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我2006．4．1． 烏有之鄉講座，回應胡溫兩會講話的。
4．1．講演稿整理
兩會以后反思改革進入第四階段
楊 帆
感謝大家周六上午來聽我的課，兩會上胡錦濤、溫家寶再次強調了堅持改革不動搖，估計許多左派人士沒有想到吧？右派們借此發起了一陣歡呼，認為這是他們的勝利，并且有些人不知天高地厚，竟敢宣布“反思改革就此結束”。胡的講話比較全面。但溫家寶說，“要堅定不移地推進改革開放，知難不難，迎難而上，知難而進，永不退縮，永不言敗。前進中盡管有困難，但不能停頓。倒退沒有出路。”這些話的確是有針對性的，不能硬說與反思無關，左派不能打腫了臉充胖子，只能搞抗議，而是要理性分析問題。
“理性”這個詞被右派濫用了，其實我們一直就是理性的，實證性的態度，我們一直反對意識形態化，而是討論實際的利益關系問題，爭取社會利益關系的平衡與社會和諧，這就是理性。 而右派的意思是：老百姓為歷史進步自愿作出犧牲才是理性的。這恰恰是與極左相同的的那種“歷史規律彼岸論”，不僅違反社會主義，而且違反自由主義和人性論。
大家是否料到會有這樣的事情？我是料到了，右派必然反擊，而且上邊也可能向右轉。 所以我在2005年以后就一再提醒，在形勢好的時候不要頭腦發熱，以免以后被動。 “反思改革”的人，同時也應該反思自己。在反思改革中的確有人反對改革。我們應該堅持中左，而不是極左。
極左有兩支，“民間文革派”和“教條馬克思主義研究者”，我不承認他們是馬克思主義者，他們只是馬克思主義“研究者”。我是2005年十一就開始多次批評他們，自命為“主流”，搶奪話語權。至于在春節期間回應李憲源的惡毒咒罵，抨擊網上的罵人風，我認為很有必要，就是借機會與他們劃清界限。 這兩派都是二元對立思維：把反思改革看成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斗爭”。這在邏輯上會導致對改革的否定。 第四階段最重要的特點應該是：反思改革中間不能以
“姓社姓資“的話語占據主流。
我發表意見一向是慎重的，特別是針對左派的時候。半年以來，我經過一系列發言并且征求意見，逐步在理論爭論中間發表觀點。 在形勢好的時候主動清理自己這一方，這才是毛澤東的思想，他說一個時期有一種主要傾向，也要防止另一種傾向。2005年7月顧雛軍被抓，反思改革馬上成為社會主流，簡直是洶涌澎湃， 許多左派人士就被沖昏了頭腦，似乎越左越好了。他們甚至背后編排我，說我是“非主流右派”，想分化我們非主流。要不是胡溫講話，他們還想進一步把我排擠出去，好掌握話語權。 胡溫講話是針對他們的，不是針對我們的。我們沒有極左，沒有反對改革開放，所以我們現在仍舊有本錢繼續反思改革，而且發言權更大了。 許多朋友對我們提出更高的期望，期望我們拿出建設性的意見，成為主流。 我還是那句話，
繼續當非主流，除非中國出現大危機。
“反右防左”要同時進行，不能先反右后防左，也不能認為防左會妨礙反右。革命史上左傾造成的危害比較大，所以鄧小平在90年代初期說“左傾是主要危險”。 這說這話的時機不合適，給人感覺是：中國在任何時候都是左傾危險，而且當時已經開始右傾了。
中國在1995年以后，右傾變成主要危險。我們經濟學非主流十年來反對的就是右傾的新自由主義。2004年“郎顧之爭”之后，2005年政府抓了顧，左派忘乎所以，民間文革派李憲源瘋狗罵人，甚至說我是資產階級走狗。 教條主義馬克思主義研究者出來爭奪話語權，程恩富到處說，我提出“非主流”是幫助了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樹立話語霸權。對于這類王明式的人物，我是堅決不讓步的。我們非常艱苦地反思改革的時候，這些“馬克思主義研究者”在哪里？當了官，有了錢，擴大了機構，出國去了，說是要去與國際馬克思主義者建立聯系，那么，反思改革這樣得罪既得利益集團的事情誰來做？還不是我們做嗎？ 等到我們取得了成果，他們出來摘桃子，說自己一貫正確。 無論極右派多么強大，我也堅決反對和“極左教條主義”合作。 一個學派取得成就，最終依靠的是實踐檢驗，大約10---20年。我們又不是搞選舉，沒有必要拉選票。
現在最重要的是理論和戰略。 可以看出，社會上對“第三種理論”的需求越來越大。現在左派罵我太右，右派罵我太左，我很高興，說明我定位正確，正是0。618的太極位置。
經濟學主流派對我們封殺已經失敗。 人們終于承認，社會上還有一個“經濟學非主流派”的存在。有一些罵我的帖子，實際是替我宣傳，我還挺高興的。建議烏有之鄉把那些罵我們的文章專門開一個攔目，真正實行自由主義。
我在和極左的辯論過程中，確立和他們區別：
第一， 反思改革開放不能反對鄧小平，要歷史地完整地理解
小平的思想。鄧小平晚年提出反對兩極分化，鄧小平旗幟不僅指導我們改革開放，而且也應該指導我們對改革開放的反思。他對四項基本原則的堅持，對國家民族立場的堅持，特別是他在晚年，1994年左右，認識到應該進行調整。是鄧小平最早對改革進行反思。
長期以來，右派利用小平：“黑貓白貓”、“少數人先富起來”、“不
問姓社姓資”等說法，但小平晚年的話使他們失去了鄧這面旗幟。在反思改革中間，由于我們自覺地維護鄧小平的旗幟，鄧的思想基本上成為反思改革的話語，而沒有繼續被右派所利用，成為反對反思的話語。
第二， 反思改革要集中在九五年以后，不能全盤否定三十年
的改革開放，永遠不能這么做！不能因為1995年以后的問題，就否定1975---1995年的成績。對1995年以后也不能全盤否定，改革開放和發展都有極大的推進，問題是1995年以后沒有控制權力資本，改革沒有注意公平，開放忽視國家安全，利益分配失衡。 揭露這些問題，用不著上綱到“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斗爭”。
30年改革，資本范疇進入中國，經濟發展了，三十年平均增長
率近10%，這是偉大成就。1994年平息通貨膨脹，1998年抵抗亞洲金融危機，宏觀經濟穩定，現在中國的高增長和低物價共存，經濟波動小，都是反思的基本前提，不能胡說，不能否定一切。
第三， 反思中我們應該反對是“極右”思潮，不是反對一般
資本主義，也不是一般批判新自由主義，不能一般否定西方經濟學。 要集中力量反對中國特殊的極右的“權力資本化”和“買辦化”，這才是中國的主要危險。
第四， “權力資本化”來源于“權力”和“資本”，左派
認為所有的問題都是資本帶來的，這是不客觀的。如同右派認為所有的問題都是權力帶來的一樣，兩種說法都有片面性。我們反對的是權力和資本結合，把中國引向經濟崩潰。
第五， 對“文化大革命”的重新討論是不可避免的，歷史不
能完全由官方寫，歷代都有許多野史，難道文化革命作為歷史就不能有各種意見嗎？
但是我不能支持全盤翻案論。毛澤東是建國領袖，要從國家主義角度維護他的權威。我們肯定毛澤東不是肯定他的錯誤，不是為文革翻案，可以肯定毛澤東文化革命思想的合理成分，但不能肯定文化革命的實踐。
第六， 計劃經濟的歷史成就應該肯定，這是一種國家主導的
工業化方式，不要以為計劃經濟是消滅了資本，計劃經濟是國家主導資本進行工業化。計劃經濟迅速把中國從一個農業國變成軍事工業大國，從農業國到重工業國，中國很成功。宏觀效益微觀效益都好，速度特別快，這是應該肯定的。但不意味著現在可以采用計劃經濟體制，也不意味著當時就沒有缺點。當時依靠的是毛澤東個人權威，沒有個人自由，人民生活很苦，經濟波動性太大，政治運動太多，這都是不能再恢復的。
這次反思改革，已經經過了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2003年開始，到2004年8月底。圍繞十六大，張五
常的敗露，被美國審判。SARS的發生與平定。新一代領導人的親民政策。 科學發展觀的提出。愛國主義的高漲，等等。一系列政策調整已經開始。
第二階段，2004年8月底，以郎顧之爭為標志，以十六屆四中全會為背景，對于改革的反思通過網絡擴大到全社會。 以2005年顧雛軍被抓為標志，取得完全的勝利。 理論界的指導思想是以“中左”為主導，形成了揭露“極右權力瓜分派”最廣泛的統一戰線。
第三階段，從2005年7月底，掀起了全面反思改革的高潮，各種思潮充分表演。 極左與極右再次形成二元對立，混肴了主要矛盾。思想理論斗爭復雜。 同時，反思的成果進一步顯現，如社會主義和諧社會， 改革成果共享， 改革注意公平，開放注意國家安全，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自主科技創新，中央幾乎完全采納我們的觀點，而右派長期準備的《物權法》，兩會竟然沒有討論，他們真的惱羞成怒了，一定要反撲，制止人民群眾對于改革的反思，他們的策略就是利用極左言論向中央告狀，求助于領導人出來制止對于改革的反思。這就說明他們的確不掌握真理，不敢公開討論問題。 同時也說明，極左的東西在歷史上從來就沒有起過什么好作用，這次也是一樣。
我們現在的社會已經多元化了，不是哪一撥人可以通過密謀，安排改革方案，支配整個社會，按照他們的意愿來走的，這是專制主義，不是自由主義。馬恩講歷史的發展靠的是合力，每一派都可以按照自己的觀點來說，但是歷史的進程靠的是合力的作用，作為一個理論者需要知道自己不能走極端，左派右派都不能走極端。中國沒有民主機制，如果有競選，罵街的是極左極右，選舉出來的人是中左或中右。中國現在說話可以不負責任，尤其網上是匿名的。我們只能經過長期的反對極端左右派的斗爭來積累經驗，分辨是非。
我想提醒大家，中央領導已經提出了警告，左派不要不重視。
第二個問題是三次爭論的問題。
極左派的毛病，一說話就是“兩條道路斗爭”。極右也是同樣的思維方式，他們叫“改革和反改革”，是兩極對立。不要采取否定一切的辦法，是不能成事的！劉國光這件事出來后，右派說有三次關于改革的爭論，暗示這次與前兩次一樣。
第一次是75年到85年，整整十年，討論“中國要不要結束計劃經濟和文化大革命，要不要否定左傾，要不要轉入改革開放”。絕大多數人都是泛自由主義者，都擁護鄧小平，對左傾有徹底的思考和清算，以至于現在極右有瓜分的危險的時候，我們也不會回到左傾，我們不允許兩支極左思想主導對于改革的反思。
極右派是不可能打倒我們的，因為我們沒有極左。
第一次爭論是有共識的。 毛主席領導我們完成了工業化的原始積累，到他的晚年就要有新的領導人上臺，這是很正常的過程，因為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完成了原始積累的過程，自然要轉化為市場經濟。到毛澤東晚年，三十年政策不調整，不允許人們說反對意見，走到極端，發生了“四五天安門事件”，導致后30年對毛澤東全部否定。
鄧小平在1994年退休并提出要調整、要反思，不能兩極分化，很明智。
第一次爭論是以左派徹底失敗而告終的。中國現在走上改革開放這是歷史的共識，希望大家不要聽從極左派的煽動，他們不能主導輿論。
第二次爭論是“六四”以后，中國改革開放順利進行十五年后，出現了一次總調整。“六四”出現的原因我認為是改革開放太順利了，社會動員太高，大家不能容忍腐敗的出現。動亂后三年，小平喪失了話語權，就準備退出。15年國內形勢一片大好，但出現腐敗，88年生產資料雙軌制，大家特別不滿意，加上學潮，胡耀邦因此被撤職，趙紫陽因為出了搶購風而被撤職。內部還有強大的左派勢力，另一方面改革派也不成熟。很難說那次是誰對。
1992年小平南巡方向是對的，資本范疇，包括金融資本、房地產、股票、國際資本等開始進入中國，小平承認這個正當的歷史過程是對的。兩年后小平就提出了要提防兩極分化，到2000年的時候不能防止，就算改革開放失敗。
中央從來沒有說過腐敗有理，1989年趙紫陽替鄧小平更正，承認學生們游行不是反革命，學生們應該散去，就可以避免后面的事情。有13個大知識分子，帶頭勸學生散去，中央也承認了學生團體的合法性，局面是可以控制的，但是出來個別分子煽動，學生們不再聽知識分子的話，連自己選舉的領袖也控制不了。所以群眾運動不能亂發動的，開始之后有時難以控制。
文化大革命也是如此，毛澤東也失去控制。毛澤東有個錯誤的判斷，認為主要矛盾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矛盾，是百姓和官員的矛盾，但事實不完全如此。這只是矛盾之一，還有別的矛盾，干部之間也有矛盾，結果成了支持和反對某些領導的兩派斗爭了。所以文化大革命自身就是無法進行到底的，毛澤東都控制不了局面。
六四學生們不是反對小平，而是反對腐敗，后來外地人進京把矛頭指向鄧小平，把所有干部子弟經商問題歸結到小平兒子身上。我認為第二次大爭論，“左”“右”各占了一半道理，是在中國改革開放很順利的情況下出現的動亂，這種動亂是改革開放自身造成的，是沒有控制好。這也說明，不能說改革開放就不會出問題。當時主張妥協和對話的呼聲極高，比現在高，現在幾乎沒人敢說，我出來說，還被罵成資產階級走狗。當時社會上上下下是理性的，社會矛盾沒有那么激烈，工人和農民不參加，學生和知識分子鬧，不是關于利益，而是思想激進。
當時思想激進的有三種人，一種是接受西方民主思想的人，民主；第二是民粹主義，要清官。第三是馬克思主義者，說干部是人民勤務員。那次動亂不可能成功，如果處理得好可以成為我們抑制腐敗的一種強大的力量，但是這發動被社會上一些極端分子破壞掉了。
六四以后，老左派主導第二次爭論，完全否定改革開放。小平南巡使左派徹底失敗。從此極右勢力開始占了上風。
目前反思被稱為“第三次爭論”，和前兩次性質完全不同，是反對極右的“權力資本瓜分”。
第一次是爭論要不要改革，當然是改革派全對，第二次是對改革中出現的問題要不要控制，要不要糾正，改革中要不要穩定。這次爭論各有對錯，實際中是改革派犯的錯誤，因為改革派是主流，他們沒有控制好局面。但反思的時候是左派的錯誤。 當時我們說話沒用。我幫助北京青年報寫了十版文章，國情教育最好。有些先知先覺的人已經看出來了，認識到中國再不能搞傳統的馬克思主義了，也不能搞新自由主義，他們提出了國家主義和民族主義，但老左派堅持傳統的馬克思主義。這些教條在小平南巡時徹底失敗，已經沒有生命力。
第三次爭論背景是改革的利益分配出了問題，出現權力資本扭曲，可能破壞改革開放強國富民的初衷，如果被敵對勢力利用和誤導，也有可能引起崩潰，毀滅改革和發展所有成果。
這次反思是要調整改革以來的利益分配的格局。 這不是否定改革開放的大方向，而是堅持改革開放初始目標：中國要成為一個社會主義的和諧社會，在亞洲起主導作用的大國，在武力上能保衛自己的國家安全邊界，在文化上能夠給人類前途提供精神財富，能夠非常大地影響世界。這是我國改革開放的目標。
第三次爭論要明確改革和方向和后果，重新討論改革開放路徑，糾正改革開放方向的偏差，糾正利益格局的分配過分的不平等，維護國家安全，但是我們不斷地被極左派和極右派的干擾，極左和極右在轉移視線上是一致的，他們歪曲了我們反思改革的實質和大方向。
我們應該正確地理解胡錦濤的意思， 胡四條是完整的統一體，就是要堅持方向，同時進行利益格局調整。
第三個問題，這次反思的背景和過程。
背景之一是，在邏輯上資本范疇在中國發展的差不多了，我們加入了WTO，2006年外資大量進入，對利益格局還會次沖擊，民營企業會大量倒閉，甚至銀行也會倒閉，出現金融危機，這是很可能的。2000年以后我力主調整利益格局，反思改革開放，因為當時在邏輯上已經完成了中國的國際化，但歷史上還沒有完結，沖擊到明年就可以看出來了。所以在邏輯上，要控制資本，但不是否定資本。
背景之二是中國社會已經發生了根本的變化，基本建立了開放的、自由的市場經濟機制，這是重大歷史進步。我們面對的是新左派提出的問題，不是老左派提出的問題。歷史上有過相似的爭論，30年代的中國在學界曾有過關于中國社會性質的爭論，中國到底是資本主義社會還是前資本主義社會，當時的爭論沒有結果。在80年代中期，中國所謂“新左派”如汪輝，黃平，黃紀蘇等，實際上已經提出了這個問題，說中國市場經濟體制已基本確立，中國經濟已經納入了世界資本主義市場，我們面對的是世界資本主義造成的新問題，和改革造成的新的利益格局不平衡問題。 但自由派說中國還沒有建成市場經濟，前資本主義的問題，權力、愚昧、落后、民粹主義、仇富心理還是主要危險，所以他們就是一味地推動改革，反對反思和調整。
這次爭論是造成現在兩派分歧的基本的起點，我基本同意新左派的看法。我們面臨和反思就是：中國納入世界資本主義體系以后的新問題，當然國內有行政壟斷，和世界資本主義結合了。
背景之三是所有的這些爭論，包括老左派的計劃經濟原教旨主義，包括民間的民粹主義，他們言論的過時和不理性，這是符號不對，但不是內容不對。 內容已經不是前兩次了，在本質上都不是反對改革開放的。從客觀作用講，他們不能起到反對改革的作用，而是在承認改革開放以后的新社會基礎上，要求調整利益格局，穩定社會和國家安全，這才能夠使以后的改革更健康。
我們反思改革是要繼續改革，反思改革不是反改革。這次反思一定要中左為主導。極左不能主導，他們是反對改革的。
背景四，人民群眾的利益在什么理論里面表達？
理論表達要由知識分子完成。我們要防止一些人，尤其是大量打著極左的旗幟的人，利用和歪曲人民的樸素和形象的利益表達。例如他們把司機懸掛毛主席頭像，說成是人民想回到毛澤東時代，這是一種誣蔑，沒有人想回去。毛澤東時代他也沒有出租車可開。包括李憲源自稱“新毛澤東主義”，奇怪，在毛澤東時代他首先就出不了國。
現在，人民群眾缺乏正確表達自己利益的理論體系，這要由知識分子完成。本來西方有許多理論，包括經濟學，都有正確表達的途徑，但是，被新自由主義誤導和控制了話語權，現在中國的所謂“主流”理論的確不能代表人民群眾的利益，甚至成為剝奪他們的理論。
因此，人民的利益就只能夠通過非理性的情緒化方法，到網絡上發泄，仍舊不能脫離兩支極左。
有些知識分子被這些現象所迷惑，極右派則借機發揮，說什么反思改革就是反改革。大家不要太看重情緒上的問題，要正確看待群眾的輿論，人民不是反對改革開放，只反對利益分配不公。 否則就會誤判形勢，打擊人民群眾的積極性。
背景之五，這次對改革的反思，從一開始就是中左思想作為主導，極左沒有獲得主導地位，雖然教條馬克思主義研究者自稱主流，實際他們主導不了。市場經濟中商業化傳媒炒作也有歪曲。 什么“郎旋風”和“劉旋風”都不是主導。這是商業炒作，是為了賺錢！市場經濟傳媒的扭曲，右派存心的扭曲和民主機制的缺乏以及網絡等原因把這次反思的實質問題掩蓋了，非要披上意識形態外衣。
胡溫出來表態是好的，其實質也不是限制我們正確地反思改革，而是要去除意識形態外衣。
背景之六，這次反思是長期的、民眾性的、民主的、自由的。所以我說反思改革就是推動改革，我們期望的民主和自由在這次對改革的反思中充分的顯現出來，在中國要搞民主，但是要防止民主把中國搞亂，必須抓住：確立民生主義，民主不是到天安門鬧事，不是提倡多黨制，是處理具體的利益問題。確立民族主義和國家主義。如去年反對日本入常就是民主和自由的運動，這就是民主和網絡（五千萬人網絡簽名）的正常運用。
這次反思使改革進入公開化的新階段，這就是反思和推動的一致性。
第四個問題，這次反思改革的幾個階段。
第一階段是圍繞十六大的。包括幾個典型事件，第一是張五常的敗露，張五常在中共十六大前期，在中國宣傳新自由主義，宣傳權力資本化，宣傳把國有企業分給有權利的人，大罵馬克思，現在張五常身敗名裂，因偷稅漏稅被美國通緝，這是最可恥的下場，右派個人品質站不住腳，就失敗。
第二件事是非典事件的平定，十六大之后不久，中國爆發了一次嚴重的公共社會危機，13億人三個月沒有出門，危機之后經濟大發展，經濟年增長速度由7%上升到10%。非典事件顯露出我們國家和人民抗危機的能力非常強，這是傳統力量的作用。新自由主義動搖不了我們。這次香港和臺灣的人都很害怕，但是大陸人就不怎么害怕。如果不是依靠傳統的力量，隔離措施就不能實施，山西最貧窮的呂梁山區有十萬人在外打工，非典時期都回到家鄉了，地方組織了各村的民兵把回來的人都隔離了，提供飲食但不讓出門。農民會自動組織抵抗危機。自由、民主、法制和市場經濟沒有用，靠中國社會自主的力量！
之后右派制造MBO，企圖瓜分國有資產，現又提出金融自由化，想自由兌換貨幣，讓腐敗資本趕快逃出中國。
在這些事情之后就出現了一個標志性事件，進入了反思改革的第二個階段——郎顧之爭，是我們支持，促使個人爭論變成社會思潮。右派也承認反思改革是從這開始的，2004年8月28號的會標志。郎咸平本人在美國也是中左，所以這次反思是中左主導，而不是極左派。這次我們取得勝利，取勝原因是指導思想正確。
以后出現兩個口號之爭，高尚全提出“2005年是改革年”他們說，上邊縱容，左派學者和網上民粹主義結合，要否定改革開放。
可以假設他們是好動機，他們一直負責設計改革開放，不希望有人否定改革，所以提出“2005年是改革年”。接下來我和韓德強在烏有之鄉針鋒相對地提出“2005年是“愛國年”、“反腐敗年”，以后提出“新改革開放觀”，開始反思改革。結果是我們說對了。這是社會趨勢。
2005年8月15號之后，又出了《醫療改革報告》，此后右派很被動，顧雛軍被抓這是明顯標志。中央領導支持，群眾擁護，中左為主導并和中右結成的聯盟而取得勝利，極左是追隨，不是主導。自由派也跟進了，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彥烈山、秦輝等在《南方周末》上寫文章抨擊張維迎，是好的。他們是自由主義者，但有正義感，自由主義者的大多數也是好的。這次中左和中右的聯盟壓倒了主張瓜分的極右派，也壓倒了極左派。
第三階段出現復雜情況，政府抓了顧雛軍，勝利來得太突然，反思反而沒有第一階段好。高尚全命題失敗，沒人再說反思改革是反對改革，大家在反思改革。2006年兩會，原統計局長李德水，人大校長紀寶成也出來否定教育產業化，財政部長提出要取消對外資的優惠。
第三階段，反思改革已經成了共識，基本形成共識就是公共領域里的市場化是錯誤的，工人買斷也是錯誤的，損害工人實際利益。國有企業三千萬，集體企業三千萬人下崗，他們都已經五十多歲了，為國家做出了重要貢獻，任何工廠過了十五年機器設備都要老化，都有倒閉危險，這和所有制沒關系，說工人是主人翁也沒有用。能夠讓工人參加決策，提高工人工資，社會保障應伴隨工人終身，活得長發的多，不能平分，不能搞平均主義。工人買斷、社會保障、環保、扶貧國防不能搞市場化，有些市場化必須限定范圍，這和兩條道路斗爭沒有關系。這次兩會物權法沒有被通過。如果說老左派還有作用，那么鞏獻田是一個，楊曉青寫的東西比鞏獻田好，朱景文更好，鞏獻田的話語系統是老左派話語，但是他說的事是有道理的，正確的事不能拿正確的理論來表達，但有人認同他的話，說明還有用處。物權法沒有通過讓右派暴跳，這涉及根本利益。在清理腐敗之前，我們不能承認私有財產神圣不可侵犯。物權法沒通過，中央沒有默認腐敗資金可以合法化。
現在進入反思第四階段，極左和極右勢力都試圖主導，歪曲成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斗爭、改革和反對改革的斗爭。我們作為中間派，堅決同時反對兩種說法。
我們反思改革就是推動改革。通過不斷爭論，改革有了重大進步，即通過民主化、公開化來決定中國改革的走向。以后搞民主可以采用民意測驗、民意調查、網上投票的方式來決定政策的實行和調整，搞民主并不意味著馬上搞多黨制。這就是民主、自由、改革，這是一回事。我們決不會把自己放到反民主、反自由、反改革的位置上去。
我對劉國光本人的路數開始就不十分贊成。他立場正確，但語言符號不準確，我只是說他概括得不準。劉國光的立場指向新自由主義，指出中國很多關鍵崗位的權力由新自由主義者掌握。中國許多掌權的學者干部被新自由主義者洗了腦子，這些人不能夠在領導崗位上，應該撤職，這其中包括許多媒體主編副主編。
但劉國光思維不能脫離他知識結構。其實他還真不是老左派，他多年搞宏觀經濟研究，這次劉國光受到一些誤導，有一些機構和一些人，想把這次反思歸結為馬克思主義和新自由主義的斗爭，這是不準確的。要對極左思想進行深刻的反思，最左的一派就是李憲元，他說只有兩條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
還有一種，承認有別的路，但這些路不是主要的，還要用兩條道路來概括。我想劉國光等人就是這樣認為的。
現在我的看法是，中國實踐的發展，改革的利益分配和現在我們反思改革已經到了這個程度了，左派現在必須清理自己內部極左的思想，不能讓他們再主導了，中國共產黨左傾的錯誤要是再出現，就一點也不比極右好。所以這次是極好的機會，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家，擁護社會主義的理論家要敢于自己反思自己，把自己錯誤的東西去掉，不能等著對方來做。秦輝在這一點上還是不錯的，我們幾年前經常對話，他提出右派要主動清除寡頭主義，左派要主動清除專制主義，他在對美國的問題上有錯誤，但是對內反對權力資本瓜分。
現在右派開始放棄民主旗幟，我們反思改革就是高舉民主旗幟。我們必須把“兩條道路斗爭”的思維去掉，否則是會被右派利用的。極右派非常被動的，他們只能求助中央領導。
大量的中產階級包括民族資產階級是中右，他們非常害怕左傾回潮，他們也不同意極右瓜分，因為下一步就瓜分他們了，這些人沒有理論代表，民族資產階級是軟弱的，他們賄賂官員是因為被逼無奈，所以新的社會主義理論要有包容性，能夠代表他們的利益。
極左理論最大的問題是沒有留給中產階級地位，他們從來不考慮這件事。對富人也有偏見。所以現在民族資產階級對左派理論和理論家非常反感。革命中對于民族資產階級都要贖買，盡量不沒收，不要說現在。企業家多了也可以解決就業問題，工人和老板也是有共同利益的。宣傳消滅民族資產階級就是在搞煽動，而且在網上還能獲得喝彩。我很理解毛和鄧被自己人整得那么慘，這個教訓現在仍存在，無論是在主張改革的還是反思改革的人中，這種教條主義者都是存在的。左傾雖然不是主要危險，但是如果它們繼續存在會攪亂視線，會給右派可乘之機。如果中央認為百姓是反對改革的，這也沒有什么好處。
我們現在關鍵是有沒有能力抵制自己錯誤，如同遵義會議。我是有信心的，因為大家至少對王明和毛澤東的問題是有共識的。我說極左派是王明，我們是毛澤東，他們很生氣。
李憲元在網上罵我，他的極左思想就升級，開始說“不是資本主義就是社會主義”后來又說“只有這兩條路，而且你楊帆和吳敬璉一樣都是資產階級改良主義，主張在中國走好資本主義的道路。”
我認為好資本主義也不錯，現在是壞資本主義的問題，已經是這種狀態了。這種非此即彼的選擇使他認為我和張維迎是一伙的，張維迎自己都不會信！ 主流派不得不承認我們的地位，而李憲元認為我比張維迎更壞，說我帶有欺騙性，把他們新毛陣營瓦解了。現在，又說我勾結民運分子，我看張煒應該在英國告他的誹謗罪。
要知道妥協，該妥協就妥協，該團結就要團結，該斗爭就要斗爭，以斗爭求團結，毛澤東多少年前就提到“有利、有理、有節”，在我們處于劣勢的時候就要堅持到底，我當時言論激烈，就是因為當時我們人太少，現在力量壯大了就不罵了。這時我們不能犯錯誤，不能夠極左，不能夠得意忘形，如果這樣就和右派犯了同一個錯誤。
告訴大家，沒有必要對對手那么狠，任何人都是被自己打倒的，別人不管怎么污蔑、誹謗、封殺你都不能打倒你。就是自己胡說，貪污腐敗、偷稅漏稅把自己打倒。張五常曾經號稱最有希望的諾貝爾獎的華人，結果卻因偷稅漏稅被美國通緝，美國政府沒收了他一億美元的財產，這是他自己把自己毀了。
毛主席左傾錯誤思想的萌芽就出現在七屆二中全會，他的《論持久戰》和《論新民主主義》都寫得極好，但是三大戰役的順利獲勝，毛主席也驕傲，在七屆二中全會他就提出，建國以后的矛盾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后來越來越左，1964年當時出現了腐敗，毛澤東和劉少奇出現了綱領上的分歧，進而出現了公開的斗爭。劉少奇認為四清的矛盾是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是黨內外矛盾的交叉，反對基層干部嚴重的腐敗，毛澤東說四清的矛盾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矛盾，是兩個階級的斗爭，從62年就開始講，要“天天講，年年講，月月講階級斗爭”，實際是把中國所有的問題歸結為搞資本主義，現在很多左派的思維和當年毛澤東思維是一樣的。毛主席取勝后，發動了文化大革命，這種認識被固化，是人民階級和官僚制度的矛盾，進一步要批判資產階級的法權，要消滅資產階級的法權，最后消滅農民的自留地，農民的自由市場，消滅農民的個人自由，農民養得雞都不能出去賣，只能自己吃，后來私有財產都沒有了，還要割資本主義的尾巴，然后就斗爭出身不好的人，最后就防止資本主義和平演變。我從14歲到26歲，12年時間受極左影響，以后10年又反思了極左，才得出了一點真理。
現在極右的極端反毛，和他們在文革中受到的沖擊是有關的，如果能夠及時微調，就不會這樣。我贊成劉少奇的意見，有什么問題就說什么問題，說利益關系不見得就沒有力量，不是只有高舉反對資本主義大旗才能號召人民群眾，把利益關系說清楚就很厲害了。馬克思在資本論的前言里說“我現在不研究哲學和法律，學習經濟學，就是要揭露當代資本主義利益關系，既得利益者最害怕的就是研究利益關系。”
分析現在的問題用西方經濟學就可以，全世界公認西方經濟學是很詳細的，技術上很到位，馬克思政治經濟學解釋不了很多具體問題。我們是馬克思主義的立場，社會主義的立場，中華民族的立場，但在研究問題的時候可以用西方經濟學和社會學。左傾的東西不能概括現在利益關系，在社會上的煽動作用也發揮得差不多了，再搞就需要中左和中右的思想在社會上展現出來，現在已經出來了，但是不被炒作，他們炒作的是極左的和錯誤的思想，右派在利用左派的錯誤，實際上我們很多人都在研究現在的利益關系，用的是當代的經濟學，當代的社會學，當代的政治學，當代的哲學，當代的歷史以及現代化的先進理論都用上了。而且正確的研究了中國的問題。《與非主流對話》一書表明了我們沒有卷入意識形態之爭，但是我們對現在改革問題的揭露是非常到位的。社會學家孫立平講中國上層廣融化，下層碎片化，說社會要斷裂，沒有提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我在98年寫的文章批判《權力資本化和權力資本買辦化》，我現在把它們定為中國的主要敵人，我講了六、七年了，而且我算了權力資本怎么賺的錢，有權力的人用什么辦法拿了多少錢，我把賬都算出來了，左派右派都不接受我，是因為我不符合他們的思想邏輯，他們想控制輿論，卻從來沒有想過認真的算過社會的真實狀況，從來沒有過！他們只是玩弄意識形態。
據我計算，中國的腐敗資金有三十萬億，胡鞍鋼算得比我還多，他們還推動房地產和所謂的金融自由化，這些改革實際上是為了中國的腐敗資金而服務的，這樣的揭露難道還不夠，非要上升到兩條道路的斗爭不可嗎？那樣的話反而弄不清是怎么回事，劉國光最近的文章還是不錯的，把利益關系放到了第一位，第二位還是兩種改革道路。我認為沒有兩種改革，我們堅持的改革就這一種。形式不同是因為各國的國情不同，但路數差不多，在此過程中，利益分配不能失衡，國家要保持穩定，這就夠了，然后再分析具體的問題。法律界真正清醒的是朱景文，在關鍵時候支持了鞏獻田，他提出法律的制定要先研究利益關系。經濟學家王建也提出了要改造我們的研究，他提出了有十條是西方經濟學和馬克思政治經濟學都不能解釋的，這也是好的，還有何新提出，馬克思主義是好的理論，但是太廣泛，解釋的太細太多，他還是提倡他的新國家理論，主張用法律而不是意識形態來解決我們國家的問題。
最近還有張偉，20年前他和我在天津開發區同事過，是北大的學生。他當一把手我當研究室主任，我們在開發區干了四年，搞得就是民主評議會。張偉留在英國，他看的還是很清楚，他認為這次反思改革是經濟學非主流派學者首先提出來的，現在被兩派誤導，一派是極左，一派是新保守主義，指的是改革開放中的既得利益者，也就是極右派，這兩派都在把改革說成是兩條道路的斗爭，最后他總結中國的改革還是提倡民主、自由的基本價值觀念，廢除歧視性的制度安排。我認為他看的還是清楚的。所以大家要增強分辨能力。中國在理論上首先突破這種二元對立思維，才能促使中國社會走向社會和解，社會和諧，而不是像馬克思所說的一個社會只有兩大對立階級，而沒有中間派，最后兩個階級在斗爭中同歸于盡，馬克思也是反對這種結局的。大家要客觀認識到自己總體的國家利益，和中國在世界上的利益，然后著眼于如何調節，最后中國的發展也一定會為世界的和平做出貢獻，只有這樣中國才能發展，中國的暴富階層需要把一部分利益還給老百姓。這需要社會的理性和解的過程，我認為這就是我們現在所做的事情，而且做得很成功，就是要促進中國社會向和諧社會的方向發展，第一就是要堅持社會主義，這種社會主義不是極左派說得和資本主義對立的，我們很早就認識到了實際上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并不對立，我上大學的時候就認識到了這一點，把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看成是工業化的不同形式，就是對農業社會工業化。走這條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采取了不同的形勢，由于歷史條件的不同，后起國家就采取了社會主義，早發達的國家采取的是資本主義，實際上將會被證明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平行發展的，它們在歷史上的作用也是一樣的，后來資本主義發生了危機，又吸取了社會主義的因素，所以才能“垂而不死，腐而不朽”，這并不是資本主義有生命力，而是工人階級的斗爭促使他們進行改良。當代中國的社會主義也當然有很多資本主義的成分，只不過很壞，我們要把中國改造成好的，所以中國要堅持社會主義道路，也必須容納資本主義的很多東西，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會被證明是平行發展的，有斗爭也有融合，有互相借鑒，最后會同樣的走向大同的方向，否則共產主義永遠也實現不了，我認為共產主義并不是很遙遠的，因為大家都在向人類大同——共產主義的方向前進！
「 支持烏有之鄉！」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