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法制與和諧社會
許志永
講座主題：民主法制與和諧社會
時間：10月29日（周日）下午2：30
地點：北京大學資源賓館三層1308室 烏有之鄉書社
下面是講座錄音的文字整理稿，未經主講人審閱：
許志永：今天我講的題目是民主法制與和諧社會，其實我認為民主法制也是非常好的東西，和諧社會也是符合我們理論的東西，我想講的是它們之間有什么重要的關系，在我們當下的中國我們怎么樣去建立和諧社會，我們現在面臨主要矛盾是什么，然后我們怎么去面對它，然后去解決它，最后能夠實現和諧社會。首先我要講第一個問題是當下中國社會不和諧主要表現，或者說當下中國社會主要矛盾，不和諧因素在哪里？我想一個和諧社會應該是一個理想的幸福的社會，就像人類歷史上一直在追求的夢寐以求的一種理想社會，它應該是符合絕大多數人最大幸福的社會，最近比如說胡錦濤先生講和諧社會的時候，他用了一些界定，民主、法制、公平、正義、誠信、友愛、安定、有序、人與自然和諧相處這樣一個理想，其實這些都是很美好一種理想。當然我們既然開始談和諧社會，或者要談構建和諧社會，實際上蘊含的意思是我們今天這個社會出了什么問題了，有哪些不和諧地方表現，比如這些不和諧可以有很多種，沒有一個社會是一個完美的社會，可能在北歐社會相對來說在今天人力社會比較接近完善社會，但是都會有各種各樣的問題。比如我們今天有城鄉差別、貧富不均、腐敗、環境污染等等很多問題，但是我想我們要談和諧社會的時候，我們應該去抓住主要矛盾，不和諧地方主要表現在哪里？我歸納了一下，我覺得有這么幾個方面，我認為這幾個問題是全局性的問題，是主要矛盾，是全局性的矛盾。
第一，特權腐敗泛濫。當然中國很多年來社會每一個王朝后期專制時代末期都有一個腐敗泛濫一個態勢，當然我并不是說我們這個時代一定是一個，我不希望是社會變革，用那種方式變革。在今天這個時代我們大家知道，今天中國我們很多事情幾乎所有人辦事都會想到關系，你有沒有人，這已經是我們生活常態，幾乎是今天生活常態，找到這個人是什么？他是某一個公共權利職位上的人，要不然你不會找他，而他那個公共職位應該是什么？他應該是人民公仆，他應該代表公共利益，但是他卻拿著位置來為有親屬關系的人，一個是拿錢買的來謀取私利。這種現象如此普遍，已經成為我們生活的常態。其實我們都認識到這是不正當的，這是不應該的。但是我們大部分人也都是身不由己，因為江湖都是這樣，我們都在江湖之中我們都身不由己，我們都要送禮，我們也要拉關系，其實這是一個不正義的狀態。一個中等城市你會看到公檢法工商所有幾乎掌握社會資源的權利機關，都本來應該是為公共利益服務的，但是你們發現這之間他們形成錯綜復雜的關系，成為一個利益共同體，這是非常普遍的一個現象。隨便找一個地方，可能上海、北京相對好一點。你像中國中部很多地方，所有權利機關之間，一個縣城最典型，他們之間都會認識，你的親戚、朋友出了什么事情，比如受了工商局的罰款，但是因為他有親戚在公安局，通過公安局可以再找到工商局，通過這種龐大的關系網。還有在北京那么多駐京辦事處，很大程度上都是來北京送禮的，那是一個腐敗的橋頭堡，而且非常普遍，好多縣城在北京都有辦事處，更不用說省的了。
我毫不客氣地說這個腐敗非常普遍，也許有很多國家腐敗都會存在，但是如果說在一個開放社會里面，如果有媒體監督，如果有執法監督，它不會這么普遍，至少不會說這個關系社會這么普遍，我認為關系社會本來是一個不正常的社會，人們不希望這樣子的，只不過是無奈的。你有關系跟沒有關系的人那就意味著不公正，我們這個社會那么多不公正，都是對方有關系嗎？本應代表公共利益代表公正職位的人沒有代表公正，所以導致有人遭遇不公正，特別執著和堅定的人才會來到北京形成龐大上訪群體，說明這個社會是有問題的。
第二，社會普遍缺乏正義和良知。你會發現人心散了，大家都很自私自利，不是沒有熱心公益的人，而是熱心公益的人也被迫放棄，而且最可悲的是很多家長要教育孩子，比如孩子可能在小學初中的時候，在初中樂于幫助人，看見一個生命垂危的人送到醫院去，但他的家長會告訴他不要干這種傻事。你會在汽車上、在火車上你會聽到提醒不要相信陌生人，不要跟陌生人搭話。我們發現這個社會冷漠化，這種人不為己的心態，只為自己自私自利的心態已經非常普遍，不是說我們沒有愛心，而是說我們都覺得自己很無奈，我們都覺得生活在這個社會里，我們不得不學得保護自己，把自己封閉起來，我覺得這是一個粉末化的社會，我們社會缺乏一種共同認同價值觀、一種理想、一種美德，人們都把美德小心翼翼放在心靈深處一個角落，不讓它出現，因為出現了怕自己受到傷害。當這樣一個狀態的時候，這個社會不是一個和諧的社會，是一個很冷漠的社會。
還有群體性事件時有發生，我們發現群體性事件經常發生的時候，這些參與的人不是因為跟他的直接利益有關系，而僅僅是一種發泄。就像在重慶漢源，是一起民事沖突，一個人打了一個挑夫，是專門為別人出賣勞動力社會最底層一群人，打了他之后，然后警察來處理的時候跟那個人握了手，大家看到不公平，可能另外一方讓人聯想到有權有勢，然后大家迅速凝聚起來上萬人，后來派出所都被燒了。
在安徽池州，一起交通事故，大家知道寶馬車在某種程度上成為容易被人攻擊的一個對象，為什么？人們攻擊本身不是財富，而是說獲得財富途徑不正當，人們討厭特權腐敗。在安徽池州就因為這樣一個事件也是迅速凝聚起來成千上萬的人最后把警車給燒了。而這樣的事情還有很多，比如城市管理，城管隊員經常受到人們的痛恨，受到指責。因為城管他也是在維護城市環境權也好，維護城市外貌，其實它也能夠代表一群人的利益。但是他對付是社會最弱勢群體，而人們心靈深處是受著一種不公正情緒影響，人們普遍存在心態，相當于有一種不滿情緒蔓延，很容易爆發，找某一個事件突然會莫名其妙爆發出來。所以正是從這個問題上說，我們看到我們社會不是真正穩定的社會，我們確實是一個潛伏巨大風險的社會，因為我們不知道突然哪個地方會在哪一天出現什么樣的事件，引發一起沖突，而且這個沖突它能夠迅速擴大，根本難以預料一些事情。因為什么？因為這個社會確實是不和諧的表現，有不和諧因素在里面，而且這種不和諧心態蔓延到絕大部分人的這種性格。這是我說的這幾個表現，我認為這是全局性的也是中國社會潛伏巨大危機幾個表現。
第二個問題，我們把這些矛盾進行簡要分析，為什么會出現社會缺少凝聚力，缺少正義和良知，為什么潛伏這種危機，為什么特權腐敗這么泛濫，因為我們要仔細去分析，用一個大的邏輯來講，我覺得可以借用馬克思的話來說，我們的上層建筑跟經濟基礎不相適應，我們的經濟基礎，我們的經濟是市場化，而我們政治權利還是一元化的，我們公民社會是以契約為主導的社會，已經初步建立起來。但是我們的權利仍然是一個，它的根源跟契約自由交易社會不相協調，因為權利根源是一個槍桿子，我很討厭打江山坐江山的說法，因為打江山坐江山意味著什么，這塊土地，土地上的豬、羊、人都是這塊土地上附屬物，都是江山附屬物，我打下來了，這就是我的，人民是什么？人民就是被統治者，人民就是土地上的附屬物，這樣的一種理念跟現在的理念完全是背離的，現在的理念人們是這塊土地的主人，然后政治家應該是為人民謀福利的，然后要為大家服務的，你不是主人你是公仆，公仆邏輯和打江山坐江山邏輯完全是背離的。我們一方面談依法治國，一方面會看到集權政府在拆遷，在土地征用上經常動用黑社會的手段，一方面要強調為人民服務、強調公仆，但是另一方面你會發現這個權利是相當傲慢，一個鄉鎮政府面對一個普通居民、普通民眾的時候他很牛。前兩天去最高法院信訪接待站跟一個臺灣朋友一起去，他是臺灣新黨主席謝起大，曾經做過臺灣法官，做過臺灣立法委員，現在在大陸代理一些案件。
那天是因為承德冤案我們去跟最高法院法官去談，就發現他很不可思議，他看到法警臺灣的時候他覺得很不可思議，因為他要喊人叫人名單要進去，但是有一個人沒有叫到，他想去往里探頭，然后你發現法警一把推出來，非常強硬地一把推出來，就把門關上了。但這種狀態還是很常見的，因為我親眼看到很多人在那被打，都很常見。其實在一個鄉鎮政府里面有時候都會比較傲慢，為什么可以這樣傲慢，為什么可以對人民這樣傲慢，是因為權利不是來自人民，我覺得這是一個很根本的問題，因為權利不是人民，大家對它有約束，這是一個根本的問題一個體制，上層建筑和經濟基礎一個不相適應的問題，我們社會一個步入現代文明社會，但是我們權利體系它處處表現出有些不適應，包括他們跟資本勾結這些問題都是有些嚴重的問題。這些問題和諧表現為權利不受約束，我認為一個理想社會不是在于誰執政黨，這些都是次要，關鍵是無論誰在執政，他的權利就應當受到約束，必須能受到人民的約束，否則權利會膨脹、會腐敗、會無限擴張自己的欲望。
以一個縣城為例，紀委書記他向書記、黨委書記負責，那紀檢怎么可能？而到了上一級怎么可能了解下一級那么清楚，檢察院那其實也不是敢獨立的，他怎么敢查哪個局長是一個縣里面，更不要說哪個書記，他怎么敢去查。還有法院也不能獨立審判，有些案件得聽某一個領導打一個招呼，還有人大，因為選舉沒有落到實處，導致還是存在像養老院一樣。所有法律上設置這些權利，本來我們國家權利并不缺少制約，我們憲政體制也還不錯，但是你會看到在實踐中它差得很遠，這些部門都沒有起到應有的相互監督約束作用，所以就會導致這個社會權利不受約束。其實我在做信訪報告的時候我說過，如果我們能夠把縣級政府權利有效地約束的話，我敢說中國上訪量能減少80%以上，這個約束可以分為兩部分，有少部分工商可以垂直對上負責有一部分，但是有更多的應該是對下負責，政府應該是對下負責，人大應該是對下負責，然后有些職能部門對上負責，然后這樣消解憲政權利，因為現在縣委書記就是老大，然后鄉黨委書記都是他的兄弟，公安局長是他的打手，現在很多是這樣一個狀態，那他怎么不牛？你有什么問題能夠在縣級解決，解決不了往上一級一級走，成本太高了，整個社會成本太高了。那么多人在北京結訪，整天在北京住著他愿意嗎？國家花費那么多的錢就來干這個嗎？這些都是不正常的現象，其實這些問題本來大部分可以在縣里面解決的，我覺得這些根本問題是權利受到約束，當然我并不主張變革一定要一步到位都能快，但是應該可以一步一步往前走，比如從開始進政治體制改革，我認為是可以的，其實中央也會得到高度支持。
說到這里談到第三個問題，我認為民主法制是時代的選擇，人類社會不是在所有時候都是適應民主法制的，因為如果說一個社會在極度原始狀態，人類生存還沒有保障的時候，以及這個社會遇到重大災變的時候，危險的時候社會也會出毛病，民主法制是一個奢侈的東西，也是運轉不起來的，就像德國社會也會出現法西斯，因為社會整個出了毛病，經濟危機等等一系列因素促成了法西斯的產生，民主法制是一個比較健康運行的社會能夠適應制度，但是當一個健康良好經濟現代文明社會出現的時候，他就應該有一套民主法制制度。比如民主，我認為它本來含義，它本來就是目的，它本來就是人民當家作主，它本來含義是說每一個人對自己的利益是最關心的，每一個人最清楚自己的利益所在。從本原上來說就應該是讓所有人參與關系自己利益的公共論則，當然這是不可能的，因為現代社會太復雜，所以必須由代議制選出專業人員，如何確保這些人員能夠代表你的利益來為你做事情？這是民主制度的核心框架，核心技術特點。怎么樣去設計一個制度，既能夠讓它聽我的話，如果它不聽話我必須控制它，不聽話各幾年選下去我可以彈劾它，它必須盡最大努力為我們人民服務，不可能事事都參與，還有別的事，但是它必須要為大家服務，這是民主最根本的目的。民主就是要最有效的，當然民主不僅僅是選舉，選舉是很重要的一個環節，還有權利必須要相互制衡。如果說民主它自己有時候人類也會想到，民主會出現多數人的暴政，這個憂慮不是完全不存在，但是這個憂慮在一個安定社會里面，在一個正常社會里面這個憂慮可能是被夸大了，只要是一個足夠開放的社會，讓大家平靜的心態來做出選擇，大家不會選擇把殘疾人殺掉的，多數人暴政可能是被夸大了，既然要代表一部分富人利益，就會有人站起來說我看不慣對于小商小販的驅逐，代表他們的利益，因為這幾百萬人在北京。代表他們的利益因為既然是一人一票他們人口并不少，我可能因為代表他們的利益我也成為一個政府的一個職位，民主就是一人一票，所以自然就會有人代表弱者，所以民主帶來多數人暴政可能性，只有在一個不正常社會里面才會發生，在一個正常社會里面民主，多數人的意愿，最后自然的結果既有民主，同時也會逐漸產生法制，因為人們長遠來說人們發現，有人會跟大家講司法應該獨立，為什么司法獨立？必須專業化，大家就會覺得每個人都會有判斷覺得有道理，我們就支持法院，支持一個很好的立法。接下來慢慢會發展出來一整套，當然民主和法制兩者不可缺少。如果完全沒有法制，當然民主也是不可能的，它會亂套的。實際上我說的意思是，民主只要自然社會里，民主會產生法制內涵。法制它能夠保證少數人的權益，能夠要求政府依法行政，能夠限制權利，能夠給絕大多數人帶來公平和正義。
現在我們回過頭來看，我們在過去20多年改革開放中我們經濟取得很大的進步，我們社會也有了很多的進步，我們的法律也制訂了很多，但是我們可能比較欠缺是我們民主化，因為法制缺少了民主，你會發現有同一個法律運轉不起來，法官就得聽某個領導的，所以最后大家覺得法律制訂出來但是也很無奈，這是一個似乎沒有辦法的宣傳。還有比如說法律本身有時候也會有問題，比如關于土地的法律，一個真正缺少民主意義的立法，征求意見不等同于民主立法，民主立法就是一個利益博弈，我作為全國人大常委我征求意見，關于婚姻法，關于物權法，征集19000條意見往那一放，我看一看哪個該采納，哪個不該采納，這有它的意義，但是不等同于民主立法。民主立法就是常委里面一兩百人代表不同群體和選民，他們之間談判、爭論，最后達成一個妥協，這才叫民主立法。可是我們現在常委會比如說可能有很多是官員下來，立場始終很少，他很多年沒有接觸到最底層民眾呼聲，這樣就會讓他做出選擇的時候，他會拍腦袋說，土地必須一定要地方政府來控制住，決不能給農民，要給了農民他把土地一賣，過些年沒吃的沒喝的又該找政府，其實不是這么簡單，農民不會輕易把土地賣掉的，他自己最珍惜他的土地了，但是所有這些誤解導致一些立法跟現實脫節，然后就會制造很多矛盾，包括在北京市，有時候都會有一些問題，包括養狗問題，包括打工子弟學校的問題，有些人立場只是考慮到自己群體的利益，沒有真正代表公眾利益，他沒有動機、沒有有效約束，或者說代表公眾利益的人沒有到那個位置上去，包括缺少民主立法、缺少民主執法環境以及司法環境，導致我們雖然做了很多努力，我們整天喊依法治國，但是大家對法制也失望，覺得總是建立不起來。所以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來說，我們希望我們一方面要努力推動法制進展，比如對于物權保障，比如一些立法民主化的問題，另一方面我們也會身體力行去推動民主進展，為什么我們最近在做一件事情，我們告誡很多業主委員會成員你們去參與人大代表選舉，我覺得中國社會，我一貫立場就是，這個社會變革需要很多人去做，然后需要漸進地進行，比如說關于選舉的問題，比如一個基本前提我們沒有實現，選舉有兩個基本前提一個要了解候選人，起碼要了解他做過什么，他想打算干什么，或者你至少知道他是誰，可是我們知道有很多時候選舉連他是誰都不知道就劃圈。
第二，必須有多個人參與競爭，有熱心公益的人還不算，還必須有更多熱心公益的人，選民還可以挑誰更合適，誰我更滿意，然后選上誰，這樣才能叫選舉。但是在現實生活中很多人還是意識形態進步還沒有意識到這一點，導致如果說也許是很優秀的人，但是他并不適合做這樣的工作，或者他沒興趣做這樣的工作，你把他選上去，結果就會發現人大沒有意義，人大他怎么可能起作用，那么多代表都是各自忙自己的事情，跟人大關系沒有多少關系，雖然法院賦予他很大權利，但是他沒有興趣去做那些事情。有興趣的人做不了那樣的事情，最后的結果人大當然很衰敗，被人譏笑為像藝術家。所以我認為中國社會要漸漸推動，但是確實需要很多人去努力，需要一步步地來，需要慢慢來，因為我這個人是反對革命，我覺得暴力革命產生不了真正現代文明的中國，如果真正愛這個國家，那么就應該真正發現它的問題，以一個理性態度盡量解決問題。比如說當你在選舉的時候，你遇到一些障礙和阻力的時候，你盡可能想著這個阻力可能是一些傳統思維習慣，一些傳統的做法，要盡可能去理解，而不要輕易就是敵對的心態，我覺得這個社會應該盡可能寬容所有的人，因為我們這個民族很大程度上這些問題都是歷史給我們留下來的，都是歷史的重負，我們要去改變它不是一朝一夕能改變得了，需要很多人，甚至經過很長時間的努力，然后一步步在慢慢博弈中建立一個現代文明的社會，然后真正建立起讓大部分人都能夠生活得比較自由、比較幸福、比較快樂、比較簡單的社會。我覺得我們國家有點太復雜了，太累了。完全是沒必要人與人之間的這種斗爭，很多時候其實我們完全可以生活得更簡單一些，為了這樣一種理念就需要很多人去努力。我們個人都很渺小，但是這需要很多人團結起來。
提問：你對社會主義民主和法制和資本主義民主和法制，你覺得他們之間有什么不同？
許志永：我覺得看這個問題首先我們要想是哪一個社會主義概念，比如社會主義最初概念我認為是社會本位的一個主義，用另外一句話說叫共同富裕、共同發展，要盡量實現社會平等，我覺得這是一種主義。如果說把社會主義定義成這樣一種主義，我覺得北歐顯然比中國更社會主義，北歐一些國家，但是有人卻要把它們稱為資本主義，這里面就混亂了，我不同意社會主義一定是列寧式的社會主義，什么專政一套東西，它本來就歪曲了馬克思在位以及馬克思以前社會主義本來理念，真正我認為原本意義上的社會主義就是社會本位主義跟個人相對，傾向于強調社會結果意向平等這樣一種理念、一種追求，因為人類有結果不平等，就有要求平等聲音，這是社會主義生生不息活力所在，它一直在強調這種聲音。如果僅僅是這樣的目標，那么一個健康民主法制社會，實際上能夠最大化實現馬克思之前社會主義理想，反而是強調專制、強調暴力、強調階級斗爭，反而比原初印象社會主義越來越遠，這是一個，我認為對社會主義怎么理解問題。
第二，我是反對意識形態色彩過重扣帽子，我認為我們討論所有問題前提是人，首先人在很大程度上是相同的，生物的本能人性的良知，這是主流部分。還有人是受文化影響的，比如中國和印度有一些觀念不一樣，但是我認為觀念不一樣也可以改變，關鍵是人們的教育教化從別的信息改變對自己的看法，既然人絕大多數都一樣的，我們評判哪種主義更合適，我們只要評判是否符合人的最大化的追求，包括對物質的追求，包括對精神自由的追求，如果他符合了這就是好主義，我們沒有必要說是資本主義還是社會主義，因為這個概念在二十世紀已經徹底混亂了。
提問：我提一個要求，一個迫切上訪問題，上訪被公安局拘留起來太多了，在上放門口記訪超過上訪的好幾倍，我們領一張表比領一張圣旨要難十倍不止。好多人都睡在馬路上來，應該怎么樣整治這個社會現象？
許志永：我覺得上訪問題是社會病的病癥，有這么一個群體在奔走呼號，還有相應一個群體專門來抓他們，也是在各地奔波，社會大量成本用在這里，它是社會病的一個癥狀，而且這個成本非常高。不在于說我解決這個途徑是一個根本的，就像中醫療法內在要平衡，怎么平衡？有人主張上訪問題，建立一個給信訪局擴大權利這是一種方案，另設一個獨立部門這也是一種方案，但是我認為這些都不可行。信訪機構哪個國家都有，但是問題是美國信訪機構可能只是官員一部分的工作，比如一個教育局，某一個副局長某一部分工作來解決上訪問題就夠了，他也會認真解決。比如日本政府信訪部門放在超市里便于人們去，怕別人不去。但是都是解決同樣的問題投訴，對于上級行政的投訴，有問題個別官員肯定是存在的，投訴都是存在的，美國有的城市專門設立熱線供大家投訴。但是問題區別在于中國上訪人數太多了，多到什么程度？多到在中央設一個部門，設十個部門，一百倍都解決不完。如果說國家信訪局憑現在力量，一年如果有十個案子，每一個案子有專組調查，調查清清楚楚，給你解決得非常到位，如果有一百個案子可能它也能解決，但是一千個一萬個一百萬個，這么多的時候就不可能解決，最后只能變得非常冷漠，他已經非常厭煩，他已經無可奈何了。為什么這么多人擁擠到這里，是因為各個地方、縣級以下、鄉沒有肩負起責任，只要縣、鄉肩負不了責任，中央機構再怎么努力不可能解決的。為什么縣、鄉解決不了這個問題，為什么他們不肩負起這個責任，我們就分析中國社會毛病存在。
我們分別做過三個縣詳細調查，在一個縣城里面我們看到那么多上訪案件，我們看見他們都不找信訪局了，他們直接把縣委門口大院一堵，經常有這種事情。為什么？剛才提到公檢法、工商稅所有權利都是一個利益共同體，都有錯綜復雜的關系，這邊不正當處罰你，你找哪個部門都有關系，解決不了。而且這個權利還有很多，一方面實際功能，還有一方面比較傲慢，有些問題本來是可能解決得比較公正，但是它缺少勸說能力，讓人們信任的能力，大家還是不服。最后一級一級往上上，上到上一級還不很，上一級下一級還是勾搭的，最后一級一級一直來到北京。中央政府也試圖去下一道命令再下一道命令，告訴他們一定要對老百姓好一點，一定要怎么的，但是發現這個效果都是一陣風好一點，過一陣又恢復原狀。就像治理腐敗不能根除一樣，根本問題在于什么地方？根本問題在于現在這個政府權利是來自于上面的人，只看上面的顏色，下面只要擺平就行的，壓住你怎么收買，擺平就行了，而且過幾年我走了，我就不管了，短期的效應。
于建嶸講過這樣一個故事他去臺灣訪問，我覺得他這個故事非常有代表性，說明我們上訪問題嚴重。他到臺灣去問臺灣農民，假如你們家的房子突然被政府給拆了，你們怎么辦？臺灣農民說他怎么敢？第一反應怎么可能，不敢啊，哪敢拆我的房子，萬一真的拆了你怎么著？我去法院告他，然后于建嶸再問，如果法院腐敗了怎么辦？法官怎么可能腐敗，這是他的第一反應，不可能啊。再問真的腐敗了怎么辦？那我找我的議員可以彈劾他，再問那你的議員也腐敗了怎么辦？他說那不可能，他要來求我，他的那個位置是我給他的，他當然要巴結我了，選票就值錢了，這是一個很根本的問題，政府主導，直接對人民負責，來自于人民的授權，選票啊，自然會整天討好人民，絕對不敢那么傲慢和冷漠，所以這是問題的根本。我主張有一部分要動上負責，工商、稅務要垂直的，包括共產黨計委都可以垂直約束的，但是有更多我認為權利要對下負責，只有這樣上級不用命令三溫暖，不用要求他，比誰都積極，因為他幾年以后，他的位置掌握在老百姓手里，會積極去為老百姓辦事，就是要用這種制度約束，這樣約束哪有那么多問題積累到北京來。每年兩會期間北京這邊越來越緊張，因為越來越多人過來，動員那么多人，絕對不正常的現象，好像怎么回事兒？問題出在哪里。我主張從縣級以下改革，這個社會很快會發生，這個矛盾會緩和很多年。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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