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六講座
主題:我國農村改革的啟示及三農問題的出路探討
主講人:楊毛(北京大學中國與世界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曾用網名“邋遢道人”,出版文集《道說天下》)
時間:2008年12月6日星期六下午2:30
地點:烏有之鄉書社(海淀區蘇州街18號院1號樓長遠天地C座1單元901室,電話:010-62760856)
主辦:烏有之鄉書社
中國害了什么病,怎樣治療才管用
一、中國害了什么病
對于今年的經濟危機,政府的基本判斷是,中國的經濟是可持續發展的,它的體制和模式都沒有問題。經濟危機的出現是西方經濟出了問題。中國只是沒有充分預見,提前采取應對措施。目前政府應對經濟危機的方案正是基于以上判斷。政府采取的措施依然是通過投資拉動內需。
然而,中國經濟實際上早就出現了問題。消費才是擴大內需的最終歸宿。依靠投資拉動內需尤其是通過房市、車市等高消費項目拉動內需不僅難以解決問題,而且會導致過剩性經濟危機。在我國這一問題出現以久。90年代末大量城市工人下崗,涉及約1億人口生計;同時建設用地大量占用耕地,1億多失地農民轉為城市貧民。90年代以來農民家庭收入增長嚴重放緩。以上共計形成約8億低收入群體。巨大的低收入群體被排除在市場之外。
中國經濟實現了“軟著陸”,緩和了經濟危機,其實質是生產過剩被外需吸收,貿易順差緩解了供需平衡。世界貿易增長率遠高于GDP增長率。
二、改革開放接軌的世界新經濟
70年代以來,世界經濟發生了巨大變化。美元過量發行導致美元的貶值。西德和日本為拉動美元,也過量發行貨幣,最終導致西方金融市場的崩潰,利率極不穩定。
由于西方經濟虛擬化,形成了一個“大賭場”,貨幣匯率短期內大幅度部波動,影響了實體經濟的發展。70年代以來西方國家第二產業比重下降,發達國家對發展中國家直接投資激增,產業大量轉移形成國內產業空洞化和新興市場國家工業化。面對亞洲“四小龍”、“四小虎”的迅速發展,中國政府改革開放,與世界經濟接軌,大量輸出工業產品。西方發達國家居民消費占GDP比重上升,而中國居民消費占GDP比重下降。
三、寄生經濟——全球化的最終產品
西方經濟與新興市場經濟實際上構建了一個共同體,其主體是作為寄生者的完全開放國家和作為寄主的新興市場國家。寄生者在自身改造出一種能從宿主身上不斷獲取營養的器官,是寄生經濟形成的關鍵。
寄生者是這樣汲取營養的:一方面,美聯儲往金融賭場撒錢的:持續大幅超過經濟增長速度發行美元;通過不斷進行“金融創新”,創造數以千計的衍生貨幣、杠桿手段,擴大金融交易總量;每當金融市場危機時直接投入巨額美元。其本質是:不斷增加每個籌碼的虛擬價格,使金融市場交易量和總價值迅速上升。美國老百姓都能從賭場莊家——美聯儲——身上大把賺錢。另一方面,對新興市場國家自然產生的最主要的抗體,即勞動力價格的上升,采取以產業轉移相威脅,遏制勞動力價格上升,把產品價格維持在低水平。
其手段具體來說有二:一是發展知識密集型產業。知識密集型產業勞動生產率提高的“可能性空間最大”,利潤最高。利潤越高,研發能力和條件越好,吸引知識人才能力越強。同時,給宿主提供盡量周到的技術服務,會使他們逐步喪失基礎研發能力,形成反向寄生。二是通過高額廣告投入創造世界名牌,已獲得高利潤。
總的來說,西方國家對抗體生成免疫力的基本方法是:強力促進新興市場國家市場化進程;宣揚“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其他人也會富裕”的道理,利用邊緣國家急于做宿主的事態,以資本出逃威脅;實現富的富起來成為買辦,窮的窮下去把消費奉獻給西方。如果所有手段都失效,利用新宿主出現引發的震蕩把老宿主吃干喝凈。
四、怎樣治療才管用
中國目前的經濟問題在于90年代末形成了一個消費能力過于低下低收入龐大群體,無力支撐國內消費市場,恰好世界 “進化”到寄生經濟階段,中國“接軌”為最大宿主。
其根本原因是90年代中國已經進入市場經濟階段,貧富分化趨勢不可避免。但我們錯誤地長期忽略農村第二步改革,錯配為實施國企減員增效,賤賣國企,集體企業改制,掠奪性“農轉非”政策,以及教育、醫療“產業化”等加速兩極分化的改革內容。最終導致世紀之交形成一個龐大的低收入群體。
政府出臺的幾項主要措施恐怕都只會加劇生產過剩而無法解決需求不足,難以扭轉當前的經濟局勢。我們患的是類似早期資本主義過剩性經濟危機的病,循著做宿主的道路走,結局一定是拉美等新興市場國家的下場。
今天的中國與大蕭條時期的美國表現出相似之處。羅斯福新政的精髓是用積極財政政策直接增加低收入群體的收入。在恢復銀行,增加企業流動性的同時,制定和頒布了《社會保險法》、《工資工時法》和累進制個人所得稅。從長遠上保障普通勞動者收入達到必要的水平。至今美國再沒出現過剩性經濟危機。
中國應采取措施,一方面直接增加低收入群體的收入,將財政投入轉化為內需。一方面發展農村合作組織,在農村以反市場的方式促進農村發展。
隨著中國人均工資提高,使中國經濟在不違反加入世貿組織的承諾條件下自然擺脫了宿主地位,回到一個正常國家的經濟社會結構上。這樣才有可能憑借已經具備的強大生產能力和充裕的內需,在紛亂的世界變局中游刃有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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