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日下午講座
主題：從上海到重慶——“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豐富經濟學含義
主講人：崔之元（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
時間：2008年11月30日星期日下午2：30
地點：烏有之鄉(xiāng)書社（海淀區(qū)蘇州街18號院1號樓長遠天地C座1單元901室，電話：010-62760856）
主辦：烏有之鄉(xiāng)書社
1979年鄧小平會見英國大百科全書編委會副主席時，第一次提到社會主義和市場經濟可以結合起來。在后來跟撒切爾夫人的談話中，撒切爾夫人對 “社會主義和市場經濟可以結合”表示了質疑。當時在座的人連夜打電話給國家體改委理論組相關人員，問他們能不能拿出一個方案來回答撒切爾夫人的問題。這些人最后想到了帕累托。帕累托在經濟學里有一個重要貢獻就是提出了“帕累托最優(yōu)”。帕累托最優(yōu)是指資源分配的一種狀態(tài)，即“在不使任何人境況變壞的情況下，不可能再使某些人的處境變好”。帕累托最優(yōu)是公平與效率的“理想王國”。巧合的是帕累托曾寫過三卷歐洲社會主義史。一個提出市場經濟效率的人同時又寫過歐洲社會主義史，應該不會是一點意義也沒有吧？當時體改委理論組的人們這么想。這當然只是一個典故，真實性無從考證。但它確實沒有從正面回答撒切爾夫人的問題。后來鄧小平到底是怎么回答這個問題的我們無從知曉，但是今天我們可以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八個字賦予它實質的內容，那就是“從上海到重慶：領悟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浦東開發(fā)的速度在全世界是一個奇跡。如果浦東是由財政堆起來的，那也沒什么好說。它恰恰在于“浦東邏輯”。“浦東邏輯”具體是怎么一回事呢？1993 年，全浦東新區(qū)的財政收入只有12億元， 只是“吃飯財政”，即維持行政和教育支出，而無多少余力投資市政基礎設施和開發(fā)土地。經過反復研究、比較，浦東決定采取“以土地吸附資金，以資金開發(fā)提升土地價值，再以土地吸附更多資金，并以此推動更大規(guī)模的土地開發(fā)”的方式，即“空轉啟動，滾動開發(fā)”的土地開發(fā)模式。
“空轉啟動”：政府以估算出的土地的出讓金作為國家股本投向重點小區(qū)開發(fā)公司，以扶植企業(yè)啟動，等土地增值后，按照政府投入的比例參與分紅。這時財政投入的資金是“空”的，是一張不能提取現(xiàn)金的支票。重點開發(fā)小區(qū)在得到政府的這張支票以后，即向土地管理部門申請受讓土地使用權，合同簽署后，把剛從政府那里得到的支票交給土地管理部門，作為土地出讓金。這樣，開發(fā)小區(qū)就正式獲得了土地的使用權。土地管理部門在收到作為土地出讓金的支票以后，把它交給政府財政部門。這張支票就完成了它的使命，又回到了財政部門。這一辦法簡稱為“財政空轉，土地實轉”。這種“財政空轉，土地實轉”使得浦東新區(qū)政府的投資主體地位明確，投資金額清晰。受讓的土地經過平整，修通了道路、水電、通訊后能夠進入土地二級市場，并運用轉讓的收入進行再投資、再轉讓，直到區(qū)域建成。
上海浦東開發(fā)的經驗在重慶做了擴展。2008年10月，重慶市宣布，未來5年重慶將斥700億至800億巨資改造交通，以實現(xiàn)“暢通城市”的目標（“ 八小時重慶”）。這樣需要巨資改造公路，大橋等等。在以前，這些工程都沒能很好的開展起來，成了“半拉子工程”。就是說投了一部分資金后接著就沒錢繼續(xù)了，工程也就擱在那里。因為政府把原本就有限的資金分散到各區(qū)縣。這樣分散的資金既不夠把事情辦好，也不能以此從銀行貸款或者吸收民間資本入股。在黃奇帆去重慶以后，他做了以下改革。他把這些資金重新集中起來，成立了八大重慶市國有投資公司。這些公司的注資來源于五大方面：國債注入；規(guī)費注入；土地儲備收益權注入；存量資產注入即“將過去幾十年形成的上百億元存量資產，比如路橋、隧道、水廠等等，劃撥給各有關投資集團，成為投資集團的固定資產” ；稅收返還。其實它的核心就是五大注資，把國有投資公司的資本金做大。這樣在全國“國進民退”的大趨勢下，重慶卻出現(xiàn)了國有資產翻兩番的奇跡。為什么重慶國有資產能翻兩番呢？它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通過五大資本注入.運營，調動全社會的資本，最終壯大了國有資本。
從以上兩個例子，我們可以清楚的看到社會主義和市場經濟是怎么結合到一起的。如果沒有土地公有制，“以土地吸附資金”的成本就要高出許多甚至是不可能的，在印度這樣的例子很多。而同樣，如果沒有市場經濟的機制也是不行的。因為沒有市場的話，“以資金開發(fā)提升土地價值”就不可能實現(xiàn)。那么從這里我們也可以看出。中國的改革開放的成功既來自于市場經濟，也來自于社會主義。前三十年是基礎，后三十年有創(chuàng)新，但兩者不能割裂。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要有意義的話，意義就在這里。那就是：公有資產在市場中運營得到了市場收益，然后把這些收益返還給全社會。
“土地增值的收益歸社會”最早是由亨利喬治提出。他在《進步與貧困》一書中主張“我們必須把土地當作公共財產”，“土地有自然價值和改進了的價值，改進了的價值應分配給全社會”。孫中山的民生主義即來源于此。民生的核心是平均地權。這里有兩方面的含義。一.土地改革即“人均有其田”二.土地增值的收益來自于全社會的創(chuàng)造，理應返還給全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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