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75歲的橋水基金的創始人雷·達利歐，接受美國著名主持人塔克·卡爾森采訪，引起不少關注。兩個小時不緊不慢的對話，看似云淡風輕，但卻藏著這位金融巨頭的真知灼見，和一些深層思考。
比如，他認為美國事實已經在“內戰”中；美國的制造業已經永遠追不上中國；AI可能是人類史上最偉大的發明，也可能是我們自毀的扳機......現將訪談的主要內容，分享給感興趣的朋友。
一、數據里的“隱秘內戰”
達利歐一開口，就扔了個重磅說法：美國正打著一場“隱秘的內戰”。不是戰場上硝煙滾滾，你死我活那種，而是經濟、社會和政治裂得越來越開的那種。
為證明自己不是危言聳聽，他直接甩數據：美國貧富差距快趕上100年前最糟時候，底層一半的人，財富加起來還不到全國的2%，而最頂上那1%的人，掌握著30%多的錢。他打了個比方：如果把美國經濟比作一艘船，現在的情況是“船頭在天堂，船尾在地獄”。
達利歐認為，比這更可怕的是經濟分化正在轉化成政治和社會的對立。他引用研究數據指出，美國兩黨選民的地理分布、生活方式甚至消費習慣都在加速分化——共和黨支持者更傾向于鄉村和傳統產業，民主黨支持者則集中在城市和高科技區域。這種“地域隔離”讓雙方的對話越來越少，偏見卻越來越多。
他還提到一項驚人的統計：超過40%的美國人表示，他們不愿意與支持對立黨派的人做鄰居。這種“部落化”趨勢，讓達利歐得出結論：美國社會的凝聚力正在崩塌，而這正是內戰的溫床。
達利歐進一步強調，這場“內戰”的根源并非單純的政治分歧，而是經濟不平等與文化沖突疊加的結果。他用歷史類比來加深印象：
今天的美國，與19世紀內戰前夕的南北對立有驚人的相似之處——經濟結構的分裂（當時是工業北VS農業南，現在是科技精英VS傳統工人），再加上意識形態的極端化。唯一的區別是，今天的戰場從田野變成了網絡和選票。
二、極化從何而來？全球化的代價與中國的崛起
那么，這種撕裂是如何發生的？達利歐沒有簡單歸咎于某個領導人或黨派，而是從更廣闊的視角出發，剖析了全球化、技術和政策失衡的疊加效應。
首先是全球化帶來的沖擊；達利歐指出，過去幾十年，美國企業將制造業大規模外包到成本更低的國家，導致大量藍領工人失去生計。
他給出一組數據：1970年代，美國制造業占就業比例接近25%，如今已不足10%。這些工人并沒有被新經濟吸納，而是被拋在了后面，憤怒和無力感隨之滋生。與此同時，全球化讓資本家和高技能人群賺得盆滿缽滿，財富進一步向頂層集中。
但達利歐的目光不僅停留在美國內部，還將視線轉向了中國。“美國在我們有生之年永遠無法在制造業上趕上中國，”他飽含無奈地說 “中國控制著全球33%的制造業——比美國、歐洲和日本的總和還要多。”
他列舉了中國在機器人技術、芯片生產和人工智能應用上的主導地位，強調這不僅僅是數量上的優勢，而是技術與規模的全面領先。他提到，中國在半導體供應鏈上的掌控讓美國望塵莫及，而這種差距正在重塑全球經濟格局。換言之，達利歐的一個核心觀點就是，全球化不僅掏空了美國的工業基礎，還讓中國成為了新的制造業心臟，這對美國來講是可悲的，但又無可奈何。
技術進步則是另一個重要推手；互聯網和社交媒體的崛起讓人們困在“信息繭房”中，算法推薦讓保守派和自由派各自封閉在自己的世界里。達利歐指出，這種“回音室效應”放大了情緒化的傳播，憤怒和恐懼比理性更容易在網絡上擴散。而AI的興起，則讓這種分化變得更加復雜和難以應對。
最后是政策的失衡；達利歐批評美國政府在教育、稅收和福利上的失策。他提到，美國公立教育的質量差距正在拉大，低收入家庭的孩子幾乎沒有向上流動的機會；稅收政策則持續偏向富人，導致社會流動性跌至發達國家下游。
他提到一個令人震驚的統計數據：60%的美國人的閱讀水平低于六年級。僅有 300 萬人（美國人口為 3.3 億）在推動所有技術創新。這一教育差距正在造成前所未有的財富差距。這些都表明，美國的社會流動性指數——即“美國夢”的實現可能性，已遠不如從前。
三、美國還有啥？創新和大學的命懸一線
制造業不行了，美國還有啥能拿得出手？達利歐認為，創新和頂尖大學算是美國的最后兩張王牌。但同時達利歐卻指出，即使是這兩個最后的優勢，也同樣藏著令人不安的隱患：
美國一半的頂尖創新者并不是本土培養的，而是來自世界各地、在美國大學深造的外國人才。這些人帶來了新的思想和技術，但隨著全球競爭加劇，這種優勢正在動搖。
更令人擔憂的是，AI的崛起可能連這最后一塊陣地都無法保住。達利歐談到，人工智能已經能夠達到博士水平的知識儲備，甚至在某些領域超越人類專家。他舉例說，AI不僅能分析法律文書、診斷疾病，還能創作藝術作品。這種技術飛躍意味著，美國依賴大學培養高端人才的模式可能很快過時。“如果AI能自己學習并創新，我們還能靠什么保持領先？”達利歐的語氣中帶著一絲憂慮。
他進一步分析，這種趨勢對中國有利而對美國不利。中國不僅在制造業上占據主導，還在AI應用和芯片生產上投入巨資。相比之下，美國的創新生態雖然仍然強大，但內部分裂和資源分配不均正在削弱其潛力。
四、AI是救命稻草還是火上澆油？
如果說經濟分化和極化是眼前的危機，那么AI的崛起則是達利歐眼中的未來變量。他在采訪中花了大量時間探討AI的影響。
達利歐預測，AI將在未來十年徹底改變生產力和就業結構。他提到一項研究：到2030年，全球約20%的工作崗位可能被AI取代，而美國可能首當其沖，因為它既是AI技術的先鋒，也是貧富差距最嚴重的國家之一。AI不僅能取代流水線工人，還能入侵高端領域——律師、醫生甚至藝術家都可能面臨威脅。
當然，這么宏大的話題，他怎么會不提中國呢，達利歐認為中國在AI研發上的趕超，以及應用上的領先地位（比如智能制造和機器人技術），已經讓美國感到非常大的壓力。如果繼續按現在的速度縮小雙方的技術差距的，“攻守互換”的場景，也許不久就能看到。
達利歐對AI也并非只抱有負面看法。他認為，如果政策得當，AI帶來的生產力提升可以為社會創造巨大財富，用于教育、醫療和基礎設施，從而緩解不平等。但實現這一點，必須有一個必要前提：政府通過“財富再分配”政策，確保AI的好處惠及所有人，而不是只集中在少數科技巨頭手中。
但如果做不到這一點，AI的紅利繼續被少數人壟斷，而底層民眾的生計被新技術侵蝕，現有的社會裂痕將進一步擴大，甚至引發暴力沖突。“AI可能是人類史上最偉大的發明，也可能是我們自毀的扳機”這是達利歐對AI的一個“雙刃劍”式的定性。
五、幸福到底是什么？
采訪接近尾聲時，主持人拋出了一個并不新鮮的哲學問題：“什么才是真正的幸福？”達利歐的回答是社區（聯系）。
他認為，在基本需求之外，更多的金錢和權力與健康或幸福之間并沒有相關性。但是當人們有強烈的社交聯系時，一切都會變得更好。因此，擁有強大社區的國家始終顯示出更高的幸福感，無論其GDP如何，并以印尼并不算富裕，但卻在全球幸福指數中排名第二為例，佐證自己的看法。
達利歐坦言，自己見過太多億萬富翁，他們賬戶里有無數個零，卻依然感到空虛。在他看來，美國社會的危機，歸根結底就是因為人與人之間連接的斷裂。
最后，達利歐認為，我們正在進入一個前所未有的變革和不確定性時代。舊的規則將不再適用。這將影響將不可避免的影響甚至顛覆已有的傳統文化、社會機構，經濟市場等各個領域。
至于如何應對這些情況，他開出的“藥方”是，停止那些無謂的爭吵，開始把心思放在重建本地社區上。因為在激烈變革的時代，你的人際關系會遠比你的資源更加重要。
達利歐的這場采訪，主要是圍繞美國的現狀和未來而談的，但其實的某些描述和現狀，在我們國家是不是也存在類似的情況？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老先生的話也許能給我們帶來一些啟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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