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德論壇—北京共識”系列之四
香港大學甘陽教授主講“三種傳統的融會與中華文明的復興”
“明德論壇—北京共識”系列之四，于 5月12日晚上在公共管理學院一樓報告廳舉行，香港大學亞洲中心研究員甘陽教授主講“三種傳統的融會與中華文明的復興”。本次論壇由清華大學公管學崔之元教授主持，北京大學法學院院長朱蘇力教授，清華大學人文學院、“讀書”主編汪暉教授做了精彩的評論。
崔之元教授在開場白中，介紹了北京共識系列的前三講，即2005年3月15日雷默先生（Jashua Cooper Ramo）主講“北京共識的下一步”，2005年3月17日斯蒂格利茨先生（Joseph E. Stiglitz）主講“后華盛頓共識的共識”，2005年3月30日胡鞍鋼教授主講“莫斯科共識－華盛頓共識－后華盛頓共識與中國之路”。甘陽教授介紹到，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將與清華大學合作舉辦一個關于“北京共識”的國際會議。甘陽教授笑稱：自己不大擅長做演講，但因為將來的合作事宜被套牢了，再加上和崔之元教授是很多年的朋友，要和清華合作，要做一點貢獻，所以這次到清華大學來講。臺下響起了熱烈的掌聲，再次歡迎甘陽先生的到來。
甘陽教授從“三種傳統的融會與中華文明的復興”這個演講題目說起，這源于2004年底《二十一世紀經濟報道》的一個采訪，認為中國現在可以看到有三種傳統： 一個傳統是改革開放以來形成的對于市場經濟的信念和對于自由的追求，一個傳統是毛澤東時代形成的平等與參與的傳統，另外一個傳統是儒家傳統，簡單講就是注重人情和鄉情，這個在日常生活當中可以看到。在所有的談論中，我們似乎會看到，三種傳統在排斥和沖突之中，比如在朗咸平的事件當中有很深的體現。而中華文明未來的形態，很可能是三種傳統在相互沖突之間的磨合與交融。
甘陽教授是“文化中國與世界叢書” 總編，在思想界一直是非常活躍的領軍人物，今晚的講座充分體現了他學貫中西的風格和對中國的人文關懷。甘陽教授從晚清講起，說，今年是廢除科舉的100年，100年前中國的社會是崩潰的，中國是在全面性瓦解的基礎上重構，如今我們仍然在解決晚清時的問題，雖然情況不一樣，Ramo提出的北京共識，是如何看中國的問題，西方在不斷地想，不斷認識中國，其實我們自己也不懂中國。
甘陽教授本科在北大讀的是現代外國哲學研究，在美國十年也基本上是研究西方，認為從西方的角度看中國很不好懂。甘陽教授認為自己并不懂中國，正如黑格爾所說，熟知就難以真正了解。在蘇聯、南斯拉夫和中國改革的比較中，甘陽教授認為關于中國成功的原因，沒有看到很滿意的解釋。同時指出，我們要重新認識中國，雖然有些觀念很根深蒂固有些很流行，雖然我們很熟悉中國，但我們要重新認識中國。
第一點我們需要從中國歷史，世界文明歷史角度了解中國，中國文明是最外在的，是和西方最相異的?？梢耘e出很多非西方的古老文明，比如說埃及，比如說印度，比如說波斯，他們都是從上古時代，很早就和西方文明糅合在一起。舉這些例子，說明中國從很長時間以來，是一個西方很難了解的文明，是完全外在的。18世紀以后，伏爾泰、黑格爾關于中國文明在世界文明的脈絡分析，主要是西方中心論的視角，我們需要有一種比較新的眼光來看，我們有必要了解中國原先是自成一體的，相比而言西方也是自成一體的，這兩大文明會有一個交合，真正的交合。
甘陽教授說，現在有人用毛澤東時代來否定中國的改革，但中國改革的成就是歷史性的成就。很多人在強調改革成果的時候，有對毛澤東時代的全面否定，認為這樣才能認識改革。按照常理，中國的改革是進行不下去的，甘陽教授推薦美國學者謝蘇立（音）的《中國經濟改革的政治邏輯》。謝蘇立從1980年到1990年每年到中國實地考察，對中國的分析入木三分。蘇聯的改革符合西方的邏輯，但卻如此的不成功。大躍進和文革，毛澤東一貫的破壞，但毛澤東時代的政治邏輯和鄧小平的改革整個政治思路是一脈相承的。我們要關注改革的延續性，改革25年的成就和毛澤東時代是要聯系起來的，費孝通的《江村經濟》，當時的中國沒有電、水、交通，而在80年代實現了，是毛澤東時代奠定了基礎。
甘陽教授認為，中國改革的經濟起飛和海外華人投資關系很大，而海外華人投資，是老祖宗的傳統，和儒家文化分不開。而印度的情況就很不一樣，印度通過印度卡、雙重國籍等制度安排吸引海外印度人投資。
甘陽教授總結，傳統的中國文明是有很強的凝聚力，并強調，即使是在八十年代，他仍然起著非常大的作用，而我們往往以為25年的成就是完全孤立的，好像突然有一個什么。我們重新去看我們的中國時，可能發現對中國了解，都還是剛剛開始，我們要重新去了解，包括這25年的改革為什么有這么大的成就，包括和毛澤東時代的聯系，和整個文化傳統的聯系，我覺得21世紀最大的問題是要重新去認識，也包括和西方的比較，這才能真正的了解我們中國！
朱蘇立教授說，在90年代，我們這一代人都有雄心大志，甘陽先生注重思想方面，自由派知識分子，如張維迎，打算做儒家思想的經濟學分析，認為儒家思想是最偉大的制度創造，包括林毅夫。我們對自己的文化否認太多，一方面希望超越自己，另一方面，不理解自己。朱蘇立教授認為費孝通先生最偉大的《鄉土中國》，很多國內人評論說《江村經濟》是他最好的作品，因為英國人說《江村經濟》好，符合結構功能主義。費孝通不是用儒家在解釋，是用社會科學方法在解釋。應該把西方的社會科學、自然科學的傳統納入進來，有容乃大，了解中國，可能需要新的思維方式，新的范式。學者的貢獻是理論上的解說，雄辯，有說服力。
汪暉教授是“明德論壇－北京共識”系列的三期嘉賓，汪暉教授回顧Ramo講北京共識，指出不迷信西方科學，不是說不學習。汪暉教授認為甘陽教授的演講，是上下五千年，縱橫五萬里。中國的確有找自信的問題，章太炎先生提到的，如何理解中國，這種理解和康有為先生的理解是不同的。左翼葛蘭西認為，理論有兩種，其中一種是日常的生活實踐，實踐的理論性比自覺的理論性更強；對社會實踐的思考，不是否定實踐，而實踐中理論的先進性不上升是很危險的，離開具體的實踐的過程，首先要了解實踐的主體，重新尋找主體性的問題，自信的問題。朱蘇立提到費孝通的研究，完全按照西方的社會科學的方法，中國和西方都解釋不了：要把智慧的視野和知識的視野結合起來。智慧的視野也就是反思現實的力量，困難也給我們提供了契機，給我們留下新的創造性。
甘陽教授在最后補充到，研究中國和西方不會對立，而需要更廣泛更深入。是否中國的2005年就是要參考西方的2005年？英國工業革命時期，美國南北戰爭后1870年到 1930年左右，對我們現在的改革有很多參考價值。我們對于西方的了解和參考，是要從我們的問題角度出發，否則有僵局，會很被動。甘陽先生簡要評價了2003年北大改革。
來自劍橋大學、清華大學、人民大學的學生就開放和內斂的關系、人文學科和社會學科的分析、個體自由、三個傳統的主次、自信等問題和幾位學者進行交流，甘陽教授、朱蘇立教授和汪暉教授的回答給了大家很多思想方法上的啟示，本次論壇將近十點才結束，會后許多學生圍著幾個學者繼續進行交流。
共2800字
（公共管理學院 蘇延芳 撰稿 崔之元 審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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