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8月29日下午3：00左大培先生應邀到烏有之鄉書吧發表演講，指出當前宏觀經濟處于需求總量略微超過供給總量的脆弱的經濟過熱狀態，這種過熱不是全面過熱，而是由房地產業帶動的局部過熱，其形成的原因包括如下幾個方面：第一，過度引進的外資不僅造成了我國原有的戰略產業衰落、工商實業衰敗，而且導致國內資金嚴重過剩，缺乏有效益的投資機會，迫使國內資金遠離工商業生產領域而進入房地產業形成強大的供給壓力，這是造成房地產泡沫的根本動力；第二，銀行給予缺乏購買能力的個人提供購房貸款，支持了購房的強大需求，這是當前形成經濟過熱的必要條件；第三，有不少像溫州人這樣的房地產投機者，加劇了房地產泡沫的形成。正是由于房地產泡沫的強勁帶動了相關產業的增長，這是當前經濟過熱需要宏觀調控的根本原因。在黨中央進行宏觀調控過程中遭遇到沿海諸侯的抵制，這說明房地產商背后是地方諸侯依托地方政權在支持。應邀參加的原國家計委對外經濟研究所所長楊德明老師指出，黨中央的宏觀調控遭遇挫折是因為市場經濟改革導致的地方諸侯形成尾大不掉的結果。楊老師認為，宏觀調控只能治標，不能治本，要治本必須三條：第一，回到毛澤東思想的社會主義路線；第二，堅持社會主義公有制的主體地位；第三，重新認識和確立計劃經濟的優勢。
左大培老師的演講稿如下：
宏觀經濟過熱實質上仍然來源于經濟上的困境
左大培（2004年8月10日）
2002年底，筆者非正式地發表了對中國經濟形勢的分析《我們今日為何陷入困境》。當時大家還都在談論宏觀總需求不足，而我分析的一個重要部分就是“短期：總需求為何不足”。但是自2003年第二季度開始，人們就在談論中國經濟是否已經過熱，總需求是否過大。在這樣一種形勢下，細心的人勢必會問筆者：你是否認為中國經濟已經過熱；如果中國經濟已經過熱，你在《我們今日為何陷入困境》中說的豈不就過時了嗎？
對宏觀經濟形勢的總評價
我對這個問題的回答分為同樣明確的兩個部分：至遲從2003年第3季度開始，中國經濟已經過熱，目前仍然處在過熱之中，當前的總需求確實已經大于總供給潛力；但是，盡管2003年和2004年中國經濟出現高增長，甚至開始了通貨膨脹型的經濟過熱，但是中國經濟需求小于供給的整體困境并無實質性變化。
這兩個看似矛盾的說法有著內在的統一性，其統一點就在于：2003－2004年中國確實出現了宏觀經濟過熱，但這個經濟過熱很脆弱，很可能過熱一消除經濟就重新落入總需求嚴重不足的蕭條；這一輪中國經濟過熱的背景，是中國的宏觀經濟動態處于比走鋼絲還難的“刀刃”路徑上：整個經濟的波動性很強，如不處于總需求不足的蕭條狀態，就會馬上陷入總需求大于生產潛力的過熱狀態，而整個經濟中占主導地位的是需求不足的趨勢，求大于供的過熱只是很短暫的現象。造成這種強烈波動性的根源還是我在《我們今日為何陷入困境》中論述的那些因素，或者說是這些因素的表現形式。
首先說當前宏觀經濟的過熱：20世紀90年代我根據多年研究的結果，斷定中國生產潛力的增長每年約為9％，實際的經濟增長率如果持續超過這個“潛力增長率”，通貨膨脹率就會不斷上升。這樣的增長持續下去，整個經濟就會陷入持久的高通貨膨脹，它標志著經濟內部協調的混亂，最終導致長期經濟增長率的降低。這樣的分析為我國的宏觀經濟過熱提出了兩個衡量標準：一是經濟增長率持續超過9％，另一個是物價總水平上漲的速度不斷加快。
2003年和2004年的中國經濟已經超過了這些經濟過熱的指標：
——自2003年第一季度開始，中國經濟的年增長率（季度的同比增長率）始終顯著超過9％，只有2003年第二季度由于防“非典”才使季度的同比增長率低于9％。2003年中國經濟全年的增長率已經高于9％，如果不是由于第二季度的“非典”沖擊大大降低了該季度的經濟增長，2003年全年中國的經濟增長率肯定在10％以上；
——中國的各項物價總水平指標上漲的速度都明顯加快，特別是消費物價指數的年上升速度已經增加到了3％以上，2004年第二季度消費物價指數更比上一年同期上升5％以上。通貨膨脹率的上升不能僅僅用國際糧價帶動中國糧價暴漲的影響來解釋，因為早在2003年就發生了工業原材料（特別是鋼材）價格的暴漲，這種暴漲正是宏觀經濟過熱的表現。由這兩大指標看，中國確實出現了宏觀經濟過熱，如不及時進行適當的宏觀經濟緊縮，1988年和1994年那種爆炸性通貨膨脹的混亂局面有可能重演。
但是另一方面，宏觀緊縮政策也確實有使中國經濟重新陷入多年的通貨緊縮而難以擺脫的危險。這里的主要問題并不在宏觀緊縮措施的力度上，而在于中國經濟波動的強烈性和這次過熱的脆弱性。這種波動的強烈性和過熱的脆弱性，都來源于真正有購買力的消費需求不足，它使中國經濟持續地面臨著總需求不足的威脅。我在《我們今日為何陷入困境》中論述的正是這種持續的總需求不足的威脅。
現代世界各國和中國經濟波動的經驗都說明，在市場經濟中，消費需求的波動相對較小，其增長率相對比較穩定，而投資需求的波動就比消費需求大得多，其增長率也極不穩定。這樣，宏觀經濟的波動主要表現在投資需求的波動上：當投資需求增長過快時，整個經濟過熱，此時消費占總支出的比例較低；而當投資需求增長過慢甚至下降時，整個經濟就陷入蕭條，此時消費占總支出的比例則較高。
由于消費和投資在宏觀經濟波動上起著這樣截然不同的作用，一個經濟中消費占總支出的比例越高，該經濟波動的傾向就越低；一個消費占總支出的比例低的經濟不僅總需求不足的傾向更強，而且其充分就業對投資需求的依賴性更大，從而由于投資內在的不穩定性而發生經濟波動的傾向也更強。
投資的內在不穩定性來源于投資僅僅取決于贏利的前景，而贏利的前景又反過來受總需求影響。在經濟從一場蕭條中復蘇的初期，某些開支的增進可能增進總需求，這在存在大量失業的環境下會大大提高贏利率，從而帶來極高的贏利預期，這種贏利預期又反過來促進投資的增進，從而由投資的急劇增加而帶來繁榮；而當經濟中的總需求由于某種原因而下降時，這又會反過來降低贏利率和贏利預期，從而大幅度地降低投資，使整個經濟進入衰退。
我國經濟在最近幾十年中消費占總支出的比例一直偏低，而積累率（投資占總支出的比例）則偏高。改革開放初的20世紀80年代初期，國內占優勢地位的意見是要提高消費占總支出的比例，以后一個時期中這一比例也確實有所提高。但是到1991年，消費占總支出的比例又重新跌到1978年的水平以下，1995年更跌至一個新的最低點。而在90年代中國的經濟蕭條中，消費占需求的比例雖然有所回升，但也沒有回升到1991年的水平。2003年的經濟高漲中，消費占總支出的比例更跌到了1993年經濟過熱時的水平之下。
我在《我們今日為何陷入困境》中已經系統地說明了，最近10年消費占中國總支出的比例為何如此之低。而最近十幾年消費占中國總支出的比例如此之低，這不僅造成了中國強烈的宏觀總需求不足傾向，而且使投資的內在不穩定性引發的經濟波動變得更為強烈。
投資過熱的源頭
最近的這一波經濟過熱，就突出地證明了投資的內在不穩定性會引發強烈的經濟波動。
當2003年第一季度出現了超過10％的經濟高增長之后，占多數地位的看法是，拉動這一高增長的需求高增長主要來源于私人購買小汽車和房地產投資。而在私下里很多人都認為，2002年下半年各地新一屆領導班子上臺后爭先恐后地大興土木進行基礎設施建設，也是拉動需求高增長的主要因素之一。
激增的基礎設施和房地產投資以及小汽車購買，不僅增加了當時的總需求，而且造成了對鋼材、水泥、電解鋁等原材料需求的激增，使鋼材等原材料價格暴漲，從而又反過來極大地刺激了對這些原材料生產的投資。于是就出現了今年第一季度鋼鐵等原材料行業投資的驚人增加。在這里我們看見了經濟向上波動時的典型一幕：需求特別是投資的增加進一步刺激了投資增加，從而使整個宏觀經濟從高漲進入過熱。
從目前的經濟增長率和物價總水平走勢這些宏觀指標看，中國經濟已經過熱是毫無疑問的。但是，拉動這次過熱的基礎設施、房地產投資和小汽車購買是否有堅實的經濟基礎，是否存在泡沫？這是我們必須著重搞清的。
一般人都知道，許多地方政府搞的基礎設施建設和城市建設超出了其財力允許的合理范圍，這方面的投資沒有堅實的經濟基礎，存在泡沫，這是毫無疑問的。但是對于目前的房地產投資是否存在泡沫，就有很大的爭議。房地產開發商的代言人們提出了種種論據，堅稱目前的房地產業不存在泡沫。其實它們的說法是站不住腳的。
首先看房地產業的“生產”與銷售的對比。房地產商的代言人們強調，近年房地產投資與銷售的增長速度都為每年20－30％，1998年之后的6年中有5年商品房銷售面積的增長率大于同期竣工面積的增長率，因此房地產的“生產”與銷售是相互協調的。這樣玩弄增長率的對比本身就是錯誤的論證，它掩蓋了房地產的“生產”與銷售在數量上嚴重脫節的實際情況，因而是騙人的。
我國房地產開發投資的實際完成金額，在1999年是4103.2億元，2000年為4984億元，2001年為6344億元，2002年為7790.9億元，2003年更達到10106億元；而商品房的銷售金額，根據其銷售面積與平均銷售價格計算，1999年為2988.5億元，2000年為3936.2億元，2001年為4863.4億元，2002年為6031.9億元。每年商品房的銷售金額都比同期房地產開發投資的實際完成金額小20－30％，這就造成了每年商品房的“生產”都嚴重地大于其銷售，以致商品房的空置面積不斷增加，近幾年新完工房屋的空置率已經達到19％。這種“生產”嚴重大于銷售的局面顯然是不應也不能永遠維持下去的。何況由于空置房屋仍會增加以后的供給，這樣不斷累積“生產過剩”的過程早晚必須停止。
更為嚴重的是，就是那些已經銷售出去的商品房和小汽車，大部分也沒有實際的經濟基礎，其購買者不是沒有真實的購買力，就是缺乏最終的消費意愿。
自1998年之后，我國的金融機構開始大規模地開展人民幣個人消費貸款業務，這種貸款主要用于個人購買小汽車和商品房。我國全部金融機構人民幣個人消費貸款的余額，2001年底為6990.25億元，2002年底為10669.20億元，2003年底為15732.59億元，2004年5月末為17556.22億元。這就意味著，我國全部金融機構人民幣個人消費貸款的余額，在2002年增加了約3800億元，2003年增加了約5千億元，而2004年前5個月則增加了約1800億元。
人民幣個人消費貸款余額的這種迅速增加，給私人汽車和商品房的購買提供了充裕的資金。每年人民幣個人消費貸款余額的增加量其實就是當年購買私人小汽車和商品房的一筆主要資金，是私人小汽車和商品房銷售金額中不由個人自己出資的那一部分。我國房地產開發投資的實際完成金額，2000年僅比1999年增加了不到900億元，2001年和2002年則分別比上一年增加了約1400億元。投資增長的這一變化，顯然是由于開辦人民幣個人消費貸款加快了商品房的銷售。
2002年我國房地產開發投資的實際完成金額為7790.9億元，商品房的銷售金額則為6031.9億元，商品房的銷售金額不到房地產開發投資實際完成金額的80％。2003年我國房地產開發投資的實際完成金額達到10106億元，按其80％推算商品房的銷售金額約為8千億元。再加上估計約為3千億元的小汽車銷售金額，商品房和小汽車的銷售金額不過為1萬1千億元。但是這一年僅全部金融機構人民幣個人消費貸款的余額，就增加了約5千億元。購買私人小汽車和商品房的資金有約一半來源于金融貸款。這就難怪銀行一收緊對購買汽車的貸款，小汽車銷售就由2003年百分之幾十的增長變為在2004年第二季度絕對下降。
貸款買房買車在市場經濟中是以未來收入換現在消費的行為，本來不會有什么不正常之處。但是我國目前的貸款買房買車卻有極大的問題。問題在于貸款買房買車者將來極可能沒有足夠的收入還貸。在目前的發達市場經濟國家，住宅價格的中位數與居民家庭收入中位數之比的合理水平在3:1到4:1之間，這種房價與收入之比是能夠保證以未來收入歸還買房貸款的；而我國大部分城市目前住宅價格的中位數與居民家庭收入中位數之比為8:1到15:1，這顯然不足以保證絕大部分貸款買房者以未來收入歸還買房貸款。我們已經聽到了數不清的事例，說明許多貸款買房者的月供水平大大超出了他們未來預期的收入可以承受的水平。這就說明，目前的許多住房貸款在未來是無法還清的。
一旦將來普遍地出現還不起住房貸款的情況，銀行將不能償還貸款者的住宅大量拍賣，必然引起住房價格暴跌和銀行不良資產上升，這有可能變為金融危機和經濟蕭條的起因。
除此之外，許多以自己的資金購買商品房的人也不是為了自己消費，而是為了將其在再賣出去以牟利。這種“投資買房”的典型，就是這兩年出現的“溫州炒房團”。
由于買房的資金有一半是銀行貸款，另一半的資金中可能也有一半是所謂“投資買房”，這兩年銷售的商品房中可能有四分之三的資金是沒有真實購買力或消費意愿的。
一旦除去這些購買者沒有真實購買力或消費意愿的購買，就會特別醒目地暴露出小汽車特別是商品房真正的銷售極度小于其生產的真相。更要命的是，那些沒有真實購買力或消費意愿的購買者將來還會使他們購買的住宅再出現在住宅市場上出售，從而極大地增加未來住宅供大于求的壓力。那時整個經濟極可能陷入金融危機和蕭條。這最可能發生在這樣一個時刻：經濟增長由于某種原因而放慢，由此引起收入增長放慢，大批貸款買房者不能還貸，拍賣住宅還貸使住宅價格下降，進而引起投資買房者們的恐慌性拋售住宅。住宅建設那時當然會萎縮，由此引起的原材料價格下降會使原材料產業以致整個經濟陷入蕭條。正是由于估計到了這全部前景，我們才說，目前的經濟過熱很脆弱，很可能過熱一消除經濟就重新落入總需求嚴重不足的蕭條；這一輪中國經濟過熱的背景，是中國的宏觀經濟動態處于比走鋼絲還難的“刀刃”路徑上，整個經濟的波動性極強。
總的說來，應當把2003年的宏觀經濟形勢概括為“結構因素造成的宏觀經濟過熱”：宏觀經濟過熱是由房地產這樣的個別部門引起的，它并沒有造成所有部門的求大于供——許多別的生產部門依然感到消費需求不旺。
顯然，這里問題的關鍵是為什么銀行如此大方地發放個人消費貸款而不向工商業貸款，那些有錢的個人又為什么寧可“投資買房”而不投資工商業。我寫的《我們今日為何陷入困境》主要回答的恰恰是這個問題。那里我作了詳細分析，說明今日中國最大的問題是缺乏產品市場和投資機會，而對外國產品開放本國市場和鼓勵外商投資只不過是在進一步加劇這一困難。在如此優勢的外資毫無阻礙地奪走了那么多有利的投資機會的背景下，本國銀行和個人的資金不敢再進入工商業而流向購買房產，這沒有什么可以大驚小怪的。
大量資金流向購買房產，這本來是長期中宏觀總需求小于供給產物，卻在短期中拉動了房地產以致其它部門的投資，造成了暫時的經濟過熱。只不過這一過熱極其脆弱，因為拉動它的是沒有可靠資金支持的泡沫。正因為如此我們才說，目前的過熱很脆弱，很可能過熱一消除經濟就重新落入總需求嚴重不足的蕭條；這一輪中國經濟過熱的背景，是中國的宏觀經濟動態處于比走鋼絲還難的“刀刃”路徑上：整個經濟的波動性很強，如不處于總需求不足的蕭條狀態，就會馬上陷入總需求大于生產潛力的過熱狀態，而整個經濟中占主導地位的是需求不足的趨勢，求大于供的過熱只是很短暫的現象。而形成這種局面的根源，我在《我們今日為何陷入困境》中已作了詳細說明，因此我將該文附于后面，作為本文的主體。
當前的結構性問題
我還要附帶說兩個問題。：
十幾年來，房地產開發商成了暴富階層的主體，現有的中國一百位最富有富豪有50位全部或部分涉足房地產，而很多暴富的人更是靠房地產開發而“掘得第一桶金”。今天房地產開發商已經形成了一個強大的利益集團，他們的力量之大，已足以在2003年阻撓中央銀行限制對房地產業貸款的舉措，并抬出一個所謂“國務院文件”來與其對抗。但是這個利益集團最近兩年的種種表演，已經完全暴露出了它與全中國人們利益為敵的本性：
——它一貫反對必要的宏觀經濟緊縮。在1993年那一輪經濟過熱中，房地產商們就充當了主力，許多人因此暴富。它們是反對那一波宏觀調控的中堅，對此我在“左氏風波”中早有揭露。今日這個利益集團又總動員起來反對宏觀緊縮，又一次重演了其一貫要為自己私利將中國人民拖入通貨膨脹的泡沫經濟的企圖；
——它掠奪了中國人民最可靠的財富為己有，并制造了貧富分化的尖銳社會問題。
今日中國的房地產商的主要經營動機絕不在靠蓋房子得到合理的利潤，而是要將農民土地的地租特別是城市的級差地租盡數變為自己的暴利。其實在所有的現代國家，特別是在最“資本主義”的美國，城市土地的級差地租都已通過種種途徑變成了政府的收入。當代的經濟學家更在作種種思考以將城市土地的級差地租全部變成政府的收入以造福于全民。而中國的房地產開發商卻在最近的十幾年中用盡了一切手段與政府官員勾結，以便將農民土地的地租特別是城市的級差地租都變成自己暴富的源泉。
他們的這些作法不僅把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主要好處收到了少數房地產商手中，通過這少數人的暴富極大地加劇了中國的貧富分化，而且嚴重地侵犯了廣大人們群眾的利益，造成了嚴重的社會危機。近幾年中國的嚴重社會沖突，大部分來自于向農民強制征地、對城市居民強制拆遷。而這些征地和拆遷行為歸根結底都是為了滿足房地產開發商攫取最大利潤的貪婪目的，其背后其實都有房地產開發商的黑手在運作。不僅如此，房地產開發商們還以一切可能的手段損害住宅業主們的利益，造成了城市中無數的有關房產的沖突。可以說，中國的房地產商們已經成了今日中國的萬惡之源。
——房地產商們制造的房地產泡沫給整個造成了巨大的經濟損失，浪費了對中國的發展極為寶貴的資金。
1992年的那一輪房地產泡沫，造成的實際損失到底是以百億計還是以千億計，現在還無法確定。但是它肯定不是一個小數目，擱置了十幾年的無數“爛尾樓”就是證據。而這一次的房地產泡沫到底會造成多少損失，我們將拭目以待。不過有一點可以確定：如果不及早制止房地產泡沫的膨脹，這次的損失絕不會小于上次。
要說的另一個問題與此有關：主張依附型發展道路的人總是說，搞自主知識產權是賠錢的，中國沒有資金發展資本密集產業和自己的高科技產業。其實看一下房地產業的泡沫和浪費就可以知道這些人是如何荒謬。在城市建設和房地產開發上浪費的上千億資金夠我們發展多少高科技項目？為什么可以在賣不出的房子上投入上千億，就不能用5個億造出有自主知識產權的大飛機呢？說到賠錢，“爛尾樓”又賠進了多少錢？說到以投資拉動總需求，難道以對高科技的投資拉動總需求不是對發展更有利嗎？真正懂得經濟增長關鍵因素的人都會說，如其把錢賠在中國人買不起的房子上，不如把錢賠在高科技產業和戰略產業上。把錢賠在中國人買不起的房子上只會給中國留下一堆金融不良資產，而把錢賠在高科技產業和戰略產業上不僅能保證國家的安全，而且會發展中國的高附加值產業，從根本上提高中國的資本利潤率和工人工資，使中國贏得真正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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