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法學向何處去（下）
主題：中國法學向何處去
主講人：鄧正來（吉林大學西方法哲學研究所所長，西南政法大學名譽教授，浙江大學法學院名譽教授，創辦并主編《中國社會科學季刊》和《中國書評》。）
時間：2006年11月12日（周日）下午2：30
地址：北京大學資源賓館三層1308室 烏有之鄉書社
下面是講座錄音的文字整理稿，未經主講人審閱：
我們必須去考慮自己的，為什么我說烏有之鄉我看了以后我說好，為什么好？它就是可以讓不同的聲音出來，憑什么只有一種聲音，為什么其他聲音就不能出來？有聲音出來不一定對，也不一定是真理，但是你得讓人家說話，你連話都不讓人說。就是說每個人都要有對未來、對中國的想象。我們中國，學術界也好，我們從來不想世界問題，我們給這個世界作出了無數的貢獻，五千年的文明啊，集權專制了多少年啊，人口規模啊，經濟規模啊，以后可能還會更厲害，等等方面都作了貢獻，唯獨一樣東西不作貢獻，在人類未來的發展方向上，我們說至少到今天為止，我們所有研究文獻都不被人引證。我們是最大的發展中國家，非常遺憾的是發展理論，這么強大的發展理論沒有一個中國人的聲音，令人驚訝，都不知道干了什么，我們老在想那些技術層面的東西，我們忽略的問題是什么？我們的未來是要靠理想圖景來支撐的，而這個理想圖景不僅僅是簡單的九百多萬平方公里，是人類世界中的中國應當擔起的責任。所以如果沒有這樣一個理想圖景的提出，你告訴我（經濟）翻兩番，是理想圖景嗎？你翻十番你能保證你的生活是善的嗎？翻兩番非洲國家都能做到，只要任何一個貧困國家都要翻兩番，憑什么不能翻兩番？但那不是理想圖景，那不是一種善的生活，它不能替代理想圖景的作用。他們說我們現在是在發展過程當中，你不要給我們弄這些東西，我們得富起來再想這些問題。我們是13億人，不是13億的一大堆肉。[笑，鼓掌]
你想想看，你不要以為明天就是未來，我活著剩下的時間就是未來？不是的。因為你的未來已經被規定了，你還有什么未來？這是今天中國人命運最關鍵之所在，學術界你不去關心這些問題你去關心什么？不去思考這樣的問題你還有什么未來？20世紀30年代卡爾·斯密斯，馬克斯·韋伯這些大牌學者，他們在想我們是不是德國人，亨廷頓這種人在想“我們是誰”（Who Are We ?），我們到底是不是美國人。中國人卻沒關系的，中國人非常簡單，我就那么舉個例子，每個人都說自己是個中國人，我能不能這么說，我父親和我母親偶然的一次相遇戀愛，偶然的一次交配，把我生下來，于是我出生在一塊被叫做中國的土地上，操著一口被叫做中國話的語言，于是乎我根本就是中國人了。我說你怎么不叫一頭公豬一頭母豬，交配完了生下一窩豬仔，那叫中國豬？人是有文化身份的，是有political acknowledge（政治認同）的。這個文化身份是什么，政治認同是什么？我們在這個世界結構這個大背景下，從來不去關心這問題。當然我們不能阻止每個人考慮的方向，但是有一條，我是感到整個中國學術界遺憾的是，這個層面上、這個維度上不去關心。你再怎么發展，把大樓蓋到天破，是你的嗎？是你的嗎？我們一定要真正地負責任做一個真正的中國人。
（五）進一步研究的困難
其實這就是我所講的關于研究的問題。但研究當中有一個比較大的困難，進一步推進有一個大的困難，這個困難來源于什么呢？最重要的來源于知識利益集團化。我作的這項研究很多年輕人都在參與，寫了很多文章，去年（05年）在《光明日報》發的文章就是認為去年中國法學發展的主流聲音就是反思和批判，形成了一大股浪潮，到處都在討論，開會沒有不說的。但是會遇到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由于我們是對過去的整個研究的取向的基本性、最基本的批判和反思，它不是簡單的說這個對那個對，不是說你自由主義這個問題那個問題了。不是這樣的問題，我唯一要的是我們自己的東西。在這個意義上講會遇到什么問題呢？78年以后大約有4撥人，一撥人出國（精英），一撥人下海了，一撥人進入政府體制，還有一撥人留在高校搞研究。搞研究的這撥人也很難說是這撥精英中最好的精英，但是留下來了，這幫人靠著時間混，現在不是主編就是校長院長，都是一官半職了，是主力。這個批判最要命的是使在位的這些人賴以成立的合法性給摧毀了，說他們這樣是有問題的，而且是很大的問題。這個在知識利益被集團化以后，可能會遇到非常大的阻力。而這個阻力既不是來源于左，也不是來源于右，盡管它可能以左或者右由來反對，主要是來源于他們本身的知識和權力本身的一體化過程，這是研究進一步推進的非常大的困難，這個反思的困難不亞于左和右的較量，甚至會更加危險，而它包括左和右都要批判。因為他們會說鄧先生你帶領學生全部都讀經典著作，一句一句讀，那你怎么還在批判西方？西方的思想和中國任何先哲的思想都可以研究，記住了，他們是我們的資源，但決不是我們的根據。我們做知識研究的人必須遵循兩個假設，我們至少要假設我們的前輩和同齡人至少不比我們笨，還有一個假設就是說我們的前輩和同齡人至少和我們一樣聰明。這樣你就會去尊重他們，去研究他們，去批判他們，但他們決不能成為你的根據，而你思想的根據應該活脫脫的是當下的中國的。我想我主要就講這些吧，我希望和大家交流。謝謝大家！
聽眾一:鄧先生你好，我是一名普通的律師，我參加研討會有一個傳統，就是批評學者。今天下午我應該去河北研究一個案件，我看到你的講座我就來了，我甚至退掉了我的車票。鑒于你講得很好，我就不批評你了。[鄧：你這個讓我感覺到我有點不對了。]我想說我的一個看法。我看到這個題目是中國法學向何處去，其實我們也可以考慮中國法制向何處去。我們法律工作者這個群體應該給我們的制度創新提供法律方面的規則、制度和文化，為什么這么做呢？因為你只有制度創新才能有更多的聲音合法地順暢地表達出來，比如你剛才講到沒有人來談中國發展的路徑的問題，也沒有人引用，昨天晚上我和64分子，在天安門前絕食的四個學者之一的周舵先生討論這個問題，他覺得討論一個漸進民主的構建合理性的問題，但是他的研究成果顯然不能在主流媒體上出現，你也能看到，只有形成制度創新，只有真正讓這個制度保障人民幸福和社會公正，那么這一制度才是善的，也才能達到我們剛才所說的法學研究實踐所要達到的目的，所以我想請你來評價一下我提出的這個觀點。
鄧：非常感謝。但是沒有受到批評還是有點遺憾。制度創新問題實際上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但我始終有一個看法，如果你不知道目的地，甚至不知道這個目的地的性質，你走路也好，你去創新也好，你會出問題的。但是在學術研究上有一個很大的困難就是，你有什么樣的足夠的理性可以支撐你預先發現一個目的，而你不會出偏差。這是需要研究的。我的意思是說，制度創新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我們要知道無數制度都是打著制度創新的旗號出現的，結果恰恰不是我們所想象的那樣。它是非常復雜的，會產生非常多的“未意圖的結果”（unintend result），在你創造這個制度的時候你根本沒想到，比如說你發展物理學搞出了核彈，你知道現在研究到了什么地步，現在炮筒都可以打了，這是你原本沒有想到的。制度創新很重要，但是我覺得制度創新同樣也是要受制約的。我的意思是說我們可能是要在雙向維度上考慮的,就是在理想圖景的維度和制度創新這個過程當中互動。
聽眾二：我經常批評我們的法學家，既沒有理論創新的智慧，又沒有面對現實的勇氣。正是因為這樣，所以大家都在搞概念之爭，沒有面對中國的現實，他們不敢反思，不敢直面慘淡的人生。正是因為不敢所以才無法為我們提供制度創新的規則、制度和文化嘛。
鄧：你對中國法學界做了這么一個判斷，說中國法學界既沒有理論創新的智慧，又沒有直面現實的勇氣。這是一個判斷，我且不說這個判斷準確與否。但是我個人認為可能更重要的是，我們要提一個問題，是什么樣的學術體制使得這樣的研究也可以使他們很好地活著。當然如果你的判斷如果是正確的話，我不需要勇氣和智慧，我照樣是教授照樣是博導，這個時候你不能簡單講個人沒有勇氣和智慧，很可能是學術激勵體制使得我們的傾向就這樣沒問題。所以我覺得更要檢討的是背后的東西。
聽眾三：鄧老師，關于你的文本我有一些問題。第一個就是你的《中國法學向何處去》有些前提和預設，就是中國法學現在面臨著一種現代化范式的危機，而這種危機是總體性的，你憑什么會有這種危機是總體性的判斷？我提這個問題的理由在于我看到你的文本選擇了四大學派，它們是中國法學這二十幾年里主流的或者說產生了重大影響的學派，但是你為什么作這樣的選擇？為什么是選擇這四個學派，而不是選擇其他我們看起來可能更有影響的學派，比如說你也承認程序論，還有像賀衛方老師他們做的一些研究也很有價值。為什么不選擇他們的？這當然不是一個論功行賞的問題，我希望你能說得更詳細一些。另外比如說你在選擇梁治平老師的一個理論的時候，是把它界分在三個題域當中的，那么你為什么把它的后兩個題域抽開了，是因為這兩個題域在你看來沒有什么實質的影響嗎？另外蘇力老師的本土資源論，你認為他是把本土資源看出是法律的一員，把國家法和民法界分開了，但實際上朱蘇力老師還有很多觀點，就是把國家法在實踐層面上的制度創新也視為一種本土資源，比如說他非常注重政黨制度對司法實踐的影響，他這方面的研究在你的文本中都沒有出現。你會不會像你批評的一些學者那樣經過切割和剪裁來選取能夠佐證你的觀點的材料？這是我的第一個問題，為什么你的判斷是中國法學面臨的是一個總體性的危機？
第二個問題是一個比較具體的問題，在你看來，像解放前在西藏地區有一些農奴制度，其實像流亡國外的達賴喇嘛他也主張說，為什么你們認為農奴就覺得他們自己不幸福呢，他們認為他們為佛祖獻身過農奴那樣的生活就是一種幸福，而中國共產黨卻要去改造它。那么在你看來這種農奴制的改造是否是必要的？這是我的第二個問題。
鄧：非常感謝這兩個提得很好的問題，因為這兩個問題隱含了批評，但是批評有好有壞。
第一個問題，中國法學為什么（我認為）存在總體性危機。其實他是把問題具體化了。我曾經在主編《中國社會科學期刊》的時候，廣州有位著名的歷史學家給我寄來一篇稿子，他說他窮盡了三年的時間就寫成了這樣一篇文章，想請鄧先生給他在《中國社會科學期刊》上發表。他說此前有一位歷史學者說過五四時期影響最大的有138本雜志，這138本雜志的思想支配了五四時期的思潮，他說錯了，這個人研究錯了，因為是139本，我發掘了另外一本。我就寫信問他，我說你真是工作很辛苦啊，然后問你想告訴我什么，是說你發現這一本而推翻他的結論嗎，還是說就支持他的結論，138和139區別到底在哪里？
賀衛方的研究的影響是更少了，而且他是沒有嚴格意義上的主張的，我對他的文本是非常熟悉的，他們都是很好的學者，但是這是我必須說明的。那么蘇力的這個問題，有一個比較大的問題，一個學者有很多觀點。坦率地講我所批評的這幾個人在中國法學界都是研究得比較好的人，但是好不是不可以批評，他的觀點是非常散亂的，有時候甚至是沒有邏輯的，寫文學作品一樣地跳，有這樣的一個傾向。所以你不要拿一些個別結論、觀點出來說話，要緊的是去看他的整個傾向是不是受現代化范式支配的。你比如說他說所有的民間習慣法最后都要被統合到國家法里面去，而這個國家法是什么呢？就是說今天的經濟的政治的發展的結果的法律的制度安排，這是個唯物論的東西。而且法律是受支配的東西，你法學家不是搞法學研究的，法律發展成什么樣就是怎么樣的，不需要這么多法學家，你把它整個邏輯看清楚了就是這么一個邏輯。你也可以說他不是這個邏輯，你給出一個法學不是滯后的，是法制決定了經濟發展的，決定了這個政治框架的，（如果）你給出這樣的論述，（那么）我覺得這個批判很好，很有效。
小梁（梁治平）的研究，它是分成三個階段。我為什么把它分成三個階段？一般中國學術界讀書都不認真，大而化之，一把抓，不仔細分析的。梁治平的研究真正有影響的就是當時他在《讀書》上發的文章，就是那個時期。這些研究我都是完全了解的，包括他怎么轉化我都知道的，比如說做法律史解釋的時候，你們知道他那本書叫《法律文化解釋》，最后的一百頁是誰做的？是我做的，是我翻譯的。所以我說把它扯開，影響大是說這個理論影響大，而不是后來的解釋，解釋沒什么大的影響，《清代習慣法》和《社會與國家》就更沒有什么影響。這個我們要分清楚。因為我們是考慮整個中國法學占有影響的理論模式，而不是說隨便一個人他做了一輩子，后來他寫得一塌糊涂的東西你也算他有影響。費孝通也就是解放前寫的東西，你不能說費先生一生的學術都很有影響，這不是做學問的人講的話，你可以愛費先生，但是你做學問不能采取這種態度。學問是解放前的，學術研究就是學術研究，對文本，不能都歸到他名下去，這不是做研究的方式。這是回答第一個問題。因此我根據你剛才提的問題，沒有對中國法學是不是總體性危機提出過其他的個案。
第二個講到改造農奴制的必要性。西藏問題，他問我是不是有必要……[聽眾三：我覺得很有必要。]我不太懂為什么提到西藏農奴制上面去，我想你的意思一定是說他們很幸福，于是乎就產生了一個他們的幸福本身是不是一個理想圖景的問題。[聽眾三：沒有說他們很幸福，達賴喇嘛說他們很幸福。]這個是事實之辯了，咱們不搞事實之辯。他的問題我想推出一個有理論意義的問題，我想是這樣，如果我們今天都是幸福的，你還跟我講什么理想圖景啊？說我們沒有未來，不是亂搞嘛。就是說，我們感覺的幸福本身能不能成為理想圖景本身？應該有理論意義的是這個問題。我們都過得很好，你搞什么左派之爭叫我們回到文革去，你搞什么改革開放，不是瞎搞嘛。是不是這么一個問題。但是從理論上來講的話，理想圖景在某種意義上講一定是脫離現實的，它決不可能是對現實的完全反映，如果是的話那所有存在都是合理的。理想圖景都是特定時空的，我講我的研究是特定時空的，因此你不可能拿西方的理想主義來糊弄我，你給不出一個普遍的東西。普遍價值我可以承認，但我是在弱的意義上承認的。什么是弱的意義上承認？比如說人權價值，我當然承認它是普遍價值，但我是在弱的意義上承認的，它一定在這個時空當中具有它自己的位置序列，它一定是這樣的。但是第二個問題我不明白你的理論意圖是什么。
聽眾四：鄧先生你好，你這個講座從內容到標題都特別吸引人。我其實在半年以前在湖南聽過你的一次類似的講座，我想觀點很多都很相近，我想提個建議性的問題，我覺得你的講座這么多時間以來，沒有很大的進步，因為觀點相近。但是我聽了兩次以后，第二次聽的感受有所不同，我覺得你的很多想法是有突破性的見解，具有跨時代的新知吧。
我提的問題就是，你講的這個世界圖景，我想不但是法學這一塊，就像你所講的是以法學為例講中國學術向何處去。但我覺得這個問題既然不是局限在這一塊，它是和經濟，比如說還有倫理學和其他都相關，那你以后研究是不是應該側重從另外的角度去評估中國學術向何處去。以哲學為例，我覺得是這方面沒有突破，導致這個問題說起來不那么有一個體系。
鄧：Ok，非常謝謝你。其實你不是贊揚而是批評。我是這樣想的，大家一定要注意，我們講突破也好，講什么也好，都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一個人的學術研究的生涯當中，如果有一點點東西，就哪怕是提出一個小問題，不得了了，太難了。但是剛才你講的那個問題我是可以做到的，我想中國的哲學往何處去，這個問題很容易做到，這只是一個抽象的問題、一般化的問題，這個不是什么突破。要緊的是，學術研究不是看你給出了多少結論和多少答案，因為我們都知道，根據任何一個前提可以得出無數的結論來。比如說馬克思主義的唯物觀，把它作為前提你可以得出無數的結論。你把那些結論全部否定掉了，你的前提動嗎？前提不動的。高水平的研究不會去針對結論的，你要打的什么？是前提。你說法律學術不是建構的，法律知識和法律制度都是普適的，你把我這個摧毀了你厲害了。這個還不厲害，我還有假設呢，前提的背后還有一個基本的前設，就是說法律制度和法學這樣一類東西被人建構出來的東西，真是對人的生活有行動力量的，那你憑什么說，自生自發可能嗎？人能有多大的理性，能夠使他的理性超出于生成理性的條件以外，對這些條件進行批判和反思？可不可能？這是很大的挑戰，因此問題的提出實際上要比給出結論重要得多，休謨提出一個問題，導致他身后所有的哲學家都要窮其他們一生必須回答這個問題。我就想干一件事，我提出的問題，你贊同也好，反對也好，對不起，以后你想做中國研究，你回避不了這個問題。
聽眾四：謝謝。
聽眾五：鄧先生你好。我本身是做教育研究的，我在網上看到你不少你關于在吉大教育的嘗試，還有你的文章，我非常有興趣。我想問你認為中國教育本身有哪些大的缺失，有哪些是最主要的？
鄧：這個問題是我一直特別關心的，總想寫一個東西，但是總覺得沒有特別多的時間。我在教育界有很多朋友，專門搞理論教育和理論研究的，我也讀過很多關于這方面的書，因為我有女兒以后我就特別關心這個問題。但是我曾經嘗試過，我女兒上小學三年級的時候我就讓她休學。我女兒是個特別優秀的孩子，肯定在體制內他們的評價系統里邊也是最好的學生，在外邊她的性格各方面最好的學生，反正是非常好的一個孩子。但是到三年級的時候我就讓她休學了，休學了回家，我就跟她講：“你這樣學下去，我覺得會出問題的。”她一直很緊張，在她上學以前我就跟她說老師講的不一定都對。我在寫我女兒的故事沒有寫完，有一個故事，我準備寫在入學前我對她的教育，從她會說話我就告訴她，沒有人是正確的，連爸爸都經常要犯錯誤的，只有上帝不會犯錯誤。后來她看了圣經，她說爸爸你錯了，諾亞方舟的故事說明上帝也會犯錯誤，否則就不會有諾亞方舟這個故事。后來她讀書我就跟她老師也會犯錯誤，老師講的都不一定正確，你一定要自己想。她有一次考試拿了98分，她說：“哎呀爸爸，那兩分就是因為你。”我說你考試差兩分怎么會是因為我呢？她說：“就是你告訴我，老師不一定對，要自己想。我一想就想錯了。”后來我想這個東西要跟她解釋一下。我經常跟她散步，后來我想到一個很好的例子，我跟她說：“你看，我告訴你的是什么呢？這條道路是向前的，但同時向后，還可以向左，也可能向右。你們老師告訴你這條路只能向前。你犯的錯誤是應該向前的時候你向左，所以我沒有錯，還是你錯了。”她說：“對，我搞錯方向了。”
那么這個例子說明什么？她休學一年之后，我在家里教她讀書，讀詩書，看她自己有興趣看的書，有時候我會安排一些書給她看，特別愉快。到了一年以后，我受不了了。我是愉快得受不了，她是愉快的想繼續享受。后來我跟她講：“不行，你必須回去了。”她說：“我很愉快，你也很愉快，為什么要回去？”我說：“因為你在家里學不到壞。你有很多好朋友來看你，哥哥姐姐弟弟妹妹都會陪你玩，但是在家，在這樣的環境里，你不知道什么叫壞，你不知道什么叫貓膩，你不知道什么叫做個局，你都不懂，所有社會性的東西你都不懂，都是掩飾，因為家里來的都是客人都是朋友。我沒有辦法，我必須把你送回去。”她說：“這倒是真的。”[聽眾笑]
因此，教育這方面我比較感覺到什么東西呢？開放性。開放性是一個很根本的問題。我們的教育嚴格來講其實是不開放的。你不要說給你教室開放，給你討論開放，我就問你，你們敢不敢在課堂上批評你的老師？你除非不想畢業。你敢不敢寫一篇文章把你老師批一把，發到雜志上？不行，不讓發，而且你還要出大問題。我的課堂里就是一定可以的，我說你們其他老師不敢批你就批我。因為知識就是給批判的，憑什么不可以批判？但在這個意義上講我們的開放絕對是不夠的，對知識本身的開放性是不夠的，對知識的生產方式、再生產的方式本身也是不開放的。
所以我對教育的根本性的看法就是，我們是不是把人，我們的學生，他們在學校期間，尤其是大學生，包括研究生、博士生，他們不再簡單的是把9年、10年放在了高校，他們是把最美好的青春和生命放在了高校。他們是人，他們是有腦子的人。如何來認識這個問題？我的意思是如果我們看到的是這個問題，現在我們不是。我們現在教材、圖書館、計算機很多，這不叫開放，實質性的開放你敢不敢？如果你搞教育，你敢不敢開一堂課，讓學生在課堂底下批評，給他10分鐘時間評價你的表現，你敢不敢？這是馬上可以兌現的，你馬上會表現得非常狹隘。我總是跟學生講，記住了，好的批評是免費服務，壞的批評也是免費服務，free charge。人家用人家的時間和生命來看你的作品，憑什么？你有什么了不起的？人家看了給你提意見，你沒想到的地方幫助你，你好像還覺得人家不尊重你了。蘇力昨天在吉林大學，昨天晚上我跟他坐同一趟車回北京。昨天晚上我們一起吃飯，他跟我講：“老鄧，昨天下午的演講學生提問了，學生提到鄧老師，批評你了，你怎么看？”我說你怎么回答呢？他說他回答兩點：第一點，我覺得被鄧先生批評是光榮的。因為你要批評他是你看得起他。我說你這個很聰明，我為什么不選擇張三李四王五就選擇你？他們代表不了中國法學啊。第二點，鄧先生講理想圖景，我其實也是有的，我的理想圖景也是有的，我的沒有他的高尚，我的理想圖景就是爸爸媽媽想著小孩上大學，他說這是他的理想圖景。他就回答了這兩點。所以說要看他敢不敢接受批判，這個很重要。
聽眾六：鄧先生你好，實際上對您的很多東西我是一直在看，包括早年您的求學和流亡北京的，后來到吉林大學，我覺得也是一個學者一脈相承的東西。但是實際上我今天不是要在這里和大家一樣來贊揚你一下，我實際上覺得，包括你到吉林大學，包括你在做學問，你陷入了一個學者的偏執，說得好聽一點可能是陷入了一種理想主義情結。包括你講中國法學合圍，包括對范式的批判，我簡單談一下我的看法。其實我覺得我們在研究法學合圍或者經濟學合圍或者哲學合圍的情況下，其實都是在建立無數的范式來探討這個問題，也就說我們如果占有的范式資料更充分、更有把握的話，那么我們對這個問題的分析或剖析會更全面。實際上來說，包括你從前面引用蘇力還是梁治平這些學者來看，其實你說把他們歸納到了一個你認為的范式里面去。實際上來說，在中國的法學界實際上形成了一個精英集團，也就是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包括西方有一種……當初上海有一個學者叫曹錦清，他寫了一本書提出什么廟堂理論、廣場理論描述知識分子。我覺得其實中國的法學界更多的可能不是一種利益相糾結的東西，因為我們更多的時候……包括上半年、前一段的時候包括張維迎等學者，提出經濟學家都是利益集團的代言人，我覺得這里面固然有著個因素，但是更多的我們應該反思，其實背后的一個東西就是我們這些經濟學家法學家實際上是以社會的精英自詡，但是他們實際上沒有切入到生活真正的層面，作為吉林大學的首席教授，你對西方帶來的宗教，或者中國本土的宗教對中國民間文化的影響你有沒有深刻的研究，再看中國的農民問題，除了農民工社會流動帶來的變化，我們中國學者到底有多少研究，有誰能對中國當下做出具體的發言？有沒有這樣的人？實際上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我覺得今天站在臺面上來演講的人是無法對這些問題作出回答的，就是因為我們這些學者順應著這種利益集團以及利益集團背后的政治格局，被排斥了。所以有的學者覺得很空虛，很空洞，表面上我們覺得像鞏獻田、像王小東，表面看來是要做什么大事，但是他做的這個事情是游離于我們生活表面的，這也就導致了我們比方說你對市民社會的研究，那么是不是來自于西方的那種范式？如果說不是那么究竟從哪里來？如果不是順應著西方的范式發展，那么這個既定的資源從哪里來？如果中國未來的市民社會或者說不存在這個市民社會，將來怎么發展？這不是一個單獨的問題了，我覺得總體來說，法學也好，并不是當下我們應該考慮的問題，當下我們應該考慮的問題應該是，實質上最本質的意義上來說應該是我們怎樣有一種機制，或者包括蘇力老師或者包括您等等這樣一批人，能應用你們的研究把一些來自民間的真正的學者，真正代表民間原生態的思想的，能代表他們聲言這樣一種思想，能夠有一個很好的推介，那么中國可能在那個時候，對中國的問題現在和未來會有更深的了解。因為我覺得，從您的角度來說，您是研究法理的，可能更關注的是更宏大的問題，比如中國或者是世界未來的法學哪里去，未來的法學家何為？可能要提供一個未來社會進化的范式，那么說，我倒不贊同所有的學者都來思考這個問題。比如在法輪功的背后，有沒有中國的法學家考慮一個宗教法的問題，我覺得很具體的東西完全可以切合在一塊，比如說我們可以有一個更宏大的主題，可以去把它們納為一體，當然我們一起來思考這個問題，然后我們可能有更多的人一點點推動中國的問題的解決，這個我覺得可能更有意義。因為我覺得現在這種大家都一起來宣揚主義，來宣揚旗幟可能不如原生態的思想的發掘來的重要。這是我的一點想法，您可以批評。
鄧：最后那句話有點遺憾，前面我都感覺講的挺好的，最后那句話似乎要把主義這個問題提出來討論，我這里講的不是主義的問題。我很贊同你的看法，但是我不贊同說我有學者的偏執。每個人都有一種身份的認定，如果現實層面的問題，中國今天的世風日下，就是每個人不遵守自己的本分。吃飯不像吃飯的，賣飯的不想賣飯的，老師不像老師，學生不像學生，當爹媽的不像爹媽，當小孩的不像小孩，沒有了本分。我的本分是什么？我的本分就是個讀書人，現在是個教書人，我就干兩件事，讀書和教書。因此沒有偏執，沒有什么理想主義，就是在這個本分上展開我自己的工作。這是我首先要回應的。
第二，你講的整個學術界的取向，不是說誰都需要去研究這些東西，都去真正去做。這個是對的，我贊同，我的意思是這些問題我們回避不了，我們過去就是這么做過來，摸著石頭過河，我們就是一步步摸，誰都是這么摸，當然假的摸，在圖紙上的水里邊摸，不是真正在水里邊趟著摸的，研究也是這樣的，這個問題很重要。但是我要提醒你一點，大家也可以參考的一點。不知道有沒有去過社科院社會學所沒有，如果你去問一下，他們在底下做了多少調查，去看他們問的問卷吧。你簡直不敢相信，他們下去了多少次，調查了多少問題，盡管是社會學所，但是為什么最后都是沒有用的，（全是）廢紙。因為研究是一定會有前件的，就是你下去為什么問這個問題而不是那個問題，不是隨便來的，不是跑下去跟他過日子你就能過出來的。那要你干什么？不是這樣的，你去看看人類學家的研究，我前面講的那個“地方性知識”的作者，他去爪哇島去跟他們一起生活，你看懷特，《街角社會》的作者，美國社會學學會主席，他跟黑幫混，他不是當一個小黑幫，他是有他一套分析架構來的，我們可以批判他的分析架構不行，不能真實地反映社會，但是不是說你跑進社會本身就能發言，你可以發言，但不是學術的發言。這個一定要分清楚。你講的這一條非常好，就是下去如何做中國的研究，現在我底下成立了兩個讀書小組，一個叫4W讀書小組，一個叫中國研究小組，就是徹徹底底地在討論現實問題，希望假以時日，能夠有一點小的貢獻拿出來給大家批評。
聽眾七：我曾經是上海人，我去年在上海辦了一個案子，全國第一個律師因為違反憲法而受到處罰。因為他在江蘇省高級法院開庭的時候，公然聲稱中國共產黨應該像中國國民黨學習，早日開放黨籍和報紙。最后他就離開了，他現在在加拿大。他們現在在海外罵共產黨，猛烈地進行批判，我告訴他，溫哥華是溫帶海洋氣候，山清水秀，你對中國是不了解的，因為你在海外。海外那么多自由派整天在這兒罵，他們研究的很多都是偽命題，中國的社會現實他們沒有真切的感受。那么我們國內的學者呢，像剛才這位先生講的法輪功的問題，我們很多問題是避不開的。我去過一個企業調查，第三車間、第四車間、第五車間，全都信發法輪功，如果你全法辦那就停產了。另外一個是家庭教會的問題，我最近辦了一個案子，管理局的人特愚蠢，宗教事務方面既沒有經驗也很不自信，只好睜一支眼閉一只眼。我們學者很少有這樣的，社科院一個朋友他在研究這個問題。我們發現我們的很多學者，還是存在一個問題，就是山頭主義很厲害。從不同的角度來看這個問題越多越好，大家可以互相包容，可以互相尊重一些。關鍵是什么？影響現在我們社會發展的很多緊迫的深層次問題，我們的學者不敢研究，還是存在一個不能夠真正地面對我們社會現實的問題，我認為這是我們學者的一個毛病。
鄧：有很多問題確實是很多學者不敢研究的，我覺得我們不能高調地要求他們。因為他們跟我們一樣也是人，他們要生存，他們有家庭。但實際上我們內心要生出一種尊重來，就是我們內心對這些東西要有向往。這個東西不是喊出來的，我覺得是內心生出來的。有些人我知道的，其實我比你更了解一些，你剛才講的這些人我都認識，他就是基督教徒，就是搞家庭教會的。這些東西不重要，重要的是這些學者應該有一種內心的東西，他自己會覺得什么東西需要研究，我們不應該是高調的要求，因為這種要求沒法做的。采取的最好的辦法是底線的辦法，就是讓他盡學者的本分，去做學者應該做的事情。現在的問題是他沒有做這些事情，他做得不是學術研究，就是剽竊、抄襲，搞那些東西。所以我覺得這個問題可以慢慢來，一定會有這樣的學者，我就知道好多學者在潛心做的，做得非常認真。慢慢看吧，有些東西也不能說。
聽眾八：鄧老師我非常贊同你的觀點，但是有一個小問題。您剛才講到農民工到城市以后，中國文化會不會斷掉。但是我想即使中國農民工都回到農村，中國文化就不會斷掉嗎？因為中國文化斷不斷掉我認為跟中國農民工沒有太大關系，而是在于中國知識分子。
鄧：我把這個問題提出來只是想說明這個問題的復雜性，想說明在全球社會結構下的時候這個問題的復雜性，而不是想給你一個結論。但是這里邊存在一個問題，我們知道其實真正的中國文化不是在都市中展開，比如說中國的都市會去過莫名其妙的西洋的情人節，圣誕節，你會收到莫名其妙的賀卡。只有在中國的農村會主要根據中國農村、中國的傳統文化的方式進行節慶這方面的工作，而農民工實際上是農村的主力。他們就是老的和少的留在農村，這種傳承不是非常好的，按照文化的傳承來講。文化很多是通過實踐來示范的，是做出來的，不是說出來的，不是靠中國學者書本上研究能夠研究的，文化一定不能脫離實踐。中國學者能夠干什么呢，當我們的文化被打壓之后會有很多人會站出來說，不可以采取這些arbitrary（專斷）的手段來做。比如說“五四”簡單地把中國的文化斷掉，簡單地搞白話文，如果當時有學者出來阻礙，這個是學者可以做的事情，但是中國確實很復雜，中國文化尤其復雜。你的問題提得很好，但是我想告訴你我并不想得出這個結論，只是想說明問題的復雜性。
——完——
「 支持烏有之鄉！」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