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AI“豆包”自動生成本文思維導圖
本文是本號先前推出的推文“‘打左燈，向右轉？’當然我說的是歐洲……”的譯者撰寫的譯后感。在這篇文章當中，作者介紹了西歐社會主義的歷史沿革，以及翻譯這篇文章的初衷。
在本文作者看來，重建左翼政治主體性，超越“文化戰爭”的重要前提，或許是“重訪70年代未被選擇的道路”：在21世紀的資本主義現實當中，我們應當如何基于當下的新社會議題重構“社會契約”，并進一步將其轉化為制度變革的突破口呢？
本號的目標之一，是鼓勵讀者朋友們多多來稿寫作，讓左翼輿論圈層內更廣泛，更多元的聲音可以被聽到。因此，本號歡迎非常歡迎各位讀者踴躍來稿，用更系統的方式表達自己的觀點。
文| 愛嬰斯坦
“68一代”后的歐洲建制左翼在國內的討論和研究中往往不被識別為左派/左翼政治的賡續，而是置于政黨-技術治理的譜系內，國內對非馬克思主義式的社會主義運動的認識也因社會歷史土壤而遲滯。評論者或批評建制左翼力量的失敗緣其放棄了激進行動，或指出民主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社會主義之間由始至終的暌離。就寬泛的“左翼”而言，社會民主主義興盛的20世紀90年代，歐盟15國時期甚至有13個由中左翼政黨執掌。不可否證的是，在20世紀70-90年代，歐洲中左翼的集體執政深刻地形塑了今日歐美的左翼意識形態——尤其在民粹主義的大眾政治（而不是更歐洲意義上的公民政治）、“白左”（regressive left）、DEI議題等當代焦點中回蕩。
風起云涌的60年代后，第一世界左翼不再選擇變革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的激進努力，而是選擇成為更溫和、更務實的建制派力量，民主社會主義在西歐迎來了黃金時期。“長70年代”（從6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對于全球左派的特殊意義在于，它是第二/第三國際時代（甚至應該前溯到SPD的成立）與21世紀左翼逡巡邊緣化，或者與自由主義合流（馬克·費舍意義上的資本主義現實主義）的現實之間轉折的發生處。一些思考家也據此認定國際共運實亡于70年代革命性/激進性的消弭。
從若斯潘到梅朗雄
論文本身從冗苛的學院式范式分析開始，但卻以關鍵人物為中心的視角展開，雖然必不中歷史唯物的“真實”，但亦離直觀到陌生他者的面紗不遠，在分析“無人的歷史”的職業政治化的技術官僚時代時尤能撥云見霧。此處試以兩個人物：文中提及到的利昂內爾·若斯潘（Lionel Jospin）以及“不屈法國”黨首梅朗雄（Maryline Mélenchon）為例：60年代青年若斯潘參與了托派組織的活動，70年代初又加入了重組后的社會黨（有傳言稱其加入社會黨的最初目的是“打入敵后”），進入密特朗的核心圈子，此后平步青云，密特朗勝選總統時成為社會黨的第一書記，此后經過短暫的失意，他在密特朗末期的社會黨地方選舉大潰敗后出面收拾殘局，攏起社會黨、法共、綠黨、左翼激進黨和公民共和運動黨的法國左翼大篷車——多元左翼聯盟（Gauche Plurielle），以微弱優勢勝選就任希拉克總統的總理。按他自己的期許，他的執政應是“要市場經濟，不要市場社會”的。在若斯潘的左翼政府任內，出售國有企業、降低企業稅率，同時大力推動福利（最出名的一項為35小時工作制）、縮小貧富差距，并在外交行動上保持了微小謹慎。
今天被歐洲主流媒體指認為“極左分子”的梅朗雄亦曾作為前托派分子的社會黨人在若斯潘政府教育部下任職業教育部長（若斯潘曾任國家教育部部長），后因不滿社會黨主流的保守化而先后創立了左翼黨和不屈法國，至今活躍在法國政壇。如果說不屈法國本身的組織架構代表著些許激進性政治的復歸（通過新媒體促進更廣泛的非議會政治動員、更松散的組織形式、深度圍繞領導人個人開展活動），22年總統選舉的梅朗雄奇跡與新人民陣線聯盟（Nouveau Front Populaire，NFP）則近乎于多元左翼聯盟的左翼意識形態大雜燴歸來——比后者更星散、更民粹。當NFP政府執政后，隱退已久的若斯潘也利用自己的政治余熱為左翼聯盟撐臺。
堪稱左翼建制化的活標本：利昂內爾·若斯潘的政治軌跡恰折射出社會民主主義的根本困境——當資本全球化浪潮襲來，左翼政府不得不在市場邏輯與平等訴求間走鋼絲。同理，梅朗雄和他的不屈法國多少帶著新瓶舊酒的意味，尤其是在NFP成立后。我們幾乎可以悲觀地預料到作為一種阻擊勒龐的反對派聯盟，NFP勢必會陷入分裂危機和推諉扯皮（寫作文章的2月17日，梅朗雄正在指責與社會黨的聯盟是有毒的），其執政方針最終也只會大概率接近斯塔默的工黨。梅朗雄和他的聯盟更無意顛覆第五共和國的生產體制和政治建制，我們尚未看到百事可樂與可口可樂外巴黎氣泡水的可能性。
理解若斯潘和梅朗雄兩代建制左翼之間存在著的高度共性與延續性，是理解法國乃至西歐政治中“親建制”與“反建制”力量間曖昧合作與對抗關系的鑰匙，也是在集體右轉的今日，歐洲左翼從“社會民主主義”走向“民主社會主義”衰退-穩定的余音。
重新思考西歐式的“社會主義”觀念
此外不為中國讀者熟悉、需額外說明的是將社會黨視為左翼主干之一的政治傳統。“左派無限可分”的戲謔話語背后，是歐洲左翼從“左派”名詞誕生的大革命伊始就時常分裂的辛酸歷史。在歐陸式的意識形態/觀念學（Ideology）中，共產主義（Communism）和馬克思列寧主義（Marxism-Leninism）往往被視為社會主義（Socialism）的外延，后者是一個比其在中文語境下的存在要寬泛得多的思潮范疇。雖然今日歐洲的社會主義者（各色社會黨、德國社民黨、解體后的德國左翼黨）和共產主義者都追認馬克思作為共祖，將社會主義視為工業資本主義后的新社會形態，但同時又會沿著思想與行動的不同側向撕裂開兩個相對統一的陣營——一側是伯恩施坦式漸進的、工會及立法斗爭的議會變革道路，另一側則是列寧先鋒隊式的布爾什維克運動。
摘編本文的另一個主要目的即是重新思考西歐式的“社會主義”觀念——在西歐，70年代“民主社會主義”在事實上與蘇東“社會主義”判若云泥，甚至從一開始，在根底上就分道揚鑣。前者的原典中拉薩爾、蒲魯東、第二國際（法國社會黨本身就只是它的法國支部！）等理論資源被“東方社會主義”視若異端；西歐各國的共產黨要么作為紅色巨人的側翼承受“境外勢力”的罵名，要么保持獨立在資本主義陣營中甘忍議會邊緣人的角色；在西歐這個社會主義詞源的誕生地，社會主義從不像它在東方一樣，與“共產黨”一詞并蒂而生。
伯爾尼國際和共產國際之間，社會黨人與共產黨人間錯綜的政治遺產尚待梳理，當今的左翼卻已成為一個由截然不同的群體組成的聯盟，包括原教旨主義者和實用主義者、老左派思想家和“覺醒”社會運動，以及前社會民主黨人、社會黨人和前社會民主人士。在泛左內部，激進環保主義政黨、團結在個人周圍的民粹主義式的左翼組織（莎拉·瓦根克內希特聯盟）正挑戰著因循傳統集體行動邏輯的二分老派左翼；其外，技術封建主義、加州意識形態、歐洲新右翼的陰云籠罩在傳統技術政治/職業政治古井無波的統治中。
傳統左翼的主體性力量工人群體在歐美正迅速倒向右翼勢力，個體工人越來越傾向于脫離與左翼的政治結盟。回望論文中提及的三個國家，法國的建制派已如前文所述，一小撮去議會化的激進分子則囿于托派/毛派或審美化安那其的小團體中，早早失去對主流社會的影響；在西歐左翼運動曾最激進的意大利，左翼已經被梅洛尼“沙龍左派”“勞力士共產主義”的反精英主義話語擊打得潰不成軍，“勞動者”“無產階級”“諸眾”的主體共識早就在文化戰爭中輸給民粹化的“人民”“底層”；PSOE度過了深陷腐敗和丑聞的艱難時日，如今苦力維持著內閣中更激進的匯總運動聯盟（Sumar）與地方分離主義政黨的分裂，卻仍在保守黨人民黨和西班牙民族黨的進攻下搖搖欲墜。傳統工人階級在去工業化浪潮中解體，新中產階級成為左翼基本盤，導致"經濟左翼"與"文化左翼"的路線之爭。主體性的迷失使左翼陷入悖論：越是擁抱進步主義議題，越喪失對"沉默多數"的話語權。西歐的民主社會主義最終成為了資本主義體制里呈現允許多元意見幻象的修飾符，在極化、風雨飄搖的國際環境中變為久加喬夫（編者注：我們不知道這個人是誰）式的宮廷小丑，或者對右翼政府的淺淺矯枉。
當下歐洲左翼的困境，本質是"長70年代"改革路線的熵增結果。資產階級議會執政+福利國家模式所依賴的增長支柱——廉價能源、產業保護、人口紅利——已在沖突日增的時代分崩離析。
重訪70年代未被選擇的道路
但歷史的辯證法還在舞動。法國"黃背心"運動中，梅朗雄派與工會的臨時結盟暗示著階級政治的潛在復蘇；新的德國左翼黨對青年群體及前東德地區的基層深耕，展現出超越文化戰爭路線的可能。要重建左翼的主體性，或許需要重訪70年代未被選擇的道路——不是簡單的回歸激進主義（暴露在“黃背心”中的民粹傾向），而是在數字資本主義時代重構"社會契約"：將算法監管、平臺經濟民主化、氣候正義等新議題，轉化為制度變革的著力點。
當歐盟議會里，歐洲社會黨、歐洲左翼黨、歐洲綠黨等左翼跨國政黨聯盟仍在為經濟停滯和債務危機焦頭爛額時，巴黎街頭的青年抗議者已舉起"不要你們的進步，我們要革命"的標語。這種代際張力或許證明：歐洲左翼的未來，仍在議會政治與街頭運動的脆弱平衡中發出斑駁星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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