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石講座：毛主席和中國及世界的未來——與年輕一代交流
9月9日是偉大領袖毛澤東主席逝世30周年，在這值得紀念的日子里，為了更好地了解和認識毛澤東一生的實踐，以及他留下的豐富的思想遺產(chǎn)在當今的影響和意義，烏有之鄉(xiāng)請來了毛澤東思想研究者老石先生和著名學者祝東力先生，和青年朋友們進行交流。
老石首先做主要發(fā)言。他指出，好象一提毛主席，那些對毛持有異議的人就認為是在懷舊，是想回到過去，然而說這些話的人，他們也寫了大量的文章在談論過去。其實，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歷史研究者都是站在當代的立場來認識歷史的，同時往往我們談論歷史都是面向未來的，是要以史為鑒的，這都是常識性的東西，所以，盡管今天的話題是談毛主席和中國與世界的未來，但不可能離開今天我們所處的現(xiàn)實，也不可能對毛主席的豐功偉績完全回避。他說，在“人性”問題上他與資產(chǎn)階級學者的不同之處就是認為，除了他們所承認的人的動物性（甚至說獸性）之外，還有一個重要的標志，那就是烏托邦性。人類總是要為某種未來、某種可能、某種理想去奮斗，而且把一代又一代人的奮斗努力積累下來，并為后人留下自己應該做的東西。就此而言，今后能夠為中國做出貢獻的也將是年輕的一代，因此，他希望今天提出的一些的問題能夠引起年輕一代的重視，并且對未來的理解能夠比老一代人更好一些，這也是老一代人的殷切希望。
老石認為，談未來不可能不立足于今天的現(xiàn)實，談毛主席與未來的關系也必須首先面對或正視毛主席在今天（中國與世界）的影響。在這個方面，有一點感覺可能是共同的，那就是：這么多年來，一方面在官方的正式文件以及主流的報刊中，“毛主席”、“毛澤東思想”等諸如此類的字眼，我們見到的是越來越少了，但另一方面，在網(wǎng)上則掀起了一輪又一輪的“毛澤東”熱，而且是一輪比一輪更熱。毛主席誕辰110周年的紀念活動比100周年的時更熱，規(guī)模更大，同時還出現(xiàn)了另外一個特點：紀念活動的民間化。如果說在毛主席誕辰100周年時，更多的是官方不得不做的一些紀念活動的話，那么到了110周年紀念日時，民間的紀念活動就遠遠超過了官方。這一現(xiàn)象，連對毛主席有不同看法的人也注意到了。而在紀念毛主席誕辰110周年之后直至今天，這股熱潮久久不退，并且持續(xù)高漲。聯(lián)系到今年，有兩個特殊日子，一個是毛主席逝世30周年，一個是文革四十周年。文革更離不開毛主席的話題，不管是左翼在很多方面寄予未來的希望，是從這里研究的，或者是右翼對毛主席的批判或者咒罵，更多地也是從這里出發(fā)的，文化大革命更多地集中了對毛主席看法上的立場的分歧或者說熱點。
老石接著談到文革研究方面的一些問題。首先，在對待文革問題以及毛澤東熱上，有兩種不同的態(tài)度：一種是官方的。1996年文革30周年的時候，香港中文大學學者劉青峰出了一本書《文化大革命：史實與研究》，搜集了國內(nèi)國外關于文革研究的很多文章，他在前言中提及了這種研究的區(qū)別，認為文革30周年之時，國外研究沸沸揚揚，很熱鬧，但國內(nèi)卻冷冷清清，文革資料被禁止查閱。國內(nèi)一位文革史專家——也是個自由派的代表人物——曾經(jīng)講過，文革30周年，北京圖書館（現(xiàn)在的國圖）的一位負責人——此人在文革曾極力鼓吹“血統(tǒng)論”——做了一件重要的事：燒毀文革資料，同時地方圖書館（比如河南、湖南）也接到上級通知，要求燒毀文革資料。而今年40周年之際，一開始我們就看到了文化部長的表態(tài)，他說，不管對文革持什么樣的態(tài)度，我們都不搞紀念活動。盡管這樣，在網(wǎng)上幾乎每一天都有關于文革的文章，不管是批判的，總結的，還是肯定的。并且有些東西是禁止不了，比如學者（對文革否定）的活動。徐友漁等人曾在密云召開學術研討會，搞了個紀要，官方也沒怎么干涉，包括今年第一次有內(nèi)地學者到海外參加的各種紀念活動和學術交流活動。
其次，老石指出，從整個文革研究來看，有一個感覺就是，否定文革的右翼比肯定文革的左翼要更加重視文革研究，但是從否定或批判文革的文章中，也普遍看不到什么新東西。在右翼問題上，還有一個例子，國外有一個右翼的重要陣地——《當代中國研究》雜志，這個刊物由美國政府資助，在哥倫比亞大學出版，在它上面幾乎看不到一篇左翼的文章，其編委會中盡管有個別學者有左翼色彩，比如王紹光，但其余的都是著名的右翼。就是這樣一本刊物，去年的第四季度冬季號就出版了紀念文革40周年的專欄，今年的春季號到夏季號連續(xù)有紀念文革的專欄和關于文革的文章。由此可見，在某種程度上，反對文革的右翼是很重視文革話題的。總的來說，官方的大報一片沉寂，其他地方則熱鬧非凡，這就好象一個是冰面，一個則是冰下面的激流洶涌，對文革（研究）的熱度和深度都達到了一個相當高的水平，特別是左翼，今年出現(xiàn)了一些有新意的文章，這是一個很大的進步，因為多少年來，左翼在這個問題上的努力是比不上右翼的。除此之外，還出現(xiàn)了一點突破，那就是年輕人對文革研究開始產(chǎn)生興趣和關注，這對年輕左翼和年輕右翼來說都一樣。
而說到國外對中國問題研究的看法，在國外，不管左翼、中派、右翼，無論在中國問題上立場有多不同，但都一致認為，要研究中國問題（尤其是研究當代中國問題），必須以文革為切入點。因為文革之前，很多資料是禁止接觸的，文革以后進行撥亂反正，恢復了正統(tǒng)秩序，很多東西也看不到了，也只有在文革期間，紅衛(wèi)兵的造反活動把很多東西都掀了個底朝天，很多重要的、機密的資料都被公布出來，這是中國歷史上政治最透明的時期，中國幾千年的歷史，從未有一個時期象文革時期這樣，老百姓對政治的了解這么多。就此而言，在這個問題上，國外以文革研究作為切入口是正確的，這一時期的第一手資料的確比較多。
老石進一步談到包括文革研究在內(nèi)的毛澤東熱所帶來的反應，那就是它引起了很多人的警惕。首先是官方對此的關注，他們開始搜集國內(nèi)外文革40周年紀念活動的資料，另一方面，則是一些著名人士公開表示對此的憂慮，例如主流經(jīng)濟學家茅以軾著文：“如果按人數(shù)來說，恐怕懷念毛澤東是當前的主流，那是一個非常有破壞力的思想，是和諧思想的對立面。”前年，新保守主義理論家蕭功秦也當演講者面說，“中國不可避免地要出現(xiàn)一場原教旨主義的革命，因為中國人沒有其他的思想資源，只有毛澤東那一套東西”，還認為，中國社會的各種矛盾必將打著毛澤東的旗號爆發(fā)出來，而這將是中國歷史上最大的一場劫難。也正是從這點出發(fā)，他甚至贊同促進今天的統(tǒng)治秩序更強有力一些，表達類似觀點的還有王力雄等人，這些看法都是很有代表性的。從這里回到今天的主題，這些人的看法有一個共同之處就是，他們關心的是毛澤東與未來的關系，而不是與過去的關系。老石說，另外一個反映毛主席對今天社會影響的方面，則是毛主席的象征意識在民間、在大眾日常生活中的滲透，比如毛澤東畫像作為保平安的符號在公車與私車上的普遍出現(xiàn)，有比如老百姓習慣于用“毛主席”來指代過去時代中彌足珍貴的東西。因此，毛澤東在中國民間社會的影響力是任何人、任何宗教無可比擬的，這一點只有那些閉著眼睛說瞎話的人才會看不到。
至于說到另外一個重大的問題，即毛主席對未來世界的影響，首先可以從毛去世時外國的悼念活動中略見一斑：當時世界上的國家大約有120個，但是作為國家元首、政府首腦或他們派出的代表到大使館親自悼念毛主席的就有105個國家；除中國以外，世界有2/3的國家舉行了各種各樣的群眾大會，包括歐洲發(fā)達國家和第三世界國家，有官方參加的，也有群眾自發(fā)組織的，人類迄今為止的歷史上沒有一個偉人去世時能象毛主席這樣激發(fā)起了世界這么大規(guī)模的反響；在毛主席去世當天（9月9日），聯(lián)合國不需要請示任何人就立即降了半旗以示哀悼，這是唯一的一次例外，因為聯(lián)合國在任何一個會員國的政府首腦或國家元首去世時都會降半旗，但一般都在第三天，而且當時的聯(lián)合國秘書長瓦爾德海姆親自率領安理會15國外交官員一起到中國大使館進行悼念，這種規(guī)格也是歷史上少有的。在鄧小平逝世后，聯(lián)合國專門大會上給他的最高評價是“他使中國人民富裕起來了”，而在毛逝世時對他的評價都是放在世界歷史和人類歷史的高度，從他對未來世界的影響出發(fā)的，例如把他譽為“人類思想的一盞明燈”，“現(xiàn)在還難以預言他的行動對人類的未來將產(chǎn)生的后果。”（希臘總理），“他的思想是決定今后所有人類社會的行事的指南。”（澳大利亞工黨領袖）。在當今世界社會主義運動中，依然有許多方面是與毛主席相關的，比如委內(nèi)瑞拉的毛派總統(tǒng)查韋斯、由毛派領導的為今天世界所矚目的尼泊爾解放戰(zhàn)爭、希臘的“毛澤東情結“等等。但也應該看到，最近這二十多年來，中國本土的“去毛化”趨勢對國外也是有所影響。由于這種影響，再加上其他方面的一些因素，例如世界范圍內(nèi)新保守主義的泛濫，毛主席對目前世界的潛在影響還難以產(chǎn)生一種改變世界格局的力量，同時也應該客觀地估量到，另外一些長期活動的左翼的組織在世界上的影響甚至超過毛派的影響。
老石又強調指出，在毛主席對未來影響的所有因素中，最關鍵的因素是中國。老石認為，除了人們今天談論最多的這個“向錢看“的現(xiàn)實的中國外，還有兩個潛在的中國，一個是處于全球化影響之下并且影響越來越大的中國，在這點上還要特別注意到以英美新保守主義思潮為代表的國際利益集團對中國可能的影響；另一個是受到毛澤東主義極大影響的民間的、與全球化相對抗的中國。從表面上看，受全球化影響的中國的優(yōu)勢和毛澤東主義影響之下的中國的劣勢是相當明顯的，但是最終哪個中國會占上風，誰都難以對此下最后的結論，包括那些反毛的右翼學者。可以預測，中國有兩個前景：第一個前景（與上述第一個潛在的中國聯(lián)系在一起）是南斯拉夫化，西方對此的感覺是很明確的：一個統(tǒng)一的、強大的、有12億人口的中國，其本身的存在對保持一個有利于列強利益的世界格局來說是一種威脅，一個挑戰(zhàn)，道理很簡單：整個西方的文明史就是一部殖民史，對世界的殖民驅使著西方經(jīng)濟、政治等一切方面的發(fā)展和強大，他們當然會擔心一個變得強大的中國會不會對世界已有的利益格局，從軍事力量上，包括從意識形態(tài)上構成嚴峻的挑戰(zhàn)。西方永遠都不會信任中國，除了它是由共產(chǎn)黨領導外，更重要的原因在于這塊土壤是毛澤東主義最大的土壤。促使中國“南斯拉夫化”是典型的西方意識下的一個共識，而對于前面所提到的那一立場思想家們來說，這也是唯一的出路，他們知道，他們根本改變不了民眾（對毛的熱愛），他們不寄希望于改造中國人的思維、思想來構建他們所設想的未來，他們更加擔心的是民眾的政治參與。中國的右翼并不喜歡顏色革命，因為中國和中亞、東歐國家不一樣，后者沒有毛澤東主義在民眾中間那么強大的影響，對他們影響更大的意識形態(tài)是東正教、基督教或伊斯蘭教，而在中國，只有一個上帝能夠把民眾的力量凝聚起來，那就是毛主席，因此，不管什么人，打什么旗號來發(fā)動顏色革命，只要民眾也走上街頭，廣泛參與了政治斗爭，那么要不了幾天，什么顏色都會變成鮮紅鮮紅的顏色。在當今中國民眾的各種社會斗爭中，也普遍都以毛主席作為旗幟。因此，右翼是不愿意看到中國民眾的政治參與的，他們情愿寄希望于國際勢力壓力下發(fā)生的演變。無論權貴、大資本家還是右翼知識分子，他們中的許多人都作好了投靠的準備，一個漢奸遍地的前景是可能存在的，對此不能不警惕。
第二個前景是，別無出路的中國社會在民眾強有力的推動下，重新整合，重新凝聚，并且能夠接受美國的挑戰(zhàn)，再一次影響全世界的左翼力量和進步力量，在東西方文化和政治中平等交流的情況下，結束一個應該結束的西方化的時代，走出人類發(fā)展的困境。
那么能不能爭取到第二種前景呢？老石認為，關鍵在于如何認識毛主席給我們留下的遺產(chǎn)。二、三十年來，有些東西在毛主席留下的遺產(chǎn)基礎上是有所發(fā)展的，與此同時我們也丟掉了不少優(yōu)秀的東西，但總的來說，在今天政治、經(jīng)濟、文化的各個方面，我們依然吃著毛主席留下的老本，在未來國內(nèi)、國際的風云變幻中，也可能還要依靠某些老本。右翼清醒地認識到，“毛的成功不只是政治或軍事上的成功，更重要的是文化上的成功，而這文化上的成功是因為毛澤東是中國文化之子，必有事無二出的語言能力，他用這種能力改造了中國人的思維，打造了今日中國的意識形態(tài)文化，至今還影響著整整幾代中國人。”這是右翼對我們民眾思想悲觀絕望的根本原因，也是左翼重要的優(yōu)勢所在。就像西方的文藝復興、宗教改革對民眾意識所產(chǎn)生的影響，中國革命、毛澤東主義對中國文化的影響，就是造就了一種獨特的民眾革命語言——“毛語”。老石認為，現(xiàn)代中國有三種話語：第一種是“毛語”，它的使用者一是官方的語言，一是老百姓的政治社會語言；第二種是學術性語言，包括海外歸國學者使用的語言和古漢語，這種語言使用的范圍只限于學術界；第三種是港澳舶來語。在今天，大眾談論政治、思想或社會時，所使用的語言都是毛語，這是中國的右翼最感吃虧的地方。被稱為“毛語”的現(xiàn)代話語在延安時候就形成了自己的風格，在49年后的革命歷史運動中受到強有力的推動，更重要的是文革開始后，人人都使用這種語言，這種普及的程度在人類歷史上可能都是僅見的，在已有的歷史中，我們很難舉出另外類似的億萬民眾普遍使用一種政治語言來參與政治、社會活動的例子。現(xiàn)代西方語言都包含有強烈的殖民意識，或者政治意識，但毛語則具有更強烈的政治意識。從亞里士多德到新保守主義的列奧•施特勞斯，甚至宗教都是強調壓迫的必然和合理性，反對底層民眾的造反的，毛語的“造反有理”則提倡了大眾革命意識。人類已有的文化（無論東西方）都貫穿著這樣的意識：底層民眾是卑賤的，是應該順從的，毛語則體現(xiàn)了“人人都有做人的尊嚴”的平等觀，一切（潛在的或有形的）等級觀念、等級結構在文革的造反中都轟然倒塌了。人民群眾對毛語的掌握和使用，是用“無知”的、但包含著真正實踐精神的勞動者的文化來教育那些充滿了腐朽意識的、“有知”的文化，它顛覆了對舊的偶像崇拜，破除了對權力和權威的敬畏和頂禮膜拜，培養(yǎng)了民眾與工人階級的反抗意識和平等意識，以及一流的政治素質。經(jīng)歷了毛澤東時代的中國，人民在關心自己根本問題的政治意識上的素質是歷史上前所未有的，這恐怕是我們今后應對國內(nèi)國際政治風云的最重要的資源。由此得出的結論是：只有毛澤東主義，才能重新凝聚起全民族的力量，除此別無他徑，也只有毛澤東主義，才能成為東西方各種文化都能接受的民眾反抗壓迫的有力武器。美國《時代》周刊在報道許多學者總結人類一千年歷史時只引用了一句語錄：“哪里有壓迫那里就有反抗”，并且對毛主席這樣評價道，“他對全世界造成了意義深遠的影響，這就是未來的希望”。
最后，老石提請青年朋友們，“不能忘記為宣傳毛澤東思想，為實踐毛主席所指引的道路做出努力和犧牲的人”，以此結束了他的演講。
在接下來的自由交流時間里，聽眾提出了“問題歸根到底是文化問題還是制度問題”，“我國當前的爭論是否還是問題與主義之爭”，“如何比較黑格爾、馬克思和毛澤東在歷史上的地位”，“怎樣讓民眾參與政治”，“文革失敗的原因是什么”等諸多問題。北京大學一位年老的教師對今天的講座內(nèi)容提出了兩點建議：首先，對文革進行的反思和研究，不應只束縛于對各種具體細節(jié)或局部問題，更應該對文革背后的指導思想“無產(chǎn)階級專政下繼續(xù)革命”的理論進行全面和系統(tǒng)的探討，但恰恰很少看到有人從這一角度提出問題；其次，在“毛澤東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的提法上，認為還是“毛澤東思想”的提法比較科學，因為，毛澤東的理論基本上還是跟馬克思、列寧等屬于同一理論體系的。
在本次沙龍活動的最后，由祝東力教授進行了總結發(fā)言。祝東力認為，“毛主席和中國及世界的未來”這一話題是非常切合我們當前的處境的，因為我們現(xiàn)在缺乏的是一個未來。理想就是對未來社會的規(guī)劃和設想，理想即意味著未來。祝東力指出，20世紀以來的中國有兩種理想，一種是從“五四”開始的革命的理想，它的目的是要全盤改造中國社會舊有的結構，建立一個新中國。這個理想從“五四”時代一直延續(xù)到文革時期，它在毛澤東這一代革命家的手中完成了，但又由于文革的失敗而終結；另一個是啟蒙的理想，它隨著文革的流產(chǎn)而在民間知識份子當中產(chǎn)生，在80年代非常盛行，80年代的知識分子發(fā)動并主導著一個又一個的思想運動和文藝運動，他們的指向是建立一個他們心目當中的未來理想社會，這就是以英美為藍本的，有多元政治和市場經(jīng)濟的資本主義社會，但這個理想在“八•九”的政治風波中被撞得頭破血流。在90年代商品經(jīng)濟席卷中國的大潮中，這兩個理想都風卷殘云般地消失了，中國社會只剩下一個當下的狀態(tài)：過去的記憶在淡化，未來的視野已消失，剩下的只是撈一些現(xiàn)實的實惠而已，這就是當今中國問題的一個總的根源，即缺乏未來。而老石在這里提供的是一個思想資源，就是我們在毛澤東思想的基礎上重新去規(guī)劃未來。祝東力表示，看到有很多的年輕人參加今天的活動感到很欣慰，這表明，年輕的一代對毛澤東和未來這樣的話題是有興趣甚至是有思考的，因此，他樂于預見，中國和世界是有希望的，是有未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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