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4月25日，應烏有之鄉書社邀請，《揭開經濟危機的底牌》作者，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克思主義研究院研究員王佳菲老師做了題為“透過《資本論》看新危機時代”的講座。
王佳菲老師的講座圍繞三篇主旨生動翔實地對國際金融危機做了全面的論述；過程中，王老師由淺入深地對全球經濟危機進行了翔實地論證：
我們為什么需要傾聽《資本論》？
以美國次貸危機為導火索的國際金融和經濟危機發生以后，《資本論》在歐洲、日本等多個國家熱銷。無論經濟社會發展到現在呈現出多少光怪陸離的表象，只要剝除形形色色的外衣，經濟危機的本質規律就依然逃不出《資本論》的劇本。
危機從哪里來？
到底是什么原因產生了經濟危機呢？有的人認為是金融監管失誤了，監管者不夠嚴格；有的說，金融資產太瘋狂，金融機構追逐利潤的時候過于貪婪，有的人批評格林斯潘的美聯儲政策，由于寬松的政策致使泡沫不斷變大，當這些泡沫破裂的時候，經濟危機就形成了。同時還有很多別的說法，比如美國老百姓的透支消費也產生了經濟危機，還有人把經濟危機的起因歸咎于中國，說中國的出口太多，儲蓄太高，導致美國只能透支消費，最后當美國民眾負擔不起的時候就出現了經濟危機。
這時候王佳菲老師講，我們看待經濟危機的起因應該著眼于長期的歷史過程。實際上經濟危機在資本主義制度誕生之前是不存在的，那么要想搞清楚經濟危機的起因就要從資本主義制度本身著手研究。在《資本論》當中，它對經濟危機的成因從以下的層次來看，首先商品經濟當中蘊含著危機的可能性，也即只要有商品經濟，就有出現經濟危機的可能性；西方國家所實行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是商品經濟的現代形式之一，商品生產居于絕對主導地位，商品的買賣分離和賒銷賒購現象普遍存在，因而天然具備著產生危機的可能性。
與“為買而賣”的簡單商品流通不同，資本主義生產是“為賣而買”，資本無限追求利潤，這意味著生產與消費必然相脫離，埋下了過剩危機的隱患。
這場西方金融和經濟危機實質仍然是生產過剩危機。“一切現實的危機的最后原因，總是群眾的貧窮和他們的消費受到限制，而與此相對比的是，資本主義生產竭力發展生產力，好像只有社會的絕對的消費能力才是生產力發展的界限。”——《資本論》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548頁。
經濟全球化擴大了世界市場，但又導致更大范圍的生產過剩；
近三十年來西方發達國家大力推行經濟全球化，向發展中國家轉移過剩產能和過剩商品，大大擴充了西方所控制的市場容量，從而使得西方的普遍經濟危機得以推遲。
經濟全球化一方面使生產走向進一步的社會化，另一方面使資本走向進一步的積聚和集中，更多的生產資料被私有化和資本化，更多的勞動者淪為資本的附屬，這令生產的社會化與生產資料的私人占有之間的矛盾更加尖銳，并且在空間上進一步擴展為當今世界資本主義經濟的基本矛盾。
經濟金融化成為了生產過剩的暫時出路，但又形成加速過剩的主要杠桿；
自20世紀六、七十年代以后，西方國家產業經濟領域的資本利潤率持續低迷，生產部門的貨幣資本大量地涌入資本市場、金融衍生品市場、房地產市場等金融投機領域，使得生產資本的過剩暫時沒那么突出。
金融領域吸引了越來越多的資本，不僅經濟關系和社會資產越來越表現為金融關系和金融資產，而且金融領域越來越成為利潤實現的重要渠道。金融部門并不參與財富的創造，而只是參與財富的分配，然而它卻攫取了利潤份額中的一大部分，這種虛擬經濟對實體經濟的嚴重背離當中包含著嚴重的危機隱患。
“資本主義生產的進步不僅創立了一個享樂世界；隨著投機和信用事業的發展，它還開辟了千百個突然致富的源泉”。（《資本論》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685頁。）
經濟金融自由化放松了對資本的管制，但又推動基本矛盾向縱深演化；
金融和經濟的自由化進程，有助于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國家最大限度地為國際金融壟斷資本自由追逐利潤創造空間。
另一方面，自由化趨勢促進了資本主義基本矛盾的進一步激化。從經濟調節來看，加劇了私有制條件下的市場經濟無政府、無秩序狀態；從經濟結構看，導致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的脫節日益嚴重；從勞資力量變化看，發達國家的工人和工會在與資本的博弈中處于弱勢地位，而經濟自由化政策通過不斷解除資本在國際流動的管制，使得工人在與資本的力量對比中處境更加不利。
信貸消費暫時掩蓋了有效需求不足，但又透支了未來的收入和消費能力；
通過消費信貸，在滿足資本家壓低工資、追逐利潤的要求的同時，以消費者提前支取遠期收入來貼補生產者的即期利益，可以暫時掩蓋工人的當期收入不能滿足當前消費需求的矛盾，從而延緩生產過剩的經濟危機爆發。
而且，透支消費模式不僅保證了工人作為勞動力（這是一種對資本家而言必不可少的生產資料）再生產的需要，同時還使他們不得不提前將終身的勞動力出讓給資產階級，使其不斷再次在勞動力市場上出現、從而牢固地從屬于資本。
然而，透支消費的膨脹不僅沒有真正促進有效需求的增長，反而恰恰說明了生產相對于真實需求水平的日益嚴重的過剩。這樣的“虛假的消費需求”僅僅只是暫時彌補了即期收入與消費之間的缺口，卻并沒有改變貧富懸殊兩極分化的狀況，也并不能從根本上解決生產過剩的問題，無非是將這一內在矛盾的爆發從當下推到了未來而已。
無論是美國人的透支消費模式，還是中國人的高儲蓄模式，都不應被視為此次美國金融危機的罪魁禍首。
新自由主義體制是資本主義進行上述系列調整的主導治理機制；
經濟全球化、經濟金融化、經濟自由化等資本主義發展的新表現、新趨勢，均是在新自由主義體制的主導下推進的。
誠然，作為一種具體的治理形式，新自由主義即使不被采用，仍處于資本主義制度框架內的西方國家也必然會受到危機的侵襲；但是，新自由主義的泛濫決定了經濟危機將在更廣范圍內以更劇烈的程度爆發出來。
調整達到極限導致危機最終成為現實；
如上所述，資本主義進行的新一輪自我調整推動著其基本矛盾進一步向縱深發展為世界范圍內的資本主義基本矛盾。
當這一矛盾積累到現有的市場容量、新自由主義體制的潛力以及其他基本條件逐漸達到了此輪調整的極限，從而無法再容納新的生產過剩之時，西方國家的金融和經濟危機就最終完成了從必然性到現實性的轉化。
作為商品經濟高度發達的一種現代形式，市場經濟當中已經蘊含著危機產生的可能性。資本主義制度決定了危機是不可避免的，經濟危機的最終根源在于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因此，它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特有的經濟現象，也是資本主義私有制的必然伴生現象。
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來，資本主義進行了新一輪的自我調整，延長并拓展了危機在這些國家由必然轉化為現實的過程，推動著資本主義基本矛盾進一步向縱深發展。當矛盾的積累達到了此輪調整所能容許的最大極限，西方國家的金融和經濟危機最終完成了從必然性到現實性的轉化。
中國在危機中受到了怎樣的影響？中國會不會產生危機？中國在這場危機的形成和發展中發揮著什么樣的作用？
中國受到了西方金融和經濟危機的嚴重沖擊；從國際上看，中國對外依存度較高，已經深深地嵌入世界生產體系，資本主義的經營風險、政治理念、文化價值觀等都在不斷向國內滲透。
從國內看，非公有制經濟成分的發展蘊含著局部的資本主義因素，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種社會制度的經濟規律都在起作用。因此，中國雖然迄今沒有出現過大的經濟危機，但是并不具有天然免疫力，存在著局部地感染或誘發危機的現實可能性。
當危機發生以后，美歐等發達經濟體在對抗金融混亂和經濟衰退時，對中國可能提供的幫助抱有愈發熱切的期待；
美國長期財政收支、貿易收支“雙赤字”，在發行國債時迫切希望中國能繼續購買；
產業的“空心化”使得美國高度依賴于中國產品，同時這些進口商品的低廉價格也有助于美國抑制通貨膨脹，為美聯儲實行寬松的貨幣政策提供了空間；中國還是進口貿易大國，中國的穩定較快增長將拉動進口需求，無疑是為那些需求萎縮的國家帶來福音；各國經濟衰退導致貿易保護主義盛行，在國際政策協調方面更離不開中國的積極合作。
透過《資本論》來看西方金融和經濟危機，這并不是一次意外的事故，而是當代資本主義發展的一種必然和常態；它既沒有改變其固有本質，又呈現出不同于以往的光怪陸離的新形式。
這要求我們不僅僅從國際經濟聯系的角度，而且要從兩種社會制度共處和競爭的角度來研究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影響，不僅僅從當前風險防范和經濟振興措施的層面，而且從中國面臨的長期發展環境這個層面來研究我國的應對措施。（烏有之鄉通訊員 w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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