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從文筆下的北京上海文化，實質上反映了一個鄉下人與兩個城市的故事。而這
個鄉下人和兩個城市以及故事本身在現代中國和中國文學史中都有很大的典型性。這
里有三個區域空間，一個湘西是代表了邊地的真正的中國鄉土文化，北京是代表了皇
城鄉土中國向現代中國轉換過程中但是保留了很多鄉土性的半現代城市，而上海是最
和國際接軌的現代大都市。這三個空間幾乎概括了轉型期的中國的幾種主要文化形態
，現在都凝結于沈從文一身，這是歷史對沈從文的特殊照顧并選擇他來做中國轉型期
的觀察者與了解者。
我今天給大家講的題目是《沈從文筆下的北京上海文化》。
為什么選擇了沈從文
這個題目是怎么來的？在我看來，沈從文是這樣的作家，也許他沒有魯迅那樣的
分量，但是他確實是一個可以不斷讓我們去開掘的重要的可以稱為大家的作家。而且
，沈從文還有特殊的意義，就是在20世紀的中國，沈從文顯然是有更強烈的本土意識
，也可以說，在他的身上更集中地體現了某些20世紀中國的文學經驗以及整個社會經
驗。在他身上有比較豐富的本土經驗。從我自己重視本土經驗的角度說，當然也就對
像沈從文這樣的作家予以更多的關注。
因此，我希望我的學生也能夠對沈從文有更多的關注，恰好我的一個韓國學生告
訴我他喜歡的幾個作家中有沈從文，我就說：“好，你給我做沈從文。”這樣就確定
要做沈從文。我讓他摸一下沈從文研究到今為止達到什么樣的一個水平，從中找到自
己的新發現。我要求他對沈從文研究一定要有新東西。
這個學生很緊張，他在考慮有沒有新的東西，沒有發現新的東西他就不敢來見我
。后來我逼他近期要有所發現。然后他就戰戰兢兢地跟我談了一些，都被我否定了，
這時他偶爾說了一句引起了我的興趣，他說：“大家都說沈從文是鄉土作家，這恐怕
是研究沈從文的一個定論，他給我們文學的貢獻就是提供了一個湘西世界，這是文學
界研究的一個定論。但是我發現一個特別有意思的現象：他寫的是湘西，但他是在北
京、上海寫的，是在昆明、青島寫的，他不是在湘西寫的，他是在北京、上海、昆明
和青島寫的。而且我發現，同樣是他寫的，在北京寫的和在上海寫的不一樣。”
我一聽，當時真跳了起來，我說：“好！你抓住一個問題了。”這是一個很值得
研究的問題，沈從文的鄉土小說不是產生在鄉土、本土，而是產生在都市。我當時對
他說：這不僅是沈從文一個人的問題，整個鄉土文學都有這個特點。這時我就和他兩
個人討論，產生了思想的一個跳躍，就是說是不是可以這么說，沈從文的鄉土小說是
他的都市體驗和他的鄉土回憶的一個融合產物。這個想法使我們兩個當時非常激動。
但開始定的題目比較大，是談沈從文和四個城市(北京、上海、青島、昆明)的關系。
后來覺得實在太大了，我們決定把另外兩個丟掉，就做沈從文和北京、上海城市文化
的關系。這實際上是一個鄉下人和兩個城市的相遇和相撞——湘西的鄉土文化和北京
、上海的城市文化的相遇和相撞，這才產生了鄉土文學。也就是說沈從文的鄉土文學
是他的都市體驗和鄉土記憶相融合的產物。
然后我們討論了3個問題：一個是沈從文和北京、上海這兩個城市到底發生什么
樣的關系；第二個是討論沈從文對北京、上海這兩個城市以及這兩個城市的人和文化
，他作為一個湘西的鄉下人，在他的觀察中有一些什么新的發現，他怎么看待北京、
上海的城市文化、北京和上海這兩個城市及城市中的人；第三個就是，在這樣一種在
北京、上海的都市體驗怎么樣反過來激發了他的鄉土記憶和想象，這樣才能呈現出今
天所看到的這樣一種沈從文筆下的鄉土文學形態。在大體界定了他的研究和寫作要回
答和討論這樣3個問題后，我說：“你的論文就是講一個故事，講一個鄉下人和兩個
城市的故事。”
講一個鄉下人與兩個城市的故事
為什么是講故事？這是一個方法論的問題。這就是說，文學史的研究是對研究對
象的歷史重現，是今人講當年的故事，這是我這些年來學術上、文學史研究和文藝史
寫作上的一個追求。就是把文學史的寫作、文學研究的敘述變成講故事，今人講當年
的故事。這樣意味著什么呢？這首先意味著研究者身份的認定。
過去，我們的歷史敘述者、歷史研究者，常常把自己看成一個歷史審判者，對作
家、作品進行我們的歷史判定，判定他的價值等等，或者我們稱為歷史規律的闡發者
。我想改變一下自己的身份，我不是歷史的審判者，我也不是歷史規律的闡發者，我
把自己認定為一個歷史敘述者。強調講故事，這是認定方面的變化。
強調講故事，就比較強調回到歷史現場，強調回到歷史的情景中去。講故事是回
到當時的歷史情景中來敘述那一段歷史，而且這一敘述要特別注意一些歷史細節的呈
現。講故事是以描述為主的，所以要特別注意歷史細節的呈現，這樣才能造成歷史的
現場感。
但是也要有分析。大家知道，魯迅曾經有過一個寫文學史的計劃，你看他寫魏晉
，是藥酒文人。寫六朝文學，就是佛女。他就是抓住那個時代一些典型的文學史現象
形態，像藥、酒、佛某種文學現象的東西，但他這種文學現象又不是一般的文學現象
，這什么意思，就是他的這種文學現象背后反映了一些基本的東西。這是我們文學史
寫作所面臨的一個矛盾，某種程度上說是文學研究所面臨的矛盾。
什么矛盾呢？就是文學是具有感性形態的，是具有模糊性的，是具有多異性的，
是混沌的，這是文學的特征；而我寫論文，論文比較抽象，必須概括。因此就產生一
個矛盾：要么全是感性的東西，你沒有概括；要么你有概括，但這些豐富的、多異的
東西全沒了。這是現在我們文學史研究、文學研究的一個基本難題。王瑤先生提出一
個處理矛盾的辦法，就是典型現象，就是它是現實形態，它保持現實形態所應該有的
一些感性特征，但同時是典型的，就是它背后隱藏著一些本質性、普遍性的東西。這
樣，你就可以既保持現象本身的形象性，同時又說一些普遍性的東西。所謂講故事就
是講這些典型現象。所以，我對這個學生要求：你作為一個文學研究者，你必須對歷
史細節、一些現象要有一種高度的敏感；另外，你要有思想穿透力，你能從現象背后
看到一些普遍性的東西。而你的論文就是要從歷史細節出發，又帶有普遍性的東西。
現在就看看這個學生是怎么講這個故事的。他說：“本人實際上是講述了一個鄉
下人與兩個城市的故事。而這個鄉下人和兩個城市以及故事本身在現代中國和中國文
學史中都有很大的典型性。典型性在哪里呢？這個鄉下人來自湘西，湘西是中國的邊
地，因此相對比較完整地保留了鄉土中國的文化。
北京是個什么城市呢？第一，那里有作為中國文化起源之一的北京山頂洞人文化
，明清以來它作為皇城而成為中國文化的中心，在近代它艱難而慢慢地經歷向現代城
市的過渡過程。傳統的本質文化在衰落的同時又頑強地存在著，因此使得變化中的北
京保留了某種鄉土性。但它不同于湘西文化，它是皇城文化，它是處于皇城鄉土文化
向現代文化轉換過程中，所以它有某種皇城的鄉土性，這是北京的特點。而上海卻是
一個按照西方模式建立起來的現代都市，它幾乎是十分自然、毫不困難地就和國際接
軌，成為“東方巴黎”，一個現代國際大都會，典型的現代大都市，幾乎成為現代中
國的一個象征。
這樣就構成三個區域空間，一個湘西是代表了邊地的真正的中國鄉土文化，北京
是代表了皇城鄉土中國向現代中國轉換過程中但是保留了很多鄉土性的半現代城市，
而上海是最和國際接軌的現代大都市。這三個空間幾乎概括了轉型期的中國的幾種主
要文化形態，現在都凝結于沈從文一身，這是歷史對沈從文的特殊照顧并選擇他來做
中國轉型期的觀察者與了解者。”這樣就確定了研究對象的典型性。
沈從文與北京的故事
1922年，沈從文從湘西來到北京，從此開始了他獨特的生命歷程和他的文學生涯
。沈從文在《20年代的中國新文學》的這篇文章中回憶說：“我是1922年夏天到北京
的，開始住在會館里。我從會館出門向西15分鐘就到達中國古代文化集中之地，就是
琉璃廠。那里除了有兩條十字形的街，然后還有十幾家大小古董店，小胡同里還有許
多不標店名分門別類的、包羅萬象的古董店，完全是一個中國文化博物館的模樣。然
后再往東20分鐘來到前門大街，那里是一個北京繁華的街市，還保留了明清六百年的
市容和規模。在那里看見許多大鋪子，各具特色，金碧輝煌，斑駁陸離，令人眩目，
這使我這個來自六千里以外小小山城里的鄉巴佬無一處不深感興趣。然后跑到羅馬大
街就看到某某鏢局的大招牌，還有駱駝在其中走來走去，我就想這鏢局背后有沒有當
年的十三妹在那里，有沒有燕子李三在那兒，因此這些印象讓我覺得它像明清兩代六
百年的文化博物館……”
這是北京給沈從文的第一印象——明清兩代六百年的文化博物館。而這一切隨著
清王朝的覆滅已經失去意義，開始報廢了，因此他看見的北京是一個變化當中的，把
八百年建都建立的一切正在加速處理過程中的這樣一個北京……
北京一開始不接納他，像他這樣衣衫襤褸、不修邊幅的舉止令北京的紳士們側目
而視。他當年最早的時候是寫稿子，到報社去領4塊到12塊的稿費的時候，要先給門
房2毛錢、3毛錢才讓他進去，因為他衣衫太襤褸，他是一個不被北京接受的鄉下人。
因此，1923年冬天，當郁達夫冒著風雪去看他的時候，發現青年沈從文住在冰冷的小
屋子里，沒有人知道，也沒有錢，沒有生爐子，沒有棉衣，只有一雙凍僵的手在寫稿
。郁達夫看了立刻把衣服脫下來穿在他身上，拉著他去吃飯，吃完飯把多余的錢都給
了他。
但是，慢慢地，沈從文被北京這個城市接受了。他經過現代評論派認識胡適，認
識徐志摩，認識郁達夫、楊振聲、朱光潛等等，他慢慢地被接納了，以至于施蜇存先
生回憶起沈從文的時候，覺得沈從文“雖然不像個洋紳士，但他也是個土紳士”，以
至于到30年代，一些個文學青年來到北京，那個時候首先要拜訪的是沈從文，而且沈
從文經常邀請這些年輕人到中山公園喝茶，在喝茶當中沈從文是核心人物。為什么呢
？因為那時候他已經是《大公報》文藝副刊的主編了，他已經被這個城市所接納了，
他已經成了北京城市的主人了。在某種意義上說，沈從文以他特有的方式征服了北京
城。或者說，北京這個城市以他特有的寬容接納了這樣一個來自鄉下的作家。這是鄉
下人和北京發生的第一個故事。
再看一看沈從文在北京的感受。我們從一個歷史細節講起。1922年他剛住在會館
里的時候，他整天被電車隆隆響聲搞得非常煩惱，他不能接受北京電車的聲音，他拒
絕這個。這使我們想起了張愛玲是從電車的聲音中感到了城市的美。但是1925年，他
因偶爾的原因到了香山，他突然在香山聽到了雞的叫聲，他好興奮。雞在那里活潑地
跳舞，讓他想起了家鄉湘西的雞，但他覺得北京這個雞還不如湘西的雞活潑。他對這
雞聲就非常感慨。這一細節告訴我們，北京對他既是熟悉又是陌生的。通過這個雞聲
的出現，他發現北京的另一面，就是鄉土北京的那一面。他拒絕北京都市的一面，但
他通過雞聲了解北京鄉土的一面，因此北京對他來說既是鄉土同時又是異鄉，所以北
京對他既是熟悉又是陌生的。
因此就勾起他一系列難忘的經歷。比如他到北京，半夜里獨游北京西山望月。望
著那個月亮，他有一段描寫：“西山一切，小麻雀的聲音，青綠色的天空，山谷中的
溪流，晚風，牽牛花附著的露珠，螢火，群星，白云，山泉的水，紅玫瑰”都使他“
想起了夢里的美人”。“夢里的美人”是什么呢？就是他的家鄉。他在北京的西山里
發現了他夢里尋求的美人，這些景色就是翠翠所生活的那個世界。他在北京發現了駱
駝，那個駱駝從容不迫地在灰塵仆仆的道路上前進，給他帶來一種意義特殊的感覺。
他還發現了北京的風沙等等。他到北京的附近看到古老的運河，喚起他對古老的種種
溫馨的回憶。所以，他對這樣一個北京的發現，對北京熟悉而陌生的這樣一種發現，
或者說對北京具有的鄉土性的發現，使他產生了非常復雜的感受和體驗。
大體上說，是三個層面上的感受和體驗。首先，北京的風景和古城的人，喚起了
他對自己家鄉的回憶和幾乎是無所不在的聯想和想象。他發現，無論是北京的風景還
是北京的人的性格，都和他家鄉的風景和人有種內在的相通。因此，他見了所有的北
京人，都會引起他的聯想，產生說不出的親切感。因此他的有些小說分析起來很困難
，有些細節證明他是湘西人，有些細節讓人覺得是北京的，分不清楚了。
另一方面，北京的鄉土畢竟不是湘西的鄉土，北京是皇城，北京有一種它特有的
博大、深厚和精辟，北京文化代表的是一種博大的、深厚的、精致的中國鄉土文化。
這是沈從文所沒有的，這是超出沈從文之外。沈從文原來筆下的中國不是這樣一個中
國，但他慢慢在北京呆久了，他就慢慢浸透了北京這種博大的、豐厚的、精致的文化
的影響。因此，他再來寫鄉土小說，就發生變化了。那個韓國學生就說，在閱讀沈從
文寫在北京的《邊城》的時候，就發現《邊城》和其它鄉土小說有著很大的區別，《
邊城》背后有一種大氣，一種闊大、莊嚴，一種渾厚之感，其它鄉土小說境界比較狹
窄。他就認為這種博大的、莊嚴的渾厚之氣，是北京精神對沈從文的一個影響的結果
，是北京的文化精神先影響了沈從文的精神境界，然后影響到他的鄉土小說的創作，
使得它就不簡簡單單是湘西文化的復現，而是在鄉土記憶中實現了以北京為代表的鄉
土中國的另一番景象，使得沈從文的鄉土小說不僅超越了同時代的鄉土小說，同時也
超越了他自己的鄉土小說。
第三方面，沈從文在北京看到他夢里，他如此醉心的博大精深的北京文化的美在
意識形態中逐漸消失，他對美的喪失的一種感慨使他立刻就聯想到他的湘西，因為湘
西同樣使他醉心的那種淳樸而粗獷的美也無可避免地在消失的過程中。所以，他對北
京文化的思考更加深了他對湘西文化的一些思考一些憂慮，以至就引起了對整個鄉土
文化在現代化進程消失的可能性所產生的一種憂慮，這包括美學憂慮。這樣就使得他
的鄉土牧歌又滲入了哀歌的調子，而這個哀歌的調子既是獻給湘西的，同時也是獻給
北京的。這是沈從文和北京的關系的一個方面，就是一種鄉土的親近性。同時作為故
事中的鄉下人，他是不可能完全融入北京城的，即使他完全被這個城市所接納，他也
不能完全擺脫他那根深蒂固的陌生感。
沈從文對一種文化的判斷，常常是從性的角度去觀察。有一篇小說叫《十四夜間
》，主人公是北京的一個小官僚，他為了滿足自己的性欲，就想找一個妓女，但找的
時候，他很緊張，自己是個京官要有架子，他就為這事猶豫不決。有一細節，他叫堂
倌去找，一會要找，一會又不找。沈從文說，性愛是體現人的生命力的。他說北京文
化熏陶出來的人的生命的惰性、怯懦、猶豫不決、無能，比起大膽放肆的鄉下人，說
明你們生命力的衰落。鄉下人的那種熱情，要愛就愛，不像你這種猶豫不決。他從這
些角度來嘲諷他們。在北京人的生命中那種惰性、怯懦，從中他發現北京古城生命力
的衰退，反過來加深了他對湘西雄強生命力的體驗，所以最終他保持了維持了鄉下人
的自傲和自尊。但有的研究者分析，這種鄉下人的自尊和自傲背后還隱藏著對北京文
化非常復雜的自傲自卑。這就是沈從文和北京之間的關系。
沈從文與上海的故事
再簡略地說一下沈從文和上海的關系。
1928年1月2日，沈從文從北京來到上海，一個星期之后給北京的朋友寫信。他說
，他把在上海住的稱為“塌而霉、塞”，就是很狹窄很發霉的一個小房間。他說我到
上海第一個和出版社的經理見面。暫且說經理以前藐視他是因為他沒錢，藐視態度不
說，假裝親熱的態度真叫人傷心哭淚。他說，明明是瞧不起我，但假裝親熱讓我更加
覺得受到屈辱，我在北京就不一樣，問一個博士借五塊錢，博士馬上借給我了，北京
人不把錢看得那么重，上海人怎么這么怕借錢，怕借錢不要緊，但又假裝親熱。他覺
得非常不舒服。
他住在上海，主人也是講錢。小小房子，每個月要給二房東13塊錢，還外加倒馬
桶費1塊錢、打掃灰塵費1塊錢，洗衣費1塊錢。他說，北京不一樣，北京可以欠錢的
。他非常懷念北京，不喜歡上海。然后，他說上海最討厭的是吵鬧，吵得頭疼，沒有
北京的安靜。他說我怎么辦呢，我只能深夜去大馬路，每一個人的臉我都仔細觀察一
遍。他用鄉下人的眼光毫不客氣地看。上海人最討厭被人盯著看，但他不管，就盯著
看，然后統計。他說，100個穿皮領子的新式女人中，沒有5個夠格，每個人臉上都是
憔悴的臉色，每個人好像都是受了傷，每個人都有姨太太或者窯姐的味道。他說，我
想我是不適宜做上海人的。
他對上海沒有好話。更重要的呢，上海也拒絕他。他說，我在上海是什么身份呢
？他說，我在上海是一個文化工人。我來上海就是整天寫作，上海資本家就整天敲詐
我，逼得我成了寫作機器，我一天不寫就沒有錢，沒有錢在上海就沒辦法生存，因此
，我只能拼命寫。老板只給他很少的錢，逼著他簽合同，榨干凈他身上的每一滴血，
榨干他所有的智慧。在這種壓榨下，他疲勞不堪，一點創造興趣都沒有。在上海，他
始終是一個文化工人的角色。
因此，他對上海的觀察就跟北京不太一樣。他說，有一天我在上海的陽臺上看上
海的城市，我伏在濕欄桿上在想另一個窗子里的另一個人家在做什么事。他說，我不
知道工廠的夜班是如何的忙碌，我想象的夜班是在一些小房子里總有一些小學徒一邊
打盹一邊做事情，我想象那些銅匠、那些印刷工人他們大概和我一樣沒有辦法睡好覺
，他們是那樣的骯臟，走近他們的身邊有一種難聞的氣味，手上全是油膩和鐵銹，頭
腦又是那么愚蠢。他說這樣的生活是人的生活嗎？但是我想想，他們那么蠢，我有責
任來釋放他們。
請注意，他觀察上海他所注意的是那些工人，這顯然是和他的文化工人的身份相
似的，他觀察的城市是貧民窟的上海，他有一種感同身受的感受，但是他又不同于左
翼作家的那種感受，他覺得工人們蠢；也不同于新月派的那些紳士們的感受，他還想
到自己的責任。所以他的觀察非常獨特。他說上海給人的感覺總是一個夏天的午后的
感覺，這個地方整個的都很無聊，一切生命都是浪費。他對上海抓住了兩個詞：無聊
和浪費。我覺得這是相當精彩的、獨特的直覺性的感受。而且他用腐爛兩個字來概括
上海都市文明。這個文明是金錢滲入，一切都是物質化、利益化，不僅是上流社會的
糜爛，這整個人的生命的激情都已喪失。他特別講到了上海的“君子”，他說上海出
現了一種“新君子”。“新君子”的特點是什么呢？是“毀人于有意而無形中”，自
己還不失為君子，這是很尖刻的觀察。他說，上海的這種中間人，他們享有聰明、穩
重和尊重文明的命運，就是看起來他們很聰明，很穩重，很尊重文明，有一種迷人的
風度，但是卻是內在的生命的枯竭。
他從生命立意的角度出發，生命立意是他的一個觀察點。他說北京人的生命是怯
懦的，而他在上海看到生命力的枯竭。他的小說《羅漢》寫一個女人，所有男人都拼
命追求這個女人，有的用客氣的表現，有的用委婉的、壓制的書信，有的用虐待自夸
的獻媚，凡是社交場合所必須有的紳士風度的行為，男人都做過了，但這個女人全看
不上，因為她需要利益，需要強壯，這是上海紳士提供不了的，最后她自動跑到了一
個軍人的身邊，因為她追求的是雄強的生命活力。他和上海的關系是一種內在的緊張
，所以他拒絕上海，上海也拒絕他。他對上海是以一種鄉下人的角度，認為上海文明
是腐爛的文明，非常的精辟。
更使我們想象不到的，面對這樣一種上海文化，他產生了恐懼感，產生了自我危
機感。他說，我不能再在這里呆下去了，我再呆在這里，我原有的生命力，我的祖先
給我的生命力也沒了。他向先祖懺悔，說你們給我的誠實、勇敢、熱情，血質的遺傳
到如今恐怕都已經蕩然無存，我在上海我的生命力要枯竭了。對現代城市文明他有一
種強烈的恐懼感和危機感。而且，更重要的是，他在上海所體驗到的這樣一種都市文
明的撞擊所產生的對人的生命的危機感，使他聯想起了鄉土的恐懼感。沈從文的《丈
夫》這篇小說是寫在上海的，他從上海親身感受到了這種生命的危機感，就是原始生
命的活力有可能被現代所吞噬這樣的危機感，使他想到了他的家鄉這樣的危機已經出
現了。《丈夫》就是寫這種精神關系已經滲透到山村，當地的農民把自己的老婆送去
船上去賣唱。他就寫這個女人從鄉下到城里去變成城里人，變成城里人之后她的習慣
什么都變化了。這種精神關系滲透到山村之后，他產生一種危機感，是在上海的體驗
加深了這種危機感。
這很有意思，他在北京寫了《邊城》，在上海寫了《丈夫》，這顯然是和他在北
京、上海的不同體驗有關的。他在上海感受到的文明危機，使他加深了家鄉的同樣被
現代文明吞噬的危機感。同時，他面對上海這種他所拒絕的都市文化，他提出了他的
文化理想，一個是不是需要重新恢復、重新喚起他家鄉所謂的苗族文化所代表的鄉土
文化所擁有的生命活力，面對著都市文化的糜爛，是不是需要喚起他家鄉的包括少數
民族的那種比較原始、雄強的生命活力來做一個補充，所以這一時期也就是在上海的
時期，他用理想化的眼光，用理想化的筆觸創作了《龍朱》、《媚金》、《豹子和那
羊》、《七個野人和最后的迎新節》、《雨后》。在這些小說里面，就和《邊城》的
那種寧靜、肅穆、和諧不同，在這樣的鄉土小說里面充滿了無忌的野性，一種圓滿健
全的生命力，這是被上海糜爛的都市文化所激起的鄉土想象，而且鄉土想象是被他圣
潔化的，被他理想化的。他想用這種平凡的、簡樸的、單純的生活方式來對抗這種畸
形的都市文化，他覺得這種存在于自然狀態中的一種生命形態極有可能抑制現代都市
的弊病。因此我們可以感受到他作為鄉下人的自傲和尊嚴。
講演者小傳
錢理群
教授。浙江杭州人，42歲獲文學碩士。現為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醉心于中國現
代文學史的研究與寫作。主要著作有《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與吳福輝、溫儒敏等
合作)、《心靈的探尋》、《二十世紀中國文學三人談》(與黃子平、陳平原合作)、
《大小舞臺之間——曹禺戲劇新論》、《繪圖本中國文學史》(與董乃斌、吳曉東等
合作)、《漫說文化》(與陳平原、黃子平合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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