到80年代的正確的改革邏輯上去。這就是李昌平先生的最后結論。
李昌平先生的精彩演講贏來了熱烈的掌聲。而后他又跟大家進行了交流。針對有觀眾提出對農民的民主意識和能力表示懷疑的問題，他講民主其實是個工具，農民完全有能力用它來為自己服務，比如農村分地那是非常復雜的問題，可是農民都能把這個問題解決得很好，既民主，又公正。觀眾中有人指出，根據自己的考察和思考，認為農村的問題在基層，但是根子在上面。李先生表示贊同，并說這就是他要給總理寫信的原由，這也就是說為什么需要部門權力退出鄉村社會的原因。
時間過得很快，李昌平先生還要趕火車，他就要離開了，觀眾紛紛要他給自己留下聯系辦法，不少人購買了他的書要他簽字。這樣一個李昌平，是中國農民的希望，也是中國未來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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