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過去一年里，我國在國家經濟安全領域發生了一系列大事，其中包括工程機械行業的龍頭企業徐州重工被美國凱雷投資集團整體打包并購、中國核電站是否采用美國西屋核電技術并允許日本東芝購買股份的爭論、外匯市場開放及人民幣自由兌換的討論、國家戰略石油儲備體系落后、四大國有銀行出讓控股權、缺乏自主大型飛機和部分地方政府盲目“引進戰略投資者”對國有資源和工業企業整體打包出售等等。此外，中國并購研究中心研究顯示，我國每個已開放的產業的前5名企業都由外資公司控制，并且在28個主要產業中，有21個外資擁有多數資產控制權。這些都是極其嚴重危及我國國家安全的重大經濟事件，是非常令人擔憂的。另外，我國大型企業在跨出國門、對外投資收購時遇到發達國家的一系列阻礙、限制及高度警覺也給了我們很大的警示和提醒，這包括聯想收購IBM時所受到美國政府的一系列責難和圈禁、五礦集團和中海油等企業在收購加俄等地企業所遇到的冷遇。特別，墨翟詳細摘錄了一份2003年美國卡特比勒公司向國內某企業提交的投資合作意向書，他不無憂慮的戲稱，這樣一份意向書如果發生在兩個國內企業之間，那將是被視為一種侮辱而會大打起來，但外國企業則通過這種侮辱性的合作意向書達到了當年通過堅船利炮才在辛丑條約中達到的一切目的，并且還要多得多。凡此種種都充分而深刻的說明，建立國家經濟安全法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具體談到國家經濟安全法，墨翟認為立法有四個主要目的：第一，需要有專項法規來保證國家經濟安全；第二，需要有專項法規來保證國家在經濟領域的中長期戰略安全，比如戰略工業、國防尖端技術等；第三，需要有專項法規來保證大多數民眾的基本福利不受經濟危機、外資侵蝕；第四，需要有專項法規約束地方政府在發展地方經濟時危害國家整體安全的短期行為，指導地方政府關心國家整體戰略安全，比如關于稀土資源出口問題。并且在具體立法上可以參考發達國家的相關法案，例如美國的“埃克森-佛羅里奧修正案”。美國的該法案的目的就是限制外國資本進入、保障國家經濟安全，因此它嚴格規定了限制國際并購的領域，包括：1，完全出于國家安全考慮而明確禁止外資介入的國內航空運輸、核能生產和利用、國內水路運輸；2，嚴格限制外國直接投資介入的電信、廣播等部門；3，對外國投資實行對等原則的油氣管道、鐵路、礦產采掘等行業；4，實施特殊閑置的水力發電、某些地區的水產業和航運業。并且法案所涉及到的行政、軍事、財政、商業等重要的國家政府部門。這也鮮明的先賢美國對國家經濟安全的重視。
關于國家經濟安全的精確定義，墨翟列舉了三條。第一，根據發生源來定義。在這個定義下，由經濟行為引發的戰略安全危機、社會危機等均可以被稱之為“國家經濟安全”問題。第二，根據現象后果定義。這既包括核電站建設和京滬高鐵建設等重大國防危機或者重大國防隱患，也包括魯湘等省打包甩賣國有資產等重大社會危機隱患。第三，根據重大經濟損失定義，這包括：企業性重大經濟損失，如一汽、二汽的收購；行業性重大經濟損失，如大連機電廠的并購；以及社會性重大經濟損失，如佳木斯聯合收割機廠的并購。
根據國家經濟安全問題的表現和發展，墨翟認為可將之分為四個階段。第一個為萌芽期。這個階段的現象有產能過剩、國有銀行大量喪失控股權等。第二個為發展期。這一時期的重要現象有股市的長期低迷、房地產價格長期持續線性走高等。第三個是危機期。第四個為崩潰期。這個時期會有部分或者全局重大安全后果的出現。對于不同的的國家經濟安全狀態和問題，應該啟動不同的保護政策何法案，主要的是政府政策保護和司法立法保護。對重大的并購項目政府部門要進行政策限制；而對于違反相關保護規定的企業要在司法上追求其刑事責任。當然例如核電站建設、WTO的某些條款等十分重大但凡是本屆政府可能難以承擔后果的問題，可以由全國人大進行審議，但必須要嚴格維護國家經濟安全。在這方面，美法德等發達國家都為我們提供了比較好的例子。除了國家的制度保護之外，墨翟相信民間保護也是一個十分重要而有效的保護方式，特別地他希望大家都不買川崎重工、三菱等日本軍工企業制造的民用品。
另外，墨翟還探討了國家經濟安全法的違法范疇——司法處罰的未來依據。從思想意識角度可以進行有罪推斷、惡意推測。在此墨翟舉了日本在華地理信息企業和跨國公司的國內收購的例子來作為認定外國企業的經濟行為帶有惡意的解釋。他認為可以惡意推測，所有的日本在華地理信息公司都可能利用GPS采集數據。而跨國公司在中國進行收購活動有三個基本點：必須控股、對方必須是行業龍頭企業、未來收益必須超過15％，由此也可以對這些跨國公司進行惡意推測。從后果范疇可以根據經濟行為的效果來對行為進行界定。比如南孚電池在被并購賣之后喪失了北美市場，徐州重工被凱雷投資專賣之后，同樣可能喪失掉本土市場，這些并購行為可以認為是違反國家經濟安全法的。從內容范疇可以有經濟行為涉及的產品產業科目界定。例如對武器和科技具有重要意義的稀土材料的出口也是違反國家經濟安全法的。從過程范疇可以根據經濟行為進行界定，例如富士通在華走私膠卷一類事件可以認作違反國家經濟安全法。對于以上違反國家經濟安全法的行為，國家能都應該依法追究違法者的刑事責任。
墨翟呼吁各政府部門，包括國安局、國防部、海關、國家統計局、全國人大、全國政協都應該承擔起相關責任。最近國家多個部委之間將通過部際聯席會議，規定限制外資在包括核電、發電設備、輸變電設備、造船、齒輪、石化通用設備制造和鋼鐵領域7大重點制造行業進行絕對控股或相對控股，墨翟在報告中也進行了熱情的報道并予以支持。
墨翟高度贊揚了全國工商聯、高粱、鐘慶、楊曉陸、叢亞平等一批保護民族產業、維護國家經濟安全的英雄。他認為他們在反對全面變賣裝備工業、反對開放外匯市場管制、反對變賣國有銀行股權、推動民族信息產業安全、建立國家經濟安全體系等方面都做出了重要的貢獻。與此相對比，墨翟對幾種流行的觀點進行了憤慨激昂的批駁——他將這些觀點斥之為“漢奸觀點”，它們是：經濟是經濟，政治是政治的觀點；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這就是全球化的觀點；（要求建立國家經濟安全法是）民族主義情緒在經濟領域的反映的觀點；美國是幫助中國進步的觀點；日元貸款拉動中國經濟增長的觀點。他說，從國家整體安全出發，政治經濟從來都是不分家的；全球化不能是我有你的飛機，你有我的褲子，而應該是我有你的飛機，你也有我的徐工機械；要求建立國家經濟安全法不是什么情緒，而是真實的利益；美國愿意幫助中國進步前提是中國能幫美國掙錢，假若中國的進步并不能幫助美國掙錢，那么美國人也不是什么仁慈的上帝。日本貸款的拉動能力是有限的，而且往往是出于日本本國的國家安全考慮的。
最后，墨翟要求大家都對國家經濟安全全局進行大反思。首先是就是要對我國的出口導向型和外資拉動型經濟增長模式進行反思，因為這種的經濟增長模式可能使中國經濟套牢在低端產業的陷阱之中，讓中國染上了嚴重的“外資依賴癥”，從而使中國經濟實際上被外資“鎖定”，陷入了惡性循環的怪圈，走上了依附型的發展道路。另外他也對對外經貿部和地方政府部門的一些行為和思維提出了批評，對林毅夫和張五常等昏庸腐敗的經濟學家的褲子換飛機、中國開放金融十五年可趕上美國的荒謬頭頂的經濟理論進行嘲諷，而對廣大消費者貪小便宜的心理也提出了一點意見。（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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