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敢明講座：歷史性難題與理論創新

主題：歷史性難題與理論創新
主講人：張敢明（1988年—1992年任原國家體改委高級經濟師，現任中國改革開放論壇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常務副主任。）
時間：2008年3月16日星期日下午2：30——5：30
地點：北大資源賓館三層1308室（01062760856）
主辦：烏有之鄉書社
網站：http://www.wyzxsx.com
 

主講人自我評價：從篤信西方經濟學自覺轉向擁護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制度的、有所創見的、經濟學理論和經濟政策方面的研究人員。

 內容簡介：社會主義同市場經濟如何結合，是一個百戰未竟的“歷史性難題”。本文響應專家提議，結合社會主義建設及改革實踐，對這個難題的由來及其表現，作了直觀易懂的說明；借助體育競賽活動，對解決這一難題提出了獨有的思路及辦法，不僅凸現創新，并具有較強的現實可操作性。

------------------------------------------------------

以下是作者的演講稿：

歷史性難題與理論創新

(27000字稿)

摘  要：社會主義同市場經濟如何結合，是一個百戰未竟的“歷史性難題”。本文響應專家提議，結合社會主義建設及改革實踐，對這個難題的由來及其表現，作了直觀易懂的說明；借助體育競賽活動，對解決這一難題提出了獨有的思路及辦法，不僅凸現創新，并具有較強的現實可操作性。

　　主題詞：社會主義 市場經濟  體制改革  公平競賽

　　2004年8月號的《當代經濟研究》，發表著名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吳易風教授的文章：“在社會主義思想史和馬克思主義發展史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重大的理論難題。”此后《環球視野》轉載，認為提出了一個重大理論課題，值得深入研討。

“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的結合，為什么是“歷史性重大難題”解題的關鍵何在？如何才能找到一條可行的思路及有效的辦法？本文響應提議，談談一孔之見。

一、困惑：歷史性難題的由來

按照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論述，科學社會主義的理論框架可歸納為三大基本原則：生產資料公有制，消費資料按勞分配，國民經濟計劃管理。簡稱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這樣一種經濟體系的運轉不要商品貨幣。用公式表達為

社會主義＝公有制＋計劃經濟＋按勞分配

相應地，傳統資本主義的理論框架也可歸納為三大基本原則：生產資料私有制，消費資料按資分配，經濟運行靠市場調節。簡稱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這樣一種經濟體系的運轉必須商品貨幣。也可用公式表達為

資本主義＝私有制＋市場決定＋按資分配

需要強調，兩種理論框架各有內在的邏輯，不能隨意“嫁接”。若認定生產資料公有，就等于說誰也不能憑借生產資料占有他人勞動，消費資料的分配理當“按勞”，與之配套的生產和消費也就不能由個體決定，只能是“有計劃”。正因為如此，當《共產黨宣言》申明“消滅私有制”時，《哥達綱領批判》強調“消費資料的任何一種分配，都不過是生產資料本身分配的結果”，《反杜林論》指出“一旦社會占有了生產資料，商品生產就將被消除”。同理，當認定生產資料私有制時，相應就有按資分配和資產所有者自負其責；由此延伸而來的產銷自主，自負盈虧，又名市場調節。

所以，你要堅持生產資料公有制，那就難以首尾一貫地再設想按資分配；反過來看也是一樣，認定了市場調節，也就自然延伸到生產資料私有。遵循這種邏輯不僅是思維一貫性的要求，實際經濟運行也是這樣呼應配套的。換言之，社會主義計劃經濟與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不僅是兩種截然對立的思想觀點，也是兩種自成體系的經濟制度；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在實踐上，它們都是截然對立、互不相容的。

　　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在人類社會中盡管先行一步，但實踐證明，它絕非一種理想的社會制度。最大的缺陷在于它會造成兩極分化，以及由此派生出的經濟危機和道德失范(包括黃賭毒黑)等。雖然它的擁護者采取了緩解、防范、掩飾乃至轉移至國外等種種手段，但畢竟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

　　正是這樣的歷史背景，促成了社會主義的思想和情懷由涓涓細流匯集為洶洶波濤。馬克思是社會主義思想的集大成者和科學社會主義理想的創立者。通過剩余價值學說，馬克思揭示出：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兩極分化，是因運行中“馬太效應”（正反饋機制）而必然導致的。矛盾的不斷積聚使得系統終將崩潰，遲早要被社會主義計劃經濟所取代。

　　不光馬克思，著名的西方經濟學家薩繆爾森也坦誠相告：“富人的狗可以喝牛奶，窮人的嬰兒應當挨餓，這是資本主義的特征之一”。大多數經濟學家似乎都沒有注意到，愛因斯坦——這個獨立、誠實、沒有階級偏見和民族偏見的人——同樣認為：“要做到消除經濟危機，邏輯上最簡單也是最大膽的方法是完全的計劃經濟”(1931年)。馬克思、愛因斯坦這兩個數一數二的“千年偉人”1不約而同的結論，說明科學社會主義是當代社會科學理論思維的最高成果。它的說服力不僅在于“鐵一般的邏輯和海一般的思想力”，而且符合隨后發生的一系列重大史實。隨著資本主義世界兩極分化的嚴重和危機的加深，《共產黨宣言》問世不到70年，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就破壁而出。不到半個世紀，16個國家，占全世界三分之一的人口意氣奮發地走上了建設社會主義的道路。在人類歷史上，社會制度的這種迅猛變革和疾速發展，前所未見，可謂狂飆突進。

　　然而，社會主義從理論設想步入實際建設后，卻遭遇到巨大困惑。掌握了政權的共產黨人，面對社會主義建設大業，雖滿懷熱忱并竭盡全力，但一直未能步入馬克思、恩格斯所展望的那種社會，未能做到用完全的計劃經濟來取代市場經濟，至于商品貨幣，慢說“消除”，就連“限制”，實踐的結果都在總結教訓之列。

　　1917年十月革命前，列寧的看法同馬克思、恩格斯完全一致，高聲批判和竭力打倒市場經濟，認為唯有計劃經濟才是社會主義。列寧在“俄共十大”上所強調的一段話很有代表性：“流轉自由就是貿易自由，而貿易自由就是倒退到資本主義……這一點是馬克思主義的起碼常識。”不僅列寧，應當說所有共產黨員的思想深處，也都把商品、貨幣和市場，看成資本主義的同類物。適逢十月革命后的第二年，國內外敵對勢力對蘇維埃俄國發動武裝干涉。為贏得這場戰爭，列寧領導黨采取軍事化措施動員一切人財物全力應對。著名的“戰時共產主義”政策由此發端，主要表現為強制征收剩余農產品，嚴禁私人貿易，商品貨幣的流通基本停止等。由于“戰時共產主義”有效地保衛了蘇維埃政權，且與馬克思、恩格斯關于未來社會的思想一脈相承，因而深得各級黨員擁戴，被認為社會主義的管理就該是這樣。就在戰爭基本結束之際，蘇維埃拿出了取消貨幣的具體方案，還成立了“取消貨幣稅工作委員會”（1920年11月）。一個月后，莫斯科具有象征意義的蘇哈列夫卡自由市場被強行關閉。此時，以列寧為首的黨，躊躇滿志地打算把馬克思在《資本論》中闡發的基本思想付諸實現：商品貨幣是整個資本主義制度的基石，搬掉這塊基石，資本主義就再也無法立足。列寧還就行動方針明確表示：“現在擺在面前的任務，就是要把我們在軍事工作方面獲得的經驗運用到和平建設方面去。”

可沒過多久“戰時共產主義”的負面作用開始顯現，1920年糧食總產量只及戰前的一半，大工業的產值比戰前幾乎減少七分之六。不滿情緒普遍爆發。典型的是1921年3月在喀瑯施塔得要塞發生的水兵叛亂。這些水兵在十月革命時曾是黨的堅定支持者，現在掉過頭來反對黨。嚴酷的現實使列寧醒悟到，“戰時共產主義”政策常規化不行。他以無產階級革命家的偉大氣魄，承認在經濟政策上犯了錯誤，沉重地總結說：“1921年春，在經濟戰線上我們遭到了嚴重的失敗，這次失敗比高爾察克、鄧尼金或皮爾蘇茨基使我們遭到的任何一次失敗都嚴重得多，重大得多，危險得多。這次失敗表現在：我們上層制定的經濟政策同下層脫節，它沒有促成生產力的提高。”完全起因于形勢的逼迫，不得已，列寧只好憑借自己的威望，于1921年10月緊急推出發揮市場作用的新經濟政策，方才挽狂瀾于既倒2，并使經濟狀況明顯好轉。列寧坦率地承認：“實質上，這種新經濟政策比先前的經濟政策包含著更多的舊東西。”

　　雖然正反兩方面的事實都雄辨地說明，社會經濟系統沒有商品、貨幣和市場難以正常運轉，可這對篤信馬克思主義的人卻十分痛苦。當時不少黨員認為實行新經濟政策使得黨的共產主義方向改變了，或者說黨變質了、理想幻滅了。根據官方數字，實行新經濟政策僅僅一年內，就有14000多人由于不理解而主動退黨。當市場開始活躍，電車重新賣票時，一些人以自殺表示抗議和絕望，其中包括著名詩人勃洛克、俄共領導人皮達可夫的妻子等有影響的人物。他國一些思想上不能接受新經濟政策的共產黨領導人，在共產國際的會議上竟至放聲慟哭。

　　理論與實踐、理想與現實遭遇如此反差，無可回避地得有一個合理解答。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壓根就是空想？還是執行中的偏差？以當時的思想認識和實際情況，一個巨大的兩難矛盾赫然擺在共產黨人面前：堅持馬克思所說的、不要商品貨幣的計劃經濟，經濟狀況就會惡化到難以為繼，新生的蘇維埃政權可能就此夭亡。反之，如果恢復市場調節，共產黨存在的合理性又將從根本上受到挑戰。從理論上回答并進而從現實上解決這一矛盾，不僅是思維符合邏輯的需要，更是指導實際工作的需要；不僅是說服別人的需要，也是說服自己的需要。它是革命勝利之后，在追求社會主義理想的道路上所遇到的根本性理論難題，其它一切重大爭議皆由此派生而出。

　　作為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首位當家人，列寧無可回避地站出來應聲答辯。就武裝革命勝利不久的情況，列寧說：“社會主義蘇維埃，這個名稱只是表明有決心實現向社會主義的過渡，而決不是表明現在的經濟制度就是社會主義制度”（1921年）；之所以實行新經濟政策，是因為過渡期間“跟狼在一起，就要學會狼叫”。列寧的“過渡期”回答既符合眼前的事實，也符合人們的常規思維。畢竟，從經濟基礎看，農村的耕牛不會因為紅色政權的建立而一夜變成拖拉機；從上層建筑看，為數眾多的社會成員對社會主義這個嶄新制度的認識，的確也需要一個過程。

　　這樣，新經濟政策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就被解釋成，面對落后的經濟基礎和汪洋大海一般的落后思想，不得不采取的一個“暫時退卻”，一個“前進道路上的迂回”，“把拳頭收緊后再打出去更有力”等。盡管新經濟政策帶來經濟形勢的好轉，但它本身并不是社會主義而僅僅是“迂回”和“過渡”的看法根深蒂固，大多數黨員還是期待著回到計劃經濟的那一天。過渡期有多長？沒有人能夠說明。1924年列寧在仲仲憂心中去世。之后在斯大林領導下，不幾年便取消了新經濟政策，大力加強經濟管理上的中央集權。1936年，斯大林宣布蘇聯已基本建成社會主義。可令人困惑和遺憾的是，商品、貨幣和市場的作用依舊不可或缺。這又該如何解釋呢？1952年，斯大林在其名著《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中說：恩格斯講的“一旦社會占有了生產資料，商品生產就將被消除”指的是占有“一切”生產資料，而現階段還存在多種所有制，自然還不能消除商品貨幣。亦即，過渡期還在繼續。

　　但此時，十月革命勝利已經35年，這個時候再沿用“過渡期”解釋，實在是非常牽強，甚至處處顯出紕漏。按照“過渡期”的邏輯，越過渡商品貨幣的作用就會越小直至消亡。可事實正好相反。隨著時光的推移，一方面公有制經濟的份量越來越大，但另一方面商品貨幣的作用反而愈加不可或缺。又如，即便在公有制范圍內部，經濟的正常運轉也離不開商品貨幣，這又是何道理？而最令革命者按奈不住的是，社會主義公有制既然無比優越，為什么還要長期保留“多種所有制”這種資本主義的尾巴？對諸如此類問題，斯大林的回答是“仍然有一個人數相當多的中小私有生產者階級”。至于依靠不斷發展壯大的公有制，依靠黨和國家的強大力量為什么不能將之盡快改造為全民所有，斯大林指出一個來自實踐的警示：那樣做是“荒謬和犯罪”，會把農民長久拋到敵人陣營中去（同上書）。

　　其實，斯大林自己也搞不明白這到底是為什么。就他內心，堅信馬克思關于“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的基本原理，合乎邏輯地認為蘇維埃制度不能長久地建立在兩種不同的經濟基礎上，因此不可能不采取各種行動，力圖將“小生產”改造為大生產，包括強制實行農業集體化，暴力消滅富農等。可結果呢，并非沒有這樣做，也不是沒有做到，而是做了反而效果極差，農民的生產積極性驟降，乃至出現懲罰性的大饑荒。冰冷的事實迫使斯大林不得不放慢“改造”的腳步。他無論如何也不能理解，何以個體經濟在此似乎有著對抗集體經濟的巨大能量，只好將之解釋為“農民覺悟低”，“幾千年來的習慣勢力”，或者認為是有人破壞，是階級斗爭的反映。

　　不僅蘇聯，各社會主義國家的建設經驗均表明，無論公有制所占比重多大，處在何種發展階段，凡是試圖消除商品貨幣的種種做法，包括“吃飯不要錢”之類，一經實踐總是事與愿違。一個“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事實是，社會主義越建設，經濟的運轉越離不開商品貨幣，包括越是限制市場，產品越是傻大黑粗，越是批判物質刺激，工作越是少慢差費。到了后來，匈牙利經濟學家科爾內一句“短缺經濟”，把“社會主義計劃經濟”中期之后的黯然刻畫得入木三分。

簡言之，無論哪個國家、也無論所處階段，更無論采取什么措施，社會經濟系統的運轉總也離不開商品貨幣。正是這個遭遇，迫使社會主義的理論家和實干家們苦苦思索，能否在計劃經濟的框架中給商品貨幣留下一席之地，或在公有制的基礎上發揮市場調節的積極作用。這就是所謂“歷史性難題”。它難就難在要把原本截然對立的兩種內容或兩套體系，安放在一個統一的理論框架中；且在邏輯上縱橫推理不亂，與事實前后左右吻合。難度之大是空前的。就連是否有一個可行的答案，先就令人頓足；即便有可能完成，也需要對以往發生的基本事實、人們頭腦里固有的基本概念、已經習慣的基本結論等進行一次全面的梳理和改造。這就要求很高的方法論水平。其創新臺階之高多少有點像是《相對論》的創立3。自十月革命以來，探討“歷史性難題”的文獻雖多，但真正洞察到難題的本質，并建立起邏輯嚴謹的理論框架的著作尚未看到。至于政策制定，也就難免莫衷一是，實踐起來，更是艱難曲折。

二、探索：徘徊在計劃與市場之間

　　試圖把社會主義與市場結合起來的第一個理論框架，首推“蘭格模式”。它是波蘭社會主義經濟學家奧斯卡·蘭格于20世紀30年代前后提出，那正是社會主義從理論走向實踐，欲從理想變為現實，因指導實際工作的強烈需要而亟待理論創新的當口。

　　由于全部經濟活動無非是從生產到消費，要簡單地說明什么是蘭格模式，不妨作這樣的類比：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從生產到消費全都靠市場調節；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從生產到消費全都靠計劃調節；蘭格模式——生產這頭靠計劃調節，消費這頭靠市場調節。

　　具體說，在蘭格模式中，人們可以自由選購消費品，自報工資價格和自由擇業，從而形成消費品和勞動力市場。但不同于資本主義的，一是這里生產資料歸全社會所有，因而不存在某些人憑借生產資料無償占有他人勞動的條件。這就雖有市場但不會出現兩極分化。二是生產資料的調節依靠國家計劃機構調撥。模仿市場上的價格漲落，經過一系列“錯了再試”的程序，計劃機構終能定出使產品供求相等的“均衡價格”。由于國家計劃當局對經濟系統的了解遠勝私企，所以計劃主導的“有意識試錯”比一個個私企的盲目試錯更快捷有效。這樣，社會主義的優越性就會超過資本主義。

　　蘭格模式的理論水平不僅在于創新，而且在于邏輯上能夠自圓，看上去沒有矛盾與悖理之處，因而一度頗有聽眾，影響深遠。但后來人們才明白，它的失誤不在于理論體系內部，而在于理論框架所依賴的前提不切實際：既然社會主義的企業沒有私人利潤，那企業家們的生產積極性從何而來？計劃機構也是由人組成的，這些人不會利用手中的調撥權謀取私利嗎？也就是說，只有假定政府各級領導和企業負責人具有毫不利已專門利人的“崇高覺悟”，蘭格模式才能有效運轉。也許這在當年整個社會崇尚保爾·柯察金的火熱年代，還是有一定現實基礎的。借用現代經濟學的術語，“蘭格模式”缺乏微觀動力基礎和利益約束機制，因而運行起來難免日趨低效和腐敗。

　　斯大林在理論上的水平無出蘭格其右，也是只承認消費品市場，不允許有生產資料市場。他在著名的《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一書中說：“商品生產作為國民經濟中極其有用的因素仍然保留”，“商品生產活動范圍只限于個人消費品”。正因為觀點類似，斯大林領導下的蘇聯經濟，等同于對蘭格模式進行了一場大規模的社會實驗。

　　事實充分說明，蘭格模式在理論上的優點與缺點，在斯大林時期均表現明顯。國家對生產的有意識調節確比私企快捷有效得多，包括通過強硬的計劃優先發展重工業，依靠戰火中成長起來的大批黨團員，在經濟建設中發揮模范帶頭作用，蘇聯以令世界瞠目的速度進入了工業最發達國家的行列。然而，就像一趟列車，無論初始多么強勁，失去動力依靠慣性前進，速度自會越來越慢。因缺乏微觀動力基礎和利益約束機制，隨著時間的推移和經濟的發展，形形色色的“少慢差費”、或明或暗的“多吃多占”，以及官僚主義的胡亂指揮，由少到多逐步蔓延。斯大林未能意識到這是理論框架的缺陷所致的體制弊端，以及體制弊端所滋生出的必然現象，而就事論事地以為是那些沒有做好工作的人努力不夠、覺悟不高或心懷叵測所致。1937年斯大林竟然惱羞成怒地認定：“我們的進展越大，被擊潰了的剝削階級殘余就會越垂死掙扎”，因而在所謂的“肅反”中，相當多的同志，包括黨的許多高級干部因不同認識，被錯誤地當成階級敵人處理。甚至自然科學界正常的學術爭論都被認為是階級斗爭的反映。列寧建立的第一屆人民委員會15名委員，8名被斯大林處決或病死獄中，1名被逐出境。這些做法嚴重損害了社會主義在人民心目中的形象。

　　“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列主義”。毛澤東這句擲地有聲的話，宣示中國的革命和建設，同為馬列主義理論指導。斯大林模式既是新中國初期的榜樣，“蘭格模式”的利弊得失也就如出一轍地在中國重演。實行計劃經濟之初成效輝煌，有“難忘的一五時期”之說。但同樣的體制弊病也開始出現。不久，毛澤東也開始研究社會主義商品生產和價值規律問題，并在20世紀50年代就作過“計劃第一，價格第二”的指示，顯見也遇到了與“蘇聯老大哥”同樣的難題，有著同樣的考慮。對于保留商品、貨幣和市場，解釋也同斯大林如出一轍：“現在我們的全民所有是一小部分…只有把一切生產資料都占有了，才能廢除商業。我們的經濟學家似乎沒有懂得這一點。”3 1956年毛澤東發表《論十大關系》，1957年發表《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這恰恰表明，當時的各種“關系”和矛盾不但交織且往往沒能做到“正確處理”，以致最高領導人親自出馬撰文論說。再對照一下，解放初期，毛主席發動“三反”運動，即反貪污、反浪費、反對官僚主義。1957年的大規模“反右”，以及后來“千萬不要忘記階級斗爭”的口號，直至“文化大革命”的烈焰，其起因的客觀性、錯誤的主觀性與后果的嚴重性，同蘇聯的“肅反”何其相似！最令歷史學家難以釋懷的是，許多人本來是對社會經濟工作中的缺點提出意見，對不解的問題提出討論，結果都被認為是包藏禍心而痛遭打擊。兩個文化背景大不相同的國家，卻發生著如此相同的事件進程乃至嚴重錯誤，說明問題的出現和錯誤的決策，至少不應膚淺地歸結為某個領袖的個人特征。

　　在中國，突破原有的理論框架，敢于超越蘭格模式的第一人，是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經過“計劃經濟”多年洗禮后，他認為不僅消費，對生產也應當用市場調節的方法進行管理；其創新之處在于把計劃和市場都看作方法，而不是經濟體系的本質。“為什么一談市場就說是資本主義，只有計劃才是社會主義呢？計劃和市場都是方法嘛。只要對發展生產力有好處，就可以利用。它為社會主義服務，就是社會主義的；為資本主義服務，就是資本主義的。”（1987年）。

　　理論探索的新指示帶來了體制改革的勇敢實踐。平心而論，這里雖然不乏“破字當頭，立在其中”的果敢，但也毋庸諱言理論研究一時未能深入，沒有建立起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如何結合的嚴謹理論框架。不管白貓黑貓抓住老鼠就是好貓、摸著石頭過河（也有戲言為“草鞋沒樣邊打邊像”、“打到哪指到哪”）……是改革之初的流行意識。直到改革進行了五、六年之后，才有需要“整體方案設計”的感覺和提議出現。理論不足的實踐，具有探索性強、框框少的優點，但也有把握小、利弊難料的缺點。20年過去，國內外對中國社會經濟狀況的總體評價是“有喜有憂”。喜的是中國綜合經濟實力大為增強；憂的是貧富差距、資源和環境壓力過大。

　　現不妨以1978年以來、具有中國特色的“增量改革”，從一個側面說明這一時期認識與行動的演化過程。

　　對于推行“計劃經濟”多年形成的短缺狀況和僵化體制，從不能說不敢問，到“增強活力”呼聲漸高、形成“應當改革”的共識和決議，無疑是一個重大進展。但對“計劃經濟”的生產格局和流程如何改，從哪起步，改成什么樣，認識又有巨大分歧。當理論認識不明，如何決策心中無數的情況下，不觸動“大盤子”的“小改小革”、一動一看的“小步快走”，就成了政策的首選。例如，關于國有企業的改革方案規定，企業產品的原產量仍按原計劃生產和調撥，穩住“大局”；“改革”只限定在鼓勵“超產”并默許“稍稍犯規”，對“增量”部分可以按市價出售及從中發放獎金。

　　一開始效果的確不錯。企業挖潛、職工加班，產品產量和職工收入均有所增加。隨著“增量”漸多，市場調節的份額和作用也相應增大。它仿佛既保持了公有制和計劃經濟的基本格局，又平穩地引入了市場調節，做到“兩種經濟調節方式相結合”了，因而一度被譽為“中國式的、以提高企業活力為核心的漸進式改革”。當時有個廠長說：“給我5元獎金權，我就能把全廠職工的積極性調動起來”。這句話在社會上反響熱烈，對廠長應予“松綁”的認識人們不僅易于贊同，而且納悶過去何以要把企業管得那么死！一些設計改革方案的年輕人沾沾自喜：這改革其實不難。

然而，兩種經濟調節方式很快造成了一物兩價的“雙軌制”。同一種物品，市場價比計劃價高出一大塊。而且，“計劃內”是國家的，“計劃外”才是自己的，作為具體的企業及個人，干嘛有勁不使在“計劃外”呢？于是，起初的循規蹈矩漸漸讓位于“此消彼長”，不久更衍生出“守夜人與賊合謀”，故意讓計劃內的利益流到計劃外，促使“國有企業一天天爛下去，民營企業一天天好起來”的現象愈演愈烈。應運而生的“冰棍理論”又說“國有企業就像一個拿在手上的冰棍，拿得越久化的越多，不如盡早送人”。于是刮起了巧取豪奪，包括大規模低價轉讓國企資產的風潮，并由此引發出尖銳激烈的“郎顧之爭”。實際上，在這一過程中，不僅“計劃內”的，也不僅被認為是“所有者缺位”的國有資產，凡是“看來無主”的東西，包括社會資源、生態環境等，統統遭到掠奪式使用，給未來發展留下深重隱患。就連道德良心、文化歷史和英模形象等也難逃厄運。在一些人眼中，干什么還不是一干，賣什么還不是一賣！從腐敗現象的觸目驚心到黃賭毒黑的沉渣泛起，還有童工的使用、礦難的頻發、為人師表的教師公然造假、救死扶傷的醫生問貴不問對……仿佛都是不顧一切“撈”錢的邏輯使然。事到極端，竟然瘋狂和不理智到了這種程度：國家撥巨資加固錢塘江防洪大堤，幾個施工隊不顧自家也住杭州，居然用黃泥代替水泥灌漿以貪小利。雖然這段歷史不能簡單地歸結為某種單一原因，但“理論的欠缺”導致“實踐的代價”，卻是再一次得到了鮮明的印證。

看來仿佛是個諷刺：要得“雙軌制”良性運轉，也同蘭格模式一樣，少不了“崇高覺悟”這個墊底的前提；可這就不能不反問一句：果真能有普遍意義上的崇高覺悟，蘭格或斯大林模式就很好，還有什么必要搞改革？！

　　為了解決“雙軌制”的不合理，“并軌”呼聲日高。也唯有此時，改革的中堅分子對改革的艱難才有所醒悟。原國家體改委一位出身基層的政策研究人員，私下里說出了一句由衷的話：“以前我總覺得報國無門，現在才知道自己想不出什么好辦法來！”也許是全國大多數人對計劃經濟的弊端記憶猶新，“并軌”逐漸偏并向市場經濟，從“計劃為主市場為輔”到“計劃與市場相結合”，后來直接就是“以市場取向為目標”。然而，隨著改革的不斷深化和推進，“產權改革”等深層次問題無可回避，各種社會矛盾集中表現為貧富差距急劇拉大（腐敗愈演愈烈是其表現之一）。

　　與此前后，國際社會的案例發人深省。20世紀下半闋起，從東歐到拉美，超越“蘭格模式”，將生產資料也全都轉向市場的國家，或早或遲地陷于兩極分化和社會動蕩。社會主義陣營中改革最早的南斯拉夫，理論上就充斥著含糊和錯誤，在曲折動蕩中把社會主義搞得面目全非。到了最后，昔日的同志、鄰居在相互攻擊中，一些手法之歹毒據報道連蓋世太保都自嘆莫如，悲據的慘烈震撼了人類良知。蘇聯改革在走走停停中還將就維持，一朝徹底實行生產資料私有，很快國家解體，人民涂炭。一些文章至今還在文過飾非地說俄羅斯如何經歷陣痛走出了低谷。只要聽一聽俄羅斯每隔一段時間就會響起的通天爆炸聲，看一看俄總統普京2006年國情咨文，就能判斷西化后的俄羅斯總體上是個什么狀況。放棄社會主義匆忙走向資本主義的俄羅斯，不僅國際地位與原蘇聯不可同日而語，而且悲慘到了人口連年下降的地步。４

所以，鄧小平同志針對一些人提出的私有化要求堅定地指出：“社會主義公有制，那是不能動搖的”。“只要我國經濟中公有制占主體地位，就可以避免兩極分化”。“堅持社會主義，是中國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如果十億人的中國走資本主義道路，對世界是個災難，是把歷史拉向后退，要倒退好多年”。

2006年11期《求是》載文，對上述內容表述得言簡意賅：“把社會主義同市場經濟結合起來，是一個偉大創舉……但28年來的實踐同樣證明，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發展市場經濟，仍是一個嶄新課題”（石平）。

三、亮點：思路與視角的轉換

縱觀《共產黨宣言》發表前后各150年，社會歷史的發展變革驟然呈現出一條粗大的主線：第一，傳統的市場經濟難以避免兩極分化，否則也就不會有波瀾壯闊的社會主義運動。第二，不要商品貨幣的所謂“計劃經濟”行不通，否則也就不會有前赴后繼的體制改革浪潮。第三，公有制與市場能否統一在一個嚴謹的邏輯體系中，在現有的經濟理論中找不到答案，在既有的經濟實踐中也沒有成功的先例。

薩繆爾森說，喜歡諷刺的人對于完全的市場經濟所說的話，可能正和蕭伯納對于基督教所說的一樣：惟一的毛病是從來沒有被實施過。也就是說，亞當·斯密所描繪的市場經濟理想，其實只是一個烏托邦。而完全的計劃經濟也一樣，它也從來沒有被實施過。現實當中存在過的市場經濟和計劃經濟，都是一種與“純理論”所說有所不同的“變形體”。所有的經濟實踐都或淺或深地提示，對既有的市場經濟理論或計劃經濟理論均不可過于“認真”。無論哪一個，如用政權的力量強力推行，嚴格照辦，帶來的都是教訓。反之，在變通實施的情況下，效果反而相對好些。這被說成一句很巧妙的話：把經濟理論同本國的具體實踐相結合。至于怎么結合，那就要看對理論的靈活理解、對實際情況的駕馭能力以及很大程度上的運氣了。

經濟理論這種“不可不信，不可全信”的尷尬狀況，是腳不適合鞋還是鞋不適合腳？從方法論的角度稍加考察就能看到，經濟學也同物理學一樣，其理論是一組邏輯結構，邏輯的盡頭是一組前提條件。也可以說，經濟學的理論大廈是一組前提條件的邏輯延伸。不同的前提導致不同的經濟學。譬如市場經濟理論，其前提包括理性經濟人、市場交易在大數定律意義上的“等價交換”等，由此推論出合理的價格體系乃至帕累托最優。而計劃經濟理論，其前提則是，存在無所不知的計劃當局、在正常情況下大多數人具有不貪不占的“崇高覺悟”等。而經歷反復挫折后人們才漸漸明白，這些被當作前提的東西，并非完全正確，甚至壓根就是一相情愿。因此，即便推理過程是嚴格的，但由于在前提上“失之毫厘”，得出的結論仍然難免“謬之千里”。

　　也就是說，要想解決好實際問題，出路并不在于如何熟讀，更不在于如何嚴格地遵守現有的經濟學信條行事，而要創立一門全新的理論經濟學，包括重新推敲它的前提。對此，許多經濟學家都有同樣的感觸和認識，并且已經為創立新的理論經濟學作出了大量努力，發表了許多研究成果。本文要說的，不是到沒到這個時候和應不應該創立新的經濟學，而是直接就其內容和特點提出觀點。根據科學方法論的一般道理，可以認為新的理論經濟學至少應有以下特點：

　　第一，它是一個統一而嚴密的形式邏輯體系，必須首尾一貫、自圓其說。公理化應當是它的最終表達形式。這也包括其基本概念不能含糊模棱，例如目前社會和經濟工作中流行的“效用”、“效益”等，就是缺乏嚴格解釋，也沒有取得統一理解的概念。在新的經濟理論中一定要界定清楚。

第二，其前提不能遠離實際，如“理性經濟人”，“無所不知的計劃當局”、“人人平等自由”等，都不能作為前提使用。特別是現有經濟理論所依賴的“市場經濟意義上的合理價格”、“古今圣賢才有的崇高覺悟”、“永不存在的完備信息”等，都不能成為或顯或隱的邏輯前提。

第三，它不僅要很好地解釋已經出現的重大史實，而且要有強大的預測功能，比較準確地對尚未發生的經濟現象進行預測。愛因斯坦的相對論之所以被公認，不僅在于它能很好地解釋“光速不變與相對性原理”這個已經出現的矛盾，而且在于它準確地預測了“水星近日點的進動”等一系列尚未出現的現象。

第四，它不能空洞地“務虛而不務實”，不能與社會需要和生產實踐形成兩張皮。制定政策，改進管理，促進社會的和諧和生產力的發展，應當是其思想體系的當然延伸和必然結果。就好比相對論絕非僅僅是理論物理學家的高談闊論，它也為人類帶來了原子能的應用等許多輝煌成果。

第五，它盡可能不要否定我們的祖先和歷史，不要橫掃已有的信仰和圖騰，讓百姓陷入虛無主義的心理泥潭。一個國家或民族如果捶胸跺腳地自己挖自己祖墳，那很可能就離解體和戰亂不遠了。如同葉利欽上臺前的蘇聯一樣。

　　初看起來，這是唯有馬克思、愛因斯坦這樣天才的思想家才能企及的高難度工作。但經過多方探索，發現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對于創立新的理論經濟學來說，已經存在著一個“模版”。只要讀懂這個“模版”并合理“放大”，創新難度就將大為降低，一般智力水平的人也有可能完成。現以淺顯的比喻來介紹這個思路。

　　體育競賽，這是人類各種形式的活動中，最文明健康也是獲得最大認可的一種。無論貧富、國度、膚色和文化背景差異多大，體育競賽均為之提供了一個公平競賽的舞臺。凡因不公平而生的種種社會弊端，在這里都相對很小；包括經濟領域一直未能解決好的“效率與公平問題”，在這里自然解決。它促使每一運動員的潛能得到最大發揮，同時貫穿著人人平等民主的精神。勇奪第一的英雄氣概與和平友愛的寬容互助，在此為天成之美。若說體育競賽的實踐正是“以人為本”、“和諧社會”、“科學發展觀”的活標本，難道不是非常貼切嗎？有人把市場經濟譽為“千年王國”，那是言過其實了。實際上，誕生于古希臘、以奧運為標志的體育競賽，才是人類社會真正的千年王國。借用生物學的概念，它并非某個智者的刻意設計，而是幾千年物競天擇發展完善起來的優秀“基因”。

　　此刻對我們有借鑒意義的是，在“管理體制”上，體育競賽活動完全是社會主義理想的一個縮影。

　　先看“所有制”。競技過程中，場地、器械，正好比“生產資料”。參賽的任何一方，只能憑自身水平取得名次，而不能憑借對“生產資料”的占有享受優待計分。這正是不折不扣的“生產資料公有制”。不難設想，如果在比賽中“優待”有產一方，將會對體育競賽造成怎樣的扭曲與扼殺，不能不令人產生“私有制是萬惡之源”的感慨。

　　再看“分配制度”。運動員的成績取決于競賽水平，歸根結底取決于該運動員所付出的有效勞動。待遇又與成績掛鉤，自然體現“消費資料按勞分配”。

　　最后看“運行方式”。無論競賽項目的遴選，還是競賽規則的改進，越是大型的賽事，越要有遠見、有組織的計劃管理，可稱之為“計劃管理”。

　　簡言之，社會主義制度的三大基本原則與體育競賽的管理特征一一對應，絲絲入扣。無論你處在什么國度，奉行的是哪種宗教信仰或政治、經濟制度，一旦涉足體育競賽，采用的都是“社會主義”的管理。倘若我們把“社會”的涵義界定在體育競賽的活動范圍，可以說全世界高度認可和通行的，早就是馬克思所說的社會主義。

　　從這個視角看問題，不但對什么是社會主義，而且對社會主義好在何處有具體形象的展示。不僅如此，它還對如何搞好政治思想教育和經濟管理工作，形成極為有益的提示。

　　愛因斯坦說：“提出新的問題，新的可能性，從新的角度去看待舊的問題，需要有創造性的想象力，而且標志著科學的真正進步。”

　　判斷此處究竟是以創造性的想象力看到了新的視角，還是目不見睫地胡亂類比，一定要仔細推敲以下兩點：一是新的觀點能否符合所有的基本史實，二是所形成的理論框架是否邏輯簡單。

　　首當其沖需要回答的是：所有社會主義國家，特別是蘇聯和中國，一度曾在各個領域都強力推行過具有“三大基本原則”的管理體制，可為什么體育競賽能夠鮮花盛開，而經濟等領域則不盡人意，以致不得不改革呢？兩相對照發現，差別在于體育競賽對成績的認定具有“嚴明的評價標準（標準量及基本單位）”，如舉重的“公斤”，“賽跑”的“米”、“秒”等；而“其它領域”對成績的認定卻相當含糊模棱，如“經濟效益”、“社會責任”、“品德高尚”等，怎么解釋都行。

　　由此產生了我們的第一個大膽猜想：在管理體制上，凡符合社會主義三大基本原則且具有“嚴明評價標準”的領域，就能形成“社會主義公平競賽”，得到體育競賽般的效率與公平；反之，凡缺乏嚴明評價標準，即使存在“三大基本原則”，也難免弊端叢生。或者借用數學用語：對于開展社會主義公平競賽，三大基本原則是必要條件，嚴明的評價標準是充分條件。從形式上，它完全可以形成一條管理學的“定理”。

　　這個猜想在不同的領域均有實例證實。如交通運輸，公路網就是各運輸車輛的“競賽場地”，對行車可謂公有公平；以貨物的“噸公里”計算成績，評價標準嚴明；收入取決于勞動量，當屬“按勞分配”。這就相當于對參與其中的司機形成了一個“公平競賽”。結果是顯然的：效率之高以致交管局三令五申“不得超載超速”。

　　再如高校招生，對每一考生，考試時的考場相當于公有，分數面前人人平等，判分標準嚴明，并以此“擇優”，同樣形成了一個公平競賽，結果也是顯然的：效率之高以致教育管理部門三令五申“減輕學生負擔”。

　　反過來，缺乏“嚴明評價標準”導致弊端的工作，計劃經濟體制下的“調資晉級”是一個醒目例證。

　　如1979年，我國對全民所有制企事業和國家機關職工調整工資。這是在經歷“文革”多年停滯后第一次大面積調級。文件明文規定“升級面40％；升級條件為勞動態度好、貢獻大、技術高；指標不平均分配，對成績突出人員可晉升兩級工資”。 一時仿佛久旱逢甘露，消息不脛而走，人人歡呼雀躍。

　　事前，誰都認為這樣的“按勞分配”深得人心，期待著重現活力的大好局面。但事后卻大失所望。升了級的認為早該升了，沒升級的怨恨不已；原本還能團結共事的同志之間反倒生出許多隔膜。有人戲言“還不如每人普調半級”。

　　但普調就好嗎？其實這次力圖“按勞分配”的初衷，原本就是為了改變以往“干好干壞一個樣”的消極狀況。類似的事情多次反復，使決策者陷入兩難：搞同等待遇，等于鼓勵少慢差費，使整體效率日低；搞差別待遇，等于鼓勵勾心斗角，使和諧局面不再。

　　很多理論家和政策研究人員百思不解，“按勞分配”本在鼓勵人們多勞動多貢獻，怎么看都是正確合理的，可為什么一經實踐，效果卻讓人如此失望呢？于是泛起一種思潮認為，由國家控制職工工資的“計劃經濟”是不能再維持了，而企業自行決定用工和工資的市場調節才是合理有效的。當這種觀念逐漸占了上風時，與此配套的辦法、觀念和理論也就大行其道。這一“兩難矛盾”還異化成一種十分刻薄的說法：“社會主義不改是等死，改是找死”。

　　現在，當我們從體育競賽的視角來看待這一問題時，不僅愕然：按照勞動態度和貢獻大小調整工資，這原則很對很好！可“態度好壞”與“貢獻大小”是如何認定的？有嚴明的評價標準或科學的衡量辦法嗎？

　　這里明擺著一個基本缺失：既然是按勞分配，總得能夠對“勞”進行科學的測量吧？可政治經濟學（社會主義）教科書上，這一頁是空白，沒能引入“測量學”的相關內容。而建立“測量基礎”，肯定是任何一門應用科學都必不可少的。5

　　趕快看看馬克思怎么說。翻開《資本論》第一章就有：“一個使用價值或財物，只是因為有抽象的人類勞動對象化或物化在其中，所以有一個價值。那么，它的價值量又要怎樣去測量呢？由其中包含的‘形成價值的實體’，勞動的量去測量。勞動的量則由勞動所歷的時間作為它的測量標準。”緊接著，馬克思又明確指出“這個勞動時間是社會必要勞動時間。”

　　也就是說，馬克思在闡發他的經濟理論時，開宗明義就指出了一個關鍵環節：物化在產品中的勞動價值是能夠測量和必須測量的，測量則要有“社會必要勞動時間”表征的標準（量）。至于如何確定這個標準（量），馬克思在后續的文章中就當時對市場的觀察指出：通過反復進行的物物交換，可以自然地形成一定的比例，一定的標準。

　　那么，當計劃經濟取代市場經濟時，由誰，又用什么方式來對物化在產品中的勞動價值進行測量呢？馬克思沒有對此直接說明。就理論對于實踐的指導作用，導師的回答是這樣一句話：“我們的學說不是教條而是行動的指南。”

　　真是使人豁然開朗！所有問題的癥結忽然有了一個簡明的線索：馬克思處在資本主義時代，他認識到形成商品價值的本原是勞動，并在此基礎上論證了剩余價值的本質，指出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用表面上的等價交換掩蓋了實質上的剝削，深刻地揭露出資本主義的內在矛盾，指出社會發展的規律和無產階級革命的方向；還勾勒出未來的理想社會應有“三大基本原則”。應當說馬克思出色地完成了他自身的任務，的確是千年偉人。什么是“行動的指南而不是教條”呢？譬如 “按勞分配”，指明社會主義經濟中既非按人頭，也非按資本，而應按照勞動者所能提供的有效勞動量決定其收入，循著這個方向制定收入政策就是正確的。至于今日具體人的應得收入，既無必要也無可能讓馬克思來給出“工資表”。

　　因此，社會主義建設時期，如果不堅持按勞分配，就是背離馬克思主義；而僅僅高呼按勞分配，則難免教條主義。兩種做法在實踐中都是失敗的。“回到馬克思發與展馬克思”的真諦，在于肯定按勞分配原則并進一步制定“社會必要勞動的標準（量）”，從而不通過傳統意義上、以生產資料私有制為基礎的市場經濟，也能有效地確定勞動者的應得收入，使社會主義的分配原則落到實處。這才能充分發揮其優越性。反之，只堅持“三大基本原則”而不解決對成績的認定辦法，必然會出現種種扭曲與變形，社會主義的優越性難免流于“假、大、空”。這就如同高校招生，一旦取消考試，無論“推薦”還是“評選”，評定成績的標準模糊了，即使其余條件一如既往，學習成績也會大面積滑坡，而各種歪風則會大行其道。這已被多次實踐從正反兩方面所證明。

　　簡言之，不解決勞動價值的測量問題，按勞分配就只能是一個“理論原則”，而難以落實為“操作辦法”，兩難矛盾始終擺脫不了。而解決了勞動價值的測量問題，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既是前進的“指南”，也能在遇到具體問題時，將原則細化落實為“操作辦法”。具體到1979年的調資晉級，如能具備有效的“測量基礎”，同樣的調資政策就會促成你追我趕、生龍活虎的喜人局面。

在科學方法論的深度上，從自然科學領域得到的啟示更明確：理論科學發現事物運動的規律，應用科學落實解決問題的操作辦法。從理論到應用，必須有一個“測量基礎”，包括相關的標準（量），例如現代物理學有克、厘米、秒等７個標準及其基本單位。它們也都對應著物理學最基本的概念。那么，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從理論走向應用，其最基本的概念“勞動價值”，怎么能缺失“標準量及其基本單位”，怎么能不解決“測量”問題呢？順便提一句，戈爾巴喬夫主導的蘇聯改革，失誤的要害就在這里。作為一個大國的領導人，戈氏也算一個有能的探索者。他敏銳地感覺到問題出在原有體制中缺少點什么，但又沒能深入認識到應當補充的是“測量基礎”，結果錯用所謂的“民主化”“公開性”——一種更加含糊模棱的東西——進行填補以致慘敗。不過這是另一個話題，不在此贅述。

四、出路：從測量轉向評價

　　不少專家說，并非不知道對勞動價值進行測量的意義，只是太難辦，辦不到。我們當然也看到，提出對勞動價值進行測量的第一人是馬克思，而這又是社會主義建設階段必須完成的關鍵課題。許許多多的學者專家，不可能不感知這一強烈呼喚，但何以至今沒有相應的成果出現呢？顯見此處面臨特別的理論攻堅。

　　我們的第二個大膽猜想是：采用對人能效的評價來代替對勞動價值的測量，可使之便于操作。考察體育競賽活動不難看到，它對勞動價值的測量，靠的是開展競賽，并在此基礎上產生對運動員成績的評價。由于評價結果正比于運動員所付出的有效勞動，也就相當于對運動員有效勞動的測量。

　　這個猜測很好地解釋了一個爭議巨大、見智見仁的問題：社會主義計劃經濟何以“始興后衰”。

　　眾所周知，所有社會主義國家大規模的計劃經濟實踐，衰敗都發生在中后期，而初期則非常燦爛輝煌。蘇聯正是因為實行了社會主義計劃經濟，才用十余年時間走完了西方先進資本主義國家50—100年才走完的路程，使原來占世界第五位的落后農業國一躍成為僅次于美國的先進工業國。

　　戰爭，從來都是對一個國家綜合實力的嚴峻考驗。二戰中，由于希特勒的突然襲擊，蘇聯一開始損失慘重，工業產值占全國半數的領土被德軍占領。然而，依靠社會主義的先進制度，蘇聯再生能力特別強。整個戰爭中所生產的飛機、坦克超過德國一倍多，火炮超過三倍多，最終以雷霆萬鈞之力攻克柏林，并將許多被德軍占領的歐洲國家從法西斯的鐵蹄下解救出來。就連一貫反共的英國首相丘吉爾也不得不表示：“我早上起來就禱告，祝斯大林健康平安，只有斯大林才能拯救世界。”

　　百年積貧積弱的中國，搞社會主義計劃經濟不過六、七年，經濟突飛猛進，國家揚眉吐氣（包括抗美援朝取得勝利），黃賭毒黑絕跡，群眾歡欣鼓舞。“半夜里往往笑著醒來的確是當時中國社會的真實寫照（茅于軾）”。朝鮮、古巴、越南等其余14個社會主義國家，一朝采用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體制，無不很快出現了各自歷史上的最好時期。社會主義陣營中各種成就光彩奪目。一種社會制度的強大生命力和優越性，在世界發展史上得到了從未有過的彰顯。事實說明：馬克思所預想的美好社會絕非空想！

　　然而，僅僅幾十年，一度強大的蘇聯在1991年平靜解體，大多數社會主義國家紛紛向市場經濟轉軌，計劃經濟仿佛“昨日黃花”。一個不能不提出的問題是：計劃經濟既已確立且成就輝煌，何以又都無一例外地漸入低效？且無論國家大小、所處地緣、文化歷史乃至領袖特點，均未擺脫這種“始興后衰”的基本趨勢？共同的現象說明一定有超越個例的本質原因！

　　茅于軾先生在《中國的道德前景》一書中提示：蘇聯和中國的經驗都說明，在計劃經濟的初期之所以經濟發展較快，就是因為當時的計劃價格繼承了原有的市場價格。

這句看似簡單的提示說明了一個深刻結論：只要有正確的價格信息，哪怕是外來的，“計劃經濟”就能優于傳統的市場經濟。即便初登歷史舞臺，也有“始興”出現。而隨著時間的推移，原本還相對可靠的價格逐漸失真，從而“計劃經濟”也就難以遏止地變異為“后衰”。換句話說，斯大林式的“計劃經濟”，缺陷在于不能內生地給出正確的價格信息。

　　至于為什么既有的“計劃經濟”不能內生地給出正確的價格信息，并逐步喪失評價能力？從根本上說，不就是未能解決對勞動價值的測量，沒有找到除市場以外的、社會必要勞動的標準（量）嗎？因此，專家們的提示與我們的第一個猜想不謀而合：既有的計劃經濟體制只有“三大基本原則”而缺乏嚴明的評價標準，因而是不健全的。

　　所有社會主義國家實行“計劃經濟”之初，評價“物”，用的是相對合理的原有市價。在此基礎上發揮計劃“一盤棋”的優越性，就成效斐然。但在經濟迅猛增長的同時，因“計劃經濟”排斥市場作用，致使價格無從調節。“凝固”的價格對于不斷發展的經濟來說，無異于日益背離價值；繼續沿用這樣的“價格”，等于對物的評價逐漸失真，經濟上的一系列弊端由此生出。

　　例如糧食的統購統銷工作，是新中國初期財經戰線上的重大功績之一。面對嚴峻的糧食緊缺局面，陳云同志指出“只有采用這種辦法，才能保證我國人民生活日益增長的需要，才能制止投機活動，保證市場物價的穩定，才能使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一個五年計劃得以順利地進行。”結果，不僅度過了多年戰亂遺留的困境，而且隨后幾年糧食生產顯著增長（1957年糧食總產比1949年提高了72％）。好的效果不但來自計劃色彩強烈的“統”，也少不了“購、銷”所用的合理價格（原市價）。一段時期的經濟發展后，糧價本該提高，但仍用原價“統購”，農民感到所得不抵所支，態度轉向消極。可此時非但沒有正確地提高糧食收購價格，反因“階級斗爭”意識，錯誤地批判農民覺悟低，造成接二連三的副作用。

　　對“人”的評價也情同此理。從戰火中走出來的國家政權，干部主要來自軍隊。一個人的能力、功勞以及應得待遇，多年的戰斗給出了基本評價。建國之初之所以社會狀態良好，就是因為對人的任用繼承了原有的軍功系列。

　　例如，新中國初期的“八級工資制”，職位同軍功掛鉤，待遇則同職位掛鉤。“省軍級、縣團級…”成為常規意識。一般說來，戰功多者能力也強，因而當時這樣做既符合按勞分配原則，也有唯才是舉的效果，不但很好地調動了人的積極性，社會關系也和諧有序。隨著歲月的推移，戰功因素逐步淡化，又缺乏其它有效的評價辦法，對人的任用由“賽馬”逐步蛻變為“相馬”。主觀主義和個人好惡因素八方滲透，“說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說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政治上的一系列弊病由此發端。曾幾何時，火線入黨和論功提拔，蛻變成了關系學盛行和賣官鬻爵。

　　計劃工作的情況更明顯地說明著這個觀點。所有社會主義國家的計劃工作，總體上初期效果好于后期。這當然不是有關干部的文化水平初期高后期低，更非生產力水平由高變低了，而是隨著物價的逐步失真，基礎信息逐步變異，導致評價能力逐步弱化，對物對人的判斷錯亂日增。種種扭曲累計多了，造成“計劃成空話”、“規劃變鬼話”的奇特現象。曾幾何時，各種經濟報告由“可行性”轉向了“可批性”。

　　再考察我國經濟體制改革中的那些成功案例，都在評價能力上大有改進；反之，只要評價能力一如既往欠缺的，無論怎么改效果都不好。“聯產計酬”為核心的農業生產責任制，之所以成效舉世矚目，除按人分地形成基本公平的生產條件外，更在于對勞動效果的衡量標準，以糧食產量（也就是物理學的“重量”）取代原來的“工分”，從模糊改為嚴明；分配政策又是多勞多得，具備了“公平競賽”所需要的基本條件，所以成效很大。多年后，農民家庭人口增減而地畝不變，生產資料配置不再公平了；連年豐收糧多壓庫，“產量多”也不等于“成績大”了，干好干壞的評價標準從嚴明復又變異為模糊，“公平競賽”的條件又變異了，種糧的積極性就相應下降。同理，建設項目招標、政府采購等，只要形成真正的“公平競賽”而非假招標的，成效之高無不令人感慨。７

還有兩個醒目的例子說明，社會經濟系統中，對人只要有合理的評價就行，至于評價形式則屬次要。集權制和大鍋飯，在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和理論中一直被認為是兩種消極辦法。然而在建國前的長期軍事斗爭中，共產黨對干部的任用，采用的恰恰是高度的集權制；而在經濟待遇上，實行官兵平等的供給制，屬于“正宗大鍋飯”。它不僅沒使軍隊和紅色根據地懈怠萎縮，反因集權制保證了戰時的效率，供給制加強了同志親和力。共產黨的“小米加步槍”能打敗國民黨的“飛機加大炮”，集權制和供給制是不可忽視的積極因素。無論哪個社會主義國家，從戰火中走出來的共產黨人，在和平年代似乎都愛搞“吃飯不要錢”之類的大鍋飯，與其說來自于某種“左”的思想或“小農”意識，不如說來自于戰爭年代的切身經驗。

　　何以同為集權制和供給制，和平時期與戰爭時期效果截然不同呢？原因就在于，戰爭時期，克敵制勝的成效和消滅敵人的多少，形成了對人能效的客觀評價。而和平時期不打仗，也缺乏有效的業績評價體系（令人難以置信，對工作績效進行評價的指標體系至今未解決好），集權制演變為“任親制”，經濟上再吃“大鍋飯”，整個系統的“評價”紊亂或缺失，形成反激勵。它正好能夠解釋，為什么戰爭年代比和平年代更好帶兵。為什么每遇“唐山大地震”、“98大洪水”、“嚇人的非典”等重大事件時，社會主義計劃管理的優越性馬上彰顯，黨的凝聚力陡然增強，甚至社會風氣明顯改善。就是因為在特定的環境下，對人對事的優劣評價相對客觀，獎懲提調由平時的“相馬”臨時改成了“賽馬”，因而呈現出“一馬當先，萬馬奔騰”的積極效應。

　　回過頭再看，社會運行之所以離不開商品、貨幣和市場，就在于其“評價能力”。交易雙方通過市場上的討價還價，不僅形成“物價”，并以此為基礎對人的能效也形成相對客觀的評價。可以說，市場對于經濟運行的最大貢獻，就在于它提供了一種相對有效的評價體系，以及有賴于此的利益調節能力。

　　但西方經濟學美化了傳統的市場經濟，把它說成是一個自由平等，合情合理的經濟系統。市場經濟理論把“等價交換”當作不證自明的前提，大量引用數學方法進行推理，內容環環相扣，論證嚴密有加，說服力不可謂不強。但這種說服力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僅限于思維訓練。而一旦進入實際，就會發現還是馬克思說的對，表面上的等價交換背后實質上是不等價交換。在生產資料私有制條件下，“有地的黃世仁”與“無地的楊白勞”之間，根本談不上真正的等價交換。表面上雙方“自愿”的合同，其實是赤裸裸的“城下之盟”。由此所形成的“勞動力價格”實際上遠低于其價值。兩極分化、生產過剩和經濟危機隨之而來。《資本論》所闡發的市場必然導致剝削，馬克思所設想的社會主義不要商品貨幣，列寧所說的“流轉自由就是倒退到資本主義”，要點正在于此。

　　進一步看，不僅市場經濟或計劃經濟體制，擴展到任何時候、任何社會經濟系統，具備有效的評價能力都是興旺發達的必要條件。這個條件發生變異或缺失，相關的社會經濟系統就會走向衰敗。因為缺少評價能力就意味著獎不當功、罰不當罪，也就必然效率低下、是非不分。古今中外，在戰火中勝出的統治集團，都因自然選擇而具備有效的評價能力。特別是對人，能做到“論功行賞”和“唯才是舉”。因而王朝之初興盛昌明。而到后來失去評價能力，就出現“忠奸不辨”和“任人唯親”，相應就有所謂“國運不濟”和“末期之相”。于是新的一輪歷史洗牌和王朝更迭就在孕育中了。

把思路和目光從以往的“要計劃”還是“要市場”，轉向尋求公有制基礎上的“有效評價能力”，或許就能找到解決“歷史性難題”的新思路。愛因斯坦說“正確地提出問題等于解決問題的一半。”胡錦濤總書記2005年元月講到“干部考核評價的科學體系尚未建立”，要求“抓緊制定體現科學發展觀和正確政績觀的干部實績考核評價標準”，這就說明，黨和國家的最高領導人已經深刻地洞察到了解決問題的關鍵所在。這個問題一旦解決好了，社會主義就有可能重現立國之初的活力和輝煌。

五、辦法：逐步展開公平競賽

　　科學的思想方法中一個很有用的武器就是推廣概念。將體育競賽式的管理，從概念上推廣到社會經濟活動的一般領域，形成適用廣泛的、規范性的公平競賽，這在邏輯上是可能的，在實踐上是有先例的。它無非是把所有的社會經濟活動都看作廣義而言的“運動項目”，無非是一種組織或設計工作上的技巧而已。列寧領導的“共產主義星期六義務勞動”，新中國曾經舉辦的、多種行業多種形式的社會主義勞動競賽，都創造出前所未有的勞動業績，且從中涌現出的英雄模范，多少年來一直鼓舞著全國人民建設社會主義的熱情。

　　再看美、日，已經流行多年的目標管理體制，把一個總的經濟目標層層分解，定出嚴明標準，組織小指標競賽，使得個人能效與整體利益高度一致，整個組織充滿活力。這不正是“公平競賽辦法”在一定意義上的規范化應用嗎？

　　到此不禁令人感嘆，倘若當年能正確總結經驗，將社會主義勞動競賽的有益經驗上升到理論高度并推而廣之，而不要把著力點放在階級斗爭和思想改造上，會避免多少本不該有的曲折！

　　目前，黨和國家提出了自主創新的要求。而體育競賽崇尚和激勵“更高、更快、更強”，說明體育競賽式的管理也是最為現實有效的創新管理。那么，與體育競賽原則一致的社會主義制度，不也就等于基本制度層面的最佳創新平臺嗎？在考慮如何建立一個行之有效的“國家創新體系”問題上，它提示我們：堅持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并著力抓好“嚴明評價標準”這個關鍵環節，可望迅速提高整個國家的自主創新水平和綜合競爭能力。

　　從方法論上說，“公平競賽”的邏輯出發點既非市場經濟，也非計劃經濟，而是體育競賽這個人類社會更為古老的實踐。其結論也非由“先驗的信仰”所定位，而是對既有成功經驗合乎邏輯的推廣。把體育競賽的管理辦法升格到社會經濟領域所產生的“規范辦法”，可全稱之為《社會主義管理工作的公平競賽辦法》（簡稱《公平競賽辦法》）。在公有制經濟內部，任何個人所得為“工資”而非“利潤”。雖然每個人都處在消費品和勞動力兩個市場中，但“社會”對人的評價并非單一的金錢標準而是公平競賽辦法所給定的嚴明標準和遴選結果，因而不會造成單純的向錢看意識，更不會造成兩極分化。將《公平競賽辦法》與蘭格模式比較，二者有許多相似之處：都是生產資料公有制，都有消費品市場和勞動力市場。但“辦法”以嚴明的標準形成對人對物的合理評價，且使參與者都處于競賽當中，從而補充了蘭格模式所缺乏的微觀動力基礎和利益約束機制。

　　循此研究提出的《公平競賽辦法》，其內容和操作要點可以提煉為：兩個基礎概念、一項審核程序、三大職能分設結構、五條基本原則。下面以企業為假設背景對此略加說明。

　　兩個基礎概念（效益標準、效益指標）是為了解決企業效益的衡量問題。在日常經濟活動中，可以直觀地感到一個企業的效益要比另一個企業的要好些。但往往又說不出究竟好多少，或在什么意義上更好。考慮到任何目標都包括質與量兩個方面，因而把原是一個概念的“效益”分解為“效益標準”和“效益指標”這樣兩個概念，分別予以把握才好。如“全員勞動生產率＋安全生產”，是效益標準，而“全員勞率１萬元＋工傷人數不超過3個”則是效益指標。對效益標準只要求形式上的明確，“不怕說得錯誤，就怕說得含糊”。它是形成嚴明標準的第一步工作。

　　一項審核程序（信任推定法）。明確不等于正確。如何將效益表述的盡可能正確，還要規定由競標來確定效益指標。投標人所提出的指標，若有偏差一般只會比“合理的”高（投標低的會自然淘汰）。如何減少審核者因個人主觀因素造成的偏差，既不承認一個“牛皮”指標，也不埋沒一個有創造性的指標呢？“信任推定法”就是用來對效益指標加以客觀評定的工作程序。

　　三大職能分設結構（調節、執行、監督）。具有一定規模的企業，如何定準自己的努力目標？如何從理論意義上找到一個普遍性的操作辦法？這是一個典型的隨機目標追蹤問題。立足于調節能力的增強，其結構特點是追蹤裝置必須有監督、調節、執行三者相互分立的結構。我國企業制度的演變中，曾有過“黨委集體領導、廠長行政指揮、職工民主監督”的提法。后來黨和國家的有關文件中更是明確指出“要加強科學管理，探索企業領導體制和組織管理制度，建立決策、執行和監督體系，形成有效的組織和制約機制”，應當說都很接近正確的做法。但三個機構之間的責權利如何合理劃分還在探討。有了隨機目標跟蹤的原理，解決這個問題就如走平川了。

　　在《公平競賽辦法》中，企業設立管委會（或黨委），履行“調節”職能，根據經營環境和本企業具體狀況提出企業效益標準，并以此招標選賢。凡有志任廠長者在通過政治和道德審查后，以自身提出的效益指標競崗。管委會按照信任推定法程序取總分最高者為中標人，后者則以得中的效益指標為主體內容立下“任期目標責任狀”，組織一班人馬履行“執行”職能。職代會（常設）履行“監督”職能，對管委會與廠長班子的工作（包括對它們所提效益標準與效益指標）加以記錄，對生產過程和生產成果的主要數據進行統計、核準并存檔，年終計獎算罰。

　　廠長任命后，企業實行廠長負責制、任期目標責任制和終期審計制。責任狀所列效益指標也就是當然的任期目標。廠長任職不受年齡和所在單位局限，可投標連任。管委會和職代會成員按干部“四化”標準配備，可長期任職，不與廠長換屆相聯系，就象運動員不斷換屆而教練員相對穩定的道理一樣。由穩定的管委會提出效益標準，將從根本上制約和改變廠長的短期行為。三大班子各司其職，形成力爭上游而又和諧互助的局面。

　　五條基本原則（公有制、按勞分配、計劃管理、能者優先和分級調控）。前三條意義自明。“能者優先”是按求職者的能力大小排序，能者優先任職上崗。其合理性正如體育競技場上，按能力排序確定上場秩序最合理。其實社會主義的“各盡所能，按勞分配”，就已經邏輯地包含著“能者優先”的推論。如果不讓更有能力的人優先，不就離“各盡所能”更遠嗎？過去沒能準確認識這一點，只看到公有制條件下人人都有勞動的權利，而沒有認識到那些缺乏績效的人以公有制的名義蹲在崗位上“死而后已”，自己干不好也不讓別人干。實際這個崗位已經不是公有而在一定意義上異化為占據者私有了。

　　“分級調控”說的是國家要有一個總的發展目標，總目標的實現分解為各級分目標，往往才更好組織，更為有效。就象是一個大型運動會，因為工作量太大，一定要分解為許多分賽場。如何協調好總目標與分目標，如何解決好“集權與分權”的關系，最好的組織形式是分級調控。國家政治經濟的實際運轉過程并非一架機械性質的鐘表，而更接近于一個活的有機體。斯大林式的“計劃經濟”錯誤之一就是試圖實現集中控制，控制中心出現的錯誤往往得不到及時糾正，日積月累釀成大錯。但分散結構又是另一個極端。它難以對各個子系統進行有效的協調，波動大，穩定性差。傳統的市場經濟就相當于分散控制。

　　北大前任校長吳樹青先生曾精辟地指出：“作為社會主義的經濟模式，必須體現公有制、按勞分配和計劃經濟這些最基本的規定；作為現階段的社會主義經濟模式，它必須同時具有更豐富的規定。否則，現階段社會主義經濟模式就不可能是理想的經濟模式。”能者優先和分級調控原則就可以看作這種“更為豐富的規定”之一二。它同前三個最基本的規定一起，構成為現階段社會主義管理模式中的五條基本原則。

　　轉而分析《公平競賽辦法》的可行性。大衛·休謨說到過一個普遍無賴原則：“一個制度的設計，要假定參與者即便是無賴也能有效運行。”它等于說，一個依賴保爾·柯察金才能運轉的制度是很難長久的。蘭格模式或斯大林式的“計劃經濟”之所以不盡人意，原因在于它的運行需要依賴“崇高覺悟”。而經濟體制改革中，包括雙軌制在內的某些改革方案搞不下去，也因為需要這一事實上難以維持的前提。如果理論研究深入些，這其實是一個不難想到的問題，或許不至于走雙軌制的彎路。

　　傳統的市場經濟，運行起來無須“崇高覺悟”是其一大長處。但它運行起來卻有賴于“等價交換”，又從另一方面馬失前蹄。市場意義上的等價交換必須“人人平等自由”這樣一個背景，它比“崇高覺悟”究竟是更現實還是更不現實？難怪有識的經濟學家指出，市場經濟理論的核心理念，原本不過是理論研究中的簡化模型；今天經濟學還只相當于化學的煉金術階段（楊小凱）；從實用的角度看不過是玩具而已（陳平）。

　　從所選“前提”是否簡單真實，可以評判一個理論及其所生“辦法”的水平高低。“體育競賽”之所以能有效運轉，久盛不衰，不僅在于它不依賴“崇高覺悟”，而且也不依賴所謂的“等價交換”和“完備信息”，更有它自然形成了對勞動價值的測量。由此可以推知，本文所說的《公平競賽辦法》對前提條件的要求現實得多，因而其可行性超過了以往任何一種改革方案。將之用于國營大中型企事業管理，理應產生多方面的積極效應。

《公平競賽辦法》的另一優點是實施門檻很低。正如體育競賽可以個別、局部地展開一樣，《公平競賽辦法》的試點也可以一個個地進行而無需大規模的“經濟體系聯動”。在不斷完善推廣的過程中，重點是對需要參賽的“項目”逐步建立測量基礎和嚴明的評價標準。1999年，我們曾嘗試將之用在建筑領域中，至少在邏輯上是解決現有弊端的一種辦法。凡已經具備條件的社會經濟領域，如教育、農業、建筑工程、交通運輸等，不怕拉開檔次，允許一部分人憑“說得清楚”的勞動先富起來。對于有初步成果的，則進行深入研究和試點，例如政府采購、藥品招標以及國債發行、物業管理、破案招賢等見諸報刊的一系列事例或領域。對于那些一時缺乏嚴明標準，或難以建立測量基礎的，如政府管理、醫療衛生以及需要特殊價值判斷的科學和藝術領域，在進行積極探索的同時，還要更多地依靠社會先進分子的模范帶頭作用，弘揚社會覺悟，宣講職業道德，提倡無私奉獻。國家用行政手段保證他們有一個相應的政治地位或社會地位。而具備測度基礎的行業則成為其它行業勞動價值的“參照系”。這樣不但能與現實狀況較好地吻合，推行起來全社會的效率和公平狀況也將會好得多。

政策層面和相對具體的這些研究任務和管理工作，在上述思想認識下，容易取得多快好省的成果成效，但不是本文的重點，就不多加闡述了。

六、結語：本文所述思路的理論價值

　　限于篇幅，以上僅僅是個粗線條的介紹，旨在使讀者看出本文的思路所在。更詳盡的內容需要更多的篇幅，更嚴謹的敘述，特別是難以回避必要的數學語言。盡管如此，我們希望本文已經能夠說明，這一思路如被認可，將在理論研究上取得哪些進展。

　　第一，如果說，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應不應該結合，長達一個世紀的社會主義建設實踐，對此已經作出了不容否定的回答的話，那么，對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究竟如何結合，還處在眾說紛紜的狀況。甚至就連是否有“可行解”，能否形成一個嚴謹的邏輯框架，國內外理論界和學術界還見智見仁，爭論不休。

　　而本思路說明完美的答案不僅存在，而且實行起來不會太難。借助于體育競賽活動所表達的上述觀點，不僅直觀清晰，論證途徑也是前人未曾有過的，在方法上是個創新。雖然將之寫成類似公理化的體系還需要一些原創性的、艱苦細致的工作，但解放思想努力前行，曙光就在前頭！一個弘揚社會主義理想的宏觀運作框架和微觀管理辦法(包括基本制度層面的創新體系)，已經影影綽綽地望得見了。

　　第二，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結合的關鍵點和突破口究竟何在？就已經看到的社會科學文獻，不僅沒有現成結果，甚至可能在方法論的意義上還游離的很遠。

　　而本思路自信找到了這把鑰匙，也是本文的第三個大膽猜想：解決矛盾的根本之處，竟然在于一個微秒的調整：把原為一個概念的“效益”，分解為“效益標準”和“效益指標”這樣兩個概念來分別把握。好比治療癌癥，現代科學已經知曉，根本辦法不在于動刀除瘤，不在于放療化療好壞細胞齊殺；而在于基因層面的某種改變。類似情況在自然科學史和經濟學史中不乏先例。如17世紀布萊克在熱學研究中，將原為一個概念的“熱”分解為溫度和熱量這樣兩個概念，從此熱力學得以迅速發展；又如19世紀馬克思在經濟學手稿中，將原為一個概念的“勞動”分解為勞動力和勞動這樣兩個概念，由此科學地揭示了剩余價值的性質和來源。沒有對效益概念的分解，普適意義上的勞動價值評價體系就無法建立，公平競賽也就不能成為一個可操作的辦法。有了這一分解，一系列問題，包括黨政職能如何分設、監督如何有效的問題才能真正找到合理方案。這在表面上似乎太多書生氣，還可能會被嗤之以鼻，但鎖扣就得在此解開。這是一個真正屬于原創性質的創新，一個“基因層面的技術”。它太具有“非顯而易見性”了。

　　第三，與前兩個問題相關，既然長期的社會主義建設實踐已經肯定，經濟系統的正常離不開商品、貨幣或市場，但至今又無法肯定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能夠很好地結合，那么難免引發人們對社會主義本身是否應予保留的疑慮。對我們共產黨人來說，為共產主義奮斗是歷史的必然還是歷史的誤會，也就成了問題。鑒于這一疑慮已經廣為蔓延，相應就有信仰、信任和誠信危機，共產黨的執政基礎也就有從思想深處被鏤空的危險。

　　而本文的思路論證了，社會主義基本制度是迄今為止最為合理，生命力最強，最受歡迎的社會經濟制度。人類追求理想社會的目標，正該沿著這個方向前進。馬克思所創立的科學社會主義，其三大基本原則完全正確，需要補足的僅僅是“測量基礎”，這也是任何一門學科到了應用階段必不可少的工作；馬克思提出但未及完成的“測量基礎工作”，正是我們今天“回到馬克思發展馬克思”的重大任務和關鍵課題。鑒于這一系列觀點是前人未曾提出過的，凸現認識創新。

　　第四，找到了解決當前社會經濟問題的有效方法。這可歸結為我們的第四個大膽猜想，乍一聽仿佛似更“離奇”：一些嚴重的社會經濟問題，如貧富差距過大、腐敗屢禁不止、官僚主義嚴重、群體事件頻發、黃賭毒黑屢剿不滅、國營企事業單位效率低下……以及思想道德失范等，對這些問題一攬子全部解決，比一個個分別解決起來要容易和可行得多。這并非“畢其功于一役”的天真，而是所有這些都不過是一個總病根的不同表現。就像一個人得了肺炎，表現為高燒、劇咳、咯血等若干病狀。找不到病因，只設法退燒或止咳，最好的情形也是治標不治本。反之，找準了病因，做到對癥下藥，所有病狀全部消失，而人體則充滿健康與活力。難怪多年來，雖竭盡全力但一些突出的社會經濟問題總不能徹底解決，按下葫蘆起來瓢，或許彎路正在于此。

　　若用一句話來概括本思路的理論結果，可以這么說：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如何結合，是專家們對當前社會經濟問題的一個集中提問，那么，本文則就此問題給出了一種忠于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邏輯簡明且便于操作的解答。

恩格斯說過：“一個民族想要站在科學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沒有理論思維”。胡錦濤在主持第六次中央政治局集體學習時指出：“沒有科學理論的指導，實踐難以取得成功。”所有社會主義國家的建設實踐無不說明，理論問題不但必須解決，而且理論的先進性，必然表現為實踐中的優勢；理論的欠缺，也必然表現為實踐中的代價。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有了近一個世紀的實踐，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經過28年的探索，是到了將理論研究提高到應有地位的時候了。每一個置身其中的人，都應該為這個特殊時期，為處于興衰當口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感到責任非同一般。作為共產黨員，面對無數為革命事業和共產主義理想犧牲的先烈，更應懷著無比崇敬的心情響亮地回答：你們當初選擇的道路完全正確，你們的鮮血沒有白灑，你們開創的偉大事業正在你們的子孫后代手里發揚光大！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