會議簡訊：“大國興衰與中國問題”學術研討會

“大國興衰與中國問題”學術研討會簡訊

　　最近一段時期，圍繞著央視的一部政論片《大國崛起》，媒體和網絡都曾展開熱烈的討論。如何評價《大國崛起》這部片子，如何借鑒大國興衰的歷史經驗，如何看待“中國崛起”問題，都是爭論的焦點。當最初的熱度下降之后，人們希望聽到學界更多冷靜的聲音。為了更進一步推動對這一問題的研究，推動各學科各學派之間的對話，真善美書家（大家思想網）與烏有之鄉書社聯合舉辦了一場題為“大國興衰與中國問題”的學術研討會，邀請在京學者近20人到一起進行坦率和直接的交流。會議于2月3日在烏有之鄉書社舉行。與會學者的研究領域涉及哲學、宗教學、政治學、法學、經濟學、管理學等學科，其中也有馬克思主義、自由主義、新左派、民族主義、文化保守主義（新儒家）等各種思潮的代表人物。

　　會議共分五場，其中既有主題演講，又有評論互動，也有自由討論。會上既有冷靜、深入的學理探討，也有觀點的直接交鋒甚至激烈的爭論。

　　在第一場會議中，最先受邀發言的是參與《大國崛起》歷史腳本創作的北京大學歷史系三位教授：宋成有、何順果、董正華。他們從日本崛起、荷蘭崛起以及大國崛起的變量這幾個角度談了自己對大國興衰問題的看法。宋成有教授認為，日本崛起于近代，但醞釀于近世，因此今天中國研究日本崛起要有更廣闊的歷史視野，首先要加強對日本1603——1868年近世史的研究；其次，要把日本崛起以及中日關系問題放在全球化與資本主義世界市場形成的總的歷史背景當中進行分析；第三，要探討日本崛起與中國的關系。近代日本崛起恰恰是以中國的沉淪作為代價的。當代中日關系既有對立的一面又有相互依存的一面。何順果教授介紹，他們創作歷史腳本時有幾個方面的基本觀點：一是大國崛起是個過程；二是大國崛起既有內因，又有外因，但主要關注其內因；三是反對單一因素論，認為決定大國崛起的是多種因素。他還認為，考察大國崛起問題要重視幾個變量：時代、環境、傳統以及領袖人物。董正華教授談到，他們對國家崛起的探討從1994年就已開始。就荷蘭的例子來說，題目本身值得探討，不是“大國崛起”而是“強國崛起”。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克思主義研究院院長程恩富教授在接下來的發言中則指出，這部片子在讓人全面認識國家崛起經驗上是有缺陷的，它只談大國不談小而強的國家，只談興而不談衰。從知識傳播完整的角度來看，真正要探討的應該是強國興衰的經驗。他強調在國家興衰中，有五個“關鍵詞”值得重視：科技、制度、文教、軍事和外交。

　　會議第二場開始了新的爭論。中國社科院的徐友漁研究員回應了人們對《大國崛起》的幾點批評：一、《大國崛起》并沒有掩飾和歌頌殖民主義的罪惡。二、問題不是談不談殖民主義，而是殖民主義是否就是我們談論世界近代史的唯一內容。不能因為殖民主義，就不從正面來總結西方大國崛起的經驗，不能因為西方的侵略就不向西方學習。三、電視片并沒有大國崛起必定伴隨殖民侵略的意思，相反它說了許多新的東西，比如對自由市場、對和平妥協的政治道路、對終身制權力抗拒的肯定。同樣來自社科院的張順洪研究員則持另一種針鋒相對的觀點。他認為《大國崛起》存在史觀的嚴重偏差，因為它洋溢著對霸權的欣賞，美化殖民史，推崇資本主義政治制度，迷戀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盛贊資產階級價值觀。他同時提出：這部片子傳播的一個信息就是“現代化即西化”，這并不是什么新思想，但為什么偏偏是在這個時候拋出這個東西來？這值得深思。中國青少年研究中心的王小東研究員則認為這個片子雖然有很多問題，但總體上應該肯定，它力圖以客觀、公允的態度來解讀歷史，他對左右兩派對這個片子的某些極端批評都很反感。他還強調，不能因為人家揍了你，就不學人家，否則還會挨揍。他認為，在中國崛起問題上既不要盲目樂觀，也不要妄自菲薄。社科院研究員高全喜從建設現代民族國家的國家哲學角度指出，如何看待大國興衰涉及到價值觀和思想路線問題。我們現在面臨的不是打破舊制度，而是建設新國家，應從建設性的角度來看待西方的經驗，法治、自由、基本人權并不只是西方的，而是具有普世價值的。他提出要從制度創建的高度把黨的執政方針變為一種國家哲學，要擺脫政治意識形態偏見，共享一種建設現代民族國家的基本理念，探討良好的制度安排及其內政外交的哲學框架。

　　在第三場會議中，清華大學的秦暉教授談了對“大國”的理解問題，“大國”是“NATION”還是“STATE”，這是不一樣的。他認為，所謂大國指的是現代化的大國，這是左右派的共識。他同時指出，無論哪種意識形態的人都要有一個國家意識，但在國家利益上專制國家與民主國家都不同的理解。專制國家的利益就是統治者的利益，而民主國家的利益是人民的利益。大國崛起要與民眾的幸福聯系起來，而要實現這個，就要有一個制度安排，那就是自由、民主，這也是左右的基本共識。人類也是有值得追求的共同利益的，現在沒有凸顯只是缺乏一個制度安排。首都師范大學的陳明教授則從文化民族主義的立場對左右派都進行了批評。他認為，大國崛起是一個自然的歷史過程，但左右派都對此賦予了過多的道德色彩，要么強調按照馬克思主義，要么全搬西方那一套，這樣會妨礙自己民族崛起的過程，正確的做法應是從本民族傳統文化復興的角度出發，采用實用主義的態度。中國社科院的房寧研究員就這個片子提出了幾點想法：一、沒看出片子中的大國崛起有什么共同規律，國家興衰交替都有自己的獨特性，因此不要簡單地效仿，而是要走自己的路。二、總結歷史經驗的意義不在于總結其具體做法，而在于對這些做法的具體條件的準確把握。要具體而不是抽象地談問題。三、這部片子及對它的評論反映了當今中國社會意識形態的混亂，既有民族主義的思想，也有自由主義、社會主義的思想。社科院的許建康研究員則從方法論上對《大國崛起》提出了批評。他認為，《大國崛起》并沒有告訴人民和政府一個真實的世界。他從現代化理論與世界體系論的爭論這一背景說起，指出《大國崛起》所宣揚的現代化的指導思想的缺陷在于：把歷史說成是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的演進，但對兩種社會的性質是什么則避而不談；掩蓋西方大國崛起時的世界環境與當代發展中國家崛起的世界環境之間的重大差別，崛起仿佛是在真空中崛起；回避對霸權更替時所經歷的危機與戰爭的探討。因此，必須對這部片子的虛假思路有所警惕。發改委的高粱研究員在發言中對中國在當前世界體系中的位置進行了分析，他批判了當前的盲目樂觀情緒，認為中國僅以經濟指標來衡量是否崛起缺乏根基，強調中國若要崛起，就要有自己獨立的科研能力。

　　第四場會議繼續著前幾場的熱烈氣氛。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的潘維教授圍繞著歷史與意識形態、中國史觀的重要性、中國史觀的核心以及史觀的本土性這幾個問題展開了他的論述。他認為，談史是無法離開意識形態和價值觀的，中國史觀的重要性尤其突出，因為它承載著中國傳統文化的價值觀，其核心是政治價值觀。《大國崛起》的危險性就在于它拿別人的標準來衡量自己的歷史。強調中國的政治制度有自己的傳統，不能盲目崇拜西方。來自夏威夷大學的訪問學者田辰山先生則從東西方思想傳統的差異角度對我們所說的“大國”與西方的“大國”、“民主”與“democracy”這幾對概念進行了辨析，指出西方的“democracy”與我們所理解的“民主”含義是不同的，屬于另一套理論體系，建立在一套特定的假設之上。我們并不是要做西方的那種“大國”，所以也就用不著接受建立在他們思想傳統假設基礎之上的民主前提。中央社會主義學院的王占陽教授認為，外來的兩極對立思維方式對我們影響太深，提出要超越左和右、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兩極對立思路，認為無論各派都是中國人，都是為了民族利益，各種不同見解之間是可以探討的，因此《大國崛起》所傳達的“妥協”精神對超越兩極對立、凝聚民族共識具有重要意義。中央民族大學的張宏良教授描述了較為樂觀的前景：21世紀將是中國的世紀（雖然在這之前可能會有一次崩盤），這是世界歷史發展的結果。因為世界一體化會要求有一個統一的價值觀，這不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問題，而是東方文化與西方文化的問題。信息時代的特點將使中國文化與哲學觀成為世界主導的價值觀。北京航空航天大學的韓德強教授從另一個獨特視角來看大國崛起。他把世界歷史演化的過程看作是一個正反饋過程，并把它比喻為腫瘤組織的成長過程。“大國崛起”的基本含義就是如何成為為世界的大腫瘤，然后有吸食全球資源的能力。他還進一步批判：資本主義是個大腫瘤，而且是惡性腫瘤。他還通過保守主義與自由主義的左右翼坐標圖，以及基督教產生早期的歷史來對照我們當今時代，談了他對中國思想界的看法。在每場會議的評論答疑階段，學者們都進行了精彩的辯論和交鋒，澄清了一些問題，也促進了新的思考。

　　在最后的自由討論時間里，王小東、韓德強、張宏良和王占陽等幾位學者就自由貿易抑或保護主義問題展開了激烈的爭論。最后，張宏良和王占陽等人一致認為，無論是自由貿易還是保護主義，都要根據具體的歷史條件來提出，要善于根據時代的變化來利用各種戰略選擇，選擇哪種都是為了中國的國家利益，要重視戰略產業的發展并給予一定的保護，在這些方面，左派與右派已經沒有太大的差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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