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粱——“大國興衰與中國問題”學術研討會上的發言
（注：2006年2月3日，真善美書家（大家思想網）、烏有之鄉書社主辦的“大國興衰與中國問題”學術研討會在北京烏有之鄉書社召開，高梁研究員在會上作了主題演講，本文根據高梁的發言錄音整理，已經本人審閱修改。）
關于電視片《大國崛起》，我接觸的年輕人對這個片子有很多好評，我想這說明了一個問題，至少它在廣大群眾中間，用電視的形式，補充了過去向年輕人傳授的多少有些片面的世界歷史知識。我認為這是有功勞的，而且應該有這樣的一個普及工作。
我們今天有這么多學者來討論這個問題。我對歷史沒有什么研究，但我認為，既然是學者，就要承擔一個社會責任，就是說怎么樣去傳授正確的歷史觀，通過對歷史經驗的總結，鑒往知來，進一步深入地考慮我們中國的現代化道路怎么走。
先說一下所謂“崛起”的問題，對此我一直是有所懷疑的。我認為我們不宜過多宣傳這個東西。前兩年談了一陣“中國和平崛起”，我們本想給世界上各大國傳遞的信息是“和平”，而人家都把它理解為中國要“崛起”。2004年博鰲論壇上，美國代表當場給我們下不來臺。人家對我們是有很深的戒心的。
我們是不是對國家當前發展的狀態有正確的認識？這是值得考慮的。我感覺不管是在學術界還是政界，都有一種情緒，對我們十幾年來經濟的高速發展沾沾自喜。應該說改革開放20年來持續9%的增長速度，確實是一個經濟奇跡，這是任何一個國家的經濟史上都不曾有過的。但我覺得我們應該有一種心理準備，就是說好事不可能永遠攤在你頭上，歷史是波浪形前進的，國家的現代化過程也是這樣。我們應該冷靜地意識到我們當前所處的位置，我們走到了什么程度，把困難想的多一些，把已經取得的成績看作是過去的事情，這是一個崛起中的民族應該有的心態，不要有點成績就覺得了不得，天下第一了。
國際上對中國有兩種心態，一種是怕你崛起，中國威脅論；一種是在無原則地夸獎你。我覺得不妨少談“崛起”，多想想我們當前還面臨著什么問題，這才是作為一個學者，作為政府應該有的健康心態。
我感覺一些學者的言論中，有過分樂觀的情緒，好像我們的國家已經崛起了，已經是強者了，也有人因此認為，有條件“全方位”開放，有條件搞政治的徹底民主化。這是不是足夠冷靜？
從經濟學的角度來看，中國的GDP已經是世界第四，前面有美國，日本、德國。總量是很了不起的。高速增長有兩個重要因素，一是我們有很高的儲蓄率和投資率，二是在開放中大量地吸收了外過投資。但同時也帶來了一個問題，就是我們國家的經濟高度地依賴世界市場，對我們這樣的大國，這是不正常的經濟結構。據有關部門測算，我們平均9%的增長率中間有2.7%的增長來源于外國直接投資的貢獻，這在一個短時期中是允許的，但是如果長期這么走下去，我們就可能把一些重要行業的控制權讓了出去，其結果，就是使自己的國力和國家競爭力大大打了折扣，這是一個大問題。
其次是產業結構和科技競爭力的問題，這個問題在經濟學家們中討論似乎不太多，但我認為這恰恰是我們的弱項。我們的經濟規模很大，但實際上是大而不強。我們的制造裝備2/3依靠進口，自己的裝備工業拿不到市場，技術上不去，慘淡經營，而裝備工業是關系國家安全和經濟命脈的東西。我國高技術產品出口的90%被外資控制，自己的高科技產業可以說談不上什么國際競爭力。在科技方面，我講個數字，全世界各國每年大概一萬億美元的研發投入，其中美國占43%，日本占20%，中國是多少呢？1.7%，這樣的一種研發投入巨大差距，就意味著我們在科技的競爭上處于絕對的下風。在世界專利授權總量中，中國大概只有1%。在今天這個知識經濟的時代，大國的競爭首先就取決于你的科技競爭力。所以，我們不是強國，只能說是一個大國。即使你將來GDP總量超過了美國，如果還是這樣的結構，也不能說你就是強國。
從哥倫布地理大發現以來的五百年，可以說就是一個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發展和在全球擴張的歷史，也是資本主義制度和文化在全世界傳播的歷史。今天的所謂全球化，本質上是這一歷史運動的延伸。在這種狀態之下，國際間的交往中，盡管文明秩序在不斷進步，但是叢林法則仍然在起著最本質、最終的決定作用。在這種情況下，中國如果僅僅陶醉于經濟總量的進步，而缺乏科技競爭力和國防實力的話，這樣的“崛起”是缺乏根基的。盡管最近媒體上報道幾種新式武器投入使用，但離形成有戰斗力的體系還有一段距離。中國和發達國家在軍事現代化程度上，總體上還有相當大的差距，而且這種差距不是容易消除的。因為人家也在不斷進步，進步速度越來越快。如果我們以為可以沿著20年來的發展軌跡繼續這樣走下去，可能會碰到很多問題。我認為，這是作為對國家負責任的學者，在對待國家崛起和社會進步中間應該重視的一個基本問題。這是我想講的第一點。
第二點，我想我們應該從歷史的角度，看待自己國家的發展和崛起。我們中華民族為擺脫列強壓迫，爭取自由進步的歷史，應該追溯到一百年以前，包括我們新中國這58年。我們在每個歷史時期都在不斷地探索，不斷地解決時代面臨的緊迫問題，搬掉阻礙國家振興的障礙。我們不能把什么好事都算在最近30年的改革開放頭上。當然，搞市場經濟，對外開放，對國家經濟的起飛功不可沒。但在新的歷史時期，我認為需要認真考慮一下，在關于國家的制度如何進一步完善、如何適應國家發展戰略的問題上，有幾個大的問題要加以慎重權衡：
一是關于經濟自由和發揮政府作用這兩者如何平衡；二是關于對外開放和堅持經濟和科技發展的自主性如何平衡；三是如何發揮個人的積極性創造性，和兼顧整體利益的關系；四是給個人以更多的自由和權利的時候，怎樣保證社會價值觀的完整性，使社會保持凝聚力；五是在民主化建設的進程中，怎樣能夠保持國家管理的集中統一性、中央的權威性的關系。
表面看，這些問題似乎都是矛盾的兩方。但是要有效地管理一個國家，引導國家走向現代化的進程中，如何處理這些關系是不能回避的，而且不能夠只強調一面，否定另一面。我個人當然希望我們國家的制度更多一些民主，個人有更多一些的自由。但怎樣引導我們的國家在現代化過程中，繞過可能的險灘暗礁，使我們的體制更加完善，大多數人在享受到更多的物質文明的同時有更為寬松的環境和舒暢的心情？我們不能僅僅考慮國家的體制應該是什么樣的，還要考慮如何從我們的具體國情出發，站在國家整體利益和長遠發展目標的立場，處理好這幾個大的關系，這恐怕是在“中國的崛起”問題上，應該重視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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