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云雷說，現在文學界對浩然的評價不是很充分。左翼時期的的大眾化運動，從魯迅開始，到趙樹理，作者都是知識分子。而浩然則不一樣，他是一個農民，這是中國歷史上從來沒有過的。評價他，要從文學大眾化的歷史中，評價他的歷史價值。浩然的作品文學性很強，但對他的評價和對合作化，文革的評價是聯系在一起的，帶有一定的政治爭議。
浩然是一個多產作家，并不局限于六七十年代的作品。從《艷陽天》開始，每十年差不多就有代表性的大部頭作品出來，從六十年代的《艷陽天》到九十年代的自傳三部曲。《金光大道》和《艷陽天》是他作品中是最重要的，但是如果不看他八十年代的《蒼生》的話，就不是一個完整的浩然。
浩然的作品是寫給農民看的，而現在的文學是用西方的文學寫精英階層。浩然是開放的，跟大眾一起的，不是小圈子里面的。對浩然的評價不僅僅是一個好人，他的作品雖然有政治性的影響，但寫得好。
浩然小說充分表現出來了農民改天換地的精神，《艷陽天》中創造出來的人物是符合當時的歷史的。現在對農民的看法是很不公的，愚昧呀，落后呀，這種意識是從八十年代后形成的，但在以前農民在中國的歷史和革命中不是如此的，他們在中國歷史的發展過程中產生了巨大的作用，比如說解放戰爭，是農民推小車推出來的。
他的作品中，至少《艷陽天》與《蒼生》已經獲得了經典性的地位，是任何研究20世紀中國文學所不可忽略的，而《金光大道》雖然評價不一，但對它的評價，是與對合作化、“文革”與文革文學緊密聯系在一起的，也是研究它們必不可少的重要資料，這一點卻是無疑的。
浩然寫出了歷史的復雜性，他寫的人物都能找到原型。《蒼生》是改革開放后的作品，當時許多作品的一種模式是，只要改革一來，所有的問題和矛盾都解決了。從小說里面的人物可以看得出，他對農村的認識又進一步深化了。作品表現他對現代化社會的理解，對農村走什么路的一種思考。一方面，他對家庭聯產承包制贊同，但又對以前的集體有所眷戀，比如村里面的五保戶誰來照顧、水壩壞了誰來修等等，他當時對農村改革的復雜化認識值得我們深思的。
浩然的自傳三部曲是他很重要的作品，但很少被寫到文學史里面去。他的第一部《樂土》以自己的父親為原型，說的是一個煤礦工人的事，李云雷認為這部作品可以和駱駝祥子相比。樂土里面的父親角色不亞于祥子，從一個很要強的人變成了一個很無奈的人物，這是對當時一代農民的描寫。第三部主要說他是最后成長為了一個作家。李云雷覺得它的重要性，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跟《追憶似水年華》相比較。如果比較一下王蒙的自傳，你會發現，王是一個很聰明的人，他選擇什么該說什么不該說，什么強調什么不強調。但浩然則是很真誠的。浩然是真正為農民寫，他堅持原則到了后來，就不再是簡單的意識形態問題了。
文革后，在關于農村的大部分作品中，“社會主義新人”的理想被放棄了，不見了，農村的主要矛盾成了資本主義新人和封建農民的矛盾，農村被理解成了封建社會，主要矛盾便成了要愚昧落后，還是要發展資本主義，資本主義在這個矛盾從而獲得了合法性，而忽略了中國農村30年的社會主義實踐，也忽略了社會主義作為現代性的一種方案，不僅是對所謂“封建社會”的克服，也是對資本主義的一種超越。
講座結束后，大家在烏有之鄉觀看了根據浩然小說拍攝的電影《金光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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