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念五四運動90周年特別講座（5月3日上午）
主題：從五四運動看中國的政治前景
——現行政治體制不能使中國擺脫歷史的周期律
主講人：楊思遠（中央民族大學教授、經濟學博士）
時間：2009年5月3日星期日上午9：30
講座簡訊
2009年5月3日上午，烏有之鄉特別邀請了中國民族大學經濟學博士楊思遠老師做客烏有大講堂，和大家一起紀念“五四”運動，并做了題為“現行政治體制不能使中國擺脫歷史的周期律”的講座。
楊老師認為，“民主”和“科學”是五四運動的兩面大旗，90年過去了，還是一件也沒得到，民主成了空談，科學還在落實。這就是今天來紀念“五四”的必要所在。楊老師強調，關于五四話題還應注意兩點：一是上個世紀末，“五四”口號有了新提法，在“民主”和“科學”前多加了“愛國”和“進步”，摻了沙子，有意地淡化了民主。二是，“五四”是我們黨誕生的基礎和歷史前提，黨的許多創始人是“五四”時期涌現的，馬克思主義是“五四”以后開始廣泛傳播的，所以，“五四”為黨的創立提供了豐厚的思想基礎、干部基礎和群眾基礎。但是，現在“五四”的革命傳統逐漸被淡忘，黨、學界和群眾都齊喑無語，反而對2000多年的儒家大傳統推崇備至，一定程度上帶有否定革命的味道。歷史是連續的，如果我們丟掉了“五四”，就是丟掉了90年中的前30年，便是丟掉了中國共產黨28年的革命，也就丟掉了毛時代的30年，丟掉中國共產黨。歷史是不容否定的，但有人卻可以為了今天的目的忘記昨天。列寧就曾指出，忘記歷史就意味著背叛。如果是因為今天做了背叛昨天的事，就開始淡忘歷史，我們絕不容許。
楊老師在談到政治體制和周期律的關系時指出，中國的周期律是有歷史傳統的。比如英國可以看作是經濟學的故鄉，俄羅斯是文學的故鄉，美國是物理學的故鄉，德國是哲學的故鄉，中國則是一部史學的故鄉。幾大文明古國中，中國不但歷史能夠延續，而且典籍豐厚，汗牛充棟，不能不說是一個奇跡。但是，研究中國歷史你會發現，王朝更替是中國歷史發展的基本軌跡，這就是歷史周期律。這一規律曾被許多思想家觀察到，馬克思曾說，中國沒有創新，在原有基礎上只是不斷重建，毀滅后再生，再生后又毀滅。黑格爾也說，中國是一個只有空間沒有歷史的國家。盡管很絕對，卻正好凸顯了中國歷史的一大特點——缺乏創新。正像某些學者說的那樣，中國2000多年的封建專制傳統一直在延續，這些都是歷史周期律存在的事實。為什么王朝覆滅了又產生，產生以后又覆滅，而且沒有創新，沒有真正意義上的革命呢？有人說，真正意義上的革命只在秦始皇時出現過，以后的社會制度，甚至直到今天，采用的仍是秦時的郡縣制。譚嗣同就曾說：“兩千年之政，秦政也；兩千年之學，荀學也。”因此，要解決周期律的問題，就必需回到秦朝時建立的大一統封建官僚體制中尋找根根治。首先，要區分“封建主義”、“封建制度”這些概念的合法性。這是前蘇聯教科書版五種社會歷史形態劃分法硬套在中國歷史的產物，毛主席本人對這種劃分就有自己的看法，他把秦到新民主革命前這段時期定義為“集權官僚制社會”?；仡櫄v史我們不難發現，“廢封建，立郡縣”，秦始皇時就已完成?？たh制便是集權官僚制。集權官僚制的主要矛盾是官和民的矛盾。從官的角度來看，是一種金字塔式的嚴格官制，從中央到郡到縣到喪失財權的鄉，官員層層委任，并直接對皇帝本人負責，條條框框多，集中為官僚階段的集權統治。從民的角度來看，建立小農經濟，讓小農分散，搞個體經營，承包到戶。所以，一邊是權利高度集中的有組織的少數官僚集團，一邊是汪洋大海般被分而治之的小農，就像同一事物的兩個方面，同一個硬幣的兩面一樣，“天經地義”地實現了極少數有組織的力量對絕大多數無組織力量的統治。所以，毛澤東提出要組織農民，馬恩克思很早就呼吁“全世界無產階級要聯合起來”，都看到了被統治階級最根本的出路在于聯合起來。
楊老師指出，在集權官僚制下形成的小農意識，是對其合法性的承認。官僚階級靠代表其階級利益的儒家思想來統治小農，小農則在長期受剝削和壓迫過程中形成了屈從于官僚階級的小農意識。小農意識具有的特點是：1．勤儉持家。它是小農在官僚沉重的經濟剝削、政治壓迫中采取的是一種妥協、退讓的處事態度，不敢對抗官府，只跟自己斗，幻圖通過自己披星戴月的勤和少消費或不消費的儉來茍活。它實際上是為了適應官府重重剝削的需要而采取的一種迫不得已的手段。2．安分守己。它是“莫論國事”的翻版，是“做好本職工作”的孿生姊妹。把分內之事做好，不及其余，就是愛國，就是支持國家建設，就是對帝國主義欺辱的最大抗議，看似合理，其實是被官僚賦予了政治上甘于被壓迫的政治涵義。3．平均主義等級觀念。它看似矛盾，卻是小農意識的真實反映。在處理民與民關系時，要講平均主義，但在處理民和官的關系時卻要講等級觀念。它為官僚階級以權謀私提供了最大的便利，毛主席就看透了這一點，說他們是“只反貪官，不反皇帝?！币贿吺枪倭偶瘓F的急劇膨脹，對民脂民膏貪婪、無恥的收刮和盤剝，一邊是小農無力的反抗與官僚化意識滲透后對其生活的向往和追求。結果是，創造財富的人越來越少，分割財富的人越來越多，官與民的矛盾也變得日趨尖銳，最后官逼民反。每個王朝建立初期都是官少民多，能吸取前朝滅亡的教訓，休養生息，政治清明，勤儉治國，社會比較安定。到末期，卻被養尊處優的紈绔子孫把家業敗得一干二凈?？粗袊迨?，每個朝代末期都有農民起義，就像資本主義的經濟危機一樣，到一定時期就會周期性爆發。為什么會這樣呢？農民起義在摧毀舊王朝的同時建立的卻又是一個王朝？它為什么不摧毀王朝，而僅僅只是摧毀王朝的統治者？只是改變王朝的姓氏，而不改變王朝制度本身或集權官僚制本身？不砸碎舊的國家機器，只砸碎舊國家機器里舊人的舊腦袋？只有解決了這些問題，才能解決歷史周期律的問題。通過分析，楊老師指出，農民起義是有其指導思想的，小農意識就是它的指導思想。用它來指導革命，失敗是毋庸置疑的。秦末陳勝、吳廣起義的口號是“王侯將相，寧有種乎？”其目標就僅僅只是把自己變成王侯將相，這也是平均主義，洪秀全搞的也是這一套。所以，農民起義的命運只有三條：1．被鎮壓；2．被招安；3．建立新王朝。農民起義也就成為集權官僚制的一個不治之癥，它建立的政權也永遠只是自己敵對階級的政權，這便是集權官僚主義、民本主義的產物，也就是中國歷史周期律產生的制度性因素。
楊老師認為，只有毛主席領導的農民起義徹底解決了集權官僚制的問題。因為他是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用無產階級的先進意識代替小農意識來指導革命的，其目標是徹底砸碎舊的國家機器，實現真正的人民當家作主。民主人士黃炎培在考察延安時就問過毛主席，如何解決農民起義“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問題，毛說他已找到，就是用無產階級民主的方式來解決?？涩F在，為什么周期律又再現了呢？因為民主被摻了沙子，“五四”民主的傳統被弱化了，甚至不紀念了。在21世紀的今天，還這樣輕視民主，視無產階級民主為洪水猛獸，還在搞小農經濟，搞集權官僚，還在提倡代表官僚階級利益的儒家思想的民本主義（民本與民主一字之差，卻是差之毫厘，謬以千里。“以民為本”，主體和前提是官；民主的主體則是人民，這是本質區別所在），人民民主專政的政權能不變質、變色嗎？毛主席一生都在擔心這個問題，他也是全世界第一個最早預測到顏色革命的人，后來歷史的演變印證了這一點。那么，為什么人民民主的政治制度有可能演化為一個新的王朝呢？原因在于，毛建立的是人民民主的政治制度，其政治體制卻沿用著延續了2000多年的行政集權制，也就是集權官僚制，這兩者本身便是矛盾的。毛最早意識到了這個問題，毛在1962年的一個重要講話就曾提出，人民民主的政治制度由于行政集權體制的存在，已經在中國滋生了一個官僚主義者階級。毛發現問題時，便采取了措施，開始時是發動黨外人士監督，接著是“四清”、“社教”等一系列運動，主要矛頭針對的便是行政集權體制及黨的干部。毛清楚地認識到，只有發動人民來監督政府，才不會“人亡政息”。實踐證明，人亡了，政也息了，原因便在于，人民喪失了監督政府的權利。前30年，是“民攻官守”的30年，大民主、大鳴、大放、大字報有效地實現了人民對官的監督。后30年，則是“官攻民守”3 0的年。人民監督政府的嘗試被徹底否定，行政集權體制蠶食鯨吞，日新月異，大有取消人民民主的政治制度之勢。從農村改革重現小農經濟，農民大面積貧困，到國企改革工人大面積下崗，再到大學生大面積失業，官員大面積腐敗，政治制度與行政體制的矛盾更進一步尖銳化，必然會導致新的官僚化，導致中國歷史周期律的再現。
楊老師從經濟學的角度分析指出，改革反而強化了官僚階級的地位，使人民民主的政治制度在經濟上喪失了根基，廣大人民群眾在前30年建立起來的優勢喪失殆盡。首先從農業改革入手，讓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重建小農經濟。由于小農意識的局限性，公共權力必然會被行政集權者壟斷，產生官僚化；其次再到城市國有企業改革，先把工人在1949年以前大革命中獲得的各種經濟、政治權利打掉，使其徹底或基本上喪失了原本享有的終身就業權、福利分房、免費教育、公費醫療、養老保障等權力。人民的權利日益喪失，人民“仆人”的權力卻日益集中，公仆變身為主人成了人民最大的威脅，使官僚化的產生成為一種必然。尤其在市場化、私有化后，兩級分化日益嚴重，官僚腐敗猖獗，官僚化日趨加劇，社會矛盾尖銳，又出現各種紛繁復雜的社會怪象，很像二十五朝王朝末期，出現了歷史周期律再現的跡象。
楊老師認為，解決這個問題就必需請回“德先生”，像毛指出的那樣，只有民主才能幫助我們走出歷史的周期律。不解決人民當家作主的問題，要想走出來，勢必是空談，就像不消滅資本主義制度就不可能擺脫其經濟危機一樣。然而，民主卻是一個大的課題。民主的表現形式多種多樣，有民主社會主義民主，新自由主義民主，社會主義民主，無產階級專政的民主，資產階級的民主，各種民主主張種類繁多，五花八門，各說各有理。我們要選擇什么樣的民主呢？楊老師認為，必然是人民民主或張宏良老師講的“大眾民主”。而且還應從其他民主主張中吸取有益的成分，還必須要對官僚階級所提倡的民主進行深刻的批判，因為這個民主說白了就是官主，這是中國現階段最需要警惕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毛晚年的民主基本精神是對的，但是沒有形成制度化，在社會變革發生后便輕易流失。此外，我們應該借鑒資本主義的民主，吸取其有益成分，為我所用，讓其能夠真正代表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
楊老師還認為，批判集權官僚制、官文化及官僚階級的民主制度是當今我們的首要任務，雖然歷史上我們有過這樣的機會，卻都讓其幸運地躲過了。第一次是“五四”運動，可惜“五四”運動被“救亡”運動取代，最后落實“民主”的歷史條件徹底喪失；第二次是“文革”，“文革”批判的本來應該的“官文化”，矛頭卻指向了“走資派”，反而讓官僚得趣于幕后。這兩次嘗試和失敗給我們敲響了警鐘，所以現在，我們政治體制改革針對的對象應是行政集權官體制，目標應是建立人民民主的政治制度。因為只有建立人民民主的政治制度，在政治制度上讓人民當家作主，并在政治體制上保證人民當家作主的權利，并落到實處，才能真正跳出歷史的周期律。（通訊員：李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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