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講人：韓德強
時間：2004年8月8日下午3：00
地點：烏有之鄉書吧（北京航空航天大學西門外對面）
記錄整理：烏有之鄉書吧，并經韓德強先生本人修訂
這是一個很奇怪的題目。泰勒制是一種工業管理方法，民主是一種政治理念和制度。兩者怎么能聯系起來呢？
我們大家都聽說過泰勒制可以使作業標準化、規范化，可以提高生產效率，泰勒制也叫科學管理。但是，泰勒制為什么產生？實際應用中遇到過哪些阻力？有什么社會意義？即使很多研究泰勒制的人也并不清楚。
為了說清楚這些問題，我們先從泰勒本人談起。
一、泰勒其人
泰勒出生于1856年，高中畢業時曾考入過哈佛大學。但是泰勒頗有一些反抗精神，他不滿于父親的安排，放棄了上大學的機會，背叛富有的父親，進了費城的一家水壓工廠當學徒。那時候當學徒很苦。泰勒一年到頭辛辛苦苦地工作，最后落不到自己的兜里錢沒幾個，都讓老板賺去了。這樣，泰勒就慢慢從語言和感情上都擺脫了家庭，成為一名普通工人，和工人一起發誓合伙對抗老板。泰勒當然也懂得了怎樣磨洋工。技術工磨洋工，看上去干活很認真的，但干活速度太慢，而實際上速度是可以加快的。非技術工磨洋工，監工來了加快工作，監工一走，趕緊歇著。問題是，學徒期滿后，泰勒轉到費城的米德維爾鋼鐵廠當工人，6年之內是連升6級，從一個普通工人升為職員，又升為機工，機工班長，車間工長，總技師，一直到總工程師。地位發生變化，薪水、待遇、工作環境發生了變化，工作性質也發生了變化，泰勒的立場也就發生了變化。他從單純的勞資對立觀點，走向了勞資調和觀點，希望找到一種既滿足老板的委托，對得起老板的提拔和信任，又能讓工人受益的管理方法。
二、泰勒制的產生
關鍵的變化在泰勒當上工長以后。現在，泰勒的主要任務是讓工人提高生產效率，讓工人“吃的是草擠的是奶”，成本效益比最佳化。當時有很多種辦法管理工人，最常見的一種就是計件制，多勞多得。這樣，誰磨洋工誰吃虧。問題上，泰勒知道，計件制的關鍵在于如何確定單件價格，或者說確定標準件數。超過標準件數，有一定的獎勵，否則有一定的懲罰。泰勒追問的是，這生產定額是怎么來的？為什么是6件而不是5件或7件？能不能提高到9件、10件？泰勒懂得，定額是一個討價還價的過程。比如定為6件，超過1件獎1塊錢，過一段時間，所有的工人都輕輕松松的超過6件，到了 9件，然后老板就把這個標準提高到9件了。經過幾次反復之后，工人就知道了，不能多干，干得越多定額就越高。要確保工人的利益，就必須磨洋工。怎樣打破工人的這種防范心理呢？怎樣壓縮工人的討價還價能力呢？怎樣讓工人乖乖地積極勞動呢？
泰勒研究了米德維爾鋼鐵廠搬運部門的工作。當時沒有鏟車，沒有自卸車，鋼鐵廠的搬運工作量很大，主要靠手工鏟運。泰勒想，小鏟輕，速度快，但每次鏟運量小；大鏟重，速度慢，但鏟運量大；綜合起來一定有一個恰當大小的鏟，使速度和鏟運量達到最佳組合。還有，鋼渣重，煤渣輕，鋼鏟和煤鏟也應該大小不一樣。再有，握鏟的位置也很重要，左手在鏟柄的什么位置，右手在什么位置，腰該彎到什么程度，這都影響鏟運的效率。為此，泰勒找來了一些膀大腰圓、鏟得又快又多的工人做實驗，確定最佳鏟斗面積，最佳握柄位置，動作標準，以及每天的工作定額。經過一段時間的實驗，培訓，泰勒最后將一個400多人搬運工裁減到130多人，卻可以完成同樣的工作任務。
泰勒感到很高興，用工量大幅度減少了，工人的工資提高了，任務完成得又快又好，實現了老板和工人之間的雙贏。所以，他宣稱可以調和勞資矛盾，實現科學管理。
幾乎與泰勒同時，吉爾布雷斯在建筑行業也獨立地發現了泰勒制的奧秘。他把砌磚工作給標準化了。大家知道，砌磚需要把磚頭從地上拿起來放到墻上去。吉爾布雷斯發現，一個人砌磚時做了很多冗余動作，有很多停頓，但有些動作是可以撤消的，可以從18個動作減少到4個動作，工人每天的砌磚數量可以從1000塊提高到2700塊。其要害在于，吉爾布雷斯設計了腳手架。他發現，砌磚工的體能大量消耗在自身的升降上了。每次從地上拿一塊4磅的磚頭，都得彎下180磅的身體再站起來。如果人體可以不升降，讓放磚塊的腳手架升降，無用功就可以不做了，砌磚的速度就提高了。
泰勒和吉爾布雷斯都一廂情愿地認為，他們的研究可以緩和勞資矛盾。但是，工人卻強烈抵制這種雙贏。原因很值得深思。泰勒制雖然提高了在業工人的工資，但是卻造成了大量工人的失業。大量的失業工人在工廠門外等著就業，對在業工人的工資構成極大的威脅。泰勒制實行之初，在業工人的工資上去了，過了一段時間，失業率上升，工資又會被壓下去。工人更深層的感受是，原來他們都積累了一定的經驗和技巧，可以靠經驗和技巧爭取較高的工資。泰勒制總是把研究這些最好的經驗，把一個需要多年實踐鍛煉的綜合工作，分解成若干個只需要標準化、短時間訓練的簡單工作，嚴重地削弱了工人的討價還價能力。第三，由于工作簡單化、標準化，工人操作的自由度大大降低，越來越像一個機器人，整天千百遍地重復同樣的工作，極大地降低了工作的內在樂趣。所以，工人就強烈抵制泰勒制。1911年，美國國會通過了一個法案，禁止工廠里使用秒表。用秒表就是要掐時間，就是要計算工時。不但工廠里不準用，而且其它工作場所也不能用。這主要針對把泰勒制搬進政府機關的工作。什么時候美國工廠才準許用秒表？一直到了1949年。
事實上，除了工人反對之外，甚至工頭也反對泰勒制。傳統的工長是這樣工作的，到處走走看看，發現哪個干活不積極，上去不是罵就是打。但是，泰勒卻要求有研究型的工頭，要學很多東西，還要想辦法培訓工人，工作細分化、標準化，工具也得細分化、標準化，這一切都使工頭的工作難度大大增加。當然，工頭們的反對既不能改善公平，也不能提高效率，完全是消極的。
泰勒制還有一個問題。泰勒制實際上是把最優秀工人的動作，把他們積累的操作技藝，給集中起來，給普及化了。這意味著侵犯了熟練工人的知識產權。當然，這也可以叫推廣，例如，50年代初期新中國推廣紡織女工郝建秀的工作法。問題是，泰勒制的推廣法把收益都給了老板，而嚴重損害了熟練工人的利益。事實上，龐大而復雜的現代工業，離開了無數熟練工人、技術工人的點點滴滴的技術創業、訣竅和知識產權，單靠科學家、工程師、專利發明人，是不可能取得如此成就的。
三、泰勒制的推廣
在工人和工頭們的聯合反對下，泰勒制的推廣并不快。一直到20世紀的20年代，泰勒制才得到較快推進。原因非常復雜，跟美國的政治有關系。1900年到1921年期間基本上都是民主黨在執政。1900年到1909年是西奧多·羅斯福，1909年——1913年是威廉·塔夫脫，1913年到1921年是伍得羅·威爾遜。民主黨代表的票源主要是中小老板、白領階層。而共和黨則得到大老板的支持。民主黨執政期間，其政策是對工會相對寬容一些，工會的一些措施得到了實現。比如說設立最低的工資標準，縮短工時，失業救濟，養老保險等，而不利于工人的泰勒制難以推行。從1921年起，先后連續執政的三任總統都是共和黨的，哈定、柯立芝和胡佛。共和黨一方面鎮壓和瓦解工人自己的工會，另一方面則成立公司工會，即所謂“黃色工會”。在黃色工會的幫助下，泰勒制才得到迅速推廣。同樣道理，由于歐洲的工會活動比美國強烈，泰勒制就進不了英國、法國、德國。日本則是推廣泰勒制的沃土。戰前的日本沒有工會，工人被迫沒日沒夜地干活，缺乏反抗意識。所以，泰勒制得以順利推進。日本電影《望鄉》就透露出那個工業化時期日本人的悲慘生活。其實，一直到1970年以后，日本工人的生活水準才有比較大幅度的改善。
從這個敘述中，我們可以看到，泰勒制、科學管理實際是意味著企業管理的高度分工和高度集權，意味著企業主的專制深入到工人的每一個動作，意味著工人的自由和民主權利徹底消失。
四、形式民主與實質民主
有人可能會想，民主不是一種政治制度嗎？不是意味著投票、選舉嗎？不是意味著三權分立嗎？怎么和企業管理掛起鉤來了？
其實，民主之所以有吸引力，是因為望文生義，人民可以作主。任何一個團體，小到兩個人，中到家庭、企業，大到國家，聯合國，凡是團體中的每一個成員都有發言權、表決權、執政權，能夠制定團體的決策，使整體行為有利于每一個個體，則該團體就在實質上是民主的。
然而，要使每個成員的權利能夠得到切實的體現，成員間的力量對比差距就不能太大，成員之間交往的游戲規則就不能是弱肉強食、市場競爭。否則，平等的政治權利就可能被不平等的經濟權利所侵害，使民主機制只是形式上是民主的，在實質上是專制的。
泰勒制典型地說明了形式民主和實質民主的關系。工人與老板簽訂契約，接受雇用，雙方在形式上是平等的。進入工廠后，工人掌握技藝，老板掌握資金、市場、組織等，工人與老板的力量不對稱，工人吃虧，受剝削，但是仍然可以用磨洋工的方式與老板討價還價，在工資問題上還有較低程度的實質民主。泰勒制則極大地削弱了工人討價還價的能力，增強了老板的實質專制能力。有了泰勒制，老板可以隨心所欲地解雇工人，可以隨時找到替代者，工人的任何動作細節則必須服從老板的意志。懂得這個規律就可以知道，如果今后要到企業里頭去工作，你要千方百計掌握一種別人沒有掌握的技術，掌握別人不掌握的信息，別人不掌握的訣竅，這樣，老板就不容易解雇你，工資還可能比較高。人們為什么要讀碩士、讀博士啊？實際上就是想掌握某種獨門技術，增強討價還價的能力，獲得高工資。管理人員雖然沒有技術，但掌握企業的大量信息，人事的、設備的、市場的、供貨商的、社會關系的，所以工資也比較高。到總經理位置時，可替代性就極大地減少了，非要替代，就必須取得現任總經理的配合，或者雇主要準備承受重大的損失。這是老板為什么愿意給高級管理人員付付高薪的原因。
可見，實質民主要求雙方力量對稱。凡是一種社會趨勢削弱力量對比的平衡性，這種趨勢就是專制化的趨勢；凡是一種趨勢是增強力量對比平衡性的，這種趨勢客觀上就是一種民主化的趨勢。即使政治機制是集權獨裁的，只要政治力量對比相對平衡的，客觀上其決策就有實質民主。反之，即使政治機制是分權制衡的，只要政治力量對比懸殊過大，就不可能有實質上的民主。差距大到什么程度？讀書人有時候都想象不到，所以，才會高估自己的力量。站在比爾·蓋茨的角度來看，幾個窮小子要平等？門都沒有。我們手里從來沒有數以億計的財富，沒有感受過世界各國政府怎樣拜倒在財富的腳下，也就不知道億萬富翁們是如何看待別人的生命和尊嚴的。實際上在有錢人眼里，窮人是招之即來，揮之即去，像灰塵一樣，狗屁不值。別說報紙、電視，就是軍隊、警察、法院，都在他們掌心里。窮人聽到的，是富人希望窮人聽到的；窮人看到，是富人希望窮人看到的，甚至窮人想到的，都是富人希望窮人想到的。怎么可能是平等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實際上是掩蓋金錢面前人人不平等的假象。
懂得這個道理之后，我就可以說什么社會最民主，最有實質民主，就是原始社會。原始社會為什么最民主？原始社會并沒有一套復雜的分權制衡、投票普選的政治機制，而是元老議事與首領禪讓相結合。但是，原始社會沒有常備軍，沒有警察，也沒有報紙、電臺，更沒有知識分子。元老、首領所擁有的力量，每個人都可以擁有。武器都是石頭和弓箭，住地都是山洞，沒有城墻防護保衛，都可以把自己的意見傳遍整個部落。這樣，如果首領的決策違背大家的共識和利益，如果首領試圖形成一個統治集團來壓迫其他占多數人口的人民，這樣的首領必然會被推翻。更進一步，如果某個首領武藝不強，沖鋒不勇敢，還貪圖享受，甚至出賣部落利益，那只有一種可能，就是被整個部落所拋棄。越往后，人口越眾多，社會越復雜，各種政治力量間的強弱對比越懸殊，實質民主就衰落。到現在，一小部分人掌握著巨額資產，掌握著龐大的組織網絡，擁有電視臺、廣播、報紙，控制著武裝到原子彈、飛機、大炮的軍隊，而絕大多數人則是分散的、互不聯系的、一無所有的。即使有普選機制，這種普選機制也只是幫助政權取得合法性，讓一無所有的人在若干個代表不同富人集團的候選人中挑選。即使有分權制衡，也只是在不同富人利益集團間相互制衡，而絕大多數的窮人則只能干瞪眼，無法形成窮人對富人的制衡。
國際關系也是如此。名義上國際社會有聯合國，有安理會，有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但是，由于美國一家擁有超強的軍事、政治、經濟和文化力量，實際上是由美國在進行國際專制。伊拉克不服氣，結果就被美國修理了。蘇聯消失后，國際政治力量失去平衡，而伊拉克卻還多多少少停留在美蘇對抗制衡時代。美國為什么要防止核武器擴散？其實就是要加強以美國為首的國際專制。如果各國都有核武器，如果各國的核武器數量與美國相當，那么美國就不可能對各國指手劃腳，而就只能討價還價，實現國際政治的實質民主化。現在，美國主張核武器不擴散，有核國家核武數量就地凍結，實際上就是維持國際軍事力量對比的現狀，使美國可以擁有絕對軍事優勢，讓各國在美國面前下跪。這一手其實并不新鮮。當年秦始皇收天下兵器，熔鑄為十二金人，就是要削弱老百姓的軍事反抗能力，維持秦始皇的專制統治。
實際上，中國古代的老子早就看穿了這一歷史進程。“大道廢，有仁義；六親不和，有孝慈。”原始社會是充滿著仁義，充滿著民主，所以不需要仁義，不需要民主。隨著原始社會的消失，人類社會成為弱肉強食的社會，才會有仁義的需要，有民主的需要。怎么辦呢？老子主張小國寡民，絕智棄圣，結繩而治，使人與人之間的力量對比回復均衡，找回民主。為什么要結繩記事？為什么要老死不相往來？在人多數人自利的前提下，大國眾民必然交往復雜，形成弱肉強食的社會結構。
在自利前提下，只有小國寡民才能有民主。這種思想，西方有沒有？西方也有。盧梭認識到了這一點。我們知道，盧梭對西方民主制度有重大理論貢獻，至少我個人認為，他最重要的奠基人。他在《人類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礎》以及《社會契約論》中都表達了一種非常強烈的民主愿望。然而，盧梭心目當中的國家是一個什么國家呢？日內瓦共和國。盧梭出生歐洲小國日內瓦共和國，公共權力屬于一個25人的元老院。他小時候生活在日內瓦，感受不到日內瓦社會的矛盾，長大以后就把日內瓦的共和國制度理想化了，當作民主的典范。盧梭認識到，所謂文明的進步，實際上是不平等的起源，是罪惡的起源。問題在于，我們已經遠離原始社會了，已經罪惡深重了，能不能有民主呢？盧梭提出了《社會契約論》。他認為，政府是干什么的？政府是人民選舉出來為人民服務的，政府就應該受人民約束。那怎么防止政府背叛人民呢？就是要三權分立。實際上，盧梭對現實社會人與人之間力量對比懸殊過大的事實缺乏足夠的認識。結果，選舉政治、分權制衡的政治制度落到現實層面，不是約束了政府，而是使政府成為有錢人的工具。
顯然，老子洞悉歷史，是真正徹底的民主派。而盧梭則比較幼稚，客觀上為現實社會的日益深刻的壓迫和剝削縫制了一件民主的外衣。
五、形式民主與消極自由
照此說來，難道人類社會的實質民主程度在一直下降嗎？如果說投票普選、三權分立、言論自由、集會自由等是形式民主，難道實質民主與形式民主竟然可以南轅北轍？難道實質與形式竟可以如此背離？難道普通人的民主感受增強竟然是錯覺？
我個人的直觀感受也是民主程度增強了。我是知識分子，是言論自由、新聞自由的受益者。這些年來，我切身感受到言論空間的增大。盡管現在還不能自由辦報、辦雜志、辦電視臺，盡管有隔三差五有種種宣傳禁令，但是，禁令只能禁止直白的表達，禁止不了學術化的曲折表達。在日常個人交往中，更可以任意發表評論。至于舉止、穿著、興趣、愛好，誰愛怎么辦都行。我相信，絕大多數知識分子，大多數白領都能有這種直觀感受。正是這種直觀感受，使我們認為社會的民主程度增強了。
然而，這種直觀感受恰恰只是形式民主，而不是實質民主的增強。我們可以任意對事件、人物、政策發表評論，但是如果所有這些評論都不能夠影響政策制定，都不能夠影響實際社會生活，那么言論自由又有何價值？我記得互聯網上曾有一位網友諷刺，上了殺豬場的豬有充分的嚎叫自由，但是改變不了被屠殺的命運，那么有沒有自由嚎叫的權利又有什么意義？
這種嚎叫或不嚎叫的自由，又叫消極自由，即決定不了命運的自由，在當代社會的確是極大地增強了。現代，再也沒有人管我們穿什么、吃什么，也沒有人告訴我們什么是美，什么是丑，再也不需要注意別人的議論，只要不觸動社會強勢利益集團，只要不犯法，什么都行。但是，擁有這些消極自由的代價恰恰是放棄積極自由。由于擁有消極自由，可以在個人生活領域為所欲為，這就使人們不愿意關心公共事務，不愿意關心涉及自身命運的大事務，而將精力和時間都投向非常細小的事務，例如不同款式、面料的服裝，手機的鈴聲，單眼皮還是雙眼皮，胳膊上的肌肉群是否發達等等。當然，嚴格說來，即使在這些細小事務上，普通人也是跟著潮流走，被來自巴黎或紐約的聲音所主導。人的精力是有限的，所以消極自由的享受與積極自由的運用是矛盾的。消極自由與形式民主相聯系，積極自由與實質民主相聯系。但是，我們普通人常常想當然地把消極自由等于同積極自由，也想當然地把形式民主等于同實質民主。這是民主錯覺之一。
這是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由于人們日益沉迷于消極自由，沉迷于個人生活，人們對社會公共事務的感知和判斷能力極大地下降了，民主能力極大地下降了。我們現在懂得了數學、物理，學習了機械、電子、材料力學，看上去掌握了很多知識，實際上都是技術性知識，而不是社會性知識。現代工程師的社會地位相當于古代的工匠，只是精通某一技藝，卻不懂得復雜的社會結構和人際關系，在為人處世上甚至可能比古代工匠更差。既搞不懂社會，就容易上當受騙，受形形色色的政治潮流或騙子、政客所騙，受自身利益的迷惑。同樣值得注意的是，現代技術創造了一個使每個人更加感性化的社會環境。電視機的清晰度越來越高，手機的功能越來越復雜，打印機的色彩越來越鮮艷逼真，商場里的宣傳越來越鋪天蓋地。聲色犬馬、吃喝玩樂占據了我們極大部分興趣和精力，我們怎么能夠搞得清楚日益復雜的社會？這個道理就是老子說的“大象希形，大音希聲”。用心理學語言說，叫注意力守恒定律。報紙天天登的是哪個地方發現無名女尸了，哪個地方車撞死人了，哪個嬰兒生下來三條腿了，這一切都在迷惑、分散人們的精力，降低人們對社會理解和做主的能力。
僅就人們的民主能力而言，中國古代的士大夫們恐怕更強。他們從小學習的是《史記》、《春秋》、《論語》等著作，懂得了種種社會政治和經濟力量較量的復雜性，懂得了人性與社會腐敗的關系，懂得了制度與文化的關系，學習了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這套道理，能夠透過社會現象看到社會本質。“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他始終在思考這個社會的整體發展變化，因此他的做主能力比較強。盡管他可能選擇享受、權力，也可能選擇儉樸、奉獻，社會可能腐敗，也可能清明，但無論如何變化，士大夫階層都是有能力理解的。現在，中國的官員或者是技術出身，完全靠自身經驗來理解社會；或者是學習過西方細分化傾向極其嚴重的社會科學，同樣缺乏對社會整體的判斷和把握。其結果是相似的，找不到歷史方位感，隨波逐流。這是格外令人擔憂的。
其次，知識分子只是眾多社會群體之一，知識分子的感受既不能代替資本家的感受，也不能代替工人的感受。資本家不但感受到了形式民主，甚至還感受到了實質民主。到處是招商引資，到處是“投資者是上帝，引資者是功臣”，到處是稅收減免、土地優惠、手續簡便、笑臉相迎。在資本家們看來，這個世界就是他們的。相應地，工人不但沒感受到實質民主，甚至沒感受到形式民主。投資者成了上帝，工人就下了地獄。過去，工人可以隨隨便便到各級領導的辦公室和家里去，敢和領導對罵，而領導卻只有解釋、勸告、教育的權力，沒有開除工人的權力。有人可能認為，這將造成生產的無政府狀態。其實，只有在極少數企業出現過短暫的無政府狀態。在絕大多數企業的絕大多數時候，是工人在相當程度上行駛了主人翁的民主權利，調動了工人的生產積極性。現在，不但頂撞領導要被開除，甚至善意的提意見都會丟掉飯碗。在許多私有企業，工人完全被當成牛馬一樣使用，被關在高墻大院中，用狼狗看守，沒收身份征，不許寫信。出了工傷事故，老板不是搶救工人，而是推諉責任，解雇了事。工人們想集體談判，就會被當作鬧事分子，破壞穩定的分子，抓起來、關進去。
事實上，絕大多數知識分子并非公共知識分子，他們只關心自己的感受，不關心社會其他群體的感受，所以他們把自己的直覺當成了社會的整體真實。幸運的是，知識分子有能力把自己的感受寫到報紙上，發表到電視上，把自己的直覺感受強加給工人、農民，客觀上當了資本家的代言人，幫助資本實現了社會專制。這是民主錯覺之二。這個錯覺是根本性的。
我過去曾經設想，只要有了言論自由、集會自由、結社自由，就可以有積極自由，有實質民主。我曾經想不通，為什么美國社會具備所有這些條件，但工人卻始終不能表達他們自身的利益和意志？現在懂了。比如說出版自由。《新京報》64版或80版，只賣1元錢，連紙張和印刷成本都賺不回來。它為什么能夠生存下去，壯大起來呢？是因為有巨額的廣告收入。廣告收入主要來自房地產、汽車、手機、醫藥、家電等產業。這些廣告給誰看？給富人看。如果報紙的傾向對富人不利，對窮人有利，富人讀者就會拋棄《新京報》，緊接著廣告商就會拋棄《新京報》，報紙就只有死路一條。在現實生活中，廣告大客戶都是巨富，他們對報紙的傾向遠比一般富人讀者敏感，他們會警告報紙不要刊登某種對富人不利的觀點、消息或新聞。更進一步，如果報紙要辦得好，主編們不但要及時傾聽廣告大客戶的警告，而且要善于揣摸大客戶的心理，千方百計加以迎合。正是這種新聞競爭的機制，使報紙越辦越厚，廣告越登越多，使富人對輿論的控制更加靈敏有效。也是這種機制，使那些小報只能局限于小圈子，而不能走向大眾，影響公共輿論和決策。這就印證了前面的觀點，在一個日益復雜、分化的社會中，形式民主完全可以與實質專制相結合。
六、從形式民主通向實質民主
既然形式民主可能被實質專制利用，甚至成為實質專制的遮羞布，那么，我們還要不要形式民主？我認為要，而且是沒辦法，只能在形式民主的框架內尋找通向實質民主的道路。
為什么要有形式民主呢？因為形式民主在形式上賦予每個人以主人資格，向我們每一個人送上了一份政治禮物。形式民主對普通的公眾有巨大的吸引力。這種吸引力固然與這么多年來對形式民主的迷信有關，但在深層次上，則與每一個人內心的獨立自主傾向有關。盡管這種傾向也是無政府主義思潮的最深層動力。在一個日益復雜了的社會里，一部分人的無政府主義傾向完成可能成為另一部分人實現集權專制的工具。我們已經遠離了原始社會，已經沒有一個簡單的、完美的解決辦法了，但是絕大多數人可能還設想著有一種簡單的政治解決方案。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這種禮物的誘惑是無法抵御的。即使形式民主會犯錯誤，那錯誤也是人民自己犯的錯誤。即使人民會被實質專制力量所利用，那也是人民還比較幼稚、自私。任何希望改變社會結構，使之真正服務于人民的人，如果忽視人民對于形式民主的渴望、幻想，希望越過形式民主追求實質民主，最終都不會被人民所理解、所接受。在人民的多數還比較自利，還比較狹隘的時候，少數人無法包辦代替，將一個美好社會帶到現實中。過去一百多年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實踐，無產階級專政的實踐，充分地證明了這一點。
但是，從形式民主走向實質民主的道路的確曲折艱難。二戰結束后，歐洲特別是北歐國家曾一度由工黨或社會民主黨執政，征收了高額累進所得稅、遺產稅、贈與稅等，建立了福利國家，可以說在相當程度上實現了實質民主。但是，在全球化潮流的席卷之下，北歐各國又紛紛削減福利，大資本的統治卷土重來。在拉美或其他第三世界國家，有的已經通過普選產生了服務于大多數人民利益的政權，但是這些政權幾乎都被美國和本國內部的大資本集團聯合力量武裝扼殺了，例如，1965年的蘇哈托政變，1971年的皮諾切特政變。
在1970年代以來的全球反人民、反民主潮流中，委內瑞拉似乎給我們以希望。1999年，在幾乎所有的電視臺、報紙都不支持的情況下，查韋斯靠著人民群眾口口相傳的力量，打破了輿論封鎖，當選為總統，而且成功地粉碎了美國中央情報局和委內瑞拉大資本的政變陰謀，一次又一次地戰勝了國內外大資本家們制造的停工、停產、停水、停電的危機，給苦難深重的委內瑞拉人民帶來了實實在在的利益和希望。當然，委內瑞拉的故事剛剛開始，還沒有經受中國和蘇聯曾經經受的考驗，說走穩了實質民主的道路還為時尚早。
我們可以看到，無論是中國還是蘇聯，無論是瑞典還是挪威，無論是智利還是委內瑞拉，全社會都曾萌生過形式民主與實質民主相結合、相一致的希望。在希望萌生和滋長的地方，都有著一大批理想主義者在努力奮斗。只是這種人數量還不多，質量還不高。所以，局部的、短期的成功不是擴大和鞏固了理想主義者的隊伍，而是腐蝕了理想主義的力量，中斷了形式民主與實質民主相結合的希望。如果理想主義者的數量增加，質量提高，并且仍然能夠與人民群眾相結合，則我們就有可能從形式民主走到實質民主。換一個更加廣泛的概念，如果改變人人自利的前提，產生一大批德才兼備的理想主義者，那么大國眾民是有可能實現實質民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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