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慶東：理性看待大眾文化（一）
主題： 理性看待大眾文化
主講人： 孔慶東（北京大學(xué)中文系副教授）
時間： 11月19日（周日）下午2：30
地點： 北京大學(xué)資源賓館三層1308室 烏有之鄉(xiāng)書社
下面是講座錄音整理稿，未經(jīng)主講人審閱：
主持人：大家好，歡迎大家里烏有之鄉(xiāng)參加今天下午的講座。非常榮幸，請到了北大“醉俠”孔慶東老師，孔老師是第三次作客我們?yōu)跤兄l(xiāng)，前兩次，一次在清華大學(xué)西門外，孔老師跟我們一起談?wù)摼湃昱c革命問題。第二次在我們?yōu)跤兄l(xiāng)的原發(fā)地，北航西門外的一個地方，談金庸的武俠小說。今天是第三次，是在我們搬遷到北大資源賓館三層以后現(xiàn)在這個地方，很榮幸多次邀請到孔老師。今天孔老師來跟我們談?wù)摗袄硇钥创蟊娢幕眴栴}，下面我們就以熱烈的掌聲歡迎孔老師開始。{掌聲}
孔慶東：好像來的都是年輕的朋友，都是同學(xué)，感覺就像在北大某個教室上課一樣。不過我想，今天呢，不上課了，跟大家閑聊幾句。剛才主持人說到我前兩次來烏有之鄉(xiāng)（www.wyzxsx.com），那兩次在烏有之鄉(xiāng)胡說八道的內(nèi)容，都在網(wǎng)上，在我的書里面，都是可以看到的。其實也都是醉翁之意不在酒，都是在談別的東西。我最近是太忙了，我知道烏有之鄉(xiāng)這個地方的重要性，在當今中國，不僅是在中國，在當今世界上的重要性。大家看看烏有之鄉(xiāng)那個電子雜志，看看烏有之鄉(xiāng)幾年來所舉辦的各種活動，大概就能明白它的意義所在。它實在是我們中國當下的一根最敏感的神經(jīng)之一。它關(guān)注的都是這個民族，這個人類的走向問題。我很慚愧一直沒有安排出時間來到這里來，離北大越近的地方，反而來得越少。大概又一年多沒來過。本來定了這個月初，后來一直拖到今天。秋冬之際，我也是非常忙，今天呢，我也是還要出差。所以我只能簡單跟大家交流一下，談一點我的思考，然后希望能夠跟大家交流一下。
這個環(huán)境比較好，可能大家比較遭罪，比較委屈，但是我比較喜歡這種近距離的接觸。我上個禮拜在北大上課的時候我還在北大講，我不喜歡學(xué)生坐得一排一排規(guī)規(guī)矩矩的這種教室。這種教室是從什么時候開始的，我們古人是不這么上課的。我們從什么時候開始，學(xué)生一排排坐？然后前面搞一個獨裁者在那里講，這種形式就是監(jiān)獄的形式。就是把大家都當成工具，一堂課一堂課地灌輸下來，奴才一個個就培養(yǎng)出來了。大家到了各地都是一樣的，不論干什么工作都一樣的，更不用說今天連工作都很難找。今天是一個想做奴才而不得的時代。（眾笑）大家到處拿著個人簡歷，打的好好的，不就是想作一個奴才嗎？人家還不挑你，說不干，說你這不合格。我曾在北大開的幾次會上，我都建議，我說我們北大現(xiàn)在有了一點點錢，要蓋樓，我建議要蓋一種新的教室，這個教室不是一排一排的椅子，前面一個講臺，一個黑板，不是這樣。我說能不能椅子是圓的，或者連圓的都不是，隨便，屋里亂七八糟擺一些椅子，或者有一些椅子是轉(zhuǎn)圈的，轉(zhuǎn)椅，你愛哪個方向就向哪個方向。老師不是要固定坐在一個位置。大家就進來坐在這里，忽然有個人說話了，哦，那是老師啊！我覺得這是比較好的。
我說這個開頭地意思是，我想談?wù)勎易罱伎嫉囊粋€問題，我想今天談一個大眾社會的問題。我也沒有過多地結(jié)論，我只是來思考，把我的思考說一下，希望能和大家有所交流，便于大家來提出問題。
我們現(xiàn)在呢，是號稱進入了一個大眾時代，進入了一個大眾社會。我呢，也有很多工作也涉及到這個問題。我從十多年前開始研究通俗文學(xué)、大眾文學(xué)，那么很多人就說，你為什么研究通俗文學(xué)啊？你為什么研究武俠小說啊？你為什么研究金庸啊？有種種種種的猜測，那個猜測我們不去說它。我也不好意思說，我在從事一項偉大的工作，你們都不理解我，人是不能這樣說的。人呢，總是要把自己放的低調(diào)一點。你為什么研究金庸啊？我說我無聊啊，我品德低下。我認為研究不了高深的東西，你只能這么回答。
但是呢，這十幾年來從具體的工作入手，我看到不僅僅是我一個人，越來越多的人在關(guān)注大眾文化的問題。現(xiàn)在關(guān)于大眾文化的書，我們也出版了很多，也翻譯了很多。那么我一直有一個觀點，那么我們中國落后，到底落后在什么地方呢？我們中國不落后在高端，不落后在尖端，我們也不落后在低端，我們就落后在中間層面，中間這一層是落后的。我們在自然科學(xué)的尖端，我們在世界上是能夠排在前列的。這個世界上沒有幾個國家能把人弄到太空去，我們中國能。我們能把一個個人弄上去，我們弄上去男的了，下面準備弄上去女的。這個我相信，中國這個能力是很強的。我們在人文社科領(lǐng)域也都很尖端。尖端的東西我們不知道，我們大家不了解，但實際上我們走的很遠。不要說現(xiàn)在，差不多一百年前我們就出了魯迅。魯迅這樣的人，一百來年，世界沒幾個。美國你別看他牛，他拿不出一個像魯迅這樣的重量級人物，他沒有。他借助他的經(jīng)濟、軍事實力，盡力的傾銷他的文化，把他的文化放大一百倍給人看。放大一百倍之后還是沒有魯迅這樣級別的人物。
所以說我們尖端是一點不落后的，低端我們也一更不落后。好多人老是上外國學(xué)什么東西，學(xué)習(xí)什么性解放啊，什么吸毒啊，什么黑社會啊，那些還要向美國學(xué)嗎？中國第一。中國人壞起來也是天下第一的。中國人吃喝玩樂，什么腐敗啊，陰謀詭計啊，這都不需要向美國學(xué)習(xí)，隨便在我們犄角旮旯挖一勺就夠了。所以說中國高低都是很厲害的。
那么說你中國這么厲害怎么還是不行呢？人家現(xiàn)在還是不承認你是強國，承認你是大國，不承認你是強國，你不強在哪兒呢？不強在中間這一層，被叫做大眾這一層。我們有楊利偉上天，但大多數(shù)人不知道楊利偉是怎么上天的，包括我也不知道。就是我們科學(xué)知識其實很差，大眾的科學(xué)知識其實很差。魯迅是怎么回事呢，我們在上學(xué)的時候?qū)W了魯迅這個偉大的名字，魯迅到底有哪些思想，魯迅到底是個什么人，其實我們不知道，我們考試以后就忘了。所以大多數(shù)人對魯迅沒有什么親切感，覺得魯迅是一個冷冰冰的戰(zhàn)士。我們一方面在奧運會上拿了那么多金牌，但是我們廣大人民群眾的身體怎么樣呢？包括我這樣的人，還短身體好的人。這是恥辱，就是說我們整個民族的身體狀況是很差的。我們現(xiàn)在這個體育鍛煉就完全為了奧運會拿金牌，你看北大那體育場都不讓隨便進了，踢球要花錢，這是什么世道啊？（眾笑）我小的時候隨便踢球啊，看誰家玻璃不順眼，“梆”一腳踢過去了。現(xiàn)在哪有隨便給你踢球打球的地方？你到哪塊去玩兒，那要交錢。你這跟奧運會沒有關(guān)系。所以這個時候又讓我們想起毛主席的話，“發(fā)展體育運動，增強人民體質(zhì)。”發(fā)展體育運動的目的是增強人民體質(zhì)，毛主席從來沒有說過“發(fā)展體育運動，多拿金牌銀牌”， 沒有說過。金牌銀牌是什么東西？寧可一枚金牌不得，而要人民身體好一點，少看點病。
我們中間這個層次在各個領(lǐng)域都是落后的。所大眾文化這個問題在中國尤其顯得重要，，突出，比世界各國都要重要。中央講建設(shè)和諧社會，最后還是要落實到大眾這個層面上。關(guān)鍵和諧不和諧，是看大眾和諧不和諧。說到這里呢，我就想首先我們要解決一個問題：什么是大眾？這是我在考慮的問題。什么是大眾？我們今天說的“大眾”這個詞，只要拿到學(xué)術(shù)界，馬上就有學(xué)者推出各種各樣的定義、概念，他說大眾是這個，他說大眾是那個。什么事情只要到了學(xué)術(shù)界，就永遠說不清。學(xué)術(shù)它有一個自我的隱秘的宗旨——就是學(xué)術(shù)要保持自己的神秘性，因為這是它賴以生存一個重要前提。用古人的話說叫做“國之利器不可示人”，不能隨便告訴你，告訴你了我怎么吃法啊？這是學(xué)者們都心照不宣的一個潛規(guī)則。我這樣說不是說學(xué)者們沒學(xué)問，他有學(xué)問，但是這個學(xué)問，他不能輕易告訴別人。有一部分呢，是告訴了你，你也不懂；但有相當大的一部分是非常簡單的道理，這些簡單的道理就是學(xué)者們惴惴不安的：壞了，這事很簡單啊！稍微一暗示，他們就明白了，這怎么辦呢？學(xué)者們眉頭一皺，計上心來，把它說復(fù)雜了，一個簡單的事情，非要拼命的把它說得復(fù)雜，隨便的一杯茶，他可以寫一千本書來論述，絕對可以寫出一千本書，能夠培養(yǎng)一萬個博士——茶博士，能夠培養(yǎng)出來一萬個。這樣就有了一個存在的合理性了。我們一個龐大的學(xué)者集團，年年向國家弄那么多錢，那么他們向國家生產(chǎn)了什么東西呢？而且其實越是這么搞的，越?jīng)]有什么實質(zhì)地東西。而真正有學(xué)問的學(xué)者呢，就比如說我們這一帶，就在這個院子里，在旁邊住著，中關(guān)村一帶，大概有十萬顆中國的高級頭顱。這些人，他們在研究真正有學(xué)問的東西，卻往往得不到國家的資助，因為決定資助哪個項目，這個決定權(quán)它不在學(xué)者手里，它在一些不懂行的一些外行手里，所以我們這個學(xué)術(shù)就搞得很有意思，非常有趣的一個東西。
所以大眾這個問題，你不要到學(xué)術(shù)界去也就不要拿到學(xué)術(shù)里去討論。我可以去，因為我要去和他們戰(zhàn)斗，搞清他們的武器。你不用去。那么我們可以從否定的角度去看大眾社會。很多人一聽大眾社會就說好啊。每個時代都推出一批新的概念，新的詞匯。20世紀以來呢，大家都認為新東西就是好的。不知何時起，新就成了一個褒義詞。大家要有種警惕，啊。一些被我們看作褒義的東西不一定就是好的，不是古來就有的。在古代，老，舊才是褒義詞，自從有了“新青年”以來，新就成了褒義詞，新青年，新小說，新詩。新的變成好的了。我們需要警惕。比如現(xiàn)在 “大眾社會”這個詞一出來，新的，大家很容易認為是好的了。
更有一種思維，認為大眾社會就是民主社會，這個尤其需要警惕。我們一百年來都在呼吁這個民族，從同盟會到國民黨到共產(chǎn)黨，幾代共產(chǎn)黨，沒有一代革命者，領(lǐng)導(dǎo)人，統(tǒng)治者不重視民主，不呼吁民主。即使做得很專制。即使蔣介石做得的很專制，被叫做“獨夫民賊”，他主觀上也要民主。只不過認為火候不到，他也好似要搞民主的。每一個新時代的到來都給我們帶來一個民主的希望。所以你看不清當前問題時，就要往上一個時代去看，現(xiàn)實的答案就藏在歷史的字里行間。
我們現(xiàn)在認為大眾社會是一個民主社會，還是被概念所愚弄，覺得大眾就代表大多數(shù)。我們可以去想想文革，文革是一個民主社會嗎？文革中的悲劇是怎么產(chǎn)生的？今天關(guān)于怎么看文革，成了我們社會思想斗爭的一個分水嶺。我們由二十多年前黨的一個決議全盤否定文革，把文革說得一團漆黑沒有一點好處。凡是對歷史進行不公正評價的都要遭到反駁，于是終于在社會矛盾激烈的時候人民勇敢的站出來，為文革翻案，為文革說好話。一個極端必然導(dǎo)致另一個極端，就有一些人要說文革是全面的好，把文革說得非常偉大。但是我們客觀的講，文革時候肯定是有很多壞事的，有很多悲劇的，這是事實，任何一個時代都有悲劇。文革的時候很多人就認為是一個民主社會到來啊！
我們今天很多人在反對文革的時候，他用來反對文革的思維恰恰就是文革思維。比如有的人說你孔慶東是文革過來的人，所以你的歷史是不純潔的，你的思想是不純潔的，你是專制教育下長大的，意思就是你有原罪。他的說法好像是很公正很時尚的，我們是陽光下長大的啊，我們是民主社會長大的啊，我們是讀著English長大的啊，所以我們是很純潔的細胞啊，你文革過來的你不干凈啊，所以我們要反對文革。你看上去他好像能自圓其說，可是你看看文革的時候，文革的時候人恰恰是這么說的，他的這種論斷，這種思維方式，這種邏輯，恰恰是文革邏輯。文革的時候是怎么說的呢？文革時說你小子是舊社會過來的啊！你生在萬惡的舊社會啊，你不純潔啊！你根兒上就不對啊，我們是生在陽光下，長在紅旗下的人，我們是純潔的啊！文革中那些很幼稚的紅衛(wèi)兵就是這樣講的。所以兩個時代是驚人的相似。再往前倒，民國的時候人也是這么說的，你小子是從清朝過來的啊，我們是辛亥革命之后出生的啊，所以你是有罪的啊。歷史有時候是很悲哀的，歷史經(jīng)常被我們發(fā)現(xiàn)沒有進步，沒有改動，而且可能是越來越愚昧。剛剛過去的一個時代就被人們忘記了。
文革應(yīng)該說他有一個非常偉大的、了不起的初衷。文革的初衷，今天恐怕很多人終于可以理解了。理解真理，理解歷史，聽學(xué)者是沒有用的，有的時候光看書是不夠的，必須現(xiàn)實提供了足夠的、豐富的條件。只有中國到了今天這個真正民不聊生的時候，人們才重新意識到文革的偉大。（掌聲）昨天在我的博客上有一個混賬說，他在朝鮮生活過，知道朝鮮民不聊生的情況。我在博客上沒有時間和他糾纏，我只說了一句，你懂得什么叫民不聊生？活在當下的中國還指責別的國家民不聊生，無恥！（掌聲）你到全國各地去走一走，中國的老百姓還怎么活？中國有很多人活得很好，中國有幾千萬人都活得非常好，這個我承認。幾千萬人在中國占百分之多少？幾千萬這個數(shù)字只能拿到國外去嚇唬鬼子。我如果告訴你中國有十億人沒法活，鬼子還不震驚死啊！我在韓國生活的時候，曾經(jīng)跟他們講過一次小的戰(zhàn)斗，他們說死了多少人，我說死了大概一萬多人。哇！韓國人說這了不得啊，死了一萬多人，他們已經(jīng)無法想象一萬多人死了是什么場面。我就忽然感到兩國人民對數(shù)字的感覺是天壤之別。我說可能是我比較殘忍，中國人覺得死一萬多人沒有什么感覺，我說我們兩千多年前就活埋過四十萬人（笑聲）。長平之戰(zhàn)嘛，長平之戰(zhàn)就坑殺四十萬人。所以說今天中國死一萬多人中國人真的沒什么感覺了。這時候我覺得有點慚愧，可能是我心靈不夠善良。他們也說是啊，中國人對數(shù)字的感覺和我們完全不一樣。我說我們經(jīng)常有死亡幾十萬人的戰(zhàn)爭。這樣的戰(zhàn)役是很多的。
就是對這個數(shù)字的感覺，那么中國現(xiàn)在到底有多少人活得很不愉快？多少人活得不爽？多少人在委屈中活著？那么我想如果說委屈活得不爽的話，絕大多數(shù)人活得都委屈，包括有錢人、有權(quán)人，因為這個游戲規(guī)則使人不爽。你有了錢也不是通過正當途徑而有的錢，本來就使你高興不起來，然后因為你這個錢的來源不正當，所以你還要受到別的力量的控制和操縱，所以中國有錢人也活得不愉快。工、農(nóng)、兵、學(xué)、商可能活得都不愉快，真的愉快的人是很少的。然后不愉快我們還要裝的很愉快，怕出事啊。所以行行業(yè)業(yè)都團結(jié)起來，莫逆于心，大家每天就故意的互相煽動，咱們老百姓今個兒真高興啊，真啊真高興（笑聲）。所以我如果不是一個文化工作者，我是決不看春節(jié)晚會的。我非常了解人民群眾為什么反感春節(jié)晚會。他說你為什么看，我說我沒辦法，我是吃這碗飯的，我看了要寫文章批評他（笑聲）。沒有調(diào)查沒有發(fā)言權(quán)啊。大家知道我做這個工作我是很難受的，我看的時候心里真的很惡心，特別是開頭那幾個節(jié)目，粉飾太平那幾個節(jié)目，實在是太惡心了！也許就在這個春節(jié)晚會開幕之前幾分鐘這個國家還在砸死人，礦井下砸死人，派出所里捆打死人，還在發(fā)生著，但是只要春節(jié)晚會一開始，哇，一群傻孩子放出來，就說這國家怎么怎么好。這真是有時候令人發(fā)指，只能不去想。你不用到西部去，就在東部的一些山區(qū)，一些偏遠的地方，北京，你到那門頭溝去看看，你就知道中國人是怎么樣的民不聊生，什么叫民不聊生才知道。聊，是依靠的意思。民不聊生，就是活著沒什么依靠，沒有任何安全感。
你以為你在北京大學(xué)旁邊聽課你很幸福嗎？你走出資源賓館，隨便路上過來一個什么人把你打死，可能就白打死了。然后如果被媒體發(fā)現(xiàn)了，媒體還要說你不懂法制，為什么不拿起法律的武器保衛(wèi)自己呢？就是這樣。不要說你，我也一樣。我出去了隨便被人打死了，都很難擺平這件事。你沒有一個安全感，你不知道去依靠什么，我們大家曾經(jīng)依靠的那個東西被人家打碎了。被人家打碎了以后每人拿一塊兒拿家里去了。拿到大塊兒的那個人他很高興，但最后他發(fā)現(xiàn)他也高興不起來了，因為他自己也失去安全感了。當今中國一個億萬富翁就有安全感嗎？一樣沒有，不然為什么他們要千方百計地把錢轉(zhuǎn)移到國外呢？是因為大家都沒有安全感。
所以就有些人說，一定要再來一次文革。而且就理解了當時為什么要有文革，文革不是誰能夠發(fā)動的，你給我發(fā)動一個看看。你不用發(fā)動文革，你就發(fā)動一幫人到北大辦公樓前坐著，我給你一個小時時間，你發(fā)動十個人。如果沒有十個人心里有這種欲望，你是很難發(fā)動的。個人很難發(fā)動起來，人只能火上澆油，你不能憑空的去搞一個烏有之鄉(xiāng)，那是搞不起來的。文革之前中國只不過是出現(xiàn)了一點這樣的趨勢，如果跟今天比，文革之前的形勢那算什么，那還算腐敗嗎？不算腐敗，只不過剛剛有一點不公正。一些曾經(jīng)的革命者，認為革命勝利了，他們就要騎在人民頭上作威作福了，老子今天終于可以吃紅燒肉了。其實也沒干什么事，一個人打了天下，他想多享受一點老百姓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就是理論和現(xiàn)實脫節(jié)了。我們上學(xué)都自己走著去，他們家的孩子用公家的車送去。也不過就是發(fā)生了一些類似的情況。
那么人民，還有一些真誠的共產(chǎn)黨，他認識到這個趨勢不對，這個趨勢是危險的，而且旁邊已經(jīng)有一個覆轍就是蘇聯(lián)。蘇聯(lián)后來的跨掉，在六十年代就冒出了端倪，在六十年代，蘇聯(lián)共產(chǎn)黨就脫離了人民，就開始腐敗。所以中國就意識到了這個問題的危險性，所以可以說文革有一個偉大的初衷，它是要想徹底的解決一下中國的問題，革命的問題，最高目的是解決人性的問題。人為什么非要這么自私呢？人不自私行不行？人可不可以通過不自私的道路同樣達到現(xiàn)代化？人一定要你撕我咬的在這現(xiàn)代化道路上匍匐前行嗎？能不能團結(jié)一致，用《龍江頌》的精神實現(xiàn)現(xiàn)代化？我近兩期的博客都是借《龍江頌》在談一個問題，《龍江頌》的精神它為什么這么了不起？在今天簡直聽來是一個遙遠的神話：大旱之年，誰都想讓自己的田地里有水，可就這么一點水，這個村子有幾百畝高產(chǎn)田，但是山后另一片地區(qū)有九萬畝水稻田，讓這個水通過自己的田地，淹掉自己的高產(chǎn)田，救活山后九萬畝糧田。今天哪個村子能做到？因為我們今天的體制不允許你做到，今天的體制就不讓你做到，我們今天何況去說，我在我的博客里說，今天不要說讓水，就是讓你爭水，都沒幾條臭水溝可爭了，水全都污染了。所以現(xiàn)在這個中國是危機四伏，文化危機、糧食危機、石油危機、水危機，……沒有水啦，他還爭什么。怎么沒有水？首先是從否定龍江精神，否定雷鋒精神、否定焦裕祿精神開始的。所以眼看著這么一個輝煌的大廈一片片瓦一片片瓦的崩潰下來，今天把雷鋒拿下來，明天把劉胡蘭拿下來，等等。那么我一次談劉胡蘭的時候，還有人說，劉胡蘭為什么（這個這個）成了烈士啊，說（這個這個）因為她年紀小，（這個這個）敵人拿槍一嚇唬她就說不出來了，所以（這個）敵人認為她寧死不屈就把她給殺了。
我們今天就是理解不了人性的高貴的一面，高尚的一面。就是只要一個人成了英雄，就一定要用卑劣的動機去解釋他，就是這個時代不能理解人性任何高貴的一面。一個人平時都是凡人是庸人，可是在關(guān)鍵時刻，總有那么一部分人，可能是少數(shù)，他會煥發(fā)出高貴的一面來，這有什么不能理解的呢。但是我們今天恰恰就是不能理解，是一個不寬容的時代。誰說今天是寬容的時代？今天是非常專制的時代，專制得你必須用卑劣的動機去理解一切人的言行。你不論做什么事情，都要說你一定有一個個人動機，而且他是惡性循環(huán)——既然這樣說了，大家就覺得算了，何必做好事呢，做好事大家都不理解我，都說我有動機，那于是大家就成倍的去做壞事。的確，做好事太難了，一個好事往往有一個很好的初衷，但是過程中就會發(fā)生混亂，文革恰恰就是這樣。文革有一個了不起的初衷，有一個偉大的目的。但是這個東西一起來它就要觸動成千上萬人的利益，很多人去革別人的命的時候是朝氣蓬勃的，但是革命革到自己頭上怎么辦？革命者里邊是分很多很多層次的。有的革命者，像澎湃這樣的革命者是燒了自己家的房子去參加革命的，因為他家是地主；還有的革命者就是像阿Q一樣的革命者，他從革命的第一天起想的就是搶人家的東西。魯迅先生說的非常清楚了，把這個秀才娘子的寧式床抬到自己的土谷祠里邊，（是吧，）誰家的老婆長什么樣都想好了。革命者之間的層次是天差地別，革命好不容易勝利了，阿Q肯定是要做老爺?shù)模要做錢老太爺，這是他的夢。
那么，現(xiàn)在如果要再來一次革命，就是說一次真正的革命到來。這個真正的革命，我黨的大部分同志是不理解的。在毛澤東看來，取得全國政權(quán)，建立新中國，只是萬里長征走完了第一步。這是他在七屆二中全會上諄諄教導(dǎo)全黨的，但有很多人都認為老毛這是謙虛，認為這是他的一個隨便的比喻，不重視這句話，覺得意思就是謙虛謹慎唄，以后小心謹慎，好好的維護新政權(quán)唄。他并不能從本意上理解毛澤東思想。毛澤東這句話不是比喻，他就是真的，取得全國政權(quán)不過是換了一個政權(quán)換了一套國家機器而已，人沒有變啊。50年的人和49年的人有什么變化嗎？50年的人和48年的人沒有什么變化，人還是那個人，一個人如果是自私自利的，他還是自私自利的，他沒有什么變化。取得全國政權(quán)只是革命獲得了一個平臺。以前是要革命不行，日本鬼子來侵略，蔣介石把國家搞得一團糟，民不聊生。我們現(xiàn)在一說就是什么60年自然災(zāi)害餓死多少人，蔣介石那個時候，年年餓死那么多人怎么不提呀？是吧，蔣介石那時候哪年不餓死人啊？蔣介石怎么成了偉大的人物了呢？真是奇怪得很，共產(chǎn)黨那時候救活了這么多人怎么不提呀？是吧，你看看49年多少人口，你看看79年多少人口，就知道了，這人口怎么出來的？蔣介石那時候年年生育率那么高，怎么老是四億人口啊？那等于生一個死一個，所以人口是不增加的。所以奪取全國政權(quán)只是獲得革命的一個條件，真正的革命沒有開始。革命是革自己的命，是儒家所講的“修、齊、治、平”，人要修身，劉少奇寫的《論共產(chǎn)黨員的修養(yǎng)》。中國共產(chǎn)黨的一系列思想，我們僅僅把它放在馬克思主義這條發(fā)展線上看是不夠的，它是對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一個最好的繼承。你看馬克思列寧什么時候講過個人的修養(yǎng)？馬克思什么時候告訴過我們面對敵人的屠刀寧死不屈？沒有！可是你看成千成萬的革命先烈他為什么就寧死不屈？江姐、許云峰，他們的舉動是誰教給他們的？劉胡蘭、董存瑞，他們的行為是誰教給他們的？是馬克思嗎？不是，他們沒有讀過馬克思，他們可能都剛剛掃了盲，什么都讀不懂。他們怎么有這種烈舉的呢？是誰給他們的？當然是孔子、孟子。中國共產(chǎn)黨最好的繼承了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精華，他們想的是舍生取義，只不過今天的這個義是共產(chǎn)主義信念，是救國救人民，為了這個就值得去死。這跟馬克思沒多大關(guān)系，馬克思是描繪未來世界的一個美好圖景。所以這個人性差別這么大，奪取全國政權(quán)之后要有一個條件來建設(shè)人性，改造民族靈魂。這就是我的專業(yè)，中國現(xiàn)代文學(xué)的一個歷史使命，很多人不明白我們搞文學(xué)是干什么的，以為我們就是搞風花雪月。那恰恰不是中文系干的事，那都是一些其他專業(yè)的一些文學(xué)愛好者干的事。你如果認為中文系是研究文學(xué)的就錯了，我們中文系大多數(shù)不搞所謂文學(xué)，中文系的人搞的都是天下大事、國家大事。這是中文系的一個潛規(guī)則吧。所以如果有一些可愛的同學(xué)考研究生面試的時候，說我喜歡徐志摩，我馬上說肯定不錄取你啦，因為你根本就不懂什么叫中文系。
可是呢，這樣一個改造民族靈魂，改造人性，光有一個政權(quán)是不夠的，奪取了政權(quán)了又掌握了政權(quán)的這些人的素質(zhì)是有極大的問題的，素質(zhì)是不夠的。而且建國之后，你以為建國之后就是新社會了嗎？它只是新政權(quán)的社會，這個社會里，人們的意識沒有什么變化，人還是自私自利的人。這個翻身的貧農(nóng)分到了土地他就想當?shù)刂鳎袡C會他就剝削那些競爭失敗的人。所以五十年代好不容易取得了短暫的和諧社會，然后在殘酷的市場經(jīng)濟競爭中一些失敗者又要給人家去打工，在這個背景下才有了合作化運動。舊中國經(jīng)濟為什么不強盛？就是因為社會分配不公。國家的力量從哪里來？從納稅人那里來，對吧。所以必須納稅人富強，國家才能富強。可是舊社會是怎么樣呢？把千千萬萬應(yīng)該納稅的楊白勞剝削得一干二凈，他無稅可納；那應(yīng)該是黃世仁納稅吧，黃世仁勾結(jié)了官府不納稅。所以國家是沒有錢的。國家有什么錢？國家好不容易弄到一點錢，又被“四大家族”貪污了去，所以這個國家她才積貧積弱。共產(chǎn)黨為什么能取得政權(quán)？他抓住了大眾社會最核心的問題，解決楊白勞與黃世仁的關(guān)系。解決了黃世仁與楊白勞的關(guān)系國家就富強了。黃世仁這樣的人就要槍斃，楊白勞這樣的人讓他有生產(chǎn)自救能力，他就有納稅能力。他有納稅能力，勞動能力，而且他生的兒子可以參軍保衛(wèi)這個國家政權(quán)，這個國家就會強大。抗美援朝戰(zhàn)場上那些戰(zhàn)士哪里來的？還不就是千千萬萬個楊白勞的兒子？他們?yōu)槭裁丛敢鈪④姡勘Ｐl(wèi)自己的土地么，很容易，很簡單的道理。
大眾社會是我們今天提出的一個概念，但是建設(shè)大眾社會的這個實踐早就開始了，而且早就有成功的范例。如果這個人民他沒有得到很好的動員，他就不愛這個國家。中國這個傳統(tǒng)文化啊，它是不太重視國家這個概念的，我們古代的圣賢不太重視國家，我們古代圣賢鼓勵人直接面對宇宙，個體就是直接與宇宙對話，人生于天地之間——我們一說就是人生于天地之間，從來沒說人生于朝廷之下，圣賢是不講這一套的。所以中國人呢不太容易愛國，從孫中山到蔣介石到毛澤東到鄧小平，幾代領(lǐng)導(dǎo)人努力要做的一個事就是讓人民愛這個國，對這個國家有感情。可是人民要愛國對這個國家有感情，中國人都是實利主義的，他首先要求國家給我做點事，他先看這個國家對我有什么好處，然后我才愛你。否則的話那個愛國都是一個口號，都是停留在一個口號上。你看五十年代這個國家給人民做了事，人民就愛國了。愛國抗美援朝之后，東亞到現(xiàn)在五十年的和平，這個國家經(jīng)濟一下就有起色了。我們現(xiàn)在老說58年大躍進等等等等，你看到58年跟49年比一下這個國家強大了多少。我們現(xiàn)在一說大躍進就是大煉鋼鐵，亂七八糟的東西，又什么小鋼爐啊，什么大食堂啊，想的全是那些負面的。你有沒有看看經(jīng)濟統(tǒng)計數(shù)字，有沒有看看1958年我們的鋼產(chǎn)量真的有多少——去掉那些吹牛的，剩下的有多少，你就知道1958年的大躍進取得了多么輝煌的成就！這成就里當然有吹牛，去掉了吹牛的部分，仍然了不起。你看看那個樣板戲《海港》，《海港》里的馬洪亮唱的：“看碼頭，好氣派，機械列隊江邊排；大吊車，真厲害，成噸的鋼鐵它輕輕一抓就起來。”這是小鋼爐能煉出來的嗎？這不是小鋼爐能煉出來的，這是我們國家的大企業(yè)、大工業(yè)，你看看我們國家那時候的萬噸輪，裝載著成千上萬噸的貨物去北歐，去非洲。《海港》這部戲的主要矛盾就是一艘去北歐的貨輪，是為我們國家賺取外匯的，和一艘支援非洲人民的小麥，這兩艘船的矛盾。誰說我們不改革開放？那個時候就是跟北歐做生意，賺外匯呢！只不過我們覺得支援非洲革命更重要，階級敵人在這里面混進了玻璃纖維，我們要把它查出來。它講的就是這么一個問題。
可是這個經(jīng)濟形勢，經(jīng)過三年自然災(zāi)害，從62年開始好轉(zhuǎn)之后，62年中央確定了 “調(diào)整、鞏固、充實、提高”八字方針，連年農(nóng)業(yè)大豐收，工業(yè)產(chǎn)值使勁往上躥。我們現(xiàn)在知道改革開放，經(jīng)濟增長，數(shù)字很快，改革開放成就很大，數(shù)字確實增長很快，但是我們不要以為以前就增長很慢，以前增長得更快！我們從49年的時候，連制造肥皂都很困難的一個國家，到了人造衛(wèi)星上天，這才用幾年時間？這就十幾年的工夫啊！那個時候我們的國民生產(chǎn)總值都是以10%以上的數(shù)字在往上躥，這不得了！何況我還沒有記人口的增長，那人口是撒著歡兒的增長！人口得這么算，你光看人口增長，絕對數(shù)字還不夠，你還得考慮到人均壽命，由四億五千萬人口，平均壽命三、四十歲，到增長到七八億人口，人均壽命六十多歲，這是多么了不起啊！這是人間奇跡！自古沒有的人間奇跡！
可是生活剛一好，也就是六十年代生活剛一好，馬上就出現(xiàn)要兩極分化的趨勢——馬上就要出現(xiàn)。而且這些官僚衙門，就開始——用當時的話說，叫“鎮(zhèn)壓群眾”，不許群眾提意見，開始打人、捆人、抓人，這些事情比較多，當時積累了相當程度的矛盾。國內(nèi)矛盾比較嚴重，加上國際矛盾，就是中蘇關(guān)系破裂，中國當時實際上是把所有的智慧都發(fā)揮出來，才能在這個“地球村”上巧妙地保持平衡。在這種情況下，如何應(yīng)付內(nèi)外的壓力，重新獲得和諧，這是文革發(fā)生的一個背景。
可是文革這么大的運動一起來，各種力量它都要加入進來，就像我們后來改革開放的時候，你說我們誰是反改革的？沒有。大家都是贊同改革的，文革的時候也一樣，你說誰是反文革的，大家都是革命派，都把對方打成保守派，都說自己是革命派，每人拿一本紅寶書，都能找著毛主席語錄。毛主席語錄就像古人引用詩經(jīng)一樣，誰都能找著詞句。曾經(jīng)有那么幾個月的時間呢，全國流行說任何話之前，先說一段語錄，引用一段語錄。姜昆有個相聲，叫《如此照相》，諷刺這個現(xiàn)象，其實這個現(xiàn)象并不是文革時期的普遍現(xiàn)象，就是有那么一段兒 ，很短的時間，在一些大城市流行，在一些單位流行，所以它很有意思。據(jù)說有一個連隊，年終總結(jié)，連長總結(jié)的時候念一段，指導(dǎo)員總結(jié)的時候念一段，伙食長總結(jié)的時候說：“毛主席教導(dǎo)我們說，‘嗨！又虧了！’”。指導(dǎo)員說：“你胡說八道！毛主席什么時候說過這句話！”他說：“請翻開毛選第二頁。”一翻開毛選一看，哎，真有！毛主席在《中國社會各階級分析》中說“那些小商人、小商人一到年終總結(jié)的時候都說‘嗨！又虧了！’”毛主席還真有這句話，每個人都能找到依據(jù)。我們通過這樣的笑話就知道，一個嚴肅的運動，它在發(fā)展變化的過程中，它會變味兒，它會變質(zhì)，它會被解構(gòu)，被調(diào)侃，最后它會偏離它原來的初衷。
文革在一起來之后，各方面的力量都加入進來，所以說文革是有一個魚目混雜，泥沙俱下的過程。它雖然有一個高瞻遠矚的、偉大的開端，但它有一泥沙俱下、魚目混雜的過程，這個過程今天不好研究，沒有辦法客觀的研究，因為我們今天不是一個客觀的時代，我們今天的話語權(quán)掌握在文革的敵人手里，我們今天政權(quán)的合法性來自于對文革的否定。我們這幾代領(lǐng)導(dǎo)人，他們的政權(quán)的合法性都來自于對文革的否定，即使他心里認為文革是對的，他也不敢說，在知識界也完全是這樣。在知識界，在文化界，反對文革的人控制了主要的話語權(quán)。你比如說，我在此時此地講的這些話都不能發(fā)表在主流媒體上，如果哪家主流媒體敢發(fā)表我今天說的話，他就是不想吃這碗飯了，那就是“老子豁出去了，我就把孔慶東的話發(fā)表！”，他就是不敢。所以我們今天對文革，沒有辦法在主流媒體上，去客觀的去評價，我們想的很多事都是稀里糊涂地說的。沒有人去研究武斗是誰搞的？武斗是誰挑動的？是毛嗎?是周嗎？是江青嗎？是林彪嗎？到底是誰搞的武斗？毛澤東明明說要文斗，不要武斗。武斗者的武器是從哪里來的？當有些紅衛(wèi)兵去部隊搶解放軍的武器的時候，解放軍的武器是那么好搶的？你到部隊說，把解放軍給繳械了，把一個團隊的解放軍的武器拿走，解放軍還不給你呢！你有什么辦法？是誰命令解放軍把武器給他們的？就好像當年說“九•一八”的時候張學(xué)良不抵抗，是誰命令張學(xué)良不抵抗的？這些問題都不能研究，甚至都不好暗示，都不好去說，反正我們現(xiàn)在就是，朦朦朧朧的，反正是很混亂，混亂之后就會導(dǎo)致后面的結(jié)局。我也沒有想清楚，我只能說文革有一個慷慨悲涼的結(jié)局。
文革當然是有成就的，有非常了不起的成就，文革的時候一方面進行著那么深刻的思想斗爭連同改造，同時經(jīng)濟上取得了那么驚人的成就！文革除了66年、67年、68年經(jīng)濟受到影響之外，從69年開始，經(jīng)濟增長速度仍然是很快，甚至達到10%以上，你看看七十年代人們的衣食住行，和六十年代完全不一樣，我們國家每過十年，這人民生活水平就上了一個很大的臺階。七十年代的時候，少數(shù)城市家庭有了電視，黑白電視，特別是林彪事件之后，人們每天都是在用當時能夠獲得的物質(zhì)手段去享受，比如說我所在的城市—我是在哈爾濱長大的，有人說我們是十年浩劫，我就不同意了，我們七十年代的時候就不是浩劫，起碼70年以后人們過的是非常幸福的生活，男人成天考慮的就是怎么打家具、打沙發(fā)，女人沒事就織毛衣，女人天天織毛衣，互相交流各種花樣，上七針，下八針，都是這樣的，而且那時人民沒有任何壓力，沒有下崗啊、醫(yī)療啊、住房啊，什么壓力都沒有，一天就是家常里短，可以說過的比較庸俗，上級讓開什么會就開什么會，讓批判誰就批判誰，打倒鄧小平就打倒鄧小平，打倒“四人幫”就打倒“四人幫”，人民就是這樣的。
所以說文革的結(jié)局離它的初衷是比較遠的，大家解決了很多問題，它使中國人民終于意識到自己是人民，自己是有力量的。如果是1949年，毛澤東站在天安門上喊了一嗓子：“中國人民站起來了！”你光站起來不行，1949年中國人民，你要說站起來也可以說是站起來了，大家是踉踉蹌蹌的站起來了，肚子里發(fā)虛，腰也挺不直，一身的病，就像老舍寫的《龍須溝》里的那些中國人民。經(jīng)過了文革，人們終于感到，我是有力量的，你黨委書記我可以揍你，你廠長我可以踹你，人民是有力量的。我們今天給我給文革定的一個罪名是踢開黨委鬧革命，這是文革的罪名之一，但是我們冷靜的想想，黨委怎么就不能踢開？為什么黨委不能踢開？你黨委是個好黨委，我們就擁護你；如果黨委不好呢？問題是很多的。今天中國為什么存在著強大的反腐敗力量？這個力量是從哪里來的？這又使我們想起了文革，蘇聯(lián)為什么會垮掉？蘇聯(lián)，今天的俄羅斯為什么沒有一股強大的反腐敗力量，任憑金融寡頭操縱？那里才真正是民不聊生，為什么？就因為他沒有過文革，他不曾有過這樣一場普遍的、人民思想解放運動，他的人民沒有被從思想上武裝起來，他的馬克思主義理論被少數(shù)學(xué)者們壟斷著，在大學(xué)里研究著，跟人民離的很遠。文革是自上而下的進行了一場思想普及運動，盡管這場運動它會走樣，人民水平比較低，各種各樣的理解。各種各樣的理解不要緊，他最后總有一些收獲。總的收獲就是，我雖然是一個老百姓，我也有說話的權(quán)利，你鎮(zhèn)壓我的時候，我說不了話我就忍著，只要我能夠有機會，我就出來說幾句。這就是力量！真正有了當家作主的力量！
所以我們混亂不可，看文革都是一團漆黑，拋開那些悲劇、陰暗面，哪個時代沒有陰暗面？哪個時代都有。你說一個時代有非正常死亡，任何時代都有非正常死亡。如果你統(tǒng)計一下改革開放以來的非正常死亡，你敢說少于文革？你敢說二十一世紀的非正常死亡就少于前幾年？你敢說時代越來越好嗎？你不敢說。我們現(xiàn)在拋棄了辯證法，拋棄了毛澤東的實踐論、矛盾論，不能用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的觀點來看待這個世界，所以最后就是“胡子眉毛一把抓”，最后就變得沒有是非。
可是呢，文革這樣的狀態(tài)，我們說今天終于可以看清，它不是一個民主的理想社會。文革中，“民主”這個詞它出現(xiàn)頻率很高，說那種大民主，但是它畢竟是一個混亂的局面，是亂世，文革那種民主不是我們想要的。刷一面墻大字報，揭露一個人的罪惡，然后大家就相信了，就把這個人揪出來，可能揪對了，但也揪錯了很多人，有很多人受冤枉，受委屈，有的人自殺了。那么我們所要的民主顯然不是這樣的，那么我們很多人認為今天這樣好象是所謂的民主，那么在我看來，今天顯然也不是。看看今天這個所謂的信息時代，跟那個文革時期的鋪天蓋地的大字報何其相似！看歷史，看時代發(fā)展，一定要看到它驚人相似的一面，任何人上演過的事情，它還要再上演。要看新生事物，一定要找到它的前身，它是誰變的？你要找到它是誰變的，永遠不要相信一個東西是開天辟地是新出來的，陽光下是沒有新事物的，比如說中國自去年以來這個博客發(fā)展比較蓬勃，很多人在探討什么是博客？好像認為這是一個破天荒的事情。“博客”這個東西，它很像大字報，它不像大字報嗎？大字報好像是自由的，誰都可以貼，不加任何限制，都可以貼。但怎么有的人貼完就沒事，有的人貼完就被抓起來了？跟博客是一樣的，有的人讓你開，有的人不讓你開，有的給你刪掉了。
今天其實我們遇到了又一次“群眾運動”。所以我說怎么對待大眾社會的來臨，要不喜不懼，不要過分高興，以為這就是民主社會了。“文革”的時候，有些激進派就非常高興，以為經(jīng)過幾年“文革”，以為中國人就變得特別好了，變得特別純潔了，對革命抱有太多幻想熱情的人往往最早激情就熄滅了。所以魯迅先生說：“‘極左’最容易變成‘極右’”。人不要“極左”，也不要“極右”。“文革”的時候那種愉快的心情，就像抗日戰(zhàn)爭剛開始的“速勝論”一樣，認為日本是小國，我們是大國，很快就可以把他們打敗，通過幾個“百團大戰(zhàn)”，幾個臺兒莊，就把敵人給打敗了，這是不可能的。今天同樣要警惕，以為我們是在走向民主，我們不能走向民主的重要原因，就是我們以為自己在走向民主。蘇聯(lián)垮掉之前，有多少次蘇聯(lián)領(lǐng)導(dǎo)人都宣布他們已經(jīng)進入共產(chǎn)主義社會了，但是中國作為旁邊人，就看的很清楚，明明你這個社會越來越腐敗，共產(chǎn)黨越來越脫離人民，他的共產(chǎn)黨卻宣布“我們已經(jīng)進入共產(chǎn)主義社會了”。列寧說共產(chǎn)主義社會就是“電氣化加上土豆燒牛肉”，他們說你看現(xiàn)在我們電氣化了，家里邊也用上吸塵器了，可以經(jīng)常吃土豆燒牛肉了，他認為就是共產(chǎn)主義社會了，結(jié)果沒想到恰恰是垮臺的前期。我們今天一樣要警惕。
對于知識分子來說，怎么樣面對大眾社會？我覺得就很像文革的時候知識分子怎樣對待群眾運動的沖擊。比如說我們在網(wǎng)上，要么你就不發(fā)言，只要發(fā)言就會有對立面，有人愛你，有人恨你，你會有很大的壓力。有的人是有水平的，大部分人沒有水平，跟你胡攪蠻纏，這時候你的精神力量從哪里來？這個時候就想到毛澤東說的話。毛澤東講，我們?nèi)绾握_地對待群眾運動？群眾運動永遠是泥沙俱下的。你不要崇拜群眾，“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這句話是總體上來說的，不是說每一個人的眼睛都是雪亮的，大多數(shù)群眾的眼睛都是盲目的、盲人摸象的，你必須能夠組合群眾的目光才行。不能盲目地去崇拜群眾，群眾經(jīng)常會冤枉你，群眾經(jīng)常被誤導(dǎo)，群眾有的時候是“愚眾”，要勇敢地承認這些，然后你才能平和的對待群眾運動。受了群眾的委屈怎么辦？你要想這是正常的，群眾是永遠委屈精英的。他即使說你好的時候，也是把你說得花兒一樣說你特別好，其實你根本沒那么好，群眾是帶感情色彩的，你對他好一點，他們就把你說得不得了。
其實“毛主席萬歲”根本不是毛主席自己煽動的，是群眾非要這么喊，沒辦法，你不讓他們喊他們不過癮，他們只有喊這個才行。給老毛沒帶來什么好處，帶來的全是限制自由，老毛這個人就是想自由，但自由不了。他多次違反組織紀律。有一次在天津開完了小會，實在想吃“狗不理”包子，非得跟警衛(wèi)員說“你就讓我吃一個吧”，然后混進去坐在一塊，包子還沒端上來就被人認出來了，那人大喊“毛主席萬歲”，然后“嘩”，迅速的十幾分鐘，周圍的街道都堵滿了。天津衛(wèi)戍區(qū)出動精兵強將，把老毛拽出來了，回到政治局受到嚴肅地批評，以后嚴禁他再有類似的舉動。人民就愿意用這種方式表達，人民就是不理性的，人民表達愛和恨都是這樣，所以不存在一個理想化的大眾。我們看一下現(xiàn)在的臺灣就知道了，看看阿扁啊，阿九啊，他們演的這個戲，這就是所謂的大眾，所謂的民主，它很好玩，很好看，我們在海峽對岸隔岸觀火，是目前最好的一部電視劇，收視率超過《暗算》，它是《明算》。臺灣是這樣，美國也是這樣，不存在冷靜的、客觀的大眾。
我們每個人既是大眾的一員，又要想辦法克服自己的大眾身份，這是我們活在現(xiàn)代社會的一個悖論。一方面我們說老百姓、說大眾的時候，自己也是其中的一員，我們使著相同的洗發(fā)水、香皂，喝著一個牌子的咖啡，看著一樣的書，穿著一樣的牛仔褲，我們有很多一樣的地方。但是同時你又想我們把自己從這個群體中拔出來，我怎么跟他們不一樣？就是人啊，一方面要跟別人一樣，一方面又想辦法找到自己的優(yōu)越感，找到自己優(yōu)越的地方。你看人家上海人，上海人認為所有的人都是鄉(xiāng)下人，這是很好的，他們有一個精神支柱，比如說他在北京的表哥來看他了，他就說：“我們家鄉(xiāng)下來人了。”（笑）廣東人認為所有的人都是北方人，一個湖南朋友去看他，就說：“我的北方朋友來看我了。”其實那朋友就在湖南。北京人更有意思，北京人認為所有的人都是老百姓（笑），你看那騎三輪車的兩人聊天，“嗨，你跟老百姓一般見識干嘛呀？”（笑）他認為別人是老百姓。你看這個人啊，他能夠本能地去找一種優(yōu)越感，活在大眾社會你要找到自己的優(yōu)越感。這個優(yōu)越感不是像我剛才舉的例子是沒有道理的，應(yīng)該是有道理的，這個道理應(yīng)該通過自我反思來達到。
這里我想說說幾個偉人他們怎么看大眾問題的。
第一個就是孔夫子。孔夫子怎么看大眾問題，我想這個問題也是春秋戰(zhàn)國時代諸子百家考慮的問題之一，就是每到時代混亂，需要轉(zhuǎn)型，就出現(xiàn)一個怎么動員人口，怎么對待人口，怎么對待活著的同胞的問題。孔子對這個問題說得很清楚，孔子把人分為君子和小人，而且孔子說得很絕對：“惟上智與下愚不移”。人是有兩部分，一種是“上智”，上等的智慧者；一種是“下愚”，下等的、愚昧的人。孔子說“上智”和“下愚”是不移的，是永恒不變的。過去我們對孔子的這個言論呢，認為是反動的，大力批判。特別是我們新社會尊重勞動人民，尊重工農(nóng)兵。你看孔老二多么反動啊，他把勞動人民都誣蔑為“下愚”，而且是永遠不能翻身的“下愚”。我們“批林批孔”的時候，這是孔子的差不多排在前面的罪行之一，孔子除了“克己復(fù)禮”之外，這個罪名是很嚴重的，“上智與下愚不移”。由于我是勞動人民出身，雖然我是孔子的后代，但是出身比較貧寒，其實我對“批林批孔”是很矛盾的，一方面認為孔子說的很多話都是對的，但是同時對這句話是比較反感的。我當時反感孔子的有幾句話，一個是這句話，還有一句是“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yǎng)”，我覺得我班上的女同學(xué)是很好的，（笑）怎么成小人了？
對“上智與下愚不移”，那么我后來，慢慢的，也是近些年我重新思考，我想孔子不是那么簡單的人，不像我們批判的，所講的那么簡單。那么我們今天看看，首先看看孔子說的這句話是不是實際情況。我們今天號稱是一個普及知識、普及科學(xué)的時代，但是我發(fā)現(xiàn)不論你怎么啟蒙，不論這個社會教育怎么發(fā)展，永遠存在著知識落差和智慧落差，這個真是不變的，真是千古不變的，永遠有成千上萬的人，他是不可理喻的，他沒有辦法提高自己。再有呢，“水漲船高”。當所有人都具有了小學(xué)以上文憑的時候，只具有小學(xué)文憑的人就成了文盲；當所有的人都具有了初中以上文憑的時候，只具有初中文憑的人就成了文盲。大家可以整體向上移動，但是這個落差不變，永遠存在我們跟華羅庚的差距，我們跟魯迅的差距，這個是永遠不變的，永遠存在著“上智”和“下愚”，這真被孔子說對了。我們?nèi)绻敫淖兯菦]有辦法的，只能自欺欺人，就是給所有人都發(fā)大學(xué)文憑，多辦大學(xué)，擴招、再擴招，灌水、再灌水。我們可以跟世界吹牛，說我們一年培養(yǎng)了全世界最多的本科生、碩士生、博士生。現(xiàn)在博士生不夠了，現(xiàn)在全要博士后了，趙本山同志就很不理解，你怎么落在后邊呢，應(yīng)該往前趕，（笑）爭取當“博士前”，（笑）不能當“博士后”。這個調(diào)侃很有意思，也就是說這些東西都貶值了。當一個導(dǎo)師帶50個博士后的時候，那博士后還是個人嗎？跟“放羊”一樣，那就是“放羊”、“養(yǎng)兔子”。我前些年寫的一篇調(diào)侃的文章只是 說“現(xiàn)在研究生像兔子一樣，一窩一窩的”，那時候其實我心里想的是碩士生，沒想到現(xiàn)在博士后都是一窩一窩的，弄得國家趕緊頒布一個規(guī)定說博士后不是文憑，不是學(xué)歷。說這些都沒有用，所有東西都貶值了，所以現(xiàn)在的一個博士可能不如過去的一個本科生。你看看“文革”時候，還有“文革”以前，我們培養(yǎng)大學(xué)生是很少的，但是一個是一個，一個大學(xué)生就是一個專家。現(xiàn)在你敢說一個博士生是一個專家嗎？不是。我們浪費了那么多的青春年華就為了要這張紙，有什么用啊？騙自己，騙父母，騙國家，騙女朋友，最后耽誤的是大家的時間，沒有什么用。
“上智與下愚是不移的”，該愚昧還是愚昧，該不懂還是不懂。但是它造成了新的一個危害，就是他明明不懂卻以為自己懂了。人與人之間全都平等對話，這是錯的，不同水平的人怎么能夠平等對話？所以有位老師就寫了一篇文章——不是像我說得那么明顯，他表達了這種隱憂——他說我們現(xiàn)在遇到的一個問題就是，老師要跟學(xué)生平等對話，在老師眼里這學(xué)生可憐得很啊，什么都不懂，他卻理直氣壯地來跟你爭論，你還要尊重他，要尊重他的人格。這是我們現(xiàn)在遇到的一個最大的矛盾，老師耐著性子跟你解答一個非常愚昧無聊的問題，最后受損害的是誰？是學(xué)生。因為你的心態(tài)不正，你不可能得到正確的知識。什么叫正確的知識？就是你認為自己是無知的，老老實實地以無知的面孔向老師誠誠懇懇地請教問題，像宋濂寫的《送東陽馬生序》里邊講的，學(xué)弟子對老師的態(tài)度，弟子對老師的態(tài)度就要非常恭敬，非常謙卑。我們經(jīng)常說在韓國，在日本，在朝鮮，學(xué)生對老師是這樣的態(tài)度，其實這就是我們古人的態(tài)度。比如說在朝鮮——有人說朝鮮是專制社會，我再給你補充一個例子，朝鮮是專制社會——在朝鮮，學(xué)生向老師提問，如果老師回答不上來，是學(xué)生的責任，你提的問題老師回答不上來，一定是你提的問題有問題，是你刁難老師。在韓國在日本沒有這樣的規(guī)定，但是這樣的學(xué)生也是同樣被人在心里認為是有問題的，你怎么能提出一個問題老師不能回答呢？你向一個數(shù)學(xué)老師問化學(xué)問題，他當然不能回答，那是你別有用心。老師是講《四書》、《五經(jīng)》的，你為什么不問《四書》、《五經(jīng)》？就是說老師跟學(xué)生的態(tài)度問題。
孔子講得好，“惟上智與下愚不移”，所以孔子講，君子就是君子，小人就是小人。孔子這里講的小人不是道德上的貶義，是說你的文化修養(yǎng)不夠。怎么解決這個問題？孔子說：“安。”去年北京高考作文題目叫“安”，人要“安”，社會要“安”， “安”就是安于我這個現(xiàn)狀。現(xiàn)代化是反對“安”的，我們這個社會是不讓人安定，只要你一“安”，就會說你安步當車，裹足不前，說你沒出息，沒有競爭能力，你就要被淘汰，現(xiàn)在就鼓勵人們像瘋狗一樣往前跑。
古人講你是什么人就是什么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你是國君就好好當國君，是臣子就好好當臣子，你是國君就好好當國君，是臣子就好好當臣子，是父親就當父親，是兒子就當兒子。我們現(xiàn)在是把所有的順序都要打亂，兒子要跟父親梗著脖子說話，要教訓(xùn)父親；單位里跟領(lǐng)導(dǎo)可以隨便拍肩膀。你到西方國家去，沒有這種情況，沒有人跟董事長，跟總經(jīng)理隨便拍肩膀。只有我們可以跟系主任、跟書記拍肩膀，好像很平等，過后他該收拾你還是收拾你。把這個秩序要搞亂，孔子講，這個“安”它很好，“安”了之后，就是人要有自知之明。我是一個少尉，我怎么能跟上校平等呢？我這個上尉，我就老老實實見上校，我要鞠躬，我要敬禮，就完了。是吧，人不要僭越，那么這是孔子的一個態(tài)度，對待大眾的態(tài)度。這個態(tài)度呢，我覺得從孔子的角度上講，可以說是坦蕩的，光明磊落的，但是如果這個時代要批判孔子，這也是他一個很確鑿無疑的罪證，因為他公開的、開誠布公的講，人與人之間就是有差距的。其實恩格斯也講，人和人之間的差距要大于人和猴子的差距。人和人的差距比人和猴子的還要大，有兩個人他們根本沒法對話，你非得讓他們平等，最后非出事不可。最后一定會出事的，不能平等就不讓他平等才是合理的。要鑒別，我在這里不是宣揚人和人要不平等，人格上是平等的，但是要承認知識和能力上的不平等。你讓人家殘疾人跟正常人去市場經(jīng)濟上去競爭，表面上是讓他們平等了，實際上你是害了那個殘疾人。我們現(xiàn)在都是搞弄虛作假，“殘疾人”不許管他叫“殘疾人”，編很多好聽的名目，你編來編去他不是還是殘疾人嗎？是吧？為什么不能實事求是地去照顧他們呢？你越是避諱那些詞，越是增加他的心理負擔。
那么下面我們看看魯迅對待大眾的態(tài)度，魯迅對待大眾的態(tài)度是有改變的，是有變化的，但是呢，他最為人們所熟知的一個態(tài)度就是“哀其不幸，怒氣不爭”，這是我們都知道的。我們過去在革命時代把魯迅舉的很高，但是我們誰都能意識到，魯迅好像跟革命，跟我們講的那個革命是有差距的，并不完全是同一條軌道上的。比如說我們過去的這個革命是把工農(nóng)兵的地位抬得很高，把群眾的地位抬得很高。可是你看魯迅的文字，他經(jīng)常攻擊和批判的就是群眾。我們說魯迅是偉大的革命家，是偉大的戰(zhàn)士，不假，但是我要告訴大家，魯迅主要的力量不是批判統(tǒng)治者，魯迅的主要力量—魯迅他也罵過國民黨，罵過北洋軍閥，但不是占他文字的主要部分。所以今天很多人說，孔慶東你怎么不罵政府啊？你是不是怕政府啊，你怕死啊？我說我不怕死的時候你沒看見過，我說我沒事干嘛要罵政府呢，我為了顯示我英雄就要罵政府啊！魯迅的主要力量他不是罵政府，魯迅的主要力量是罵兩種人，一種是學(xué)者，一種是大眾。罵政府其實很容易，就是逞血氣之勇，算好了自己可以不被槍斃，啊，或者不想活了，算好了自己可以被槍斃。就是說這很容易的，你跑到大街上喊“打倒蔣介石”，這很容易，解決不了什么問題。最英雄的人，是敢跟群眾作對，這才是最了不起的。因為群眾這個力量是最大的，而且是盲動的，你敢得罪你們?nèi)珮堑泥従訂幔窟@才是需要勇氣的，是不是？你罵一句溫家寶其實沒什么，其實沒多大危險，你罵你身邊那些普通的人，這才是危險的。所以我記得我上大學(xué)的時候，丁石孫當校長，丁校長說我最不敢得罪的是我的司機，他說的可是一句大實話，這司機可是不敢得罪的，那比李鵬還要厲害。所以這個怎么對待群眾？魯迅他就勇敢的對群眾，他擺出一幅冷面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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