烏有之鄉(xiāng)周三講座
主題：毛澤東核心地位的確立與中國的崛起——紀念紅軍長征勝利70周年和毛澤東主席逝世
30周年
主講人：龔忠武（華人學者，美國《僑報》創(chuàng)始股東、主筆及資深記者； 六十年代畢業(yè)于臺灣大學,后在美國哈佛大學師從著名的中國問題專家費正清，獲得歷史學博士學位；曾任聯(lián)合國中文處專家。在紀念毛主席誕辰110周年之際，曾經(jīng)發(fā)表重要文章《毛澤東的精神遺產(chǎn)及其現(xiàn)實意義》。）
時間：2006年8月23日星期三晚上7：00
地點：北大資源賓館寫字間三層1308號（電話：010-62760856）
主辦：烏有之鄉(xiāng)書社/網(wǎng)站（http://www.wyzxsx.com)
演講提綱：
長征出了個毛澤東；
延安出了個毛澤東；
中國出了個毛澤東；
世界出了個毛澤東。
毛澤東核心地位的確立與中國的崛起
――紀念長征70周年和毛澤東主席逝世30周年
提綱一、開場白：主持人介紹；自我介紹二、破題：1、 核心的意義及其重要性2、 制約核心形成的宏觀因素3、 近現(xiàn)代中國現(xiàn)代化進程的四大階段4、 毛澤東思想行為的特點和風格三、毛澤東核心的確立1、長征出了個毛澤東2、延安出了個毛澤東四、中國的崛起1、中國出了個毛澤東2、世界出了個毛澤東 五、結(jié)論：新毛澤東思想或毛澤東主義的可行性
一、開場白 1、主持人范景剛介紹：大家好。歡迎大家來到烏有之鄉(xiāng)參加今天晚上的這次活動。我們邀請了來自美國的愛國華僑龔忠武博士來給我們做一次演講，主題是“毛澤東核心地位的確定和中國的崛起”。今年是紅軍長征勝利的70周年，也是毛主席他老人家逝世的30周年，我們舉行這次演講活動也算是對這兩件歷史大事的一個紀念。關于龔先生的一些簡單的介紹我們網(wǎng)站上已經(jīng)簡單提了一下，這里再簡單說一下。龔博士的老家是安徽滁縣，在臺灣長大，在臺灣大學歷史系和研究所畢業(yè)。到美國后師從哈佛大學著名的中國問題權(quán)威費正清先生，后來參與海外的保釣運動。他還合股創(chuàng)辦了美國紐約的《僑報》，并且擔任主筆。龔博士也曾多次回國到各地進行訪問考察。還有介紹不到位的地方，待會兒龔博士講的時候可能還會有一些這方面的補充。下面有請龔博士給大家做這次演講。 2、自我介紹：大家好！感謝小范和烏有之鄉(xiāng)，讓我今天晚上有機會同大家見面。也感謝大家抽空來捧場。我本以為我是唯一的老人家啦，現(xiàn)在看來在座的也有跟我大概是同一個世代的。所以這里面老中青都有啊，特別是看到一些如毛主席所說的，像早晨剛升起來的朝陽一樣的年輕人，很是興奮。因為在當前毛主席他老人家已經(jīng)被市場大流嚴重邊緣化的時候，居然還有這么年輕的人沒有忘記他老人家，真是難得啊！這表明毛主席的事業(yè)、毛主席的精神，傳承有人了，怎么不令人興奮呢！剛才小范對我的介紹，大概就是這個樣子。我是1966年到哈佛大學跟費正清的，我實際上有兩個指導教授，除了費正清之外還有施華茨（Benjamin I. Schwartz）。費正清么，大家可能都聽說過了，他可是大名鼎鼎啊！而施華茨么，知道的人肯定不會多。他是一個純學者，但在學術(shù)界，他的名氣卻大的很。他是毛主席研究的權(quán)威，他的第一本成名作就是寫的毛主席，叫做《共產(chǎn)主義和毛澤東的崛起》（Chinese Communism and the rise of Mao Zedong）。我從他們兩人那里學到了治學的方法，但是立場、觀點卻南轅北轍。后來我參加了保釣運動，就在學術(shù)道路上跟他們分道揚鑣了。這是題外話，就不要耽擱大家的時間了。我今天講的主題剛才小范已經(jīng)提到了。今年是長征的70周年，毛主席逝世的30周年。同時還有兩個重要的節(jié)日，一個是建黨的85周年，還有一個就是文革的40周年。真是風云際會的一年啊！所以就一并都紀念吧，反正都同毛主席他老人家有關。在進入主題之前，順便交代一下我的專業(yè)背景。我是專攻晚清思想史的，我的博士論文題目寫的是張之洞，也就是研究他要將儒家的帝王之學現(xiàn)代化的努力，并探討最終失敗的原因。所以，是搞中國近代史的。至于現(xiàn)代史么，特別是中國共產(chǎn)主義運動史，新中國的歷史么，實在不敢說有什么研究。因為是在海外搞愛國運動，保釣運動的緣故吧，所以才開始涉獵了一點這段歷史了，當然是淺涉不是深涉。因為作為一個海外愛國華人，特別是搞中國近代史的人，怎么能不知道些中國的現(xiàn)代歷史呢，不然你自己不知道是怎么來的，怎么去的。所以這里有一個急迫的認同(identity)問題，這是所有海外中國人都要面對的一個迫切的尋根的大問題。所以，我要首先聲明，我不是毛主席問題的專家，更不是中國共產(chǎn)主義運動史的專家。在座的或許有毛主席的權(quán)威，有黨史的專家，甚至于可能還有親聆過毛主席教誨的人，是嗎？所以，我實在有點不自量力，是在班門弄斧嘍！如果我這個外來的和尚把經(jīng)念歪了，或者念出了格，念離了譜，還請在座的先進專家學者包涵、指教。我主要只是想提出一個海外左翼的愛國華人，對毛主席、對中國革命史的一點非常不成熟的一愚之見，同大家分享。本來我跟小范說，只打算講40分鐘，大題小做，專門講長征跟毛主席的關系，不想扯得太遠了。小范說，時間可能短了一點，范圍也嫌小了一些，所以我就干脆放開來、天馬行空地講了，把毛主席整個一生的革命歷史都包括進去了，也就是說要涉及四十多年的時間。跨度這么長、內(nèi)容又極其豐富，只能提綱挈領地、重點地談談了。
二、破題 1、核心的意義及其重要性 下面的報告將采取宏觀的結(jié)構(gòu)性和功能性的分析法，既顧到靜態(tài)的結(jié)構(gòu)性因素，也不忽略動態(tài)的功能性因素。這樣也許更有助于對毛主席革命的一生和新中國這段漫長的動蕩歷史，這段歷史的驚濤駭浪，可以有一個比較清晰的、概括性的理解和移情的欣賞（sympathetic appreciation）。現(xiàn)在首先讓我來破題吧！就是要找到一個統(tǒng)攝性的概念，能夠把這四十年的歷史都統(tǒng)括進去。這個統(tǒng)攝性的概念，就是鄧小平他老人家發(fā)明的“核心”這個概念。版權(quán)是鄧公的，我只不過是借來闡明我要講的主題，絕無掠小平同志之美的意思。什么是核心？就是可以發(fā)出強大磁吸力、可以發(fā)揮強大凝聚力、具有眾望所歸的魅力(charisma)的物或人。例如拿太陽系來說吧，你必須有一個太陽這樣的核心，然后其它的行星就有了主心骨，就環(huán)繞運轉(zhuǎn)，不致產(chǎn)生無序的混亂狀態(tài)。用這個概念來分析漫長的中國歷史進程，肯定可以化繁為簡，比較容易概括掌握，容易說明理解。比方《論語》里說，“舜有五人，則天下治”。這五個人就是個領導集體，舜又是他們核心的核心。又如漢初三杰，蕭何、張良、韓信，加上劉邦，這就是個集體的核心，他們成就了大事業(yè)，開創(chuàng)了漢朝。還有三國時的桃園三結(jié)義，劉關張也是個集體核心，結(jié)果造成了三分天下的局面。劉邦和劉備，當然還得加上諸葛亮，就是核心的核心。由此可以類推，國史上的每一個朝代打天下的時候，必須要有一個精干的核心。于此可見，核心是多么的重要了。可是這個核心的形成，卻來之不易。就拿我們現(xiàn)在所身處的這個時代來看吧，自從鴉片戰(zhàn)爭以來，實際上應該從干嘉之交以來，當滿洲愛新覺羅這個核心開始逐漸離析崩解時，中國歷史又開始進入了黃炎培所說的特有的朝代循環(huán)怪圈，就是一個新舊朝代遞嬗的、漫長的大動蕩時期。我們現(xiàn)在正處在這個新舊秩序更替的歷史大階段。于是，天下開始大亂了、群雄并起了，逐鹿中原了。大家要爭什么呢？爭做真龍?zhí)熳樱瑺幾龊诵拿矗”砻嫔峡磥硎菬o序的混戰(zhàn)，你打我，我打你，實際上卻有一支看不見的手，也就是歷史規(guī)律在后面支配著，在規(guī)范著。先說爭奪的方式吧，大體可以歸納出三個模式：一個是北洋軍閥的模式，其特征是君主立憲，例如袁世凱的洪憲帝制，張勛復辟，其階級基礎是那些滿清的封建遺老遺少，他們是歷史的殘余，所以沒有生命力，很快就被無情的歷史洪流淘汰掉了。第二個模式呢，就是孫中山跟蔣介石國民黨的混合模式，其階級基礎是江浙和廣東也即東南沿海的大財團，大大小小的資本家和中產(chǎn)階級。其政權(quán)特征既有美國的總統(tǒng)制，又有日本封建天皇制的影響（蔣介石是留日的），還有王陽明心學的中國君主傳統(tǒng)的影響。所以是一個混合的模式，外表上大講民主，骨子里卻是獨裁統(tǒng)治，其中還含有德國希特勒的納粹主義色彩。所以孫中山和蔣介石的三民主義么，是一個混合的東西，一個充滿了互不相容的矛盾的大雜燴。第三種模式呢，就是中國共產(chǎn)黨的模式，其階級基礎就是中國廣大的無產(chǎn)階級工農(nóng)大眾了。然后呢，共產(chǎn)黨的核心人物不少都是來自于湖南湖北，還有四川，就是內(nèi)陸一帶。
所以，就中國近代化的進程而言，根據(jù)我多年來治中國近代史的一點心得，我認為最最重要的首要之務，就是首先必須形成一個具有強大凝聚力、磁吸力的核心。否則，一切現(xiàn)代化的努力和理想，都將成為空談，都將徒勞無功。比如孫中山吧，革了四十年的命了，臨終時還要勉勵他的同志說，“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也就是說，他一輩子都沒有能形成這個強大的核心。蔣介石北伐成功之后好像形成了這個核心，但實際上只是個非常松散的、沒有共識的、缺乏凝聚力的核心。例如在國民黨內(nèi)，除了大大小小的地方軍閥挑戰(zhàn)蔣的核心地位之外，黨內(nèi)還有一些實力人物例如汪精衛(wèi)和胡漢民，也在不斷地挑戰(zhàn)蔣介石的核心地位。共產(chǎn)黨的情況也不例外，共產(chǎn)黨早期的總書記就換了五個，到毛主席是第六個吧！前面的這些核心，都站不住腳，經(jīng)不起大風大浪的嚴峻考驗，都一個個垮掉了。特別是向忠發(fā)這個總書記，不但是沒有能力承擔這個挑戰(zhàn)，而且是被捕之后還叛變了，變節(jié)了，是吧？這是就黨內(nèi)而言，在國家的范圍內(nèi)，共產(chǎn)黨更是對蔣作為國家領導人的核心地位，發(fā)起致命命性的挑戰(zhàn)。
所以，我說，中國要救亡圖存，要現(xiàn)代化，要變成強國，首先要解決核心的問題。于此可見，這個核心的形成是多么的不易啊！于此可見，毛主席成為紅軍、中國共產(chǎn)黨和中國這個國家的的核心的歷程是多么的艱巨曲折啊！又是多么的重要啊；歷史證明，沒有毛主席這個核心，一切救亡圖存、富國強兵的努力和理想，不是流為空談，就是一定會化更長的時間、作出更多的努力。所以，首先必須讓大家認識到核心的重要性及其形成的艱巨性、曲折性。 2、制約核心形成的宏觀因素 為什么在朝代遞嬗的時候，最高核心就這么難形成呢？下面我就進一步分析一下影響和制約中國歷代政權(quán)核心形成的一些宏觀的結(jié)構(gòu)性因素。雖然中國近現(xiàn)代，在強勁的歐風美雨和北極風的狂吹猛襲之下，許多中國歷史上長期形成的一些規(guī)律失效了，不再起作用了，但還是有一些更根本的規(guī)律卻依然保存了下來，還在起著規(guī)范性的作用。
這就是我要講的制約核心形成的宏觀結(jié)構(gòu)性因素。其中第一個也是最根本、最關鍵的一個因素，就是中國歷代的政治核心，必須是暴力打出來的，在古代是馬上得天下，在近現(xiàn)代就是靠槍桿子打出來的。至于孔孟儒家吹捧贊頌的禪讓制，發(fā)生在孔子之前好幾千年，誰能確證呢？所以，是一種儒家編造的烏托邦神話，是儒家的理想，是否真有其事，有待考證。那么之后呢，從夏商兩朝開始，一直到現(xiàn)在，沒有一個朝代的興替不是靠馬上得天下的，現(xiàn)代的暴力就是槍桿子。沒有一個例外，包括黃袍加身的趙匡胤，他是禁軍的首領，手握重兵，就像我們的8341部隊或北京軍區(qū)司令員一樣，是吧。由于他手握兵權(quán)，才會被黃袍加身做皇帝。近代中國自由主義者，無視這個鐵律，夢想走捷徑，用西方所謂的和平漸進的議會政治來改朝換代，來形成核心，結(jié)果呢？碰得頭破血流。最典型的教訓就是民國初年國民黨的健將宋教仁，不但鼓吹這個議會制，而且還身體力行，結(jié)果怎么樣呢？被袁世凱在上海一槍結(jié)束了生命。這個鐵律是幾千年形成的，不是你主觀上想這樣就這樣的，那是不行的。所以呢，槍桿子是形成核心的不可或缺的首要條件；要成為核心，保住核心，你必須要緊緊地抓住槍桿子，必須懂得搞槍桿子。但必須強調(diào)，這只是個必要條件，不是充分條件；就是說，要成為核心，沒有槍桿子絕對不行，但有了槍桿子，不一定就能當?shù)贸珊诵模５米『诵模驗檫€有其它同樣不容忽視的制約因素。
第二個制約因素，就是中國歷史上朝代興衰隆替的斗爭，在唐代以前，是西邊征服東邊。例如秦、漢、隋、唐的天下，都是從西邊打到東邊的。但自唐代中葉以后，這條規(guī)律改變了，變成了北方征服南方，此后沒有南方征服北方的，一直到現(xiàn)在都是如此。例如洪秀全起義，你看現(xiàn)在我變成宿命論了，他是從南方廣西打上去的，打到北方，但打到長江流域的南京之后，他就再打不上去了，也不想打上去了。所以就跟我講的南方無法征服北方這個規(guī)律是符合的。或許有人說，蔣介石北伐不是從廣東一直打到東北嗎？不過，張少帥是自動起義的，易幟的，不是被蔣打敗的。所以，蔣的統(tǒng)一是虛假的統(tǒng)一，是個非常松散的統(tǒng)一，不是經(jīng)過毛主席和共產(chǎn)黨這么一挑戰(zhàn)，他這個核心就垮掉了，做不成了嗎？
所以自唐朝中葉以后，北方一直是征服者，南方一直是被征服者。北方是中國的政治中心，你看明成祖，他要把首都從南京遷到北京，這是非常有遠見的，非常英明的。那么長江以南的中國在中國歷史上起著什么作用呢？因為漢人和邊疆的少數(shù)民族都要到中原爭奪天下，爭做核心，所以中原一帶連年戰(zhàn)禍，殘破不堪了，長江以南便代之而興，日益開發(fā)了；南方的水耕農(nóng)業(yè)取代了北方的旱耕農(nóng)業(yè)，帝國生產(chǎn)力的中心移向南方了，于是統(tǒng)一后的中國，南方主要在經(jīng)濟上和文化上做出貢獻。這樣一來，北方就成了中國帝王的龍興之地，帝王之都，南方呢，主要是在環(huán)繞西湖、太湖一帶的蘇松常泰各府州，則成了中國的大糧倉。既然富庶了么，文化就跟著發(fā)達了，出了不少宰相，大學士之類的文學重臣。例如翁同和吧，就是常熟人。這幾乎是一條不變的規(guī)律了。不過，在歐風美雨入侵中國之后，新增加了一條新的規(guī)律，一條變則，這跟我們今天的主題密切相關，就是內(nèi)陸沿海的對抗，就是從江浙到廣東這一帶同廣大內(nèi)陸的對抗，其結(jié)果是內(nèi)陸戰(zhàn)勝沿海。古時候燕趙就是今天的北京一帶多豪杰之士，現(xiàn)在呢，則湖湘多豪杰之士，什么曾國藩哪，左宗棠哪，胡林翼哪，不都是湖湘豪杰嘛。至于現(xiàn)代中國么，共產(chǎn)黨的開國元勛和將帥中，不少也不都是湖湘豪杰么，當然也有不少是湖北人，四川人，他們都是來自廣義的內(nèi)陸。這些事實，各位比我更清楚了，我就不再多說了。總之，在內(nèi)陸對抗沿海的政治斗爭中，內(nèi)陸是勝利者，沿海是失敗者。這就是制約核心形成的第二條歷史規(guī)律，大概沒有例外。毛和蔣、共產(chǎn)黨和國民黨的對抗，最后以毛勝蔣敗，共勝國敗告終，不就是中國現(xiàn)代政治斗爭的典型例證嗎？
第三條歷史規(guī)律就是農(nóng)民革命。中國是一個農(nóng)業(yè)社會，百分之七八十，八九十都是農(nóng)民。所以自古到今，除了塞外的滿人和蒙古人的草原民族靠騎射得天下之外，中原的漢人政權(quán)無一不是靠農(nóng)民革命來打天下的。這也是一條顛撲不破的規(guī)律，如果違背的話，必然失敗。
第四條就是天命。過去在家天下的時代，我們說這個朝代氣數(shù)完了，天命歸了某人了，某人就是真龍?zhí)熳樱褪切鲁暮诵摹Ｋ^天命，用今天的話說，就是為人民服務，有沒有為人民的根本利益著想。古代儒家當?shù)溃珜А疤煲曌晕颐褚暎炻犠晕颐衤牎钡拿癖舅枷耄嬲]統(tǒng)治者牢記“水能載舟，水能覆舟”的歷史教訓，水者人民也，所以大力宣揚仁政，王道的思想。共產(chǎn)黨是人民的政黨，是人民自己當家作主的政黨，共產(chǎn)黨的天職就是毛主席所講的為人民服務，它的統(tǒng)治的合法性來自人民的授權(quán)，所以現(xiàn)在的天就是人民，奉的是人民之命，不是什么高高在上的、神秘的、不可知的幽靈。所以誰為人民謀取福利，誰就得到天命，就可以成為核心；否則就會變成人民的敵人，就會被人民推翻打倒。
第五條規(guī)律是政教合一，這是我們中國的特殊國情，同西方政教分離完全不同；也就是說，在中國，大凡是核心，是政治領袖，他同時也是治國理念、意識形態(tài)的源泉。意識形態(tài)、治國理念所依據(jù)的哲學思想為槍桿子提供合法性、合理性。我們古代的皇帝、君王，稱自己為天子，臣子么則稱他為圣上。天子自然是源自神權(quán)思想，但圣上則是圣權(quán)，將皇權(quán)通過儒家的圣人而進一步合法化了。圣，本來是指孔子這種萬世師表的導師的，后來用在皇帝身上了，皇帝也被稱圣上了。于是皇帝的權(quán)力被儒家的教義合法化了，政教于是合一了。這里的教，不是指宗教，我們中國人的宗教情懷是淡薄的，所以是指教化，更深一層的應該是指道，就是“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里面的道，一種哲學思想，一種治國理念，一種終極關懷和目標。
到現(xiàn)在為止，這個傳統(tǒng)雖然在近代經(jīng)過了風風雨雨，卻依然被我們的政黨完整地繼承下來了。例如孫中山成為國民黨的核心之后，要搞一套孫文（中山）學說，就是三民主義么；他的接班人蔣介石，實際上是個軍人，那有什么哲學思想啊，但是為了使他的槍桿子、統(tǒng)治權(quán)合法化，就叫御用文人替他編造言論思想，先前有一個陳布雷，后來有一個陶希圣，寫了之后就冠上他蔣介石的名字了。所以蔣介石的言論一大堆。不過，孫中山的的三民主義倒真是他自己的治國理念，真是出自他自己的手筆，不是叫人代寫的。
至于共產(chǎn)黨的核心們么，也繼承了這個政教合一的政治文化傳統(tǒng)。毛主席既有槍桿子，也有筆桿子，是個文武兼修的雙槍將，他的治國理念完全是自己的，不是叫秘書寫的啊。你看毛主席文集里有哪一篇文章是請他的秘書操刀的呢？沒有。那么我們的小平同志呢，雖然長征時編過《紅星報》，但他不是個筆桿子，所以他文選中也沒有幾篇是出自自己的手筆，是這樣的嗎？剛問世的江總文選，大概也是如此。因為他是第三代的核心么，既然是黨的總書記，剛才講了政教合一，身為黨的領導人當然應該是代表這個黨的領導集體，所以第三世代的治國理念也就順理成章地變成了江核心的理念了。歐俄的馬列主義傳統(tǒng)也強化了而不是削弱了這個傳統(tǒng)，列寧、斯大林不也是政教合一么？
但是更重要的是，不管這個教是自己的還是別人代勞的，關鍵在于它是否能夠代表人民的利益，呼應人民的心聲，順應世界的潮流，體現(xiàn)人類求善向善的最高理想；否則，也無助于槍桿子打天下，也保不住槍桿子打下的江山。蔣介石就是最好的例證。
我講的這五條，都跟核心的形成有密切的關系。如果你只有槍桿子，但沒有其它的充分條件相配合，例如袁世凱、蔣介石等野心家，最后都落得悲劇的下場，而被歷史淘汰。 3、近現(xiàn)代中國現(xiàn)代化進程的四大階段 接下來我要講的是中國的崛起。根據(jù)我對近代中國歷史進程的理解，可以總結(jié)出四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求存，即救亡圖存；第二個階段是求強，就是不挨打；第三個階段是求富，就是發(fā)展經(jīng)濟，改善人民物質(zhì)生活，就是我們現(xiàn)在所處的階段；第四個階段就是求文，這里的文是指廣義的文明，就是建設文明社會，建設社會主義文明，這是求富之后我們必然要進入的歷史階段，孔子說，行有余力，則以學文么。毛主席完成了四個階段里頭的頭兩個，就是求存和求強。求富和求文這兩個階段，在他的思想里頭是應有之義，但是他老人家時不我待，來不及實現(xiàn)了，只好留待第二、第三、第四以及以后各個世代來做了。這就為發(fā)展毛澤東思想留下了廣闊的空間和可能性。 4、毛澤東思想和行為的特點和風格 以上講了毛主席革命的一生所處的結(jié)構(gòu)性的遠程和近程的客觀歷史大背景。下面我還要簡單扼要地概括一下毛主席個人的主觀世界的特點，也就是他的思想和行為的特點和風格，他的品質(zhì)的特征。這也同他有無資格成為核心密不可分。因為，如果他的主觀世界同客觀世界格格不入，不能契合，就根本不可能成為核心。我必須強調(diào)，這是我個人對毛主席的貫穿上述求存、求強兩個階段的思想和行為風格的一點理解，也許不對，也許有漏掉的，還想各位指教。
第一個標志性的特征是毛主席思想和行為的超越性，前瞻性，跳躍性。就我對毛主席革命一生有限的涉獵來看，我發(fā)現(xiàn)他的思想總是走在他的同志們的前頭，有的時候，超前很遠。例如長征中的有些戰(zhàn)役，像1935年3月的打鼓新場戰(zhàn)役，當在政治局會議里頭舉手投票來決定打不打時，結(jié)果全都舉手贊成打，包括朱老總，王稼祥，還有洛普（張聞天）、博古、凱豐，都贊成打，只有毛主席一個人沒有舉手，他反對打，真是成了孤家寡人了。周總理那個時候沒有表態(tài)，他是最后下軍事決心的人。結(jié)果呢？事態(tài)發(fā)展證明毛主席對了，不能打。
會后毛主席回家，賀子珍就把毛主席在會場上吃癟的事數(shù)說他的不是。毛主席回應了一句話，這句話很重要，我們都要切記在心，毛主席說，“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數(shù)人的手里”。再例如1935年8、9月間他同張國燾關于紅軍北上南下的爭論，更能說明毛的遠見。詳情下面再說。
這里我順便說明一點，就是人的認識問題。認識真理，有兩種渠道，一個是通過凡眼肉眼，我眼睛看到的東西就是我認識的對象。但是還有一種渠道，叫做智眼。智眼么，那就要看一個人的天賦了，造化了，有的人看得見，有的人看不見。比如欣賞一幅畫，我肉眼看到的只是畫面上的東西，此外我的肉眼就看不到了，因為我沒有藝術(shù)的天賦，沒有后天接受過藝術(shù)的訓練。專業(yè)的藝術(shù)家卻在一幅畫上看到了很多我們看不到的東西，這就是智眼啊。這就是一般所謂的外行看熱鬧，內(nèi)行看門道。所以大智大慧的人，他常常看到別人看不見的東西。毛主席在很多場合就具有這種超凡入圣的大智大慧。他那個銳利的智眼啊，往往洞徹機微，常常具有超越性、前瞻性的視野，見人之所未見。所以他才有資格成為工農(nóng)紅軍、中共黨和中國國家的核心啊。
第二個就是實事求是，這好象是同第一個他的思想的超越性、前瞻性相矛盾，其實是相輔相成，所謂實事求是，就是要有的放矢，不能放空槍；就是要以人、時、地的具體情況和特殊的國情為決策和思考的依據(jù)。你想如果超前到脫離事實，那就不是實事求是了，就變成不切實際的空談，紙上談兵；但是如果拘泥于事實，沒有前瞻性，又犯了短視的毛病，也是不可取的。他一生中最反對空談，所以打年輕時立志革命起，就親自搞農(nóng)村的調(diào)查研究，這后來形成了他一生中為人辦事的座右銘和獨特的思想風格。延安時期，他替黨校題詞時就是題的“實事求是”這四個字。可見，不僅他自己終生奉守，還要勉勵黨的干部也要這樣身體力行，成為整個黨的辦事、思考問題的指導思想和風格。
第三個就是他的中國風格，就是土共風格。一講起這個中國風格，在座各位自然就會聯(lián)想到留蘇回來的28個布爾什維克，特別是王明和博古所代表的這種洋風格。毛主席，從頭到尾，一直到他去世為止，他都本能性地堅持中國風格，堅持你洋共就必須接受我土共的領導；這是中國么，你那洋經(jīng)不一定管用，而且往往念歪了，壞了大事。這一點，大家也許比我這個外來和尚有更深的體會。總之，堅持中國風格，堅持洋共必須在土共的領導之下，貫穿毛主席四十年的言行思想，大政方針。所以留法的洋共周總理在遵義會議之后，就心服口服地接受了毛主席的領導，成為此后毛主席忠實得力的革命伙伴。
第四個是毛主席思想的原創(chuàng)性、創(chuàng)造性。毛主席是不信邪的，他總是有自己的一套獨家想法。這一點，大家想必也同意，都非常清楚了，不需要什么說明了。
第五個是逆向思維。學理工的人，都知道解題往往有正解和逆解兩種，而毛主席呢，總是傾向于逆解，你平常人這樣想吧，他不，他硬是要跟你想的背道而馳，就是你要向東么，他偏要向西。這種逆向思維，在長征期間常常搞得他的強大對手蔣介石摸不清楚毛主席的底牌，猜不透毛主席的戰(zhàn)略意圖。
第六個是他性格上的叛逆性。因為在他的時代，中國社會的舊秩序正在迅速崩解離析，甚至于在世界范圍內(nèi)，制約中國的國家和民族發(fā)展的舊的秩序也必須打破，這就是造反有理么，中國必須造帝國主義的反，才有出路，是嗎？因為，如果你不打破國內(nèi)外的舊秩序，那你就會永遠成為舊秩序的奴隸。所以毛主席一直是叛逆性的，要打破現(xiàn)狀，創(chuàng)造人道、正義的新秩序。
第七個是毛主席革命的終極關懷，就是為人民服務，為人民的利益奉獻。從這個意義上說，毛澤東思想也可以稱之為人民之學，是要造中國傳統(tǒng)的帝王之學的反，是它的對立面；它的精粹是以人為本，以民為綱。這個思想貫穿了他的政治、軍事和經(jīng)濟思想，例如人民戰(zhàn)爭，為人民服務，都是這種思想的體現(xiàn)。這決不只是個口號，他是全力以赴，身體力行的，并且以生命為代價，例如他好幾個最親的親人，這是大家都知道的，都是為人民的利益奉獻了寶貴的生命。這方面，毛主席為他的同志樹立了最高的道德標準。可是，當我們看到今天的官場上，從中央到地方，一些干部竟連最低的道德標準都達不到，怎不令人羞愧無地！
第八點就是毛主席的思想，就是決不是封閉式的，毛主席的信徒們要特別理解這點，。毛主席認為世上沒有一個學派可以窮盡真理，包括他自己的思想。所以他的思想是開放式的，就是博采各家精華，兼容并蓄，有容乃大么。現(xiàn)在在毛主席逝世了30年之后，有一些他的信徒，對毛主席的思想言論緊緊抱住不放，一點動彈不得，變成了教條。結(jié)果呢變成了“愛之切害之深了”，毛派遭到政敵的批評攻擊，指斥為思想僵固不化。這就不好了，歷史是發(fā)展的，思想是客觀現(xiàn)實的反映，也應該隨之發(fā)展，與時俱進么，絕不能一成不變；當然如果涉及到理想，原理、原則，那是絕對要堅持的，捍衛(wèi)的，是吧？
最后一點也是很重要的一點，就是毛主席的思想一直強調(diào)主觀的能動性，強調(diào)精神的偉大反作用。我們中國么，起點很低，是一個小農(nóng)經(jīng)濟國家，而且還是一個飽經(jīng)戰(zhàn)禍、歷經(jīng)帝國主義侵略的落后國家，一個一窮二白的國家。所以，如果你要像有些自稱憂國憂民的知識分子鼓吹的那樣，先全力發(fā)展經(jīng)濟，然后再談革命，再談改革。那要等到何年何月啊？！苦難的中國實在等不及了，必須要不斷地用上層建筑的反作用，發(fā)揚人的精神的能動作用，來推動中國社會前進。長征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在物質(zhì)力量說多困難就有多困難的情況下，完全靠發(fā)揮人的精神力量，才能走過了千山萬水，克服了重重的山川險阻，最終戰(zhàn)勝了強大的敵人。董必武在翻越夾金山雪山的時候，他對徐特立發(fā)表了一番宏論，他說人在物質(zhì)極端匱乏的時候，才認識到精神力量的偉大。經(jīng)過這樣鍛煉的紅軍將來一定是一支戰(zhàn)無不勝，攻無不克的鐵軍。董老的這番話，說得多么深刻啊！毛主席從長征到他的晚年，到文革，他都是一直強調(diào)人的主觀能動性的，都是以發(fā)揚人的精神力量來貫徹他的思想、政策和大政方針的。
好了，講到這里，對于中國近代化進程的特點，可以用毛主席的一句詩來作為總結(jié)，就是“天地轉(zhuǎn)，光陰迫，一萬年太久，只爭朝夕”。這句詩的真正涵義是說，我們國家跟西方文明的時間差距太大了，乾隆的時候我們還走在西方的前頭，但是自干嘉以后，人家的文明一日千里，突飛猛進，而我們的文明不但是原地踏步不動，有時反而倒退。這樣一加一減，到了20世紀初期，我們跟西方文明差了三四百年。所以，毛主席作為中國的黨、國家和文明的核心，他的心情是急迫的，我們必須要趕超，要跨越式的前進。所以你看他的那些政治運動，一個接著一個，幾乎是讓人無法緊跟，只好掉隊了。張治中將軍在文革初期就說，哎呀！主席啊，你走得太快了，我們跟不上啦。
不只是毛主席有這種時間的緊迫感，孫中山也有這種緊迫感，他要我們中國人“迎頭趕上”西方。怎么迎頭趕上呢？這種說法不科學，還是從人家的屁股后面緊追然后超越，就是毛主席說的趕超么。這才是比較符合科學的。時間差這點很重要，特別是到了毛主席晚年，他這一代都感到就要快離開人世了，自己的生命快到了盡頭，可是還有這么多的事要做，真是時不我與啊！他這種急迫焦慮的心情，作為老百姓的我們，恐怕難以理解，是吧？如果你坐在中南海那個核心位置上，你恐怕就能理解了。當然，這只是個大膽的假設而已。在詳細地講述了制約核心形成的主客觀的結(jié)構(gòu)性框架之后，毛主席革命的一生所經(jīng)歷的四個階段，也即長征時期、延安時期、新中國時期和晚年走向世界時期的四個階段，就比較好講了。 三、毛澤東核心地位的確立 1、長征出了個毛澤東 首先是長征時期，就是長征出了毛澤東。在長征前后，最初的核心是博古，當然博古上面還有個王明。王明跟博古是留蘇的，精通馬列經(jīng)典，所以回來成為黨的核心之后，他們照搬馬列理論和蘇聯(lián)的革命經(jīng)驗。博古對軍事一竅不通，完全是個門外漢，我剛才講了啊，核心不懂得槍桿子是絕對不行的，所以他請了個洋槍桿子來協(xié)助他，這個人就是李德（1990－1974）。李德是個德國的中低級軍官，本來共產(chǎn)國際是叫他當紅軍的顧問的，但是由于博古不懂軍事，所以就自作主張把紅軍的兵權(quán)輕率地交給他了，成了紅軍的統(tǒng)帥。結(jié)果呢？出了大紕漏，在他的瞎指揮下，紅軍丟掉了廣昌，丟掉了蘇區(qū)，走上了長征。然后在湘江會戰(zhàn)中，工農(nóng)紅軍犧牲慘重，一下子從八萬人銳減到兩萬多人，元氣大傷。于是，紅軍的指戰(zhàn)員就不得不問一個問題：紅軍為什么現(xiàn)在竟陷入了絕境？大家得到的結(jié)論是，洋顧問李德的瞎指揮。這個結(jié)論有很深刻的歷史意義，就是從血的教訓中認識到，中國紅軍的指揮權(quán)和中國革命的領導權(quán)絕對不能放在一個洋人的手里，甚至于也不能放在一個留蘇的洋共手里。遵義會議將這個認識正式形成了決議，把李德和博古同時拉下馬來，并且讓毛主席重新進入了領導核心，指揮紅軍。當然他那時還不是主要領導人，甚至名義上也不是紅軍的核心。那么遵義會議標志了什么呢？標志了此后由以毛澤東為代表的土共來領導紅軍，洋共必須接受土共的領導。洋共里頭有留蘇的，也有留法的，當然還有留日的。周總理就是留法的。周總理以前是毛主席的上司，遵義會議以后，周總理承認他過去犯了很多的錯誤，他承認紅軍陷于目前的絕境，他也有無可推卸的責任。所以他公開表態(tài)，主張讓毛主席出來指揮紅軍，只有毛主席才能挽救紅軍，才能夠挽救革命。從此周總理就變成了毛主席最可靠的合作者和革命伙伴。當然朱德總司令也是了不起的，身為紅軍總司令和中革軍委的主席，是實際上手握槍桿子的人，卻絲毫沒有像蔣介石和軍閥一樣，拿手中的槍桿子搶權(quán)奪權(quán)，爭做核心，而是嚴格地遵守黨指揮槍的黨紀，接受黨的領導。所以遵義會議是一個轉(zhuǎn)折點，就是說土共從此逐步掌握了紅軍和中國革命的領導權(quán)，洋共交出了最高領導權(quán)。我這樣講是我的獨家看法，不是黨史里官方的說法，恐怕出格了，是吧。毛主席出山之后，就把他在井岡山時期行之有效的游擊戰(zhàn)、運動戰(zhàn)重新拿來指揮紅軍。這時紅軍活動的空間大西南，同井岡山的彈丸之地相比，不知要廣闊了多少倍，如果統(tǒng)帥是個庸才，碰到這樣廣闊的舞臺，一定束手無策，不知所措。但是，對毛主席來說，卻正是他盡情施展他軍事天才和指揮藝術(shù)的好地方。毛主席能不能成為紅軍的核心，就要看他有無能力領導紅軍擺脫蔣軍數(shù)十萬大軍的圍追堵截，克服高山深谷、茫茫草地的險阻，使紅軍化險為夷，轉(zhuǎn)危為安了。
毛主席不但辦到了，而且遠遠超出他的同志們的預期。這里我只點出幾個著名的戰(zhàn)例就夠了，如四渡赤水、強渡烏江，巧渡金沙江，勇奪婁山關，搶渡大渡河，飛奪盧定橋，勇克臘子口等，特別是四渡赤水已經(jīng)成為中國和世界戰(zhàn)史上的經(jīng)典戰(zhàn)例。毛主席原本只是個師范生，一介文人書生，抓槍桿子是形勢所逼，不得已而為之。然而這些杰作，使得文人博古、周總理，科班出身的軍人朱德、劉伯承、彭德懷、林彪，無不大為贊服，自嘆不如。那個曾經(jīng)專找毛主席麻煩的博古，更是佩服得五體投地，他現(xiàn)在逐步領悟到槍桿子不是好抓的，單憑權(quán)勢是不行的。博古當時只是個二十六七歲的小青年，從來沒有帶兵打過仗，湘江之役慘敗后，他甚至絕望到想自殺以謝黨，以謝共產(chǎn)國際，以謝國人，結(jié)果被聶榮臻及時趕到，把他的槍奪下來。所以你看，把不稱職的人放在不稱職的位置上，結(jié)果必然是個悲劇。瞿秋白在〈多余的話里〉不也說他被推上黨的核心地位，是歷史的錯誤嗎？
然而，歷史卻把毛主席推上了他應該占到的位置上了，他臨危受命，不負重托，把槍桿子玩得出神入化，運用他擅長的游擊戰(zhàn)和運動戰(zhàn)，使疲憊不堪的紅軍變一下子成了一條游走在高山深谷中的蛟龍。你看蔣介石雖然派了幾十萬大軍在后面窮追猛打，但卻在毛主席聲東擊西、兜圈子的迷敵誘敵的戰(zhàn)法之下，失去了紅軍的蹤跡。最后，毛主席終于把中央紅軍帶出了草地，脫出了險境，于1935年10月到達陜北革命根據(jù)地。于是毛主席順理成章地成為紅軍眾望所歸的統(tǒng)帥，核心，所以說長征出了毛澤東。
由此可見，中國歷史上的政治核心不是靠耍嘴皮、巧言令色的選舉產(chǎn)生的，而是靠一個人的功業(yè)、戰(zhàn)功、能力產(chǎn)生的。這個傳統(tǒng)很有意思，跟武術(shù)一樣，兩個人比武，強者勝，也就是說，你必須拿出真本領來才能叫人心服口服。這個重視能力的傳統(tǒng)現(xiàn)在在各行各業(yè)中基本上仍然保存著。所以，中央紅軍為時一年的長征（1934年10月至1935年10月）證明了是毛主席而不是別人挽救了紅軍，挽救了黨，挽救了中國的革命。但是他在紅軍中的核心地位還是有人挑戰(zhàn)的，這個人就是張國燾。
當中央紅軍和張率領的第四方面軍于1935年6月上旬在四川懋功會師時，你可以想象到，經(jīng)過長途跋涉的中央紅軍就像個叫花子隊伍，衣服破破爛爛，一個個面黃肌瘦，人數(shù)從八萬減到不到三萬。而當時的紅四方面軍正好相反，人強馬壯，且衣服整潔亮麗。張國燾同毛主席見面的時候，他有意裝闊，在臺灣叫秀，秀他漂亮的軍裝，秀他的戰(zhàn)馬。他的意思很明白，就是要借此告訴毛澤東，你看看我這個實力，你毛澤東沒有實力來領導紅軍了，只有我張國燾才有領導紅軍的實力，你沒有這個實力了！他現(xiàn)在有八萬人，有的人說五萬人，有的人說十萬人，反正紅四方面軍就是兵強馬壯，然后資源補給又遠比中央紅軍充足。所以，張國燾就暴露了他篡權(quán)的野心，要同毛爭奪紅軍的核心地位，同洛甫爭奪黨的核心地位。
上面曾經(jīng)特別指出，雖然槍桿子是取得核心地位的必要條件，但不是充分條件，還取決于其它條件，例如政治智慧。這時紅軍發(fā)生了到底是北上還是南下之爭。這是個涉及到黨、紅軍和革命的前途的大問題，南下，那是一條絕路，死路一條。而北上哪，北上抗日么，這是從政治的高度來考慮紅軍的去向和落腳點。但是作出這樣的政治決定卻不容易，需要有深厚的中國歷史知識和政治遠見，也就是對上述的中國歷史規(guī)律和當時的中國政治形式有深刻認識和理解的人才能夠提出北上之路。毛主席因為具有這樣的歷史知識和政治智慧才堅持紅軍必須北上，到川陜建立根據(jù)地，最后到陜北落腳，才有出路。而張國燾呢，就沒有這樣的歷史知識和政治智慧，所以就堅持紅軍南下，同毛對著干，于是黨和紅軍分裂了。張國燾就于1935年9月另外搞了個中央，而且把黨中央一些核心人物如毛澤東、周恩來、洛甫、博古等，不但開除黨籍，還要通緝。這樣你們可以看出來，要說槍桿子，當時當然張國燾最強，但是要說政治智慧，他卻是最差，結(jié)果把自己，把第四方面軍帶上了絕境。最后他那個八萬人到了1936年10月三大紅軍在陜北吳起鎮(zhèn)會師的時候，他也只剩下兩萬多人，其它的四五萬人都因為他政治上的無知而白白犧牲掉了。
由此可見，核心需要具有高瞻遠矚、超越思維的政治智慧的重要性。領導人跟下圍棋一樣，一段跟九段下是下不贏的，因為人家九段可以看到幾十步的變化，而你哪，最多只能看到一二十步的變化，你這盤棋怎么下，是吧？肯定是下不贏的。張國燾志大才疏，想做核心，結(jié)果白白葬送了數(shù)萬紅軍的生命，也輸?shù)袅俗约旱恼紊Ｗ詈笞児?jié)叛逃，晚景凄涼，在加拿大郁郁以終。
這里順便談一下我個人對毛主席〈沁園春•雪〉這首詞的一點獨家心得，向各位請教。當1936年2月他率軍東征的時候，正好碰到鋪天蓋地的大雪，他觸景生情就寫了〈沁園春•雪〉這首詞。詞的氣魄雄渾，意境高遠，可以說是千古絕唱，連反毛的人都不得不佩服贊賞。詩詞言志，這首詞無疑地是反映詞人這時的心境和心態(tài)，決不是一般工于詩詞的文人能夠?qū)懙贸鰜淼摹€人認為，這首詞里頭含有兩層意思，一是毛主席認為他領導了自盤古開天辟地以來從未有過的一次軍事長征。你想，他作為這樣一支軍隊的統(tǒng)帥，該是多么自豪，多么自信。所以他就有“惜秦皇漢武，略輸文采，唐宗宋祖稍遜風騷，成吉思汗只識彎弓射大雕”的品評了，在他看來，這些中國歷史上的民族大英雄，都不在話下，不是缺少文采，就是稍遜風騷，基本上都是武夫一個，特別是成吉思汗，更是十足的武夫了。不像毛主席他自己，既能以一支筆桿子指點江山，又能以槍桿子指揮千軍萬馬，文武兼?zhèn)洌瑪?shù)古今風流人物，不是要數(shù)我今天的毛潤之了嗎？
這是我的理解，當然有些正統(tǒng)釋詩的詩人，例如臧克家吧，認為詞中的“數(shù)古今風流人物”中的人物是指的無產(chǎn)階級，不是毛主席夫子自道。他之所以這樣解釋，完全可以理解，但不符合原詞上下文的構(gòu)思，因為如果真像臧克家理解那樣的話，毛主席就不必化那么多的筆墨來列舉古代的封建帝王了，而應當要列舉中國歷史上的無產(chǎn)階級革命的英雄，例如陳勝、吳廣、李自成、張獻忠、洪秀全了，這樣才能前后呼應么，他們可都是無產(chǎn)階級革命的先驅(qū)啊。
臧克家這樣解釋的主要思路是毛主席作為無產(chǎn)階級革命的領袖，決不會有封建帝王思想。這點我完全同意，這些封建帝王，正是毛主席要批判打倒的對象，他怎么可能要成為第二個秦皇漢武呢？當然不會。但是，別忘了，這些封建帝王還是統(tǒng)一中國、抗拒外敵的民族大英雄呢！從這個角度你就能看出詞中的真正的深刻涵義了，就是隱晦地說，我毛潤之既然有能力打造紅軍這支鐵軍，走過了千山萬水，那么天下還有打不敗的敵人嗎？當然他一定可以“手縛蒼龍”，打敗蔣介石，統(tǒng)一中國，進而趕走帝國主義。這才是詞里頭的真正含義，當然，如果說其中也有贊頌無產(chǎn)階級的意思，我也能接受，但這是次要的，畢竟毛主席也是無產(chǎn)階級的領袖么。
話似乎扯遠了，我要說的是這首詞間接地隱示長征出了個尤勝秦皇漢武、唐宗宋祖、成吉思汗的毛澤東！我也許解釋得過頭了，請大家指教。 2、延安出了個毛澤東 第二個時期就是延安出了毛澤東。延安時期老百姓曾經(jīng)傳唱〈中國出了個毛澤東〉這首歌，不過這個時候毛澤東還沒有成為中國這個國家的核心么，講得早了點。延安時期，中國共產(chǎn)黨處于相對安定的時期，就是說抗戰(zhàn)爆發(fā)后，國民黨蔣介石的主力部隊被日本吸引過去了，那么陜北這一帶的軍事壓力就相對減輕不少。這時黨的領導人除毛主席之外包括張聞天、王稼祥甚至于周總理、朱德，這些集體核心的成員都抓緊時間加強理論學習，總結(jié)蘇區(qū)和長征時期的革命斗爭經(jīng)驗，大寫文章。以前忙于軍事斗爭沒有時間來從感性的認識總結(jié)提升到理性的認識，現(xiàn)在有這個時間了。
對毛主席來說，這段大搞理論的時期具有特殊意義。大家都知道，毛主席的起點在黨內(nèi)是不高的，他沒有驕人的學歷，只是個師范生，跟有北大學歷的張國燾相比，或跟留蘇的二十八個布爾什維克相比，學歷上自然是矮了一大截，所以他在黨內(nèi)很受這些洋共的輕視，很吃癟。例如在遵義會議上吧，政治局候補委員凱豐（何克全）就不客氣地譏刺他說，“你毛澤東懂什么，你打仗也并不高明，不就是靠《孫子兵法》、《三國演義》和《水滸傳》打仗么？”在這些洋共的眼里，山溝里出不了馬克思主義。張國燾也譏諷他那套游擊戰(zhàn)的思想早已過時，認為是落后的代表。無可否認，這些留蘇的洋共，的確孰讀馬列經(jīng)典和蘇聯(lián)的革命經(jīng)驗，而且也都是很不錯的筆桿子，博古、張聞天都寫得一手好文章，都是大筆桿子。所以毛主席那時候常常吃癟，是可以想象的。當時大家雖然承認了毛主席是紅軍的核心，但是還不能承認他是黨的核心，畢竟在這些洋共的眼里，他的馬列理論不怎么地道么。有鑒于此，所以毛主席在延安期間靠自修補課，苦研馬列經(jīng)典，你不是說我不懂馬列么，那我就讓你們看看，是誰能夠活學活用馬列經(jīng)典的原理、原則？于是寫了《中國革命戰(zhàn)爭的戰(zhàn)略問題》、《實踐論》、《矛盾論》、《抗日游擊戰(zhàn)爭的戰(zhàn)略問題》、《論持久戰(zhàn)》、《共產(chǎn)黨人發(fā)刊詞》、《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chǎn)黨》、《新民主主義論》、《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論聯(lián)合政府》等一系列的大文章，其中不但討論了中國革命的道路，中國革命的戰(zhàn)略，而且討論了指導中華民族如何抗戰(zhàn)的戰(zhàn)略戰(zhàn)術(shù)；更重要的是，還構(gòu)思了將來建立新中國的政府的組織形式，這就是超前的思想，也就是黨的核心要做的事情。這些結(jié)合理論和實際的理論性大文章，使他成為名副其實的黨的首席理論家。那些曾經(jīng)輕視他馬列理論水平不高的同志，現(xiàn)在也不得不承認他是黨的理論家了。于是，延安出了個毛澤東。
但是需要強調(diào)的是，他寫的這一系列東西，把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這句口號變成了現(xiàn)實，把外來的馬克思主義通過革命實踐吃掉了，消化掉了，轉(zhuǎn)變成一整套的哲學思想體系，變成了中國政治文化中自己的東西了。這就是毛澤東思想。其核心是人民戰(zhàn)爭的軍事思想，和為人民服務的政治思想；其精神和原則是以人為本，以民為綱的人道主義思想。毛主席一再強調(diào)，其間所貫穿的，在理論上、行為上和作風上，必須建立起為中國老百姓所喜聞樂見的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必須以符合最廣大人民的最廣大利益為最高標準。但是，非常遺憾的是，我們看看今天吧，有些干部連起碼的最低標準都達不到，竟然也能夠爬到中央一級和省一級去了，至于地方一級的劣質(zhì)干部那就更是車載斗量了，我是不是言過其實，夸大了呢？ 四、中國的崛起 1、中國出了個毛澤東 第三個時期就是從內(nèi)戰(zhàn)期間到文革前夕，中國出了個毛澤東。這段時期毛的標志性功業(yè)就是奪取政權(quán)和鞏固政權(quán)。這是中國歷史上任何一個開國朝代和政權(quán)必然要做的事，新中國當然也逃不出這個規(guī)律。
但做法上與歷代大不相同，以往是經(jīng)過大亂后首先輕徭薄賦，與民休息，例如漢初和清康熙時就是這樣的。然而中共卻大搞土改，沒收地主土地，基本上消滅了地主階級，解放了農(nóng)民，把土地從地主手里拿出來還給農(nóng)民，使農(nóng)民自食其力，不再挨餓。對于城市的工商業(yè)主，則進行社會主義改造，限制資本主義的發(fā)展。這基本上符合歷代的重農(nóng)抑商的傳統(tǒng)政策和措施。
這是對內(nèi)，對外也是沿著歷代的老路。為了新王朝、新政權(quán)的長治久安，不得不抗擊周邊的外侮，秦漢抗擊匈奴，隋唐抗擊突厥，宋朝抗擊遼金西夏，現(xiàn)在則是抗擊周邊的帝國主義。結(jié)果，在開國初期還沒有來得及恢復正常的生產(chǎn)秩序、與民休息，恢復困竭的國力時，就被迫打了抗美援朝、抗法援越（奠邊府決戰(zhàn)）的兩場硬戰(zhàn)，然后是中印的邊境戰(zhàn)爭。結(jié)果，不是打個平手就是以勝利告終，使中國人不再挨打，永遠告別了鴉片戰(zhàn)爭以來一百多年不斷挨打的屈辱歷史！
這里我要順便插一句，我方才講的“兩個不挨”，不挨餓，不挨打，是我的獨家之見，版權(quán)是我的。然而我的老學長，老同學李敖，去年2005年9月23日應邀在清華大學演講的時候，在講到中國共產(chǎn)黨的成就時提到了兩個概念，一個就是我所說的“兩個不挨”。因為他沒有講明是誰說的，所以是盜用了我的版權(quán)。還有一個是盛世的觀念，他說現(xiàn)在的中國是秦漢以來未有的盛世，這個版權(quán)也是我的，他也盜用了。你們看，是不是要來個更正呢？
這雖是題外話，不過這也是在毛澤東時代取得的光耀千古的驕人成就啊！因為毛澤東既是新中國的核心，現(xiàn)在中國人能有不挨打、不挨餓的盛世局面，這個功勞當然應該記在他的名下。對嗎？這可是件不朽的功業(yè)啊！就這一條，他就可以很自信地說“數(shù)古今風流人物，還看今朝了”，試想，誰能做到呢？你們看，在中國大的朝代開國初期，有哪一個開國君主、核心，能夠擊敗強敵的呢？劉邦沒有，趙匡胤沒有，唐太宗也沒有，秦始皇可能算是一個例外，他倒是把匈奴擋在長城以外了，可并沒有把他們打敗趕走啊！
所以說中國出了個毛澤東啊！ 2、世界出了個毛澤東 最后是毛在晚年，走向世界。世界出了個毛澤東。這里講的是1966年到1976年的10年，也就是他將永遠離開人世的歲月。這是他一生中到現(xiàn)在為止仍然讓史家、讓毛派和反毛派爭論不休、難下定論的時期。
那么這段黃昏歲月的標志性功業(yè)是什么呢？難道就只是權(quán)力斗爭嗎？只是以斗人為樂么？
國內(nèi)外的反毛派，都是這樣說的，眾口一詞么，眾口鑠金么，幾乎成了真理，容不得別的說法。
事實果真是這樣的嗎？
不是的，充其量只是部分事實，不是全部事實，而且更不是重要的事實。毋庸置疑，當時黨內(nèi)、社會上，確有權(quán)力斗爭，確有打斗搶砸的暴力事件，不但有，而且非常普遍，有時非常激烈，非常兇殘。文革么，也是一種革命，不是嗎？所以，不可能是和風細雨的，一定會有暴力的。當然，這是非常不幸的，非常令人遺憾的。我們只好說，這是歷史的悲劇嘍！
但是，如果從另一個視野來看，你將會發(fā)現(xiàn)一個完全不同的廣闊的歷史景觀，這實際上也是毛要處心積慮要創(chuàng)造的景觀。這是一段非常時期，絕不能用一般通俗的標準來看待，它是一個畢生奉獻于中國解放、人類解放事業(yè)的革命家，一個行將離開人世的老人，一個紅色江山的締造者，一個想在離開人世之前為后人留下一筆永恒的珍貴遺產(chǎn)的不世出的偉人……的巔峰之作。所以，他在晚年的作為，絕不是一個平常人，甚至同他終生戰(zhàn)斗在一起的老戰(zhàn)友、老同志，可以理解的。他的思想已經(jīng)走向世界，已經(jīng)進入永恒！
而且，按照毛一生中一貫的行事作風，從來沒有一次不是謀定而后動的，決不輕率地打一場沒有把握的仗。你看，他在中央蘇區(qū)挨洋共整了三年吧，他耐心地等待時機；還有，遵義會議后，他大可以取博古而代之，但他卻把周恩來、洛甫推上軍事和政治核心，自己始終處在幕后，韜光沉潛，時機未到，決不出手。所以像文革這么大的事，也許是他一生中最大一次的大動作，絕不可能是輕率作出的決定，一定是經(jīng)過長時間的深思熟慮后的行動，一定是含有深遠的謀劃、深刻的歷史重要性的大動作。毛臨終前還一再表示，他一生中干了兩件大事，一個是把蔣介石趕到臺灣去了和抗戰(zhàn)時打了日本，另一個就是發(fā)動文革。可見到死為止，他都不認為文革搞錯了，雖然他很清楚地知道，不少人反對。
然而，這個肯定毛晚年作為的思路，卻被官方強制性的全面否定而封殺了，根本不讓你往這方面去想。中國人，到現(xiàn)在為止，到了歷史已經(jīng)進入21世紀了，仍然擺脫不了成王敗寇的傳統(tǒng)，誰有槍桿子，印把子，筆桿子就得聽誰的，不能有刺耳的異音、雜音。這絕不是一個盛世的氣象，也不應該是一個偉大的民族應有的胸懷，是嗎？
那么到底毛晚年的作為、大動作究竟要意欲何為？要達到什么目的？這是他為后人留下的一個天大的謎團。歷史已經(jīng)塵封了30年了，我們不妨對這個謎團提出一些假設性的探討。我認為毛的晚年有三大關切，正是因為這三個大的關切，才促使他發(fā)動了文革。因為這些關切，已經(jīng)超出中國革命的范圍，中國的范圍，進入世界的范圍，甚至已經(jīng)從現(xiàn)在進入未來，進入永恒！
是的，這是我個人的大膽假設，但是卻有大量的客觀事實可資佐證。例如作為開國領袖，一個新中國的締造者，毛在晚年念茲在茲的共有三件大事，希望能夠在他離開人世前能夠完成，或基本上能夠完成，或者只是開個頭好讓后人來接著去完成。這也是孫中山遺囑中以“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的殷殷之情來勉勵他的同志們的臨終囑托，這不就是毛的“不斷革命論”的孫中山版么？
首先是，他矢志打破冷戰(zhàn)的美蘇二元國際大格局，建立中美蘇鼎立的三元國際大格局；否則中華民族仍然將在美蘇兩霸壓迫夾殺的空隙下討生活。而且，他自信地認為，如果不在他離開人世之前，完成這個重大的歷史任務，黨內(nèi)沒有一個同志能夠完成，包括周總理在內(nèi)；當然早在周總理還沒有得病之前，也就是60年代初期，他的目光已經(jīng)逐漸從中國投向世界范圍了。
這時，他提出了三個世界理論，提醒同志們“千萬不要忘記階級斗爭”，其潛臺詞就是要同志們，同胞們備戰(zhàn)，準備好隨時同美蘇進行戰(zhàn)略決戰(zhàn)。然而他的同志們的眼光，卻只看到中國這個范圍，卻只一股腦兒地專顧發(fā)展經(jīng)濟，發(fā)展生產(chǎn)力。毛的終極關切，對他們是太遙遠了，曲調(diào)太高了，高得他們無法欣賞了。在他們看來，他們的主席真是好高騖遠，不切實際，好大喜功！
終于，這個同美蘇進行戰(zhàn)略決戰(zhàn)的歷史時機來到了，那就是中國隱秘地參與在中國南大門進行了長達10年的越戰(zhàn)，以及頂住蘇聯(lián)在漫長的北方國境線上駐扎的虎視眈眈的百萬大軍，以致最終爆發(fā)了珍寶島戰(zhàn)役。
這個10年，是天下大亂的十年，是風云動蕩東的十年，東亞和世界的矛盾尖銳化，白熱化，其激烈的程度，不論怎么形容都不會過分的，絕非一些反毛、批毛的人所說的，毛晚年夸大了階級矛盾的嚴重性；然而，大量的史實告訴我們，這是新中國成立以來所遭遇的最嚴重的一次生存危機，怎么能說，毛過分估計了國內(nèi)外的階級矛盾呢？
在這樣嚴峻的國際形勢之下，毛是怎樣領導中國人度過這次較長征時期紅軍面臨的有過之無不及的驚濤駭浪的危機呢？
他反美、反修，既反美帝，又反社帝，就是同時兩面作戰(zhàn)，而且又是兩個超級核霸，犯了兵家之大忌；而且在許多黨政軍的老同志眼里，也違背了毛自己一再告誡他們的“決不打沒有把握的仗”的警言。
然而毛，就是毛，不是別人，他就是不信邪；還是下決心打他一生中后果極其嚴重、勝負難料的兩場戰(zhàn)略大決戰(zhàn)，以便為中華民族、為后代子孫打出一片廣闊的生存空間。這是他想在離開人世之前，留給他為之奉獻一生、戰(zhàn)斗一生的同胞的一筆遺產(chǎn)。
是的，按照一般常理，根據(jù)中國同兩霸的軍力、國力的對比，這兩場戰(zhàn)爭，絕無取勝的可能，何況還是南北同時出擊？但是，毛不是一般意義的軍事家，革命家，而是積累了無比豐富的軍事斗爭經(jīng)驗和具有崇高聲望的戰(zhàn)略家、政略家、革命家、軍事家，而且已經(jīng)達到了超凡入圣的藝術(shù)境界。根據(jù)他一貫的信念，“是人而不是武器，才是決定戰(zhàn)爭勝負的關鍵因素”，他決定同美蘇打一場世界規(guī)模的人民戰(zhàn)爭，用世界人民創(chuàng)造歷史的偉力，來抵銷兩霸核子牙和現(xiàn)代化武器的可怕威力。
事實證明，一個久經(jīng)反殖、反帝戰(zhàn)爭的疲憊不堪的越南人民，在中國隱蔽的全力支持下，在席卷全世界的正義反戰(zhàn)洪流下，終于在1975年，也就是剛好在毛離開人世的前一年，在越南戰(zhàn)場打敗了不可一世的美國帝國主義。
實際上，這場世界規(guī)模的戰(zhàn)略大決戰(zhàn)，其勝負結(jié)果早在1972年，尼克松總統(tǒng)來華訪問時，就已見端倪；美國承認打不贏了，但卻要體面地撤出，不要在美國戰(zhàn)無不勝的戰(zhàn)史上留下一個被三流國家打敗的污點。所以有求于中國，才不遠萬里來到北京懇求毛主席助他一臂之力，讓美國從越南戰(zhàn)場的泥沼中拔出越陷越深的雙足。
毛主答應了，因為毛的戰(zhàn)略意圖已經(jīng)實現(xiàn)了，得饒人處且饒人么，何必不留余地呢？因為中國也有求于美國，就是聯(lián)美制蘇，并且要求美國從中國的領土臺灣上撒手，廢除美臺協(xié)防條約，撤出駐臺美國軍事人員；更重要的是，從臺灣海峽撤出美國第七艦隊，解除二十多年來對中國沿海的封鎖。當然，還有毛周尼基四人達成的一條不成文的諒解，就是承認中國是個政治大國，美國讓開一條大道，讓中國體面地進入國際舞臺，也就是恢復聯(lián)合國合法席位和進入一切相關的國際組織。于是，毛周同尼基，完成了中美之間一筆空前的外交上的戰(zhàn)略大交易！
于是，1971底年中國體面地回到聯(lián)合國；于是，1975年美國體面地撤出越南。隨之，冷戰(zhàn)的二元格局打破了，世界從此出現(xiàn)了中美蘇的三元大格局。中國成為國際政治上的三強之一，蘇聯(lián)不再是老大哥了，而是平起平坐的完全獨立自主的主權(quán)國家了。國際格局和中國國際地位發(fā)生了這樣翻天覆地的根本性變化，可以說是毛一生中的頂峰成就，封頂杰作，是近現(xiàn)代中國外交史上一次空前的偉大勝利，較史詩般的長征有過之，無不及。然而，由小平同志主持的1982年相當于為毛“蓋棺定論”的〈歷史問題決議〉中，對這樣具有全局性的大變化，竟然輕描淡寫，一筆帶過。好象中國恢復了大國地位是天上掉下來的，是可以不勞而獲的。天下和歷史上有這樣便宜的事么？毛的繼承人坐享其成，但卻反而倒打一耙說，毛晚年犯了嚴重的錯誤，真是不知此話從何說起啊？！他們不就是文革是挨了整，靠邊站了么？于是，毛為他一生的反帝事業(yè)、為近現(xiàn)代中國人民的反帝事業(yè)，劃上了圓滿的句號！他可以安心地走了。
現(xiàn)在順便說明一下，毛是怎么打這場史無前例的世界人民戰(zhàn)爭的。不是中國派兵到第三世界去，絕不是這樣的，這是帝國主義的行為，毛怎么會這樣做呢！他是打的宣傳戰(zhàn)，心戰(zhàn)，攻心為上么。例如講“哪里有壓迫，哪里就有反抗”，“國家要獨立，民族要自由，人民要解放”，“我們的朋友遍天下”，“心懷祖國，放眼世界”……等等。以及打一場經(jīng)援戰(zhàn)，要給第三世界人民以實惠。例如，毛說“越南人民需要什么，只要我們有的，就給什么”，然后是支持第三世界國家的建設，向阿爾巴尼亞、坦桑尼亞…等國，提供實質(zhì)性的技術(shù)和經(jīng)濟援助。
這些事實雄辯地證明，反毛、批毛的人總是說，毛的晚年，中國的國民經(jīng)濟到了崩潰的邊緣不是事實，否則中國怎么會在自顧不暇的時候，還有余力去大力援助別人？還有，精明如尼克松的政治家怎么會同一個朝不保夕的中國打交道，談什么重劃世界地圖的大問題呢？中國具有談這種問題的資格嗎？
當毛逝世后，他的中國同志卻把他晚年的作為說的一無是處，而且凈撿壞的說，甚至更極端的人說他犯了罪。暫且不論這種對毛的指控是否屬實，是否有理，這種指控的本身卻暴露了中國政治文化中的一個嚴重弱點，就是毛的繼承人必須用全面否定毛的晚年來為自己的核心地位提供合法性、合理性。這是中國歷史上、傳統(tǒng)上，非常不可取的一種成王敗寇的非理性做法，不是一種實事求是、客觀唯物的理性做法。這同一個偉大的文明是很不相稱的，同小平同志一向博大謙遜的胸襟也是很不相稱的。
你們看，當中國人自己把他們不世出的偉人說得一無是處的時候，中國以外的世界各國的輿論、政治人物和名流，包括曾經(jīng)激烈反對過他的人，卻對毛頌贊、仰慕、推崇不已。現(xiàn)在只列舉1976年毛逝世時一些有代表性的唁電和評論，以資佐證。 第一和第二世界： 《紐約時報》：假如中國的聲音今天在世界的會議上獲得人們尊重地傾聽，那主要是毛在1949年解放中國大陸后所完成改造的成果。《華盛頓郵報》：他不僅改變了他的國家——中國，而且最后教導了人類，其數(shù)量遠遠超過歷史上任何其它政治領袖所教導過的人。
《波士頓環(huán)球報》：毛澤東成了全世界億萬人民的一個象征，象征著有可能取得社會改革，取得經(jīng)濟和社會進步，使被剝削者獲得尊嚴。
法國前總統(tǒng)德斯坦：現(xiàn)代社會的國家領導人并不體現(xiàn)一種哲學思想，他們只是解決一些具體問題，諸如經(jīng)濟、社會、軍事等等。法國人卻認為毛澤東體現(xiàn)了一種哲學思想，并且努力地把們付諸行動。這正是我們對哲學的認識。我們在1789年進行法國大革命，正是為了一種哲學思想。我們清楚地認識到，毛澤東思想也正是使中國走向一種哲學，即給予中國人民最大的權(quán)力和最高的地位。 由于毛澤東的逝世，人類思想的一座燈塔熄滅了。 日本前首相大平正芳：他是一位無限深邃的偉大思想家、戰(zhàn)略家。日本國會議員岡田春夫：毛主席和列寧一樣，改變了世界的歷史，而且正在創(chuàng)造著世界歷史。表面上，他非常溫柔和豪放，然而其中貫穿著激烈的解放斗爭中鍛煉出來的不屈不撓的斗志和敏銳高深的智慧，這樣的人，恐怕就是舉世無雙的巨人吧！美國學者邁克爾•哈特：毛澤東歷史上的排名要比拿破倫、亞歷山大等人高出不少，因為他對將來的影響要比這些人大得多。
加拿大記者馬克•蓋恩：毛澤東統(tǒng)一了中國，給予人民一套新的道德觀，提高了工農(nóng)的地位，并在中國建立了一個廉潔的政府。
美國作家史特沫萊：中國共產(chǎn)黨的其它領導人物，每一個都可以同古今中外歷史上的人物相提并論，但無人能夠比得上毛澤東。
美國記者安娜•劉易斯•斯特朗：什么是帝國主義的力量？這只存在于人民沒有覺悟的時候。主要的問題是人民的覺悟，不是炸藥，也不是油田或原子彈，而是掌握它們的人。 第三世界 巴基斯坦總統(tǒng)布托：像毛澤東那樣的人物，在一個世紀里，也許一千年里只能產(chǎn)生一位，毛澤東是巨人中的巨人，他使歷史顯得渺小，是革命的旋律和傳奇，是震動世界的出色的新秩序的最高締造者。
如果僅僅從中國的范圍來衡量他的劃時代的功績，那將有損于對這位非凡人物的紀念，他是一位崇高的世界領袖，他對當代世局的發(fā)展的貢獻是無與倫比的。他的名字將永遠是窮人和被壓迫者的偉大而正義的事業(yè)的同義語，是人類反對壓迫和剝削斗爭的光輝象征，是對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的勝利的標志。巴基斯坦《世界報》：他教會整個第三世界懂得了新的生活道路。毛主席的思想照亮了東南亞、非洲和拉丁美洲人民斗爭的道路；教會了小國站起來堅決戰(zhàn)斗，喚起了他們捍衛(wèi)自己的權(quán)利的覺悟，使他們看到“依靠自力更生能干出什么樣的事情來。”
孟加拉國國總理：他的典范將不斷激勵鼓舞著全世界同壓迫剝削勢力進行著斗爭的人民，他的自力更生和為人民服務的哲學，將永遠是指導孟加拉國和其它各國的人民燈塔。
墨西哥前總統(tǒng)埃米略•希爾：毛澤東通過他一生的偉大教導，不僅給中國人民，而且也給世界人民留下了十分珍貴的遺產(chǎn)。《科威特時報》：世界將懷念你，你將永遠活在各國人民的心中。突尼斯總統(tǒng)布爾吉巴：毛澤東主席在戰(zhàn)友們的幫助下創(chuàng)造了一種新的人道主義。坦桑尼亞《自由時報》：在他的領導下，中國給予全世界被壓迫人民道義和物質(zhì)的援助，幫助他們從奴役的枷鎖下解放出來，對世界許多人來說，毛主席的名字就意味著解放。
扎伊爾蒙博托總統(tǒng)：毛澤東主席心里裝的是處于殖民主義和種族主義桎梏下的人民的自由，這位偉大思想家的理想，將長久地繼續(xù)影響世世代代。毛里塔尼亞總統(tǒng)達達赫：毛澤東主席是當代一位偉大的天才政治家，是各個時代人民解放事業(yè)的一位最偉大的締造者。
博茨瓦納總統(tǒng)雷茨•卡馬：毛主席在世時是全世界受踐踏人民群眾的最大希望，在暴政和不義比比皆是的世界里也是個代表和平的偉人。他安息后，他的精神將繼續(xù)啟發(fā)鼓舞我們。
圭亞那總理伯納姆：他的英雄范例和他的思想是啟示的源泉，并將繼續(xù)鼓舞被奴役的人民、大城市凄慘貧民窟中的人民、種族隔離罪惡統(tǒng)治下或陷入帝國主義重圍之中的人民。
特立尼達和多巴哥總理埃里克•威廉斯：他喚起了中國人民，也喚起了中國國界以外的人民。他改變了人類歷史的道路，使人類――特別是第三世界人民――的前途美好進步。 就引述到這里吧，因為多得不勝枚舉啊！于此可見，世界出了個毛澤東，甚至人類出了個毛澤東！
正是70年代的這股遍及世界的毛澤東熱使我們來自臺港的海外知識分子、留學生，感到以中國人為榮，感到毛澤東的名字所代表是中華民族的尊嚴，是民族的自信心和自豪感。于是，我們保釣的一代變成了毛派，變成了毛澤東思想的追隨者，因為蔣介石政權(quán)帶給他們的卻是民族的屈辱、自卑和自賤！
然而，改革開放這二三十年來，官方對毛晚年功業(yè)的貶抑、全盤否定甚至丑化，同上述世界對毛的頌揚，形成多么大的反差啊！當中國人民為了進行自己反帝事業(yè)時，則全力爭取第三世界被壓迫人民的支持，現(xiàn)在一旦反帝成功了，脫掉了帝國主義的枷鎖，成為世界大國而全力發(fā)展經(jīng)濟時，卻與他們的壓迫者、剝削者交了朋友，密切合作，忘掉了以前曾經(jīng)一道拼搏的窮朋友，這又是多么大的歷史反諷啊！在他們的眼里，我們中國人怎么這樣的勢利啊？！
第二個毛晚年所關切的問題，是中國歷代的開國者所共同關切的問題，就是他所開創(chuàng)的基業(yè)，能否傳承下去，直到永遠，永遠。秦始皇帝之所以稱自己是第一個皇帝，是想繼他之后世代相傳，萬世不絕。當然，那是家天下時代開國帝王的想法。現(xiàn)在我們是公天下了，毛主席當然不會想把這個紅色天下變成毛家天下，他想的是，他一手開創(chuàng)的這座紅色江山，無產(chǎn)階級的天下，能否世代相傳，不會變色。當他這樣想的時候，他是參照了中國歷史經(jīng)驗的，例如李自成是怎么失敗的？洪秀全的天朝又是怎么半途夭折的？洪秀全打下南京之后不久，他的政權(quán)就開始腐化了，你們知道洪秀全晚年的時候封了多少王？大概一千多個王吧，每一個王都有一座豪華的王府。你想想看，這個政權(quán)還有打天下的雄心壯志嗎？根本腐化掉了。所以，所以最后被曾國藩的弟弟曾國荃消滅了。
他當然不會忘記他要同志們好好閱讀的郭沫若那篇〈甲申三百年祭〉中的警示，還有黃炎培在延安時對毛主席提醒的中國歷史上“其興也勃焉，其亡亦忽焉”的“朝代循環(huán)周期律”的怪圈。所以，毛主席才要在從西柏坡進北京城之前，一再告誡和提醒軍政干部和黨員進城后不要腐化，不要學李自成。可是到了50年代后期，他發(fā)現(xiàn)有些開國元勛，高干子弟的生活奢侈了，糜爛了，革命的熱情消退了，革命的理想淡忘了。于是，他開始擔心憂慮紅色江山的未來前途了。所以，他就想到了要搞個類似延安整風運動的全國規(guī)模的思想運動，讓全黨和全國重溫一下革命的理想和歷程。這大概是發(fā)動文化大革命的一個原因吧。你看，在文革期間，一再提出來的口號不就是公字當頭，社會主義新人，為人民服務，毫不為己，專門利人等這些有關革命理念，社會主義的人生觀和價值觀么。當然，通過這樣的思想運動，集中意志，統(tǒng)一思想，也可以視為反兩霸的思想總動員，當時不是全國在備戰(zhàn)么？
最后一個毛晚年所關切的大問題同第二個問題密切相關的，就是接班人的問題。最高權(quán)力的轉(zhuǎn)移或繼承的問題，一直是中國文明的一個老大難的問題，甚至連雄才大略的英明君王如秦漢漢武，唐宗圣祖（清康熙），都未能好好的解決。這是家天下時代的權(quán)力繼承問題。到了公天下我們這個時代，毛晚年必然面臨要解決他的權(quán)力交給誰的問題。是吧？到底誰有資格接下他這個大位呢？家天下的血緣繼承制度當然不再適用了，那么根據(jù)什么原則來解決這個關鍵的大問題呢？如果按照槍桿子出政權(quán)的傳統(tǒng)，那么就建國的軍功而言，應該不是一野的彭德懷，就是四野的林彪，當然四野的功勞更大，幾乎打下了大半個江山。可是陰差陽錯地歷史卻把這兩個人拉下了政治大舞臺，最后都以悲劇結(jié)束一生。這樣，就只剩下二野、三野了，二野的劉伯承早就無意于政治，無意于大位的爭奪，現(xiàn)在只剩下個二野的鄧小平這個政治將軍了，他算不上儒將，只是個很有政治頭腦的文職軍人。三野也沒有爭奪大位的人才。所以，黨內(nèi)國內(nèi)這種客觀的權(quán)力現(xiàn)實，已經(jīng)不容毛有太多自己的選擇了，根據(jù)他奉守的原則，洋共必須接受土共的領導，所以毛臨終前將一個毫無軍隊背景的土共華國鋒推上了大位，但是華核心沒有槍桿子為后盾，又怎么能夠安于大位呢？所以你看，沒有多久，就被鄧的槍桿子拉下馬來了。令人不解的是，鄧以開國元勛的地位，又有槍桿子為后盾，卻不采取毛澤東的模式，當仁不讓地自己坐上第一把交椅，卻采用了張聞天的模式，將核心的大位謙讓于一個資望、實力遠遜于他的胡耀邦和趙紫陽。其中的奧秘，只有鄧心中有數(shù)，我們就不好胡亂猜測了。是不是他也奉守毛的洋共必須接受土共領導的原則和慣例呢？
不過，這表明公天下的中國共產(chǎn)黨的第一、第二代，仍然無法合法合理地解決核心的繼承問題。毛雖然將大位讓華來繼承，但是他很清楚，華是無法安于大位的，只是個權(quán)宜之計的過渡人物，肯定是無法讓有兵權(quán)為后盾的、代表官僚系統(tǒng)利益的鄧小平心服口服的。所以毛就寄希望于在毛澤東思想培養(yǎng)下成長的年輕的一代，就是文革時的紅衛(wèi)兵了。所謂衛(wèi)者，就是保衛(wèi)紅色江山不變顏色的意思。當時紅衛(wèi)兵的一代，現(xiàn)在都已是五六十歲的人了，已經(jīng)登上大位了，就是胡溫所代表的第四個世代。
那么，毛所寄望的這個第四代，能否保衛(wèi)他所建立的紅色江山呢？能否兼取毛鄧之長，而形成自己第四代的統(tǒng)治風格呢？這個問題還是留給歷史來回答吧，我們姑且拭目以觀其變吧！ 五、結(jié)論：新毛澤東思想或毛澤東主義的可行性 講的太長了，該結(jié)束了，最后再講一下結(jié)論。在這里順便初步提出一個個人大膽的設想，就是構(gòu)建新毛澤東思想或毛澤東主義的可行性，以便向各位請教。
首先，我要為毛思想的信徒或追隨者敲警鐘，就是馬克思主義和毛澤東思想在當前的市場經(jīng)濟大流下，正處于危機，需要我們認真嚴正地對待。為什么會這樣？難道是毛思想真的過時了，沒有生命力了。是這樣的嗎？
不是的，決不是的。那么，如果毛思想沒有過時，還有生命力，它的生命力在那里呢？我想，它的生命力應當是寓于人民吧，一個旨在為人民服務的思想，怎么會過時呢，怎么會沒有生命力呢？例如現(xiàn)在在市場經(jīng)濟大潮下出現(xiàn)的社會兩極分化，人民碰到的住房、醫(yī)療、教育三方面的深重壓力――有人稱之為新的三座大山，官場上貪污橫行，社會風氣敗壞，一向自鳴清高的學術(shù)界斯文掃地，在在使他們又懷念起毛主席那個清廉、公正、為人民謀福利的時代了。這不，人民又懷念起毛主席了，怎么能說毛澤東思想過時了呢？
還有，你看，第四代的核心胡錦濤是怎么界定他的治國理念的。2002年12月6日他上臺不久到西柏坡朝圣時公開宣告“權(quán)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系，利為民所謀”是他們的治國理念，并表明一定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可見在毛澤東思想培育成長的第四代，將成為毛思想的繼承人，接班人，繼續(xù)執(zhí)行毛為人民服務的終極治國理念。
但是，畢竟世界變了，歷史在不斷前進，現(xiàn)在的中國和世界，同30年前毛逝世時已經(jīng)有很大的不同了。最突出的變化是，現(xiàn)在的中國已經(jīng)進入和平時期，不再是戰(zhàn)爭年代和備戰(zhàn)年代的中國了。那么在和平時期，如何為人民服務？如何做到“權(quán)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系，利為民所謀”？這當然應該是毛的接班人的事了，不是毛的事了。
是的，世界是變了，中國也變了，但萬變不離其宗，超不出為人民服務的范圍，具體的內(nèi)容可以不同，但執(zhí)政的理念依然未變。所以，似乎沒有另起爐灶，獨立成家成派的必要，仍可消融在毛的思想體系里面。例如第二代的鄧小平理論，就是求富的理論，發(fā)展經(jīng)濟的理論么，雖然引進了資本主義的市場經(jīng)濟理論和機制，但可以視為資本主義的中國化，不是也可以消融在毛思想體系之內(nèi)么。至于第三代江的三個代表，基本上是鄧規(guī)江隨，沒有什么新意、創(chuàng)意，而且這三個代表完全符合毛的思想，特別是其中的第三個代表。
既然第二、第三、第四個世代的大政方針都沒有超越毛澤東思想的原理、原則，完全沒有背離毛的治國理念，那么是否可以考慮把這些新發(fā)展的東西都消融吸收在毛主席思想體系之內(nèi)，而發(fā)展成為成新毛澤東思想或毛澤東主義呢？在毛澤東思想前面，加個新字，表示有別于舊的毛澤東思想，但基本上是一脈相承的。
這樣做在中外都有例可循。西方有新柏拉圖主義，新康德主義，新馬克思主義等。我們中國古代呢，例如儒家，儒家在孔子之后是不是就停滯不發(fā)展了呢？不是的，還在發(fā)展。西漢的董仲舒就是在新的條件下，消融了陰陽五行、道家的學說，發(fā)展了儒家，成為漢儒，為大漢帝國的統(tǒng)治服務。南宋的朱熹，明代的王陽明，都在他們當時的主客觀條件下，將佛家、道家消融到儒家里面，開創(chuàng)了理學和心學。理學和心學，實際上就是新儒學，儒學的新發(fā)展。
現(xiàn)在中國的文化生態(tài)，實際上有三大思想潮流。一個是馬克思主義，是黨的統(tǒng)治意識形態(tài)，主要在使政權(quán)合法化，無產(chǎn)階級一黨專政必須用馬克思主義來使它合法化。第二個是自由主義，這主要是鄧小平第二代引進的，既然要發(fā)展經(jīng)濟么，那你就得要利用西方的資金，西方的技術(shù)，西方的管理等等，加上香港資本主義社會的回歸，海峽兩岸蓬勃的經(jīng)貿(mào)交流，所以自由主義現(xiàn)在是很吃香紅，年輕人特別熱衷，不是都要發(fā)財致富嘛。第三個是方興未艾的新儒家，新儒家的大本營在港臺海外，大陸也開始有人提倡了。例如其代表人物蔣慶，竟然以一副現(xiàn)代的康有為的面貌出現(xiàn)，提出很狂妄的口號，鼓倡用儒家取代馬克思主義，使馬克思主義儒家化，立儒教為國教等，好像又把中國的歷史拉回到了民國初年的時期。他們還要求教育部把儒家的德目編入中小學生的基本教材里。
現(xiàn)在我們有點像唐朝時一樣，唐太宗時儒釋道三家并行么。這個就我個人來講，沒有什么不能接受，一個偉大的文明，不可能只有一家獨鳴，應該是百花齊放的局面么。但是，思想潮流中必須要有主流、非主流，我提的新毛澤東思想的意思，就是希望毛澤東思想的信徒，理論家，在新的文化思想生態(tài)下，能夠把新儒家、自由主義等學派中合理的部分，消融到毛澤東思想里頭，構(gòu)建新毛澤東思想或毛澤東主義。這是對理論界、學術(shù)界的一個嚴峻的挑戰(zhàn)。
最后，我對剛成立不久的馬克思主義研究院有點意見。為什么馬克思主義研究院不叫毛澤東思想研究院或毛澤東主義研究院呢？毛主席說，他已經(jīng)把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了，現(xiàn)在卻又把馬克思主義特別標出來，變成一個似乎高于毛澤東思想之上的東西，這樣做，而且經(jīng)過這么多年了又這樣做，我覺得不大合適。國內(nèi)有人構(gòu)思倡導新馬克思主義，例如馬克思主義研究院的常務副院長程恩富為其代表，這其實就是我這里講的新毛澤東思想或毛澤東主義。我們不是已經(jīng)有了中國自己的馬克思思想體系了，何必還要再用“馬克思”這三個字，不用“毛澤東”三個字呢？我覺得歷史像是在倒退了。所以我認為我提出的這個新毛澤東思想或毛澤東主義，可以解決這個問題，就是說新毛澤東思想或毛澤東主義還有很大的發(fā)展空間和潛力，其中沒有完成的東西，例如發(fā)展生產(chǎn)力（求富），建設社會主義文明（求文）等，都是思想的應有之義，都是隱含在里頭的，只是沒有來得及發(fā)展而已。以后的各個世代，例如第五、第六…依此類推，如果在求富、求文方面有新的貢獻，都可以消融在新毛澤東思想體系里面。而且，我也很難想象，在可見的未來，中國會出一個偉大的思想家、理論家，哲學家，來取代毛澤東，當然我講的主要是指官方的統(tǒng)治意識形態(tài)，不是就學術(shù)界，民間的學者專家而言的。
今天我實在講得太長了，現(xiàn)在就講到這里吧，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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