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大國崛起》
徐友漁
（注：本文是徐友漁先生2006年2月3日在真善美書家（大家思想網）、烏有之鄉書社主辦的“大國興衰與中國問題”學術研討會上所做的大會發言。）
作為對世界近現代史略有所知的學者，我本來并不重視電視系列片《大國崛起》，因為它并沒有講出什么了不起的新道理，它對歐美、日本等國的崛起所作的說明只是常識，而且還帶有用電視解說歷史不可避免的簡單、粗糙的毛病。所以，在一段時間內，我不理解為什么《大國崛起》會引起轟動。
只是在看了種種爭論意見之后，我才意識到，《大國崛起》宣講和重復的近現代史常識，對于我國廣大觀眾，甚至對于我們不少學者，也不僅僅是常識，更不是老生常談，而是具有新穎性、刺激性的全新觀念。有些人在看了《大國崛起》后感到驚喜，是因為他們通過這部電視片嘗到了補課的甜頭，明白了許多重要的，本來早就該知道而居然不知道的道理，他們不但感到受到了啟發，而且激發了進一步求知的愿望。我想，知道歷史的本來面目，知道事情原來怎么樣，照道理并沒有多么了不起，但對于在思想文化、知識和視野方面被長期、系統屏蔽的人，當一些簡單的道理終于使人的思想豁然開朗、融會貫通的時候，當人們突然感到自己對歷史和現實有一種入情入理、真切的理解的時候，他們的欣喜是自然的。
與此同時，我也明白《大國崛起》表達的近現代史常識對某些人是難于接受的，因為這些常識與他們多年背誦、爛熟于心的條條有些不一樣。
對電視系列片《大國崛起》的指責，最集中的一點是說，西方大國在崛起的時候，從事了殖民和侵略活動，所以我們不能正面談它們崛起的經驗，只能談它們發家的罪惡，談我們國家的屈辱、悲慘和反抗，正面地談就是對西方殖民主義、帝國主義歷史頂禮膜拜。我覺得這樣批評《大國崛起》有些偏頗。
首先，應該看到，《大國崛起》絲毫沒有掩飾和歌頌西方大國的殖民主義、帝國主義歷史。比如，在談到日本的時候，說它“成為唯一一個擠入帝國列強行列，靠侵略擴張在自己的國土外建立過殖民地的亞洲國家。”在概述20世紀的時候，第一句就是，1900年“這一年，當時的世界大國們在東方進行了一次很不光彩的集體亮相。由英國、法國、德國、美國、日本、俄國等國家組成的八國聯軍，侵入了古老中國的首都——北京。”可見，問題不是談不談西方大國的殖民歷史，而是，這是不是我們談論世界近現代史的唯一內容、全部內容？除了談它們的殖民歷史外，還可不可以，應不應該談其他方面，對我們的現代化建設有正面啟示作用的東西？
我認為，我們永遠不能回避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的問題，對于中國人來說，永遠不應該忘記自鴉片戰爭以來的侵略和反侵略斗爭。我同時還認為，這并不是我們談論世界近現代史的唯一內容。不然，應該受到批判的就不僅是《大國崛起》，還應要包括馬克思和恩格斯的《wdGCD宣言》。我們可以看到，《wdGCD宣言》中諸如以下段落的思想，與《大國崛起》的主旨是何等的相似：“美洲的發現、繞過非洲的航行，給新興的資產階級開辟了新的活動場所。東印度和中國的市場、美洲的殖民化、對殖民地的貿易、交換手段和一般的商品的增加，使商業、航海業和工業空前高漲，因而使正在崩潰的封建社會內部的革命因素迅速發展。”
我覺得，長期以來我們被一種思路或者說邏輯所誤導，這種思路認為，誰欺負和侵略過我們，誰就不是好人，我們就不能向他學習，因為，我們怎么能向壞人學習呢。不幸的是，這種思路是大有來頭的，毛澤東就強烈地持這種觀點，因而這成了一種大行其道的觀點。毛澤東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中，一開始總結中國人尋求富強之路的歷程說：“自從一八四O年鴉片戰爭失敗時起，先進的中國人，經過千辛萬苦，向西方國家尋找真理……帝國主義的侵略打破了中國人學西方的迷夢。很奇怪，為什么學生老是侵略學生呢？”
毛澤東的這個說法相當深入人心，但值得探討。第一，中國人如果不被西方侵略和打敗，只會沉醉于“天朝大國”的迷夢中，決不會想到學西方，因此，不是“帝國主義的侵略打破了中國人學西方的迷夢”，而是帝國主義的侵略激發了學西方的念頭；第二，學西方沒有成功并不必然意味著方向不對，也可能意味著學習的主張遇到了阻力，或者學習的過程被打斷，《大國崛起》中關于日本崛起的解說，有說服力地證明了這一點；第三，壞人打好人，先生打學生，只能說明不能學他如何壞，不能說明決不能向他學習，恰恰相反，更需要學習他是如何變強大的。
所以，我覺得，我們應該從“先生為什么欺負學生”這個不成立的，長期束縛我們的假問題中解放出來。
有人否定《大國崛起》的價值，理由是西方大國崛起時伴隨著殖民與侵略，我們不可能，也不應該這么做。我覺得這不成其為否定的理由，首先，這部電視片對于殖民與侵略態度很明確，沒有表露出欣賞或贊成的態度；第二，它并沒有告訴觀眾，現代化的道路，大國崛起的道路必須伴隨殖民與侵略，如果有人看了《大國崛起》后得出結論認為，中國也要搞殖民與侵略，那一定是很荒唐的事。這些人沒有看到，《大國崛起》雖然不是很系統和很學理性地論證，但它還是說了許多我們熟悉的老傳統和新傳統沒有的，我們一直很隔膜的事情。比如，市場經濟的作用，亞當·斯密所闡述的那只“看不見的手”的作用。
《大國崛起》中，我個人比較欣賞和認為富有教益的，是它介紹美國在費城制定憲法的過程，以及制憲會議參加者的心態。長期以來，我們熟悉的唯一推動歷史前進和社會進步的方式，是改朝換代，是徹底砸爛一個制度，重新建立一個制度，我們在尸堆成山、血流成河的慘烈場景中，體會到了革命的美學。我們對于另外一種理性的、漸進的，不完全是出于道義，也包含有利益考慮和討價還價而形成的進步，它所帶來的長治久安，是非常隔膜甚至不以為然的。那些農場主、商人、律師和銀行家，被稱為一個大國的開國元勛，是我們不習慣的，我們對這些人的標準稱呼，是“資產階級庸人”；對于像華盛頓這樣被譽為“國父”的民族英雄，不謀求終身執政而回到老家去經營農場，我們也是不熟悉的。其實，早在100年前，中國人就把華盛頓當成是歷史偉人，但半個世紀中，我們并不把自覺地抗拒權力欲，拒絕終身執政當成政治美德。只是在經歷了wenghuagemin的慘烈教訓后，我們才開始反思家長制和領導職務終身制的弊病。現在，對比于北朝鮮和古巴的終身制，最高權力的父子相傳、兄弟相授，我們感到自己的進步與文明，而這正是電視片《大國崛起》力圖探討和倡導的進步與文明。我相信，并不是每個人都認同這種類型的進步與文明，完全有可能，就在我們的社會上，甚至就在我們的會議上，有人會認為我們應該像北朝鮮和古巴學習。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我愿意諒解電視片《大國崛起》的簡單和粗糙，對它表示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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