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5月15日下午4：00，烏有之鄉書吧請來了書吧的老朋友――中央民族大學經濟學院博士后楊思遠先生作講座。在這場名為中國·中國人·中國經濟學的近乎4個小時的講座中，楊老師介紹了其博士生導師劉永佶教授的新著《中國經濟矛盾論――中國政治經濟學大綱》。該書是劉教授“中國經濟矛盾四書”系列中的最后一本，是本系列的概括總結，也是作者幾十年研究的集大成者。另三本分別為《主義·方法·主題――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之基本》、《民主中國法制經濟――以勞動者的權威》和《民權國有――作為所有者的勞動者對國有企業改革的思考》。楊老師的講座不但立場鮮明，思路清晰，簡明扼要地介紹了《中國經濟矛盾論》原書，而且通俗、率直地表達自身思想與觀點，而那縱橫古今的詼諧幽默更是讓現場氣氛高潮迭起。
講座從內容上大致分為兩大部分：
一、該書產生的基本背景：
首先，他介紹了中國經濟理論學界的歷史狀況：第一階段，即建國前從1901年嚴復翻譯《原富》（即亞當斯密的《國富論》）到王亞楠翻譯的《資本論》，皆為西方經濟學，研究的是西方人的經濟，第二階段，即建國后，又可細分為三個階段，50年代到80年代，我國經濟學唯一教材為蘇聯版本的政治經濟學，包括52年成書出版的斯大林講話稿《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80年代以來，西方經濟學，以美國為主的經濟學說，逐漸殺入我國，并占據上風，到了90年代，蘇聯瓦解，薩繆爾森等人的《經濟學》取代了蘇聯教材，而且很多大學以用原版為榮，就像當年用俄文版一樣；如今21世紀初，西方經濟學教材更是大規模、多品種地被引入，包括獲諾貝爾經濟學獎的斯蒂格利茨的《經濟學》，光老薩的《經濟學》就有幾十個版本之多。于是20世紀中葉至今半個多世紀里，中國交替擔任著蘇聯政治經濟學的派出所和美國經濟學的傳銷員，卻唯獨沒有自己的政治經濟學。頂多是拿別國真理與自身的實情結合一下，難怪有人說“中國不出真理，中國只出結合。”
于是一個嚴峻的問題顯現出來：為什么撇開中國就能找到“普遍真理”？為什么產生于美蘇的經濟學要被強行用于具有特殊國情的中國？中國經濟學到底有沒有存在的必要？楊老師明確地回答了這個問題――有必要！為什么？一、外國人的理論不可能對中國人負責，更不可能對中國億萬普通勞動者負責，這在半個多世紀反反復復的歷史里不斷被證明。外國的理論是靠不住的，中國人必須明確自己的主體性！該“四書”系列的總序言中有這樣一段話：“中國經濟是個矛盾主體，不能簡單地套用產自西方或蘇聯的經濟理論解決中國的經濟矛盾。20世紀經濟生活中的諸多問題，都與這種“套用”有關，中國人應當，也有能力以自己理性的系統研究來揭示中國的經濟矛盾。”二、中國特殊經濟矛盾體系是中國政治經濟學形成的客觀根據，毛主席在《矛盾論》中指出某一領域的特殊矛盾就成為一門學科的研究對象，這就是劉永佶“中國特殊經濟矛盾要求產生中國的經濟學”的觀點的哲學依據，只不過前者是抽象原理，后者是具體應用。
至此，楊老師，從反與正，歷史教訓與現實需求兩方面論證了中國政治經濟學存在的必要性，也說明了本書的成書背景。
二、該書主要內容介紹
楊老師首先對該書給予了很高的個人評價，說它是“一個多世紀以來真正稱得上是中國人自己的經濟學”，是“對社會主義經濟的系統論證”。接著他對該書的導論和四個篇章作了具體的介紹，詳略得當，重點突出。
導論經部分定義了中國政治經濟學的主體、主義、內容、方法、主題以及主干范疇。楊概括出了理解中國政治經濟學的三個要點：1.它是特定階級的經濟理論，2.是對特殊經濟矛盾體系的理論規定，3.它的主題是研究如何建立并確保勞動者的主體地位，如何提高和發揮勞動者的素質、技能。第一點，強調了經濟學的主體是特定階級，哪個階級的經濟學就為哪個階級服務。比如說，現在大家時興說“社會主義養懶漢”，“干多干少一個樣”，這是在批社會主義，但顯然是資產階級的觀點，因為站在他們的角度，用“競爭”學說“效率”理論一套，那是有道理的。但站在勞動者的角度看，為什么社會主義又能受歡迎？為什么出現了王進喜、雷鋒那樣不是懶漢的勞動者？另外，現在又生出一種說法“窮就要挨打”，那為什么70年代我們窮的時候，尼克松主動來求著中國建交。而現在GDP都翻了兩番了，美國人來撞船撞飛機，炸大使館，我們都不敢吭聲了呢？還求著人家讓道歉，我們到底是窮了還是富了呢？富了為什么還挨打呢？而窮的時候反而能打別人呢？第二點是說經濟學研究對象，是特殊的經濟矛盾體系，尤其強調經濟學的國度性。它并不是一個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東西。其實李斯特在《政治經濟學的國民體系》中就曾提出經濟學具有國度性。從而主張德國應實行貿易保護政策，不能參與全球自由競爭，連美國也是，打南北戰爭就是為了實行貿易保護，不讓南方把棉花賣給英國，而給北方資產階級，從而形成了美國資本主義的大發展，而它發展起來，有了實力以后，當然要推行全球化和自由經濟，它的貿易出口額占世界的1/3，當然恨不得世界各國都取消關稅。第三點經濟學的主題是創新獨特意義深遠的提法，之所以要建立確保勞動者主體地位，提高、發揮勞動者素質技能，是因為中國政治經濟學有別于以往經濟學的最大特點是謀求人的發展，而非利潤的增長，是人學，而非物學，因此，創立一整套獨立的概念、范疇就尤為重要。
主體內容的四個篇章，第一篇是闡明中國經濟矛盾的歷史淵源，第二篇是分析現有經濟矛盾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第三篇分析主要矛盾的次要方向與次要矛盾，最后一篇探討了中國經濟矛盾的解決，劉永佶教授在書中把中國現有經濟劃為四大成分：公有制經濟、官僚經濟、小農經濟、私人資本（包括外商私人資本和國內私人資本）。楊老師則認為內外兩種私人資本應單列為兩大成分，因為它們雖都是私人資本，但形式上、運作方式上，性質上都有很大差別，公有制經濟目前仍為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而官僚經濟則是公有制缺陷下的衍生物，這兩者都是中國歷史的特有產物。簡單地說，中國兩千多年的集權官僚制產生了官僚經濟和小農經濟；中國革命和社會主義國家的建立產生了初級公有制，在此，劉有一個創造性論斷，即把人類歷史發展分為七個階段，其中第四個為集權官僚制社會，之前為封建社會，之后為資本主義社會，集權官僚制在中國始于秦，終于清，相當長一段時間內在世界上領先，優于歐洲的封建領主制。“歐洲中心論”使中國人理所當然地把這兩千多年也籠統地視為封建社會，這其中是一種誤解，封建意為“封國土，建諸侯”，到了周朝，便出現了比諸侯更大的“周天子”，形成中國人獨有的“天下觀”至秦朝，已是“廢封建，立郡縣”中央集權制由此形成，商鞅變法使秦國采取了集權官僚制，統一了文字、度量衡，至此封建社會滅亡。所以，“反封建”不是毛澤東的功勞，而是秦始皇的功勞，關于公有制經濟，劉認為對此長期存在一個巨大誤解：“公”是指公共占有，而非公共所有。本來應該是“個人所有，公共占有”，但在我國現實中，公共占有變成了公共所有，所有權并未落實到勞動者頭上，而落到了行使占有權的國家機構手中，而國有企業也就變成了官僚私有企業，于是造成了“人民公仆――廠長、書記等干部讓工廠的主人――工人下崗的怪現象。工廠又不是廠長、書記家的，而是工人們的，怎么他們說賣就賣呢？另一個重大問題是，公有制應包括兩個方面：生產資料所有權和勞動力所有權，然而幾乎全部關于公有制的論述都忽略了后者，形成了“生產資料公有制的”提法，其實，勞動力所有權比生產資料所有權更重要，這在書中有論述。
而現行“小農經濟”是78年“分田到戶”的結果，建國初，集權官僚制社會下遺留的小農經濟本已開始走上合作化的改造道路，土地“個人所有，公共占有”，但很可惜不久又被集體化所取代，集體化是指農村政權機構對土地占有并所有，農民失去所有權，合作化是中國改造農業小生產狀況的唯一出路，而集體化有兩個前途，一是私有化，搞個人單干，二是重走合作化，而在中國它顯然導致了第一種結果，那也證明了集權官僚制在農村的勝利。誰最喜歡“小農經濟”？集權官僚！他們最害怕聯合，于是要千方百計分隔個人以利于管理。家庭聯產承包由“十五年不變”到“五十年不變，恰好反映了官僚們的心態和打算，小農經濟連解決溫飽都有困難，連自然風險都承擔不了，還怎么去“奔小康”，怎么去實現現代化？有哪一個現代國家還有3/4的人口從事小農經濟？小農經濟的危害在現實中體現得也很突出：1.它是公有制生產的極大破壞力，自給自足的農村對公有制產品幾乎沒有消費能力，2.它導致了村縣企業和農技推廣體系的全面垮臺，小農經濟需要的是“精耕細作”，不需要拖拉機、播種機和農業高科技，3.荒廢了大型水利工程，大江大河的治理和水庫的興修，毛澤東時期的這些基礎工作使改革開放初期受益匪淺。改革20年后的98抗洪，全靠國家調用部隊，農村青壯年勞動力外出打工，而在改革以前，抗洪基本上是人民自己的事，農民為主，部隊為輔，抗洪體制由農轉兵，兵又是由官所控制，這再次反映了集權官僚制的轉換完成。
這次講座，不但讓我們接觸到了一本好書《中國政治經濟學》，更讓我們認識了兩位優秀的知識分子代表――劉永佶、楊思遠，他們有三點令我由衷敬佩，1.立場：地道的勞動者立場，中國人立場，造就了一部真正為中國勞動者著想的經濟學；2.膽識：冒經濟學界之大不韙的膽與吸納古今，自成一派的學識；3.成果：做出了實在、實際又實用的學問，其中不乏對當前最重大問題的“鞭笞入里”及“對癥下藥”，如對公有制經濟困境的分析，對官僚經濟的揭露。這是當今中國社會最渴求的聲音！
當然即使是專職的理論工作者也不能囿于理論研究，真正“有血性”的知識分子必然會自覺地思考并身體力行理論向實踐的轉化。
相關文章
「 支持烏有之鄉！」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