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成功進行宏觀調控必須講求方法，正確引導社會輿論與心理預期
陳云經濟思想的基本點是尊重國情，十億人口八億農民，吃飯是第一位的；經濟發展保持財政物價物資外匯四大平衡，這在許多人眼里是計劃經濟的保守思想，但每到外匯，糧食和原材料緊缺，交通能源緊張，物價上升，陳云經濟思想就顯示其生命力。鄧小平執政是以批判華國鋒“洋躍進”為契機的，在大力推進改革開放的同時，以陳云思想主導經濟政策，這實際是最好的搭配。
1985年第一次通貨膨脹，中央就開始經濟緊縮，但理論界出現
“適度通貨膨脹無害論”，朝野認識均不能統一。 “中青年經濟學家”步入歷史舞臺，有些人看不起老一代的經驗，把陳云經濟思想貶低為計劃經濟下的消極靜態平衡，要擺脫陳云思想的束縛。在引進西方經濟學的初期，中國經濟學家對市場經濟知識只是鳳毛麟角，所知道的僅僅是“總需求，總供給”而已，現在想起來，如果早知道什么叫“通貨膨脹預期”，也許就不會有那種“長痛不如短痛”，“價格闖關”的社會動員，搶購風或許就可以避免。
1988年7月份，物價上升幅度已達19．3％，創歷史最高記錄。
當時居民存款只有3000億元，未必就發生搶購，搶購的真正原因決策層以錯誤宣傳引起通貨膨脹預期。
8月19日清晨，中央人民廣播電臺播發價格闖關的消息。當天就出現搶購。有的人一下子買200公斤食鹽，買500盒火柴，商店被搶購一空。銀行發生擠兌，有的地方銀行因不能及時支付，群眾在憤怒之下把柜臺推倒。 大家誤以為9月1日物價要全面放開，新一輪大漲價即將開始，在各大中城市掀起兇猛的搶購風潮，在幾個方面都堪稱共和國歷史之最：第一，波及面廣。8月中旬始大城市突起搶購風，席卷全國城市和部分鄉村。第二，涉及50個大類500多種商品，部分地區搶購糧食食油。大到幾千元的高檔商品，小到易消耗的便宜貨，均在搶購之列。第三，盲目性大。消費者不是為消費，而是為保值，購物時不管品種、不管牌號、不問質量、不講價格，很多商場積壓多年的殘次商品，也被一搶而空。第四，各階層群眾普遍產生購物保值心理。第五，零售商品總額增幅高。8月份社會商品零售總額636．2億元，比上年同期增38．6％，扣除物價上漲因素增加13％。糧食增銷30．9％。棉布增銷41．2％，綢緞增銷35．5％，洗衣機增銷130％。電冰箱增銷82．8％，電視機增銷56％。第六，商品搶購風潮伴隨擠兌銀行儲蓄存款風潮。不僅擠兌活期存款，且擠兌未到期的定期存款。8月份城鄉儲蓄存款減少26．1億元。其中定期減少27．8億元，活期增加1．7億元。
面對強大阻力，中央不得不調整對策。8月30日。國務院總理李鵬主持召開了國務院第20次常務會議，重提“穩定經濟，深化改革”的方針，原來政治局會議提出的“五年左右時間”已修訂為“5年或者更長一點的時間”。會議保證國務院采取有力措施，確保明年的社會商品零售物價上漲幅度明顯低于今年。”
價格改革闖關受挫的根本原因，是選擇通貨膨脹最嚴重的年份，搞難度最大的改革。價格改革這一關非闖不可已達成共識，然而對于深化改革的條件認識并不一致。此時不適當的宣傳起到了刺激通貨膨脹預期的作用。
1988年5月19日，領導人在人民大會堂會見朝鮮政府軍事代表團時指出，中國的改革要“過五關斬六將”，物價改革雖然風險很大，但非搞不可，“要迎著風險、迎著困難上”。總書記在5月24日會見外賓時就談到，當時的經濟形勢很好，具備了價格改革的條件。6月9日，《人民日報》發表的題為《改革有險阻苦戰能過關》的評論員文章。7月1日《人民日報》在“改革話題”欄目發表的題為《過關有風險關后是平川》采訪記，還覺得不夠勁，說“只強調價格改革如何困難、要冒風險，這恐怕不太全面”，“應該正面大講特講：價格改革可以產生巨大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不僅對經濟體制改革是個推進，而且會對政治體制改革產生積極影響，消除人們對價格改革的過分緊張心理。”“經濟增長速度較高時，調整難度較小，成功把握較大。”8月中旬的政治局會議認為，進行價格改革，“時機是有利的“，大張旗鼓宣傳“長痛”不如“短痛”，甚至成立宣講團，到處進行“改革的再教育”，這顯然是不合適的。
四 改革開放要警惕“極左”和“極右”兩種傾向
政治領導的堅強是有前提的，那就是認識的統一，而統一認識的基礎是主流理論觀點的正確，和社會主流輿論的健康；決策高層，精英層（理論家，政治家和企業家），與人民大眾之間存在基本共識，形成良性互動。經過10年文革的教訓，80年代的中國，對于集中力量發展經濟，進行市場導向的改革開放，從長期“左傾”的傳統社會主義理論控制下解放出來，是有基本共識的。因此“左派”雖然發動了批判“異化”，批判資產階級自由化，批判“河殤”，清除“精神污染”，反對“和平演變”等旨在維護傳統社會主義純潔性的運動，但歸根結底不能開展起來，更不能影響經濟政策。這是20世紀80年代中國社會改革開放的健康主流。
但是一種傾向掩蓋另外一種傾向，對于問題的另一方面，即穩定與安全，朝野都不能達成共識。政治方面是民主自由問題，經濟方面是宏觀經濟平衡問題。
80年代中期，中國社會開始了世俗化進程，個人主義代替了集體主義。西方各種思潮傳入中國，青年一代接受西方價值觀念，心理結構發生了重大變化，“人人為自己，上帝為大家”，“看不見的手”，成為基本的人生觀，薩特熱，弗羅依德熱，追星熱，一浪高于一浪。民族和歷史虛無主義，開始在各方面滲透，對于民主自由的追求形成越來越高的社會動員。改革的初步成功，極大地鼓舞了改革派的斗志，社會輿論和理論界的主流，把維護社會穩定，維護國家安全，實現社會公平，作為改革開放的對立面來批判。 “腐敗有理論”，“兩極分化不可避免論”，“為改革付出代價論”，“全盤與國際接軌論”，“歷史與道德二律背反論”，紛紛出籠。這些邪門歪道的理論，發展到21世紀初，就成為鼓吹以權力瓜分國民財產，赦免“資本原罪”，放棄自主創新，無視國家安全，頑固地拒絕反思改革和調整利益關系的思潮，這是代表權力資本和買辦利益的極右思潮。
起源于20世紀80年代中期的新自由主義思潮進入中國，在一定程度上曾推動改革開放，但其基本理念就是反對國家干預。 在1994年以“發展是硬任務”，反對中央宏觀調控；1998 年反對國家抵抗亞洲金融危機的措施；2003年以來又反對國家宏觀調控。
“閃光的東西不一定都是金子“。整天高唱改革的“改革派”可能損害改革的大環境，造成改革失敗；自命為“改革派”的人未必能夠真正推動改革。而被貶損為“保守派”的人也未必不能推動改革，這才是歷史的辯證法，因為改革，根本上來說不是有哪個領導人，哪個學派能夠左右的，他們可以發動改革，但是改革的真正動力，則在于社會利益結構。 1975----1985年社會多元化的利益結構還沒有形成，因此需要中央和理論界高唱改革開放，上層是主要的改革推動力。1985年以后，多元化的利益主體已經形成，其利益沖動必然產生進一步的改革要求， 改革和開放的基本推動力來自民間。此時，政治與理論界的調門就應該有所變化，逐步減少“改革開放，發展是硬任務“之類的動員，多說一些“安全和穩定”，此時的保守不是真保守，因為改革開放已具有利益基礎，只要不發生全局性重大危機，就不可逆轉。此時的“保守，反思和調整”，從本質上來說，就不是反對改革開放，而是糾正其中的錯誤；即使某些理論家主觀上反對改革開放，在客觀效果上也不可能否定改革開放。新保守主義表面上批評甚至否定改革開放的言論，并不能改變改革開放的方向，其實際作用是揭露改革開放的弊病，維護宏觀經濟與社會的穩定，實質上維護改革開放的健康發展。 非常可惜的是，直到15年以后的今天，中國還有那么一些人，認為自己天然就是改革開放的代表者，拒絕進行任何反思，給反思者扣上“反對改革開放，回復閉關鎖國，向計劃經濟倒退”的政治帽子。這樣的思路之所以錯誤，拋開其背后的利益動機不談，在思維方式上是嚴重的教條主義。他們評價一個理論的對錯，不考慮其語境，不考察其具體的社會效果，只從表面詞句評價是非，形成一種新的教條主義，如果影響決策，必定損害宏觀穩定和國家安全，破壞改革開放的大環境。
五 在經濟學界必須排除新自由主義的干擾和誤導
20世紀80年代，經濟自由主義思潮進入中國，在批判傳統計劃經濟，推動改革開放方面起到了積極作用，同時也出現不顧國情，盲目迷信市場機制，忽視社會穩定與國家安全，甚至反對國家宏觀調控的弊病。 1985年出現“華盛頓共識”，經濟自由主義升級為“新自由主義”，成為西方發達國家強制推行其意識形態和經濟綱領的工具，
先后把日本，蘇聯，亞洲和拉丁美洲許多國家引向經濟危機甚至社會崩潰。對于中國的影響要小得多，在80年代也出現了搶購風和政治風波，引起了政策和理論的反復。到了90年代，新自由主義在中國的影響日益強大，其中之一就是干擾國家宏觀調控。
1992年底鄧小平南巡，終結了長達4年的經濟調整和“左派”理論回潮，全社會形成了改革開放的新高潮，同時，經濟全面失控。
1992年經濟增長14.2%，物價上升5。4%，1993年經濟增長13。8%，物價上升13%，1994年副總理朱熔基主導宏觀調控。但遭到投機資本及其代言人及其猛烈的攻擊，一批著名的改革開放派經濟學家集體出面批評朱熔基復辟計劃經濟，并提出“工資與物價掛鉤論”，“ 經濟與物價同步增長論”，說兩位數以上的通貨膨脹不可怕，兩位數以上的經濟增長才過癮。
左大培發表文章“經濟學界也要反腐敗”，激烈批判某些經濟學家為投機資本代言，因此受到他們的集體封鎖。我當時支持了左大培，“經濟學非主流”派因此而生，經濟學界因此出現一次新的大分裂。
我們引入了當時最新的西方經濟學，比如盧卡斯的“理性預期理論”，對“經濟與物價同步增長論”進行了徹底的反駁。中國經濟學界食洋不化的一個例子，就是長期認為通貨膨脹可以刺激經濟增長，控制通貨膨脹必然損害經濟增長。其實，發達國家的“停滯膨脹”早已打破了兩者的負相關關系，關于經濟發展的標準模型也出臺了，錢納里和許多國際經濟學家都證明了，從數十年長期看，通貨膨脹并不能促進經濟增長。國際經濟學最新的概念是“自然增長率”，超過這個增長率，物價會加速上升；而控制通貨膨脹的時候，經濟增長率將比物價下降得更快------這就是說，在自然增長率之上，根本沒有什么“物價與經濟的同步增長”。其內在原因可能有許多，理性預期提供了一部分的解釋。這就是說，當國家增加貨幣發行刺激經濟的時候，會產生“貨幣幻覺”。企業家誤以為價格上升是自己企業產品有銷路，因此擴大了生產，其實，所有企業都因此擴大了生產，每個企業家并不知道。通貨膨脹在短時內就這樣刺激了經濟增長。但是，生產很快過剩。再維持高經濟增長就需要繼續制造更大的通貨膨脹，數年以后必定難以為繼。此時生產下降，但物價卻降不下來。因為，每個企業都面臨著更高的成本，當企業普遍采取“限產保價”的時候，停滯膨脹就發生了。這樣來駁斥“物價與經濟同步增長論”，其效果非常徹底，徹底到一篇短文出來，此論就徹底銷聲匿跡。至于學習拉丁美洲把“工資與物價掛鉤”，更加不值一駁，只要指出中國大多數農民不拿工資就夠了。由于理論上的逐步成熟，沒有接受新自由主義的誤導，中央政府認識一致，政策堅決而且能夠長期堅持，這次“軟著陸”以5年時間，終于達到了目的，而且避免了經濟的較大波動。
與80年代相比，90年代改革失誤較多，而宏觀調控較好。這與理論的引導和決策層的選擇有直接的關系。
1997---1998年中國抵御亞洲金融危機的成功，是又一次抵制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結果。中國政府一再表示支持港府維持聯系匯率，穩定人民幣匯率。香港政府力托股市，把100多年來的“積極不干預”變成了積極干預，甚至準備改變金融交易規則，在國內外經濟學界引起極其激烈的爭論。
香港特區政府。董建華：“政府會一如既往，堅守不干預股票市場和期貨市場活動的政策。但在必要的情況下，即當炒賣港元與炒賣股票和期貨相關聯的時候，政府有責任采取果斷措施減少市場混亂，恢復秩序。”
財政司司長曾陰權：“我也不想進行這么大的動作，但為了香港，我一定要做。……我們也曾捫心自問，香港是否有結構危險，但政府無亂開支，反而有500億美元的財政儲備，本港企業也無過度借債，港股的市盈率已跌到單位數字，地產價也調整了一半。我們不希望元限期地遭受炒家威脅，須以行動保護自由市場穩定。
“政府向來奉行自由經濟，因為這是香港成功的基石。但是，如果這個自由市場遭人操控，使得利率和市場價格與經濟基調脫軌，更讓市民、本地企業和國際投資者人心惶惶，擔心港元會因承受不起沖擊壓力而與美元脫鉤，這是我們所愿意見到的自由經濟嗎？”
香港聯交所副主席：“市場人士基于干預市場自由運作理由批評港府人市，實欠缺公平。因為港股經炒家多次摧殘后，本地區正常投資已無力抗衡炒家力量，造成大市一面倒，最終受害的只能是普通大眾。港府宣布高調人市可以挽回投資者信心，是有必要的，也是目前最可行的辦法。”
香港金融管理局局長任志剛：“由于亞洲風暴的影響，香港元可避免地要經歷極為嚴峻的經濟調整，社會正因此而承受極大痛楚，我們無需要那些炒家來操縱我們的貨幣，加深我們的痛楚，他們的目的只是要從沾空期指中獲利。這種手法也令股市以致其他資產市場調整過度，產生不穩定因素，危害本港穩健的金融體系”。
經濟學家里只有少數人贊成，如美國克魯格曼說：極端形勢需要極端措施，拯救亞洲要用重藥，比如外匯管制，否則會出現經濟大衰退。
批評者如香港大學張五常，一直信奉經濟自由主義，認為政府把香港的經濟前途拿來與炒家豪賭，只會輸多嬴少。跌市不是壞事，跌得急，將來漲得也快。而港府不斷使用外匯儲備托市，只會吸引炒家沾售港股，以賺取暴利。港府70的億港幣的外匯儲備在國際市場上微不足道，傾囊而／出也只是“擔沙填海”，毫無作用，港府不可能同時兼顧股市、匯市和樓市。而只能選擇教匯市，穩定利率和匯率。
索羅斯的副手、基金經理德肯米勒說，港府是進市而行，“無論他們想在市場做什么，下星期一早上醒來，他們的經濟仍然是衰退。長遠來看，我不認為聯系匯率可以維持，經濟衰退的國家，借錢要付幻一25厘利息的愚蠢想法，一定要改。利息高達幻厘，我看不出他們的股市有任何希望”。
摩根斯坦利銀行：“政府干預市場可能令長線投資者遠離港股，使香港股市成為政府與炒家角力的場所”。
巴林證券：“港府放棄不干預政策，增加了亞洲地區的不明朗因素，并打擊長線投資者來港投資”。
《明報》社評：港府直接干預證券市場的買賣，雖說是非常時期下阻遏貨幣受操縱的例外舉措，可以理解，但始終不是一種受國際金融社會歡迎的行為，一再使用會嚴重損害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
《信報》社評：“自去年7月金融風暴開始時起計，政府先后干預地產市場，停止9個月賣地，港元匯價，股票市場和期貨市場，香港的金融管理哲學已全面變質，金管局也越來越象一家中央銀行。”“政府此次托市的好處是短期穩定市況，打擊了部分炒家，但對捍衛金融體制的作用究竟有多大還要邊走邊看。而其壞的影響則比較長期：金融市場監管機制受損，香港的基本因素受損，金融市場交易技巧大變，選擇性托市造成不公”。
《亞洲華爾街日報》：“港府已放棄傳統貨幣發行局的被動機制。該機制是在固定匯率下讓港元和美元自由兌換；遇上炒家活空港元引致資金緊張時，則讓資產和利率任由市場調節。港府干預已直接影響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默頓·米勒：“港府人市干預股市、期市，最終將傷害香港，而且一開始干預則不得不繼續干預，全球這么多對沖基金，根本元從應付。港府不可藥石亂投。如讓真正的貨幣局制度運作，利率只會輕微上升，不會大幅上升。保護港幣更合理的作法是發行聯匯保險票據，以保持市民對聯匯的信心”。
美國四大證券行要挾要離開香港。美林、大摩、雷曼兄弟和高盛在1998年10月份紛紛指出：港府干預市場，違反自由經濟原則，不但運用外匯基金人市吸納股票，而且成為全球首個國家地區之期指炒賣活動的參與者，建議客戶撤出。
在國內經濟學家中間，我寫了大量文章支持政府干預。我國政府堅決頂住了各方面的壓力，包括輿論和理論的壓力，堅持抵御壓制金融危機取得了成功，中國經濟的大發展，實際上就是從那次以后才真正地上了一個新臺階。
結束語 目前的經濟周期與宏觀調控問題
改革開放以來第五個經濟周期始于2002年，經濟增長率回升到9。1%，2003年9。1%，11月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指出，經濟處于周期上升階段，2004年9。5%，實際上恐怕已超過，因為能源消耗驚人。1995年初國家修改GDP統計口徑，加入第三產業漏計部分，一次性把GDP提高20%，原為136000萬億人民幣，修正為159879萬億人民幣。基數大幅度提高，增長率就應該下降，但2005年仍舊高達9。9%，2006年也不會降低。
我國經濟已嚴重過熱。一是積累過高，已超過45%，2006年上半年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增長29.8%，與過去兩年同期相比增幅最高；二是信貸投放過多，2006年上半年，全國新增人民幣貸款2.15萬億元，相當于去年同期新增貸款的1.5倍，達全年預期目標的86%；三是對貿順差過大，連續兩年超過1000億美圓；四是投機資本大舉進入，促使國家外匯儲備猛增，2006年可達到10000億美圓；五是能源與原材料高度依靠進口，環境遭到嚴重破壞；六是房地產價格連續上升，目前已形成穩定的繼續漲價預期，這是一種十分可怕的現象，它具有很強的破壞性，直接表現為政策失靈。當所有人預期高度一致時，就沒有人會相信政策調控的效果。“國八條”2005年5月出臺，隨后三個月房地產交易量大幅萎縮，房價回落，年底才出現反彈。2006年6月“國六條”出臺，7月份全國70個城市房價繼續上漲。北京7月份環比增長速度為1.4%，超過6月份，中國面臨者泡沫經濟坐大以后，再崩潰的風險。
這些問題發展下去，勢必會加劇發展不平衡的矛盾，甚至爆發金融危機，經濟出現大的起伏。中央政府3年以來一直控制經濟過熱，2006年又提出要重點抓好七個方面工作：控制固定資產投資規模，積極擴大內需，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加快推進重點領域的體制改革，提高對外開放水平，切實抓好自主創新，解決好關系人民群眾切身利益的問題，這些提法都是對的，問題在于實際效果并不顯著。
這在某種程度上與80年代類似。不同的是，80年代老一輩革命家還在，問題主要出在認識上，只要認識一致，就有能力迅速收拾局面。隨著老一輩離開政治舞臺，社會利益集團坐大，中央在傳統意義上的權威肯定要削弱，向新權威類型轉化太慢，轉化期間出現權威真空或者不足難以避免。 90年代宏觀調控成功，得益于中央高層認識一致，彌補了權威的不足。目前情況是，既得利益集團勢力迅速坐大，這就是地方政府，國內外投機資本，與某些經濟學家聯盟控制經濟學話語權，力圖打破中央宏觀調控，通過出售國有資產和地皮，制造經濟泡沫，謀求集團利益；各權力部門則通過壟斷求取高額利潤。
中央領導雖然深得民心，但比起強大的既得利益集團迅速坐大，社會利益機制嚴重失蘅，中央權威相對削弱。如宏觀調控遲遲不能見效，中央權威會進一步削弱，甚至出現比80年代更加嚴重的危機。
至于認識，表面上對宏觀調控的必要性是比較統一的；但深層次的認識分歧越來越大，現在是30年以來認識最不統一的時候,社會學家孫立平說改革共識已經破裂，如果說精英層已經成功地排斥了不同意見，達成了一致，那么中國就面臨社會上層與下層之間的分裂，關于改革的共識，如果不進行重大利益格局的調整，在社會各個階層中無論如何難以達成。既得利益集團猖獗，主張以權力資本瓜分國民財產的極右思潮甚囂塵上，甚至可以反過來影響中央的決策。他們的理論代表可以動員中央領導人，在理論爭論的關鍵時刻出來表態，幫助他們說話。他們的利益代表可以直接干預和改變經濟政策，如房地產領域，未來還有金融領域。如果被利益集團坐大，經濟方面的宏觀調控不僅不能成功， 反而會把中國拖向經濟與社會危機。
在目前形勢下總結改革開放30年以來宏觀調控的經驗教訓，目的是為了現在和未來。這次宏觀調控能否成功，關鍵在于中央政府能否控制各種既得利益集團，及其代言人在理論方面的干擾，這是五次宏觀調控最難的一次，也是背景最深刻最復雜的一次，關系到處于非均衡高速增長期的中國，其經濟與社會能否穩定的大問題，我們堅決支持中央政府，采取綜合手段，把宏觀調控堅持到底。
表 中國經濟增長與物價變動 （%）
零售物價指數 農副產品收購 經濟增長率
價格指數
1976 --1.6
1977 7.6
1978 11.7
1979 22.1 7.6
1980 7.6
1981 6 7.1 5.2
1982 2.4 5.9 9.1
1983 1.5 4.4 10.9
1984 2.8 4 15.2
1985 8.8 8.6 13.5
1986 6 6.4 8.8
1987 7.3 12 11.6
1988 18.5 11.3
1989 17.8 4.1
1990 2.1 3.8
1991 2.9 9.2
1992 5.4 12.8
1993 13 13.4
1994 21.7 11.8
1995 14.8 17.1 10.2
1996 6.1 8.3 9.7
1997 0.8 2.8 8.8
1998 --0.8 ---0.6 7.8
1999 --3 -- 1.4 7.1
2000 1 0.4 8
2001 1 0.7 7.3
2002 --1.3 --0.8 8.3
2003 --0.1 1.2 9.1
2004 2.8 3.9 9.5
2005 0.8 1.8 9.9
2006 10
注：1995年以后的第二攔為居民消費價格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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