烏有之鄉周日講座
主題：中國兩極分化的原因分析及解決出路
主講人：丁冰（首都經貿大學）
時間：2006年8月6日星期日下午3：00
地點：北大資源賓館三層1308號
主辦：烏有之鄉書社 電話：010-62760856
網址：http://www.wyzxsx.com 電郵：[email protected]，[email protected]
內容簡介：
面對中國社會兩極分化的現實，有人居然說問題還不嚴重，沒有產生社會動蕩局面；有人說西方經濟學的基尼系數理論不適合中國國情；有人說是壟斷和腐敗造成了兩極分化。究竟如何看待兩極分化的現實問題，它的形成原因和過程如何分析，未來解決出路何在？歡迎大家聆聽首都經貿大學丁冰教授的本次講座。
下面是本次講座的錄音整理，已經主講人審閱。
……它在這個指標里面，我至少要說明兩個問題。第一、基尼系數不只適合于發達國家，也適合于發展中國家，它們同樣存在著城鄉二元結構的地區差異很大的國家，特別是印度和我們很相似。第二、除了巴西和俄羅斯以外，我們的基尼系數超過其他所有國家，包括發達國家和周邊鄰國，像印度。2003年中國的基尼系數是0.447，印度是0.325，印尼是0.343，老撾是0.370，越南是0.361，巴基斯坦是0.330，泰國是0.432；韓國是0.316，日本是0.249，英國是0.360，其他發達國家都是在0.4以下，只有美國是0.408；俄羅斯是0.456，巴西是0.591。為什么俄羅斯比我們稍高一點呢，因為它在90年代初實行了全面的私有化。巴西為什么比我們高呢，因為巴西長期依附外國資本，特別是80年代實行新自由主義失敗加劇了貧富懸殊。
這是第一個問題。認為基尼系數只適合于一元化的工業國家，即發達國家，這是完全沒有根據的。
第二個問題是，揭示的基尼系數過高是否危言聳聽。基尼系數的理論說，它在0.2以下，是過于平均化的，在0.4以上就是貧富懸殊過大。0.4是觀察一個國家是否能穩定持續發展的一個臨界點，是警戒線。根據國際經驗，超過0.4以后很容易發生各種各樣的社會矛盾、社會問題，甚至造成動亂，它是社會不穩定的一個重要因素。所以世界各國都把0.4看成一個臨界點給予特別關注，而采取措施來緩和社會矛盾。
現在他們（主流經濟學家）怎么說呢？他們說基尼系數過大是炒出來的，炒了幾年都沒發生什么事嘛，所以顯然是危言聳聽。我說超過臨界點就會產生或引發不穩定因素，不等于馬上就天下大亂，不要以為表面上天下平安無事就真的是平安無事了。新劍橋學派有一個觀點，就是一切社會問題（偷盜、搶劫、游行、罷工等等）根源就在于分配不公。這種說法不完全科學，但也不是完全沒有道理的。
我們根據分配不公要引起社會不穩定的這樣一個觀點來觀察我們國家。如果我們不掩蓋事實，人們普遍不滿的上學難、看病難、買房難等，哪一個問題的直接原因不是貧富懸殊？別去找其他的什么國家的公共產品供給不足等等極其次要的問題，根本的問題就在于分配不公。因為所謂難，“難”不是“難”在富人身上，“難”是“難”在窮人身上吶！只有窮人才交不起學費；看不起病，小病拖著，大病等死；買不起房，甚至一些白領人員，只要一買房，就要擔上幾十年的債務，生活壓力很大，表面上看平安無事，但是心里總是很緊張的。
今年3月，由西山會議透露的一個材料說，2005年全國上訪總數是三千萬起，其中平均二十個人以上的群體性的事件是八萬起，你說這個還是平安無事啊？我們還可以看到一些情況，一些富翁大款，錢是有了，心里卻不安了。《南方周末》公布了國內前60名、平均財產22億元的大富翁的一個新的調查報告，調查結果除了一個人以外，其他人都覺得有錢了也增加了不安全感，煩惱多。你說貧富懸殊造成的矛盾還不尖銳嗎？還不普遍嗎？真要產生阿根廷那樣全面的社會動亂，那才叫不平安嗎？要到那樣動亂的時候才心甘嗎？所以現在關心這些問題、議論這些問題，希望當局重視是很必要的，這是我們廣大的群眾、有良知的知識分子、網友、干部滿懷關心國家大事和有社會責任感的表現。中央都把要著重提高低收入水平、進行分配收入的改革提到議事日程上來，抓緊貫徹落實，這個措施顯然是很正確的。如果沒有發生這么尖銳的矛盾，中央會有這樣的重視程度嗎？
第三個觀點，他們（主流經濟學家）說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貧富差距不是拉大了，是縮小了。究竟是拉大了還是縮小了？我們來討論這個問題。他們有這樣一段議論，我原文照讀：“貧富差距大決不從改革開放開始。改革前雖然大家共同貧窮，但有2.5億人口不得溫飽，收入是負值，與其他群眾的收入相比，相對的差距是無窮大，所以從大趨勢講，改革開放以后，貧富差距是顯著縮小。”我看完這段議論以后，不生氣也要氣得半死。
我想講第一點，我們解放以后到改革以前的幾十年，中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和毛主席的領導下，推翻了三座大山，廣大的勞動群眾和人民，就從根本上改變了過去大批窮人流離失所、餓殍載道的悲慘命運，而且人人有工作、有飯吃，沒有一個擔心要下崗要失業的，他們安居樂業。特別是因為他們當了國家的主人了，以主人翁的姿態，生產積極性是空前的高漲，經濟迅速地發展。隨著經濟的發展，人們的生活水平在不斷地改善，有一個統計資料，從1957年到1978年之間，當時的人口從6億增長到10億，平均每年是2.46%的增長率，人均收入是按照3.33%的年均增長速度增長的，除了個別特殊年份有所下降，人均收入增長比人口增長還高。所以生活水平比解放前是大有改善，而且總的來說是在不斷地改善。至于說63年以后沒漲工資，那是因為沒漲物價啊！特別是十年文化大革命也是年年農業大豐收，廣大紅衛兵大串聯吃飯不要錢，社會都很穩定啊，沒有偷盜、搶劫的事件發生。當然，那個時候也還有上億的人口沒得到溫飽，生活比較困難，但并不等于收入是負值啊！負值是什么意思啊？一個子兒都沒有收入而且每年還吃老本。我五十年代在重慶人事部工作，我親身經歷，當時我每一個月9塊錢伙食費屬于中等偏上，不比現在吃得差。國家規定，城市居民家庭人口人均月收入如果不滿六塊，是不得溫飽的困難戶，那么政府要補貼到六塊錢，那么收入也有六塊錢，也不是負值啊！我們想想如果是負值，少數人短期是可以，但是如果真的是2.5億人口收入是負值，那等于2.5億人都流離失所，都是乞丐，這個社會早就崩潰瓦解了。你說收入是負值還不是彌天大謊？睜眼說瞎話呀？
他們以改革開放前2.5億人的收入是負值為前提來說貧富差距是無窮大。什么叫無窮大？差距是個絕對值，談不上無窮大啊。無窮大是個數值比例關系，說基尼系數是無窮大，那是數學上的荒唐邏輯，因為基尼系數只能在0和1之間，說有100%的基尼系數都是荒唐的事，你說能有無窮大嗎？所以這是一種違反起碼常識和數學邏輯的大謊言。
再則，以改革開放前貧富差距為無窮大為前提，推論出改革開放后的差距是顯著縮小了，這就更不符合事實。現在有科學依據的，我們1964年的基尼系數是0.184，1978年的基尼系數是0.2，當然是過于平均，有平均主義傾向了，但也不是絕對的平均。那么改革以后呢，1981年是0.26，2000年是0.458，剛才我說的聯合國公布的數字2003年是0.447。也就是說按照聯合國的數字，從0.2上升到了0.447，現在可能更高，那就是說改革開放以后基尼系數翻了一倍以上，怎么是縮小了？
第四個觀點，貧富懸殊持續的原因何在，這是我要講的的重點。簡單地說，之所以貧富懸殊加大，就是因為資本主義因素的過度膨脹。但是主流經濟學家是拒不承認這一點的。這篇文章是怎么說的？它說：“必須對中國當前的貧富差距有一個根本的定性的認識，它絕不是資本主義兩極分化，而是共同提高后的差距”，我對這個觀點是不太認同的。
馬克思說過，任何消費品的分配都是生產條件分配的后果，而生產條件分配本身表明生產方式的性質。馬克思的意思是：分配是決定于生產的，生產方式決定了分配的方式。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是按資分配，社會主義的生產方式是按勞分配。按資分配必然帶來兩極分化，按勞分配就是大家共同富裕。那么我們現在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是實行以公有經濟為主體，多種經濟共同發展的方針；以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制度并存的方針。我覺得是正確的。按照這樣的正確方針，生產條件是多結構的，但是公有制是主體的。那么這樣的分配必然要拉大差距，但是差距不會很大，肯定會在合理的限度以內。但是如果不貫徹那個合理的方針，公有經濟的主體地位被削弱、被動搖，甚至被改變，那么合理的界限必然就難保了。
那么我們看看現在的實際情況，根據全國工商聯今年3月份發布的一個《十五期間民營經濟形勢》的報告，它的數據顯示2005年以內全部的民營經濟（私營經濟）的產值占GDP的比重為49.7%，外資包括港澳臺的產值占15%到16%，這兩項加起來就是65%，超過50%，那公有經濟當然就在50%以下，這個“主體”還能存在嗎？這是從生產的GDP指標來衡量的。另外一個統計，是宏觀經濟研究院原來的一個研究員提供的一個很好的數字，現在統計局不公布私有經濟和公有經濟比例的數字啊，研究工作相當困難，但是他下了苦功夫了。他根據統計局公布的數據，把重復的部分（比如說國有控股企業現在統統算作公有經濟，實際上它很大部分是私人或者外資的）剔除掉以后計算的結果，公有經濟（包括國有經濟和集體經濟在內）的工業產值占全部工業產值的22.6%。這樣一來我們看到“公有經濟為主體”就虛有其名了。現在沿海的廣東、浙江、福建已經公開承認：我們早就是非公有制經濟為主體了。而我們還在說公有制經濟為主體，我們是不是在欺騙自己？
現在公有經濟，我感覺還是比較可靠的，中央有169個直屬企業，像寶鋼、一汽、二汽這些。原來是196個，現在是169個。但也不完全是公有的，也有私人和外資的成分。私人經濟（個體經濟不算在內）和外資經濟都是資本主義性質的經濟。現在我們不講資本主義和資本家，但是在經濟上“資本家”這個稱謂還是能成立的，“資本主義經濟”這個概念應該還是能成立的。這些企業是資本家占有的，是雇傭勞動的制度。在這種企業里，工人創造的剩余價值全部都被資本家無償占有，或者叫“剝削”。那些資本家的代言人，包括高層管理人員（CEO），也能分享一部分剩余價值。因此資本家（或者說私營企業主）和高管人員他們之間與廣大工人群眾必然要存在很大的差別，產生兩極分化。因為工人所得到的，只是滿足基本生活需要的微薄的工資部分，有的甚至不能保證微薄的工資。一天干12到16個小時，有時干完了活還拿不到工資。即使不說那些非正常的情況，他們也只能得到微薄的滿足基本生活需要的部分，在資本主義企業里兩極分化是必然的。我有一個統計數據，在全國的私營企業里年平均工資是8033元，相當于國有企業平均工資的55.1%。私營企業對工人的剝削是相當殘酷的。私營企業主呢，年收入是110,474元。就是說工人和資本家的收入差距是12.75倍。少數規模比較大的私營企業，那個差距就不是十幾倍了，而是幾十倍，甚至幾百倍。比如科龍，它的最高的年薪是450萬，它與廣大職工的收入差距是560倍。
私營企業里的差距是如此之大，那么同在一個社會里的公有企業（包括國有企業）不能不受影響，也攀比、仿效，所以國有企業就推行高額年薪制。針對高額年薪制的性質，我在《當代思潮》發表過文章論證，它已突破按勞分配原則，而是具有攝取工人剩余價值的資本主義性質的分配。因為如果是按勞分配的話，它應該與工人的工資不會相差太多。當然他的腦袋要靈活一些，勞動能力可能是比工人要強一些，所以工資是應該高一點，但又不是三頭六臂，不可能高到幾十倍，那是不可能的！雖然沒有嚴格的計算方法，但是可以按照經驗大概地測定出來。比如改革以前，在全國的工資里，毛主席是一級，最低的國家干部是二十五級，一級和二十五級的差距不過十倍，全國來看那是按勞分配啊。在一個企業里也是按勞分配，八級工資制，一個一級工和一個八級工的差距不過一兩倍，一個工人和廠長的差距也不過是三五倍，而且是大企業才有三五倍，那是按勞分配，不是絕對平均主義。現在統統都說成平均主義，這至少是一種曲解。那時也有不完善的地方，比如對工程技術人員給得偏低。即使是國外的情況，管理人員和職工的差距也不過是八九倍，大企業像奔馳是七十幾倍。按照經驗和測定，差距這么大，就已經不是按勞分配，是分享了一部分剩余價值，這就是資本主義因素。現在國有企業普遍推行高額年薪制，高管和工人之間收入差距還沒有看到全面的統計。但是國家規定了中央企業不能超過十二倍，高管最高工資是25萬。今年全國人大上有一個代表提供了一個很好的材料，他說河南一個上市公司的高管的年薪最高是255萬，這個企業的職工平均工資是1萬8千多，相差是140倍。
由這些我們可以看到，資本主義因素的發展，必然帶來收入差距的增大。如果我們進一步打開視野來看，在國企改革的過程中，實際上在90年代后期已經實行，到2002年才提出的一個觀念，就是“要依靠三套馬車來參與國企改制”。三套馬車，分別是國有企業由私有企業收購，由高層管理者收購（MBO），由境外的合格投資者來收購。由這三套馬車來收購，實行這樣的“國退民進”的方針，這不是私有化外資化嗎？在這種改制的過程中，有大批工人失業，而增加了新的城市貧困群體，是不是又進一步拉大了貧富差距啊？
所以在我看來，貧富差距拉大的最主要原因就是公有經濟的地位動搖、削弱，甚至被改變，而另一方面也是資本主義的因素過度膨脹的結果。這是第一個原因，第二個是城鄉差別，和東西部經濟差距的拉大也加劇了貧富懸殊。主流經濟學是承認這個原因的，因為它承認二元結構，但是他們說我們現在計算城鄉差別和東西差別是夸大了。他們說城鄉差別和東西差別是歷史上遺留下來的問題，只有到共產主義才能解決，所以和改革開放沒有關系。而且認為我們的計算方法有問題，比如說農民工的收入沒有計算到城市的收入上，這樣就拉開了城鄉的差別；還有計算東西方差距沒有考慮物價的因素。
他們說的這兩點我們都是承認的。城鄉差別的確是歷史上遺留下來的，但他們的說法只是從靜態的角度說明了城鄉差別影響基尼系數的擴大，物價水平的問題也是從靜態的角度看。但是他們完全不從動態的、發展的角度來看問題。現在的問題不是城鄉和東西有沒有差距，而是差距在不在擴大，改革開放以來差距是在擴大，而不是縮小。我們現在講的是城鄉和東西差距的拉大會導致基尼系數的增大。
那么城鄉和東西差距有沒有在拉大？我這里是有統計數據的。我們1985年城鄉人均收入比是1.86比1，到2005年是3.24比1，城鄉差別從1985年到2005年擴大了近2倍。1978年東西部的人均收入比是2.22比1，2001年是3.01比1。改革前新中國建立的二十多年是縮小了東西差別，改革開放后是擴大了東西差別。城鄉和東西部差距拉大以后，基尼系數就進一步拉大了。
這是第二個原因。我認為第一個原因是主要的，第二個是次要的。也有一些更加次要的因素，我在這里暫不分析。但是有的主流經濟學家提出，加劇貧富差距的主要原因是腐敗、壟斷。他們甚至把這看作是唯一的原因。我不同意這種看法。腐敗和壟斷的確是一部分的因素，但不是主要的，對基尼系數的影響不是很大。我談我的理由。
確實現在腐敗成風，相當多，相當嚴重，我們應該堅決反對，但是它對基尼系數的影響不大。為什么？因為我們揭發出來的腐敗分子基本上賠個傾家蕩產了，成不了富人；還有相當一部分人沒有揭發出來，但是我們在計算基尼系數的時候沒有統計他們，因為他們的財富是秘密的。所以腐敗分子對基尼系數的影響可以忽略不計。
第二個，壟斷。要清楚地講這個概念，不要一概而論，不能一說壟斷就反對。壟斷分資本主義壟斷和社會主義壟斷。我們要反對資本主義壟斷，反對私人壟斷，因為它確實妨礙了自由競爭，損害了人民的利益，拉大了貧富差距。但是我們不能一概地反對社會主義壟斷，這樣不行，有的要反對，有的不能反對。有兩個概念我們必須搞清楚，一個是經濟資源占有的壟斷，一個是企業經營行為的壟斷。經濟資源占有的壟斷，就是生產資料被國家或少數資本家占有了，生產高度集中。企業經營行為的壟斷，包括在企業經營的過程中，幾個企業聯合抬價、壓價。對社會主義來說，我們不能反對國有經濟對經濟資源占有的壟斷，要反對企業經營行為的壟斷。
反對壟斷，不但我們要進行區分，資本主義國家反對壟斷實際上也是做了區分的。1890年美國第一個制定了《反托拉斯法》，以后還不斷地發展。我們現在說你看資本主義都反壟斷，所以我們也要反壟斷。但是我們要明白資本主義反壟斷是假的，所以它越反越壟斷。現在資本主義國家不僅是國內壟斷，還國際壟斷，跨國公司統治世界了，怎么回事？因為它是假的反壟斷。張海濤同志寫了本著作，詳細分析這個問題。他們也反對經營行為的壟斷，但有的也是假的。1998年美國司法部控告微軟公司，指控它捆綁銷售瀏覽器和視窗操縱系統，造成經營行為壟斷。比爾不服也上告，小布什2001年上臺，司法部的指控就撤了，決定不拆分微軟，因為它壟斷對美國有利。他們反壟斷是假的，我們不能不加分析地照搬資本主義國家的反壟斷。
社會主義的經濟資源占有的壟斷，就是生產資料公有制。我們去反對這個壟斷，那不是給自己拆臺嗎？但是經營行為的壟斷要反對，掌握了經濟資源就有可能抬價，損害群眾的利益，這是應該反對的。抬價行為的結果，如果是上繳國家了，不涉及到社會分配不公；如果不上繳國家，自己作為獎金分了，那就影響壟斷性行業和非壟斷性行業職工收入的差距。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我查了一些資料。我們國家典型的電力部門，它可以抬高電價而提高工資獎金；另外像批零餐飲業沒有壟斷的權力，它工資就比較低。電力部門和批零餐飲部門平均工資相差一倍。它影響的是行業之間的差距，影響的權重就比較小，而且才一倍的差距，而城鄉差別是兩倍。所以壟斷對基尼系數的影響也比較小。
壟斷行為是存在的，但是不能籠統地反對，也不能過高地估計它對貧富差距的影響。我們怎么反對？我們不能因為反對它任意提價，就把經濟資源的壟斷一起反對掉了，把公有制取消了。現在主流經濟學家看到反壟斷的行為得人心，就提出反壟斷的口號，來拆公有制的臺。他們提出來的是，產品市場化已經完成，現在還有要素市場化沒有“破題”。要素市場化，包括國家掌握的資源，石油、礦山的市場化，實際上這些都是國家命脈。現在他們緊盯著的是中石油。去年初有一場風波，中石油下屬有一個茂化實華，原來是國有的，后來改制，被私營企業的資本家收購了。收購以后起初，它的原油是中石油按照內部價格供給的，成本很低，所以它賺錢了。中石油看到原油以這么低的價格供給它，讓資本家賺錢，想把它收購回來。所以中石油按照市場價格提供原油，這本來是市場經濟下合理的行為。這樣它馬上就虧損了。這個時候主流經濟學家出來說話了，說這是國家壟斷的結果，石油是天然的，為什么國家可以占有，私人不可以占有。他們借這個案例為突破口來反對壟斷，實際上是要把現在國家不多的國有資源私有化。
所以說壟斷導致差距，以此來要求要素市場化，讓私營企業瓜分石油的勘探權、采礦權、經營權的話，那社會主義就剩不了多少東西了。而且他們的理論說壟斷導致貧富差距，這也是不對的。我們改革以前國有經濟占75%，貧富差距不大啊。他們還提出理論，認為腐敗和壟斷結合起來就更厲害了，對貧富差距影響更大。他們舉了個例子。官員參與開礦，煤礦就私有化了，這樣貧富差距就更大了。我說如果煤礦不私有化，那不就沒有腐敗和壟斷結合的問題了嗎？所以根本的問題是出在私有化。
他們還認為腐敗和壟斷一結合，就破壞了機會平等的原則，市場經濟下不公平，那么貧富差距就拉大了。現在我要重點說這個問題。
有人說社會主義的基本特征就是公正加市場經濟。我說這個觀點是完全背離馬克思主義的。資本主義國家也很講公正。這有兩個概念必須搞清楚，一個是經濟運行過程中的公正，叫“機會均等”；一個是經濟運行結果的公正，叫“分配公平”。西方經濟學家有三派，左派強調的是經濟運行結果分配公平的公正，右派強調的是經濟運行過程機會均等的公正。以哈耶克為代表的新自由主義強調的就是機會均等的公正。“機會均等”這個概念要具體分析，本來公平，公正這些概念就是與階級相聯系、和具體的經濟關系相關的歷史范疇，而不是抽象的公平，公正。封建社會也有公正，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如果李蓮英你硬要和慈禧太后平起平坐，那她非殺你不可，恩格斯早就說過在古時候要去講平等，肯定是瘋子。慈禧太后坐龍椅，你服侍她，這就是公正。資產階級用平等博愛來反對封建主義是對的，但是抽掉經濟關系看平等，那就上了資產階級的當了。但是無產階級也要利用“平等公正”的概念來反對資產階級。按照列寧的觀點，消滅階級就是最大的公平。最大的公平就在于生產資料是不是平等占有，如果生產資料私有，在這個前提下講公平，那不是自欺欺人嗎？你想想一個資本家和一個工人能夠談公平嗎？談的只能是買賣、交易，你給我干活，我給你工錢，不干就走，好像是很公平自由。但是工人不給資本家干活就沒有飯吃，強勢在資本家，工人是沒有自由平等的，他的自由是失業的自由，百萬富翁和窮光蛋是沒有什么平等權可以講的。現在講機會均等，機會均等的意思是一個東西你能買我也能買，那么富人能買的窮人買得起嗎，機會均等的前提不平等啊。問題就在這里，前提不平等就談不上真正的平等。這實際上也是一個騙人的口號。現在有人講社會主義的基本特征是公正加上市場經濟，那我說美國早就是社會主義了，因為它的公正還有更多的法律保證。
現在這些人用“機會均等”這個口號來要求公正，說國家不管對公有經濟還是私有經濟，政策都要一視同仁。這在一定意義上也是可以的，一視同仁必須有一個前提，就是生產資料不能有私人壟斷，而且國有經濟為主體，在這個前提下能一視同仁。一切政策服從主體，適當引導發展私有經濟，這可以，不能像現在這樣無限制地發展私有經濟。否則就是不公平。
第五個問題，剛才我是肯定了基尼系數的運用，但它有兩個缺陷。
第一、它缺乏階級分析，反映不出收入來源。因為它所涉及的貧富是以收入為標準，按收入劃分組，比方說收入最高的20%劃分為一組。在一個組里可以有各種各樣的收入來源，比如一個工程師的收入主要來自勞動，但是他的工資有可能和一個小資本家相當。
第二個缺陷，基尼系數只考察收入部分，不考察資產（資本生產資料）的部分。實際上引起貧富差距的主要是資產部分，不是收入的部分，基尼系數把主要的部分撇開了。如果把資產考慮進去，貧富差距還要更大。比如說美國，它的基尼系數比我們小一點，有人會以為它的貧富差距比我們小一些，這是個誤解，因為基尼系數不考察資本，實際上資產部分引起的差距很大。廣大的工人、勞動群眾只有少量的資產，甚至沒有；而大資本家，比如比爾•蓋茨，去年《福布斯》發布的數字資產是500億美元，再加上另兩位，世界最富的三個人總資產超過全世界最窮43個國家一年國民生產總值的總和。美國前1%的富翁掌握了全國1/3的資產，10%的富翁掌握了2/3的資產，而另一方面還有3700多萬的貧困人口，他們占有生產資料的情況是基本上一無所有。這個差距大不大？所以把收入和資產都用來計算貧富差距，美國比我們大得多。同樣在我們國家，基尼系數也只反映收入部分，如果把資產考慮進來，貧富差距就更大。去年《福布斯》發布的排行榜，最富的是榮智健，133億多，第100名的也有16億多，那都是億萬富翁級的。現在有人估計，現在全國占有資產（不是生活資料，如居民自住房之類東西）的百萬富翁有500萬，千萬富翁有24萬，億萬富翁有2200多人。我核算了一下，這些占全國人口不到0.5%，占有略八萬億的資產，這是什么概念呢？這相當于中央169個企業所擁有的總資產的76%；相當于我們一年總GDP的差不多一半。另外我們看到，還有幾千萬的貧困人口，如果按照聯合國的標準，每天消費不滿1美元的算為貧困人口的話，那么我們有2億零80萬的貧困人口，16.6%。這是世界的貧困標準。
有人說我們的貧困人口已經從過去的2億多減少到現在的幾千萬，生活水平已經是大大提高，以這個數據來證明貧富差距縮小了，這是不成立的。因為貧和富是相對的概念，隨著經濟的發展，貧困的標準也提高了。我們生活水平是提高了，按照我們的標準算貧困人口是幾千萬，但是按照世界的標準是2億。一方面我們有很多百萬以上的富翁，另一方面按我國官方的口徑，也有幾千萬的貧困人口。
金融資產，包括證券、儲蓄等，按照前幾年勞動人事部統計局和工商管理局聯合調查150萬人得出的結論，占人口8.6%最富有的家庭占有全部金融資產的60.47%，而另外43.73%最貧困家庭只占有2.9%，這兩組人群的平均相差是103倍。可見，如果我們把資產這部分考慮進去，貧富差距就更明顯了。
要考察一個社會的貧富差距，就要把收入和資產考慮進去，但是現在還沒有這種計算方法。有人說現在的計算夸大了貧富差距，我說不是夸大，是縮小了。基尼系數的缺陷不是夸大了貧富差距，是縮小了。
最后我有一個結束語。講一講我們應該怎么做。我照著我的稿子念一下。
由上述分析我們得出結論，我國不僅可以借鑒西方的基尼系數來分析居民收入不平等的程度，而且由它揭示的這種不平等程度已經超過了國際公認的警戒線。形成這種狀況的根本原因在于國有經濟的主體地位被削弱、動搖，甚至改變，相應地，資本主義經濟因素得到過度膨脹。同時，城鄉、東西經濟之間差距的拉大，也是加劇基尼系數上升的重要因素。因此消除我們當前貧富差距過大的根本辦法就是切實地，而不是虛假地嚴格遵守憲法的規定：“國家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要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多種經濟共同發展的經濟制度（這是憲法第六條）。國有經濟及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是國民經濟的主導力量，國家保障國有經濟的鞏固和發展（憲法第七條）。”當前中央提出的以適當提高低收入人群的收入為重點的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無疑是完全正確的。但單純從收入分配領域作文章，而不從調整社會經濟結構是不行的，特別是要認真貫徹落實國有經濟為主體，公有經濟為主導的地位。不鞏固發展社會主義全民所有經濟的方面下功夫，而繼續任由私營經濟、外資經濟無限發展，最多只能是使貧富差距的矛盾暫時得到飽和，而不能從根本上消除。正如馬克思在批評經濟主義者韋斯頓所說的那樣，“這只是在用止痛劑，而不是摘除病根。”
我就講到這里，不對的地方請大家批評。
主持人：接下來我們有一段時間和丁老師交流，大家有問題請舉手示意。
聽眾一：我有一個思路。中央的稅收控制是不是控制得不好？越是發達的行業和企業，因為勢力比較大，漏稅的可能比較多。國家如果在這方面下點功夫，在再分配上，國家收取之后投入到基礎設施，讓貧困人口的生活成本降低，比如說上學免費，醫療得到解決。即使他們收入低，也能維持一個比較基本的生活質量。這個思路您覺得怎么樣？
丁冰：我覺得稅收政策再改進一下的話，可以緩和。但如果是有意識地縱容某些行業，那就是“錦上添花”，本來收入就多，再加上稅收少，這樣貧富差距就更大。稅收的因素是存在的，我覺得是應該改進的。
聽眾二：我們國家自從改革以后，產生了很多的問題，這是不容置疑的。我不明白為什么中央采取那么多的措施，使私有化的步伐那么快？究竟是少數精英掌握了話語霸權，使中央采取那樣的措施，還是中央自己的問題？你們知識界對中央的政策有很大的影響，現在怎么樣讓中央的政策扭轉過來？剛才你講了，用止痛劑的辦法解決不了問題，應該把私有經濟和公有經濟的比例轉過來。我想問你們知識界有沒有打算把對中央政策的影響力發揮出來？
丁冰：我想想。我們必須尊重現實，我們現在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而且是處于強大的資本主義世界的包圍之中，我們很難擺脫資本主義的影響。美國有十條戒律，總的是要和平演變，從杜勒斯開始，方針越來越完善，要從各種渠道滲透。比如說，高盛公司的財政部長是保爾森，這個高盛公司就是專門拆公有制的臺的。和平演變在理論上是以一種學術的姿態出現的，就叫新自由主義。新自由主義并不專門對付中國，也對付蘇聯，對付拉美，現在主要針對的不是別的國家了。我們理論界馬克思主義者，看出它的陰謀，堅決地批判，這樣的人大批地存在。但是現在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處在低潮，國內有一些精英就很容易接受新自由主義的思想。新自由主義思潮在國內的勢力是很強大的，我的感受是很深的，我們從90年代開始，就一直在和新自由主義做爭論。但是我們人微言輕，馬克思主義沒人相信，到了近兩年才能為廣大群眾所認識、接受。現在馬克思主義聲譽稍微高一點，這是實踐檢驗的結果。拉美失敗了，俄羅斯復辟了。
我們中央的一位同志去拉美參觀回來驚醒了，看到新自由主義這么厲害，說要批新自由主義，我們膽子才壯了一點。以前是主張“不爭論”的，有話沒法說，所以04年我很感謝中央，2004年的三號文件提出要鼓勵各種學派在大是大非的問題上爭論，這樣就好了。真理不怕爭論，真理是越辯越明。但是新自由主義市場已經這么強大，已經影響到這樣的程度，也很難讓人反思。有人說反思就是反對改革，我說反思是反思我們怎么樣正確地改革，不是反對改革。我們是主張社會主義制度自我完善的改革，反對新自由主義的改革。
新自由主義的影響是和整個國際環境有關的。改革也是千萬人的事情，不是中央哪個領導人醒悟了就能改變，也不是一天兩天能夠改變。那是千萬人的行動，要讓大家都認識到貧富差距已經很嚴重，兩極分化的后果要導致社會的不穩定。兩極分化主要是國有經濟主體地位削弱帶來的。如果我們現在繼續堅持公有制為主體，鞏固發展公有經濟的話，我們社會主義是有希望的。
聽眾三：這就是您剛才結語中提出的解決兩極分化的方法吧，生產資料讓公有制重新占主導地位。我覺得這是根本性的解決方法，但是它對政治條件的要求是非常高的，但是我們現在還感覺看不到這樣的政治條件的出現，就是說不管從黨內、中央高層、民間的情緒還是從思想界的傾向來看這個條件都不成熟，現在主流的實際上還是“國退民進”。但是我們是不是可以從私有經濟占據大半壁江山這個既定現實來解決問題？現在談到分配有一次分配、二次分配（稅收），還有三次分配（慈善），我們是不是在一次分配作文章，提高工人的工資上？而我覺得提高工人的工資，我覺得首先要在憲法里規定工人的罷工權利。是不是可以這樣？
丁冰：對。一個是治本，一個是治標兩個層次。治標的層次我完全同意你的想法，提高工資水平來縮小差別是很好的。但是最根本的辦法是保住公有制經濟的地位。現在做不到這一點的時候，我們可以在其它的方面作一些改良的辦法，這也很好。還有剛才那位同學提到壟斷性行業的提高稅收的辦法。
我們恢復公有經濟的地位，還要解決它的壟斷的問題。有兩個辦法。
一個是我們的好多企業一分為二，比如成立東西兩個電力公司，像現在聯通和移動形成競爭，但都還是國有經濟。第二個加強民主監督，提價必須通過輿論監督，加強聽證會，這個應該提到人民代表大會上來考慮。重要的問題要人民代表大會表決，通過了才能提價。這是可以抑制壟斷的，不是說一反壟斷就要把中石油摧毀。
聽眾四：有一種流行的說法是收入的不平等與權利的不平等、不對稱有關。您是怎么看得？另外除了公有制，還有沒有股份制，一種民有制的探討，這沒有可能起到緩解的作用？
丁冰：第一個問題是權力導致腐敗。對他們提出的腐敗的看法，我覺得要反對。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和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在要反腐敗這一點上是沒有分歧的。問題是腐敗的根源是什么？主流經濟學家認為腐敗是權力的結果，他們說行政權力干預是尋租的根源。
如果說腐敗根源在于權力的話，過去共產黨的權力是很大的，為什么這個權力高度集中的時期是中國空前的清廉的社會，沒有現在這樣腐敗成風。權力是腐敗的一個條件，不是充分的條件。腐敗最根本的一個原因在于剝削的制度和剝削階級的意識。剝削階級認為“人不為己，天誅地滅”，認為利己是正常的，認為當官不發財是老朽、僵化，所以一當官就設法去撈，這才是腐敗的根源。再加上市場經濟的環境，有了貪污的物質條件，他們才會去貪。
在腐敗根源的問題上他們的看法是和馬克思主義者的看法不太一樣的。
第二個問題是股份制的問題。我覺得我們搞市場經濟可以搞股份制，但是不能普遍實行股份制。普遍股份制，按照西方市場的經濟來運行社會主義的原則體系，最后遲早要導致私有化。過去我們在討論時就說，股份制不等于私有制，公有制也可以搞股份制，但是普遍實行“股份化”，那就非私有化不可，因為股票必須在市場上買賣，一買賣就可以化公為私。過去有一部分非流通股，國有經濟還能保。現在實行股權分置改革，不管怎樣的企業都得賣。所以我們過去講股份制是可以的，但是股份制普遍化最后的結果，等于是一頭肥豬切開來賣，一塊一塊地賣，最后私有化。
那么新自由主義提出一個說法：股份制就是公有制，因為股份制就是大家都有，大家都有就是公有嘛。這是完全歪解了社會主義公有制的含義，偷梁換柱。所謂公有制，是指勞動群眾平等地共同地占有生產資料。股份制沒有這種特征，它不是公有制。但是股份制里可以有公有制，比如幾個國有企業共同經營一個項目，合并重組，這就是公有制。國有控股的企業是不是公有制，不完全是，它是混合經濟。大家要是弄不清楚這些概念，新自由主義就會鉆空子，在大家思想不清的時候混水摸魚。它在往私有制的方向發展，卻自稱公有制，直到貧富差距拉大以后，大家才明白不是社會主義公有制。
主持人：因為時間關系，這次活動就到此結束了。謝謝丁老師，謝謝大家！
相關文章
「 支持烏有之鄉！」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