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陳伯達學派”和指鹿為馬的馬克思主義
主題：“后陳伯達學派”與指鹿為馬的馬克思主義
主講人：老田
時間：2008年11月16日星期日下午2：30
地點：烏有之鄉書社（海淀區蘇州街18號院1號樓長遠天地C座1單元901室，電話：010-627608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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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陳伯達學派”的提法原因有二：一是陳伯達是我黨少數幾個對馬克思主義有深入研究的同志。二是陳伯達曾經在八大決議上加上了“在我國社會主義制度已經建立的情況下，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是先進的社會制度同落后的生產力之間的矛盾”這一著名論斷。這句話在八十年代后獲得了崇高地位。原因在于這句話背后蘊含了“我們發展社會主義，建設社會主義的基本任務是什么”的重要問題。而這，是一個籠罩性的覆蓋全國政治經濟文化的基礎問題。雖然這句話本身不直接和馬克思主義相關，但它后來被作為一個核心來理解再現馬克思主義，這就是“發展生產力”。
對社會主義的基本矛盾怎么看的問題，是思考和解決社會主義由低級向高級發展應該在什么地方實現它的進步和突破的前提。在公有制已經確立的社會主義國家，有一個重要的壓倒一切的社會關系，那就是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關系，也就是政黨和普通民眾的關系。社會制度的核心和變革方向就在這里。這個判斷就導致了一種對馬克思主義的不同理解。而毛澤東的不斷革命理論正是這樣。這個判斷必然導致“誰是這個社會變革的阻力，誰是變革的動力”問題的提出。毛澤東對這個問題有自己的回答。
1959年毛澤東在評價赫魯曉夫訪美的時候，認為赫已經完全變修。跟大多數人認為的這是由于“赫魯曉夫個人道德品質的敗壞，意志的不堅定，認識的錯誤和選擇的遷移”所不同的是，毛認為蘇聯之所以出現赫魯曉夫式的人物是因為蘇聯的社會基礎已經變了。蘇聯出現了一個和多數人利益不同的高薪階層，而且這個高薪階層對內屈服于資產階級的壓力，對外屈服于帝國主義的壓力。簡而言之就是“對外投降，對內鎮壓”。那么既然蘇聯出了一個高薪階層，并且這個高薪階層對外投降，對內鎮壓。這一切會不會也發生在中國呢？如果出現，會是哪一部分人變成中國的高薪階層？根據當時的社會結構來看，高薪階層只能產生于那些掌握社會意識形態的高級知識分子和掌握行政權力的黨政高級干部中，就是說這些人以后是極有可能變修的。
毛澤東在1962年的八屆十中全會上曾說“社會主義社會是一個相當長的歷史階段，在這個歷史階段中，還存在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還存在著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性”。這樣，它就已經超過了當初馬恩在資本主義條件下對未來社會做出的展望，它基本上是社會主義建成以后，在內部結構中人民和管理者中間出現重大問題以后提出的新概念。這個也構成馬克思主義。
既然有這么一個判斷，事實也的確如此。在整個毛澤東時代，整個上層都是不得意的。毛澤東搞的文化大革命和此前一系列群眾運動在我國社會上層那里也肯定是不受歡迎的。那么反過來把整個社會的任務定為發展生產力的話，顯然符合這些人的需要。既然要發展生產力，技術就很重要，知識分子的待遇就應該提高。這樣當然就符合上層的利益。
當要解釋這個劇烈社會變革合理性的工具很難學會而現實又有迫切需要時，馬克思主義在中國也不得不重新進行解釋。從今天來看主要在兩個方面：一個是毛澤東思想，變革的結果是把毛澤東思想說成是實事求是；另一個變革就是把馬克思主義說成是發展生產力。因為政治人物說話有一個政治合法性的問題。于是他們找來找去，在八大決議里找出這么一句話“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是先進的社會制度同落后的生產力之間的矛盾”。既然這是社會的主要矛盾，那么毛澤東以那樣一種方式搞社會主義就是不對的。毛澤東背離了八大的領導集體和背離了八大的正確路線。這樣，他們在政治上就有合法性了。
根據事后鄧力群和胡喬木的回憶，陳伯達說這句話的時候，只有康生一個人響應。毛，劉，周，朱，陳，鄧沒有任何一個人過目。在陳伯達晚年從秦城監獄里放出來后，跟他兒子有這樣一個說法。他當時在八大政治決議的報告中把這句話加上以后，已經是早上了，沒有時間給毛主席看。但后來在討論中，毛澤東確實是當場表示反對。我們補充這些，是想說明陳伯達的這些話能夠在后來擴展成那樣，跟當時的歷史背景完全沒有關系，而是滿足了后來這些人的需要而已。
到這里我們可以看到一個統治集團或者一個政黨，當它以科層化的方式組織起來以后，都會出現這種狀況。就是處在社會高層和底層的人，利益是不一致的。高層有自己獨立的利益，當它發展到一定程度時就會跟整個大眾的目標相反。這個東西在西方表現得也相當明顯。布林頓提出一個概念，就是熱月反動的一個規律：“革命之后必然有一個對統治階級和強勢集團的一個妥協，革命在不久的將來就會變成一個反動的東西”。后來也有人把這個用到對蘇聯和中國革命的分析中。
如果說中共跟蘇共有什么不同的話，中共的反動是分幾步完成的：第一步是“反右擴大化”，反右擴大化實際是整個官僚階層和共產黨的干部群體對提意見群眾的報復和打擊。是要在這個管理系統內消除批評的聲音，消除對他們既得利益和地位的威脅；第二次是文革初期的五十天；第三次就是76年以后，對整個造反派和支持毛澤東的那些老干部的系統的清算。從76年抓捕四人幫一直到84年的清理三種人運動。他們認為中國革命經過這三次反動以后就基本走入常規了。
在共運史上，把馬克思主義進行資產階級決定論這種解釋也不是第一次了。在第二國際，也就是米歇爾說的“寡頭統治鐵律”起作用的時候，第二國際就在竭力的宣揚經濟決定論。蘇聯的馬克思主義實際上也是這個東西。他們不認為蘇聯已經把馬克思主義應用來分析他們自己的社會，而是變成肯定他們社會里的一些權力，一些地位和社會結構合理性的工具。馬克思主義為了適應這種需要就變成了徹底的經濟決定論。
但僅僅是這樣的話，還不能反映“后陳伯達學派”的最新成就。因為生產力決定論還是講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后陳伯達學派”的一個最新進步是在生產力前面加上“發展”兩個字。這兩個字非常重要。發展生產力比生產力標準要涵蓋的范圍廣得多。那到最后就變成了“效益優先，兼顧公平”，效益優先就是資本積累優先。后陳伯達學派發展到最后是一個什么狀況呢？就是可以把資本的積累作為最優先的一種跟發展生產力等同起來，然后通過發展生產力把馬克思主義說成是生產力決定論，從而跟馬克思等同起來。既然可以這樣等同馬克思，那么就可以把馬克思作為批判毛澤東的一個手段來應用，既然把毛澤東批倒了，那么毛澤東搞的這些就是錯誤的，是不符合馬克思主義的。那么我們現在的調整過程就是非常有道理的。
經過這四步以后，馬克思就開始開口為我們今天的社會結構和社會需要辯護。那么這樣一個東西究竟是不是馬克思主義，本來以前我們也不敢說，但現在他們自己說要放棄這個東西了。一個先生在炎黃春秋上發表文章說，我們要放棄這種指鹿為馬的馬克思主義，既然他們要放棄了，那么我們在這里說也就無關政治大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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